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歐麗娟“中國文學史”課程筆記（六）
歐麗娟教授
歐麗娟，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唐詩、《紅樓夢》及中國文學史，目前網上可以找到歐老師《紅樓夢》（仍在更新中）、《中國文學史》（先秦至六朝）以及部分講座的視頻。由于歐老師學養深厚，視角廣闊，往往能夠旁征博引，融貫中西，部分觀點尤能令人耳目一新，不免激發學習探究的興趣。這份筆記資料根據網上流傳的《台大“中國文學史”筆記》整理補充而來，部分順序經過調整與課程順序稍有差别，建議感興趣的朋友結合相關課程重新完善補充。 （*筆記資料僅供學習參考，勿做商業用途；筆記資料會持續更新，全部内容将陸續推送。）
第六課 楚辭（上）
6.1 楚辭概說
1.楚辭：它是戰國後期産生于長江流域的一種新興的詩體（對于《詩經》而言）。 “楚辭”之名最早見于《史記.張湯傳》，本意是泛指楚地的歌詞，後來才用來專稱以戰國時屈原為代表創作的新體詩。楚辭帶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宋人黃伯思《東觀餘論》雲：“（楚辭） 皆 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若些、隻、羌、谇、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蘭、茝、荃、藥、蕙、若、芷、蘅者，楚物也。”（《東觀餘論》）。
2. 詩人能夠直接給自己的作品以主觀的影響，因而使自己的作品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使讀者能夠通過作品鮮明地辨識出創作者。楚辭因為屈原而得以廣泛傳播，因此屈原被稱為中國第一個詩人，正如鄭愁予《野店》一詩所言：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黃昏裡挂起一盞燈。” 此外，黃伯平先生在選擇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時，将屈原列為僅次于李白、杜甫的第三名的詩人，認為李白、杜甫、屈原就構成了“夏日三角”，屈原就是“天津四”（*ps.“夏日三角”、“天津四”都是天文體系）。
3.楚文化的特色： 第一，楚國是 長江流域（中遊，湖南、湖北荊楚之地）文化的代表，于戰國七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橫成則秦帝，縱成則楚王。”（《戰國策.秦策四》）楚國與中原文化産生密切的互動，也受到了《詩經》傳統的影響，例如楚國貴族在外交活動中也會援引《詩經》來表達立場。 第二， 楚國運作相對寬松，國家制度不如中原成熟： （1）它具有優越的經濟條件，人們可以不為衣食而憂，所以南方的文學比較具有超現實的一面。《漢書.地理志》：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食物常足。” （2）沒有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韓非子》即稱楚貴族相對具有有獨立的勢力。楚的集體壓抑比較小，個人意識較強烈，至漢代，楚人性格仍以桀骜不馴聞名，楚人的性格在漢代也有體現，個性化塑造了屈原文學風格的來源。 （3）楚民族文化不管是娛神娛人，其藝術都是在注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展現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激烈動蕩的情感内容、奇幻華麗的表現形式 。( * ps.商周時期對鬼神往往是用一種莊嚴肅穆的方式來表達恭敬、敬畏。 ) 6.2 楚辭形成的原因
第一，與楚地歌謠密切相關：
（一）楚地歌謠 1.《九歌》，原為漢族神話傳說中的一種遠古歌曲的名稱，屈原據漢族民間祭神樂歌改作或加工而成。 2.《隋書·經籍志》：楚聲“音韻清切”。 3.《孟子》收錄的《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ps.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彈性） 4.《說苑》收錄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5.《漢書.禮樂志》：“高祖樂楚聲”，劉邦《大風歌》、武帝《秋風辭》、項羽《垓下歌》， 但楚辭已經是高度文學化的精緻的作品，擺脫了歌謠形式，而以繁麗的文辭容納複雜的内涵而表現豐富的思想情感。 （二）楚辭與漢賦的關聯 1.“楚辭”的概念是直到漢代才被歸納出來的，《史記.張湯傳》最早出現“楚辭”一詞，《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 “屈原既死之後,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谏。” 到東漢初年，班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統稱為楚辭。 2.楚辭是可以吟誦的，漢人稱楚辭為賦，“不歌為誦為之賦”（《漢書.藝文志》），近乎吟唱，音韻學家的研究發現，即使是散文化的漢賦，也具有押韻的特點，楚辭與漢賦都是介乎文字與音樂之間的一種形式。
第二，楚地盛行的巫教，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 ——愛鬼神而近之。 1.東漢人王逸《九歌序》：“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 2.《漢書.地理志》：“信巫觋，重淫祠。” 3.朱熹《楚辭集注》繼承了王逸之說，“九歌”條：“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亵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願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 4. 受巫教的深刻影響，就會形成巫系文學 ——反映巫術的特點的文學作品，巫術的特點是具有儀式、咒語和巫師，巫師在儀式中的作用是求問于天、獻祭于神、或者祝禱靈祇。學界公認楚辭也屬于巫系文學。如《九歌》，雖然經過屈原的重新創作，但仍然反映出巫系文學的特征: （1）如祭神的組詩《九歌》，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即認為《九歌》是一套有系統而且可以上演的歌舞劇；台灣道教學者李豐楙認為：在原始社會中曾存在巫者以舞蹈或獻身的方式媚神，或扮演“神的配偶”（the divine consort），《九歌》即是陽巫接陰神、陰巫接陽神的儀式劇，在巫系文學的情調中，仍可感覺其中具有一種 “聖婚式” (sacred marriage)的遺迹。聖婚——巫師代表人的力量與神結合，往往作為一種封禅（祈求土地豐産）的儀式，這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就是婚戀的題材，聖婚式的儀式出現在西方與東方的原始信仰中，屈原之後，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中的楚王和神女也是聖婚的模式，從内容上看不免流于淫穢，但整個儀式卻是莊嚴肅穆的，儀式的參與者相信天地人是相互交感的。 （2）《離騷》這篇代表作的構架，由“蔔名”(自叙身世祖先)、“陳辭”、“先戒”、“神遊”（在儀式中靈魂脫體遠遊的迷離狀态），到“問蔔”、“降神”，都借用了民間巫術的方式。 （3）日本漢學家鈴木虎雄：屈原的《離騷》與《九歌》簡直就是借巫的問答體而成。 （4）屈原可能具有巫史 的身份 （*ps.在文化發展早期，巫史是不分的）， 既掌握着人間豐富的知識，又能溝通到超現實的世界。李豐楙認為屈原能夠運用大量的神秘、魅惑讀者的意象，根本上就跟楚國宗教、神話、巫術等奇特之事有關，這是古代巫史才能具備的素養。聞一多以後的學者多沿着屈原的巫史身份去考證，比如考證屈原先祖的身份，有學者認為其先祖颛顼有“巫王”的傾向；有學者認為屈原字“靈均”、三闾大夫的身份都有巫史的嫌疑；也有學者認為女媭可能是神巫或者女祝。目前隻能說屈原出身非凡，有巫史的嫌疑，而無定論。因此，屈原和《離騷》中的一些現象不能用一般的文學常識來理解，如“集芙蓉以為裳”、“紉秋蘭以為佩”，這種高潔的舉動，也有巫史的痕迹，香氣本身就是一種通靈的形式，巫或許通過佩戴香草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神聖的空間。
第 三，江南之山川風物。 1.南朝劉勰《文心雕龍﹒物色》：“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 2.清代王夫之《楚辭通釋﹒序例》：“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叠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嵚，戍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 3.《山鬼》：陰神稱“鬼”，但仍是神的屬性。“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戴女羅”，山地的地理環境促進了文學想象。
第四，《詩經》對楚辭的影響 1.楚的貴族都接受《詩經》的教育； 2.形式上，《九章﹒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視為《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 3.手法上，屈原繼承《詩經》比興手法，形成香草美人的傳統：香草比喻為賢臣、賢德之人，美人比喻為臣子所眷戀的君王的化身，又或指具有很高品德的賢臣。
第五，戰國縱橫家華麗鋪張的文辭。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戰國時代“而遊說之風寝盛，縱橫之士，欲以唇吻 （*吻：口鼻之間，即耍嘴皮子） 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
6.3 楚辭的特色
（一）傾向：以抒情為主流。 《惜誦》：“發憤以抒情”，楚辭的情是憂憤，不光為個人得失而發。
（二）内容：觸及超現實的世界。 比如屈原可能具有巫史的身份、巫術儀式的架構等。
（三）較顯著的個人主義與理想色彩。 自以為是的個人主義是令人厭惡的，但屈原的“個人主義”卻能達到真摯感人的效果，是因為他崇高的理想主義色彩。一個隻關注自己得失好惡的人是不可能有理想的，因為真正的理想都是超越個人的，隻有這樣的理想才能莊嚴動人，源源不斷地散發出精神的感染力。 1.俄國學者謝利勃利亞科夫（諧音）：屈原實際上是中國詩歌史中第一個利用曆史 （*ps.遠古的聖君聖王） 來對現實做出裁判的人，他的風格帶着和散文密切聯系的痕迹 （*ps.關心現實、與曆史發生關聯，對照現實，改造現實，理想化的大我關懷） 。 2.戴維·霍克思認為屈原的作品中隐含有兩種特質：憂類和遊類，憂憤越深，精神遨遊越自由、愈開放。憂憤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具備的憂患意識，偏重于思索的是用哲理散文來表達，偏重于唇吻奏功的，就到縱橫捭阖的國際舞台去展現，屈原則是将憂患意識寄于辭賦。 （*ps.David Hawkes，英國漢學家、紅學家，他翻譯了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全譯本，這是英語世界第一個《紅樓夢》全譯本，也是西方漢學史和翻譯界一件大事，被朋友稱為“stone brother”。霍克思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貢獻，霍克思也以專研楚辭、杜詩著名，所譯《楚辭.南方之歌—中國古代詩歌選》和《杜詩初階》，為世所重。） 3.大陸學者趙沛霖講自漢代王逸《楚辭章句》以來有關《離騷》“求女”寓意的解釋大緻歸為六類：
（四）抒情特點：情感表現的張揚與激昂。 情感表現的張揚與激昂與《詩經》的溫柔敦厚大異其趣，這種外露的情感抒發既是優點，也是缺點： 1. 東漢班固《離騷序》：“露才揚己”（屈原與《離騷》共同的特色），在現實生活中，“露才揚己”往往導緻一個常見的結果，就是露才者的受挫。 2.《文心雕龍﹒辯騷》：“绮靡以傷情。”認為屈原的抒情已經過度，但劉勰同樣肯定屈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有屈原，豈見離騷”，屈原真的是中國的第一個詩人。 3.明代袁宏道《叙小修詩》：指出“勁直而多怼，峭急而多露”乃“楚風”之特點，而《離騷》即“忿怼之極”。 4. 司馬遷對屈原推崇備至: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唐詩、《紅樓夢》及中國文學史。
歐麗娟，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唐詩、《紅樓夢》及中國文學史，目前網上可以找到歐老師《紅樓夢》（仍在更新中）、《中國文學史》（先秦至六朝）以及部分講座的視頻。由于歐老師學養深厚，視角廣闊，往往能夠旁征博引，融貫中西，部分觀點尤能令人耳目一新，不免激發學習探究的興趣。這份筆記資料根據網上流傳的《台大“中國文學史”筆記》整理補充而來，部分順序經過調整與課程順序稍有差别，建議感興趣的朋友結合相關課程重新完善補充。 （*筆記資料僅供學習參考，勿做商業用途；筆記資料會持續更新，全部内容将陸續推送。）
第六課 楚辭（上）
6.1 楚辭概說
1.楚辭：它是戰國後期産生于長江流域的一種新興的詩體（對于《詩經》而言）。 “楚辭”之名最早見于《史記.張湯傳》，本意是泛指楚地的歌詞，後來才用來專稱以戰國時屈原為代表創作的新體詩。楚辭帶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宋人黃伯思《東觀餘論》雲：“（楚辭） 皆 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若些、隻、羌、谇、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蘭、茝、荃、藥、蕙、若、芷、蘅者，楚物也。”（《東觀餘論》）。
2. 詩人能夠直接給自己的作品以主觀的影響，因而使自己的作品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使讀者能夠通過作品鮮明地辨識出創作者。楚辭因為屈原而得以廣泛傳播，因此屈原被稱為中國第一個詩人，正如鄭愁予《野店》一詩所言：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黃昏裡挂起一盞燈。” 此外，黃伯平先生在選擇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時，将屈原列為僅次于李白、杜甫的第三名的詩人，認為李白、杜甫、屈原就構成了“夏日三角”，屈原就是“天津四”（*ps.“夏日三角”、“天津四”都是天文體系）。
3.楚文化的特色： 第一，楚國是 長江流域（中遊，湖南、湖北荊楚之地）文化的代表，于戰國七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橫成則秦帝，縱成則楚王。”（《戰國策.秦策四》）楚國與中原文化産生密切的互動，也受到了《詩經》傳統的影響，例如楚國貴族在外交活動中也會援引《詩經》來表達立場。 第二， 楚國運作相對寬松，國家制度不如中原成熟： （1）它具有優越的經濟條件，人們可以不為衣食而憂，所以南方的文學比較具有超現實的一面。《漢書.地理志》：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食物常足。” （2）沒有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韓非子》即稱楚貴族相對具有有獨立的勢力。楚的集體壓抑比較小，個人意識較強烈，至漢代，楚人性格仍以桀骜不馴聞名，楚人的性格在漢代也有體現，個性化塑造了屈原文學風格的來源。 （3）楚民族文化不管是娛神娛人，其藝術都是在注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展現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激烈動蕩的情感内容、奇幻華麗的表現形式 。( * ps.商周時期對鬼神往往是用一種莊嚴肅穆的方式來表達恭敬、敬畏。 ) 6.2 楚辭形成的原因
第一，與楚地歌謠密切相關：
（一）楚地歌謠 1.《九歌》，原為漢族神話傳說中的一種遠古歌曲的名稱，屈原據漢族民間祭神樂歌改作或加工而成。 2.《隋書·經籍志》：楚聲“音韻清切”。 3.《孟子》收錄的《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ps.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彈性） 4.《說苑》收錄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5.《漢書.禮樂志》：“高祖樂楚聲”，劉邦《大風歌》、武帝《秋風辭》、項羽《垓下歌》， 但楚辭已經是高度文學化的精緻的作品，擺脫了歌謠形式，而以繁麗的文辭容納複雜的内涵而表現豐富的思想情感。 （二）楚辭與漢賦的關聯 1.“楚辭”的概念是直到漢代才被歸納出來的，《史記.張湯傳》最早出現“楚辭”一詞，《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 “屈原既死之後,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谏。” 到東漢初年，班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統稱為楚辭。 2.楚辭是可以吟誦的，漢人稱楚辭為賦，“不歌為誦為之賦”（《漢書.藝文志》），近乎吟唱，音韻學家的研究發現，即使是散文化的漢賦，也具有押韻的特點，楚辭與漢賦都是介乎文字與音樂之間的一種形式。
第二，楚地盛行的巫教，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 ——愛鬼神而近之。 1.東漢人王逸《九歌序》：“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 2.《漢書.地理志》：“信巫觋，重淫祠。” 3.朱熹《楚辭集注》繼承了王逸之說，“九歌”條：“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亵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願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 4. 受巫教的深刻影響，就會形成巫系文學 ——反映巫術的特點的文學作品，巫術的特點是具有儀式、咒語和巫師，巫師在儀式中的作用是求問于天、獻祭于神、或者祝禱靈祇。學界公認楚辭也屬于巫系文學。如《九歌》，雖然經過屈原的重新創作，但仍然反映出巫系文學的特征: （1）如祭神的組詩《九歌》，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即認為《九歌》是一套有系統而且可以上演的歌舞劇；台灣道教學者李豐楙認為：在原始社會中曾存在巫者以舞蹈或獻身的方式媚神，或扮演“神的配偶”（the divine consort），《九歌》即是陽巫接陰神、陰巫接陽神的儀式劇，在巫系文學的情調中，仍可感覺其中具有一種 “聖婚式” (sacred marriage)的遺迹。聖婚——巫師代表人的力量與神結合，往往作為一種封禅（祈求土地豐産）的儀式，這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就是婚戀的題材，聖婚式的儀式出現在西方與東方的原始信仰中，屈原之後，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中的楚王和神女也是聖婚的模式，從内容上看不免流于淫穢，但整個儀式卻是莊嚴肅穆的，儀式的參與者相信天地人是相互交感的。 （2）《離騷》這篇代表作的構架，由“蔔名”(自叙身世祖先)、“陳辭”、“先戒”、“神遊”（在儀式中靈魂脫體遠遊的迷離狀态），到“問蔔”、“降神”，都借用了民間巫術的方式。 （3）日本漢學家鈴木虎雄：屈原的《離騷》與《九歌》簡直就是借巫的問答體而成。 （4）屈原可能具有巫史 的身份 （*ps.在文化發展早期，巫史是不分的）， 既掌握着人間豐富的知識，又能溝通到超現實的世界。李豐楙認為屈原能夠運用大量的神秘、魅惑讀者的意象，根本上就跟楚國宗教、神話、巫術等奇特之事有關，這是古代巫史才能具備的素養。聞一多以後的學者多沿着屈原的巫史身份去考證，比如考證屈原先祖的身份，有學者認為其先祖颛顼有“巫王”的傾向；有學者認為屈原字“靈均”、三闾大夫的身份都有巫史的嫌疑；也有學者認為女媭可能是神巫或者女祝。目前隻能說屈原出身非凡，有巫史的嫌疑，而無定論。因此，屈原和《離騷》中的一些現象不能用一般的文學常識來理解，如“集芙蓉以為裳”、“紉秋蘭以為佩”，這種高潔的舉動，也有巫史的痕迹，香氣本身就是一種通靈的形式，巫或許通過佩戴香草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神聖的空間。
第 三，江南之山川風物。 1.南朝劉勰《文心雕龍﹒物色》：“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 2.清代王夫之《楚辭通釋﹒序例》：“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叠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嵚，戍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 3.《山鬼》：陰神稱“鬼”，但仍是神的屬性。“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戴女羅”，山地的地理環境促進了文學想象。
第四，《詩經》對楚辭的影響 1.楚的貴族都接受《詩經》的教育； 2.形式上，《九章﹒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視為《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 3.手法上，屈原繼承《詩經》比興手法，形成香草美人的傳統：香草比喻為賢臣、賢德之人，美人比喻為臣子所眷戀的君王的化身，又或指具有很高品德的賢臣。
第五，戰國縱橫家華麗鋪張的文辭。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戰國時代“而遊說之風寝盛，縱橫之士，欲以唇吻 （*吻：口鼻之間，即耍嘴皮子） 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
6.3 楚辭的特色
（一）傾向：以抒情為主流。 《惜誦》：“發憤以抒情”，楚辭的情是憂憤，不光為個人得失而發。
（二）内容：觸及超現實的世界。 比如屈原可能具有巫史的身份、巫術儀式的架構等。
（三）較顯著的個人主義與理想色彩。 自以為是的個人主義是令人厭惡的，但屈原的“個人主義”卻能達到真摯感人的效果，是因為他崇高的理想主義色彩。一個隻關注自己得失好惡的人是不可能有理想的，因為真正的理想都是超越個人的，隻有這樣的理想才能莊嚴動人，源源不斷地散發出精神的感染力。 1.俄國學者謝利勃利亞科夫（諧音）：屈原實際上是中國詩歌史中第一個利用曆史 （*ps.遠古的聖君聖王） 來對現實做出裁判的人，他的風格帶着和散文密切聯系的痕迹 （*ps.關心現實、與曆史發生關聯，對照現實，改造現實，理想化的大我關懷） 。 2.戴維·霍克思認為屈原的作品中隐含有兩種特質：憂類和遊類，憂憤越深，精神遨遊越自由、愈開放。憂憤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具備的憂患意識，偏重于思索的是用哲理散文來表達，偏重于唇吻奏功的，就到縱橫捭阖的國際舞台去展現，屈原則是将憂患意識寄于辭賦。 （*ps.David Hawkes，英國漢學家、紅學家，他翻譯了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全譯本，這是英語世界第一個《紅樓夢》全譯本，也是西方漢學史和翻譯界一件大事，被朋友稱為“stone brother”。霍克思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貢獻，霍克思也以專研楚辭、杜詩著名，所譯《楚辭.南方之歌—中國古代詩歌選》和《杜詩初階》，為世所重。） 3.大陸學者趙沛霖講自漢代王逸《楚辭章句》以來有關《離騷》“求女”寓意的解釋大緻歸為六類：
（1）以求女喻求賢臣、賢士；
（2）以求女喻求賢君； （3）以求女喻求理想的政治； （4）以求女喻求賢内助和賢後； （5）以求女喻秦楚婚姻相親； （6）以求女喻求通君側之人。 4.（課堂引申）錢穆《國史大綱》提到的學習态度：“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曆史略有所知者, 尤必附随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 。” 5.（課堂引申）如何看待古人的不足： 古人的确有時代的限制，我們必須加以同情和理解，我們必須知道他們受的是什麼樣的苦，我們應該發現他們是如何創造和突破，去創造一個更好的自我和更好的世界。自由的張揚，個人的幸福往往意味着偉人出現概率的降低，幸福的人往往不會偉大，就像“快樂的豬和痛苦的蘇格拉底”。（四）抒情特點：情感表現的張揚與激昂。 情感表現的張揚與激昂與《詩經》的溫柔敦厚大異其趣，這種外露的情感抒發既是優點，也是缺點： 1. 東漢班固《離騷序》：“露才揚己”（屈原與《離騷》共同的特色），在現實生活中，“露才揚己”往往導緻一個常見的結果，就是露才者的受挫。 2.《文心雕龍﹒辯騷》：“绮靡以傷情。”認為屈原的抒情已經過度，但劉勰同樣肯定屈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有屈原，豈見離騷”，屈原真的是中國的第一個詩人。 3.明代袁宏道《叙小修詩》：指出“勁直而多怼，峭急而多露”乃“楚風”之特點，而《離騷》即“忿怼之極”。 4. 司馬遷對屈原推崇備至: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明 行
|| 以文學尋找慈悲與智慧 ||
覺自苦中來 明從暗處生
妙解緣微末 行深會圓通
封面：網絡
排版：覺明
文章：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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