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黨争倒黴鬼，李商隐選擇了堅守愛情，蘇東坡選擇了豁達人生
朝臣黨争是國家政治的毒瘤，但卻屢禁不止。曆朝曆代的朝臣們總會争論點什麼，有的為意氣而争、有的為政見而争、有的為利益而争，争論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其中唐朝牛李黨争和宋朝新舊黨争最為激烈。巧合的是兩場黨争中都有一個兩面受氣的倒黴鬼，這倆人還都是大文豪，一個是李商隐，一個是蘇東坡。
李商隐，字義山，号玉溪生，晚唐詩人，與杜牧合稱“小李杜”。李商隐的父親李嗣曾任獲嘉縣令，在李商隐三歲時又後到江南赴任觀察府幕僚。這時的李家家境殷實，小李商隐無憂無慮，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五歲誦經書，七歲弄筆硯”。但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的，在李商隐十歲時，父親病故于鎮江。
父親死後，母親一人帶着幾個孩子回到荥陽老家，生活困苦。為貼補家用，少年時期李商隐為别人抄書掙錢。但即使如此，李商隐依舊勤學不斷，跟随一位精通五經的堂叔受經習文。至十六歲，便因擅長古文而得名。
大和三年（829年），李商隐移家洛陽，結識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輩。白居易讀到李商隐的詩後，贊賞不已，對李商隐說：“我這輩子是不可能寫的這麼好，來生投胎做你兒子吧”，巧合的是，後來白居易去世不久，李商隐就喜得長子。為感念白居易對自己的提點，李商隐給長子取名白老。
令狐楚是當朝重臣，對李商隐的提攜更多，他讓李商隐與其子令狐绹等交遊，并親自授以骈俪章奏之學。後又聘李商隐入幕為巡官，帶着李商隐郓州、太原等地赴任，增長見識。在此期間，李商隐積極應試，卻屢戰屢敗，一連五次才考上進士。
唐朝進士及第後大宴于曲江亭，又名曲江會。屆時，尋常百姓紛紛趕來參觀遊宴，一睹新科進士的風采。王公大臣們也紛至沓來，挑選佳婿。新科進士們在曲江會宴後，再到大雁塔題名留念，好不風光。
金榜題名後，李商隐徜徉于曲江池畔，先前屢試不中的灰暗一掃而空，大好前程在望。然而，少不更事的李商隐萬萬沒有想到，自己邁入政壇的第一步就卷進了黨争漩渦。
泾原節度使王茂元看中了李商隐，将其聘為幕僚。王茂元有一小女小李商隐十歲，賢惠貌美，李商隐一見傾心。而王氏也對一表人才的李商隐芳心暗許。但苦于雙方門第懸殊，李商隐隻好言詩傳情。“聞道阊門萼綠華，昔年相望抵天涯。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吳王苑内花。”即寫于此時。後來老丈人看出二人你侬我侬，就招了李商隐做上門女婿。婚後，夫妻二人恩恩愛愛。然而，生活的甜蜜的代價就是仕途受挫。
嶽父王茂元是李德裕一黨，恩人令狐楚是牛僧孺一黨。牛黨認為李商隐忘恩負義，昔日好友令狐绹也與之劃清界限。李黨認為李商隐裡通外賊，也不把他看做自己人。搞得李商隐兩邊不是人。在牛李黨争的夾縫中，李商隐空有一身才華，卻無處施展，隻得輾轉各地幕府中漂泊謀生。大中五年（851年），妻子王氏在春夏間病重，李商隐火速從幕府趕回長安，卻終究沒能見到妻子最後一面。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有人認為這首詩寫于王氏生前，也有人認為這是李商隐悼念亡妻所寫。事實究竟如何，已不再重要。透過這首詩，我們看到，在巴蜀的秋夜寒雨中，仕途坎坷的李商隐困頓不堪。但他不後悔與妻子結緣，綿綿秋雨，相思不斷。
在牛李黨争兩百多年後，北宋朝臣就變法還是守舊展開了激烈論戰。王安石主張變法，對守舊的司馬光等人嗤之以鼻。司馬光則還以顔色，變法内容無論好壞，一律反對。朝臣們為了個人前程，紛紛站隊。但有一人，既不是新黨，也不是舊黨，既不支持激進的變法，也不支持因循守舊。他認為要從實際出發，新舊結合，造福于民。此人就是蘇轼。
蘇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嘉祐二年（1057年），蘇轼進京應試，這年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将梅堯臣，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轼的試卷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隻得第二。當得知真相後，歐陽修懊悔不已，又對蘇轼文才贊歎不已，對人說：“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在歐陽修的贊譽下，蘇轼聲名大噪。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正當蘇轼準備大展拳腳之時，母親程氏、父親蘇洵接連病逝。等蘇轼守喪期滿，再回朝堂之時，王安石已經開始變法。反對變法的歐陽修、富弼等老臣都被貶退，蘇轼失去了提點栽培他的老前輩。
熙甯四年（1071年），蘇轼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在奏章中，蘇轼坦誠國家需要變法，但欲速則不達。他打比方說：不能從嚴冬一下進入酷暑，氣溫變化太大，人會受不了。蘇轼的話還是比較中肯的，可王安石對此頗感憤怒，認為蘇轼就是想給變法使絆子。于是讓禦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轼的過失。蘇轼隻好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
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轼被調為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轼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适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利用，說他妄自尊大、諷刺政府、對皇帝不忠。又從蘇轼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隐含譏諷之意的句子肆意曲解，制造倒蘇輿論。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轼被禦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台詩案”（烏台，即禦史台，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栖息烏鴉，故稱烏台）。
蘇轼名氣大，素來被新黨忌恨。此次下獄，新黨們趁機痛打落水狗，非要置蘇轼于死地不可。但舊黨們也在緊鑼密鼓的組織救援，搬來了許多元老站台。就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谏神宗不要殺蘇轼。
面對突如其來的欲加之罪，蘇轼百口莫辯，整日惶惶不安。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于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隻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裡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将送飯一事委托遠親代勞，卻忘記告訴遠親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遠親那天送飯時，給蘇轼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轼一見大驚，以為大限将至。眼淚嘩嘩的吃完了魚，然後給弟弟蘇轍寫下兩首訣别詩。
當蘇轼坐等去菜市口的時候，新法派領袖王安石發話了。當時王安石已經辭相退居江甯，看不慣朝中新法官員如此玩弄權術，就替蘇轼仗義執言，上奏仁宗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最終，在蹲了一百零三天的大牢後，蘇轼逃出生天。但死罪能免，活罪難逃，出了獄的蘇轼立馬被貶到黃州任團練副使。
團練副使級别很低，是一個有名無權的散官。由于俸祿微薄，窮的蘇轼隻能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蘇轼在這時起的。當時黃州人不喜食肥肉，價格輕賤。蘇轼窮啊，嘴饞想吃肉的時候隻買得起肥肉。買回肥肉後，蘇轼親自下廚，别出心裁的烹制出了有名的東坡肉。除了東坡肉，蘇轼還常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作。
元豐八年（1085年），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蘇轼被征召回朝。在任職地方期間，蘇轼親眼見到過新法的利弊，故而當司馬光要全盤廢除新法的時候，蘇轼極力勸谏，不可完全罷黜新法，要去弊存利。可司馬光不聽，一意孤行，對不同意見者也一并清洗。蘇轼毫不畏懼，與之據理力争，甚至怒罵：司馬牛！司馬牛！結果又被舊黨清理門戶，踢出了朝廷。而新黨也不把他當自己人看。于是蘇轼就成了新舊兩黨的公敵。無奈誰上台，貶蘇轼都是基本操作。
盡管一貶再貶，蘇轼都豁達面對，不像李商隐那樣過的凄風苦雨。貶到惠州時，蘇轼對嶺南的荔枝贊不絕口，寫下“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詩句，想呆在嶺南不走了。後來又貶到了更遠的海南，蘇轼又垂涎于牡蛎的美味，寫信給兒子說海南的牡蛎實在是太好吃了，你千萬不要告訴朝裡官員們，我怕他們争着到這裡跟我搶……瞧瞧這态度，簡直把貶官當成公費旅遊了，走一路吃一路，就是這麼豁達。
作者：漢唐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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