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學史丨施杜裡希：中國哲學後來的發展——評價

我們把孔子的偉大弟子們置于本篇文章的末尾，是因為由他們推動和發展起來的儒家學派在整個中國思想發展過程中始終占據着主導地位，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下面我們嘗試勾畫大約兩千年來中國思想的基本發展輪廓，以便于讀者對古代至二十世紀的中國哲學有一個大緻的了解。

1．中國的中世紀哲學

中國的中世紀是指從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000年這一段時期，通常被認為是中國哲學的黑暗時期。儒家僵化為一種國家文化形态。如前所述，道家淪落為一種煉丹術和迷信。對《易經》的注釋和增補蔚然成風，人們利用神秘的八卦占蔔未來，并使其發展為一種僞科學，有時甚至會依賴它做出國家的重大決定。

當然，要在這麼漫長的一段時期裡找出一種普遍的特征是較為困難的。雖然在這一段時期裡幾乎沒有出現孔子和老子那樣傑出的思想家，也沒有出現中國古代那樣的百家争鳴的局面，但是，哲學思想并沒有停滞不前。在儒家以及在較小範圍内的道家學派中，出現了一些承襲中國古代哲學傳統并試圖在某些方面尋求發展的思想家。

在焚書坑儒運動中，墨子及其學派的著作也遭到排斥和銷毀。與儒家學派後來所經曆的輝煌的複興相比，墨家可謂是一蹶不振。這樣，儒家和道家便成為中國中世紀時期的思想主流，從印度傳入并在中國的土地上廣泛傳播的佛教形成了第三股勢力。我們不想對這些學派的思想發展和變化分門别類，作細緻的讨論，而是特别強調整個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三個主要因素：首先是與中世紀封建迷信針鋒相對的批判性思潮，這一思潮在王充那裡達到了頂點；其次是其影響日益深遠的陰陽學說，以及與此相關的學派之間的相互滲透和混合；最後還有佛教在中國所經曆的改造過程。

王充

王充生活于公元一世紀，他是一個延續達數世紀的運動的領袖人物。他用一種冷靜的批判理性對中世紀僵化的儒家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依據經驗和理性對所有類型的迷信展開了批判。他嘲笑那些迷信思想，如認為雷電是因為天公發怒，認為生活中的每一種不幸都是上天對人的懲罰，認為傳說中遙遠的中國古代如儒家所言在所有方面都勝過當今時代，在他看來，這些都是荒唐可笑的。他還說，認為“天生五谷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無異于把天當成“農夫桑女之徒”。他否認人會長生不死，也否認存在天命，因為他認為，如果天是有計劃地創造萬物的話，那麼天就應該能夠教導他的造物彼此相愛，而不是相互搶奪和殘殺。

王充所代表的這種客觀理性的批判精神，使得人們能夠對流傳下來的古典文獻進行較深入的批判，但是，他卻不可能打破儒家那種教條式的僵化狀态，也不可能阻止道家的衰落。

陰陽學說

《易經》所表達的基本思想是，宇宙萬物都是在相互對立的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下産生的結果。一種是陽性的、主動的力量，謂之陽；一種是陰性的、被動的力量，謂之陰。這一思想之所以成為中國中世紀哲學中的中心思想，部分是因為這本書在當時受到普遍的高度評價，但是其主要原因還在于書中所表達的思想與中國人的情感意識極其吻合。雖然基于這一思想産生的一個學派（這個學派存在時間并不長）也推動了陰陽學說的廣泛傳播，但是更為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家吸收了陰陽學說裡的内容，并将這一思想置于其世界觀的中心地位。

中國中世紀早期的哲學家董仲舒這樣寫道：“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裡。……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

道家哲學家淮南子也有類似的思想，王充也認為陰陽相交産生萬物。

陰陽學說為各家意見不同的學派提供了一種共同的土壤，使他們得以相互交融和彼此接近。

2．佛教在中國

公元後的幾十年——與此同時基督教也開始在地中海地區廣泛傳播——佛教在漢明帝統治時期傳入中國。據傳說，這位皇帝做了一個夢，他夢見一尊金色神像（暗示佛祖）飄懸在宮殿之上，于是他就差人從印度請來佛僧。盡管後來曾經遭到驅逐，但是這些佛家弟子的數量還是越來越多。與此同時，許多佛家朝聖者也從中國前往印度，兩國的交往日益頻繁。印度佛教的經典被翻譯成漢語，有些在印度已經散失的著作因此而得以保存下來。佛教寺廟的建造也使得中國的建築藝術變得豐富起來，佛像和佛畫也為中國的雕塑和繪畫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

起初印度佛教的各家宗派都曾傳入中國，但是隻有那些符合中國人個性特征或知道如何去适應中國國情的宗派才得以長期保存下來。在選擇宗派這一問題上也顯示出中國精神的鮮明特征，那些帶有極端主義傾向的教派不可能在中國長期存在下去。我們在叙述中國古代哲學時已經講過，中國人崇尚中庸思想，喜歡化解矛盾和消除紛争。這也是儒家思想的主導動機，在老子那裡也是如此，道既是存在者同時又是非存在者；陰陽學派則主張相互對立的力量的融合與相互影響；整個說來，中國中世紀哲學就是将各家學派綜合在一起的一種嘗試。

因此，在中國延續至今的五個主要佛教宗派都帶有反對走極端的特點。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禅宗——這基本上是中國人自己的創造——在叙述印度佛教時我們已經提及過。

3．新儒學時期

當一種新的因素闖進一個封閉的精神領域時，其結果往往是，舊有的傳統在新思想的沖擊下土崩瓦解。但是，如果舊有的傳統具有足夠旺盛的生命力，那麼外來因素則會起到一種促進作用，它會促使人們深刻地反思既有的文化傳統并進而增強其生命力。我們已經看到，當佛教和其他非正統體系在印度出現之後，以吠陀傳統和婆羅門教為基礎的印度宗教和哲學經曆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衆所周知，歐洲宗教改革的結果是促使天主教進行自我反省并因而經曆了一次輝煌的複興。佛教傳入中國後，也以類似的方式發揮了作用，這不隻是由于中國人的民族個性足夠堅固穩定，使他們能夠适應并吸收這種陌生的外來宗教文化。儒家一開始就對佛教展開了尖銳的批判和攻擊，而這卻促使儒家自身的基本思想内涵得以持續發展，直至二十世紀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新儒學的曆史與中國近代（自中國中世紀結束至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哲學的曆史基本上是一緻的，它構成了這一部精神交響曲的第三樂章。

儒家提出的反對佛教的理由最好地證明了儒家的精神：佛教教義中所稱的斷念無欲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即使一個人出家修行，隻要他還在塵世上生活，就永遠不可能逃離人類社會。很顯然，一個佛教僧徒并不能真正脫離人際關系的束縛，因為當他們出家為僧、遁入佛門之後，便又在他們的寺院、修會和師徒關系中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佛教僧徒對生死輪回的恐懼印證了他們的自私自利；逃避自己的社會責任是一種懦弱膽小和有失尊嚴的表現。企圖逃避活生生的現實是無意義的；佛教徒宣稱，食物、衣服以及一切外在的生活必需品皆屬虛無，而他們自己每天卻離不開這些東西。佛教宣揚的虛無主義理論，歸根結底證明了他們對世界的真正本質缺乏認識。

在以上的論據中，我們看到，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人生觀是如何顯露出來的。在他們眼裡，人與其所處的自然與社會環境是密不可分的，人的本質屬性并不是超脫塵世的。

新儒學漫長的發展曆史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而每個階段裡儒學都随着朝代的更叠而衰落，所以每個階段的儒學也是以其朝代的名字而命名的。第一階段即宋代（960—1279）的一位最傑出的思想家是朱熹，同時他也是新儒學中最重要的一位哲學家。朱熹生于1130年，死于1200年。他收集了最古老的儒家經典并對其進行了修訂和整理，他為内容廣博的新儒學思想大廈的建造奠定了基礎。因此，他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可與印度的商羯羅和西方的托馬斯·馮·阿奎納相比。他的哲學的兩個基本概念是理和氣，理是創造萬物的根本，氣是創造萬物的材料。“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後有性；必禀此氣，然後有形。”“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挂搭處。”“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蝼蟻，其生皆是如此……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隻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白地生出一個物事。這個都是氣。若理，則隻是個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卻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

在宋代，除朱熹之外還出現了其他重要的思想家，他們的哲學通常也被稱為理學。

新儒學的第二階段與明朝的統治時期（1368—1644）基本一緻。這一時期傑出和重要的思想家就是朱熹的最大敵手王陽明（又名王守仁），他生于1473年，死于1529年。新儒學在他那裡獲得了理想主義的改造。新儒學的第三階段與清代（1644—1911）同時，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戴震（字東原），生于1723年，死于1777年。他試圖将自古以來新儒學的全部内容綜合到一起，由于他特别注重以經驗為依據，因而他的哲學也被稱為經驗主義學派。

在這一篇論述儒家哲學後續發展的簡短概要的末尾，我們引述孔子的孫子也就是《中庸》的著者稱贊孔子的一段話，這段溢美之詞聽起來似乎也并不過分傲慢：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帱。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溥溥淵泉，而時出之。溥溥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4．中國哲學的共同特點和意義

如果再回過頭去看一下中國哲學的發展，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哲學帶有如下一些共同特點：

1．我們可以把追求中和看作中國哲學思想的基本主題。在儒家思想中——但也不僅僅在儒家思想中——我們總是會遇到“中”、“和”、“中庸”這些概念，其目的就是追求一種和諧的平衡。

2．這樣的願望使中國所有的哲學學派都具有一種天人合一的思想。

3．這種願望還使中國哲學家——尤其是老子——産生人與自然和睦相處的思想。

4．與這種願望相适應，中國人厭惡任何形式的片面和極端。與“不是/就是”（非此即彼）相比，他們更喜歡“不僅/而且”。他們不是停留在對立物面前裹足不前，而是能夠看到對立面相互之間的制約性，并且在一個更高的角度上使對立的雙方和諧統一起來。

5．與之密切相關的是兩種原則相互作用的思想。我們看到，以陰陽和理氣概念表達出的主動和被動原則，幾乎存在于中國的所有哲學學派之中。

6．不是排斥自己的對立面，而是尋求一種綜合之路，去化解矛盾，中國哲學的這種傾向與中國人寬容的處世态度大有關系，其寬容度達到令西方人幾乎不可思議的地步。中國人常說三教為一家，意思是儒教、道教和佛教能夠和睦相處和兼容共存。雖然他們之間曾經頻繁地發生過激烈的論争，但是除了幾次例外情況，他們很少使用暴力手段壓制對方或是脅迫對方改變信仰。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大部分民衆不像歐洲人那樣固定地信奉一種宗教。隻有那些道教、儒教和佛教的僧侶和教士才宣誓忠誠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普通民衆則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口味時而到這個宗教教士那裡尋求安慰，時而到那個宗教教士那裡尋求安慰，而且，每當遇到悲苦的事情，他們大多是求佛祖保佑。

7．如此的寬容大度當然很難用中國人冷漠的處世态度加以界定，這種寬容與印度人的寬容完全不一樣。雖然印度人一般都堅信，每個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都能夠獲得極樂緻福——因為他們認為，每一種學說或許隻能反映神的真理的一個側面——但是印度人一般都會确定地信奉一種宗教，而不會随意改變自己的信仰。中國式的忍耐和寬容顯然與這個民族普遍的處世态度有關，和印度人相反，中國人更關注今生今世，因而中國哲學的特點還在于它的現世性。

8．中國哲學的人文主義精神與中國人這種入世的思想特點密切相關。在中國的思想體系裡，沒有哪一種體系不是把人放在中心位置的。雖然方式不同，中國古代哲學的兩個主要派别儒家和道家都是以人為本。他們的主要興趣都在于人的現世生活及其正确的處世态度，其區别僅在于，老子認為，隻有通過順應自然并尊重自然規律，才能獲得圓滿的人生；而孔子則認為，圓滿的人生是通過人的自我完善才能達到的。不管怎麼說，中國學者在這一點上還是意見一緻的，他們總是強調中國哲學的這個共同點。

9．我們看到，知足、節制、内心平靜和靈魂的安甯在中國人眼裡是人生幸福的必要前提。

10．就人性而言，許多中國思想家都同意孟子的那句話：人性本善。

11．中國人幾乎從來都不把追求純粹的知識作為人生的理想。中國哲學的最終目的在于指導人們如何正确地為人處世，所以，中國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倫理學。

12．由于中國的哲學家們不僅看到人的自然屬性，而且還總是把人放到家庭、社會和國家中加以考察，因此，中國哲學又是一種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

13．最後，中國思想也和中國文化一樣帶有某種封閉性和自我滿足的特點。直到近代之初，佛教是唯一在中國的土地上紮下根的外來文化。這種特點究竟是與中國人恒定不變的個性有關呢，還是與中國在地理上的與世隔絕或與其曆史命運更有關系呢，對此我們很難說得清。不管怎樣，當西方思想傳入中國以後，某些階層的中國人簡直可以說是如饑似渴地吸收了西方思想；而且，在西方生活的中國人也顯示出了令人矚目的适應能力。

當代中國革命性的轉變将會把中國的宗教和哲學引向何處，對于這個問題，即使是西方的“中國通”們或中國人自己也不知該如何回答。但是，或許有一點可以肯定，和過去一樣，如果不懂得如何去适應上述的中國思想特征所顯露出的中國精神那種根深蒂固的特殊性，那麼沒有哪一種外來的意識形态會長期在中國存在下去。

中國哲學以及中國文化很晚才被歐洲人所了解。十三世紀末，威尼斯的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馬可·波羅，在一次經商旅行中經過近東，最後抵達中國皇帝的皇宮。他們在中國逗留了幾十年，回到歐洲之後，馬可·波羅報道了這個人口衆多、文化昌盛的遙遠的東方帝國，但是他的報道卻遭人嘲笑，被認為是癡人說夢，是瞎吹牛。這樣，對那時的歐洲人來說，人類文明史上一個迷人的章節就成了一段小插曲。

萊布尼茨是第一個認識到這個遙遠國度的偉大文化成就的歐洲思想家，他曾經試圖使中國和歐洲之間的文化交流成為可能，為促進這一交流，他建議俄國沙皇修建一條從俄國通往中國的陸路。他把中國人的精神和道德觀與歐洲的作了比較并得出如下結論：“在我看來，由于我們這裡的道德敗壞已經到無以複加的地步，社會境況實在令人擔憂，因此，我認為有必要請中國給我們派遣使臣過來……所以，我相信，當一個智者被任命為法官……由他來裁定這個民族的優秀與否，那麼他就會向中國人獻上金蘋果。”

18世紀，随着歐洲對中國園林藝術、瓷器等類似的中國東西的興趣不斷增強，中國的哲學成就也更多地被歐洲人了解。沃爾夫、狄德羅、伏爾泰和歌德都曾研究過中國哲學并對其給予很高的評價。狄德羅寫道：“從曆史、民族精神、藝術、智慧、政治等方面來看，這個民族要優于其他民族。”伏爾泰評論說：“中國人功績卓著是有目共睹的，此外，中華帝國的國家體制也是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當代一位學識淵博和思想自由的哲學家格拉夫·赫爾曼·凱瑟琳寫道：“中國塑造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完美的人性……就如現代西方人創造了迄今為止最為優秀的技能文化，古代中國人則創造了一種迄今為止最為優秀的生存文化。”這些文化成就的取得與那些偉大思想家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他們的著作對過去和現在都産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