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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塞萬提斯《堂·吉诃德》

50多歲的吉哈諾是西班牙台·拉·曼卻的一位窮鄉紳。他成天沉迷于騎士小說并對此深信不疑,也想做遊俠騎士。他拼湊了一副破爛不堪的盔甲,牽出家中的瘦馬并為其取名驽骍難得,又為自己取了一個貴族名字堂?吉诃德?台?拉?曼卻。找了一個養豬的女子作他的意中人,取名為杜爾西内亞,又遊說貧民桑丘作他的奴仆。一切準備就緒後,便開始了遊俠的騎士生活。

堂·吉诃德把郊野上的風車看做兇惡的敵人,便持着長矛沖了過去,結果被轉動的風車抛到空中,重重摔到地上;遇到一隊被押到海上作苦工的犯人,便沖過去打倒了押送的士兵,解救了犯人。而當他要求犯人像騎士小說中描繪的那樣去向他的杜爾西内亞彙報他的豐功偉績時,犯人不但不從,還搶走了他和桑丘的衣物。主仆二人隻得帶着傷痛回家休養。

當聽說薩拉果薩城要舉行比武時,堂?吉诃德不聽家人勸阻,帶着桑丘又出了門。大學生加爾拉斯果受堂?吉诃德家人的委托,想把他騙回家。他扮成“鏡子騎士”去向堂?吉诃德挑戰,竟被一搶紮于馬下,隻得認輸而去。

堂吉诃德主仆繼續前行。在路上,堂?吉诃德要和籠中的獅子決鬥,待籠門打開後,獅子竟不屑應戰,拿屁股來對着他。接着,堂?吉诃德平息了一場婚禮上的糾紛,被視為有膽識的正直人。不久,桑丘真的如願以償,一個好事的公爵派他去管轄一個小鎮,當“海島總督”,并設置疑案捉弄他,還派兵去攻打他,把他打得頭破血流。與此同時,堂吉柯德在公爵府也被人捉弄。

主仆二人決定不再去薩拉果薩,改向巴塞羅那進發。在巴塞羅那,扮成“白月騎士”的加爾拉薩果打敗了堂?吉诃德,堂?吉诃德隻得遵守條件停止了遊俠活動。回家以後,堂?吉诃德開始向往甯靜的田園生活,但苦于騎士小說的困擾,憂郁成疾,卧床不起,彌留之際,他意識到騎士小說的危害,囑咐他的外甥女千萬不要嫁給讀過騎士小說的人,否則就不能繼承他的遺産。

作品解讀

1922年,林纾、陳家麟翻譯的《魔俠傳》(即《堂·吉诃德》)在中國出版,至此《堂?吉诃德》有了正式的中文譯本。現在國内使用較多的譯本是楊绛翻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自誕生之日起,就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注意,這部作品在時代的更叠中散發着無盡的魅力。楊绛的《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一文對17至19世紀世界各國對這部作品的評論作了梳理。20世紀中國學者同樣關注這部作品,對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小說的人文意蘊

較長時間以來,中國的評論界大多認為,塞萬提斯創作《堂?吉诃德》的宗旨有二:一是為了反對胡編亂造、情節離奇的騎士小說,以及它對人們造成的惡劣影響;二是針砭時弊,揭露批判社會的醜惡現象,贊揚除暴安良、懲惡揚善和扶貧濟弱,歌頌人文主義的社會理想。

近些年來,有的學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蔣承勇的《〈堂?吉诃德〉的多重諷刺視角與人文意蘊重構》一文認為,這部小說體現了作者對文藝複興後期歐洲和西班牙普遍的道德危機與社會矛盾,包括對文藝複興的結果與意義所作的冷靜思考與分析。在物質欲望刺激下,個性解放所導緻的道德失範和享樂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期以原欲為核心的人文主義生活原則在現實中的一種極端化表現。中世紀教會的禁欲主義無疑應當解除,但個性主義的膨脹也未必符合人的理性本質。在這種矛盾的心态中,塞萬提斯自然無法像前期人文主義作家那樣樂觀浪漫、激情澎湃,而是在冷靜的沉思中重構人文主義的思想内涵。當他無法超越現實看到更遠的理想時,就隻好回顧往昔,沉湎于那一輪夕陽殘照中,從而孕育出不朽的堂?吉诃德。他通過堂?吉诃德這個以宗教人本主義為本質特征的“人”,對桑丘及其所代表的現實世界,對放縱原欲、個性膨脹的人文理想和社會現實狀況作了善意、溫和的批評,也給予了一定的肯定,這種肯定主要通過桑丘這一形象的塑造表現出來。作者對堂?吉诃德和桑丘都持肯定态度,但肯定的重心在堂?吉诃德一邊。桑丘諷刺視角的雙重性正是作者對待這種原欲型人文主義的矛盾态度的表現;同樣,小說諷刺視角的多重性和幾度變換,也表明了作者人文取向上的矛盾性和多向性,而人文主義思想的重構也孕育其中。

二、關于堂?吉诃德和桑丘形象

堂吉诃德是研究者最為關注的藝術形象,有的學者用比較的眼光來探視這一形象的“英雄”特質。如周甯的《幻想中的英雄——論〈堂?吉诃德〉的多重意義》一文認為:《堂?吉诃德》是一部英雄遺落人間的悲劇,它的主導情節模式暗合了普遍的英雄原型。這些原型反複出現于宗教中、神話中,出現在文學尤其是悲劇作品中。他們之所以被稱為英雄,是因為他們曾為了正義和善良抗擊邪惡暴行,并在失敗受難中以自己高尚的人格昭示真理。堂?吉诃德知道做騎士仗義行俠就要吃苦,這是命運的考驗,沒有比心平氣和地接受這種考驗具有更大的胸懷了!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依舊充滿信心和美好的幻想,這種豪邁令人敬畏。文藝複興時代作家筆下有兩位真正的英雄——哈姆萊特、堂?吉诃德。他們代表人類英雄的兩種形式,前者在僞裝的瘋狂中思考,後者在瘋狂中行動。一種是悲劇性的,一種是喜劇性的。悲劇的英雄是理性的英雄,他看到災難和毀滅帶着可怕的痛苦,無法回避。而他為了維護人的尊嚴勇敢地迎上去,承受苦難和犧牲,向命運挑戰。喜劇的英雄是幻想中的英雄,他們從信仰直接進入行動,以完整的心靈對抗邪惡,少一分遲疑,多一分勇敢。正義和慈愛是貫穿始終的動機,虔誠和勇敢是他所有行動的特色,失敗和苦難每時每刻考驗着他的意志。塞萬提斯在理想與現實、真實與幻想之間沖突的典型環境中象征地表現人類崇高理想和道義在這個世界上接受考驗的過程,從中揭示主題——這個世界是虛妄無情的,美好的幻想幻滅了,英雄将成為世故無聊的犧牲品。

研究者對桑丘形象也有不少分析。如吳士餘的《戲谑性的形象勾勒》一文,認為 桑丘對生活的理解、追求以及人生的态度,都隐藏在貌似愚鈍、自輕自卑的形象軀殼中。這種外莊内諧的性格形态使人物形象具有一種诙諧、戲谑的幽默美感。而這種美感和藝術情趣又是通過兩個不和諧——性格與環境的不和諧、性格自身的不和諧來表現的。莊稼漢的身份與騎士奴仆身份的不和諧,農民本色與官僚制度的不和諧——桑丘自始至終處在性格與環境的不和諧之中。他對生活的追求不過是自我滿足陶醉。從人物性格來自身來看,桑丘表現了兩種不同的性格行為和情感态度,前者清醒,後者混沌。一面持以旁觀者的懷疑、嘲弄、揶揄的态度,阻撓主人的盲目行為;一面卻又是笃信、虔誠地幫助主人除暴懲兇。不和諧的性格因素呈現了兩種不同的表現傾向,使形象産生了前倨後恭的诙諧美感。與此同時,人物在自相矛盾的性格中,以自我否定的形式,迂回委婉地呈現了性格内在的美的素質。這就是:桑丘嘲笑堂?吉诃德的騎士精神,是他不耽溺幻想的務實精神的體現,實際的生活磨難和曲折人生遭遇,又使他沖破了愚昧、麻木的陳舊意識的束縛,開始真切認識到社會的不平。桑丘對堂?吉诃德的笃信、忠誠,就是他對掃除人間不平的勇敢精神的追随。可見,戲谑形象在不和諧性格行為中所作的自我否定,并不是對人物品格的否定,而是揭示了人物對不合理的生活現象的抗争。值此,桑丘不是作為一個愚昧的小醜,而是以一個不斷掙脫自輕自賤、具有人格尊嚴的诙諧形象被突現出來的。

三、關于小說的藝術風格

《堂吉诃德》奠定了世界現代小說的基礎。現代小說的一些寫法,如真實與想象,嚴肅與幽默,準确與誇張,故事中套故事,甚至作者走進小說中對小說點評,在《堂?吉诃德》中已經出現了。有的學者認為,20世紀出現的不少藝術風格都能在《堂?吉诃德》中找到源頭。

陳衆議的《魔幻現實主義與〈堂?吉诃德〉》一文認為這部作品具有“魔幻現實主義”的因素:這部作品是是信仰的産物,是魔幻意識的藝術誇張和形象表現。在許多魔幻現實主義作品中,人物成了可笑又可敬的悲劇英雄。由于曆史的原因,他們落後、愚昧、迷信,對現實産生了種種幻覺,但是,他們又不少傳統美德,他們富于鬥争精神,他們按自己的邏輯憎惡現實、緬懷過去,他們按照自己的信仰和意識生活、奮鬥、反抗、甚至犧牲。但是由于他們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同現實相矛盾的,由于他們的信仰和意識是不合時宜的,所以他們是主觀上可悲而客觀上可笑的一類。

饒道慶的《意義的重建:從過去到未來——〈堂?吉诃德〉新論》一文認為“黑色幽默”是《堂?吉诃德》在現代新的審美視野中的一種現實性。現代的堂?吉诃德認識到世界充滿了謬誤,自己的騎士遊俠行為完全是荒誕的,理性信仰和道德準則是不可信的,自己的勇敢、癡情、忠誠、堅定、嚴肅和認真又是多麼可笑!于是此時的“堂?吉诃德”也假戲真做,玩世不恭地把跑碼頭的妓女喚做尊貴的夫人小姐,自我解嘲般地把胸口長着毛的養豬女郎奉為美麗溫柔的意中人……最後,面對荒謬的現實和殘忍的事實無可奈何地忍耐一切,發出一聲黑色陰郁的笑,以一種超乎物外自欺欺人的态度獲得精神的解脫。當現代人以這種視角來解讀堂?吉诃德時,人們勢必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因此,我們在閱讀《堂?吉诃德》時有必要重建這樣一種意義:堂?吉诃德的幻想和行為批判了他所生活的時代社會,并跨越了它。他的行動啟示着人類通向理想歸宿的一條途徑和達到理想目标的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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