田鵬：虛假訴訟罪的9大無罪辯點（1500篇案例研究）

田鵬律師 北京市尚權（深圳）律師事務所 副主任、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刑民行交叉案件研究與辯護部主任

近年來，随着法治觀念的不斷增強，訴訟（打官司）日益成為公民或法人解決糾紛、化解矛盾、維護權益的主要途徑。與此同時，為牟取不當利益，以捏造的事實提起訴訟的行為也逐年增多。鑒于此，為加強對虛假訴訟行為的懲治力度，2015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明确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零七條之一，内容為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同時頒布施行《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确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六）》，确定《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此罪罪名為“虛假訴訟罪。”該罪名的确定，對打擊虛假訴訟行為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然而，司法實踐中的裁判案例依然亂象橫生、同案不同判問題依然突出。鑒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2018年9月26日，以下簡稱《解釋》），該《解釋》對虛假訴訟行為的入罪标準、量刑尺度、罪數形态等問題均作了較為明确的規定。然，我國民事法方面針對虛假訴訟行為設計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也不在少數。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21年修正）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百一十六條。從以上條文規定可知，刑事法學領域中的“虛假訴訟罪”與民事領域中的“虛假訴訟”明顯存在區别。若一律将虛假訴訟行為認定為虛假訴訟罪，則會導緻上述民事法律規定被束之高閣，無從适用。

鑒于此，本文以“虛假訴訟罪、無罪”等關鍵詞，設定時間範圍，變換不同的關鍵詞組合，檢索到有研究價值的刑事案件1209篇、民事案件324篇。詳盡梳理近三年此類案件無罪判決書與不起訴決定書之裁判規律、裁判觀點，結合《解釋》及本罪相關權威解讀，總結歸納出如下9大無罪辯護要點，以期為虛假訴訟罪的刑事辯護困境提供借鑒意義。

一、行為人依法享有訴權的，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案例一：林某虛假訴訟案【案号：（2019）桂1031刑初190号】

2014年底，梁某向被告人林某借款人民币15萬元，收到借款後，梁某向被告人林某出具借款金額為人民币15萬元借條一張，約定2015年12月31日歸還。

2015年10月26日，因梁某無力還款，被告人林某便要求梁某重新出具一張借條，出具新借條時，梁某在借條上注明此借款是2014年11月30日借款的續借，并将借款金額變更為人民币20.4萬元（原借款本金15萬元+年利息15萬元×36%=20.4萬元），并約定借款于2016年11月30日歸還。重新出具借條後，梁某要求被告人林某自行将原借條銷毀，但被告人林某并沒有銷毀原借條。

事後，被告人林某拿着基于同一借款事實的梁某出具的借款金額為15萬元和人民币20.4萬元的兩張借條，分别于2016年5月20日、2017年3月16日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法院審理後，判決梁某償還被告人林某本金20.4萬元及支付逾期利息。公訴機關認為，林某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的行為構成虛假訴訟罪。

法院經審理認定：“捏造”是指無中生有、憑空虛構，完全沒有依據、僅靠自己的主觀想象臆造事物，使民事法律關系從無到有。如果行為人依法享有訴權，即使其篡改部分案件事實，也不能認定為虛假訴訟罪。本案中，梁某在金額為20.4萬元那張借條上簽字是梁某自願的，該份借條不是被告人林某僞造的。被告人林小盼的行為不符合《解釋》規定：“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之情形，因此，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林小盼犯虛假訴訟罪不成立。梁某出具給被告人林小盼的第二張借條即金額為20.4萬元的借條是否實際發生借貸關系，應當通過民事訴訟程序予以認定，刑事訴訟不應當介入民事糾紛對民事法律關系的實體問題進行認定。

二、存在真實的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糾紛的，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案例二：王某虛假訴訟案【案号：（2019）黑1221刑初32号】

2012年，劉某在被告人王某處借款人民币5萬元，雙方約定三分利息。2013年，王某讓劉某出具了本息共計8萬元的借據，并将劉某的工資卡押在王某處。

2013至2015年2月16日，劉某共償還王某現金39900元。在此期間，王某在劉某工資卡中支取現金共計39500元。2015年2月16日，王某将劉某手中2013年和2014年的兩張收據拿走，并将自己書寫的“劉某賬”的賬單交給劉某。後王某、劉某因8萬元欠款是否需要償付利息發生分歧。2015年7月，王某以劉某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在訴訟過程中，王某隐瞞了劉某已經歸還39900元現款的事實，并在庭審過程中對劉某提交給法庭的王某手寫“劉某賬”的賬單予以否認，導緻人民法院的判決出現偏差。案件判決後，法院向劉某下達了執行通知書。随後劉某于同年5月7日和7月8日分兩筆将判決的款項還清。經鑒定：“劉某賬”的賬單筆迹系王某本人書寫。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王某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其行為構成虛假訴訟罪。

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中，王某與劉某之間因民間借貸而産生特定的民事法律關系，又因償還借款數額産生民事糾紛，在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糾紛方面均不具有虛假性。在訴訟過程中，王某雖然隐瞞了劉某償還借款39900元的事實，但劉某承認确有600元借款未予償還，王某沒有隐瞞債務全部清償的事實，不符合捏造的事實的情形。故王某的行為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根據《理解與适用》，所謂虛假訴訟，重點是其中“訴”的虛假性——無中生有，如果行為人與他人之間确實存在真實的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糾紛，則其依法享有訴權，即使其篡改部分案件事實，亦不能認定為虛假訴訟罪，否則不符合立法原意。

三、行為人虛構法律糾紛，但有正當的事實基礎的，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案例三：胡某某虛假訴訟案【案号：蔚檢刑不訴〔2021〕66号】

2019年初，胡某某借名義上幫窦某某辦貸款的時機，提出要求窦某某夫妻支付之前200萬欠款的官司中法院判決裡沒有支持的1.5分月息，窦某某夫妻為了能讓胡某某順利幫忙完成貸款事宜，同意将該部分利息繼續支付給胡某某。因窦某某夫妻無錢支付，胡某某要求窦某某夫妻寫下四張共計30萬元的借條，借款時間分别寫2018年的不同日期。

2019年2月12日胡某某向涿鹿縣人民法院提起關于這30萬元的民事訴訟，并向法院出具該四張借條。2019年2月14日涿鹿縣人民法院調解決定，由窦某某夫妻于2019年3月30日之前償還胡某某30萬元，并由窦某某夫妻支付訴訟費2900元。

公安機關認為，胡某某與窦某某夫妻惡意串通，捏造合同法律關系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緻使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幹擾正常司法活動，行為構成虛假訴訟罪。

檢察院審查認為，窦某某夫妻給胡某某寫四張共計30萬元借條是有前因的，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即窦某某、蔔某某未給胡某某部分利息，也是胡某某幫忙辦貸款的好處費。不是無中生有，不屬于捏造債權債務關系。在胡某某答應幫忙辦貸款的前提下，窦某某、蔔某某同意給胡某某寫30萬元借條，雙方達成了意思合意。蔔某某的行為，不屬于捏造事實，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四、行為人通過僞造證據的方式誇大補償數額的，不成立虛假訴訟罪

案例四：王某、趙某虛假訴訟案【案号：奈檢一部刑不訴〔2021〕Z17号】

2007年，王某借用A房地産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的建築資質，開發B小區，涉及征遷的趙某所有的房屋建築面積91.62平方米及土地使用面積230平方米。2007年4月，王某與趙某簽訂了《房屋拆遷補償合同》，約定拆遷範圍内有商業房屋三間，建築面積91.62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積230平方米。

2008年4月25日，趙某與王某串通僞造了一份虛假的《房屋拆遷補償合同》内容為：王某補償趙某C小區臨街一層及地下一層的商鋪，面積各230平方米，共計460平方米。

2008年11月7日，趙某持該份虛假合同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王某及A房地産公司履行該合同；經人民法院判決：王某與趙某于2008年4月25日簽訂的房屋拆遷補償合同有效，按照合同約定将C小區臨街一層商業樓、位置為一層從東向西第1、2、3間和同位置地下室交付給趙某。公安機關認為，王某與趙某二人惡意串通，捏造合同法律關系，誇大補償金額，并以捏造的合同提起民事訴訟，其行為成立虛假訴訟罪。

檢察院經審查認定，王某與趙某以真實存在的拆遷補償為前提，通過僞造虛假拆遷補償合同擴大補償數額提起民事訴訟，從而獲得非法利益的行為不屬于捏造民事法律關系，虛構民事糾紛的行為，二人的行為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五、行為人被駁回起訴+沒有給對方造成嚴重損失，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案例五：王某虛假訴訟案【案号：（2018）豫1421刑初22号】

2012年6月25日，被告人王某以兒子霍某的名義将購買飼料的預存款8萬元交至A公司，2012年8月至2013年元月份，王某陸續将購買飼料的預存款8萬元及相關利息全部領走并寫有領條，但該公司未将相關收據收回。

2017年1月6日，被告人王某捏造A公司未歸還其8萬元及相關利息的事實，拿着收據以其兒子霍某的名義到人民法院起訴A公司及法人李錦，2017年2月17日，法院因此立案并審理後，于同年8月2日裁定駁回起訴。

辯護人提出，虛假訴訟罪是結果犯，不是行為犯。要成立該罪，需要具備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後果。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沒有造成嚴重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結果。法院經審理認為，現有證據無法證明王某參與了該起民事訴訟，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且霍某的訴訟請求被法院判決駁回起訴，沒有給對方造成嚴重損失，據此認定王某的行為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六、行為人不是涉案民事訴訟的原告或第三人，不成立虛假訴訟罪

案例六：王某虛假訴訟案【案号：(2019)蘇1023刑初483号】

2013年1月至2013年4月，公司經理王某多次向他人借款，向他人借款時，要求借款人注明債權人為韓某，并利用其職務之便，擅自在借條上加蓋王某公司印章，将王某公司變成借款的擔保單位。債權到期後，韓某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并将王某公司列為被告，法院受案後開庭審理。

事後，王某公司債權債務清收工作組在工作中發現向公安機關報案。公訴機關認為，該案中，王某實施了捏造事實的行為，緻使債權人向法院提起虛假的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構成虛假訴訟罪。

根據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的規定：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構成虛假訴訟罪。據此可知，該罪的主體應為提起民事訴訟的原告或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

法院經審理認，王某并非涉案民事訴訟的原告或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不具備提起民事訴訟的主體資格，不符合虛假訴訟罪的主體構成要件。因此，不應認定王某的行為構成虛假訴訟罪。

七、行為人基于錯誤認識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案例七：楊某等虛假訴訟案【案号：（2019）魯11刑終43号】

楊某因其經營的A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急需資金周轉，讓其妹妹陳某幫忙從銀行貸款300萬。陳某聯系了村鎮銀行某支行的行長甲，得知需要購銷合同，銀行才能貸款。陳某與甲商議後，安排公司的會計乙僞造了A公司和B公司的購銷合同，根據銀行要求準備相關貸款資料。乙将貸款手續提交給銀行後，2015年1月26日，300萬銀行貸款發放下來，受托支付至B公司賬戶。當日，B公司财務人員根據陳某與甲、以及B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某三人事先商議的結果，将該300萬元轉賬至龐某的賬戶。該款至今未能歸還銀行。

另查明，楊某委托陳某向B公司催要該300萬款項未果，遂向法院對B公司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B公司及該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某返還A公司已支付的貸款300萬元以及利息，并同時向該院提出财産保全申請，後該院裁定将B公司名下的财産予以查封。再查明，楊某、陳某均經公安機關電話傳喚到案。楊某到案後始終不認可其明知購銷合同是虛假的。陳某到案後基本如實供述幫楊某聯系貸款，用于A公司的資金周轉，安排财務汪某編造購銷合同，從銀行騙取貸款300萬的基本犯罪事實。

法院經審理認為，從現有證據來看，楊某以公司名義從銀行騙取貸款300萬後，并未實際收到該貸款，其委托陳某向受托支付的B公司催要該300萬款項未果，遂向人民法院對B公司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B公司及該公司法人肖某返還300萬元以及利息，并同時向該院提出财産保全申請，系基于錯誤認識，現有證據不能證實原審被告人楊某具有虛假訴訟的主觀故意，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八、虛假訴訟的行為發生在2015年11月1日之前，不構成虛假訴訟罪

案例八：張某虛假訴訟案【案号 ：寬檢刑不訴〔2021〕35号】

張某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8年4月1日，A公司與李某簽訂了《承包協議書》，約定将A公司采石場承包給李某經營，期限自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5月1日。2009年1月5日，孫某某出資入股A公司，其持有該公司51%的股份，對公司實行控股經營，并全權處理公司一切事務。同日，孫某某代表A公司與李某簽訂《加工承包協議書》，協議規定：A公司将石灰石礦山承包給李某開采，按每噸12元價格支付礦石開采費用，期限自2009年1月5日至2010年1月5日。2009年8月9日，孫某某代表A公司與李某簽訂《終止合同協議書》，協議規定：雙方自願同意終止《加工承包協議書》，合同終止前，A公司應支付李某加工費用按原協議執行。2009年10月28日，孫某某與A公司簽訂了《解除入股合同協議書》， 2009年10月28日起，A公司租賃給魏某某經營。

2014年5月18日，李某因生産加工石灰石時墊資和加工費的問題向法院起訴A公司，并追加孫某某為被告，要求按照2008年4月1日《承包協議書》給付其合同約定承包期間貨款及利息。在法院審理期間，李某向法院出具了一份日期為2012年12月31日，且有A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張某”簽名、蓋印A公司公章的《證明》，内容為李某承包A礦山公司協議至2012年12月31日止。法院于2014年9月10日據此證明判決孫某某給付李某貨款1018639.40元。後孫某某上訴，法院于2015年3月16日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後法院對孫某某執行判決。經鑒定，《證明》簽字處“張某”與張某筆迹是同一人所寫。

檢察院經審查認為，李某行為構成虛假訴訟，但其捏造事實提起民事訴訟行為至2015年3月18日二審判決已實施終了，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11月1日起實行，即虛假訴訟罪于2015年11月1日增設實施，之前刑法并不認為該行為構成犯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對罪名增設之前行為無溯及力，故李某不構成刑事犯罪。

九、同時具備《解釋》第九條規定的四種犯罪情節輕微情形的，可不起訴、免于刑事處罰或從寬處罰

案例九：吳某虛假訴訟案【案号：屯檢刑不訴〔2021〕22号】

2018年6月起，被不起訴人吳某和胡某某同時建房，期間胡某某為吳某墊付費用人民币3.6463萬元。2019年10月22日，吳某與胡某某僞造被不起訴人吳某因生意周轉資金困難2018年3月25日借胡某某19萬元的虛假借條，當日胡某某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2019年10月24日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調解書，錯誤确認被不起訴人吳某欠被胡某某19萬元。因被不起訴人吳某未按期履行還款義務，胡某某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民事調解書标的額。2019年11月5日，法院執行劃撥被不起訴人吳某個人公積金賬戶存款19.2750萬元，其中19萬元退還至胡某某的個人賬戶，胡某某扣除吳某的欠款等費用後将餘款13.4857萬元交付給吳某。案發後，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1日做出民事判決書，撤銷原先的民事調解書，吳某接受人民法院的處理決定，并繳納1萬元的罰款，并退贓19萬元。

檢察院經審查認為，吳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行為，涉嫌虛假訴訟罪。但吳某為初犯，在民事訴訟過程中自願具結悔過，接受人民法院處理決定，積極退贓，認罪認罰，犯罪情節輕微，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吳某甲不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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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田鵬律師認為，要精準把握司法實踐的脈搏，找準司法實踐的類案困境與出路，必須深入研究類案裁判規律，全面統計分析類案裁判觀點，細緻打撈案例數據庫中的典型案例，作出精準的數據統計論證，結合立法精神、司法解釋、經驗法則等，方能理清虛假訴訟行為的刑事犯罪與民事不法之界限，歸納出無罪辯護的核心突破口，以求在類案辯護中“精準切入、藥到病除”。以上裁判觀點的歸納與提煉，供法律人在司法實踐中作為疑難病竈的“解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