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的北宋：黨争、理學與王安石變法

編者按：本文縮編自著名史學家柏楊所著《中國人史綱》，為通讀中國史第29篇文章。　

提起宋朝，還有幾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黨争、王安石變法，以及理學的崛起。今天，我們就說說這幾件事。

一、王安石變法

宋帝國能通過執政瓶頸，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第二任皇帝是長君，趙光義即位時已38歲，足可應付複雜的政治形勢。如果由趙匡胤年幼的兒子繼位，我們有理由相信它也早被颠覆了。

不過，趙姓皇帝雖然到了平安坦境，仍不斷做着随時被推翻的惡夢。這惡夢使宋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叛變外，其他什麼事都不能做。對遼和對西夏的屈辱戰争，證明他們隻會剝削人民财産奉獻外國，而無力保衛人民。廣大農村在沉重捐稅和士大夫地主強烈兼并下，産生大批農奴和士大夫的家奴。政府官員數目，每年都在膨脹。士大夫越多，脫離生産的人也就越多。他們以全民3%或4%的人數，占有全民90%以上的土地财富，而仍掠奪不止。

因此，大宋這個士大夫所高興的樂園，實質上是一個熱度日高的大火藥庫。

于是産生變法運動。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的王安石效法紀元前四世紀另一偉大的政治家商鞅，用革命性的全盤改革，來挽救宋帝國和士大夫自身的惡運，同時也解救倒懸在水火中的平民，他的見解被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趙顼所采納。

宋神宗趙顼是一個生長在深宮之中的皇帝，屬于少數傑出的英明君主之一。1069年，趙顼任命王安石當宰相，變法立即開始。

變法是全面的，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教育。我們把他最重要的措施，歸納十項，作一簡單叙述。

1、确立預算制度，并控制預算。王安石設立一個“計劃部”（制置三司條例司。三司：度支司、戶部司、鹽鐵司），自兼首長，對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進，嚴厲制止私人挪用或吞沒公款，結果每年為國家節省開支40%。

2、建立政府儲蓄食糧制度。過去，各行政區（路、州）向中央政府每年繳納以食糧為主的賦稅，都有一定數額：豐收之年，不能多繳；歉收之年，不能少繳——全靠向貧苦的農民強迫搜刮。而且還要千裡輾轉，運輸到首都開封，費用巨大。王安石頒布均輸法，用貨币代替實物納稅，以免去運輸上的困難。由各行政區在首都設立專用倉庫，豐收時大量購入，歉年時就可不必強迫搜刮農民。

3、建立政府貸款制度。中國農民最苦的日子，大都發生在“青黃不接”之時。即稻麥剛生出青苗，還沒有變黃成熟，農家存糧往往用盡，新糧又未收獲，需錢最是孔急。王安石命政府貸款給農民，收取他們向地主貸款時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獲之後，再行歸還。因為這項貸款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證的，所以稱“青苗法”。

4、清查漏稅耕地和整理田賦。士大夫地主兼并貧農耕地時，往往隐沒田籍，不繳納賦稅。王安石對全國耕地，加以清查，結果清查出360萬畝之多。又頒布方田均稅法，對全國耕地，重新評估，依照肥沃貧瘠，分為五等，肥沃的耕地賦稅多，貧瘠的耕地賦稅等差減少。

5、建立平抑物價制度，設立平抑物價機構“市易務”。首先在首都開封施行，物價低廉時，由政府購入；等到物價上漲，再行售出。“市易務”這個機構還兼營銀行，人民用金銀綢緞或不動産作抵押，就給予貸款。這是一個經濟性的大進步，稱“市易法”。

6、建立公平勞役制度。王安石頒布“免役法”，規定全國每一個成年男子，都有為國家服勞役的義務。如果申請免除勞役，必須繳納代役金，稱“免役錢”，由政府代為雇人充當。

7、加強國防軍訓練，淘汰老弱殘兵。宋帝國的國防軍，一部分集中首都，一部分集中邊疆，輪流更調，目的在使兵将不相熟習，以免叛變，這些國防軍平時就有80萬人，僅軍饷開支，即占國家總收入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戰，不堪一擊。王安石強迫老弱退役，廢止“更戍法”，國防軍不再輪調，而把他們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區，委派專任司令官（鎮将），平時負責訓練，戰時帶兵出征，使上下互相了解，如臂使指。大将王韶所以能收複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就是因為他所率領的部隊，是變法後的部隊。跟變法前的部隊比較，好像是來自兩個星球。

8、更新武器，國防軍裝備全部現代化。國防部隊的腐敗，在武器方面更為嚴重。不僅數量不夠，而且大都鏽爛，一萬張斷了弦的弓，跟沒有一張弓一樣。王安石設立中央兵工廠（軍器監），征求新式武器圖樣及設計，淘汰全部落伍的武器。

9、建立并加強人民基層組織，集合“管”“教”“養”“衛”于一個稱為“保”的單位。王安石頒布“保甲法”，規定10個家庭組織一個“保”，50個家庭組織一個“大保”，500個家庭組織一個“都保”。守望相助，随時糾察有沒有違法亂紀的人。一家有兩個青年時，選出一個充當“保丁”，利用農閑時，集中軍事訓練。

10、改進考試課目和學校課程。自從唐王朝之後，考試課目，主要有二：一是詩賦；一是帖經——即對《五經》的填空白試法。這種人才跟國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幹，但已實行了約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們一律取消，改為考試議論文，培養青年獨立思考的能力。學校中除了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經新議》（三經：《詩經》、《書經》、《周禮》），還教授地理學、經濟學、史學、法學、醫學。

這是王安石變法中的主要改革，然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總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他的變法終于失敗。

二、新舊兩黨的鬥争

宋帝國的内在危機，人人皆知，人人都認為必須改革。不過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必須在不損傷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革。遠在王安石變法26年之前，即1043年，宰相範仲淹也曾實行過改革。他先從小地方着手，隻輕微地淘汰了少數官員，限制未來的“蔭子”數目。

蔭子，高級官員的子弟不經過學校和考試即行當官的一種制度。有些官員還沒有結婚，而兒子已經被政府委派官職，甚至懷抱中的嬰兒，往往已是科長縣長。範仲淹僅把這種荒唐的流弊，稍為縮小，要求必須确實有兒子而且年滿15歲。但這已立刻就引起高級官員的公憤，把他納入小人系統。

範仲淹是一個伶俐的人，在還沒有招來更嚴重的打擊之前，立即辭職，一切複舊。

王安石的改革面比範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氣使他堅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來的不僅是公憤而已，而是全體既得利益階層瘋狂地猛撲，他們被稱為“舊黨”，那位在“濮議”中堅持稱老爹為伯父的司馬光，則被奉為領袖。

王安石所領導的變法改革集團，被稱為“新黨”，王安石自然是新黨領袖。王安石雖然也屬儒家學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給他的束縛。

司馬光則是一位正統的儒家，反對任何古代所沒有的東西，反對任何改革現狀的措施。司馬光跟宋神宗趙顼之間，有一段生動的對話，充分表露出這種思想。

宋神宗趙顼曾問司馬光：“如果當年的西漢王朝，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蕭何制定的法律規章，不加改變，你以為可以嗎？”

司馬光回答：“當然可以。豈止西漢王朝可以，任何一個王朝，包括夏、商、周王朝，如果後代不更改其開國祖宗制定的法律規章，都不會最終落得滅亡的下場。正是西漢王朝得漢武帝劉徹改變了祖宗的法，才使盜匪遂遍中國。漢元帝劉奭改變了父親漢宣帝劉詢的法，西漢王朝才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規章，絕不可有任何改變。”

世事弄人，小時候砸缸救人的司馬光成人後卻成為頑固的保守派。

還有兩件事可以幫助我們的了解：

1、宋帝國皇家教師（侍講、說書）給皇帝上課（經筵）時，一向是皇帝坐着聽，而教師站着講的。變法的前一年（1068），王安石建議：儒家學派一直提倡尊師重道，應該讓教師坐着講解才是。這個建議馬上遭到反擊，大臣劉邠認為教師站着講書，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實行50餘年，絕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呂誨更有趣，他在彈劾的奏章上說：“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禮，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嚴懲王安石這個奸邪。——世界上确确實實有一種奴性非常堅定的人，使我們歎氣。

2、變法開始後，遼帝國曾提議重新劃定太行山以西（山後）代州（山西代縣）一帶邊界。宋神宗趙顼命大臣們提出意見，退休宰相韓琦建議說：“我們有下列七事，觸怒敵人：1）、高麗王國，早已脫離大宋，成為遼帝國的藩屬。我們卻利用商人，跟它恢複舊有關系，遼帝國當然認為對它不利；2）、我們用武力奪取吐蕃王國的河漢地區，遼帝國當然認為下個目标一定是它；3）、我們在代州沿邊，大量種植榆樹柳樹，目的顯然在阻擋遼帝國騎兵奔馳；4）、我們又在國内實行保甲制度，寓兵于農，教人民戰鬥技能；5）、黃河以北各州縣，積極修築城郭，掘深護城河渠；6）、我們又設立兵工廠，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裝部隊的裝備；7）、我們又在黃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37個将領，加強駐屯的國防軍訓練。

韓琦說，以上七項，都是刺激遼帝國的措施，使他們反感。我們隻有一個方法才可以使遼帝國相信我們的和平誠意，跟我們繼續友好相處。那就是，立即把這些措施，全部廢除（跟高麗王國斷絕通商，把河漢地區交還吐蕃王國，鏟除沿邊限制敵人騎兵深入的榆樹柳樹。解散保甲，停上人民軍事訓練。黃河以北州縣城郭，随它頹塌，護城河渠也随它淤塞，停止修築。撤銷兵工廠，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裝備，停止軍隊現代化。撤銷黃河以北37将領，停止軍隊訓練）。等到上述的七項措施全部廢除之後，陛下再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他跟司馬光），疏遠奸邪（王安石），進用忠良（他跟司馬光），遼帝國自然心說口服。”

這就是有名的“韓琦七項奏折”，于1074年呈給趙顼。韓琦因“濮議”一案，已被舊黨納入小人系統，現在因反對改革的立場一緻，又被送回君子系統。

士大夫反對改革，固然是一種本能反應。但更主要的是，改革傷害到他們本身。像預算制度，使國家開支減少40%，則這40%所豢養的官員，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貪污，自然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農急時放高利貸，才能合法的兼并貧農土地，現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貸款，阻塞了他們的兼并之路，自然憤怒。像“免役法”，過去實行“差役法”時，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勞役，築城築路以及地方供應任何勞役，征調民夫時，全部由平民承當。現在把這種他們一向輕視的勞動加到身上，使他們與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

他們當然不會傻到明目張膽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們卻可以為維護“祖宗法度”而呐喊。不過，在情急的時候，也會忍不住露出嘴臉。有一天，當趙顼告訴文彥博，民衆都歡迎改革時，文彥博反問：“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統治國家？還是由小民統治國家？”趙顼頓時不能回答。

到了最後，舊黨更滲透到皇宮之中，使趙顼的老娘高太後也站在他們一邊，不斷向兒子警告：新法禍國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輕改。

事實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一些無可挽救的困難：一是，新法實施不久就恰巧發生一連串旱災，在舊黨策劃下，開封安上門管理員（監安上門）鄭俠把饑民流亡情形，繪成圖畫，呈送給趙顼和他母親高太後，宣稱這就是變法改革的結果，如果不馬上停止變法改革，旱災還要擴大，饑民還要增多。

另一是，王安石沒有力量把反對新法的舊黨逐出政府，更不要說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商鞅所得到的堅強支持，皇帝趙顼無法跳出宋王朝立國的傳統，他隻能把舊黨貶出中央，貶到地方上擔任地方政府首長，不能把舊黨全部貶為平民。——問題就發生在這上面，因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執行。于是呈現出一種隻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異場面，即由一批反對新法的人，負責執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們用種種方法加以破壞，故意迫使農民痛恨新法，以證實新法的罪惡。

1076年，王安石終于下台，他隻當了六年宰相。他辭職後，由他的助手呂惠卿繼續主政，然而不久就被攻擊去職，隻靠宋神宗趙顼一人堅持下去。1085年，趙顼去世，十歲的兒子趙煦（宋哲宗）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後臨朝執政。她立即召回被貶到洛陽的舊黨領袖司馬光擔任宰相。

刹那間，變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銷，一切恢複原狀，即韓琦所歡呼的原狀。

高太皇太後畫像

司馬光是當時知名度極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議”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編的《資治通鑒》——從紀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戰國初年）到紀元後959年（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一部很詳細的中國政治編年史，一直到今天，這部大約600萬字的巨著，仍是最有價值的史籍之一。

在這部巨著中，司馬光要求國家領導人，必須有偉大的胸襟，以采納不悅耳的意見。他給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國家領導人，他必如此，因為這是正确而榮譽的道路。可是，當他一旦接觸到實際大權，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權力像試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剛愎自用的性格。當他決心撤銷縱是舊黨也不得不承認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時，蘇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馬光大怒，蘇轼說：“從前常聽你稱贊某人犯顔直谏，某人據理力争。今天你剛當宰相，就不準别人開口！”

另一位大臣範純仁（他後來也當宰相），也認為“免役法”已獲得一緻擁護、隻不過少數權勢人家不便，萬不可改。司馬光立刻翻臉，範純仁說：“你如此聲色俱厲，不過堵人的嘴，使人不敢開口罷了。凡事應虛心地聽聽大家意見，不必一定謀從己出。”

但這一切不足以動搖司馬光走回頭路的決心，王安石的所有變法都被終止。

三、舊黨的分裂

司馬光于當宰相的第二年（1086）逝世，他的繼任人選繼續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圖屠殺新黨。1089年，已被貶為鄧州（河南鄧州）州長的新黨前任宰相蔡确，在遊安州（湖北安陸）風景區車蓋亭時，作了一首詩。舊黨立刻挑撥說，它是諷刺正在當權的高太皇太後。高太皇太後受了刺激，立刻像一頭母老虎般地大怒起來。

幸好有人恐懼大規模流血的鎮壓可能招來大規模流血的報複，才改為從輕處置，僅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三十餘位主持變法改革的人物，列為“奸黨”，公告全國皆知。蔡确則被貶到距首都1500公裡外的新州（廣東新興），死在貶所。

這是舊黨猛撲的高峰。

然而舊黨内部卻适時的分裂，使他們的力量不能集中。導火線與司馬光之死有關。當司馬光死訊傳出來時，政府官員正集體參加一項慶典。大家認為應該馬上前去吊喪，隻有皇家教師（崇政殿說書）程頤反對，他說：“孔子說，哭的那一天不歡樂。”

有人駁斥他：“孔子并沒有說歡樂的那一天不哭。”

蘇轼則在旁幽了程頤一默說：“這都是西漢王朝死儒叔孫通發明的怪禮。”

程頤不能忍受這種奚落，決心報複，命他的學生賈易、朱光庭彈劾蘇轼在主持國立圖書館官員（館職）考試時，所出的題目，故意诽謗政府。這彈劾引起反應，蘇轼的朋友孔文仲也彈劾程頤污穢陰險，是五鬼之魁。于是舊黨遂分裂為下列三黨：

黨的名稱，以領袖的籍貫而定。程頤，洛陽（河南洛陽）人。蘇轼，眉山（四川眉山）人，屬于古蜀地。劉摯，東光（河北東光）人，屬于河朔地區。他們之間的鬥争全是意氣鬥争，但十分激烈，而且很自然地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而把對方驅入小人系統，互相恨入骨髓。

宋政府在對新黨人士大批放逐外，又忙着大批放逐内鬥中失敗了的舊黨。

1093年，舊黨護法神高太皇太後逝世，已經18歲的宋哲宗趙煦對這位幹涉國政的老祖母，早忍受夠了。他跟老祖母當年迫不及待召回舊黨領袖司馬光一樣，也迫不及待地召回新黨領袖章惇，恢複新法，貶竄舊黨——隻一位例外，就是司馬光最得力的黨羽之一蔡京——當司馬光下令以五天的時間為限，撤銷“免役法”，恢複“差役法”時，大家都擔心時間短促，不容易辦到。原屬新黨的蔡京正擔任首都開封市長（知府），竟如期完成，以緻司馬光呼籲舊黨人士向蔡京看齊。現在他看見舊黨失勢，叛離舊黨，再投入新黨。

我們可把兩黨交互當權情形，作一排列：

舊黨徹底潰敗，然而，新黨卻也已從内部變質——善變的蔡京之流摘取了權力的果實。

四、儒家學派的主流——理學誕生

本文最後，我們要叙述洛黨領袖程頤，他是一個重要人物。十一世紀末期，儒家學派中興起一個新的支派，這支派後來發展成為主流——理學，即由程頤開創。他的哥哥程颢則是他的同志，當時人稱之為“二程”。

程頤的老師周敦頤，就是寫《愛蓮說》的那位，是一位唯心論的哲學家，對“無極”“太極”“陰陽”“動靜”以及它們的交互影響，有特殊的研究和見解。程頤從他老師那裡得到唯心哲學，再吸收佛家學派和道家學派的神秘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學。

理學家認為人生應該嚴肅，而且要非常非常的嚴肅，除了日夜努力，訓練自己成為聖人外，不許可有其他意念。遊戲和幽默，都被視為罪惡，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還要嚴厲。

這可以用一個例子說明，第七任皇帝宋哲宗趙煦登基那年（1085），隻有十歲，正是貪玩的孩子，有一天上課時，偶爾折了一枝柳條來玩，程頤立刻正色阻止說：“春天時節，萬物生長，不應該随便攀摘，那會傷害天地和氣。”趙煦把那枝柳條悻悻扔掉，氣得發抖。

對一個十歲頑童，就作如此壓制，無怪引起蘇轼一派的反感，認為他喪滅人性。連最頑固的司馬光都歎息說：“使皇帝不願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頤這種人。”

我們再叙述三件事，以增強對理學的認識：

第一，前面曾提及儒家學派主要的思想根據是《五經》。但到了十二世紀時，理學的另一位大宗朱熹把孔子言論集《論語》跟孟子言論集《孟子》，以及《禮記》一書中的兩篇《大學》、《中庸》，合訂為一部書，定名《四書》。四書遂與五經并肩，稱為《四書》《五經》，後來漸漸代替《五經》，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唯一經典。

第二，程頤堅決主張壓制感情和靈性，認為沒有感情和靈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對任何和感情靈性有關的事物，包括藝術與文學。曾有人對他吟詩句：“夢魂慣得無拘束，又踏楊花謝娘橋。”程頤變色說：“鬼語，鬼語。”他要求的是，人類隻能做一件事，即敬畏聖人，凡不能幫助這項目的的行為，都是邪惡。

第三，中國對婦女的貞操問題，尺度一向很寬。像當過短期宰相的範仲淹的母親，在範仲淹父親死了後，即行再嫁，沒有人對她輕視。到了程頤，才開始對婦女加強迫害，訂立片面的苛刻标準，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婦女則絕對不可以再嫁。曾有人問他：“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程頤斷然說：“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借口。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理學的另一特質，那就是對于犧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無不十分慷慨激昂。

所幸的是，理學在北宋時期沒有發生大的作用，反而一開始即行碰壁，甚至程頤都被逐出政府。但到了南宋時期，因程頤門徒的門徒朱熹，在政府取得權力後，即大力推廣理學，使之成為儒家學派的主流。關于這一點，我們在談到南宋時，再來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