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汝初：《中國古代良渚文化原始文字的考古學研究》上篇

中國古代良渚文化

原始文字的考古學研究上篇

作者：孫汝初

國際考古學暨曆史語言學會

高級研究員、理事

内容提要

因為文字是衡量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标準之一，中國原始文字的研究一直是文字界、語言界、曆史界、考古界等相關學科極為重視的科學。亦是國家非常重視、科研機構和相關大學長期立項的科研項目。中國甲骨文是世界公認的成熟文字。與全世界古代文字的誕生發展過程一樣，在中國甲骨文誕生之前必定會有一個文字起源、形成、發展，介于文字性符号與成熟文字之間的原始文字産生過程。即中國原始文字的存在。由于考古出土實物證明中國在9000年前後河南舞陽賈湖文化的龜甲和骨笛、赭石、陶缸上就有文字形狀刻畫符号出現；在其後8000年前後甘肅大地灣文化彩陶禮器，7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半坡遺址和其前後的安徽蚌埠雙墩文化、湖北宜昌楊家灣文化、山東大汶囗文化、浙江良渚文化陶、石、玉器上，都有大量重要的文字性質刻畫符号出土。因此導緻許多專家學者為了說明它們中誰是甲骨文的源頭？什麼是中國的原始文字長期争執不下。很多年過去了，這種争執與對立始終沒有平息和結束。這些争執客觀上妨礙了尋找中國甲骨文之前中國原始文字研究的深入，成為華夏文明五千年曆史和中國文字史上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原始文字？誰才是真正的原始文字？這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的産生。

本文通過全國著名考古學文化和考古出土與博物館收藏的文物實物，（文中51幅插圖證據）經過與世界古代其它三大文明原始文字誕生過程；以及中國古代與文字起源相關的刻畫符号、圖畫、紋飾、雕塑等形式的聯系比較；并且以中國成熟文字甲骨文和現代漢字定義向上反推比較，确立原始文字的合理定義。然後用原始文字定義與世界同時代公認的原始文字形式、中國古代考古學文化出土的文字符号形式比較分析，由此确定中國五千年前後浙江良渚文化陶器、石器、玉器禮器上的線條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具有中國真正原始文字的形式和性質。

一、文字在古代文明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和世界古代原始文字的起源

一般而言按照西方克拉克洪提出的古代文明社會考古學三項标準：“城市、文字和複雜的禮儀建築”， 我國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提出的：“國家、城市、文字、青銅” 四項标準；或在這些理論基礎上歸納而成的“城市、青銅、文字、複雜禮儀建築” 等世界流行的判斷古代文明社會形成四項标準中，城市的形成主要表示人囗聚集、商業貿易市場的存在、聚集經濟和管理城市政權的形成；（早期的城邦國家誕生于城市，城市早期由神權社會祭司統治到晩期王權替代神權統治）青銅冶煉制造表示大型手工業的誕生和社會分工開始專業化，工具、武器的金屬化；（銅器的誕生與武器、工具的金屬化，對“以祀與戎” 為國之大事的古代國家生産力和軍事能力發展有着巨大影響和作用。與早前以石器為武器、工具的社會生産力和軍事競争力有着巨大差别）文字的誕生表明人類語言思想能夠得以記錄儲存交流和傳播再現。人類生活生産經驗知識的可積累和文化可快速大範圍長期傳承；複雜禮儀建築的存在關系着人類大形神廟、宮殿、金字塔的建造能力，反映出經濟基礎和生産力發展程度，以及在神權和宗教禁忌制約下道德抑制個人欲望膨脹迫使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可以說四大标準對衡量人類社會文明是否存在确實有着巨大的曆史和現實意義。雖然因為全世界古人生活的地理自然環境不同，為适應生存環境産生的文化不同，衡量各自古代社會文明形成的标準似乎還可以有很多。似乎還不能僅僅依靠這四項标準評判全世界各民族的古代文明是否形成。（譬如中國陶器的發明和生産也屬于全世界人類普遍需要和使用的集體勞動型大型手工業，有着使人類真正普遍進入熟食時代而具有文明性質的重大作用。中國玉器制造反映了宗教禮儀需求的規模，與“複雜禮儀建築”有類似的功能；和從尋礦開礦研磨制作的大型集體手工勞動有關，與青銅冶煉制造有類似的功能意義。美洲沒有青銅器但有黃金、白銀、金銅器、紅銅冶煉等金屬制造。美洲北方印第安人6000年前後已經使用自然銅。北方的瑪雅文明已經有了方塊象形文字，中美洲的阿茲特克文明沿用了瑪雅文明的文字；南方的印加文明沒有文字但有結繩計事“奇普”的替代文字功能等等。）但是這四項标準也确實與古代文明誕生的關系最為緊密，是可以最大程度衡量古代文明社會的标準之一。

在這四項标準中，文字的創造發明尤為重要。文字是記錄、儲存、再現和傳播人類語言思想、與神和人交流，将人類創造的技術積累和生存經驗傳承給後代，供後人循環利用和再創造的重要工具。在文字出現以前，人類大多隻能憑記憶用口頭語言和肢體動作把經驗和知識傳遞給後代。因為人類記憶能力的限制，能夠傳承給後代的知識有限，人類社會的進步極其緩慢。有了文字工具以後，人類後代可以通過閱讀文章書籍快速學習掌握前人長期積累的多種經驗知識。避免了像其它動物那樣，必須在出生後從頭到尾重複向成年前輩學習生存技能漫長的學習記憶過程。人類通過對書籍記錄、儲存的前人生存經驗和積累技術的學習，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掌握和擁有無數前人的經驗技能，從而使人類能夠在前人的創造上不斷再創新發明，推動社會快速發展。（人類用生命的五分之一時間通過從小學到大學課程書籍的學習，可掌握石器時代人類幾百萬年以來積累的生産生活經驗。人類的一切發明創造都是通過學習利用前人積累的知識完成的。）并且書籍記錄儲存的知識隻要書籍存在，就可供人類通過教授讓無限多的人掌握和無期限地循環利用。如果說人類通過感覺觸覺和思考适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使大腦容量增加，思考使人類創造了工具和宗教；工具使生産生活能力提高、宗教使人類建立了倫理道德擺脫了動物野蠻本能在動物中脫颕而出，讓人類成為食物鍊頂端的高級生物。則文字才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促進科技高速發展，從新石器工具時代、金屬工具時代、向機械工業工具時代、電子信息工具時代快速邁進的主要因素。如果人類沒有文字工具，那麼一切科技進步就會極其緩慢；知識僅僅依靠大腦記憶和口傳身授傳播速度和範圍極其有限。人類隻能在畜牧馴養和原始農業社會繼續探索慢慢進化。試想人類如果沒有西亞兩河流域的印章泥版文書和楔形文字記錄傳承的人類生産生活經驗和科學技能積累，沒有文字記錄的數學、物理、化學知識通過泥版文書的積累傳承；埃及人沒有測量記錄泥羅河水位、建造金字塔的土地測量計算技術記錄方法；印度達羅毗荼人沒有建造哈拉帕、摩亨佐達羅現代城市需要的設計計算測量技術記錄；中國人沒有諸子百家、《四書五經》、《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古代書籍記錄的古人大量生産生活經驗和精神修養；人類現代文明能夠誕生和存在嗎？答案非常确定，人類如果沒有文字，僅僅依靠老人大腦記憶的各民族神話傳說、史詩，和口頭、肢體動作傳承，很可能到現在還隻能在新石器時代和初級的天然金屬工具時代中重複徘徊；如同現代非洲内陸的庫索阿民族、美洲亞馬遜印第安阿瓦巴瓜部落、梅西納庫人，和東南亞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巴瑤人等大量土著民族一樣，由于沒有和不會使用文字，即使在世界現代化大環境中，他們仍然隻能生活在原始畜牧訓養和原始農業漁業社會中。人類就不可能從新石器時代快速進入金屬工具和工業化時代、到達今天的電子信息時代。

文字的發明對于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它是人類經濟和宗教發展到一定時期的必然産物。西亞兩河流域北部安納托利亞高原土耳其恰塔爾休于遺址8000年前後具有宗教性質的陶制印章護身符，發展成兩河流域普遍使用的印章和泥封封泥；兩河流域有着使用印章和封泥3000年曆史傳統的西亞南方蘇美爾人，在神廟經濟需要記錄大量神廟祭祀、管理、收獲、分配生産生活物資宗教需求刺激下，最終由宗教神職人員汲取傳統印章便捷的記錄功能，以及當時具有記錄儲存語言思想功能的算籌泥球合同，彩陶圖畫和刻畫符号、紋飾、雕塑等大量記錄儲存語言思想工具的優點，在宗教神職人員祭司整理創造下發明創造出兩河流域印章式泥版文書和由象形圖畫、抽象符号概括成的原始文字；并且因為神權宗教統治原因，快速傳播到周邊埃及，伊朗和南亞印度，導緻了埃及、伊朗和南亞印度古代印章式圖畫象形原始文字的誕生。

西亞兩河流域的宗教性陶制印章護身符，經過8400年至6000年前後北方的哈拉夫文化和南方的歐貝德文化、6000年至5100年的烏魯克文化人群長期使用，從8000年前後恰塔爾休于陶制幾何紋印章圖紋，發展出完善的平面圖畫印章、刻畫泥土粒制成的籌碼、泥質空心球泥籌碼套、圓柱形滾印和泥闆上的圖畫——線條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組成的原始文字。支撐了西亞文明的首先輝煌。（始于8000年前後的兩河流域北方土耳其恰塔爾休于遺址陶制印章護身符、經過北方哈拉夫文化、南方歐貝德文化的發展，在6000年前後發展出平面印章和泥封。南方5500年烏魯克文化發展出最早的圓柱形滾印和滾印泥版。在5300年前後發展出類似印章戳印在封泥上的、打格的、文字和圖畫泥版。完成了從印章泥封象形圖畫符号向泥版線條象形文字的轉化。 在烏魯克神廟第4層和基什遺址5300年左右地層中發掘出由700多個符号構成的600多片印章式象形文字泥版文書，内容為當時西亞神廟的祭司書吏使用城市、官職、容器等象形字符組成的字、詞、句形式的文字記錄。其中許多是當時神權社會代表國家政權的神廟分配物資的國家經濟帳目記錄。它們需要祭祀時向神靈彙報，這種神廟财産記錄檔案和神廟财物一起封存在神廟寶庫中的傳統，一直到3000年前後的希臘、羅馬帝國社會仍然存在。烏魯克出土的印章式泥版文書和圖畫象形、抽象符号文字，就是西亞楔形文字的前身——西亞圖畫象形符号和線條象形符号組合成的原始文字。也是世界公認最早的真正具有組詞造句結構形式的文字。并且還有更早的文字起源證據在烏魯克文化第五層中就已存在，表明西亞原始文字出現的時間還可以更早。）

西亞的泥版文書制作與制作護身符陶印、泥封一樣，用蘆葦、木材、竹子等材料制作的類似雕刻印章的硬筆筆刀，在潮濕的軟泥版上打格、戳印和刻畫出圖畫或象形文字，等到泥片風幹後用火燒烤成具有陶器硬度的陶闆、使文字記錄可以長期保存。制作泥版的技術來源于當地長期制作使用護身符陶印的技術和使用泥封的傳統習俗。（美國丹尼絲·施曼特-貝瑟拉的《文字起源》一書，王樂洋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6月第一版中認為文字起源于算籌，否定文字起源于圖畫，這是缺少考古證據的。西亞算籌最多隻能是西亞文字起源的一個因素、并不是全部。吉林大學楊建華教授在《兩河流域：從農業村落走向城邦國家》科學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第六章 記錄系統與文字》中也有這樣的觀點。北京大學的拱玉書教授在《楔形文字起源》中也持類似觀點。）

用類似雕刻印章的硬筆工具在泥版文書上直接戳印刻畫圖畫象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組成的詞句，可以記錄儲存表達比此前使用印章和泥封範圍更大的語言思想信息。考古證據表明、西亞泥版文書是由西亞宗教神職人員在長期使用的傳統印章護身符和泥封實際使用過程中發展演變而來。它們是傳統護身符印章、泥封記錄儲存表達宗教語言思想信息需要的擴展。是西亞生産力和宗教精神需求發展的産物。西亞兩河流域如果沒有長期使用印章和泥封的傳統，沒有神權城邦國家生産力的發展和祭司政權管理城市、記錄神廟财産物資生産分配以及祭祀神廟神靈的需要，就不可能誕生出西亞地區的泥版文書。泥版文書的出現與西亞地區印章泥封的長期使用和啟迪有邏輯上的前因後果關系。與西亞地區當時記錄儲存宗教語言思想信息的材料限制也有一定關系。（兩河流域沖積平原雖然缺少石頭和木材，但考古證據顯示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生産的糧食食品與周邊地區商業貿易交換以及通過戰争掠奪獲取。使用陶印、泥封以及此後發展出的用泥版文書記錄宗教語言思想并非純粹是缺少石頭木頭的原因。它與泥質泥版燒成陶版後具有石頭相同的不腐性質可以長期保存和制作簡便可以大量制作有關。）西亞原始文字和楔形文字泥版文書發明以後，因為宗教原因迅速在周邊地區傳播，發展出伊朗埃蘭、土耳其赫梯等楔形文字和泥版文書。楔形文字和泥版也被以後西亞地區多國改編成具有自己方言性質的文字。這種楔形文字甚至在公元2000年前後的西方銅鏡上還有出現。

圖1、從左往右、從上至下圖片順序依次證明西亞兩河流域原始文字從護身符陶印發展出石印、滾印、印章封泥，演變出使用硬筆刀刻畫泥版文書的全過程。

上左一圖是伊朗國家考古博物館收藏、西亞兩河流域北方土耳其恰塔爾休于8000年前後已大量使用的陶制幾何紋印章宗教護身符實物。在西亞兩河流域北方8000年前後最大的集鎮土耳其恰塔爾休于遺址出土。它們證明兩河流域北方的西亞人很早就懂得用軟泥土制成泥版、在上面刻畫幾何紋飾然後燒制成硬質陶印，便于長久使用保存的原理；上中圖是大英博物館藏兩河流域北方6000年前後哈拉夫文化出土的石頭圖畫印章和封泥實物。證明西亞距今8000年前後陶印在距今6000年前後已發展出石頭平面圖畫印章，并且作為記錄語言思想信息的圖畫信物在泥封上大量使用；上右圖土耳其國家博物館藏兩河流域北方哈拉夫文化時期大量使用的印章戳印泥封的殘留物封泥，它們證明兩河流域北方當時印章、泥封的大量應用；中左圖是西亞祭司為了滿足在泥版上留下更多語言思想信息、在5500年前後發明出最早的滾印和滾印壓成的圖畫封泥泥版，這種帶有滾印圖畫符号的滾印封泥、以及平印封泥實質上就是西亞後來大量使用的泥版文書的前身。它們證明兩河流域在蘇美爾文明時期已經使用平面印章和滾印在泥版上戳滾圖畫、印制泥封式泥版的事實；中二圖是楊建華教授在《兩河流域：從農業村落走向城邦國家》一書中介紹的，兩河流域蘇美爾人用軟泥泥封封住罐口、瓶口、文書捆綁繩端、大門把手，然後在象封條那樣的軟泥上加蓋顯示占有權的印章，說明當時西亞地區印章和泥封的使用方法。注意泥封和封泥名稱上的區别。泥封是指用軟泥作封條封住需要加蓋印章表示占有權的軟泥。封泥一般指罐子封口打開後殘存印章痕迹的泥封幹泥巴殘留物；因為使用泥封表示記錄儲存的語言思想信息範圍太小，且封泥不經燒烤易碎、這種信用憑證不能長期保留，所以蘇美爾人根據泥封和印章使用原理，用雕刻印章的方法直接在泥版上用雕刻印章的刀具刻畫方格、圖畫，記錄、表達、儲存更多語言思想信息；中右圖是模仿古代祭司書吏用硬筆刀直接在泥版上刻畫象形圖畫符号，記錄、儲存宗教語言思想，制作泥版文書的過程。從早期泥版上的文字都刻在類似印章大小的方格内看，這是印章形式在早期泥版上殘留的痕迹證據；左下一圖是法國盧浮宮國家博物館收藏的早期兩河流域圖畫象形字泥版，表達了兩河流域從印章戳、滾紋飾圖畫泥版向用硬筆刀直接在泥版上刻畫圖畫符号的泥版文書轉換形成。文字說明為“前楔形文字泥版手稿”，即楔形成熟文字之前的象形圖畫原始文字泥版文書手稿；下中圖是法國盧浮宮博物館收藏的用硬筆刀刻畫的泥版，文字說明同樣是“前楔形文字泥版手稿”。它的特點是在文字符号刻畫上已經從象形圖畫轉變成用線條刻畫的象形字，和由多個線條象形字符組合在一起、具有字、詞、句形式的原始文字泥版文書。從形像圖畫到線條象形圖畫的轉變、在文字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的意義。它表明蘇美爾人因為大量使用像形圖畫文字刻畫泥版，為了方便刻畫而脫離形象圖畫的繁瑣，從中發明出用線條圖畫代替形象圖畫的轉變。這是原始文字形成的必要一步。圖中從上至下和從下至上、從右往左或從左往右的書寫排列形式，表明這些泥版上的線條圖畫象形文字具有字、詞、句、章的文書結構形式；右下圖是西亞兩河流域由線條象形文字發展成抽象楔形成熟文字後的泥版信文和信封。這是世界最早的書信形式，體現文字的交流性質。楔形文字是西亞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成熟文字，它們已經脫離早期方格印章形式的原始文字，它的出現表明兩河流域文字已經從線條象形圖畫原始文字進入成熟楔形文字時期。

上面考古出土實物圖片證明了西亞兩河流域祭司、從8000年前後北方陶制護身符印章，在6000年前後發展出平面圖畫印章和封泥，至5500年前後因擴大記錄儲存語言思想信息需要發展出圖畫滾印和圖畫滾印式泥版；然後在5500年至5300年烏魯克文化時期發明出用雕刻印章的硬筆刀直接在泥版上刻畫圖畫、刻畫線條象形文字，再發展出成熟楔形文字的過程。需要注意的是；西亞泥版上留下的圖畫象形文字、線條象形文字符号和楔形文字，雖然經過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們、依據和借助伊朗大流士一世國王公元2522年在伊朗克爾曼沙省山崗上留下的，由古波斯文、古埃蘭文和巴比倫文三種楔形文字與圖畫一起組成的“貝希斯頓銘文” 石刻，土耳其三語文字碑及其它雙語文字資料，相關古籍和《聖經》，經過與已知文字的反推類比分析已經破譯一些内容。但是還有很多内容至今并無法破譯。我們隻能從形式上可見它們具有的線條畫形狀、由多個線條畫組合在一起、從上至下、從左往右的書寫的形式和順序，具有多個線條象形字連用組成的字、詞、句的形式，判斷它們是介于西亞兩河流域圖畫文字和楔形成熟文字之間的原始文字形式。

圖2、上圖是伊朗克爾曼沙省山崗阿契美尼德王朝國王大流士一世為宣揚自己平息國内判亂用古波斯文、古埃蘭文和巴比倫文鑿刻的貝希斯頓山崖上的銘文圖畫。下圖是土耳其發現的波斯、埃蘭、巴比倫三語石碑。它們的互譯性是破譯西亞古文字的重要資料。

北部非洲尼羅河流域的埃及曆史非常漫長。據認為撒哈拉沙漠錫瓦綠洲和拜哈裡耶綠洲在11500年至8100年時期氣候溫暖潮濕，已有人類居住。8000年前後埃及已有動物訓養和陶器存在、已進入新石器時代。經過6400年至5200年前後下埃及馬阿裡文化和上埃及巴達裡文化、涅伽達文化發展形成穩定的農業定居村落文化。尼羅河上遊肥沃的砂泥每年通過洪水沖擊覆蓋下遊尼羅河三角洲平原，三角洲肥沃的土地在西亞麥作農業誕生後，成為了西亞地區天然大糧倉。為富庶的埃及文明産生奠定了強大的經濟基礎。埃及文字出現在前王國涅伽達文化時期。考古出土實物證明埃及原始文字是通過對西亞引入的印章和泥封、改編成商業符号牌飾發展而成的。埃及在涅伽達文化時期彩陶器上已有歐洲、西亞與神靈溝通的豐産女神形像和動植物、人形圖畫符号和族徽。5200年前後埃及人吸收來自西亞兩河流域的印章和封泥發明了埃及自己最早的商标聖書體象形文字。根據德國考古學家對埃及阿拜多斯前王朝蠍子王一号墓出土的陶制印章碳十四測年、其年代在5400年前後，被認為是埃及最早的印章。證明埃及當時已擁有來自西亞的印章。同墓出土的帶有埃及最早象形文字的象牙和骨片雕刻的印章式商标标簽和陶器年代在5200年前後。

古埃及前王朝巴達裡文化、涅伽達文化的紅光陶、黑光陶、黑頂陶和彩陶，來自努比亞與西亞、南亞印度通過紅海的商業貿易。埃及的彩陶符号圖畫、阿拜多斯蠍子王一号墓出土的5200年前後納邁爾調色闆、權标頭、象形字印章和商标；同時期泥羅河沿岸各個小王國希拉康坡裡斯和埃及西面利比亞岀土的石制調色闆圖畫符号；雖然巳開始出現少量聖書體早期文字符号，但是其中大多數隻能算作圖畫或圖畫性文字符号。表明埃及當時還處在用圖畫記錄、表達宗教語言思想時期。但是蠍子王一号墓出土的印章式象形字商标已經有了原始聖書體文字的性質。它們中的象形字、會意字與西亞的不同，已經有了埃及的地方特色；多個符号連用形式具有詞組性質，被世界公認為是古埃及最早的聖書體文字。

阿拜多斯蠍子王一号墓出土的陶制酒罐泥土經化驗是來自巴勒斯坦的。葡萄種子、葡萄酒來自西亞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埃及的印章、土坯制作技術、裝葡萄酒的陶瓶和麥作農業技術都是從西亞進口的。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墳墓受到西亞塔廟墳墓影響；埃及的生育女神和牛神崇拜同樣來自西亞宗教傳統。因此埃及原始聖書體文字是受西亞傳統印章和泥封的影響、模仿西亞印章由埃及神職人員整理發明出來的。與所有古文明一樣，埃及聖書體原始文字開始時使用很少，大多為宗教貴族使用的宗教性文字。到了第一、第二王朝阿拜多斯蛇王碑和虛假石門上開始出現由圖畫文字轉化而成的線條形象形聖書體文字。表明埃及文字由圖畫演變而來的事實。埃及聖書體文字後來因寺廟僧侶抄寫實用需要、又演變出較便于書寫的僧侶體文字和僧侶體的草書形式世俗體文字。因為埃及法老都自稱是太陽神阿蒙神或阿吞神的後代，代表神靈管理國家。因此為法老随葬品制作的表示法老所有權的印章式标簽同樣具有宗教性質。所有金字塔、寺廟、神像、方尖碑上的聖書體文字都是宗教性文字。在公元2332年埃及被希臘打敗，成為希臘亞曆山大帝國的一部分。亞曆山大大帝死後由亞曆山大大帝的部将托勒密王朝統治。這一時期希臘語言和字母文字大量進入埃及與埃及語言文字混用，在公元紀年前後由埃及科普特教派借鑒希臘字母創造出科普特字母文字。埃及聖書體文字的破譯是近代法國語言學家、曆史學家商博良，根據法國皇帝拿破侖占領埃及亞曆山大港時，同行的法軍上尉布夏賀在擴建泥羅河畔羅塞塔聖朱麗安要塞工程中發現的羅塞塔石碑破譯的。這塊用出土地羅賽塔命名的石碑非常重要。它高112.3厘米，寬75.7厘米，厚28.4厘米。 用黑色花岡岩制成。上面用埃及聖書體、埃及世俗體和希臘文三種文字鑿刻了2196年埃及祭司為托勒密王朝五世加冕一周年的紀念诏書。因為三種文字可以互譯，成為破譯埃及古代聖書體文字的依據。我們從埃及古代聖書體文字形狀看，它們有許多象形圖畫文字符号。可以證明埃及文字與西亞兩河流域文字一樣，從圖畫象形符号發展而來，最後抽象成線條象形字。有研究者認為，埃及聖書體文字中有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并不是純粹表意的象形字。但是從世界文字最早都從圖畫中來的必然過程看，埃及早期文字隻能從表意圖畫中來。(見劉文鵬《埃及考古學》，三聯書店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圖3、古埃及文字從圖畫到印章式标簽上的線條象形字，再到線條形聖書體文字的發展演變過程。

從上至下、從左往右順序，依次是；上左第一第二圖是埃及5200年前後涅伽達文化時期彩陶禮器上用圖畫記錄表達的宗教性祭神場景圖，圖中高舉雙手的人形被認為是宗教神靈或祭司。上第三圖是5200年前後埃及著名的蠍子王一号墓出土的象牙雕刻豐産女神神偶，表明埃及有信仰西亞兩河流域地區豐産女神的傳統；上第四圖是埃及5200年前後石雕納爾邁調色闆，它與埃及其它地區和西邊利比亞出土的同時代調色闆一樣，上面用大量圖畫記錄宗教事件，僅有上部兩個牛神頭中間有少量文字符号，表明這一時期埃及還以形像圖畫記錄儲存重要宗教場景的事實；中第一第二圖是埃及西部利比亞出土的石制調色闆正背二面。正面上刻畫記錄着當時泥羅河兩岸各個城邦小國的圖畫，說明當時埃及與西亞一樣，有許多城邦國家，它們用城牆包圍，城頭上站着各個城邦國家不同的保護神。這一傳統是埃及人對西亞兩河流域城邦國家的模仿繼承。中三圖是埃及著名的蠍子王一号墳墓，它由德國考古研究所發掘，墓中11個棺箱用土坯砌成，這種泥磚棺箱式墳墓是西亞蘇美爾人墳墓的傳統形式，證明當時埃及上層貴族對兩河流域先進文化的模仿；中四圖是蠍子王一号墓棺箱中随葬的陶制酒壇，通過對陶罐泥土分析表明它們與西亞以色列、約旦、等利凡特走廊陶器成份相同，證明這些陶罐裝的葡萄酒是從西亞進囗的。但是酒罐口上刻有印章封泥的瓶塞是埃及本土的，埃及人從西亞進口大量當時極為珍貴的葡萄酒，在埃及換上泥土瓶塞并加蓋所有者的印章随葬在國王貴族的墳墓中。證明埃及文明早期擁有使用西亞傳統印章、和用印章泥封表明占有權的西亞文化傳統；左下第一第二圖蠍子王一号墓出土的用象牙和骨片雕刻的印章式商标，它們是埃及最早原始文字的證據。從5200年蠍子王一号墓中出土了175件長2厘米、寬1.5厘米，上面有小洞可穿繩的印章式商标。因為它們大小與西亞傳統平面印章類似，上面用雕刻印章的方法雕刻出印面，所以稱作印章式标簽，它們明顯是模仿西亞印章形式，在印面上雕刻埃及國王貴族的神名、族徽和王名形成的印章式線條象形符号。其中有用線條象形原始文字一至四個表達象形、會意、指事文字和詞句，因此這些原始文字已經有了線條聖書體象形字形式，被世界公認為埃及最早的原始文字形式。标簽中有數字、幾個單獨線條象形字合用和代表埃及神靈荷露絲鷹神站在王宮宮殿頂上的會意字形式。三個至四個象形文字合用的形式表明詞組、短語、句子的存在。這是判斷文字性質的普遍标準，也是判斷埃及文字具有原始文字性質的标準；下右第3圖是5000年以後埃及第一王朝、第二王朝石碑上的聖書體象形字，表明經過幾百年發展演變，埃及線條象形文字已

發展出蛇王碑、虛假門石墓碑上成熟的聖書體文字。以上圖片證據證明了埃及文字從圖畫到線條圖畫象形字到成熟聖書體文字的全過程。

圖4、現藏大英博物館的羅塞塔石碑，它用古埃及聖書體、世俗體和希臘文寫成，是破譯古埃及文字最重要的鑰匙，重726公斤。（圖片選自網絡、版權歸制作者所有）

南亞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地區，（現在屬于巴基斯坦）因地理位置靠近西亞伊朗髙原同屬西亞、中亞農業文化圈。印度的達羅毗荼人與伊朗埃蘭文化達羅毗荼人、西亞南部黑頭發、黑眼珠，皮膚微黑的蘇美爾人相同。（克裡特島王宮壁畫上有達羅毗荼人形象）考古發掘出土文物證明，6000年前後或更早，印度河流域梅爾伽赫文化開始就受到來自西亞兩河流域和伊朗達羅毗荼人向東向北遷徙時帶來的文化影響。（印度河流域的梅爾伽赫文化與西亞向裡海東部中亞科彼特達格山遷徙人群的哲通文化、安諾文化、納馬茲加文化人群都來自西亞兩河流域，並且年代上有交叉。）在4000年前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摩亨佐達羅城市遺址出土達羅毗荼文字符号、和文字符号加圖畫形式的印章2500餘枚。印章大多為邊長2.5厘米方形和長3厘米寬1厘米左右長方形平面印章。上雕刻有動植物象形圖畫文字符号400至500多個；其中有些單獨表示字詞，還有兩個、三個和三個以上至二十個以下線條象形字符連用的，表達字、詞、句的形式。文字符号一般從左往右橫寫，然後第二行從右往左寫，大多伴有動植物形像和自然物圖形，似乎是用文字符号說明動植物界和自然界的各種宗教神靈。因此又具有形象圖畫與線條象形字合用，相互說明的特征。用圖畫和線條象形字合用是文字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可以用圖畫說明文字，同時也可以用文字說明圖畫。具有類似看圖說話強化理解記憶的文字初始階段功能。因此印度印章文字被世界公認為具有原始文字性質。這些印章由陶、天青石、象牙和銅鐵等材質制成。雖然這些印章文字涵意尚未破譯，但是上面雕刻和鑄造的牛崇拜、蛇崇拜、天神崇拜象形宗教圖畫源自西亞牛神、蛇神崇拜的宗教傳統；印度的達邏毗荼人與伊朗、西亞達邏毗荼人同族，印度的印章也是西亞首先發明的印章文化東傳的結果。（在此之前印度并沒有獨立發明使用印章的考古學證據，印度達羅毗荼人語言文化與印度其它民族沒有太多聯系）可以确定印度達羅毗荼人把象形文字直接加刻在圖畫印章上，與圖畫一起記錄儲存表達更大範圍的宗教語言思想信息并非印度宗教祭司獨創，在西亞更早或同期出土的印章上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兩河流域南部蘇美爾文明晚期4350年至4150年薩爾貢阿卡德王朝國王納拉姆辛的兒子滾印上已經有了銘文與圖畫同時存在的實例。它們早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摩亨佐達羅文化，隻是印章上的銘文與圖畫排列稍有不同，可以看出印度印章是對西亞印章的直接繼承。印度達羅毗荼人在4000年前後把西亞文字方言化創造了自己的線條象形文字，并且模仿西亞印章把文字刻在圖畫印章上形成了印度印章文字形式、以記錄表達更大範圍的方言宗教思想信息。由于年代較晚、4000年前後西亞蘇美爾文字經過1000多年發展已經衍生出多種西亞、中亞、古埃蘭語、閃族語和印歐語地方性文字；印度線條象形文字究竟來源于那一種文字尚未有結論。由于缺少古代雙語資料，印度印章文字至今還沒能破譯。如果要破譯印度印章文字，看來還必須從西部鄰居伊朗高原古埃蘭文字和西亞文字中尋找源頭。我們從印度考古出土的祭司王形象與西亞祭司王相似，印度泥塑母神形像具有西亞母神傳統，印度印章與西亞印章的繼承性可知印度古代文化和宗教受到西亞兩河流域文化的直接影響。

哈拉帕、摩亨佐達羅城市文明在4000年前後遭到來自北方東歐草原遊牧民族雅利安人的入侵，被雅利安人吠陀文化取代。達羅毗荼人被驅趕壓縮到南部沿海而衰弱。導緻達羅毗荼民族印章文字發展中斷，緻使印度印章文字成為死亡文字而消亡。直至1921年和1922年考古發掘旁遮普邦哈拉帕、和德信邦摩亨佐達羅城市遺址才被重新發現。（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著《中亞文明史》第一、第二卷，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年版）

圖5、上圖一是西亞蘇美爾文化出土的祭司王石雕像，右邊第二圖是同時代印度梅爾伽赫文化出土的印度祭司王石雕像。比較兩者形像上赤膊右祍，可見達羅毗荼人着裝相似。上面第三圖是西亞混沌女神陶像，與第四圖印度梅爾伽赫文化出土女神陶像類同。下一圖是西亞4150年前薩爾貢王的兒子納拉姆辛王文字與圖畫同在的滾印，右邊第二圖是4000年前後印度哈拉帕、摩亨佐達羅遺址出土的圖畫與文字同在的印章。從神靈與神牛的圖像夾用文字說明形式，可以見證印度印章文字是對西亞印章和文化的直接繼承。（圖片選自網絡、版權歸制作者）另外印度河流域大量來自西亞和伊朗埃蘭古代城鎮土丘遺址、神廟遺址以及岀土的遺物都可證明4000年以前印度河流域宗教、文化傳統來自伊朗和西亞。

因為有了文字（包括數字和計算）才會産生西亞神權國家大型宗教神廟建築、王宮、埃及金字塔和印度哈拉帕、摩亨佐達羅先進的經過專門規劃的燒磚城市文明。縱觀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其中三個在5000年前後先後發明了自己的文字，創造了自己輝煌的文明。到目前為止唯獨淵源流長、從一萬年至今有史可尋, 并且一直沒有中斷的中國華夏文明、隻在3200年商代中晩期才出現甲骨文字，這與華夏文明發展程度和其它三大文明發展程度相比不符。與其它文明文字誕生的時間相比似乎太晚。衆所周知中國殷商甲骨文已經是成熟的文字，在甲骨文之前一定還存在一個文字誕生形成原始文字的過程。原始文字應該具有文字的基本性質和特征，它是真正的文字，可以在一定範圍内記錄儲存和傳承人類的知識記憶、再現人類過去的宗教語言思想信息，具有比刻畫符号、圖畫、雕塑和紋飾更清晰，範圍更大的記錄儲存表達過去人類宗教思想信息的能力。并且具有部分現代文字的基本性質和功能。它們能夠清晰确鑿地證明文字已經誕生。因此尋找甲骨文以前的原始文字，證明中國進入文明時代的時間可以更早，對于中國語言文字學界和考古學界就變得更加迫切。根據近年不斷增加的中國考古發掘成果，它們已經能夠證明中國原始文字在5300年至4300年中國長江下遊浙江良渚古國時期誕生的事實。

因為文字對人類文明形成的重要作用，尋找中國原始文字就自然成為語言文字學家和考古學家多年來自覺的使命和任務。在中國自1899年國子監祭酒、金石學家王懿榮先生在藥材龍骨上發現甲骨文以來，尋找中國文字起源和原始文字研究蔚然成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黃河下遊山東章丘城子崖龍山文化黑陶和刻畫陶符發現後；受龍山文化發現影響，長江下遊杭州地區浙江省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先生首先發現了良渚文化黑陶和刻畫陶符，通過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對杭縣古蕩遺址的試掘，1938年發表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引起了全國、全世界對良渚文化的重視和研究。在《報告》第四章遺物篇、施昕更先生首先提出良渚文化黑陶上的記号文字和山東章丘城子崖龍山文化黑陶上的記号文字類似的觀點，他是提出和研究良渚原始文字的第一人。

隨着考古發現全國各地陶器、骨角牙器和玉石器上的刻畫符号不斷增加，以及原始文字研究的深入，學術界對于陶器上的紋飾和刻畫符号是不是文字的争論愈演愈烈；由于各方堅持自己的立場互不相讓，導緻幾十年來什麼是中國古代原始文字一直衆說紛纭莫衷一是，争論到今天也沒有結論。至使中國原始文字的研究工作長期止步不前。雖然中國古文字學家郭沫若、唐蘭、裘錫圭等先生以及文字、考古界李學勤、蘇秉琦、嚴文明、牟永杭、王長豐、張居中和方向明、蔣樂平、張炳火、劉悅、孫啟友等專家學者都對長江中下遊、黃河流域考古學文化出土的刻畫符号進行過廣泛研究和專題論述，由于不同意見的對立，中國原始文字的确認仍然舉步維艱，至今仍然無法獲得大家共同認識和一緻公論的結論。

為此本文期望通過對我國萬年以來考古學文化出土的陶器刻繪符、圖畫、紋飾、雕塑；木、骨、角、牙、玉、石刻畫符号、八卦符号、結繩記事、圖騰族徽等實物實例的分析，結合世界原始文字對比研究，解決曆年來符号與原始文字之間的紛争，以事實依據奠定中國原始文字誕生在5000年前後良渚文化的結論。雖然可能會有大言不慚之疑，但是人類總會在疑問中前進發展，沒有探索就不可能打破僵局繼續前行。

二、中國古代原始文字起源于古代木、骨、角、牙、石、玉刻畫符号，陶器刻畫符号、圖畫、紋飾、雕塑、結繩記事、八卦符号和圖騰、族徽等古代指示記事符号

古人創造的各種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都包含有原始人類的語言思想信息，具有一定的指示記事功能。現代人看到古代岩畫中那些充滿兒童意識的符号、圖畫，很多是人類幼年時期智力還不發達時創造的表達、記錄語言思想的可見形式。它們記錄、儲存了當時一定範圍的人類語言思想，是人類智力和生産力發展到各個曆史階段的産物。從全世界考古出土實物證據看，刻畫符号出現最早，它們是人類尚未掌握繪畫技術以前語言思想表達的主要形式；在人類智力進步、掌握了繪畫技術以後，産生于刻畫符号的圖畫記錄儲存了更多的人類語言思想。神職人員通過繪制圖畫記錄、儲存重要的宗教語言思想信息；有了繪畫技能以後，人類的雕塑技術也得到發展。雕塑是立體的圖畫，可以象平面圖畫一樣表達、記錄、儲存人類宗教語言思想信息，祭祀神偶應運而生。當圖畫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常常還用單個或數個同樣的圖畫和圖畫的簡化形式作為陶器、玉器等重要祭神禮器主體和部分的裝飾，人們常常把這種重複出現的裝飾性圖畫叫做紋飾，它們常常記錄儲存更多更複雜的人類宗教語言思想信息。所以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都是人類智力發展到各個階段的産物。它們都具有表達、指示、記錄、儲存和再現人類語言思想的功能。而表達、指示、記錄、儲存和再現人類語言思想，正是人類文字的主要功能。因此古代宗教神職人員因宗教需要創造整理的宗教禮器上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都具有人類文字的部分功能，它們都是人類文字産生的直接源頭。下面通過介紹一些世界和我國考古出土的良渚文化以前和良渚文化同期的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來分析它們與中國原始文字的關系。

1、 人類留在貝、木、骨、角、牙、石、玉器上的，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1）、舊石器早期後段至舊石器中期人類祖先留在貝殼、劍齒象牙、紅赭石、上的刻畫符号

世界考古出土實物證明，人類發明使用刻畫符号表達、指示、記錄語言思想信息的年代，可早到舊石器時代五十萬年前後海德堡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時期。從他們留下的印度尼西亞刻畫紋貝殼、中國三峽劍齒象牙刻符、南非紅赭石刻紋和西方岩畫、洞穴壁畫等舊石器時代遺留下來的實物看；人類在掌握繪畫技術以前，曾經使用刻畫符号表達指示記錄一定的語言和思想。在人類大腦容量增加、智力發展，掌握了繪畫技能以後，人類用圖畫、雕塑記錄指示當時生活中最為重要的宗教祭祀場景和宗教語言思想，使用繪制鑿刻在岩石和石壁上、以及用當時可以獲得并且适合加工的材料，制造象征神靈的圖畫或偶像進行宗教祭祀活動。受限于石器時代的工具和技術，決定人類最早刻畫符号使用的媒介材料常常隻能是木頭竹子等植物，狩獵獲得的動物骨、角、象豬牙齒，貝、蚌外殼等易于獲得和能被石器工具加工的有機材料；以及當時人類經常使用的紅赭石、滑石等較軟的無機石質材料。其中這些有機材料容易腐朽，古代留存下來經過人類加工的有機質遺物較少。現代還能夠看到一些考古出土已經石化的舊石器時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用樹木、象牙和鹿角、動物骨頭等材料制作的工具和項飾，以及古人在這些制品上留下的刻畫符号。它們是人類最早留下的表達、記錄、儲存語言思想的證物，反映了當時人類的智力水平。

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輕視和疏忽這些人類祖先當時因為大腦容量小，智力低下時期簡單的創造，它們向現代人類展示了當時人類語言思想和智力水平。當我們看到全世界人類祖先在各地岩洞、石壁上創造的、僅有兒童思維繪畫水平的手印符号、圖畫刻石等岩畫時，首先應該想到它們為什麼會這樣？從而對腦容量不足、智力低下的祖先心存敬畏。然後用虔誠的态度去研究這些得之不易的人類遺迹。

圖6、上圖為印度尼西亞東爪哇省梭羅河出土53萬年至45萬年早期人類刻有網格紋的貝殼化石。是50萬年前後人類祖先留下的極其珍貴的刻畫符号實物。（見《神秘的地球》《自然》雜志2014年12月16日報道）中圖是中國重慶三峽出土12萬年前劍齒象牙，它上面一個明确的刻畫符号是12萬年前中國人的祖先留下的珍貴遺迹。（見《科學通報簡報》2003年12月第48卷第23期，高星、黃萬波等《三峽興隆洞出土12——15萬年前的古人類化石和象牙刻劃》）下圖為南非布隆波斯岩洞出土10萬年前後的一塊紅赭石。紅赭石是尼安德特人用來描述宗教祭祀場景和與宗教相關的神靈圖畫、喪葬等重要宗教行為的專用紅黃色顔料。世界考古發掘出土的紅赭石遍布歐洲、非洲和亞洲地區尼安德特人曾經生活和經過的地方。它們常常在尼安德特人墳墓中出土，是尼安德特人具有宗教信仰确鑿的證據之一。這塊紅赭石珍貴之處在于10萬年前我們的尼安德特人祖先在上面留下了一幅珍貴的網格紋刻畫符号。它要表達記錄這位祖先什麼樣的語言思想尚無法破譯。（見2011年10月20日《神秘的地球》，《南非發現10萬年前古人類制造的赭石混合物》，美國《科學》雜志）這三件遠古祖先留下的刻畫符号實物并非現代人感覺中微不足道的随意刻畫，它們是當時古人語言思想記錄的結果，反映出人類在智力較低下，尚未掌握繪畫技術之前，表達、記錄語言思想的精神需求和能力水平。是極為重要的史前遠古人類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财富，也是人類記錄語言思想精神需求出現的證據，既人類文字最早的起源。

（2）、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時代，人類因為宗教需要，在動植物有機物象牙、角、骨、木頭，和無機物石、玉上留下的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遺迹

從世界考古中我們得知，宗教是原始社會人類最重要、最普遍的精神寄托。也是破譯古代曆史最重要的線索依據。古代人類生活在神權社會，宗教在當時人類生活中占有壓倒一切的地位。當人類從刻畫符号使用中，慢慢掌握了繪畫雕刻技術以後，就會把他們認為最重要的神靈和祭祀神靈的場景、以及祭司巫師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刻畫在不易腐朽的岩石、玉石、陶器等材料上，期望人類敬仰祭祀神靈的重大事件得到記錄和長久保存、永遠流傳；并且作為生存經驗告知後代繼承以消災祈福。考古出土最早的圖畫紋飾是人類掌握了繪畫雕刻技術以後，尼安德特人開始在居住的洞穴和岩壁上繪制、雕刻他們崇拜的野牛、猛犸象、豐産女神等食物神、生活神靈畫像，用滑石、猛犸象牙雕刻的生育女神等神靈偶像，和祭祀神靈的精美石器工具。因為人類宗教最早誕生于尼安德特人對死去親人朋友生命思考的祖先崇拜。（從出土的尼安德特人墳墓得到的證據）他們認為死去的親人朋友仍然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生活經驗使他們認為，父母祖先在任何時候都會在他們遇到困難時保護他們。為了獲得祖先神的保佑，他們自然地認為祖先神首先是人，既然活在另一個世界，就仍然需要人類活着時一切生活生産物質資料；為了表示對祖先神祭祀的虔誠，于是人類就有了用最好物品祭祀祖先神靈的習慣和傳統。考古出土的尼安德特人建造的墳墓中有用當時最為珍貴的食物熟肉、表示勇敢和财富的鹿角羊角牛角、和鮮花、紅赭石赤鐵礦祭祀亡故先人的證據。他們這種祭祀是出于對亡故祖先親情的思念，或是在遇到困難時期望繼續得到祖先的保護；現代人類的看法尚不能統一。但這是人類把崇拜的祖先首先神靈化和祭祀禮儀開始誕生的宗教源頭。這些具有宗教性質的行為、已經被其後的智人和現代人的宗教祭祀傳統所證明。現代人可以用西亞新石器早期已經被證明了的人類宗教禮儀、去和尼安德特人的宗教行為進行比較，用反推法确定尼安德特人埋葬祖先的墳墓和祭祀方法、以及他們鑿刻在洞穴和岩壁上的野牛、大象等圖畫就是他們當時崇拜和祭祀的祖先神、動物食物神靈形像。這種證據在西亞、歐洲尼安德特人墳墓和洞穴，以及新石器時代西亞人的室内葬墳墓、家庭祭室和由家庭祭室發展成的神廟中普遍存在。（通過這種反推比較可以确定人類宗教起源于尼安德特人。如需詳細證據請在百度或360、QQ等浏覽器輸入《世界宗教起源的考古學研究》查閱本人拙文）可能是當時人類認識到工具的重要性、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們制作最漂亮的細石器工具祭祀敬獻給神靈，由此産生了西方舊石器晩期奧瑞那文化、梭魯特文化和馬德格林文化雕塑的母神神像和專門打制的精美細石器工具祭祀神靈的考古學證據。并且這一使用珍貴石質工具祭祀的習俗延伸到西亞歐洲使用黑曜石制品祭祀神靈的傳統中。 人類使用最好物品祭祀神靈的宗教傳統，一直維持到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乃至今天。如果我們回顧思考一下為什麼近現代全世界的宗教建築都是當地最好的地标建築？古往今來人們一直不惜用最珍貴的黃金、寶石、象牙、

青銅來裝飾這些宗教建築，既可見宗教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無法替代的重要地位。

圖7、上面四圖是歐洲地中海北岸西班牙、法國等阿爾卑斯山南部溫暖地區尼安德特人和晩期智人，在大腦容量増長到1500毫升時、産生宗教複雜思維和學會繪畫、雕塑、制造複合工具之後，在他們生活的洞穴岩壁繪制雕刻的野牛神像和野牛神浮雕、（牛神崇拜在全世界有30000年曆史）用石灰岩雕刻的豐産女神神偶。表達、記錄他們認為最為重要的對神靈的崇拜和祭祀語言思想。下二圖是他們當時制造的象牙擲槍頭、黑曜石工具和武器。從上面雕刻有精美的紋飾可知這是他們通過精工細作，進獻給神靈使用的禮器。它們比早期人類的刻畫符号包含更多當時人類想要表達記錄的宗教語言思想信息。（見《歐洲史前藝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和土耳其安納托利亞文化考古博物館展品）

圖8、中國新石器時代長江流域著名考古學文化出土的一些龜甲、石、木、鹿角、象牙、骨刻符号和圖畫、紋飾、雕塑。

從左往右上面五圖是河南舞陽賈湖文化出土帶有16個刻畫符号的骨笛、龜甲、石器、陶器以及北大韓建業教授認為的中國最早的規矩器。賈湖文化年代在9000年前後，出土龜甲上有9個刻畫符号、骨器上有4個刻畫符号、陶石器上有3個刻畫符号，證明中國在新石器早期先民們已經開始使用刻畫符号在祭神的禮器上記錄一定範圍的宗教語言思想信息。

中間第一第二圖是浙江8000年前後蕭山跨湖橋文化出土的鹿角、木棍上留下的刻畫符号。有研究者認為是中國用于數學計算的算籌，也有認為是八卦符号，它們證明8000年前後長江流域先民已經普遍使用刻畫符号記錄表達重要的語言思想。

中第三圖是浙江7000年前後甯紹平原河姆渡文化出土的“雙鳥朝陽”象牙線刻圖畫雕闆。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象牙及其制品在全世界都是珍貴重要的宗教禮器專用的材料。河姆渡這些象牙制品反映了長江流域自古就有使用象牙制作禮器的傳統。牙牌上的雙鳥具有長江流域鳳鳥的特征，在此後的玉鳥玉鳳中大量出現。雙鳥朝日圖有人認為是東夷族的族徽，反映東夷民族太陽崇拜和鳥崇拜。無論如何7000年前後的浙江河姆渡人為我們留下了用圖畫記錄表達最為重要宗教語言思想的實物證據。

中第四圖和下一、下二、下三圖都是長江下遊6500年前後江蘇金壇三星村遺址出土的骨刻骨雕證據。 中第四圖是三星村人在骨闆上雕刻記錄的星象圖。如果說觀察記錄星象西方在舊石器晚期已經開始，那麼至少在6500年前後中國長江流域從事稻作農業的先民已經為我們留下了确鑿的星象記錄證據。下三圖是三星村出土的二把表示部落酋長、頭人權力的石钺。它們由石钺、杖柄、杖冠、和杖镦四部分組成。其中石質或玉質穿孔斧狀物稱钺，裝在杖柄孔内用繩索紮緊，柄頭露出部分上面加杖冠，柄尾配有象牙或骨雕的杖镦。因為是表示神權的權杖，三星村的杖冠是當時江南生産珍貴絲綢地區的蠶神，（蠶神象牙杖冠在河姆渡文化就有出土）杖镦上刻有圓睜雙目的神人形像。三星村骨刻骨雕表現了6500年前後長江流域的蠶神崇拜以及當時發達的農桑經濟水平。我們說古代刻畫符号、圖畫、紋飾、雕塑是古人記錄表達當時最為重要宗教語言思想的形式和方法，與文字起源有千絲萬縷聯系，在圖中可以感覺得到。（圖片選自網絡，版權歸制作者所有）

以上考古出土證據證明，世界人類在舊石器時代就有使用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表達、記錄語言思想的欲望和行為。并且在人類宗教精神需求産生以後，成為最為重要的宗教祭祀場景和宗教禮器上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記錄。此後長期在宗教祭祀禮儀和禮器中傳承發展。最後由宗教神職人員使用需要吸收各種記錄表達語言思想工具演變出文字。

2、中國古代陶器刻畫符号，彩陶、白陶、黑陶禮器上的圖畫、紋飾雕塑的宗教性質和記錄儲存宗教語言思想的功能

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歐亞大陸東方從事稻作農業的中國人因為煮食大米需要，發明創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陶器是烹食器，與西方烤面包發明先把石塊燒紅一樣因需而生）中國考古出土和傳承的實物中，陶器刻畫符号和彩陶白陶黑陶禮器圖畫紋飾在所有與文字相關的符号中出現比例最高，它們是中國原始文字起源最為重要的證據之一。

中國是世界陶器和祭祀神靈用的彩陶、黑陶、白陶禮器的發源地。陶器象石頭一樣不易腐朽的性質被中國古人認識以後，古人把當時最重要的與神靈溝通的宗教語言思想等重要信息繪刻在祭祀神靈的陶器上，以求得與神靈溝通的語言能夠得到長期保存和流傳。為此我們以陶器繪制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為原始文字起源的重點來進行研究。

古人在陶器上留下的符号可分為用顔料繪制在彩陶上的符号、圖畫、紋飾，和用硬質石器、鲨魚牙齒等工具在彩陶、白陶、黑陶以及其它陶器燒制前後在表面上雕刻的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及雕塑。從出土實物考察，在一些彩陶禮器上大多還會發現繪制紋飾圖畫和陶工刻畫符号同時存在的現象。這些陶器上的刻畫符号常常被專家學者認為是陶工制作陶器過程中的專用記事符号。從許多地區刻畫符号看，它們許多超出了制陶工序符号的意義，與圖畫、紋飾、雕塑一樣具有與神靈交流溝通的宗教性質。這是因為制作、燒造這些陶器的人一般都是宗教神職人員。從世界古代曆史看最早的宗教祭司同時是部落頭人、酋長和國王。他們代表神靈統治人民、又代表人民與神靈溝通交流，把神靈的意圖傳授給人民。祭神的禮器和刻畫符号以及繪制的圖畫紋飾都是與神靈溝通的宗教語言思想，隻能由他們發明整理而成。但是無論祭祀符号還是陶工刻畫符号、它們都具有實際的記錄指示語言思想意義。它們和陶器圖畫紋飾一起發展出中國的原始文字。下面我們采用我國良渚文化以前和良渚文化并行時期，全國比較著名的考古學文化的古代彩陶、白陶、黑陶及其它禮器性陶器上的圖畫紋飾，和陶器刻畫符号加以認識比較。來分析它們與原始文字形成的關系。

（一）、長江流域舊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文化陶器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

我國最早的陶器刻畫紋飾在17000年前後舊石器晚期江西仙人、洞吊桶環遺址出土的戳刻紋陶器上已經出現。一般研究認為最早陶器上的戳刻刻畫紋飾隻是為了防滑和美觀等當時實用需要，還沒有明确的宗教性質。這是因為各地的早期陶器燒成溫度很低、胎體厚重且吸水率高，極易破碎；尚沒有達到後來陶器長期不易腐朽的性質。因為當時的陶器易碎易腐達不到岩石那樣能夠長久保存符号圖畫的性質，所以大多數地區早期陶器表面的戳刻紋飾還無法證明具有宗教意義。直到10000年前後浙江上山文化彩陶禮器的出現，上山文化人群用紅色顔料制成泥漿浸塗在陶器表面做成通體紅色的紅衣陶，并且用鮮紅色的紅赭石赤鐵礦為顔料塗繪在淡顔色陶器表面和口沿上、制作祭祀神靈的特殊禮器彩陶器。

因為紅色從幾十萬年以來一直是全世界尼安德特人用于埋葬死去親人朋友灑撒在墓穴和死者身上表示鮮血、或用于塗抹繪制在岩畫洞穴璧畫和器物上突岀神性，以及塗繪酋長頭人祭司身體用于宗教祭祀的特殊顔色。尼安德特人這種把紅色作為宗教專用顔色的習俗在全世界宗教事件中普遍出現。無論在非洲、歐洲和亞洲都有大量尼安德特人使用紅色赭石和赤鐵礦顔色作為宗教祭祀特殊顔色的考古學證據存在。 俄羅斯西伯利亞南部的阿爾泰地區丹尼索瓦洞發現尼安德特人十多萬年前生活的洞穴中和西伯利亞馬耳他遺址等多處發現尼安德特人撤有赤鐵礦的墳墓。赤鐵礦紅色顔料宗教證據在我國南北方舊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中也經常出現；河北蔚縣三關村4.1萬年至3.9萬年下馬碑遺址第六層發現使用紅色赤鐵礦顔料遺迹。2萬年前後北京山頂洞人墳墓中就有把紅色赭石粉灑在死去親人朋友屍骨上，和染制當時用于宗教避邪項飾珠串的實例存在。萬年前後河北泥河灣陽原虎頭梁遺址也發現赤鐵礦顔料碎片。賈湖文化和跨湖橋文化都有紅赭石出土。源自尼安德特人用紅色作為宗教顔色的傳統，在中國發展出朱砂葬等紅斂葬宗教傳統甚至一直延傳至現代。（現代喪葬習俗中紅色的運用）萬年前後的浙江上山文化人群不僅創造了用紅色塗抹祭祀神靈的彩陶表面和口沿上用作宗教禮器，為了把自己需表達的語言思想更詳盡地告知神靈與神靈溝通，他們還用白色顔料在紅色彩陶器表面繪制點線狀的幾何符号。雖然現代專家對上山文化彩陶上繪制的白色符号到底是八卦紋還是數字符号還沒有定論，但是這種符号是中國彩陶器祭祀符号最早的源頭可以得到确認。有人要問為什麼萬年前後的上山文化人不在祭祀神靈的彩陶器上直接繪制更加形象的圖畫和紋飾，而用點線幾何紋飾表達？根據中國彩陶禮器發展的實際情況可知，那時上山文化人可能還沒有掌握在陶器上繪制更加複雜圖案紋飾的能力。（萬年以前及前後中國發現的岩畫可以證明譬如連雲港将軍崖的岩畫）

中國彩陶禮器發源于10000年前後的浙江上山文化的結論已經由岀土實物得到公認。中國早期彩陶文化中繼上山文化之後最早的是原來劃屬裴李崗文化的河南駐馬店地區的賈湖文化彩陶。河南舞陽賈湖文化雖然位置在長江以北，然而它是一支從長江流域南方向北方遷徙的稻作農業文化。賈湖文化出土的水稻和種植技術、幹欄式房屋、骨笛、龜甲都表明它們來自南方。它出土的彩陶、黑陶禮器證明它受到浙江上山文化的直接影響。

由于賈湖文化地處長江北岸河南西南部地區，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北方中原文明的源頭和對中原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性。近年來專家學者對賈湖文化年代的碳十四數據進行了反複研究分析，确認賈湖文化年代在距今9000年至7500年之間。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編的《舞陽賈湖》發掘報告下冊圖版中，我們可以找到賈湖文化在南方上山文化支足墊燒陶器基礎上發明的三足與陶器連接成一體的三足陶缽，還有口沿飾有紅色帶狀彩條與上山文化完全相同的彩陶片。帶狀紅彩是上山文化首先發明，黑陶也是上山文化最早出現。在9000年至7500年階段，中國土地上隻有南方浙江上山文化、甯波井頭山文化、蕭山跨湖橋文化和湖南洪江高廟文化還有北方的大地灣文化有類似的彩陶文化特征。它們證明了賈湖文化受到南方上山文化的直接影響，是上山文化人群向北遷徙的一個分支。因為這一時期除了井頭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洪江高廟文化、北方大地灣文化與賈湖文化中晩期并存以外，唯有南方上山文化比賈湖文化年代更早。（當時更早的北方有陶器的泥河灣于家溝文化、轉年文化、徐水南莊頭文化、後李文化都沒有彩陶黑陶）賈湖文化出土的口沿塗有帶狀紅色的彩陶碗缽和灰黑陶器證明了它與上山文化彩陶黑陶禮器的傳承關系，它是把南方彩陶黑陶禮器傳入長江以北北方地區的樞鈕。（曾經有人提出上山文化與賈湖文化年代同期，是賈湖文化首先發明彩陶黑陶然後向中國南北擴散。考古出土實物證明這不符合陶器首先在中國南方發明，和賈湖文化出土的彩陶黑陶數量遠少于上山文化，更沒有上山文化成熟的考古事實）賈湖文化的三足缽和帶狀彩陶碗缽還向西北傳播到7800年至4800年甘肅秦安大地灣文化；大地灣文化的彩陶是北方陝西半坡文化和河南渑池仰韶文化彩陶的源頭；而仰韶文化的彩陶又是西北5000年前後馬家窯彩陶文化的源頭。賈湖文化的彩陶還向東北傳播到7400年至6400年黃河下遊山東棗莊滕州官橋鎮北辛村北辛文化。這裡出土的陶缽口沿塗有與賈湖文化相同的帶狀紅彩；根據比北辛文化更早的周邊考古學文化考察，它們都沒有彩陶，因此北辛文化的彩陶來源隻能是賈湖文化。這些情況長期以來被世界和中國的部分考古專家學者疏忽，因此造成了中國南方彩陶黑陶與北方彩陶黑陶長期被分隔的現狀。使得中國南方北方彩陶黑陶研究長期以來相互之間沒有任何關連。同在一個中國，同樣的彩陶黑陶禮器僅隔一條長江，怎麼可能毫不相幹呢？這與一些專家學者長期以來認為華夏文明是中原為中心，凡事總以中原為華夏文明中心的角度去思考，對長江南岸上山文化東夷民族發明創造的彩陶黑陶、因為與他們以及他們老師以前研究論證的觀點不符，不願也不敢研究有關。殊不知考古學是科學來不得半點虛假。考古出土材料日新月異，過去的研究成果在新出現的考古證據面前是需要不斷修正的。這樣才會符合蘇秉琦先生提出的華夏文明滿天星鬥，多元一體的古代真實。良渚文明申遺成功證明了在5000年以前中原地區并不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中心地區，南方長江流域稻作農業區和北方紅山文化粟黍農業區經濟文化都非常發達超過中原。中原地區是在北方紅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衰弱以後的龍山文化時期，才開始學習吸收南北文化經濟宗教禮儀的發展成果，博采衆長發展形成華夏文明中原中心的。因此輕視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文化的中原中心論觀點是不客觀的，因為它們與考古證明的中國曆史不符是需要盡快糾正的。

賈湖文化出土了中國最早的龜甲和骨刻刻畫符号，很多專家學者認為賈湖文化龜甲骨刻刻符是中國3200年前後殷商成熟文字甲骨文的祖源。它是中國新石器時代骨刻陶器刻畫符号的最早源頭。如果說賈湖文化的骨笛代表了華夏禮樂文化中樂器的起源非常重要；那麼刻畫符号代表的文字起源的重要性也應該得到格外重視。

考古發掘出土的陶器刻畫符号顯示，我國陶器刻畫符号東南沿海至長江流域東夷文化地區出土最早并且數量最多。其次是黃河流域文化及其它地區文化。下面我們按照良渚文化以前和與良渚文化并行時期的各地著名考古學文化年代先後、出土陶符數量多少，來認識判斷它們與原始文字的異同關系。

1）、上山文化彩陶上繪制的白色幾何紋符号

浙江省上山文化是浙江中西部以錢塘江支流浦陽江和金衢盆地為中心的中國南方新石器稻作農業文化。金華——衢州盆地位于浙西丘陵地區，海拔較高。是長江下遊平原尚未形成之前浙江人的祖先能夠避開海平面上升造成水患，得以生存下來的古代沿海地區之一。這裡适合稻作農業的發展。上山文化以出土10000年前後人工栽培水稻著名。它是人工水稻種植較早地區之一。水稻農業為上山文化人群積累了強大的經濟基礎，是出現中國當時最先進的宗教祭祀禮儀和最早的彩陶、黑陶宗教祭祀禮器文化的原因。它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最先進的地區之一；并且孕育出甯波井頭山文化、蕭山跨湖橋文化、甯波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金壇三星村文化、崧澤文化、南京北陰陽營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長江下遊和太湖流域先進的稻作農業文化。上山文化所在的金衢盆地與西南部江西省信江盆地相銜接。發源于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遺址、吊桶環遺址是中國乃至世界最早的陶器及其制陶技術的發源地。能夠在10000年前後孕育出浙江金衢盆地中國最早的彩陶黑陶禮器，是得益于上山文化緊鄰陶器發源地的地利優勢。金衢盆地的上山文化最早發明出中國彩陶、黑陶祭神的禮器，則還得益于上山文化先進的稻作農業經濟基礎産生的上山人的宗教精神需求。上山文化是中國最早擁有髙級宗教禮儀的文化。

圖9、上圖為江西上饒市所轄萬年縣仙人洞、吊桶環中國最早的陶器發源地、地理上與右邊的浙江衢州、金華所在上山文化發祥地金衢盆地相鄰。

中圖為17000年江西萬年縣仙人洞、吊桶環遺址出土的帶煙熏黑色陶片，表明南方是黑陶最早的原産地。仙人洞吊桶環遺址陶器上的刻畫紋、戳刻紋也是中國陶器上最早的。

下圖為10000年前後浙江上山文化出土的紅衣彩陶器，同坑出土的黑陶器表明中國最早的彩陶和黑陶器發源自南方上山文化。（圖片選自網絡，版權歸制作者所有）

上山文化經過多年考古發掘，已經發現近二十一個文化遺址。出土有中國最早人類聚居的村落、幹欄式房屋和中國最早保護村莊的環壕溝，以及最早的浙江人墳墓、骸骨和陪葬的陶器。上山文化人們的宗教祭祀精神需求使他們發明出了中國最早的彩陶和黑陶禮器。他們在塗有紅色顔料的彩陶表面用白色繪制了由點、線組成的幾何紋飾，其中的太陽紋突出了上山文化人太陽崇拜的觀念。這種白色點線幾何符号曾經被許多專家學者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八卦卦符。雖然至今對它們到底反映上山人怎樣的宗教語言思想尚有争議，但是它們代表了中國陶器上最早的記錄指示古人語言思想的繪畫符号的意義得到了肯定。它們是中國最早人工繪制的彩陶符号，也是全世界人類陶器上最早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記錄。

上山文化彩陶上的白色繪制的圓形、半圓形帶有光芒紋的圖畫是中國最早的太陽圖畫。半圓形太陽與白色地平線結合，表示太陽剛剛從東方升起。而用長短橫線組成的符号與中國易經八卦紋飾接近。塗有紅色的彩陶器是祭祀神靈特制的禮器，因此上山文化彩陶器上繪制的圖畫決非某些現代藝人認為的原始人類随意的塗抹，它們與此後所有中國彩陶器紋飾圖畫一樣，是古人與神靈對話的宗教語言思想記錄。

圖10、上圖一是具有10000年曆史的浙江上山文化遺址中國最早的村落和環壕。環壕是保護村落和城市安全的護城河和城牆的源頭。西亞耶利哥遺址石城和環壕有一萬一千多年曆史，早于中國。上山文化村落和環壕中國年代最早，反映了浙江萬年前後稻作農業經濟創造出的強大經濟基礎造就定居村落和與此相适應的宗教祭祀禮儀需求。

圖中上山文化品種多樣的彩陶紅衣陶和帶狀紅彩彩陶是祭祀神靈的禮器，帶狀紅彩彩陶器向長江北岸的賈湖文化、大地灣文化、北辛文化和仰韶文化傳播，發展出中國此後北方和南方的彩陶禮器，上山文化是中國彩陶禮器最早的發源地。

圖中上山文化彩陶除了全紅彩、口沿飾帶狀紅彩和底邊加豎刻紋等裝飾風格外，還有用白色顔料在紅彩上繪制圓形或半圓太陽圖案、雙三角對角紋以及點線幾何紋飾。這些表現上山文化人太陽崇拜以及類似八卦符号、或與神靈溝通的宗教語言思想信息的繪制符号，是中國最早繪制的彩陶符号。是上山文化人與神靈對話的語言記錄，它們與陶器刻畫符号一樣，是古人留下的語言思想信息記錄，是文字起源的重要部分。（圖片選自網絡，版權歸制作者）

2）、賈湖文化彩陶、黑陶禮器、陶器和刻畫符号

河南舞陽賈湖文化因其位于長江北岸河南省西南地區的地理位置、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北方文化。其年代較早和出土的中國最早禮樂器具骨笛、龜甲刻畫符号，使其成為中國新石器文化中極為重要的考古學文化。骨笛是音樂器具，它是中國以禮樂為傳統文化最早的證物。聲樂是中國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考古出土的曆代樂器證明，祭祀神靈時的聲樂是禮樂不可缺少的部分；從考古出土的骨笛、石磬、鼍鼓、陶鼓、銅鈴、鐘镈、銅欽，它們都是中國古代祭祀神靈莊嚴儀式聲音環境的營造工具，在中國古代以禮樂為傳統的祭祀文化中不可或缺。從考古出土實物考察得知它們最早是由骨哨、骨笛營造的聲樂開始的。

賈湖文化出土的龜甲和與龜甲配套出土的黑白石籽，是中國最早用龜甲占蔔的法器。古人精神生活中宗教和神靈占統治地位，龜是水陸二栖動物且壽命很長，與蛙一樣在古人思維中具有不可理解的神性。通過長命的龜神之殼占蔔神靈的意圖是古人生活中的頭等大事。賈湖人把占蔔結果用符号刻畫在龜甲上是證明龜蔔存在的早期證據。因為龜是冷血動物大多不耐寒冷。尤其是中國古代用于占蔔的小型龜大多生活在長江流域和東部沿海東夷民族生活地區及南方地區。從考古實物可知，西部和北方的羌夏民族古代用牛羊豬鹿肩胛骨祭祀占蔔。而使用龜甲占蔔是東夷商王朝的傳統習俗。後來因為商滅夏朝為了統治全國夏朝遺民、商代的龜蔔才與西南西北民族的骨蔔合而為一而有了中國甲骨占蔔的傳統。

賈湖文化在中國考古史上曆來被劃入北方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而從它碳十四年代在9000年至7500年時間段和它出土的水稻、幹欄房等南方長江流域文化特征看，它年代早于黃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它的陶器（彩陶、黑灰陶和三足碗缽）影響了北方的裴李崗文化和磁山、北辛文化；它的占蔔龜甲、璋牙随葬習俗影響了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而這一切多年來一直都被中國考古界弄反了方向。9000年前後是全新世大暖季海平面急劇上升時期，河南駐馬店舞陽賈湖地區處在中國地理上第二階梯前沿。這裡當時是沿海地區。從賈湖出土的口沿飾紅色條帶彩陶缽和灰黑陶器看，同時期隻有南方長江下遊浙江上山文化、井頭山文化和跨湖橋文化有這類彩陶和黑陶。在北方所有早期和同期的文化中根本沒有彩陶和黑陶。而水稻起源于南方，裴李崗、磁山文化是粟黍旱作農業文化。據此可知賈湖文化隻能是因海平面擡升淹沒了水稻田，失去了食物來源不得已向西北方第二階梯高處遷徙的上山文化或井頭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東夷人群中的一支。沒有證據證明它來自北方黃河流域或更北的北方文化。因此賈湖文化是長江流域或受長江流域文化影響的東夷民族文化

圖11、上圖一是賈湖文化出土的囗沿飾帶狀紅彩的彩陶缽殘片，這種彩陶在9000年前後的中國隻有浙江上山文化一家獨有，因此它們可以證明賈湖文化的彩陶繼承浙江上山文化而來，證明北方的彩陶文化源頭在浙江上山文化。

第二圖是賈湖文化出土紅色赤鐵礦顔料，它是宗教專用顔料，也是制造宗教彩陶禮器必須材料。證明賈湖文化人群是長江流域浙江上山文化衰退後向西北第二階梯遷徙的一支，他們繼承了浙江上山文化具有在本地制造彩陶的技術以及使用彩陶祭祀神靈的宗教傳統。

後面圖片是賈湖文化出土的黑陶器和三足器。黑陶也是浙江上山文化最早擁有，在9000年前後賈湖文化的黑陶隻能是對上山文化的繼承。圖中白色陶器是黑陶器經長期水的浸泡脫皮所緻，這種脫皮黑陶在長江流域文化中普遍存在，反映燒造工藝上的一緻性。

賈湖文化出土的三足陶器到目前為止上山文化沒有發現。但是使用陶支足墊燒是中國早期圓底陶器普遍的使用方法。上山文化有大量陶支足出土，賈湖文化也有大量陶支足出土，它們證明年代晚于浙江上山文化的賈湖文化人群在支足墊燒陶器的傳統基礎上發明出了把支足直接做在陶器上的三足器。這一發明對中國三足陶器的誕生具有深遠意義。并且為北方大地灣文化、磁山文化等出土早期三足陶器文化三足器的來源找到了源頭。

在賈湖文化出土的一隻陶缸上部刻畫有一個與上山文化彩繪圖案一樣的太陽形象，它是中國陶器上最早的刻畫符号。同時也證明賈湖文化人群描述的太陽形象與上山文化太陽完全相同，太陽符号已經在長江流域一定範圍内約定俗成。（圖片選自《舞陽賈湖》科學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

3）、浙江蕭山跨湖橋文化

賈湖文化以後，按時間順序排列當數南方長江下遊浙江甯波井頭山文化。但是井頭山出土彩陶黑陶較少，我們直接從蕭山跨湖橋文化開始。8000年至7000年杭州蕭山跨湖橋文化彩陶符号和刻畫陶符較早。它是浙江金衢盆地上山文化最近的後續文化。蕭山跨湖橋文化以出土可以遠航的邊架風帆獨木舟和最早的稻作農業工具骨耜、漆弓、有段石锛等出名。創造了中國文物中許多第一。尤其是它出土的彩陶器上有上山文化相同的白彩太陽紋，證明跨湖橋文化和賈湖文化一樣傳承了上山文化彩陶禮器。跨湖橋文化除了出土了中國最早刻符木簽和刻符鹿角外，（圖片見前文圖8）在泥質灰黑陶器上發現了陶器刻畫符号。跨湖橋文化年代與賈湖文化晚期并行，證明它是中國陶器刻畫符号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圖12、上圖一中是浙江杭州蕭山跨湖橋文化遺址出土的木制陶輪托架實物，它證明8000年時長江下遊制陶業非常發達，已使用慢輪工具。圖中出土赤鐵礦紅顔料證明跨湖橋人繼承上山文化彩陶使彩陶禮器得到繼續發展。其中白彩太陽紋與上山文化完全相同，證明它們之間的繼承關系。其它圖片顯示蕭山跨湖文化生産的黑陶器已非常成熟，是對上山文化開創的黑陶器的繼承發展。跨湖橋文化出土的白陶器是長江流域普遍的泥質黑陶經長期水泡表面黑色脫落所緻。這表明長江下遊浙江地區的泥質黑陶選用淡色泥土作坯，還是中國白陶禮器的發祥地之一。衆多的禮器生産反映了長江下遊居民早期宗教需求的旺盛。後一圖是跨湖橋出土C型罐(T0410A:24) 肩部雙耳正面刻有的“田”字形刻符。它是繼賈湖文化之後中國最早的陶器刻符之一。并且這種“田”字符在它3000年後的良渚文化，5000年後的甲骨文中都有出現，證明中國陶禮器刻畫符号與甲骨文的淵源關系。

4）、湖南洪江髙廟文化

在長江中遊靠近貴州的湖南西部地區，受下遊浙江上山文化和跨湖橋文化影響，湖南懷化洪江7800年至6800年期間的高廟文化宗教禮儀特别發達。湘西地區屬南方稻作農業區，發達的農業經濟造成了洪江高廟人特殊的祭祀宗教精神需求，和由此産生的先進白陶禮器、以及白陶禮器上雕刻精美的宗教圖畫。高廟文化在沅江流域，除了出土兩座中國最早的夯土祭壇外，髙廟文化白陶禮器上雕刻的獠牙神獸符号圖畫是中國長江流域獠牙羽冠神人像的最早原形。這種獠牙羽冠神人像是長江流域東夷民族崇拜的土著神靈，它發展出長江下遊5000年前後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騎獸神徽和湖北天門石家河、陝西石峁、安徽淩家灘玉石器上羽冠神人像；也是青銅時代江西清江大洋洲、湖北盤龍城、四川三星堆羽冠獠牙青銅神人面俱和神人像的祖源。還是中原文化商周青銅禮器饕餮紋的源頭之一。獠牙羽冠神人是長江流域居民想像出來的土著神靈，集神人與野獸于一體。取猛獸的獠牙和血盆大囗是神靈震攝人類靈魂威攝力的想像。後來逐步發展出高鼻縱目，頭戴羽冠長江流域特有的神靈形像。而頭戴羽冠亦是中國北方薩滿巫師常見形像。高廟文化的白陶禮器年代較早，曾經被認為是中國白陶禮器的發源地。從高廟文化及同期文化出土的白衣陶、和白陶上用紅色繪制的太陽紋看，高廟文化白陶是受到長江下遊上山文化和跨湖橋文化彩陶紅衣陶白色圖畫影響，在模仿上山文化制作淺色彩陶禮器時、運用了當地高嶺土和白膠泥的特點創燒了中國的白陶。又可能因為缺少珍貴的紅色顔料，高廟人創造了在白陶器燒制前陶坯上雕刻與神靈溝通圖畫的刻紋白陶禮器。它特有的刻畫紋飾符号在中國陶器刻畫符号中具有特殊地位。其中的獠牙神獸符、神鳥符、太陽符、八角星符在許多文化陶符中重複出現，發展出其它文化相對固定形态和一定約定俗成使用範圍的文字性質符号。

圖13、左上下三圖是洪江高廟文化白陶紅彩太陽紋與上山文化白彩太陽紋的比較，從中可以看出7000年前後髙廟文化模仿上山文化制作彩陶禮器。因為當地發現高嶺土和白膠泥，高廟宗教神職人員改變了繪制彩陶紋飾的方法，發明了使用工具直接在剛做好的白陶胎表面刻畫篦紋圖畫。從開始時用想像的獠牙血盆大口形像表示神靈，到逐步雕刻神人雙眼、嘴、鼻、耳、羽冠，創造出了長江流域獠牙羽冠神人初步形象。顯示了高廟人超凡的想像力。從洪江白陶紋飾内容看，它們反映了洪江巫師與神靈對話溝通的語言思想。洪江髙廟白陶禮器刻畫圖畫紋飾精美、刻制規範、是中國刻紋白陶禮器的首創。表現了7000年前洪江高廟人虔誠的宗教信仰，和語言思想的表達能力。并且為此後長江流域玉石青銅羽冠獠牙神人像奠定了形像基礎。既如果要尋找三星堆青銅神人像的源頭，它們就在洪江高廟白陶禮器上，在長江流域的玉石青銅禮器上。因為這是長江流域幾千年中的傳統神人形像。洪江高廟白陶禮器形和紋飾還對珠江流域石峽文化白陶禮器産生直接影響。獠牙神人像最後被中原文化吸收發展出商周青銅禮器上的饕餮紋飾。

5）、安徽蚌埠雙墩文化

在長江流域及其文化影響地區，7300年前後安徽蚌埠的雙墩文化出土大量陶符非常引人注目。蚌埠雙墩遺址位于長江北岸淮河流域安徽蚌埠淮上區小蚌埠鎮雙墩村。1986年試掘，1991年至199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正式發掘。出土石、骨角、蚌器和陶器，其中發現有賈湖文化帶狀紅彩彩陶缽，黑陶器。三次發掘出土陶器刻符種類數量衆多，據統計有633個之多。它們大多刻畫在陶碗、陶缽圓形底部；有植物類、動物類、幾何圖形等多種形态，據研究其中許多刻畫符号具有象形、會意、指事性質。并且發現86BST1-3分别有4-5個、7個、5個符号組成的多符合用詞、詞組、句子的形式出現， 是中國出土早期陶符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蚌埠雙墩陶器刻畫符号因為年代早、數量衆多，品種豐富而被許多研究者認為是中國的原始文字。（見《蚌埠雙墩——新石器時代發掘報告》）

圖14、左圖為蚌埠雙墩遺址紀念碑，上刻有雙墩633個陶符中的一部分。蚌埠雙墩陶符大多刻畫在缽、碗、罐底部，先民們7300年前後花費了巨大精力在陶器底部刻畫這麼多圖畫符号應該有其宗教目的。因為雙墩遺址本身就是祭壇或祭祀坑。如果蚌埠雙墩文化的陶符隻是當時陶工指示制陶工序的專用記号是無法解釋的。7300年前後蚌埠雙墩宗教神職人員因與神靈溝通需要，創造的這些刻畫在盛放祭禮碗缽底部的圖畫符号，是他們記錄當時需要表達的宗教語言思想的一部分。他們要表達什麼語言思想今天還無法破譯。其中部分動植物有象形文字性質，部分二個符号合用情況可能有原始會意、指事字的性質。多符合用符号組合具有原始字、詞、句最早形式。為此許多專家學者認為與甲骨文有聯系，是中國最早的原始文字。又因為其年代早于西亞、埃及原始文字2000年，很多專家學者們因此認為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産生文字的國家。但是如果比較一下雙墩刻畫符号與西亞烏魯克泥版文字和埃及聖書體原始文字，我們會發現雙墩刻符的規範性遠不及西亞埃及原始文字。能夠确認字、詞、句形式的組合符号太少。如果把雙墩刻畫符号當成世界最早文字拿到世界上去報道聲明必定得不到支持。因此比較西亞、埃及原始文字我們還不能盲目樂觀。因為光我們自己認為還不行，還必須有讓世界徹底信服、承認的證據才行。

6）、江蘇連雲港大伊山陶符

在蚌埠東北江蘇連雲港沿海6500年前後的灌雲縣大伊山出土的陶器刻符與蚌埠刻符和湖北揚家灣彩陶刻符較為相似。應該是相鄰地區文化相互影響的結果。江蘇連雲港灌雲縣大伊山以出土中國最早的石棺葬和死者頭部覆蓋紅頂缽習俗而聞名。出土有盆、釜、缽、鼎等陶器，其中有六件陶器底部有刻畫符号，其形制與蚌埠雙墩陶近似。應該是受蚌埠雙墩陶符影響所至。一般認為大伊山文化的紅頂缽是北方北辛文化和河北北福地文化、仰韶文化常用陶器器形。而大伊山人的石棺葬式年代在6500年前後，是中國最早的石棺葬葬式。石棺葬最早在歐洲大西洋沿岸西班牙、法國出現。後來随歐洲人沿歐亞草原通道向東遷徙到達中國北方和朝鮮日本。為什麼年代這麼早的連雲港大伊山人會用石棺葬式？他們到底來自哪裡本身還是一個謎團，因為宗教原因古人的葬式大多固定而不輕易改變。既使大伊山人采用了北方來的紅頂缽陶器，但是因為葬式不同，很難找到他們來自那裡。

圖15、左圖為江蘇連雲港灌雲縣大伊山岀土的石棺葬墓地。共出土石棺葬61具。這種發源于歐洲大西洋沿岸的石棺葬式在6500年前後中國東部沿海出現非常奇特。右上圖是河北地區出土的紅頂缽實物，它們原是北方常用的陶缽形式，在賈湖文化開始出現。右下圖是大伊山人随葬在石棺墓中、用紅頂缽作為臉部面具覆蓋的宗教器具。它們中有六個底部有刻畫紋飾，與雙墩刻符非常相似。是與神靈溝通的宗教語言思想記錄嗎？還是制陶工匠留下的指示符号？不過無論是何種符号都出自宗教神職人員之手。在古人宗教性質極強的墳墓中出現，它們都帶有與神靈溝通的宗教性質。

7）、湖北秭歸縣柳林溪文化7000年至6000年遺址出土的陶器刻畫陶符

長江中遊湖北秭歸縣柳林溪遺址發現于上世紀60年代，遺址位于長江北岸秭歸縣茅坪鎮廟河村，這裡屬于三峽庫區，196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進行了試掘，1981年、1982年1994年、1995年、1998年進行了多次發掘。遺址從上至下共有9個文化層，其中最底層第9層至第6層出土石器、陶器鑒别年代在距今7000年至6000年新石器時代。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的陶器上發現很多刻畫符号，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國平先生在《柳林溪遺址出土的刻劃符号及初步研究》（《2003年三峽文物保護與考古學研究學術研讨會論文集》第115頁至124頁）一文中的研究，總共在80件陶器上發現刻畫符号232個，其中陶支座上有160個，陶罐口部1個，陶碗外底部71個。屬于長江流域出土陶器刻畫符号較多的遺址之一。現将這些符号刊出，供大家了解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與文字相關的陶器刻畫符号實際情況并對比研究。（參閱《湖北秭歸縣柳林溪遺址1998年發掘報告》《考古》2000年第8期）

圖16、長江流域湖北秭歸縣柳林溪遺址出土陶支座和陶器底部刻畫符号。圖片來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國平先生《柳林溪遺址出土的刻劃符号及初步研究》。通過研究我們發現，從9000年前後賈湖文化開始，長江流域陶器刻畫符号發展較快，種類、數量較多。刻畫符号大多單個出現，單個使用。陶支足上的符号有多個同時出現情況，但大多是相同的圖畫符号，隻能算作重複出現的紋飾符号，裝飾性較強。其中許多符号在雙墩和以後的文化中有類似的出現。

8）、大溪文化宜昌揚家灣文化陶器刻畫符号

長江流域出土的陶器刻畫符号非常多，長江中遊大溪文化中的屈家嶺文化、宜昌揚家灣文化、清水灘文化都發現6000年至4500年前後彩陶紋飾和刻符。其中揚家灣文化出土的彩陶紋飾和刻畫符号最為重要。揚家灣遺址位于湖北宜昌縣三鬥坪公社揚家灣大隊第二生産隊長江南岸第三台階一處南北向漫坡土崗上。1958年試掘，1981年由宜昌地區文物工作隊正式發掘。出土有石器工具和陶器，其中74件泥質陶器上發現50多種刻畫陶符。從其大多刻畫在陶器底部看，與蚌埠雙墩陶符有些類似。有學者認為揚家灣陶符具有文字性質。（參閱《考古》1987年第8期餘秀翠《宜昌揚家灣在新石器時代陶器上發現刻劃符号》、《江漢考古》1964年第4期宜昌地區博物館《宜昌縣揚家灣新石器時代遺址》）需要說明的是；宜昌清水灘遺址出土的刻畫符号中有典型的崧澤文化盤腸式族徽符号，花朵十字符崧澤文化也有出現，反映了宜昌揚家灣刻畫符号與長江下遊崧澤文化的相互影響和聯系。

圖17、上圖為餘秀翠在《宜昌揚家灣在新石器陶器上發現刻劃符号》一文中歸納出揚家灣出土陶器上的刻畫符号。它們大多為單個出現，單個使用，50餘種刻畫符号其中許多可以在長江流域其它文化出土的刻畫符号中找到類似的，表明一些符号有一定約定俗成的使用範圍和确定的意義。在形式上與蚌埠雙墩刻符有相似性，是受雙墩文化影響？還是雙墩人群向湖北遷徙尚待深入研究。

9）太湖流域崧澤文化刻畫符号

6000至5300年的崧澤文化是長江下遊太湖地區稻作農業文化。它上承浙江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是長江下遊平原逐漸形成後第一個上海人的文化。崧澤文化以位于上海市青浦區崧澤遺址命名。碳十四測定年代距今6000年至5300年。其上限與7100年至6000年的馬家浜文化相承，下限年代與良渚文化相銜接。崧澤文化以太湖為中心環太湖分布，出土有石器、玉器、骨器和陶器。崧澤文化發現彩陶不多，一種特有的現代考古工作者稱作絞織紋（盤腸紋）漆皮彩陶器和各種形制白陶酒器是崧澤文化特有的陶器。崧澤文化雙色黑陶絞織紋飾（盤腸紋）嘉興博物館的吳海紅在《記嘉興博物館藏兩件崧澤文化刻紋陶器》（《地域文明》）中認為是神人圖像的抽象形式。也有人認為是卍字符屬于崧澤文化人群的族徽。李新偉先生認為是鳥神，在浙江海鹽西塘橋出土的陶杯和崧澤青浦陶豆、浙江大雄山石馬兜崧澤文化陶壺上都有這種紋飾出現。這種圖畫紋飾是崧澤神職人員與神人溝通語言思想的記錄，而決不是現代人忽視古人生活的宗教環境用現代藝術觀念理觧的編織紋。崧澤文化的這一符号的具體涵義尚需深入研究。

崧澤文化陶器中還發現釜形鼎（M60:13）、罐形豆（M7:1）、釜形鼎（M40：1）、釜形鼎（M10：3）、釜形鼎（M35：6）、瓦棱腹陶壺（M33：4）、盆形豆（T2：7）（T2：7）等陶器上的刻畫符号。張明華、王惠菊在《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一文中對這類刻畫符号紋飾進行了是不是中國古文字的探讨。崧澤文化是長江下遊良渚文化的源頭，崧澤文化的彩陶、黑陶、白陶器是南方長江流域陶器的傳統品種，崧澤文化的漆皮彩陶器在河姆渡文化開始出現，良渚文化中發展出嵌綠松石漆皮彩陶杯。崧澤文化陶器刻畫符号和圖畫紋飾對良渚文化原始文字的誕生具有承上啟下意義。

圖18、崧澤文化有彩陶器，黑陶、白陶禮器是當地傳統禮器的發展延續。上圖中1圖是彩陶盤豆，2、3、4圖是崧澤文化從河姆渡文化繼承發展出的漆皮彩陶器，其盤腸紋是崧澤文化的獨創。第5圖是嘉興博物館王海紅文章中二件館藏脫皮黑陶器上的絞腸圖案紋飾。中排1、2圖是崧澤文化常見的黑陶豆和寬帶柄酒壺，都是長江下遊傳統宗教禮器。第3圖是崧澤文化神人形雕塑白陶盉，是祭神的酒器，也是崧澤人的獨創。中5、6、7圖和下1、2、3、4、5圖是崧澤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畫符号，其意義尚未破譯，其形式上大多單個出現，單獨使用。有些具有象形、會意、指事字性質，但未到達字、詞、句形式。有些如花朵十字紋、八角星紋在其它文化中常有出現。另外在崧澤文化上海福泉山遺址出土的陶豆和陶壺上還發現12個簡單壓劃符号，與上圖中崧澤刻畫符号相比形式比較簡單，與真正原始文字形式相差較遠。（見《考古學報》1990年第3期、上海市文管會《青浦福泉山遺址崧澤文化遺存》圖14）

10）、湖北石家河文化陶器刻符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位于天門市石河鎮北1公裡處，據石家河考古隊《湖北省石家河遺址群1987年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八期）和鄭中華《論石家河文化的刻劃符号》（《江漢考古》2000年第四期）披露，石家河遺址群位于天門市石家河鎮北郊。這裡從6500開始有稻作農業人群生活，一直延續至4300年前後頂峰期。出土陶器刻畫符号的肖家屋脊和鄧家灣兩個遺址年代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兩個遺址共發現55個刻畫符号。其中有一個位于尖底缸上部，一個位于凹底陶缸下腹部，一個在高領陶罐肩部。有兩個在泥質灰陶殘片上。其餘48個都刻畫在大口尊的腹部。石家河屬于長江中遊文化，但是石家河這一時期的大口陶尊與山東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形制類似，并且上面的刻畫符号似受到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影響。刻畫符号大多為單個，少數為合成符号。多為象形符号。因為石家河出土刻畫符号陶器與山東大汶口晚期并行，也與良渚文化并行，石家河大口尊和刻畫符号與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刻畫符号有明顯的内在聯系，并且與良渚文化刻畫符号出現在時間上重合。反映了良渚文化時期山東大汶口沿海地區和長江中下遊東夷文化舟船交通區文化上的密切聯系。表明這一時期東夷民族陶器刻畫符号正在向良渚文化原始文字快速邁進，為良渚文化原始文字的形成造就了良好的環境。石家河文化出土了許多精美玉器和陶塑人物動物。一般認為石家河玉器制作水平高于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數以萬計的陶塑小動物和人像為其它文化少見。一般認為是祭神供品的代替物。但尚有許多謎團有待解開。

圖19、石家河出土大口尊上的刻符與山東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刻畫符号有相似性。刻畫符号大多單個出現。石家河刻畫符号與大汶口陶尊刻畫符号的象形圖畫性比較強，羽人執钺圖明顯就是線條象形圖畫。反映石家河文化與良渚文化并行時期，象形式陶器刻畫符号出現已經比較普遍，并且山東海岱地區與長江中下遊地區文化上有趨同性。石家河文化出土陶塑小動物很多。用陶塑小動物祭神本是西亞萬年前後前陶新石器時代普遍傳統。在中國發現很少。4500年前後石家河文化為什麼會出現這一現象尚待研究。

長江流域因其氣候環境優越，适合稻作農業發展。稻作農業經濟為長江流域人群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基礎和導緻複雜宗教禮儀需求的産生。使長江流域成為中國古代多元一體文化集合體中率先發展的一元。在良渚文化以前，長江流域以及受其影響地區還有許多考古學文化出土的陶器上，有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如8300年前後的甯波井頭山文化彩陶缽內繪十字符；7000年河姆渡文化陶器陶塑上的刻畫圖畫等，它們與以上長江流域及其影響地區著名考古學文化的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一起，是證明我國原始文字起源于良渚文化的證據。也證明了良渚文化原始文字是幾千年來中國新石器文化人們因宗教需要逐步積累發展形成的。限于篇幅在此不能全部介紹。

（二）、黃河流域著名考古學文化岀土陶器上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

考古出土實物發現，在我國黃河流域也有許多著名考古學文化的陶器上發現許多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它們出現的時間較長江流域稍晚，數量也沒有長江流城多。這也證明黃河流域的陶器和陶器刻畫符号、圖畫、紋飾、雕塑來源于南方長江流域東夷文化舟船交通地區。下面我們還是以5300年至4300年良渚文化為界，來比較分析良渚文化以前及并行時期黃河流域陶器上的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的文字性質。

1）、黃河上遊甘肅秦安大地灣文化彩陶圖畫紋飾和刻畫符号

甘肅秦安大地灣文化位于黃河上中遊地區。這裡出土的陶器有彩陶白陶和黑陶，品種齊全,是北方地區彩陶和黑陶的源頭。長期以來我國考古學界一直認為中國彩陶黑陶在中國北方發明，大地灣文化是中國彩陶、黑陶最早的發祥地。并且由大地灣文化彩陶衍生出陝西半坡、河南三門峽渑池仰韶文化的彩陶，又由仰韶文化彩陶發展出西部馬家窯文化彩陶。但是我們隻要稍加注意就會發現大地灣文化出土的彩陶黑陶都是成熟的彩陶和黑陶。與大多數事物都有一個誕生、成長、成熟的過程一樣，大地灣文化成熟的彩陶黑陶來自那裡呢？長期以來人們一直無法觧釋而陷入茫然。随着我國考古工作和研究的深入，發現7800年至4800年間的大地灣文化的三足陶器與9000年至7500年河南舞陽賈湖文化有形制上的傳承關系。大地灣的口沿飾寬帶紋彩陶器比賈湖文化口沿飾帶狀紋彩陶成熟。大地灣第一期出土的口沿飾紅彩條帶紋的彩陶與賈湖文化口沿飾紅彩條帶紋彩陶完全一緻，可以看出它們之間有明顯的傳承關系。大地灣文化的黑陶器也是證明與賈湖文化黑陶繼承關系的證據。因為在中國大地上這一時期彩陶、黑陶除了長江下遊浙江上山文化、井頭山文化和跨湖橋文化以外，長江北岸隻有賈湖文化擁有。由此可證明中國北方陶器包括彩陶、黑陶源頭都在南方稻作農業地區。大地灣文化的三足陶缽碗也隻能在賈湖文化找到源頭。

重要的是大地灣文化第一第二期彩陶陶缽和三足缽口沿飾紅黑彩寬帶紋為主, 第一期與賈湖文化相同、多為紅彩和褐彩，第二期開始以帶狀黑彩為主，并出現抽象水紋、植物、魚類動物圖畫和由幾個圖畫重複構成的紋飾符号。并且發現有彩繪和刻畫符号分别在彩陶器上出現。按照古代神權社會宗教高于一切的古人生活環境分析，大地灣一期彩陶紅色條帶紋和二期彩繪圖畫紋飾都是大地灣人祭祀神靈、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的記錄，具有一定的宗教意識。大地灣彩陶器上刻畫符号，是繼賈湖文化陶缸刻符和浙江8000年跨湖橋文化陶器刻畫符号之後，在我國境內北方地區發現年代較早，數量較多的陶器刻畫符号。這種在陶器上繪有與神靈溝通的彩繪符号，同時又刻畫上記事指示符号的傳統從此被北方半坡文化、仰韶文化和馬家窯彩陶文化所繼承。它們到底是祭祀神靈繪畫符号的補充形式，還是陶工制作陶器時專用的工序符号還不能定論。人們不僅要問，如果彩陶器上的彩繪圖畫紋飾是大地灣人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記錄，那麼這些刻畫陶符又是什麼呢？學者大多認為這種刻畫符号是陶工制作陶器過程中留下的記事指示符号。我們從安徽蚌埠雙墩文化出土陶器上這類符号的形态看這一結論并不全面。根據古代的宗教神權統治環境，當時的國王、酋長或部落首領既是行政領袖、又是宗教領袖。他們負責祭祀神靈時與神靈對話，彩陶是祭神禮器、上面記錄有與神靈對話的内容，所以當時這些禮器的生産隻能有宗教領袖親自制作，所以制作敬神禮器的陶工就是宗教領袖本人。因此無論它們是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繪制符号的補充形式，還是陶工制作陶器時的工藝流程記錄指示符号，它們都是宗教神職人員的創造。它們客觀上都有記錄指示人類語言思想的共同功能，因此它們都是原始文字的源頭之一。大地灣文化延續時間較長，從距今7800年至距今4800年延續了3000年。一般分作五期，第一期7800年至7300年彩陶以紅色帶狀紋為主，有黑陶器和三足器，這些隻能來自晚期與大地灣文化并行的賈湖文化。大地灣第二期一般認為距今6500年至6000年；第三期為5900年至5500年，第四期為5500年至5000年，第五期則為5000年至4800年。大地灣文化的彩陶黑陶器發展出北方半坡文化彩陶，仰韶文化彩陶和

馬家窯文化彩陶。晚期有與崧澤文化類同的人頭瓶酒器出現。

圖20、甘肅大地灣文化出土的陶器中有很多口沿飾紅色、黑色帶狀紋彩陶，它們隻能來自賈湖文化晩期的影響。大地灣文化的黑陶器和三足缽也隻能來自賈湖文化。大地灣文化彩陶最早出現用紅色繪制的符号，後來釆用刻畫形式在帶狀彩條上刻畫符号。它們多為單個出現，是制陶神職人員刻畫的記号還是含有與神靈對話的語言思想記錄當前還不能破譯。但是它們具有明顯的記錄指示意義，所以它們都與文字起源相關。從彩陶黑陶是祭神禮器看、當時制作這些陶器的應該是宗教神職人員。

2）、黃河下遊山東7400年至6400年北辛文化陶符

北方黃河流域陶器文化中，按年代序列山東北辛文化刻畫陶符年代較早。北辛文化屬于泰山山脈髙地及沿伸的山東半島、膠東半島和南部蘇北徐州連雲港髙地丘陵海岱文化。在間冰期全新世大暖季新石器文化早期，這裡周邊被黃海北海海水淹沒與第二階梯大陸隔離，屬于沿海東夷舟船交通地區。北辛文化的源頭8500年至7500年的後李文化陶器上還沒有出現刻畫符号。一般認為北辛文化是後李文化的後續文化，因此北辛文化是黃河下遊最早出現陶器刻畫符号的文化。

北辛文化遺址以山東棗莊滕州官橋鎮北辛村而得名。年代在7400年至6400年。196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文物普查時發現。出土有半地穴式房屋、農耕石蚌工具、鹿角鋤、石鏟和石磨盤石磨棒等工具。陶器分泥質和夾砂兩種，有碗、缽、鼎、釜等器形，許多粗陶器表面有防滑實用的戳刻紋，一部分陶碗陶缽口沿飾有南方早期彩陶的紅色條帶紋，從其年代和位置分析，北辛文化的彩陶受到賈湖文化晚期的影響。重要的是在北辛文化遺址出土的泥質灰陶底部和泥質紅陶腹部發現兩個刻畫符号，北辛文化上限早于北方黃河中遊地區的陝西半坡文化和河南渑池仰韶文化，因此北辛文化彩陶和陶器刻符與大地灣文化陶器一樣，是否受到賈湖文化幅射的影響具有重要研究意義。

圖21、山東海岱地區北辛文化受賈湖文化晚期或大地灣文化影響，出現口沿飾紅帶狀條紋彩陶缽。從北辛文化出土的三足缽和三足器看，這類三足器是賈湖文化的原創。陶支足是南方圓底陶器墊燒的普遍形式，随陶器技術傳入北方在8000年前後北方陶器中經常出現。需要注意的是北辛文化三足陶器向三足陶鼎發展，曾經被認為是中國陶鼎的發源地。不過與賈湖文化三足黑陶器相比還相對落後。北辛文化出土的陶器刻畫符号不多，但年代較早可作為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畫符号的源頭。（圖片部分選自網絡，版權歸制作人）

3）、仰韶文化彩陶陶符

陝西西安半坡文化彩陶年代為6800年至5300年。比它東邊的河南渑池7000年至5000年仰韶文化要晩幾百年，并且通常被考古界劃入仰韶文化。陝西半坡文化彩陶發源于大地灣文化。如果按照北方的彩陶起源于甘肅秦安大地灣文化地理位置看，大地灣彩陶應該先傳播到西安半坡文化，然後才能傳播到它更東邊的河南渑池仰韶文化。因此介紹仰韶文化彩陶應該先從西邊半坡文化開始。半坡文化彩陶紋飾與刻畫符号包括甘肅秦安大地灣仰韶文化層出土的刻畫符号和繪制符号；陝西西安半坡、陝西臨潼姜寨、陝西寶雞北首嶺、陝西長安五樓、陝西渭南郃陽莘野、陝西銅川李家溝、陝西臨潼垣頭等遺址。王蘊智在《遠古符号綜類摹萃》（《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一文中總結概括出59個刻畫符号。靠近河南渑池的仰韶文化彩陶刻畫符号較少。另外仰韶文化河南汝州出土的鹳銜魚彩陶缸上的圖畫有明顯的族徽意義，汝州洪山廟同出的仰韶文化彩陶缸上還有兩個刻畫繪制故事性圖畫符号，可作為仰韶文化晩期圖畫文字的證據。

仰韶文化年代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後，從大地灣文化仰韶文化層和陝西仰韶文化、河南仰韶文化看，仰韶文化早期彩陶以條帶紋紅彩、黑彩陶缽為主，後發展出動植物神靈圖案和三足器。從仰韶文化早期彩陶我們可以淸楚地看到北方彩陶和三足器來自賈湖文化和大地灣文化的事實。這些紅彩黑彩條帶紋缽碗是證據。

圖22、仰韶文化早期彩陶以口沿飾紅彩、黑彩條帶紋碗缽為主。這種早期彩陶紋飾都來自浙江上山文化、舞陽賈湖文化和大地灣文化。仰韶文化彩陶在大地灣彩陶基礎上繼續發展出植物紋、鳥紋、蛙紋、魚神紋和神人紋等紋飾。仰韶文化的三足器來自大地灣文化。仰韶晚期汝州出土的彩陶缸上的鹳銜魚加一柄帶柄石钺的圖畫。一般解釋為以陶缸為甕棺的陶缸主人、用這幅畫記錄表達他是養鹳捕魚部落的首領的語言思想信息，以告知天上地下神靈與神靈溝通。這幅畫有明顯的養鹳捕魚部落族徽的意義。它是文字産生于象形圖畫的證據之一。同出的汝州洪山廟陶缸上的“雙鳥戲龜圖” 和“狩獵圖”與“鹳銜魚石钺圖” 一樣具有圖畫文字性質。根據三門峽渑池仰韶文化博物館和王蘊智提供的仰韶文化刻畫陶符看，這些陶符大多單個出現、單個使用。就其形式看尚處在記錄表達語言思想的初級階段。

4）、大汶口文化陶符

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位于山東以泰山為中心的泰安大汶河一帶泰安與甯陽縣交界處平原地區，海拔120米。分布于山東中、南部和江蘇北部。距今約6300年至4600年，中晚期與良渚文化有700年的并行期。遺址當時位于四周被黃海和渤海淹沒的泰山和山東半島凸出的山地丘陵髙地上，處在與大陸隔離的海島和沿海地區，屬于古代東夷民族舟船交通區。因此與江浙沿海舟船交通區的良渚文化有頻繁的文化交流。尤其是與5300年至4300年當時中國最為發達的良渚文化的關系密切。研究認為大汶囗文化與良渚文化關系特殊。大汶口文化的骨制和象牙雕筒是良渚文化重要禮器玉琮的源頭。大汶口文化的有段石锛是長江下遊河姆渡文化的工具。（見杜金鵬《關于大汶口文化與良渚文化的幾個問題》《考古》1992年第10期）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畫符号和象形文字與良渚文化陶器玉石器上的刻畫符号原始文字有密切聯系。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和人的遺骸證明了當時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特殊交流關系的存在。大汶口文化灰陶大囗尊宗教祭祀用禮器上的文字符号上比北辛文化有了較大發展。在大汶口文化所屬的山東莒縣陵陽河遺址、杭頭遺址、大朱家村遺址、諸城前寨遺址發現陶器刻畫符号和紋飾20種，其中有8種相同相似，屬于有一定約定俗成使用範圍的文字性質符号，其中八角紋、太陽紋、钺紋等紋飾和黑陶白陶禮器受到南方長江流域地區文化的影響較大。

圖23、山東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因為在黃河下遊，一般認為是繼北辛文化發展而來。從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器看有彩陶、白陶、黑陶和灰陶器，與長江流域相似、陶禮器品種豐富。因為大汶口文化後期與良渚文化并行一段時間，從大汶囗文化傳承北辛文化刻符較少，而這一時期良渚文化刻畫符号大量興起的情況看，受良渚文化陶器刻畫符号影響大汶口山東莒縣陵陽河陶尊上出現了許多象形文字。這是因為河姆渡文化陶塊上就刻有月芽形符号，到良渚時上面加了表示太陽的圓圈出現在玉琮上，在大汶口刻符中多次出現，還在下面又加了山形符号。河姆渡文化花盆形五葉祭壇符在大汶口文化刻符中出現了二個。三星村石钺符、崧澤囗符亦是。故大汶口刻畫符号受長江流域文化影響較多。大汶口文化刻畫象形文字大多刻畫規整，多單獨出現。有些字已有會意、指事字特征。大汶口文化又對長江流域石家河刻畫符号産生過影響，石家河陶尊和刻畫符号有多個與大汶口相同相似。

5）、馬家窯文化陶符

甘肅西部和青海東部的馬家窯文化碳十四年代在5000年前後。是由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向西發展形成石嶺下文化的農業文化。遺址以黃河上遊河西走廊地區的甘肅臨洮馬家窯村命名。包括石嶺下、馬家窯、半山、馬廠幾個類型，也稱作甘肅仰韶文化。在馬家窯文化半山——馬廠類型（碳十四年代4650年至4350年）彩陶上發現10餘種用顔料繪制和刻畫的符号。這些繪制刻畫符号年代在良渚文化并行時期，我們參考比較這些符号，可以得出馬家窯時期彩陶符号與仰韶文化一樣，它們尚不具備原始文字的性質。西北地區曆史上是羌族聚居地區，馬家窯文化的民族與齊家文化、四壩文化、辛店文化、卡約文化、寺窪文化、沙井文化民族一樣都是羌族文化。從馬家窯時期至商周春秋戰國時期，羌族一直有從甘青地區向四川西部、雲貴高原遷徙的曆史。（見耿少将著《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和雲南人民出版社，雲南各族古代史略編寫組《雲南各族古代史略》1977年6月第一版）考古證據表明羌族以及進入雲貴川高原由羌族分支衍化而成的彜族、白族、滇族等雲貴高原少數民族，在良渚文化時期并不具備創造原始文字的條件。所以馬家窯文化的陶符和其後的齊家文化青海樂都柳灣陶符都能證明羌族的後代在雲貴高原創造的彜文年代很晚，它們是在甲骨文形成以後的東周時期羌族巫師采用部分模仿甲骨文和陶符創造的地方性文字。（見涼山自治州編《彜族語言文字論文選》四川民族出版社）

圖24、馬家窯文化由仰韶文化向西發展而來，彩陶數量多，器型紋飾豐富。因為馬家窯文化是中國西南西北羌族農業文化，羌族自古受中亞、南亞、西亞文化影響與西方文化交流較多。羌族的雙牛耕地、喝砸酒、跳莊鍋圓圈舞蹈習俗以及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的青銅冶煉鑄造技術都來自西方文化。在彩陶器紋飾中許多紋飾如手拉手舞蹈盆與伊朗彩陶有交流。與南亞印度河流域梅爾伽赫文化、哈拉帕文化、摩亨佐達羅文化彩陶、貝飾、天珠項飾等交流頻繁。馬家窯文化彩陶繪制符号較多，亦有部分堆貼符号。據王蘊智在《遠古符号綜類摹萃》(《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 統計有130餘種。符号多為用毛筆之類工具和顔料繪制在彩陶上，許多符号反複出現表現出有一定約定俗成的固定意義和使用範圍。從它們大多單個出現少數二個合用的情況看尚不具備文字必須的組詞造句功能。

（三）、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以外，中國其它地區的石、玉雕塑，泥塑、陶器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

中國古代陶器在南方江西地區發明，并随時間推移向北方和南方傳播。受各地生産力和經濟發展影響。東北地區文化和周邊的日本、俄羅斯早期陶器因距離南方發源地較遠，且天氣寒冷人類聚居遺址較少、符号紋飾和彩陶出現較遲晚，數量也較少；東北地區戳刻紋筒形平底陶器受南部燕山南北平底陶器傳播發展産生。東北地區的彩陶是受到南部地區仰韶文化和東部沿海文化影響的結果。

東北地區早期陶器、除了戳刻的實用防滑裝飾紋飾以外，很少有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繪制和刻畫的标記性質的符号、圖畫出現。到了7000年前後東北地區受到仰韶文化彩陶和河北山東沿海文化彩陶影響才岀現彩陶和彩繪陶器符号圖畫紋飾。在内蒙古、遼甯、吉林地區出土過一些零星彩陶器；更北的黑龍江地區基本未見彩陶出現。但是由于玉器在北方首先出現，北方雕刻藝術因宗教需要比南方早；從黑龍江小南山到内蒙古興隆窪受歐亞草原人類遷徙交通線影響，石雕泥塑的歐洲生育女神像和男性生殖崇拜的男根在東北發現較多。從阿爾泰地區東遷的民族把玉器傳播到中國東北，玉器在中國東北得到發展并成為華夏民族祭祀禮器，因宗教原因從北向南一路傳播、發展出華夏民族使用玉器禮器祭祀神靈的習俗和傳統。

下面我們還是以長江下遊5300年至4300年良渚文化以前、和與良渚文化并行的考古文化為時間界限，來考察東北地區以及長江以南地區重要考古學文化的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的情況，分析它們與原始文字的關系。

（1）、東北地區的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

1）、東北地區8000年前後的內蒙古興隆窪文化

東北地區以磨制石器、陶器、原始粟黍農業為标志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典型考古學文化中，8000年前後的内蒙古敖漢旗興隆鎮命名的興隆窪文化較為著名。興隆窪遺址位于西拉木倫河南北遼甯西部地區。考古出土的興隆窪房址、農業工具、玉雕表明，8000年前後我國北方寒帶地區受更新世末全新世間冰期大暖季影響，氣候溫暖降水充沛已經有原始農業出現；140平米大房子和聚落環壕溝證明，興隆窪聚落與同期南方一樣具有大規模人類聚集生活。興隆窪民族以原始粟黍農業和家豬馴養定居下來。定居生活需要陶器，從燕山南北傳入的平底陶器在這裡發展出東北特有的平底筒形陶器和Z字、人字、網格紋戳刻紋為主的早期陶器紋飾。這裡的陶器為手制，燒制火候低、質地疏松進水率高較為原始，陶器上的戳刻紋符号和紋飾與更早的南方原始刻戳紋陶器一樣大多隻具有實用和防滑裝飾性質，但興隆窪文化晚期刻戳符号紋飾較為精細，有些似乎具有一定的宗教祭祀語言性質。東北地區8000年前後的考古學文化中還沒有發現彩陶禮器出現，表明長江流域和和黃河流域的彩陶禮器這一時期還沒有傳播到東北地區。

興隆窪原始農業的存在被出土的打制、磨制石器工具所證明。原始農業和畜牧馴養業為興隆窪人積累了經濟基礎，興隆窪人信仰的自然崇拜和薩滿宗教得到發展。崇拜豬的自然信仰讓興隆窪人室内葬墳墓中出現了豬的骸骨，人們用家豬随葬在室内墳墓中以期望權力和财富世代永存。興隆窪文化是遼西赤峰地區衆多考古學文化的源頭，人們的豬崇拜信仰通過後續的趙寶溝文化、為紅山文化和東北地區20萬平方公裡範圍内的玉豬龍成為頂禮膜拜的神靈偶像提供了條件。興隆窪來自歐亞草原阿爾泰地區和黑龍江小南山的玉玦、玉斧、玉锛使得玉器成為了華夏民族帶有神性的禮器不斷向南方傳播，成為中國崇玉文化的發源地。興隆窪文化人群不惜人力物力對玉器的雕琢加工、發展出精湛的玉器加工技術和各種玉器。（有專家學者認為是首飾）從西方和歐亞草原自古有把美石加工成工具首飾獻祭神靈的傳統看，8000年前後興隆窪人的玉器不可避免帶有敬神禮神的宗教思想信息。它們隻會是宗教神職人員用于敬神禮神的祭品或酋長頭人兼薩滿巫師佩帶的法器。

興隆窪文化在東北地區還有内蒙古林西白音長汗、克什克騰旗南台子、遼甯阜新查海等遺址。其中興隆窪和查海遺址從房頂開門的房屋以及在房屋內開挖墳墓埋葬親人的習俗與更早或同期的西亞土耳其恰塔爾休于遺址的房頂開門房屋、室内埋葬親人習俗同出一轍。又因為赤峰地區自古在歐亞草原民族遷徙的交通線上，它們之間是否有文化聯系和影響至今還是個未解之謎。

圖25、遼河流域内蒙古興隆窪文化是東北地區粟黍農業文化。其8000年前後的年代是内蒙古東部地區衆多著名考古學文化的源頭。左上圖是興隆窪環壕村落遺址，表明8000年前後環壕保護村落形式已傳播到了東北地區。上中圖是興隆窪出土的玉器，它是從歐亞草原阿爾泰和俄羅斯西伯利亞經黑龍江小南山傳入我國最早的玉器。這種環形玉器在歐亞草原通道多有出土，是東歐草原歐洲人祭祀神靈的美石之一。傳入我國興隆窪後慢慢發展出中國特有的禮玉文化。上右圖是興隆窪出土的石雕生育女神，生育女神是西方舊石器晚期開始出現的數量最多的神偶，處在内蒙古東部歐亞草原東端的興隆窪人在很多方面受到歐亞草原通道遷徙民族文化的影響。下三圖是興隆窪出土的平底陶器。陶器在中國南方誕生後沿第二階梯向北傳播。從萬年前後北京轉年遺址、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出土的平底陶器看中國東北地區的平底筒型陶器是受燕山南北平底陶器影響發展而成的。東北地區陶器發展晚于南方。興隆窪陶器的刻畫紋受南方原始陶器刻畫實用防滑傳統紋飾影響，一般認為尚不具備敬神禮神語言思想性質。興隆窪泥質黑陶斜口器表明這一時期誕生于南方的黑陶已傳播到東北。但是從興隆窪尚沒有彩陶看、東北陶器發展是明顯滞後于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

2）、遼甯沈陽新樂文化的木雕權杖和東北最早的彩陶禮器

地處遼河流域的沈陽新樂文化下層，碳十四年代為7200年至6800年，屬東北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這裡的地理位置決定新樂文化受南部燕山南北先進文化和東南沿海舟船交通東夷文化的共同影響。新樂文化位于遼甯沈陽市皇姑區新開河北岸，1977年首次發掘至2014年通過6次考古發掘共計17.8萬平方米面積。新樂遺址分為上層、中層、下層三個曆史時期；上層為3000年前後、中層偏堡子類型年代為5000年前後屬新石器晩期、下層年代在7200年至6800年新石器早期。出土打制磨制石器石斧、石鏟、石鑿、石箭簇和細石器、石磨盤石磨棒。夾砂紅褐z字紋、弦紋戳印陶器與興隆窪文化有聯系。重要的是在新樂下層發現一件口沿内繪制條帶紋的彩陶缽，（見趙賓福、任瑞波《中國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彩陶研究》，《考古與文物》2016年第1期）這件單獨出現的彩陶禮器應該是從南部仰韶文化傳播來的；還出土有一件木雕鳳鳥首權杖，鳥崇拜是東北地區薩滿教宗教文化傳統。薩滿教認為鳥能引領巫師的靈魂進入天堂。新樂文化出土的木雕權杖和煤精仿玉器具有豐富的宗教禮器信息，它們保留儲存了7000年前後東北地區最早的遼甯沈陽人原始宗教信息，對研究最早沈陽人的族源和宗教信仰有重要意義。

圖26、左圖沈陽新樂遺址出土木雕鳥形權杖，曆經7000年的這根木權杖出土時已斷為三截。它是最早的沈陽人留下的表示當時酋長、部落首領的權力标志物。最早的沈陽人首領用鳳鳥作權力标志物證明遼河流域的沈陽人有鳥崇拜的宗教信仰，這是東北曆史悠久的薩滿教鳥崇拜的産物。這根木杖模型被做成新樂文化的标志物聳立在廣場上。新樂文化下層出土的煤精飾件表明受鄰近興隆窪文化玉禮器影響，新樂人用本地煤精石加工敬神禮神的石器祭祀神靈。中下圖新樂文化出土的斜口陶器是對興隆窪斜口器的繼承。右圖是新樂下層出土的東北地區最早的彩陶器，它口沿内的紅色寬帶紋證明受黃河流域仰韶文化彩陶和沿海地區彩陶共同影響，表明彩陶禮器7000年前後已開始在東北地區出現。

3）、遼西内蒙古赤峰地區趙寶溝文化的刻畫動物圖畫陶禮器

遼甯西部內蒙古赤峰地區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赤峰地區考古發現的系列考古學文化有8500年前後的小河西文化、8000年前後的興隆窪文化、7000至6500年的趙寶溝文化、6500年至5000年的紅山文化、5300年前後的富河文化、5000年至4500年的小河沿文化；如果加上南方良渚文化以後4000年前後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和3500年前後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這裡從距今9000年以來至3000年有一直延續的八個著名考古學文化。反映了東北地區遼河流域悠久的文化曆史，是蘇秉琦先生提出的中華文明多元一體中國文化中東北地區的重要一元。

其中7000年至6500年的趙寶溝文化中晚期、以小山遺址F2(2) 出土的泥質戳印紋圖像尊碳十四年代在6850年至6715年前後。據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工作隊楊虎、朱延平在《内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一文中介紹，這裡出土的陶器有刻印幾何紋和動物紋二種。幾何紋傳承早期陶器實用防滑紋飾，不具備宗教語言思想性質。動物紋陶尊出土有5件，這些陶尊周身刻畫的豬首蛇身鹿鳥圖紋飾、具有明顯的宗教祭祀禮器性質。小山Z6出土的紅頂缽口沿飾有紅彩寬平條帶紋表明，(見 趙賓福、任瑞波《中國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彩陶研究》)内蒙古赤峰地區開始出現的紅頂缽原是山東7400年前後北辛文化的宗教禮器。北辛文化也是北方受賈湖文化影響最早出現紅色條帶紋彩陶的文化，年代上早于仰韶文化。北辛文化的紅頂缽在河北易縣北福地文化也有出現。它們在更北的內蒙古赤峰地區出現，表明燕山南部文化與北部内蒙古赤峰地區的文化聯系。這些寬帶紋彩陶缽也是6500年前後赤峰紅山文化和5500年前後小河沿文化大量彩陶出現的源頭。

圖27、趙寶溝文化被認為是内蒙古赤峰地區興隆窪文化的後續文化，左上圖的刻印幾何紋陶器是東北地區傳統刻畫紋平底筒型陶器。因為宗教祭祀需要，趙寶溝人在祭神的陶尊上精雕細刻，發明了刻畫動物紋，這些動物被認為有鳥、豬、鹿、蛇等動物和混合體，它們是興隆窪人豬神祟拜、新樂文化鳥神崇拜和北方薩滿教傳統的蛇祟拜、鹿祟拜的結合物，反映了薩滿教鳥、蛇、鹿動物崇拜的宗教語言思想。這種刻畫動物紋是趙寶溝小山宗教神職人員的創造，是彩陶禮器尚未在東北發展時的特殊祭神禮器，他們用刻畫圖畫記錄表達了7000年前後與神靈溝通的宗教語言思想。

4）、内蒙古赤峰紅山文化

内蒙古紅山文化位于遼甯西部昭烏達盟（今赤峰市朝陽區）而得名。最早發現于1921年，1935年對赤峰紅山後進行了考古發掘；1954年提出并以紅山文化命名。紅山文化以其出土的玉豬龍等大量宗教祭祀玉器著名，表明了由阿爾泰經黑龍江小南山傳入中國北方興隆窪的玉器，在這裡正式成為中國人用來大規模祭祀神靈的禮器。由此開始了中華民族其後數千年的玉崇拜宗教文化傳統。紅山文化大量積石冢和石棺墓随葬的玉器提供了确鑿的考古學證據。石雕生育女神像、大型祭壇、泥塑紅山女神的出土，證明了紅山文化由粟黍農業經濟基礎發展出發達的宗教精神需求和宗教祭祀禮儀的存在。以紅山文化為中心東北黑龍江、吉林、遼甯三省以及內蒙古、燕山南北方圓20萬平方公裡出土的紅山文化玉石禮器，證明了紅山文化古國當時統轄和影響的範圍。紅山文化由當地的小河西文化、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發展而來，是東北和内蒙古東北部、燕山北部文化組成的北方文化的代表，是證明北方文化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重要一元的确鑿證據之一。

紅山文化遺址以遼河流域西拉木倫河、老哈河、大淩河為中心，分布于東北熱河、内蒙古中南部；南至河北、東達遼甯、吉林。紅山文化年代早期沒有碳十四數據，因其年代與後崗文化一期相近，後崗文化有72H5和71T1兩個碳十四數據, 年代為6340年加減200年、和6135年加減140年；加上紅山文化晚期有牛河梁J1B 5585年加減110年、Z1 5000年加減130年、東山咀石建築5485年加減120年三個碳十四數據。因此一般認為紅山文化上限可超過6000年，下限在5000年以前，早于南方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

研究認為東北地區彩陶到了6000年前後紅山文化時期才普遍出現。紅山文化普遍出現的彩陶禮器早期受仰韶文化後崗一期彩陶的影響。以後發展出以本地戳刻壓印陶器紋飾為基礎的幾何彩陶紋飾。紅山文化的彩陶符号與仰韶文化彩陶符号類似，如果說仰韶文化彩陶符号記錄儲存了仰韶人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信息，那麼傳承模仿仰韶文化彩陶的紅山文化彩陶符号最初隻是傳播了仰韶人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但是由于紅山文化位于歐亞草原通道上，由本地戳刻壓印紋發展而成的彩陶紋飾符号，也包含反映了某些當地宗教思想的信息。紅山文化彩陶中的垂鱗紋是西亞歐洲彩陶的傳統紋飾，垂鱗紋在紅山文化彩陶中出現，表明歐亞草原遷徙民族把西亞歐洲的彩陶敬神禮神宗教語言傳播到紅山文化并且為紅山文化宗教神職人員接受。（見張星德著《紅山文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圖28、紅山文化是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考古學文化之一。它上承趙寶溝文化，是東北地區繼興隆窪文化延續發展的文化。到了6500年前後的紅山文化時期，由于粟黍農業經濟的發展紅山人宗教禮儀精神需求得到大發展。紅山女神廟、石雕豐産女神、大型祭壇的出現反映出紅山古國發達的宗教禮儀的存在。興隆窪文化的豬神崇拜在紅山文化發展出玉豬龍龍神形式。源自興隆窪的祭神玉器在紅山文化正式發展成中國人的玉禮器祭祀形式，并向南方傳播在安徽淩家灘玉器、良渚文化玉器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形成中國玉禮器祭祀神靈傳統。來自仰韶文化和沿海地區的彩陶禮器在紅山文化得到發展。紅山彩陶還吸收了西亞歐洲人的彩陶紋飾反映了受薩滿教影響的紅山人對來自歐亞草原神靈和宗教文化的認同。下圖從左往古第二第三圖是西方流行的垂鱗紋（也叫指紋紋）

5）、赤峰地區5000年至4500年小河沿文化的彩陶

小河沿文化以内蒙古昭烏達盟敖漢旗小河沿公社南台地遺址得名。一般認為包括燕山以北地區的小河沿南台地遺址、林西縣白音長汗村遺址、克什克騰旗上店遺址、赤峰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鄉大南溝墓地、赤峰元寶山海拉海溝墓地和昭烏達盟新惠鄉石羊石虎山墓地六處遺址墓地。也有專家學者認為燕山以南的北京昌平雪山一期遺址、北京房山鎮江營遺址和天津薊縣張家園遺址與小河沿文化有聯系但有争議。（見趙賓福等《小河沿文化界說》，《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小河沿文化從年代上看繼承紅山文化發展而來。受紅山文化彩陶影響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器是東北地區紅山文化以後最多的。小河沿文化陶缸上的刻畫符号具有文字符号性質。

圖29、小河沿文化的彩陶是東北地區繼紅山文化最多的。由于年代晩于紅山文化，彩陶紋飾與紅山文化相比比較簡單，反映了5000年以後彩陶禮器逐步走向衰弱的趨勢。從小河沿文化彩陶鳥型器可知、東北地區受薩滿教影響的鳥崇拜宗教在小河沿文化得以繼續。小河沿文化出土陶缸上的刻符有多個刻符連用情況，反映出東北赤峰地區受良渚文化影響，已經有文字性質原始文字出現。

6）、東北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陶器

在東北地區彩陶文化中，還有内蒙古通遼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鎮哈民忙哈遺址年代為5500年至5000年，位于西遼河平原東部西遼河及其支流新開河之間，面積有17萬平方米，屬于内蒙古境內最大的考古遺址，曾經入選2011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

位于遼東半島大連附近的小珠山文化中層年代在5500年至5000年。

哈民忙哈文化出土少量細平行線紋彩陶；小珠山中層出土的雙勾渦紋、方格紋、折線紋、直線弧紋等幾何紋彩陶因其地理位置關系受到紅山文化和山東半島大汶口文化彩陶影響；赤峰小河沿文化是紅山文化的後續文化，其彩陶和雕塑受紅山文化影響；內蒙古通遼市紮魯特旗南寶力臯吐村南寶力臯墓地年代在4500年至4000年，與南方良渚文化有200年的并行期，這裡出土的回紋彩陶大都受到紅山文化後續的小河沿文化雲雷紋影響。

在東北地區彩陶文化中，還有晩于良渚文化年代在4000年前後赤峰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陶很有特色。彩繪陶是陶器燒成之後再用筆和顔料在陶器表面繪彩的陶器，是彩陶衰退期的産物。研究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陶紋飾曾經對中原商周青銅器紋飾産生直接影響，亦可以看出東北地區文化元素對中原文明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圖30、上圖是東北地區4000年前後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陶器。這種白彩變形勾雲紋飾是赤峰夏家店文化宗教神職人員的獨創。紅山文化有多種祭神的勾雲紋玉器，勾雲紋表達某種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記錄，在夏家店下層文化時得到發展，并且對中原商周青銅器勾雲紋飾産生直接影響。

在以上東北地區新石器彩陶文化中，彩陶符号紋飾大多受南方仰韶文化影響形成，年代晚于南方。東北地區出土的玉器受歐亞草原民族把美石制作祭神禮器傳統的影響。北方民族崇玉習俗轉變成華夏民族把玉器作為祭祀神靈禮器的傳統，造成中國從北向南傳播流行了數千年的禮玉文化傳統。無論是東北的彩陶禮器還是玉器雕塑，它們都包含了當時人類祭祀神靈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毫無疑問它們都與産生于宗教的中國原始文字起源有着密切的關系。

（2）、長江以南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刻畫符号、圖畫、紋飾和雕塑

長江流域萬年前後上山文化的彩陶是迄今為止中國境内最早的彩陶文化，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彩陶文化。因宗教祭祀需要誕生的彩陶禮器在浙江上山文化發明後，又因為宗教原因快速向北方黃河流域傳播。在中國粟黍農業經濟較為發達的黃河流域發展出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彩陶。黃河流域的彩陶因宗教需要繼續向北在東北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時期發展出東北地區的彩陶文化。

考古發掘發現在長江以南百越地區，曆史上由于這些地區大多山地較多、地理環境封閉、經濟發展不快；以及研究尚不充分等原因，導緻這些地區發現彩陶較少且傳播較慢。長江流域條帶紋彩陶在7000年前後才在南部沿海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西樵山文化、石峽文化出現。由于鄰近的東南亞泰國班清文化有西亞經印度半島傳入的西方垂鱗紋飾彩陶存在，廣東珠江三角洲出土的彩陶最早被香港澳門的傳教士和神父考察為從東南亞傳入的。因此有了中國南方彩陶西來說的論點。（見香港中文大學鄧聰教授《南中國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國立曆史博物館2001年第三屆東方美學學術研讨會論文）

上世紀80年代以後，随着廣東珠江三角洲出土彩陶器數量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專家學者們發現這裡的彩陶無論器形和紋飾，均與東南沿海山東大汶口文化、江浙良渚文化和長江中遊湖南髙廟文化、大溪文化有密切聯系。珠江三角洲沖積平原和周邊島嶼春坎灣、小梅沙、大黃沙、後沙灣龍穴彩陶器群出土的夾砂、泥質赭紅陶罐、盤、筒形器、杯、碗50多種陶器組合有中國早期陶器的刻畫戳壓印紋，镂空紋。使用毛筆和赭鐵礦顔料繪制的口沿紅色條帶紋早期彩陶。結合這裡出土的磨制有肩、有段石锛，石玉琮、壁、環、璜、玦和笄等工具和禮器，可以确定7000年前後生活在珠江三角洲沖積平原和周邊島嶼沙丘、貝丘的人群是中國古代長江流域的百越民族中的一支或數支。這裡的彩陶不是從東南亞傳入的西方彩陶，是中國東南沿海民族舟船遷徙到此生活帶來的中國原始彩陶。由于中國南方百越民族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或宗教信仰的差别，導緻了中國彩陶禮器以長江黃河流域為中心、中部發達，北方、南方發展緩慢的現象産生。

6000年至5000年中國南方的彩陶考古學文化以廣東珠江三角洲西樵山文化和石峽文化為代表。西樵山文化1958年發現，1960年提出. 位于廣東南海縣官山鎮古代火山地貌山丘地帶。西樵山文化從舊石器晚期開始出現，在這一地區長期存在。研究認為西樵山人早期居住在沿海丘陵高地，以采集漁獵和鋤耕農業經濟為生。沙丘和貝丘遺址證明了他們當時的生活環境。（參閱楊式挺《論西樵山文化》、《考古學報》1985年第一期）

石峽文化發現于廣東曲江縣石峽遺址和東江流域。年代在5000年至4000年前後。出土的稻谷、石鋤、有段石锛證明其是與良渚文化有聯系的稻作農業經濟文化。深圳地區石峽文化出土的玉琮是良渚文化南擴的證據。

西樵山文化和石峽文化出土的彩陶以紅色條帶紋、波浪紋為主，有白彩和内部紅衣陶。表明發源于浙江上山文化的原始彩陶向南方山地傳播較慢，經過數千年才到達珠江流域。南方地區彩陶上點線幾何波浪紋反映出百越民族水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和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信息。南方珠江流域的白陶禮器上與湖南洪江髙廟文化相同的蓖刻紋加工方法映證了這裡人的祖先與長江中遊湘鄂地區民族有密切聯系。

圖31、上圖一、二是珠江流域西樵山、石峽文化出土的白陶禮器，器形和刻畫蓖紋與8000年前後湖南洪江高廟文化有傳承關系。上三、四圖是珠江流域出土的條帶紋和波浪紋彩陶簋，它們與下第二圖來自東南亞泰國班清文化西亞歐洲的垂鱗紋（指紋）彩陶完全不同。與中國東南沿海長江流域彩陶有傳承關系。上第五圖和下第一圖的玉琮是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玉器，它們在石峽文化出現證明珠江流域當時受到良渚文化的影響。下第三圖是珠江流域西樵山文化和石峽文化出土的各種陶器和彩陶，從器形和口沿飾條帶紋紅彩碗缽可以看出與東南沿海，長江流域考古學文化的聯系。需要說明的是在廣東佛山石宕制陶遺址出土新石器晩期4000年前後陶片40000餘片，其中70片陶器陶片發現刻畫于陶器底部的刻畫符号46個，它們大多單個出現，少量有二至三個合用情況。研究認為是數碼或簡單記事符号。佛山石宕陶器刻畫符号是南方地區發現數量最多的，反映了良渚文化前後刻畫陶符和陶文已在全國各地出現。（見下第四圖和廣東省博物館、佛山市博物館合編《佛山河宕遺址——1977年冬至1978年夏發掘報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南方地區陶器刻畫符号還有一些，如陳公哲在《香港考古發掘》一文中介紹有良渚風格的香港出土陶豆、陶壺底部刻符。（見《考古學報》1957年第4期）韓起在《台灣省原始社會概述》一文介紹4500年前後台灣圓山文化（鳳鼻頭文化）陶器刻符。（見《考古》1979年第3期）曾凡《福建浮村遺址的發掘》一文中介紹3000年至2700年其間福建福州浮村出土的陶器刻畫符号。（見《考古學報》1958年第1期）和汪甯生在《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一文中介紹雲南洱海新石器時代陶符。（《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等等。它們大多年代較晚或不甚明确。刻畫符号較簡單，不具備字詞句的形式。與文字起源關系不大故未作專門研究。有興趣者可再查看閱讀。

綜合以上我國以長江為中心，中原黃河流域，北方東北地區和南方珠江流域以良渚文化為時間界限的各個新石器時代著名考古學文化，我們可以看到古人在容易腐朽的植物、動物性材料和難以腐朽的石器、玉器和陶器上，留下的各種刻畫符号、圖畫、紋飾、雕塑，它們記錄儲存了當時人類留下的宗教思想語言信息。其中彩陶、白陶、黑陶象甲骨文中用于占蔔的龜甲和牛羊豬鹿肩胛骨一樣，因為具有祭神的禮器性質，古人往往在上面刻畫繪制符号、圖畫、紋飾記錄儲存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它們都是當時的宗教神職人員為了記錄儲存宗教語言思想創造整理的文字性符号，無疑是中國古代原始文字最主要的來源。它們中陶器繪制刻畫符号和圖畫紋飾數量最多，沿續時間最長，我們可以通過下面對良渚文化原始文字的解析，來比較分析它們是否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質。

在分析良渚文化原始文字之前，我們需要先把與文字起源相關的古代八卦符号，結繩記事以及出現很多的圖騰、族徽等具有記錄儲存語言思想信息功能的其它工具考察完畢，探讨它們在古代文字形成中的作用。

3、我國古代的八卦符和結繩記事符号

《周易》中的八卦符号，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影響很大，流傳範圍很廣，具有明顯的記錄儲存語言思想信息功能，與中國古代宗教聯系緊密。它與中國古代文字的起源有着不可分割的關系。

中國的《周易》八卦據說由中國神話時代三皇之一包犧氏伏羲創建。伏羲“一畫開天，造書契” 傳說伏羲創造了文字和書籍，是中國文字最早的創造者。但是早期古籍因為大多根據史前神話傳說整理寫就，關于伏羲氏生活的年代無法統一。至今誰也說不清人類祖先伏羲女娲的生卒年代。雖然說神話是一個民族文字誕生以前口述的曆史，可是由于神話在長期口授流傳過程中、不斷加入各個時代傳授人的個人觀點和錯誤而變成傳說。以至許多内容在現代人看來有些近似荒誕，其真實性難以确定。因此伏羲創造八卦和文字書契的傳說是難以從根本上考證的。但是考古發現中國古代繪制、刻畫符号中确實有八卦符号存在。浙江地區萬年前後上山文化彩陶繪制符号中有專家學者認為是八卦符号的早期形式。8000年前後蕭山跨湖橋文化的木刻、骨刻符号也與八卦符号非常相似，要說八卦與文字無關似乎找不到證據。我們可以以許多考古學文化出土的實物證據為憑證，證明這些刻畫符号和彩繪符号客觀上記錄儲存了一定的古代語言思想信息，無論它們是八卦符号還是數字符号，它們與中國原始文字的形成都有無法分割的關系。它們也是中國原始文字的源頭之一。

圖32、八卦符号無論是不是伏羲氏發明的，客觀上都是古人記錄、表達語言思想的符号。從上一圖10000年浙江上山文化彩陶繪符，到二圖8000年跨湖橋木角杆上的刻符；再到三圖6000年前後淩家灘玉飾上的圖畫，和四圖5000年前後良渚文化玉琮外圍紋飾。這些考古出土實物上的符号被專家學者解讀為八卦符号的早期形式。說明八卦文化在中國已有萬年曆史。其後八卦符号發展出六十四卦、先天八卦、後天八卦、河圖、洛書等符号，（有按《易·系辭上》順序說《河圖》、《洛書》早于八卦的）是對以前古人語言思想的繼承發展。八卦符号最早都記錄、表達了古人用符号表達的計數、計方位和更多與神靈溝通的語言思想。這些符号雖然還不是文字，但是它們都是中國原始文字的源頭。我們可以從這些符号中感受到它們記錄儲存的古人要表達的語言思想信息。表明它們與古代原始文字相關。

結繩記事是使用繩線打結的方法記錄需要記憶的數和事，幫助人類在沒有文字情況下記憶的方式。它是世界和我國古人生活中創造的指示、記錄、儲存語言思想的方法之一。古人在生産生活中需要記數和運算，世界考古研究認為全世界各民族古人用手指、腳指結合手臂長度、腿腳長度來指示記錄生活中需要的數量、長度，并進行計算從而創造了數字和加減乘除運算，觧決生産生活中需要的測量、記數問題及其它問題。因為這些數字和運算需要約定俗成和記錄下來以免忘記，于是就有了古人用編織魚網的繩線打結記事的方法。世界各地的古人在不同階段發展出用不同材質、不同顔色、不同長度、不同粗細的繩線，配合不同位置打結來記錄需要記住的數字。後來逐步發展出記錄各種事件的語言思想信息。雖然全世界各民族不同時期使用的結繩記事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但總體是用結繩法記事、情況大同小異。其作用與刻畫符号、圖畫、紋飾一樣，就是記錄、儲存重要的語言思想信息。結繩記事在中國什麼時候開始，因為古代繩線用容易腐朽的動植物材料制成，大多已腐朽滅失無據可考。但是從中國古代算術和甲骨文中以結繩創造的數字和文字可知，中國至少在3200年以前商代就已有結繩記事存在。因為環境不同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結繩記事出現的時間也不同。據清華大學陳含章介紹，近現代在中國一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如台灣的高山族；雲南獨龍族、怒族、傈傈族；緬甸佤族等民族中還保留着原始的結繩記事傳統。

在世界考古中我們可以在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看到500-600年前印加帝國遺留的古代實物中找到很多結繩記事的工具。據說古埃及5000年前的壁畫中就有埃及人結繩記錄丈量泥羅河土地的圖畫。（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陳含章《結繩記事的終結》、《河南圖書館學刋》2003年12月第23巻第6期）雖然結繩記事的起源和發源地及其傳播路線現在還沒有人研究考證，但是從考古出土的文物可以證明它們在古代人類世界中确實存在。結繩記事雖然不是實際的文字，它們有代替文字記錄儲存人類語言思想的性質和功能。它可能産生于民間實用而非宗教，但是它的記錄儲存語言思想的功能一定會被當時創造發明整理記錄儲存宗教語言思想的神職人員所關注。甲骨文中有文字與結繩有關是證據，如“系”字。所以結繩記事與世界和中國文字的起源一定是相關的。它們也是人類文字起源的源頭之一。

圖33、上一圖是古埃及5000年前壁畫中埃及人結繩記錄丈量計算土地的圖畫。它是目前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類結繩記事的考古學證據。上二圖是我國古人結繩記事示意圖，據中國古籍《易·系辭》記摘：中國古人“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周易鄭康成注》有東漢鄭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的記述。上第三圖表明我國少數民族近現代保留的結繩記事風俗實物。下一圖表示我國結繩記事符号與甲骨文中數字、紡織、系、樂字形式上的關系，可以看出甲骨文很多字符源于結繩記事。也可以證明至少在甲骨文誕生之時我國就有結繩記事存在。下二、三、圖是近代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結繩記事工具“奇普”的廣告和郵票。下第四圖印加帝國博物館的結繩記事工具奇普，甚至可以記錄财富、通訊、戰争等一切大事。它們與文字有類似的功能、因而代替文字使印加帝國走入了文明。（印加帝國沒有發現文字證據，或許是被歐洲入侵者燒光了，他們的記事工具保留了下來。見秘魯：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維加著《印卡王室述評》，白鳳森、楊衍永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6月第一版）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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