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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聖母院,能吃嗎?

2019年4月15日,全世界人的心都被塞納河上那座藝術瑰寶的遭遇所牽引——巴黎聖母院的火災。巴黎聖母院據說是歐洲第一座完全哥特式的教堂,始建于1163年,曆史悠久,我們中國人對它的熟悉多半來自于雨果的那部傳世經典,這得感謝我們的中學課本。巴黎聖母院的火災與其他建築物的火災不大一樣,人們不隻關心有沒有人員傷亡,也關心巴黎聖母院本身——甚至對其本身的關心更甚,為何呢?倘若巴黎聖母院徹底損毀,或者這個哥特式的建築根本就沒有存在過,那對巴黎人的生活有任何影響嗎?巴黎人的生活取決于巴黎聖母院的在與不在嗎?顯然不是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個建築在巴黎人的生活中無足輕重。我們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它們不能吃不能穿,沒有任何實際價值,但是失去它們我們的心痛卻可能比失去吃穿更甚。

從中國來看天下名勝多劫。嶽陽樓至少五次毀于火災,兩次毀于戰火。黃鶴樓僅在明清兩代就被毀七次之多。長沙嶽麓書院有明一朝就荒廢達百年之久。可是縱然殘垣破壁,荒草叢生,甚至完全湮滅于無形,總有一些好事者止不住惦念,于是這些曆史遺址被好事者們從惦念裡扯出來,反複重修——再毀滅就再重修。曆史典籍中記載的反複荒廢與重建就像好事者們與無形力量的一場角力,到今天,至少在今天,這些好事者居然像是赢了,因為名樓名勝還安然伫立在時光的縫隙裡,完好的居然宛如從來不曾消失過一樣。是因為建築材料堅固?是由于風雨飄搖時的幸運?當然不是的,完全肇因人們的心心念念罷了。

人是一種奇怪的動物,反複搖擺在生存與生活之間。我們好像從來不曾滿足于僅僅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就像我們總說的漂泊在“北上廣”的那些年輕的有志者,苦苦掙紮在生活裡,但事實上——生存——僅依靠讨飯和撿拾垃圾就能夠實現,維持生命大概不需要那麼辛苦的掙紮,現代社會真正會被餓死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為什麼要掙紮呢?也許就像熊貓隻要合适的嫩竹就能滿足,而我們卻會将嫩竹筍焯濾,配以鮮豬肉、火腿和時令綠色蔬菜,慢火細炖,并美其名曰“腌笃鮮”,然後才可能得到一時的心滿意足一樣吧。

當人類擁有思想以後,總試圖超越于世間的其他畜物——将自己與它們迥然分開,所以曆史上人類始終試圖賦予自己的生物本性某種神秘色彩,并将這種色彩定義為人的本質,然後不斷的将其精細化、神聖化、理論化,于是宗教、哲學和藝術出現了,秩序、倫理和道德也建立了,顯示出我們真的很了不起。但是天災和兵禍也從來沒斷過,每當災禍極緻一切又無以為繼,人類又回到原點,在典籍裡留下不計其數“人相食”和“盡屠之”。有時候連神明和道德也變成暴虐與兇殘的背書,想一想西班牙的“異端裁判所”和法國阿爾比教派吧。另外一些人呢,從一開始就摒棄了所謂“靈性滿足”,理直氣壯地追求愛因斯坦所說的“豬欄的理想”。識人不明的王安石向神宗皇帝舉薦的那位鄧绾,就說“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随便你們罵,反正我就是要不擇手段當大官)。法國的路易十五也有句名言“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我隻要現在的享受,等我死了以後愛誰誰去——于是最後接手了法蘭西王國那個爛攤子的路易十六終于被砍了腦袋,以至于最後,哲學家疑惑的問道:不滿足的蘇格拉底與心滿意足的傻瓜,到底那個更可取些?

我們人類往往自負到總認為自己高于一切,30年前的課本上,我們還稱自己為“高級動物”,但是我們實在拿不出太多證據證明我們曾經擺脫過天性的詛咒。1974年,行為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在那不勒斯公開表演了的行為藝術——“韻律0”。她準備了包括剪刀、玫瑰花、鞭子、手槍在内陸72件器具,并将自己麻醉,允許觀者使用任意一件器物對自己。“韻律0”持續了六個小時——把人們彬彬有禮的面紗撕的七零八落,事後這位行為藝術家的感言是“這次經曆讓我發現,一旦你把決定權交給人們,他們就會殺了你。”所謂人類的“高貴”脆弱的讓人難以接受。

人,說到底好像隻剩下動物——這一個堅實的基礎了,或許正如房龍所說的“我們隻是穴居人的當代化身,是叼着香煙、開着福特汽車的新石器時代的人,是坐着電梯回家的穴居人”。于是有人對人到底是否崇高不再抱幻想,堅持認為人類隻有被管束才能生存,但那隻是給了我們一個反抗的理由。也有人認定不存在什麼“形而上”的意義,隻有“形而下”的燈紅酒綠,但這又讓我們堕入虛無。在這些讓人沮喪的探索裡,幸好還有例外,還有些東西能夠帶給我們全體的共鳴——那就是美。對美麗的喜愛和追求,任是誰都或多或少有的。雖然美麗難以定義,但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美學标準,又或多或少被自己的美學理想所感動。也唯有它——美麗——才毫無疑問的成就了人一些心心念念。

迄今為止,我們所有發明的根源幾乎都是為了滿足我們的動物性欲望,隻有藝術也許是我們唯一迥異于動物的東西,也隻有藝術能夠做到完全抽離于實用主義——雖然并不總是如此。藝術的概念本身是近現代才發展起來的,從尼安德特人的洞窟壁畫到杜尚的“泉”,藝術品迥異的風格從來無法真正歸類,最初所有我們現在叫做藝術的東西都有其實用主義的目的。法國拉斯科山洞裡的野獸壁畫,可能是冰河時期的原始人行巫術的需要,我們猜測這些原始狩獵者可能認為隻要把獵物畫下來,并且用長矛或者石斧痛打一頓,那麼真正的野獸就更容易捕捉。埃及墓葬中的浮雕和壁畫也許是上古時代殉葬品的替代物,所以那時候的“藝術家”并不在乎好看不好看,他們在乎的是完整不完整,他們通過記憶将所有内容在同一個畫面上保存下來,所以才有了那種很奇怪的風格——一張側臉上有一隻正面的眼睛,并且接着一個正面的軀幹。那麼巴黎聖母院呢?歐洲的教堂首先是教會體現自己神聖性質的需要,其次每一座教堂都是一個龐大的價值不菲的工程,往往在其後數個世紀裡,耗盡了當地的經濟活動的盈餘。這有兩個好處,一是它就像一個示威,使得其他的勢力無法入侵,二是它使得當地不再有财力在宗教和政治上幻想改弦更張。但是當我們驚歎尼安德特人那惟妙惟肖的野牛素描的時候,我們所感受到的難道會是我們可以更容易打獵嗎?不管是埃及墓葬裡的浮雕,還是巴黎聖母院的彩繪玻璃,不管它們曾經有什麼實用價值,今天在我們看來都隻剩下對人類想象力的贊歎,而這種贊歎的欲望也許是我們唯一剩下的為人的驕傲。

我們為什麼要哀歎巴黎聖母院的災禍?說到底是因為我們是喜愛美麗事物的本性——雖然其中醜惡不少,但是好在我們還都喜愛美麗。魯迅先生對悲劇的定義“将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廣為人知,但是這個定義是有前提的。何為價值?為何有價值的東西被毀滅我們會悲傷?難道我們不會興高采烈地毀滅那些我們喜愛的東西嗎?還記得2015年土耳其海灘上那名3歲的叙利亞小難民嗎,那張震驚全球的照片——不管是政要、媒體還是普通人,連歐洲對移民态度最強硬的群體和媒體也紛紛表示無法接受,多少人潸然淚下,多少人為這名海灘上的小天使畫上完美的結局——盡管是幻想,但是那總是代表了人的盼望。看到這些也許能使人長籲一口氣——還好,我們還沒有冷血到對一個小天使的悲劇無動于衷,我們還沒有冷酷到對純潔和美麗的悲劇麻木不仁,我們還知道什麼是美麗的,所以還好。

巴黎聖母院,相信可以無妨。它還在,雨果也還在,因為這世上到底還有這麼多心心念念的人在。于是我們可以存有一些希望,隻要還有捂着嘴巴,緊盯着電視上倒塌的木制尖塔頂的,面露驚恐與難以置信的表情的,流着眼淚的人在,就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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