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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可望,可遊,可居”之山水

北宋郭熙《林泉高緻》,首揭“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的六大理由:“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鶴飛鳴,所常觀也。塵嚣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

  丘園養素,是君子所常處的一種生活狀态,當然,也是一種心理狀态。何謂“丘園”?即郭熙所言“可行,可望,可遊,可居”之山水,其中“可居”極為重要,标志着士人君子的山水之好,煙霞之癖,已從漢魏南北朝的遊仙觀道,轉移到适性的詩意栖居,所以“丘園養素”,在北宋已變成“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的第一大理由。用現代時髦語言講,凡人可以詩意栖居的自然,就是丘園,有林泉可以明志,有煙霞可以為侶;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栖居在這樣的丘園,終極目标是什麼呢?養素。素是沒有染色的白絲,喻為沒有受塵俗污染的心靈,一種幹淨的精神狀态。或者借用郭熙的話,丘園起碼是“不蕪雜神觀,溷濁清風”的。

  丘挺所作山水畫,我徑謂其為“丘園”。往小了說,是丘氏之園,即丘挺為自己構築的适性詩居的筆墨家園。往大了說,即郭熙所言。“六常”“四可”之境界,一切賢人君子處樂适觀行望遊居的精神天地。丘挺對中國山水畫造境,有一個很高的美學追求:“以詩心為本,帶着含藏悠遠的念想,超然坦蕩的精神,以學養為文心,通過詩畫語言物化自然山水神韻,透視出人生态度與人格氣象。”這裡展現給觀衆的丘園,有兩種境界:一種是從切近的身體感知,小尺度地撷取一石一樹,一亭一舍,一岡一壑,容與徜徉其中。我借用陶淵明和黃遵憲的詞語,謂此境為“人境廬”。這是丘挺所常攝心的“丘園”煙景。另一種卻是他近年來“探赜乎山,汗漫乎大荒”,循境涉趣,心追手摩而巧取豪奪之大塊章,畫面裡少見或絕見人間煙火,甚至連樹木也罕見,惟有金鐵崔嵬之山骨與浩蕩流衍之雲蹤,組成更宏偉更永恒的“太虛幻境”。丘氏丘園的這兩種境界,其實也就是王國維論詞之“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申言之,則為中國文人千古詩心郎照之儒道兩境。在前一境裡,他以倫常為悠遊所在,陶然其中而無往不适,四時佳興樂與人同。在後一境裡,他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縱浪大化,澄懷觀道。

  作為70後的中國山水畫家,丘挺的出現是有指标意義的。相對于他的前輩所肩負的文化原罪感,他是解放的。他沒有對傳統的意識形态眼光,可以發乎性情地去喜愛趙孟頫、黃子久、倪雲林乃至董其昌,而不覺得會中什麼毒。相對于他的同齡人,那些熱烈擁抱狂吻一切新鮮時尚刺激玩藝的弄潮兒,他又是冷靜淡定的。他缺乏對“新”這個概念的敏感度,故可以對層出不窮的變新花樣視而不見,且絲毫也不覺得自己因此而會被滾滾的曆史車輪所淘汰,從而産生一種時刻會被潮流抛棄的焦慮和沮喪。他是一個十分罕見的沒有時間感的人,這個世界在他眼裡無古無今,無舊無新。潘公凱先生說:“丘挺的繪畫是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他研究傳統、研究西方,他的意蘊情緻、他的選擇、他的為與不為,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情境當中的一種文化自覺,是在中國畫自律性演進中堅守自己價值觀的體現”。在我看來,正是這種超越時間之維的恒道之思與恒道之觀,以及“萬物并作,吾以觀其複”的“觀複”本事,才造就了丘挺繪畫的氣象與神韻,那就是:幽微玄遠,閑靜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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