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華文明是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
人類的現代生活并不是無源之水,而是古代生活的延續和發展;曆史也不是已經永遠消逝的僵死的存在,而是依然活在當代的現實之中。昨日之文明是我們今日的文明之根,隻有理解了人類的昨天,才能更好地把握住人類的曆史,并更自覺地去展望和創造人類的明天。
壹“和”的文明: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華文明植根于東亞大陸一片廣袤的土地上,中華民族安土重遷,熱愛和平。中華文明本質上是一種“和”的文明。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至于中國民間,千百年來所信奉的人生信條,也不外乎和氣生财等。《中庸》以“和”為“天下之達道”,能“和”則能四通八達,無往不利;以為 “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隻要達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萬物才得以育。
和諧是和平之上的一種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個體的人自身的和諧。
人既改造自然以适應人的需要,也必須調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應自然的規律,這就是所謂“天人合一”的根本要義。
人與人的和諧則強調人既要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要考慮局部的利益更顧全整體的利益。
個體的人自身的和諧包括身心兩方面,重點在于通過實踐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
貳包容的氣度:壁立千仞,海納百川
中華文明是一種包容性很強的文明,中國人常用“海納百川”來形容一個人的氣度胸襟,這四個字也可以用來形容中華文明的品格。
包容,是中華文明固有的思想。最晚在周朝的時候,中國人就認識到“有容,德乃大”的道理。老子也說:“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進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這在中華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義。
現代考古表明,中華文明在史前時期的存在,不是一花獨放,而是像滿天星鬥一樣,表現出文明的多樣性。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不隻是黃河流域,還包括長江流域,此外,還有許多上古的文化遺存散布在全國各地。中華文明的組成,既包括定居于黃河、長江流域的,較早以農耕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華夏文明,也包括若幹以遊牧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少數民族文明。
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是多種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華夏文明為核心,核心向周圍擴散,周圍向核心趨同,核心與周圍互相補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漢族和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都為中華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由此可以看出,中華文明自始就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中國域内各個文明形态在相互借鑒、相互模仿中不斷發展變化而成。
遼甯省境内紅山文化遺址不同于黃河流域炎黃文化的文化遺存。它距今大約5000年,如今隻是碎石瓦礫的祭壇和筒形祭器在銀幕上被複原後,令人感到震撼的不僅是它不可思議的雄偉壯觀,還有不為我們所熟知的、表現為不同來源的文明形态。至于迄今仍令人不可思議的三星堆文化究竟是怎樣産生的,更是令人費解。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唯包容才能百川彙海,唯包容才能不斷壯大。
文化的包容性不僅表現在生活形态與生活樣式上,而且表現在思想的寬容與容忍上。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争鳴反映了中國人的思想本質,即中國人自古以來并不願意将思想統一、凝固在一種教條形态上。那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等不同的學說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辯。
這種包容不隻是統治者的包容,也是整個社會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這說明社會的包容度很大。
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個重要标志,這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儒、釋、道三家并用;政府機構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機會,以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進入仕途;文學藝術的題材和風格多種多樣等。僅以政府的将軍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數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呂(晁衡)、新羅的崔緻遠都曾在唐朝任職。
叁開明、革新與開放: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
文明的發展需要開明,唯開明才能廣得人心,唯開明才能雲蒸霞蔚。
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班彪說:“從谏如順流”。中國人往往将“盛世”與“開明”聯系起來,稱之為“開明盛世”。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等,大體說都是如此。
革新是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隻有不斷革新才能不斷前進,隻有不斷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華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雖不是最早的,卻是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其中的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則是中國民族自始自終具有一種不斷變易、與時俱進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日新之謂盛徳,生生之謂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在在表現了中國人不斷變化、不斷更新、不斷與時俱進的思想特征。
幾千年來,中國曆史不知經過多少次大大小小的變革。就帶有全局性的制度而言,從分封制到郡縣制,從察舉制到科舉制,從城市的裡坊制到街巷制,每一次變革都帶來文明的長足發展。從分封制到郡縣制,鞏固了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從察舉制到科舉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長;從裡坊制到街巷制,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如果就文學體裁這一個局部而言,從古體詩到近體詩,再到詞和曲;從文言小說到白話小說;從雜劇到傳奇,每一次變革都帶來文學的突飛猛進。
開放是文明發展的重要條件,唯開放才能吸取其它文明的長處,唯開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曆史上的所謂盛世,大都是開放的時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活躍的年代。張骞通西域,帶來了中亞和西亞的文明,尤其是印度的佛教文化,這對後世中國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曆史作用,在思想觀念、生活習俗和文學藝術等許多方面,對中國固有文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佛教傳入之前中國隻有今生此世的觀念,是佛教帶來了三世之說,把思維的時間和空間都擴大了。反切的産生和四聲的發現與佛經的翻譯有關。随着佛經的翻譯,漢語的詞彙擴大了,文學觀念也多樣化了,諸如“空”的觀念、“境界”的觀念,都與佛教有關。
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禅宗,已經成為中國本土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至于唐代,對外文化交流更加頻繁。絲綢之路開通,形成雙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廣泛傳播,同時也從外面得到很大的補充。當時的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彙的地方。
長安是當時最大的國際都會,在八世紀前半葉,人口已經達到百萬之多,居住着許多外國的王侯、供職于唐朝的外國人,以及留學生、學問僧、求法僧、外國的音樂家、舞蹈家、美術家,以及大量外來的商賈。大食、天竺、真臘、獅子、新羅、日本等許多國家的使臣絡繹不絕。
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蘭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傳播。唐太宗設立的十部樂,其中四部來自唐朝境内少數民族,四部來自國外。
到了明代,一個具有标志性的對外交流活動,就是鄭和下西洋,其足迹遠達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密切了中國與一些國家的外交關系,成為中華文明對外開放的壯舉。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雙方的文明發展。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傳入歐洲,對西方文明的偉大貢獻已是公認的事實。
明末以利瑪窦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用科學作為傳教工具,激起中國一部分士大夫對西方哲學和科學的興趣。這包括古希臘哲學、倫理學、語言學、邏輯學、地理學、醫學、生物學、數學、曆算,以及美術、音樂、火器、水利、建築等等。
而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16世紀至19世紀的三百年間,玉米、甘薯和馬鈴薯等美洲作物的傳入和推廣,對中國開發地廣人稀的山區,滿足對糧食的需求,從而發展生産力,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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