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診的起源與發展（二）
宋金時期，舌診已越來越多地引起醫家的重視，如朱肱在《活人書》中說：“背惡寒有兩證，三陽合病背惡寒者，口中不仁，口燥舌千也。少陰病背惡寒者，口中和也，以此别之。”前者屬熱證，後者屬寒證，是以口幹舌燥之有無來分辨熱證和寒證。錢乙在《小兒藥證直訣》裡提出“弄舌”這一舌态。他說：“脾髒微熱，令舌絡微緊，時時舒舌，治之勿用玲藥及下之，大病未已，弄舌者兇。”弄舌主熱闆動風，或正氣欲絕之候。尤見錢氏對舌診的觀察非常仔細。
郭雍着《傷寒補亡論》中指出，舌苔幹燥，皆是熱郓傷津的表現。他說：“胸中煩躁，心中懊侬，舌上燥渴，脈沉滑者，皆熱證也。”又說：“病人口燥，舌幹麗渴，其脈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又說：“厥陰經緊則引舌與卵，故舌卷而囊縮；若緩則舌萎，聲不得前。”郭雍不但将舌的不同變化作為鑒别證候的虛實寒熱的重要方法之一，并将舌診與脈診結合起來，使脈舌統一。李東垣從脾胃論的觀點，反複提出舌診與脾胃的關系，如指出飲食不節，可以引起舌幹燥；肝氣橫逆克伐脾胃亦能引起舌幹燥，脾陽不提也可以弓起舌幹，雖熱同是“舌幹”，但可以出現在不同的證燥之中，臨床上需要細心鑒别，在客觀上起到了強調綜合分析辨證的重要意義。
元代出現了第一部舌診專着《敖氏傷寒金鏡錄》，形成舌診發展的新階段。敖氏有舌訣十二首，原書已佚，敖氏何許人亦無從查考。現傳世之書為杜清碧修改本。杜氏于元至正年間，刊行《敖氏傷寒金鏡錄》，杜氏以敖氏原十二舌為基礎，“猶恐未，複作二十四圖”，計辨舌三十六法。杜氏認為此書有“推源尋流，實可決生死之妙也”。明代着名醫家薛已亦說：“元敖氏辨舌三十六法，傳變吉兇，深為元妙。”又說：“舊有《敖氏金鏡錄》一篇，專以舌色視病，既圖其狀，複着其情，而後别其方藥，開卷照然，一覽具在，雖不期乎仲景之書，而自悉合乎仲景之道，可謂深麗通。約麗要者矣，予昔承乏留都，嘗刻之太醫官舍，本皆繪以五彩，恐其久而色渝，而緻謬誤，乃分注其色于上，使人得以意會焉，逆命工登梓，名之日《外傷金鏡錄》。”又說：“人之一身，皆受生于天，心名天君，故脈為此身之主。舌乃心之苗，凡身之病，豈有不見于此者，尚何内外之間哉，特患人之不化耳。”薛氏不但為舌診找到了理論根提，于傷寒及其他内外科疾病皆能反映于舌，因此認為《金鏡錄》不獨應用于傷寒，亦能将其擴大應用于其他疾病。
明代陳楠對《金鏡錄》提為推崇，并認為“脈理玄妙，形但難辨”，所以庸醫不易掌提，因此殺人，極力推祟本書，并廣為傳播。他說：“元若敖氏，抱獨見之明，着《金鏡錄》一書，隻以舌證，不以脈辨，其法淺而易知，試而辄效，誠千載不偶之秘書也，予在南部，偶得此書，深珍重之，後會付憲笃齊湯公，出是編示之，提稱其善，已命工梓行會稽郡矣，以廣其傳雲。”陳氏重舌輕脈來免失偏。盧複認為此書局限于傷寒不夠全面，他說：“敖氏不知何許人，有舌法十二首，以驗傷寒表裡，杜清碧又增定焉，薛立齋再加潤色，流行于世，卷佚單薄，雖傳不能久存也。此法大裨傷寒家，乃識傷寒之鏡法，人身傷寒，氣從同類，則腎水有餘，而淩犯心火矣，所謂人傷于寒，則為病熱者此也，故色見徵于心之苗，茁者，其舌也，欲辨内外風寒者，非舌不可為據。敖與杜雖能傳之，但尚未達其所以然，麗予姑妄拟之如此。傷寒侬視舌識病，則風、暑、濕恐亦有定法，當俟後之作者。”
《金鏡錄》的出現，對于祖國醫學的舌診學來說，是一塊裡程碑，盡管其中存在不少缺點，尤其單純以舌辨證，失于片面，所列方劑，多出于《傷寒論》，亦有牽強附會，過于呆闆之弊，但它開拓舌診專着之先河，對以後舌診學的發展起到了推進作用，對于以“平脈辨證”為經典方法的診法，亦是一個沖擊。《金鏡錄》雖然對“平脈辨證”的經典方法進行了沖擊，但在很長時間并未能引起多大反響，在長達200年的時間，未能受到醫家的應有重視。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千餘年來，張仲景“平脈辨證”的經典方法的診法，一直占領着統治地位，曆代醫家将其奉為龜鑒，凡不尊仲景之法者，皆祖為離經叛道，在這種傷寒一統天下的情況下，敖氏之說就很難引起人們的重視，《金鏡錄》亦就很難廣為流傳。一直到明代嘉靖年間《金鏡錄》才被薛已偶然發現，并祖力推崇，從新刊行。但薛氏隻推崇他認為“與仲景钤法典旨同者”的部分，面他認為，于傷寒家多有不切”的部分并不推崇。其次《金鏡錄》每列一舌，後附方藥，其方多出于《傷寒論》，隻以舌辨證，全然沒有仲景辨證的觀點，方法過于死闆，亦難為傷寒家所接受。再者《餘鏡錄》舌與苔的配合形式亦多不切合實際，臨床實用價值不高，如文中白苔舌“舌見白苔滑者，邪初人裡也，丹田有熱，胸中有寒，乃少陽半表半裡之證，宜用小柴胡湯，栀子豉湯治之”。舌苔白滑乃為表證挾濕之證，而決非是上寒下熱證。
由于以上種種原因，舌診學的發展一直較為緩慢，其轉折點是從明代開始，到清代濕熱學說的興起，舌診學的發展始進入了餘盛時期。
明清以後，舌診學得到廣泛的應用和全面的發展，尤其清代溫熱學說的興起，對舌診的重視和研究遠遠超過了脈學，舌診論着，層出不究，甚至輕脈重舌者，亦不乏其人，如薛生白說“濕熱之症，脈無定體，或洪或緩，或伏或細。各陡證見，不拘一格，故難以一定之脈，拘定後人眼目也。”從中可以看出對舌診的重視程度。這一時期主要的舌診着作有：明末申鬥垣的《傷寒觀舌心法》：本書在《傷寒金鏡錄》的基礎上，發展為一百三十七舌，集明代以前舌診之大成。清初張誕先着《傷寒舌鑒》，在《傷寒觀舌心法》的基礎上，增損為一百二十圖，分為白、黑、黃、灰、紅、紫、黴醬、藍等八類，每類除總論外，各種圖形均有說明，以舌辨證，簡明扼要。後傅松元又在《敖氏傷寒金鏡錄》、《傷寒觀舌心法》、《傷寒舌鑒》及葉天士觀舌法的基礎上，視括傷寒、濕病、雜病各種驗舌方法，編着《舌胎統志》。他以舌色為靖，分為枯白、淡白、淡紅、正紅、绛、紫、青、黑八門，每一種舌插人各種舌苔，以做為臨床辨證的依據。他說：“餘嘗曆覽《金鏡錄》之三十六圖，《觀舌心法》之百有三十七圖，張誕先《傷寒舌鑒》之百二十圖，葉天士濕證舌辨之做百言，雖議論頗詳，惜隻辨于傷寒之門，絕不與雜證同談，不知雜證在裡之邪，昭昭于舌上者，也複不少，然則采傷寒門之捷徑，以補雜證中之妙用，又豈不可！因作《舌胎槐志》，缵傷寒之傍門，開雜證之便道，彙成一書，以公同志。”又有劉以仁編《活人心法》内有蜀人王文選《舌鑒》一卷，集《傷寒金鏡錄》三十六舌、張誕先一百二十舌、段正誼《濕疫論》十三舌靖損為一百四十九舌，對舌診辨證經驗頗有補充。梁特岩十分推崇張誕先之《傷寒舌鑒》，欲求未獲，而僅得王文選之《舌鑒》，他認為《舌鑒》有幾點不妥：
1、太拘執五行，以色之生克來判斷疾病的輕重生死，不妥；
2、拘執傷寒日數，不知疾病有千變萬化，安能拘執古法；
3、隻以舌色辨傷寒，而不知辨種種雜證。
因此他将王氏《舌鑒》原文逐條加以辨證，并增加了雜證的辨舌方法，編着《舌鑒辨正》，卷首冠以全舌分經圖，并附繪圖一百四十九幅，頗為領細。近年來出版的還有劉恒瑞的《察舌辨證新法》，主要論述了白、黃、黑三種舌苔的辨證方法，并論及舌苔變化的吉兇和苔之真退假退，瑞論結合實際，頗能指導臨床。曹炳章的《彩圖辨舌指南》，廣集古今中外有關舌苔文獻編輯而成，并繪有彩圖一百二十二幅，墨圖六幅，以現代醫學之解剖、組織、生理學的觀點，闡述祖國醫學舌診的原理，集曆代舌診精華于一書，是學習和研究舌診的重要參考書。
楊雲峰的《臨證驗舌法》以舌質與舌苔的形色——浮、胖、堅、斂、幹、燥、滑、潤、黑、白、青、黃來分析病情的陰陽虛實，辨證論治，頗能切合實際。邱駿聲的《國醫舌診學》是綜述性質的舌診書。方仁淵的《舌苔歌》、陳景歧的《辨舌入門》、缪宏仁的《舌診學》、何舒的《舌診問答》等，皆通俗易懂，對初學入門者，頗較适宜。曆代有關舌診的論述還見于李楗的《醫學入門》、王肯堂的《證治準繩》、何夢瑤的《醫碥》、張介賓的《景嶽壘書》、陳士铎的《石宜秘錄》、胡玉海的《傷寒一書》、林之翰的《四診抉微》、張石頑的《傷寒緒論》、葉天士的《溫熱論》《石芾南的《醫原>、吳坤安的《傷寒指掌》、章楠的《傷寒論本旨》、王孟英的《溫熱經緯》、汪宏的《望診遵經》、周學海的《周氏醫學叢書》等各種書中，皆有精辟的見解和獨到之處。尤其是葉天士對于溫熱病的驗舌，言簡意赅，對于指導臨床治療溫熱病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解放以後，衆多熱愛祖國醫學的人，對祖國醫學這一偉大寶庫進行挖掘整理，舌診學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他們學習先賢的經驗，結合臨床觀察，進行客觀分析，并運用現代醫學科學技術，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實事證明，舌診在反應機體内的生理病理變化，指導臨床辨證論治，确有科學的根據和獨特的意義，有關的文獻資料不下百數十篇，60年代北京中醫學院編撰的《中醫舌診》，是根據祖國醫學的理論，總結曆代舌診學的成就，以舌質舌苔為綱，以舌體、舌色、苔質、苔色為目，及舌與苔的結合，系統地将診察舌苔的知識，簡明扼要地予以闡述，自出版以來，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1976年再版時又做了必要的修改，增加了有關的現代醫學内容，是解放以來一部較好的舌診專着。
還應特别指出的是，一部分熱愛祖國醫學的西醫同道，對于祖國醫學的舌診學亦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有關的研究文章各種期刊披露極多，其中尤以上海陳澤林、陳梅芳氏于1963年着刊的《舌診研究》最為突出，此書廣博中外學者有關文獻，運用現代科學儀器，采用現代科研成果，對舌質、舌苔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應用現代醫學的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等知識，闡述各類舌象的形成機制，在系統整理先賢對各種舌象的分類及臨床意義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實際觀察，進行認真的分析研究，對每一類病理舌象都提出幾種簡明扼要的臨床辨證意義，并附有各種舌象彩圖80餘幅。書中貫徹中西醫結合精神，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堪稱一部非常好的舌診專着，此書無論對研究中醫學的學者，還是中醫，西醫學習中醫的醫師，以及中醫院校的學生都是一本極好的參考書。
總之，舌診起源手《内經》、《難經》、《傷寒》，張仲景首将舌與苔加以區别，并具體運用到辨證論治中，為以後舌診學的理立起到了引導作用。晉代王叔和的《脈經》及隋唐以後的衆多醫家在《内經》、《難經》、《傷寒》的基礎上，對舌診的内容都有所補充和發展。元代《敖氏傷寒金鏡錄》的出現，宜告舌診學的建立，将舌診傲為中醫學主要的診斷方法之一的地位理定下來。明清以來，由于溫熱學說的興起，舌診學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有關舌診專着，文獻屢見不鮮，内容也日臻完善，至此，舌診學的發展遠遠超過脈學的發展，因此出現了重舌輕脈的傾向。解放以後，在黨的挖掘整現祖國醫學偉大寶庫的号召下，廣大的醫務工作者，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北京中醫學院以傳統的方法編撰了《中醫舌診》，系統介紹了舌診學的内容和臨床意義，很有實用價值。陳澤林、陳梅芳氏采用現代科學方法，對舌象進行了研究，編撰了《舌診研兖》，闡明了各類舌象的形成機制及臨床應用價值，二部書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各具千秋。實踐證明，舌診無論是反應機體内的生理、病理變化，還是指導臨床辨證，确有科學的根據和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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