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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欽安扶陽方用藥規律

□ 蔣永光 成都中醫藥大學

·在對大量藥方進行統計分析後發現,由主治和方效所決定,一個方劑所含中藥的歸經是有顯著傾向性的。

·中藥的性味是其功用的藥理基礎。由多味中藥組成的方劑,當然也有其整體性味。

任何一種理論都要落實在應用之上才有意義,近代四川著名醫家鄭欽安的扶陽論亦如此。鄭氏之扶陽,具體而深刻地反映在其處方用藥中,而對其方藥應用特點和規律的揭示,不僅有助于提高對鄭氏扶陽論的認識,更有益于我們從中汲取寶貴的臨床經驗。

鄭氏著作中的方劑概況

在鄭欽安著述中論及的方劑甚多,但藥物組成、劑量、主治俱全者僅46首,其中45首見于《醫理真傳》,《醫法圓通》僅1首。《醫理真傳》所載45首方中,載于“卷二·陽虛症門問答”的17首,均為扶陽方;載于“卷三·陰虛症門問答”的21首和“卷四·雜問”的7首,這些方劑功用較雜,寒、熱、補、瀉都有,但都不是扶陽方。下面,就17首扶陽方的用藥情況做一分析。

鄭氏扶陽方的用藥規律

載于《醫理真傳·卷二·陽虛症門問答》的17首扶陽方,有10首為傷寒方,其餘7首,除附子理中湯外,均為鄭氏自制方。其中的傷寒方,劑量多不同于原方,有的在組方上還有加味,如建中湯是小建中湯加附子,理中湯加用了半夏、砂仁、茯苓。

17首扶陽方所用藥味不多,僅23種,其中甘草和炙甘草是分兩味藥計算的。這23種藥物中,隻用過1次(即隻用于1個方劑)有8味藥:安桂、吳茱萸、細辛、杏仁、知母、龜闆、蔥白、饴糖;用過2次的有5味藥:白芍、半夏、甘草、黃柏、麻黃;在3首以上方劑中用過的藥物有10味。(見下表:《醫理真傳》17首扶陽方常用藥的性效分析)

從此表提供的信息可以歸納出3點。

第一,采用表中所列藥物,可構成4個鄭氏的常用扶陽方(見下,原劑量後括号内為換算後的現代劑量)。從鄭氏對這4個方劑的應用和論說可以得窺其扶陽法中,溫中陽是一個基本的法則。

附子甘草湯:附子1兩(25克),炙甘草6錢(19克)。這是鄭氏的自制方,認為附子辛熱補先天真陽,甘草味甘補後天脾土,故他就該方的方義提出:“土得火生而中氣可複”,稱此為“先後天并補之妙劑”。此方與附子理中湯可謂同法同理。

四逆湯:附子1枚(25克),幹姜1.5兩(47克),炙甘草2兩(62克)。此為傷寒方,鄭氏以之為回陽的代表方。此方有溫中效用(見本報2019年3月28日四版《鄭欽安扶陽理論始于坎離說》),此不贅言。

附子理中湯:附子1枚(25克),白術5錢(16克),幹姜5錢(16克),人參2錢(6克),炙甘草3錢(9克)。此方為《和劑局方》附子理中丸,但原方諸藥為等量,鄭氏則增加了附子、白術、幹姜的用量,人參量稍減,顯然是加強了溫中陽之力。

桂苓術甘湯:桂枝8錢(25克),茯苓2兩(62克),白術1兩(31克),甘草5錢(16克)。即《傷寒論》苓桂術甘湯,隻是鄭氏加重了茯苓、白術用量。鄭氏在接受此方能“化氣行水,促動膀胱氣化”等傳統認識的同時,強調此方培土治水作用,認為其主治是“一切脾虛水腫與痰飲咳嗽更為妥切。”

不難看出,上述4方的藥物配伍都包含溫中陽、健脾土的治法,隻是有主次之分而已。鄭欽安對此的闡述十分明确,方藥組配和治療應用都有具體而明顯的體現。

此外,表中所列藥物,還可構成鄭氏方中沒有的兩個傷寒方:甘草附子湯(炙甘草,白術,附子,桂枝)和桂枝附子湯(桂枝,附子,生姜,大棗,炙甘草)。此兩方雖為溫陽除痹之方,但其方藥組成卻也顯示出與溫陽培土的密切關系,這在傷寒溫陽方中也是一個普遍現象。

第二,表中所列藥物的歸經分析可知,歸經含脾胃的藥物占絕對多數。這從另一側面反映了鄭氏扶陽法的重要治法内涵。

中藥的歸經反映了藥物的效用部位。一味中藥往往有多個歸經,這說明中藥效用的複雜性。一個包含多味中藥的複方,其歸經自然更為複雜。但是,在對大量藥方進行統計分析後不難發現,由主治和方效所決定,一個方劑所含中藥的歸經是有顯著傾向性的。據此,對表中所列藥物的歸經進行了統計(見下)。

8味藥,歸經包含“脾”;

7味藥,歸經包含“心”;

6味藥,歸經包含“肺”;

5味藥,歸經包含“胃”;

3味藥,歸經包含“腎”;

1味藥,歸經包含“膀胱”。

可以看出,脾經居首位,如果把脾胃合起來則更占多數。相反,歸腎經者明顯居于少數。

第三,從表中所列藥物的性味分析得知,味甘辛為主,性溫熱居多,而甘辛溫熱是脾胃藥方的主體性味。

中藥的性味是其功用的藥理基礎。由多味中藥組成的方劑,當然也有其整體性味。由表中所列藥物性味分析得知(見下),鄭氏扶陽方最常采用的9味藥之性味中,味甘辛為主,性溫熱居多,據此可知“甘辛溫”是扶陽方的基本性味。根據髒象學說可知,甘味歸脾土,而土生于火,故治脾土宜溫熱。但由于脾土多濕,故常佐用辛苦之藥燥之。可見,性味分析的結果非常符合臨床脾胃治療的用藥特點。

7味藥,味包含“甘”;

4味藥,味包含“辛”;

2味藥,味包含“苦”;

1味藥,味包含“淡”;

4味藥,性為“溫”;

3味藥,性為“平”。

2味藥,性為“熱”。

鄭氏扶陽論根于陽、本于土

通過對鄭欽安的扶陽原理和上述主要扶陽方的分析,能夠得出一個十分明确的結論:鄭氏扶陽言稱坎陽,暗重脾胃。

得出此結論需要經曆一個過程:坎離說是在天地自然和人體生理兩個層面闡釋“陽氣”的來源、存在形式及其在生命活動中的重要作用,進而将土生萬物和後天之本的理念載入論述之中,引出了三陽說。而三陽說的實質是“中陽”概念的提出,是扶陽當立足于中陽的理論鋪墊。故鄭欽安的組方用藥始終不離脾胃中陽的扶助,明确地說即是:“一切陰虛、陽虛,務在中宮上用力。”根于陽、本于土,可謂鄭氏扶陽論最簡單直接,也是最接近臨床實踐的寫照。

此外,鄭欽安在理論認識上還突出一點:氣機升降。有關自然和人體的升降運動在坎離說和三陽說中都有闡述。脾胃的生理作用,也與其作為升降樞紐的地位相關,鄭氏就是從上、中、下三陽的升降關系來論證這一問題的。他說:“中陽不運,上下即不相交,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對升降失調的認知和調理,在鄭氏扶陽的治法方藥中有頗多體現。(蔣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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