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築的起源

任何生物形式，都是在與自然界抗争與共生的過程中，獲得自己的生存權。在我國境内人類活動伊始，也就是在原始社會初期生産力發展水平極度低下的狀況下，人類對于生存空間的要求，也隻是能夠遮風避雨，抵禦猛獸侵襲。在那時，建築僅僅是物質生活手段。随着生産力的緩慢提高及氏族文化的逐漸形成與發展，建築開始成為社會思想觀念的一種表現方式和物化形态。這樣的變化，促進建築技術和藝術向更高層次發展。由此開始，曆經六、七千年的發展，形成了燦爛的中國建築曆史與豐富多彩的建築文化。内蒙古大青山　在原始社會，建築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在漫長的歲月裡，我們的祖先從艱難地建造穴居和巢居開始，逐步掌握了營建地面房屋的技術，創造了原始的木架建築，滿足了最基本的居住和公共活動的要求。

我國境内已知的最早人類住所是天然岩洞。舊石器時代，原始人居住的岩洞在北京、遼甯、貴州、廣東、湖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都有發現，可見，這種大自然所天然賜予的洞穴是當時用作住所的一種較普遍的方式。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曾記載有巢居的傳說，如《韓非子 五蠹》：“上古之世, 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孟子　滕文公》：“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因此推測，巢居是地勢低窪氣候潮濕而多蟲蛇的地區采用過的一種原始居住方式。

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一批原始社會公共建築遺址被發現，如浙江餘杭縣瑤山和彙觀山土築祭壇，内蒙古大青山和遼甯喀左縣東山嘴石砌方圓祭壇，遼西建平縣境内的神廟等。這些發現，使人們對五千年前的神州大地上先民的建築水平有了新的了解，他們為了表示對神的敬之心，開始創造出一種超常的建築形式，從而出現了沿軸展開的多重空間組合和建築裝飾藝術，這是建築史上的一次飛躍。從此建築不僅具有了它的物質功能而且具有了精神意義，促進了建築技術和藝術向更高層次發展。

穴居――尋找遮雨避寒的住所　　《易　系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大自然造化之功奇偉壯麗，雕鑿出無數晶瑩璀璨、奇異深幽的洞穴，展示了神秘的地下世界，也為人類在長期生存期間提供了最原始的家。在生産力水平低下的狀況下，天然洞穴顯然首先成為最宜居住的“家”。從早期人類的北京周口店、山頂洞穴居遺址開始，原始人居住的天然岩洞在遼甯、貴州、廣州、湖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都有發展，可見穴居是當時的主要居住方式，它滿足了原始人對生存的最低要求。

進入氏族社會以後，随着生産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築也開始出現。但是在環境适宜的地區，穴居依然是當地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隻不過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漸多樣，更加适合人類的活動。例如在黃河流域有廣闊而豐厚的黃土層，土質均勻，含有石灰質，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點，便于挖作洞穴。因此原始社會晚期，豎穴上覆蓋草頂的穴居成為這一區域氏族部落廣泛采用的一種居住方式。同時，在黃土溝壁上開挖橫穴而成的窯洞式住宅，也在山西、甘肅、甯夏等地廣泛出現，其平面多為圓形，和一般豎穴式穴居并無差别。山西還發現了“低坑式”窯洞遺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橫向挖出窯洞，這是至今在河南等地仍被使用的一種窯洞。随着原始人營建經驗的不斷積累和技術提高，穴居從豎穴逐步發展到半穴居，最後又被地面建築所代替。

穴居方式雖早已退出曆史舞台，但作為一定時期内，特定地理環境下的産物，對我們祖先的生存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鮮明的地方特色也構成了這樣獨特的人文景觀。至今在黃土高原依然有人在使用這類生土建築，這也說明了它對環境的極端适應 。

巢居――架構遠離暑潮的樂園　　在我國古代文獻中，曾記載有巢居的傳說。如《韓非子 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 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孟子滕文公》：“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與北方流行的穴居方式不同，南方濕熱多雨的氣候特點和多山密林的自然地理條件自然孕育出雲貴、百越等南方民族“構木為巢”的居住模式。此時原始人尚未對這種“木構”建造有明确的意識，隻不過是随鑽木取火，劈砸石器等無意識條件反射而誕生的一種社會行為，嚴格地講，這算不得建築。《禮記》載，“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缯巢'，可見“巢者與穴居”也非因地域而截然分開。

巢居在适應南方氣候環境特點上有顯而易見的優勢：遠離濕地，遠離蟲蛇野獸侵襲，有利于通風散熱，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可以說“巢居”是我們祖先在适應環境上的又一創造。也正是原始社會的“巢居”、“穴居”在長期曆史環境的變遷中，受社會、自然、文化等多種條件的制約與影響，才一段段将華夏建築成一部璀璨的史詩。

真正建築誕生　　人類的發展有如文化的接力，農耕社會的到來，引導人們走出洞穴，走出叢林。人們可以用勞動創造生活，來把握自己的命運，同時也開始了人工營造屋室的新階段，并建立了以自己為中心的新秩序，真正意義上的“建築”誕生了。在母系氏族社會晚期的新石器時代，在仰韶、半坡、姜寨、河姆渡等考古發掘中均有居住遺址的發現。北方仰韶文化遺址多半為半地穴式，但後期的建築已進展到地面建築，并已有了分隔成幾個房間的房屋。其總體布局有序, 頗能反映出母系氏族社會的聚落特色。南方較潮濕地區，“巢居”已演進為初期的幹闌式建築。如長江下遊河姆渡遺址中就發現了許多幹闌建築構件，甚至有較為精細的卯、啟口等。龍山文化的住房遺址已有家庭私有的痕迹，出現了雙室相聯的套間式半穴居，平面成“呂“字型。套間式布置也反映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在建築技術方面，開始廣泛地在室内陸面上塗抹光潔堅硬的白灰面層，使地面收到防潮、清潔和明亮的效果。在山西陶寺村龍山文化遺址中已出現了白灰牆面上刻畫的圖案，這是我國已知的最古老的居室裝飾。

總之，當原始人真正走出洞穴，走出叢林，開始用自己的勞動創造生活時，也就開始了有目的的人工建造屋室的活動。人們可以按照自己及社會關系的需要建構自己的建築與村落，同時，在滿足了物質生活的基本需要後，精神需要越發成為左右建築的重要因素。真正意義的建築誕生了。

華夏建築文化之源―河母渡的幹闌木構　提到建築文化之源，不能不說一下中國古代建築的特征。建築特征總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影響支配下形成的。中國是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地質、地貌、氣候、水文條件變化很大，各民族的曆史背景、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各不相同，因而形成許多各具特色的建築風格。古代社會的發展遲緩和交通閉塞，又使這些特色得以長期保留下來。典型如：南方氣候炎熱而潮濕的山區有架空的竹、木建築一幹闌；北方遊牧民族有便于遷徙的輕木骨架覆以毛氈的氈包式居室；新疆維吾爾族居住的幹旱少雨地區有土牆平頂或土牆拱頂的房屋，清真寺則用彎頂。黃河中上遊利用黃土斷崖挖出橫穴作居室，稱之為窯洞；東北與西南大森林中有利用原木壘成牆體的“井幹”式建築。以上這些建築均有自己非常獨特的形象特質，但是它們隻是一定曆史時期一定地域條件、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建築形态，不具有普遍性，沒有代表中國古代建築的主流。而建築既然有其多樣性，同時也必有某種主流類型的存在。全國大部分地區使用木構架承重建築，這種建築廣泛分布于各民族地區，是中國使用面最廣、數量最多的一種建築類型，具有普遍意義。它的産生、發展、變化貫穿整個古代建築的發展過程，也是我國古代建築成就的主要代表。　既然木構架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的主流，那麼我們可以大膽将浙江餘姚河姆渡的幹闌木構譽為華夏建築文化之源。它距今約六、七千年，是我國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術構築木結構房屋的一個實例。已發掘部分是長約23米、進深約8米的木構架建築遺址，推測是一座長條形的、體量相當大的幹闌式建築。木構件遺物有柱、梁、枋、闆等，許多構件上都帶有榫卯，有的構件還有多處榫卯。可以說，河姆渡的幹闌木構已初具木構架建築的雛形，體現了木構建築之初的技術水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與代表意義。

氏族公社生活複原――半坡村的桃源故事　“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廓、險阻之備”（《呂氏春秋?恃君覽》）。這便是古人對原始母系社會初期情況的描述。

在這一階段中，由于原始農業的興起，人人開始沿江河湖沼經營定居生活。按照氏族血緣關系，以氏族為單位，組織聚居形成一個“聚”，集合着若幹近親氏族組成的一個部落。換言之，當時部落是包括從一個始祖母所生的若幹代近親所構成的一個緊密團結的血緣集團。黃河流城仰韶文化母系氏族遺迹分布于北方的廣大區域，而西安半坡聚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半坡母系氏族部落聚落遺址位于西安城東六公裡，呈南北略長，東西較窄的不規則圓形。整個聚落實由三個不同的分區所組成，即居住區、氏族公墓區及陶窯區。居住用房和大部分經濟性房屋，集中分布在聚落的中心，構成整個布局的重心，一居住區。圍繞居住區有一條深、寬各為5―6米的壕溝，以之為聚落的防護設施。溝外為氏族公墓區及陶窯區。

居住區内居住建築有平面圓形和方形兩種。就建築風格及構造方式而言，又可分為半穴居式和地面木架建築式。　　半坡遺址是一個氏族部落的聚落所在。居住區是以氏族集結的小區為基礎，“大房子”作為中心來組織的，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築，氏族部落首領及一些老幼都住在這兒，部落的會議、宗教活動等也在此舉行。“大房子”與所處的廣場，便成了整個居住區規劃結構的核心。再結合對墓葬區、陶窯區布局分析，可以看出半坡氏族聚落無論其總體，還是分區，其布局都是有一定章法的，這種章法正是原始社會人們按照當時社會生産與社會意識的要求經營聚落生活的規劃概念的反映。其建築形式也體現着原始人由穴居生活走向地面生活的發展過程。

古建築的發展　　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夏、商、周及春秋時期，是建築發展的一次飛躍，燦爛的青銅文化為木構技術及闆築技術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尤其在公元前11世紀西周經濟更為繁榮，人口日密，戰争較多。實行了分封制度後，築城和宮室的制度日趨完善。《周禮?冬宮?考工記》載“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在陝西的考古發掘中發現，西周已有型制完整的四合院型的居室，當時有标準化的居住制度和等級秩序，中原建築型制已發展得較為成熟，初期生産性的園囿逐漸發展成為具有觀賞性的園林。 　　自公元前476年戰國時期至南北朝末期約一千餘年，木構架體系已基本形成，直棂窗、人字拱等已廣泛使用，建築型制上出現了庑殿、懸山、折線式歇山、攢尖、囤頂等五種基本形式。這期間秦漢的大一統為不同地域建築交流提供了條件，魏晉南北朝同西域的頻繁交往以及佛教傳入又對建築産生了重大影響。此時園林建築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敦煌、雲崗、龍門、天龍山、響堂山、西霞山等佛寺實質上成了全民性的大園林及遊樂區；同時，對宅第綠化也很注意，漢代王莽時曾下令“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市”。

青銅發明――商代建築技術顯著提高　公元前16世紀建立的商朝是我國奴隸社會的大發展時期，商朝的統治以河南中部黃河兩岸為中心，東至大海，西抵陝西，南抵湖北、安徽，北達河北、山西、遼甯。在商朝，我國開始有了文字記載的曆史，已發現的記載當時史實的商朝甲古蔔辭已有10餘萬片。大量的商朝青銅禮器、生活用具、兵器和生産工具，反映了青銅工藝已達到了相當純熟的程度，手工業專業化分工已很明顯。手工業的發展、生産工具的進步以及大量奴隸勞動的集中，使建築技術水平有了明顯提高。1983年在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以東五六公裡處的屍溝鄉發現了一座早商城址，由宮城、内城、外城組成。宮城位于内城南北軸線上，外城則是後來擴建的。宮城中已發掘的宮殿遺址上下疊壓三層，都是庭院式建築，其中主殿長達90米，是迄今所知最宏大的早商單體建築遺址。

商朝後期遷都于殷，它不僅是商王國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也是當時的經濟中心。遺址範圍約30平方公裡，中部緊靠洹水，曲折處為宮殿，西面南面有制骨、冶銅作坊區，北面東面有墓葬區。居民則散布在西南、東南及洹水以東地段。宮殿區東面、北面臨洹水，西、南兩面有壕溝作防禦。遺址本體分為北、中、南三區。北區為王室居住區，中區為商王朝庭、宗廟部分，南區為祭祀場所。中、南二區房基下均有殉葬奴隸，反映了奴隸主的殘暴。而宮室周圍的奴隸住房，則仍是長方形與圓形的穴居。

合院鼻祖――陝西歧山鳳雛村西周遺址　　公元前1046年周滅商，以周公營洛邑為代表，建立了一系列奴隸主實行政治、軍事統治的城市。根據宗法分封制度，奴隸主内部規定了嚴格的等級。但随着奴隸制的急劇崩潰，這種建城制度也跟着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戰國時期大量新興城市。　　西周最有代表性的建築遺址當屬陝西歧山鳳雛村的早周遺址。它是一座相當嚴整的四合院式建築，由二進院落組成。中軸線上依次為影壁、大門、前堂、後室。前堂與後堂之間有廊聯結。門、堂、室的兩側為通長的廂房，将庭院圍成封閉空間。院落四周有檐廊環繞。房屋基址下設有排水陶管和卵石疊築的暗溝，以排除院内雨水。屋頂采用瓦（瓦的發明是西周在建築上的突出成就）。這組建築的規模并不大，卻是我國以知最早、最嚴整的四合院實例。更令人稱奇的是，它的平面布局及空間組合的本質與後世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北方流行四合院建築并無不同。這一方面證明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悠久，另一方面似乎也說明了當時封建主義萌芽已經産生，建築組合的變化體現着當時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的變化。

高台美榭――春秋宮室極奢盡華　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由于鐵器和耕牛的使用，社會生産力水平有很大提高。貴族們的私田大量出現，随之手工業和商業也相應發展，相傳著名木匠公輸般（魯班），就是在春秋時期湧現的匠師。春秋時期，建築上的重要發展是瓦的普遍使用、磚的應用和作為諸侯宮室用的高台建築（或稱台榭）的出現。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出于政治、軍事統治和生活享樂的需要，建造了大量高台宮室，（一般是在城内夯築高數米至十多米的土台若幹座，上面建殿堂屋宇）。如侯馬晉故都新田遺址中的土台，面積為75米*75米，高7米多，高台上的木構架建築已不存在。随着諸侯日益追求宮室華麗，建築裝飾與色彩也更為發展，如《論語》描述的“山節藻 ”（鬥上畫山，梁上短柱畫藻文），《左傳》記載魯莊公丹楹（紅柱）刻镯、刻橼，就是明證。

近年對春秋時期秦國都城雍城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進展。雍城平面呈不規則方形，每邊約長3200米，宮殿與宗廟位于城中偏西。其中一座宗廟遺址是由門、堂組成的四合院，中庭地面下有許多密集排列的犧牲坑，是祭祀性建築的識别标幟。

斧鋸錐鑿――戰國鐵器風流漸現齊都臨淄遺址　戰國時期（公元前476年~前221年），地主階級在許多諸侯國内相繼奪取政權，宣告了奴隸時代的結束。戰國時，社會生産力的進一步提高和生産關系的變革，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那時手工業發展，城市繁榮，規模日益擴大，出現了一個城市建設高潮，如齊的臨淄、趙的邯鄲，魏的大梁，都是工商業發達的大城市，又是諸侯統治的據點。據記載，當時臨淄居民達到七萬戶，街道上車軸相擊，人肩相摩，熱鬧非凡（《史記 蘇秦傳》）。根據考古發掘得知，戰國時齊都臨淄城南北長約5公裡，東西寬約4公裡，大城内散布着冶鐵、鑄鐵、制骨等作坊以及縱橫的街道。大城西南有小城，其中夯土台高達14米，周圍也有作坊多處。

農業和手工業進步的同時，建築技術也有了巨大發展，特别是鐵制工具――斧、鋸、錐、鑿等的應用，促使木架建築施工質量和結構技術大為提高。筒瓦和闆瓦在宮殿建築上廣泛應用，并有在瓦上塗上朱色的做法。裝修用的磚也出現了。尤其突出的是在地下所築墓室中，用長1米，寬約三、四十厘米的大塊空心磚作墓壁與墓底，墓頂仍用木料作蓋。可見當時制磚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秦陵漢墓――磚石遺址至今猶存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前221年），大力改革政治、經濟、文化，統一法令，統一貨币與度量衡，統一文字，修馳道通達全國，并築長城以禦匈奴。這些措施對鞏固國家政權起了一定作用。而由于國家統一，便可以集全國之人力物力與六國成就，在鹹陽修築都城、宮殿、陵墓。曆史上著名的阿房宮、骊山陵、至今遺迹猶存。

阿房宮遺址和骊山陵目前尚未發掘，但其遺直規模之大，在我國曆史上是空前的。近年來秦始皇陵墓東側發現了大規模的兵馬俑隊列埋坑，而阿房宮則留下了巨大的夯土台。

整個漢代（前206―公元220年）處于封建社會上升期，社會生産力的發展促使建築産生顯著進步，形成我國古代建築史上又一個繁榮期。它的突出表現是木架建築漸趨成熟，磚石建築和拱券結構有了很大發展。而磚石建築利于保存的特點，使許多遺址存在至今。

戰國時創造的大塊空心磚，出現在河南一帶的西漢墓中。在洛陽等地還發現用條磚與楔形磚砌拱作墓室，甚至以企口磚加強拱的整體性。我國的石建築主要是在兩漢――尤其是東漢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貴族官僚們除了用磚拱做規模巨大的墓室外，還在岩石上開岩墓，或利用石材砌築梁闆式墓或拱券式墓。其中山東沂南石墓，系梁、柱和闆構成，後面有精美雕刻，是我國古代石墓中有代表性的一例。至于地面的石建築，主要也是貴族、官僚的墓阙、墓祠、墓表及石獸、石碑的遺物。

塔窟苑囿――魏晉南北朝建築崇尚佛教　　從東漢末年經三國，兩晉到南北朝，是我國曆史上政治不穩定、戰争破壞嚴重、長期處于分裂狀态的一個階段。在這300多年間，社會生産的發展比較緩慢，在建築上也不及兩漢期間有那樣多生動的創造和革新。但是，由于佛教的傳入引起了佛教建築的發展，高層佛塔出現了，并帶來了印度、中亞一帶的雕刻、繪畫藝術，不僅使我國的石窟、佛像、壁畫等有了巨大發展，而且也影響到建築藝術，使漢代比較質樸的建築風格，變得更為成熟、圓淳。

這個時期最突出的建築類型是佛寺、佛塔和石窟。佛教在東漢初就已傳入中國，至南北朝時統治階級予以大力提倡，興建了大量的寺院、佛塔和石窟。梁武帝時，建康佛寺達500所，僧尼10萬多人。十六國時期，後趙石勒大崇佛教，興立寺塔。北魏統治者更是不遺餘力地崇佛，建都平城（今大同）時，就大興佛寺，開鑿雲崗石窟。遷都洛陽後，又在洛陽伊阙開鑿龍門石窟。

中國的佛教由印度經西域傳入内陸，初期佛寺布局與印度相仿，而後佛寺進一步中國化，不僅把中國的庭院式木架建築使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園林也成為佛寺的一部分。

佛塔是為埋藏舍利，供佛徒繞塔禮拜而作，具有聖墓性質。傳到中國後，将其縮小成塔刹，和中國東漢已有的各層木構樓閣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式的木塔。除木塔外，還發現有石塔和磚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開鑿出的窟洞型佛寺。自印度傳入佛教後，開鑿石窟的風氣在全國迅速傳播開來。最早是在新疆，其次是甘肅敦煌莫高窟，創于公元366年。以後各地石窟相繼出現，其中著名的有山西大同雲崗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等。這些石窟中規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貴族、官僚出資修建，窟外還往往建有木建築加以保護。石窟中所保存下來的曆代雕刻與繪畫是我國寶貴的古代藝術珍品，其壁畫、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現的建築形象，是我們研究南北朝時期建築的重要資料。

古代建築體系　　自公元589年隋統一南北朝至明初約600年時間，建築在形制藝術上更趨成熟，在施工技術和組織管理上也益加嚴密完善。

唐代的繁盛使各族文化融合而予以統一，居住制度更為完備。

北宋有了我國第一部有關建築設計及技術經驗總結的完整巨著《營造法式》，主要記錄官家大式、大木等做法、系統反映出官式建築的發展水平。禮制有了更加嚴格的規定：“私居執政親王曰府，餘官曰宅，庶民曰家......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為飾，仍不得四鋪飛檐，庶人舍屋許五架，門一間兩廈而已“（《宋史輿服志》）”

總之，隋、唐至宋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我國古代建築的成熟時期。無論在城市建設、木架建築、磚石建築、建築裝飾、設計和施工技術方面都有巨大發展。

隋：統一後的城市建設隋唐洛陽城平面想象圖　隋朝（581~618）統一中國，結束了長期戰亂和南北分裂的局面，為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但由于隋炀帝的驕奢淫逸、窮兵黩武，隋朝很快就滅亡了。建築上主要是興建都城――大興城和東都洛陽城，以及大規模的宮殿和苑囿，并開鑿南北大運河、修長城等。大興城是隋文帝時所建，洛陽城是隋炀帝時所建，這兩座城均被唐朝所繼承，進一步充實發展為東西二京，也是我國古代宏偉、嚴整的方格網道路系統城市規劃的範例。其中大興城又是我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城市。趙州橋

隋代留下的建築物有著名的河北趙縣安濟橋（又稱趙州橋）。它是世界最早出現的敞肩拱橋（或稱空腹拱橋），大拱由28道石券并列而成，跨度達37米。這種空腹拱橋不僅可減輕橋的自重，而且能減少山洪對橋身的沖擊力，在技術上、在造型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是我國古代建築的瑰寶。負責建造此橋的匠人是李春。除石橋外，還有大業七年所建的山東曆城神通寺四門塔。

近年在陝西麟遊縣發掘的仁壽宮是隋文帝命宇文恺等人修建的一座離宮，唐太宗時改建為九成宮。此宮位于海拔1100米的山谷中，四面青山環繞，綠水穿流，風景極佳，夏季涼爽，是隋文帝、唐太宗等喜愛的避暑勝地。建築物依山傍水，錯落有緻、純屬山地園林格局，表現出園林建築特有的風貌。

唐：莊重宏偉的泱泱大國　唐朝（618~907年）前期百餘年全國統一和相對穩定的局面，為社會經濟的繁榮提供了條件。到唐中葉開元、天寶年間達到極盛時期（圖4-2-A）。雖“安史之亂”後開始衰落，但終唐之世，仍不愧為我國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高潮時期。建築技術和藝術也有巨大發展和提高，主要特點有：唐長安　第一：規模宏大，規劃嚴整。唐都城長安原是隋代規劃興建的，但唐繼承後又加擴充，使之成為當時世界最宏大繁榮的城市。長安城的規劃是我國古代都城中最為嚴整的（另詳城市建設篇），它甚至影響到渤海國東京城，日本平成京（今奈良市）和後來的平安京（今京都市）。唐長安大明宮規模也很大，遺址範圍即相當于清明故宮紫禁城總面積3倍多。其他府城、衙署等建築的宏敞寬廣，也為任何封建朝代所不及。

第二：建築群處理愈趨成熟。隋唐時，不僅加強了城市總體規劃，宮殿、陵墓等建築也加強了突出主體建築的空間組合，強調了縱軸方向的陪襯手法。這種手法正是明清宮殿、陵墓布局的淵源所自。

第三：木建築解決了大面積，大體量的技術問題，并已定型化。大明宮麟德殿，面積5000平米，采用了面闊11間進深17間的柱網布置。定型化反映了施工管理水平的進步，加速了施工速度，對建築設計也有促進作用。

第四：設計與施工水平的提高。掌握設計與施工的技術人員“都料”，專業技術熟練，專門從事公私房設計與現場指揮，并以此為生。

第五：磚石建築有進一步發展。主要是佛塔采用磚石者增多。目前我國保留下來的唐塔均為磚石塔。

第六：建築藝術加工的真實和成熟。唐代建築風格特點是氣魄宏偉，嚴整又開朗。現存木建築物質反映了唐代建築藝術加工和結構的統一，鬥拱的結構、柱子的形象、梁的加工等都令人感到構件本身受力狀态與形象之間内在的聯系，達到了力與美的統一。而色調簡潔明快，屋頂舒展平遠，門窗樸實無華，給人莊重，大方的印象，這是在宋、元、明、清建築上不易找到的特色。

宋：纖巧秀麗的商業都市　北宋在政治上、軍事上是我國古代史上較為衰落的朝代。但在經濟上、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發展，科學技術有很大進步，産生了指南針、活字印刷術和火器等偉大創造。南宋時，中原人口大量南移，南方手工業、商業發展起來。由于兩宋手工業與商業的發達，使建築水平也達到了新高度，具體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城市結構和布局起了根本變化。唐以前封建都城實行夜禁和裡坊制度，但日益發展的手工業和商業必然要求突破這種封建統治的桎梏。到了宋期，都城汴梁已完全是一座商業城市的面貌了。城市消防、交通運輸、商店、橋梁等有了新發展。

第二：木架建築采用了古典的模數制。北宋時政府頒布的《營造法式》，是第一個用文字确定下來的政府頒布令。

第三：建築組合方面，在總平面上加強了進深方向的空間層次，以便襯托出主體建築。

第四：建築裝修與色彩有很大發展。這和宋代手工業水平的提高及統治階級追求豪華絢麗是分不開的。宋代建築從外貌到室内，都和唐代有顯著不同，這和裝修的變化是有密切關聯的。

第五：磚石建築的水平達到新的高度。這時的磚石建築主要仍是佛塔，其次是橋梁。宋塔絕大多數是磚石塔，石塔數量也很多。這些磚石建築反映了當時磚石加工與施工技術所達到的水平。 　　第六：園林興盛。北宋、南宋時期，社會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發展，統治階級對人民橫征暴斂，生活奢靡，建造了大量宮殿園林。這種園林的興盛，正是統治階級政治沒落的一種表現。

元：簡化粗糙的寺廟建築　蒙古貴族統治者建立了一個疆域廣大的軍事帝國。這來自落後的遊牧民族的統治，使兩宋以來高度發展的封建經濟和文化遭到極大摧殘，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了明顯的阻礙作用，建築發展也處于凋敝狀态，直到元世祖忽必烈采取鼓勵農桑政策，社會生産力才逐漸恢複。忽必烈時，在金中都北側建造了規模宏大的都城，并由于統治者崇信宗教，使宗教建築異常興盛。尤其是藏傳佛教得到元朝提倡後，不僅在西藏發展，内陸也出現了喇嘛教寺院。如北京妙應寺白塔，就是都城内一座喇嘛塔，系由尼泊爾工匠阿尼哥設計建造的。木架建築方面，仍是繼承宋、金傳統，但在規模與質量上都遜于兩宋，尤在北方地區，一般寺廟建築加工粗糙，用料草率，常用彎曲木料作梁架構件，許多構件被簡化了。這都反映了社會經濟凋零和木材短缺而不得不采用種種節約措施。

山西永濟縣永樂宮是當時一座重要道觀，現存中軸線上一組建築全為元代遺物，正殿三清殿大木做法規整，較多的保存了宋代建築傳統。永樂宮三座殿内都有壁畫，藝術水平很高，是我國元代壁畫的典範

古建築的演進　自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至1840年鴉片戰争近200年的時間是我國封建社會晚期，建築上進一步發展了木構架藝術技術，裝修陳設上也留下許多磚石、琉璃、硬木等的不朽之作。建築類型得到進一步分化，并留下了大量可供參考的建築實體。

自1840年至解放前的近代建築時期，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決定國人大量接受西方文化，部分建築出現了中西合璧的新形象，園林裡也常有西洋門面、西洋欄杆、西番花樣等，成為我國建築演進過程的一個重要階段。

因襲與進步―明清建材、裝修、園林設計、建築群體漸趨成熟。　明朝（1368―1644年）是在元末農民大起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漢族地地主階級政權。明初采用各種發展生産的措施，使社會經濟迅速恢複和發展。手工業生産和對外貿易十分繁榮。随着經濟文化的發展，建築也有了進步，主要表現為：

第一：磚已普遍用于民居砌牆。磚牆的普及又為硬山建築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第二：琉璃面磚、琉璃瓦的質量提高，色彩更豐富應用面更加廣泛。

第三：木結構方面，經過元代的簡化，到明代形成了新的定型的木構架：鬥拱的結構作用減少，梁柱構架的整體性加強，構件卷殺減化。因此，明代官式建築形成一種與前不同的特色，形象較為嚴謹穩重，但不及唐宋的舒展開朗。

第四：建築群的布置更為成熟。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是善于利用地形和環境來形成陵墓肅穆氣氛的傑出實例。

第五：官僚地主私園發達。尤其江南一帶為盛。

第六：官式建築的裝修、彩畫、裝飾日趨定型化。明代的家具也聞名世界。另外，風水術在明代已達極盛期，這一中國建築史上特有的古代文化現象，其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從1840年前的清朝來看，建築上大體是因襲明代傳統，但在下列幾方面有所發展：

第七：供統治者享樂的園林達到了極盛期。

第八：藏傳佛教建築興盛。這些佛寺造型多樣，打破了我國佛寺傳統單一的程式化處理，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建築形式，是清代建築中難得的上品。

第九：住宅建築百花齊放，豐富多彩。

第十：簡化單體設計，提高群體與裝修設計水平。在清代建築群實例中，群體布置已達相當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園囿建築，在結合地形、空間處理、造型變化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

第十一：建築技藝仍有所創新。如水濕壓彎法加工木料技術，玻璃的引進使用及磚石建築的進步等。

包容與吸收―清末民國時期外來文化對中國建築發展的影響　　自1840年鴉片戰争開始，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建築轉入近代時期，開始了近代化及現代化的進程。但在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過程中，在城市近代化的過程中，中國走過的道路是扭曲的。 　　中華帝國閉鎖的國門是被資本主義列強用炮艦和鴉片沖開的。中國的開放是被動的開放。外來的、誘發中國啟動現代化的沖擊要素是以侵略的方式撞擊的。租界的設立、通商口岸的開辟、港灣租借地、鐵路附屬地的圈占，都是通過不平等條條約來實施的。這些城市或地區，作為中國控化的前沿和聚點，引發其城市轉型、建築轉型的外來因素，很大程度上都和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活動息息相關。在近代化過程中攪拌着殖民化。因此近代中國建築的發展，自然深深受制于這種二元結構的影響，導緻發展的不平衡型。主要體現現在沒有取得全方位的現代化轉型，明顯呈現出新舊兩大建築體系并存的局面。

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近代新建築的發展時期。由殖民輸入的建築及散布城鄉的教會建築發展為居住建築、公共建築、工業建築的主要類型大體齊備，相關建築工業體系初步建立。大量早期留洋學習建築的中國學生回國，帶來了西方現代建築思想，創辦了最早的中國人的建築事務所及建築教育。表現在建築創作上，歐洲新建築運動及當時流行的“裝飾藝術”風格體現在許多城市的建築中。剛剛登上設計舞台的中國建築師，一方面探索着西方建築與中國固有形式的結合，試圖在中西建築文化有效碰撞中尋找合宜的融合點，另方面又面臨着走向現代主義的時代挑戰，要求中國建築師緊跟先進的建築潮流。

總之，處于現代轉型初始期的中國建築,是中國建築發展史上的一個承上啟下、中西交彙、新舊接替的過渡時期。既有新城區、新建築緊鑼密鼓的快速轉型，又有舊鄉土建築依然故我的推遲轉型；既交織着中西建築的文化碰撞，也經曆了近、現代建築的曆史搭接。它所關聯的時空關系是錯綜複雜的。大部分近代建築還遺留至今，成為今天城市建築的重要構成。并對當代中國的城市生活和建築活動有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