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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歐麗娟“中國文學史”課程筆記(四)

歐麗娟教授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唐詩、《紅樓夢》及中國文學史。




歐麗娟,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唐詩、《紅樓夢》及中國文學史,目前網上可以找到歐老師《紅樓夢》(仍在更新中)、《中國文學史》(先秦至六朝)以及部分講座的視頻。由于歐老師學養深厚,視角廣闊,往往能夠旁征博引,融貫中西,部分觀點尤能令人耳目一新,不免激發學習探究的興趣。這份筆記資料根據網上流傳的《台大“中國文學史”筆記》整理補充而來,部分順序經過調整與課程順序稍有差别,建議感興趣的朋友結合相關課程重新完善補充。(*筆記資料僅供學習參考,勿做商業用途;筆記資料會持續更新,全部内容将陸續推送。)




》(上)

4.1 純文學、北方文學的代表

1.王力《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在多種文化當中,每一個文化體都有一個基礎的文化,在文學中也存在一種根文學,它會有力地規定誘發文學以及人們審美指向的形成與發展。

2.榮格等西方學者闡釋了集體無意識或者民族潛意識等等,也觸及到根源基礎的層面。榮格給予西方文化以及心理很深刻的影響(*ps.徐複觀:中國與之不同,周文化很早就有人文主義的主張,很早确立了人文精神和人本主義,對現實的關注,對人的重視,将巫術、想象等逐漸排除文化的主要内涵之外)。中國人文精神是非常早熟,決定了文化跟文學的主要框架,正因如此,儒家文化發展得比較早,使得中國文化的個性呈現曆史化、倫理化,而非超越世界的超現實的成分,這樣一來,在中國文化中,就比較排斥神話原型的正常流布,文學原型的來源就轉向《詩經》、《離騷》,因此它們也成為中國文化的根源——根文學。

3.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争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文體備。”

4.2 “正變美刺”

1.《詩經》

緣起于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主要收錄了黃土高原、黃河流域的民歌(*ps已經過貴族化),地域涵蓋山東到陝西,是具有高度曆史化、倫理化特征的周文化的産物(*ps.商文化崇尚鬼神),即使非禮教的内容,也體現出溫柔敦厚的特點。

2.頌、雅時間較早,也是在西周時所寫;國風中除豳風及二南的一部分,基本産生于春秋前期與中期。“風”的通常理解是民風、風俗,有學者通過訓诂、考據,認為“風”本意是“牝牡相及”,這個意思保留到今天的俗語中“風馬牛不相及”,所以“國風”主要體現婚戀的意思。

3.詩經作品的具體分期:

西周前期(前11世紀—前10世紀):《周頌》,部分《大雅》和少數《國風》;

西周後期(前9世紀—前8世紀):《小雅》和部分《大雅》;

東周前期(前8世紀—前6世紀):《國風》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

4.《詩經》的編纂

(1)采詩說——采詩人——各地民歌——周王室樂官“太師”;

(2)獻詩說——各國樂師——諸侯之樂——周王室樂官“太師”;

(3)删詩說:《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季劄觀樂時的篇目基本與今天的《詩經》相同,而且孔子當時八歲,不可能進行删詩。

(4)逸詩——數量較少;

(5)笙詩:有目無辭。

5.“采詩說”影響

(一)采詩說影響:白居易呼籲恢複采詩官,倡導新樂府運動,“為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但這并不是白居易首倡,《唐會要》中的記載有“觀風俗使”,但僅是政治構想,并未實現。

(二)通常認為《詩經》有教化百姓的功能,但實際上與百姓無關,尤其是《詩經》成為儒家經典以後,它就成了知識分子所需具備的文化涵養。

(三)陳寅恪指出:“樂天之作新樂府,乃用毛詩、樂府古詩、及杜少陵詩之體制,改進當時民間之歌謠……實則樂天之作,乃以改良當日民間口頭流行之俗曲為職志。”(《元白詩箋證稿·新樂府》)白居易倡導新樂府運動用的是《毛詩》、《樂府》以及杜詩,不是教化百姓的,而是為了改正當時民間流傳的鄙俗淫言的風氣,他不是向民間學習,相反是改造民間,這與韓愈的古文運動是同樣的心态,韓愈用《太史公書》、《左傳》的文體來寫作,連元稹的《莺莺傳》也是用古典散文創作的,其目的都是為了對抗民間的鄙俗風氣。

(四)民間的《竹枝詞》影響朝野,但語言鄙俗,劉禹錫寫《竹枝詞》也是改正低俗民謠的努力。(五)新樂府運動:詩歌革新運動,由唐代詩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導,主張恢複古代的采詩制度,發揚《詩經》和漢魏樂府諷喻時事的傳統,使詩歌起到“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作用,強調以自創的新的樂府題目詠寫時事,故名。所謂新樂府,是相對古樂府而言的。

6.《詩經》早期表現是詩樂舞結合,“三百篇可以弦歌”,但《詩經》的作品究竟是否可以入樂,也不能定論。宋代以後疑古風氣盛行,宋人程大昌把《詩經》分為樂詩和徒詩(*ps.南朝出現了徒詩,詩歌寫作出現了新要求,也就是聲律,以文字自身的平仄來補充詩歌的音樂性)。

7.《詩經》對美學品味、價值判斷的影響:

正變美刺——《詩經》的政治功能,即正統或變異、從正面反映民俗、贊美執政者的功績或從反面揭露世态澆薄、執政者政策不當。風雅頌影響了儒家的詩學,形成文人言志傳統。

1正風:婚戀内容也“發乎情,止乎禮”

指《詩經》國風中的《周南》、《召南》。唐陸德明《詩.周南.關雎诂訓傳》解釋“毛詩國風”為:“國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驺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詩大序》:“至于王道衰,禮儀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唐孔穎達疏:“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有正風。”(參閱清·姚際恒《詩經通論·國風》)

2變風:婚戀内容成為“淫奔之詞”,在野者“居下流而讪上者”,超越分寸與身份,也不符合儒家的觀念。

原出自《詩 .大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蓋指《風》、《雅》中周政衰亂時期的作品,以與“正風”、“正雅”相對。“正”、“變”的劃分,不是以時間為界,而是以“政教得失”來分的。認為“正風”、“正雅”是西周王朝興盛時期的作品,“變風”、“變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時期的作品。

3正雅:雅就是朝廷。

4變雅:以在朝者身份反映朝廷的鋪張和不良,“一時賢人君子憫時痛俗之所為”。

《詩經》中《小雅》、《大雅》的部分内容,與“正雅”相對,一般是指反映周政衰亂的作品。《詩大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詩.小大雅譜》:“《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 孔穎達疏:“《勞民》、《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

8.西方文學是叙事性文學,即使是詩歌,也帶有高度叙事性,相對而言,中國文學形成了抒情傳統,這是一個尚在構建中的概念,但其中有一種觀點是中國的抒情傳統始于《詩經》。

9.大陸學者楊輝對詩學中的正變觀的闡釋——從《詩大序》、《詩譜序》分析漢儒“風雅正變”的三個維度:

第一,以時與詩定正變,即以時代的盛衰來定正變,盛時所寫雍容、光明,為正,衰時所寫反映騷動、不平,為變;

第二,以詩的功能定正變,歌頌的為正,諷喻的為變;

以詩的志跟情定正變,言志者為正,詠情者為變。“志”偏向于大我的關懷,對國家、人民表示關心,“情”被歸類為個人私情(*ps.根據這套正雅之分,宋詞并不是文人所重的文類,不能完全通過宋詞了解知識分子)。根據正變之分,出現了對立的評價,比如以純、質、辨、麗、雅來贊美詩歌,用侈、淺、豔、訛、新來批判否定,如唐詩的時代變化,盛唐是正,晚唐是變。明代楊士弘:“中唐以來,雖皆卓然成家,然不能不堕于一偏之失,如李(賀)之險怪,盧(仝)之泛溢,孟(郊)之寒苦,元(稹)白(居易)之近俚,故不錄于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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