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善論。孟子認為人性是人類所特有的本質特性。孟子認為,人先天就具有四種善的萌芽:恻隐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這四種善端是後天仁、義、禮、智四種道德發展的基礎與條件。後天完善的道德其實就是先天“四端”的展開。孟子不僅提出了“四端”說,而且提出了“良知、良能”的觀念以推廣“四端”說。所謂“良知”,即不經過考慮而生來就具有的知識。有時孟子統稱為“善心”。他認為善心不僅是先天性的和非功利性的,而且具有平等性,人人相同。人性是善的,一個人道德及其他方面的發展動力來自于内部。但不否認教育的作用。教育的作用一方面将固有的善端保存并擴而充之,使其成為善德,另一方面擔負着把喪失的良心尋找回來的任務。
二、理想人格“内聖外王”是理想人格,重視道德完善甚于治理天下國家才能。“大丈夫”應該有着崇高的志向和偉大的精神境界,有着對正義行為的高度自覺性,有着堅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氣節。
孟子教育思想: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是一位成績斐然的教育家。“教育”一詞最早即見于《孟子·盡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在《孟子》一書中,涉及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教育的目的和作用。第二,如何實施道德教育。第三,教育與學習的原則和方法。孟子很少有直接論述教學方法的言論,大多是在闡釋他的政治、哲學思想時涉及的。他主張對人進行道德教育要順應自然,順應天性;要循序漸進,不可操之過急。同時,還要注意因材施教,提出“教亦多術”(《告子下》)。此外,孟子還十分重視教育環境的作用以及以身作則的重要性。最後,孟子主張學習要專心緻志,堅持不懈,不可三心二意,一曝十寒。
孟子繼承了孔子“仁”的學說而又有較大發展。他的“仁”主要體現在政治上,主張通過施行“仁政”去統一天下。孟子認為“仁政”的核心是“保民”,隻有施行“仁政”才能無敵于天下。這種主張在當時未能行得通,但卻為後世有為的統治者提供了治國的基本方略,因此具有超越時代的價值。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要統治者多為人民的生存條件着想,對殘害百姓的君王,他痛加指斥,認為可廢可弑。這曠古未有的議論,更鮮明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是閃現于中國社會思想史上的一道強光。孟子不但講“仁”,也強調“義”。“義”的本意是行為合理适宜。孟子把“義”作為人的行為選擇的最高标準。利義相比,應輕利取義;生死關頭,也要舍生取義。“義”的内涵各時代當然有所不同,但義利選擇問題,永遠存在。因此孟子的義利觀影響深遠,對我們民族價值觀念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
“性善”、“性惡”論,是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命題。孟子是“性善”論者。他說:“人性之善也,人皆有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他把“性善”具體闡述為恻隐、羞惡、恭敬、是非這“四心”,認為對應這“四心”的仁義禮智不是外加的,而是“我固有之”的,但他又說“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即要自覺地向自身内心去追求,才能得到。這就是“反求諸己”,是宋明心性之學的先導。其實,人之初無所謂性善性惡,在長大的過程中,由于環境和教育的影響作用,才有了向善向惡的變化。性善雖是孟子的理論預設,但他在分析人的實際道德狀況時也很重視環境對人的影響。
孟子的“人格”論影響深遠。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認為人格的重要遠遠高于财富、權力、地位。主張做人要做有“浩然之氣”的“大丈夫”。怎樣蓄積“浩然之氣”?那就是:一要持志養氣,堅持崇高的志向追求,二要“動心忍性”,有意識地在逆境中磨砺意志;三要“存心養性”,就是要清心寡欲。孟子的這些主張和理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貢獻。做有浩然之氣的“大丈夫”,自古以來激勵了無數的仁人志士,誠如馮友蘭先生所說:“懂得了這個詞彙,才可以懂得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精神。”
從以上對孟子及其主要思想和影響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孟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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