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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唐詩解讀——杜甫之《諸将五首》(其五)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

正憶往時嚴仆射,共迎中使望鄉台。

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

注:

錦江:又名流江、汶江,俗名府河。在四川省成都市南。傳說蜀人織錦濯于其中則錦色鮮豔,所以叫錦江。

逐:追逐。永泰元年(765)四月,嚴武死于成都。杜甫失去了依靠,五月攜家離開成都革堂。其時正當春後,所以生出“春色逐人”之感。

巫峽;長江三峽之一,與夔州相接。

萬冬哀:指萬壑都為嚴武之死生哀。這句借景抒寫對友人的悼念。

嚴仆射:指嚴武,他死後贈尚書左仆射。

中使:帝王宮廷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擔任。

三持節:節:符節,古代使者所持的信物。嚴武初為東川節度使,再為成都尹,最後為劍南節度,所以說“三持節”。

解讀:

第五首有感于蜀中将帥平庸,起兵作亂之叠起,因而追思嚴武鎮蜀才略。

“錦江春色逐人來”,詩人離開成都草堂,雖然已入夏,然而詩人感到的卻是“巫峽清秋萬壑哀”,為什麼呢?詩人由成都來,而今身處峽口,又正值清秋,追憶往事,觸景生哀,心中無限感慨。因為詩人客寓成都時,曾入嚴武幕府。此時,距嚴武之死才過一年。時值秋季,詩人回憶成都舊遊,不禁百感交集,頓覺“萬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觸動了詩人對嚴武的深切悼念。

颔聯——“正憶往時嚴仆射,共迎中使望鄉台”,語意含蓄,以紀事之筆,回憶在嚴武幕府時,曾陪嚴武于望鄉台“共迎中使”(皇帝宮中的特使,由宦官擔任)的往事,如今情景依然,隻是故人不再。嚴武死後,追贈尚書左仆射,因而稱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宮中特使。

頸聯——“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懷”接前兩句,叙事的同時富有議論,寫了嚴武鎮蜀業績。上句寫嚴武一任東川節度使,兩任劍南節度使。三持節是對嚴武這一經曆的最好概括。下句寫嚴武的儒将風度。嚴武治軍甚嚴,賞罰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與杜甫舉杯飲酒,開懷賦詩,不愧兼擅文經武略。在贊揚嚴武,追思嚴武,表達對好友惋惜的同時,暗諷鎮蜀諸将的平庸無能。

尾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是說西蜀北有劍門,東有夔巫,故有地形天下險之說,嚴武坐鎮其間,堪稱李唐王朝最須倚仗的出群之材。這是對是對嚴武鎮蜀整個曆史過程的概括,也是對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這組詩是把諷喻時事的政治内容與組織嚴密的律詩形式相結合的典範,是用七律形式議論軍國大事的一首政論詩。正如郝敬評《諸将五首》雲:“此以詩當紀傳,議論時事,非吟風弄月,登眺遊覽,可任性漫作也。必有子美憂時之真心,又有其識學筆力,乃能斟酌裁補,合度如律。其各首縱橫開合,宛是一章奏議,一篇訓诰,與《三百篇》共存可也”。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鞏縣人。其十三世祖杜預,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稱“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遜,東晉時南遷襄陽,故或稱襄陽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長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稱“少陵野老”,世稱“杜少陵”。其祖父杜審言,武後時膳部員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詩之形成起過積極作用。其父杜閑,曾任兖州司馬,奉天縣令。 杜甫七歲開始學詩,十四時其詩文便引起洛陽名士之重視,被譽為“似班揚”。青年時代正值唐玄宗開元全盛時期,經過前後三次、曆時十年之漫遊生活。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舉進士,不第。天寶六載,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藝,詣毂下”,由于中書令以“野無遺賢”而無人一人中舉,杜甫應是屆制舉,又落第。天寶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廟和天地,杜甫獻《三大禮賦》,得玄宗贊賞,命待制集賢院,而終無結果。十四載,方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親,安史之亂爆發,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長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肅宗李亨在靈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載,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鳳翔,授左拾遺,故杜甫又稱杜拾遺。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華州司功。次年秋,棄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肅天水)、同谷(今甘肅成縣),決計入蜀。從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時間,用杜甫的話是“漂泊西南天地間”。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築草堂,與成都故人尹平武時有詩歌唱和。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亂,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廣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嚴武幕,任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郞,故世稱“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攜家離開成都,途經渝州、忠州至雲安,于次年(大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滿兩年,作詩430餘首,也是他一生中創作最為豐收和旺盛的時期。大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峽,輾轉江、湘之間,大曆四年,杜甫居無定所,往來嶽陽、長沙、衡州、耒陽之間,大曆五年冬,在長沙去往嶽陽一條小船上,一代詩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舊《唐書》皆有傳,現存詩歌1440餘首,《全唐詩》編為19卷。 明人對杜甫的詩歌評價極高,譽為“詩聖”。且杜甫的詩歌在思想藝術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過渡時期的社會現實,其憂世憫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足為後世楷模,故杜詩一直以來有“詩史”之稱,所謂“少陵為詩,不啻少陵自為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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