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學古”是書法學習過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環節,我們在選擇古代碑帖時往往将名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作為牆壁,而将其他的作品作為輔助參考,以便更好地了解其作品風格和書法思想。比如臨習王羲之必然選《蘭亭序》,學顔真卿一定少不了《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師法歐陽詢也毋庸置疑地選擇《九成宮》。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慣性思維:所謂的經典就是經過曆史選擇出來的“最有價值'的作品。但這裡強調的是“最有價值”,并非等同于一般的“技法最優”。這就是接下來筆者要說的問題:千百年來遺留下來的經典碑帖--定就能代表作者最高的書法水準嗎?
而其他作品到底欠缺了什麼才難以跻身經典行列?這其中并不簡單是書寫技巧高低的問題,其中還涉及到社會文化層面問題,其中包括作品創作的社會背景和時代精神、作者當時的身份和地位、作品本身體現的學術價值和人文意義,甚至與當時的接受群體和收藏流通也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
歐陽詢的楷書代表作有《九成宮醴泉銘〉《皇甫誕碑)《化度寺故僧邕禅師舍利塔銘》等,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經典當屬《九成宮》。剛勁老辣、嚴謹森嚴也成為歐陽詢楷書風格的普遍概括。
但在對歐陽詢的不斷深入研究以及對其他作品的臨習過程中卻有了不一樣的感受。其小楷作品俊秀沉靜、舒暢端穩,别有一番情趣,更多地繼承了六朝小楷的遺韻,鋒利剛勁之勢幾乎看不到,大都含蓄卻張力十足。
但大家卻因為《九成宮》的風格根深蒂固而約定俗成地将歐陽詢的書法風格定位成剛勁森嚴。這便是一部經典碑帖具有的以偏概全的影響力。
《九成宮》的經典地位毋庸置疑,它代表了歐陽詢楷書的巅峰水平,但在衆多相關文獻中,不難發現歐陽詢的《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的知名度絲毫不遜色于《九成宮》,甚至許多書家把《化度寺》擡到了唐楷第一的地位。
王世貞曾雲“歐陽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而化度尤精緊,深合體方筆圓之妙。”陳循雲:“歐陽唐人楷法第一,虞恭公碑與化度寺九成宮又歐陽書法第一。三者之中恭公與化度又第一也。”
何紹基在《東洲草堂書論鈔》中說道:“《醴泉》宏整而近闊落《化度》道勁而近奇側《皇甫》肅穆而近窘迫,惟《虞恭公碑》和介相兼,形神俱足。當為現存歐書第一。”
翁方綱的《複初齋書論集萃》以及李瑞清的清人論書嘉言錄》也明确提出了尊《化度》绌<醴泉》的觀點。如此看來,單從技法層面上看,《化度寺》即便不能完全勝過《九成宮》,卻也足以相提并論。但這件碑帖的接受程度和曆史價值卻不可同日而語。
《九成宮》之所以能被奉為經典,其本身的藝術價值自然不能忽略。作品在歐陽詢75歲時完成,正值“人書俱老”之妙境《九成宮》被認為是千餘年來楷書的登峰造極之作,點畫用筆方圓兼施、變化有序,結體取勢中宮收緊,外圍舒展,意态精準,規矩嚴整。
其次,歐陽詢“四面停勻,八方平正”的書法風格與當時社會推崇的“九宮書法”高度契合。沈道寬在《八方筌蹄》中提到“唐人書碑皆用九宮,如虞《廟堂碑》、歐《醴泉銘》皆然。其有不用九宮法。如歐《化度寺碑》,十百之一耳”。《九成宮》乃“九宮之最準者”,《化度寺》則“不用九宮法”。如此一來,《九成宮》定當備受推崇和傳頌,而《化度寺》則難以匹敵了。
誠然,所謂經典一定蘊含着所處時代的政治文化的縮影,在後世的傳承中一定有除了其本身藝術價值之外的文化意義和時代精神。我們在對《九成宮醴泉銘》進行研究的時候,不能忽略九成宮本身的文化價值和時代意蘊。
據文獻記載,九成宮有“隋唐離宮之冠'的美譽,曾經一度被看作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心。九成宮存在的243年裡,先後有隋唐4位皇帝21次駕臨避暑。此碑乃“奉诏所作”,唐太宗“以杖導之”,魏征撰文,歐陽詢書寫。
因皇帝的極為推崇也使得此碑在當時享譽盛名,上到官員學士,下到黎民百姓,大家都競相傳頌。這裡所牽扯到的皇帝的喜好對書法家或作品的影響并非是《九成宮醴泉銘》獨開先例,包括宋齊之際的“比世皆高尚子敬”及唐太宗時期的“尊羲抑獻”更是無獨有偶。
可見帝王因素在成就經典的過程中有着重要意義。而同樣是歐陽詢經典之作的《化度寺》,隻因是化度寺已故僧邕郭氏禅師的銘文,與《九成宮》的創作背景和淵源相比自然是無法企及。
就《九成宮醴泉銘》而言,其曆史文化價值和人文意義注定其将成為書法史甚至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九成宮初建時由楊素監修,極盡奢華。
魏征撰文“注碧交映,金碧相晖,照灼雲霞,弊虧日月”。這顯示了當時隋文帝奢靡浮華的腐朽生活,注定了隋朝走向滅亡的曆史結局,同時魏征也在銘文中寫到“具高思墜,為持滿戒溢,念茲在茲,永保貞吉”,借此勸誡唐太宗要吸取前朝教訓,居安思危,勤政愛民。
對《九成宮醴泉銘》的傳承還不僅僅體現在書法領域。王勃寫有與《滕王閣序》齊名的《仇成宮頌》,李昭道先後作畫《九成宮纨扇圖》《九成宮避暑圖》,北宋時期趙伯駒、王鼎卿繪有《九成宮圖》傳世。文微明分别在75歲、85歲、89歲時題寫《九成宮醴泉銘》。
1978年以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九成宮遺址進行了多次勘探發掘。而《九成宮》撰文中“冠山抗殿,絕壑為池,跨水架楹,分岩聳阙,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閣,台榭參差”等實景的描述,為研究隋唐時期的考古旅遊文化提供了寶貴資料。
經典,最基本的就是其典範價值,而所謂典範就是要後世以此為範式來學習研究,所以,作品的傳播顯得尤為重要,隻有真正看到才可以評其優劣。據文獻記載,《九成宮醴泉銘》傳世最早、捶拓工藝最精、損字最少的拓本為“李祺舊藏本”,該拓本的捶拓時間可能在公元734年3月24日~880年2月17日之間。
再者就是端方舊藏本,現推斷這--拓本的時間在公元880年至1037年間。上述兩種拓本大概有13處破損。再後來便是庫裝本、李鴻裔舊藏本、嶽雪樓舊藏本。其他的便是各種翻刻版本和影印版本,從宋代開始一直到今天不勝枚舉。
而《化度寺》原塔銘在北宋初期就已經殘端,楊賓在《大瓢偶筆》中說:“靖康之亂,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拓十幾本已,乃碎其石,則南宋時也無此碑矣。”由于原碑先毀後佚,拓本難覓,所以,宋代便有許多翻刻本流傳,其中最著名的有:吳縣陸恭松下清齋藏本臨川李宗翰靜娛室藏本、南海吳榮光筠清館藏本、大興翁方綱蘇齋藏本、南海伍崇翟粵雅堂藏本敦煌石室本,還有吳湖帆四歐堂藏本,據傳是原石宋拓本,堪稱“海内孤本”。
這些拓本破損嚴重,原石千餘字拓本至多也不過六百字,所以,對于後世的流傳受到很大限制。在作品流通繼承過程中,《化度寺》的認知度和接受程度遠不及《九成宮醴泉銘》。
所謂的經典與非經典本就沒有一個清晰的标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技法”并非唯一評判标準。作品創作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大環境、作者的身份地位和個人感情色彩以及作品本身傳達的時代精神和文化内涵以及對後世的流傳繼承都是我們在考察研究時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蘭亭序》之所以是“天下第一行書”,它的美肯定不隻是因為其潇灑飄逸、無人能及的書寫技巧,大概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其傳遞的即興之美,一種創作者最飽滿、最質樸,不做作、不修飾的原始情緒。當然,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複制和摹刻,并非原版,或許正是這樣一種想象和憧憬才造就了它的神秘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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