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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第一賢相——子産》第四十章 反對禳火 弗與玉器

第四十章 反對禳火 弗與玉器

我們的先人對“天”持有敬畏之心,出現任何天象都進行認真細緻地觀察研究,因而湧現出許多卓有成就的天文學家,也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人感應”這一中華民族特有的哲學觀念,從而對世界文明史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不可否認的是,也出現了一些負面的東西:在“天人感應”思想支配下,古人認為一些天象與人類社會有一種神秘聯系,有些天象竟然會被認為是某些大人物或國家吉兇禍福的先兆。這就陷入了唯心主義的泥潭。當然,這是曆史局限,是我們不能苛求的。

《左傳》記載了一些罕見的天文現象,也記載了一些天文學家、星宿學家對這些現象的分析判斷。公元前525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意思是:冬季,彗星出現在大辰星西邊,光芒四射,往東輝及銀河。彗星出現,在古人思想觀念裡是重要社會現象的先期預報,而且是極其不好的兆頭。魯國有位叫申須的大夫說:“彗星,是用來除舊布新的。天象一定預示着人間吉兇。現在彗星對大火星進行大掃除,大火星再度出現必然散布災難禍亂,各國恐怕會有火災吧?” (孔疏:大辰為大火之次)

彗星,俗稱“掃帚星”,至今還有不少迷信的人認為是不祥之物。申須大夫認為彗星出現于火星附近可能兆示:某些諸侯國會發生火災。但他隻是一種猜測,并未指定是哪些國家、何時發生。另一個名叫梓慎的大夫則斷定:火災必将于某日發生在宋、衛、陳、鄭四國,而且不會超過大火星再次出現的那個月份。此人根據天文分野及五行學說,有過一大段深入細緻的分析解說,煞有介事。

而鄭國的大夫裨竈說得更神,他鄭重其事地對子産說:“宋衛陳鄭四個國家将在同一天發生火災。如果我們用瓘(音同灌)、斝(音同家)、瓒三種玉器祭祀上天神靈,鄭國一定會避免這場災難。”不僅“預報”準确,而且有破解之法。

他說的這三種玉器實際使用價值是什麼、到底各有什麼功能呢?孔疏:“瓘,珪(音同歸)也。斝,玉爵也。瓒,勺也。欲以禳火。”瓘,一種非常名貴玉器,祭祀時用它,以示崇敬。 “斝,玉爵也”,斝是酒杯;“瓒,勺也”,瓒是酒勺。裨竈大夫說用包括酒杯、酒勺之類這三種玉器祭祀火星,就可以達到消災弭禍之目的。從他說話的語氣看,好像已經“勝券在握”!

裨竈大夫的這種行為,在今天看來,自然是一種十分荒唐可笑的做法。但在當時,世人卻未必如此看待,恐怕許多士大夫都會有這種主張。不然的話,這個裨竈大夫也未必膽敢用今天看來類似小兒遊戲的舉措,一本正經地向一國丞相如此這般進言獻策,那可是國家大事。由此可見,當時迷信思想多麼嚴重,而又多麼正統!

但是,子産卻很“另類”,他不相信那些無稽之談,更不贊成這種做法。大約左丘明對申須、梓慎、裨竈三位大夫的意見是贊成并欣賞的,因而用大量篇幅記載三人的話,對子産則“惜墨如金”。裨竈要用那三種玉器禳火,《左傳》僅僅寫了四個字“子産弗與”。為什麼“子産弗與”呢?杜注:“(子産)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将軍認為:火災是正常天災,該發生時就發生了,不是經過祭祀祈禱就能使天災止息,所以子産反對裨竈的做法。

子産“逆潮流而上”,不給裨竈大夫三種玉器讓其祭神禳火。這在我們今天看來,子産無疑是正确的,由此也證明:子産的思想确實有科學的唯物傾向。然而,老天可不管什麼“唯物”“唯心”,老天跟子産開了個玩笑,幫了裨竈們的大忙。果然不出星宿學家們“預測”,第二年(前524年)“夏五月”的某一天,宋、衛、陳、鄭四國真的發生了火災。

火災的發生,當然不是“先知先覺者”判斷的準确無誤,恰好是對後人所謂“左氏,……其失也巫”這一論斷的再次印證。“左氏,……其失也巫”意思是,左丘明傳《春秋》的缺點或失誤之處,是喜好記述一些與“巫”有關的東西,即虛幻、離奇、荒誕不經的事情。這是後人對他的批評,這個批評是比較客觀的。

不過,左丘明不愧是位偉大的史學家,他不以個人好惡歪曲曆史。《左傳》如實記載了被梓慎斷定“七日之内火災必發生”的、公元前524年“夏五月”那七日的天氣情況:“丙子,風。戊寅,風甚。壬午,大甚。”意思是:從“丙子”那日起,“風”:刮起大風;連日不息,到第三天“戊寅”日,“風甚”:風越刮越大;連續又刮四天,到第七天“壬午”日,“大甚”:大風呈現癫狂肆虐之狀。就是在這樣的氣象條件下,這幾個國家發生了火災。

試想,地處黃河中下遊地區的這幾個國家,即今河南省、山東省部分地區,周曆“夏五月”,天幹地燥,一旦狂風大作,稍有不慎,發生火災,當為勢所必然。今天不是還經常見到,春夏之際刮沙塵暴,不少地區經常因風災發生火災嗎?

這一下,預言成真,星宿學家們理直氣壯了,裨竈說:“如果不聽我的話,鄭國将會再次發生火災。”鄭國朝臣士大夫都倒向了裨竈一邊,紛紛請求務必接受裨竈建議,可子産還是不答應,堅決不給玉器讓裨竈祭神禳火。鄭國重臣遊吉坐不住了,他對子産說:“國家的玉器,'寶’,就是用來保護百姓民衆的。如果再次發生火災,國家就要滅亡了!人家有辦法用它救亡,先生為什麼那麼吝惜那三種玉器呢?”

遊吉的話裡分明帶有責備、怪罪的意思。裨竈的話可以不理,其他大夫的話可以不睬,但是,遊吉的話可不能置若罔聞。遊吉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能力、有聲望的鄭國正卿,日後子産臨終之時就把國政托付給了遊吉,子産去世以後遊吉也就成了輔政大臣,而且深得民心、頗有政績。子産很耐心地地對遊吉解釋道:“天道遠,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意思是:



“天道距離人類遠,人道才是切身之道,二者并不相及。我們能夠知曉人道,可天道與人道不相類似,如何能由人道而推知、明白天道呢?(裨竈哪有那個本事知曉天道?)他預言宋衛陳鄭發生火災,不過是偶爾僥幸言中罷了!”



最終,子産也沒有給裨竈玉器讓其祭神禳火,鄭國也沒有再次發生火災,裨竈大夫第二次的預言落空了。

在中國哲學史上,莊子哲學主張“天人合一”,儒家思孟學派主張“天人相與”也即“天人合一”,荀子則主張“天人相分”。“天人合一”是唯心主義,“天人相分”是唯物主義。子産所謂“天道遠,人道迩,非所及也”就是“天人相分”的唯物主義觀點。當代已故大學者楊伯峻先生根據子産“天道、人道不相及”的觀點,說過這樣的話:“子産這種否定天人關系,在當時确是偉大思想家。”楊先生的話是有權威性的。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陳戍國先生在他的《春秋左傳校注·序》裡做過如下評價:“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楊伯峻先生大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則成為《春秋左傳》學的集大成之作,稱得上該領域的第二塊裡程碑。”

子産認為天命是不能幹預人事的,這種思想是很先進的,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卻是“反潮流”的,是與主流社會的正統觀點相背離的。裨竈大夫兩次建議用三種玉器祭祀火星以禳火,第一次“子産弗與”,第二次“子産不可”。對這種“固執己見”的行為,時人很難理解,晉朝儒将杜預卻給予充分理解。杜預将軍的話,就是上邊記述的:“(子産)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

現在都知道,火災的發生與彗星、火星沒有絲毫關系,是自然現象、是社會現象,隻能預防,通過祭祀、祈禱是不可能消除火災的。這種唯物主義的觀點,是人類在長期的生産實踐、社會鬥争中得來的,也是來之不易的。現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而反科學、僞科學的東西還經常沉渣泛起、蠱惑人心、擾亂社會,我們仍然有與反科學、僞科學作鬥争的必要,而且,任務還相當艱巨!

火災之前發生的事該說的都說了,對,還有一件小事不能遺漏。就在“(子産)遂不與。亦不複火。”之後,《左傳》追述一件事情:火災未發生之前,一位叫“裡析”的大夫告訴子産:“将要發生大災大難了,這樣就會國民震動、國家滅亡。我将要死了,看不到這場火災了。”大約他身體有病、很嚴重,估計自己不久于人世,說罷這話後很真誠地向子産建議:“及早把國都遷徙到别處,這場災難或許會避免吧?”“遷都”可是大事,但他認為這樣可以免災。不管能不能免災,人家也是好心好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子産并未拂了他的好意,對他說:“即便您說的可行,但我沒有那樣的能力,不足以定遷矣。”剛好火災發生時,裡析去世了,沒來得及安葬,子産派三十人把他的靈柩轉移到安全地帶。

《左傳》記載這件事,本意是說明國人對裨竈預言已深信不疑,且認為事體重大,國家将承受不起,必須遷都才能免災。而我們除此之外,從中還讀出了子産的“堅持”。子産确實具有“堅持”精神,譬如對于改革,他一生進行三次,第一次進行了三年,第一次、第二次相距三年,第二次、第三次相距二年,這三次改革是在八年之中完成的!前兩次改革甚至面臨生命危險,但子産毫不退縮,堅持不懈進行改革。沒有韌性、沒有堅持精神是很難把這樣艱難的事情進行到底的。這次對于裨竈預言,子産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任何人進言、無論“軟”的“硬”的,他都不為所動。

正所謂“天道人道不相及”,老天不給子産一點面子,它可不管你什麼堅持不堅持,你們吵你們的,各行其道,我老天該散布火災隻管散布火災。面對無情大火,子産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救火當中還發生了哪些事情呢?請看第四十一章 全力救火 不忘戰備。

《春秋第一賢相——子産》撰者長葛高根明(豫許昌長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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