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領袖、人生導師，二戰後日本人對毛澤東的崇拜超乎想象
作為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首要領袖，無論是對戰謀略，還是個人思想方面，毛澤東都以絕對的号召力在世界共産主義國家中影響深遠。
但屬于西方陣營，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給中國帶來無數災難的日本而言，其與毛澤東思想的聯系，在當時的戰争背景下，成為了被嚴重忽略的那部分。
從時間線來看，在舊時封建中國輾轉騰挪于自身體制時，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也在同步進行着改天換日的思想鬥争。
不同于印象中中日水火不容的發展态勢，在思想界，日本一直都有意無意地嘗試站在中國的起跑線上，用滿分公式套用出心目中的完美制度。
而毛澤東思想，無疑就是戰後日本所尋找到的最佳範本。
甚至，伴随社會不同發展時期對毛澤東思想的不同诠釋側重點，戰後日本思想界還呈現出了對前者階段式的思想認知。
尤其是日本青年學生，1960年代，毛澤東思想對其影響力之大，早已滲透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開端：從“天皇至上”到“學西受挫”
對自身“主體性”的初步審視，就是毛澤東思想傳入日本思想圈的第一發信号彈。
日本二戰落敗前，“天皇至上”思想，一直被視為占據日本思想界統治地位的宏觀精神模式。
自明治維新重提天皇這一概念後，天皇宗教政治化、天皇意識形态化，就已然成為無可撼動的發展軌迹，貫穿明治、大正、昭和三朝，影響力不容小觑。
思想家福澤谕吉，無疑是天皇思想式微後，拉起日本“國民乃國體存在之根本”旗幟的先鋒派。
旁觀封建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後的屈辱遭遇，再結合本土受制于西方強國的發展曆史，福澤谕吉得出，想要追尋自身“主體性”，“天皇——臣民”的舊時體制就必須廢止。
在此基礎上，福澤谕吉振臂呼籲，應改“國家主體”為“國民主體”，将美英等西方國家列為文明國家，而本國則成為有待開化的、具有奮鬥精神的半文明國家，以謀求更高發展。
而與之相對應的，當時尚且處于封建階段的中國，因“閉關鎖國”“割地賠款”等屈辱事件，已不再具備參考學習價值。
福澤谕吉表示，想要拯救日本未來，“以歐洲文明為目标”的國民塑造路徑刻不容緩。
從世界局勢發展的大環境來看，福澤谕吉“西方學習論”思想的出現，未必沒有道理。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為本國探尋生存空間的願景下，福澤谕吉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入了“全盤西化”的路線中。
為了盡早将日本拉回發展正軌，思想家岡倉天心，及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幸德秋水，就曾先後對福澤谕吉的“西方學習”論調公開表示過批判意見。
順接岡倉天心所提出的“亞洲源泉論”，幸德秋水站在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立論，将福澤谕吉所向往的西方文明拆解為暴虐的、貧富差距懸殊的無政府主義狀态。
結果顯而易見，在直接侵犯日本當局政治利益的情況下，幸德秋水的這番言論并沒有得到重視。
直到一戰以後，日本思想界才對幸德秋水的言論有所認同，試圖将發展重心重新轉回亞洲。
但是，自身訴求的錯誤發展，再加上緊随而來的戰争影響，在1919-1948年間，日本思想界雖争議不止，但整體卻仍處于停滞不前的發展狀态。
久旱盼甘露，彼時空乏潰爛的日本思想界，急于尋找新的思想作為前進方向，但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是，機遇，原來竟藏在曾經的戰争對手身上……
發展：從厭棄廢學到模仿“人民反抗”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
無法找到适合自身的發展路線，無法将思想理論與國内實際合理自洽，成了當時困擾日本思想界乃至政界的頭号難題。
反觀二戰戰勝國之一的中國，作為前期飽受亡國質疑的弱勢國，曆經混戰而不倒，甚至完成了偉大的蛻變，這讓鄰國日本倍感意外。
加之戰争時期各國媒體的宣傳作用，毛澤東思想，漸漸進入了日本思想界的視野之内。
通過分析中日兩國曆史發展脈絡，日本學者認為，無論是被侵略還是被奪權，中日兩國都擁有近乎重合的命運軌迹。
與之不同的是，在侵略面前，中國選擇了更為直白徹底的抵抗方式，這或許就是日本所缺乏的方面。
1945年，美軍進駐日本本土，帶給日本民衆無法言說的屈辱與折磨。
由于海上航線被切斷，沒有食物供給，還沒來得及從戰敗所帶來的挫敗感中回神的日本思想界，迅速陷入戰後修複+殖民威脅的雙重地獄中。
在這場動機明确的占領行動中，面對高傲自居于救世主地位的進駐方，日本民衆的态度曾經曆過由抵抗至服從的極端變化。
首批陸戰隊正式登陸後，為了保護自身家園，日本也曾做出一系列的反抗行動，“女子挺身隊”，更是成為了當時直抵美軍的一根利劍。
但在差距懸殊的作戰力量面前，日本的反抗力度逐漸式微，且伴随美軍“友好相處，擁抱自由和民主”的洗腦宣傳，日本民衆的态度也有了相應的軟化。
在反抗受挫的背景下，包括日本思想界在内，整個日本都陷入自我催眠式的假想情緒中，将美軍的洗腦宣傳當做自身口号。
一位日本思想家就曾坦言，雖然曾在戰時懷有對美方的憤恨情緒，且對其如今的占領行動無比排斥，但仍有一部分日本民衆，呈現出了“卑躬屈膝”式的讨好與谄媚。
這種不合時宜的軟化情緒，也波及到部分政要官員，促使他們不顧祖國立場，轉而投入到積極推動美軍擴大在日利益的叛國行動中去。
甚至，在進駐期結束，美軍離開日本國土時，甲闆上圍觀的日本民衆還曾真情實感的對士兵表達自己的不舍，直言希望“救世主”能夠将日本本土變為其“永久的殖民地”。
前後态度轉變之快，讓靜立在一旁的日本裕仁天皇淚流滿面，夜不成眠。
直到這段進駐史徹底結束，從屈辱中回神的日本，才一改從前的卑躬屈膝，敢于直面這段曆史帶給本土的真實傷痛。
與始終持強硬反抗态度的中國相比，日式“反抗”更傾向于不斷委曲求全、麻痹自己的“奴隸式反抗”，最終效果也因此而出現天差地别。
在此背景下，日本思想界指出，想要依托自身擺脫受制西方的屈辱局面，就必須重申自身“主體性”的絕對地位。
毛澤東思想中的“反抗”精神，就成為了日本思想界借以發揮的重要方面。
可以說，通過轉換主體得來的經驗參照，是日本在二戰之後的大環境下，與毛澤東思想所發生的最早借鑒。
而之後中國的作為，更是讓毛澤東的偉岸形象屹立于世界之巅，引發日本民衆的瘋狂崇拜。
高潮：紅極一時的風潮
1953年，中方抗美援朝戰争取得最終勝利。
經由三年時間，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脫身的中國主動投入支援朝鮮、對抗美國的跨國戰事中。
面對實力數倍強于自身的美國，無論從時機還是武器裝備來看，中國取得勝算的概率都微乎其微。
帶着十餘年的戰争創傷，投入另一場勝算渺茫的跨國戰役，毛澤東的選擇，固然有一定的自保成分，但更多的，還是對西方霸權資本主義的強硬反抗，與對弱勢國的仗義相助。
對于剛剛擺脫美國殘酷侵犯的日本而言，毛澤東的這一選擇，無疑在極大程度上鼓舞了其“反抗到底”的對抗信念。
這場逆風翻盤的戰役結束之後，不僅由毛澤東所引導的中國軍隊在世界舞台上威風大振，毛澤東思想也成為了困境中的日本的一根救命稻草。
在當時的日本思想界學者看來，毛澤東思想中的“反抗”，是以人民為主體的、對帝國主義霸權說不的熱血反抗。
而其觀點中對不正義世界秩序的強硬回擊，及對周邊弱小國的照顧意識，都讓毛澤東的個人偉岸形象在日本無限放大。
特别是在美軍進駐日本，大肆欺略日本民衆的時代背景下，沉浸在屈辱情緒中的日本學者，更是将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所含有的，對資本主義批駁的觀點無限放大，并将其向毛澤東“反抗”思想逐步靠近。
為了能順利複制中國的逆襲神話，日本學者進一步放大國内輿論情緒，将民衆對美國的不滿持續發酵，試圖重塑日本思想界。
在這一階段，過于強調毛澤東思想中的反抗成分，甚至将毛澤東個人作為戰鬥英雄宣傳，是使得毛澤東思想在日本國土持續蹿紅的主要助推點。
思想家野村浩一，就是日本國内大力推崇毛式“反抗”思想的學者之一。
在野村浩一的理論架構中，将“反抗”思想的主體置換為了人民群衆，認為隻有擊碎外來西方資本主義統治、擺脫自古以來甘為人下的奴隸思維，才算是理解了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内核。
在野村浩一的影響下，竹内好、近藤邦康等日本學者，都曾對“反抗”思想做出不同維度的順延解讀，将民意煽動至高潮。
再加上各路媒體對毛澤東的争相報道，越來越多的日本青年群衆，跟随日本思想界的腳步，達到了對這個曾經“作戰對手”的絕對信任。
不僅如此，出于對毛澤東人格及思想的熱切崇拜，日本青年界還掀起了一場“毛學熱”。
憑借着不同渠道，毛澤東的相關著作幾乎一時間在日本青年群體中人手一份，人人傳閱。
甚至，還有青年學生激動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毛澤東俨然成為了其無比信任的人生導師。
面對撲面而來的人生挫折，當時的日本青年學生更傾向于在毛澤東的“老三篇”及相關哲學著作中尋找解脫方法，這在日本本土形成了一道奇異的風景線。
而與此同時，日本思想界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深切研究并未就此停下腳步。
作為不同國度的思想借鑒，縱使野村浩一曾數次聲稱自己是站在中國本土的角度來審視“反抗”精神，也會因缺乏相應的客觀身份感而失去批判準頭。
面對日本國内對西方帝國主義愈演愈烈的“絕對批判”，有過中國留學經曆的日本思想家竹内實挺身而出，為當時左翼思想嚴重的日本學術界帶來一股清流。
從抵觸抗拒中國思想，到極端仇視帝國主義，将自身語境不斷與舊時中國重合，竹内實認為，當今學者對毛澤東“反抗”思想的研究，未免都太過表層。
憑借着自己的中國留學經曆，竹内實提出，包裹在毛澤東“反抗”精神下的，除去對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主義的反抗之外，其自身的能動意識也需要被看到。
在竹内實看來，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固然有不屈不撓的反抗意識發揮作用，但如果民衆的能動性沒有跟上腳步，結果必然事倍功半。
特别是在革命視角的審視下，依托自身國情而戰、自覺能動探求可行性出路，成為了毛澤東“反抗”思想的又一可見光環。
“隻要做到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是毫無疑問的。”
戰争勝利後，作為世界矚目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曾不止一次發表自己的思想論調，試圖從剖析自身成長路線入手，帶動其他各國實現相對解放。
顧名思義，馬克思主義原理與本國實際相結合，才是毛澤東發言中的側重強調。
相較于其他思想家的論調，竹内實發源于日本“反抗”意識的這種論調，其實更接近毛澤東本人不斷重申的思想基石。
無論是前期的棄如敝履，還是後期對毛澤東思想的逐漸認同乃至尋求模仿，都是戰後日本思想界的一系列變化，足以證明作為革命領袖、人生導師的毛澤東對其影響之深重。
結語
與國内不同的是，日本本土對毛澤東思想的轉化與利用，實際上仍舊局限在“複刻成功”的思維模式中。
雖口口聲聲要将毛澤東思想本土化，但其實，日本思想界隻是完成了将其思想寄托由天皇轉至毛澤東的責任劃分。
無論是率先将毛澤東思想引入竹内好、野村浩一，還是試圖從毛澤東思想中分撥出本土化對抗方式的竹内實、近藤邦康等人，其實都未完成真正意義上的“結合本國實際”。
而這一真相，也在後來的日本思想界逐步出現。
竹内實就曾在其著作中承認，在中國傳統語境，與中國話語和概念中來理解毛澤東思想，實際上更能道出毛澤東思想的真正革命意義。
歸根結底，日本主體的尋找之謎，關鍵在于打破主體依賴，而非尋覓“可本土化”的現實思想。
雖說毛澤東思想在傳入日本後，被其思想界錯誤地诠釋為固化的“反抗意識”，但能夠成為一種意識形态引得日本學術界争相思考，就足以證明，作為革命領袖、人生導師的毛澤東，其思想之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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