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不傳之秘！處方中的比例和用量如何控制？
功效
組方中藥量大小的變化可改變其功效，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臨證遣藥組方時對藥量應嚴格要求，不得違其規律而施。
常見的規律歸納如下：
1
藥量大者為君，把持主體功效
在一首方劑中藥物用量大者為君早有古訓，君藥是針對主要病因及主症而設，突出其藥量以确保主治方向。
如麻黃湯中麻桂藥量之比為3：2，是保證峻汗的最佳比例，不可輕易變動。
麻杏石甘湯中石八麻四，越婢湯中石八麻六，都有深奧含義。
同為溫法，方中君藥不同，則功效有異。
溫散之劑重在散，如四逆湯中用附子量大為君，借幹姜之辛熱，有回陽破陰救逆之效，故有“附子無姜不熱”之說；
吳茱萸湯主厥陰寒邪逆上，吳茱萸暖肝胃，逐寒降逆，借生姜溫降之助，而收散寒平逆之功；
真武湯主寒水逆上，重用附子散寒溫陽以制水為君。
而溫補之劑重在補，如理中湯主中焦虛寒，寒因虛而生，故以人參補氣健脾為君，幹姜散寒扶陽為臣，共成溫補中陽之效。
溫散法、溫補法中使用溫熱藥量有别，君臣地位各異，不得混淆。
2
用藥劑量大小，依據理法制定
藥量大者為君是以藥性、功能、針對的病因而言，屬于正治法則。但有時方中藥量大者是因醫理或治法的需要而設。
如當歸補血湯主血虧氣弱、血虛發熱之證，方中黃芪與當歸的藥量比例為5：1，重用黃芪為君，雖名為當歸補血湯，實際借助黃芪補氣培元達到生血的目的。
氣血源于水谷，藥力隻能提高人體化水谷、生氣血的能力，因而增強飲食的營養則是必備的條件，否則生血無望，此符合“有形之血生于無形之氣”的道理。
又如腎氣丸重用地黃先滋精血，少佐桂附而從“少火生氣”之理，因而産生“陰中求陽”的配伍規律。
亦有因于醫理的需求，藥量大者并非為君藥。
如炙甘草湯中生地黃一斤，雖為君藥甘草藥量的四倍，但僅是臣輔之用，是根據心之生理特點而定，在現代的臨床報道中得到廣泛的證實。
再如導赤散主心火上炎，清火導赤不用苦寒瀉熱，而重用生地黃壯水制火為君，亦屬因心之生理、病理而制定。
又如痛瀉要方主肝乘脾之痛瀉，因屬脾虛肝實，故方中重用白術，從“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上工治未病的法則。
3
藥量靈活變動，随證加減運用
一首方所制定的藥物與藥量是為常規，運用時随證加減，則會出現新的規律。
以桂枝湯為例，方中桂枝芍藥量之比為1：1（各三兩），散與收相互制約，是調和營衛（陰陽）最佳配伍量，常規不可輕易更動。
若表證較重時，可加葛根助其解肌之力；
若單一加強桂枝量，則将改變調和營衛的功效，反失解表之力，因為桂枝加桂湯為主治誤汗心陽暴損之奔豚證，變發表解肌為降逆救陽之劑。
若倍芍藥則從緩急，更有小建中湯之衍生；
去芍藥則治濕溫，若再加白術，因有苓桂術甘湯的演變。
又如柴胡，在小柴胡湯中起清疏少陽郁熱而解表的作用，用量宜大（原方用八兩），現代常用量為12~30克；在柴胡疏肝散中疏肝行氣，用量一般在10g左右；但在補中益氣湯中升提陽氣，其量宜小，多在6g以下。
用量
一個療效顯著的方劑，不僅選藥精确，結構嚴謹，而且方中每味藥的用量也是非常合理的。在臨床上，藥量的大小往往起者舉足輕重的作用。
先賢以實踐經驗創制了許多療效卓越的方劑，其中有藥量獨重者，有藥量獨輕者，或藥量重輕并見者，或藥量之間遵循一定比例者，真是奧妙無窮。
今不揣淺陋，試從以下四個方面論述之。
1
藥量獨重者
方有主次，方中君藥是針對主證病因起主要治療作用的藥物，用量宜大，尤其在一些方劑中，為取得更好療效，君藥用量須特别加重。
李東垣在《脾胃論》中說：“君藥分量最多，臣藥次之，佐藥又次之。不可令臣過于君，君臣有序，相與宣攝，則可以禦邪除病矣。”
君藥的主導地位可窺見一斑。
是故，桂枝湯加大量饴糖（一升），并倍用芍藥後，不再以桂枝解肌為中心，而是以饴糖甘溫健脾為主，取“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之義，解表之劑的桂枝湯一躍而變為溫中補虛的小建中湯。
内中風證乃陰虧陽亢、氣血逆亂并走于上所緻，《素問·調經論》謂：“血之與氣，并走于上，則為大厥。”
是故鎮肝熄風湯重用性善下行的牛膝（30克）引血下行，折其亢陽，并滋養肝腎。
而補陽還五湯方中，重用生黃芪（125克），使黃芪的用量五倍于全部活血化瘀藥的總量，使之力專而性走，周行全身，大補元氣，則氣旺而血行。
主治瘟疫的清瘟敗毒飲，重用生石膏為君（最大至250克），直清胃熱。
蓋陽明胃為水谷之海，氣血生化之源，十二經脈之氣皆來源于胃，陽明又為多氣多血之經，陽明胃熱得清，則十二經之火自消，淫熱自退。
此外，一些藥物雖不是方中的君藥，但根據病情需要而加重使用的，亦應引起注意。
如逐痰峻劑滾痰丸，雖以礞石鎮墜為君，但大黃、黃芩用量較大，旨在蕩滌實熱，以開痰火下行之路，使痰積從腸道排出，則癫狂驚悸諸證可瘥。
2
藥量獨輕者
一種情況是作為方劑中的佐藥，針對的是次要證候，或“因主藥之偏而為監制之用”，藥量宜小。
尤其是反佐藥，為大劑熱藥或寒藥中反佐性味相反的藥，用量一定要小，方不緻喧賓奪主。
如芍藥湯主治濕熱痢，證屬熱證，何以方中再用辛熱之肉桂？
蓋于行血調氣、清熱解毒藥中反佐少量肉桂，一則取其辛溫行血，二則防大量苦寒藥傷胃之弊，且少量肉桂得大量苦寒之品，則無辛熱助火之慮。
一貫煎主治肝腎陰虛、肝氣不舒之證，為滋養肝腎藥少加疏肝理氣之川楝子（5克）而成。
張山雷說：“獨加一味川楝子，以調肝木之橫逆，能順其條達之性，是為涵養肝陰無上良藥。”
可見用少量佐藥能糾正主藥之偏，消除主藥的副作用，從而增強整個方劑的功效。
另一種藥量獨輕者，不僅因為該藥是佐藥，更因為該藥在藥物配伍中有着特殊意義，不可不知。
如人參敗毒散方中，人參用量須小，目的不在于單純補虛，而在于通過扶持正氣而驅邪外出。
正如清代喻嘉言所論：“用人參三五七分入表藥中，少助元氣以為驅邪之主。使邪氣得藥一湧而出，全非補養虛弱之意也。”
更妙的是《金匮》腎氣丸，主治腎陽不足諸證，卻不以補陽藥為主，反以衆多補陰藥納入不及補陰藥量的十分之一的桂枝和附子，旨在陰中求陽，取“少火生氣”之義，即以微微之火以生腎氣。
3
輕重并用者
在某些方劑中，不僅有藥量獨重者，同時亦見藥量獨輕者。
如主治肺痿的麥門冬湯，重用麥冬（七升）養陰潤燥，以清虛熱，佐以少量半夏（一升）降逆下氣，化其涎沫，半夏雖屬辛溫之性，但與大量麥冬配伍，則不嫌其燥，且麥冬得半夏則滋而不膩，相反相成。
又有主治陰疽的陽和湯，須重用熟地（30克）和鹿角膠（9克）滋養精血，在精血充足的基礎上，用少量麻黃（1.5克）發越陽氣，開其腠理，則能使寒凝之毒從外而解。
完帶湯重用白術（30克）、山藥（30克）健脾除濕，尤妙在用小量柴胡（1.8克）、黑芥穗（1.5克）、陳皮（1.5克）升提肝氣，理氣健脾，收濕止帶。
嶽美中教授評論說：“方中山藥、白術用量可謂大矣，陳皮、柴胡、黑芥穗用量可謂小矣。大者補養，小者消散，寓補于散，寄消于升，用量奇而可法，不失古人君臣佐使制方之義。”
4
藥量成比例者
一個方劑中的藥物除了有主次之外，各藥之間又相互影響，或相須，或相使，或相畏，或相殺等等，錯綜複雜，一些藥物之間遵循着一定比例關系才能發揮較好療效，因此，先賢對一些藥物之間固定的比例是嚴格要求的。
衆所周知的消暑利濕的六一散，就是以藥物用量比例命名的，《增補内經拾遺方論》有道是：“六一者，方用滑石六兩，甘草一兩，因數而名之也。”
治衛虛自汗的玉屏風散，方中黃芪用量必大于防風，反之，則可能更加自汗不已。
恰如《續名醫類案》記載有黃履素醫言：“予臨場慮不耐風寒，合玉屏風散服之，反自汗津津不止，蓋防風與黃芪各等分之謬也。本草雲：黃芪得防風其功愈大，用黃芪七分，配防風三分，斯得之矣。”
枳術丸與枳術湯在組成上完全一樣，但前者是白術量倍于枳實，以補為主，健脾消痞；後者相反，枳實量倍于白術，以消為主，主治氣滞水停，張璐謂：“二方各有深意，不可移易。”
可見用量比例是不能随意改動，更不能颠倒了的。
又如五苓散，方中澤瀉與豬苓、茯苓、白術及與桂枝的比例是5：3：2，淡滲健脾，偏重于降，小量桂枝，以溫化膀胱之氣。
有實驗報道，把五苓散注射到造成人工尿閉的動物模型身上，觀察利尿作用，結果用仲景五苓散原量利尿作用很強，用藥均以等量則利尿作用減低，颠倒藥量，則利尿作用更低，證實了原方用量最為合理。
由上可見，一些方劑中的特殊藥量或藥量之間的特殊比例，是不容忽視的。正如前人恽鐵憔所言：“中醫不傳之秘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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