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風了。紅色的紙屑被刮得到處都是,剛剛燃過沒多久的炮仗,如果仔細聞,還能聞到一股硝黃味。
用來招呼人擺酒席的黃紅色大棚在服務隊麻利的手腳下,不到半個小時就被拆的一幹二淨。大卡車艱難的在巷道掉了頭,随即,20餘張桌子和幾百個闆凳被運送了上去,有晃晃悠悠看似沒放穩的桌闆,趙前進喊了一聲“咿,麼擱住,溜了着。”在車廂裡正整理的司機大手一揮甩下了兩根繩,“捆住就好,麼麻達。”
這一天,趙前進的女兒趙曉終于嫁人了。趙前進有點恍惚,站在巷口的他吸了吸鼻子,為了送32歲的獨生女兒出嫁,趙前進在縣城的這場席面,擺了3天。
直到攙着父親的手走上紅毯,趙曉才有了一絲自己真的結婚了的“實在感”。
趙前進拿着女兒的結婚證反複摩擦,手指拂過金黃的燙金字體,微微顫抖又停住的猶豫,額頭深似溝壑的皺紋在燈光下都仿佛撫平的欣慰。
29歲以前,趙曉從來沒懷疑過自己“能否嫁人”以及“嫁個好人家”這種事情。在外人看來,趙曉是縣城内“白富美”。将近170cm的個子,體重卻不足100斤的身材以及賽過趙薇的大眼睛,“走在路上,是會引來側目的那種存在。”
更重要的是,趙曉擁有鐵飯碗——縣城最好小學的語文老師。“帶編制的那種。”
■《女教師》劇照
趙曉也不知道問題出在了哪裡。“上學那會兒,喜歡我的人還蠻多的,但那時候就想着得好好學習,等工作穩定了再說,結果沒想到,早先是我挑别人,後來就成别人挑我了,30歲以後,每次回家都少不了一場惡戰,爸媽就覺得為什麼别人都可以結婚有孩子,我就不行,不知道要怎麼跟他們解釋。”
回憶起此前的相親經曆,趙曉有點“痛苦”:“怪不好意思的,縣城就這麼大,誰家有個事不出3天就全傳完了,就我找對象這事,都成整個縣城相親圈一景了,他們都說我眼頭高,其實真沒有。”
長輩以及男性嘴中的“眼頭高”,在如趙曉一樣的“體制内”女性看來,“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
趙曉起先并不排斥找對象,隻是自己的圈子實在過于“單薄”,同時期和她一起考編進入縣城小學的12個老師裡,“10個都是女的,1個男生,還有對象。”
指望從同事間找到合适伴侶的“夢想”,顯然被過于殘酷的現實給“擊垮”了。“可能跟我從事的行業有關,想當年上師範,我們學校外語學院300個人裡,也就6個男生。”
■《逃避可恥但有用》劇照
也不是沒想過把目光轉向其它“行業或職能部門”,不大的縣城裡,能和趙曉家以及趙曉自身條件僅在物質方面“門當戶對”的,“幾乎單身的全見完了,不是沒感覺,就是對方嫌我年齡不占有優勢,相親幾年,最大的感觸就是,女生甭管看起來再年輕,隻要身份證上的年齡過28,就會在第一輪被刷下來。”
另一個顯見的事實是,在縣城,體制内的男性僅就婚戀和職場升職來說,“的确擁有更多優勢。”
在縣城林業局已工作5年的王龍對此深有體會:“剛參加工作沒多久,周圍親戚立馬開始張羅給介紹對象,要不是我在大學談了女朋友,也承諾她,考上公職就結婚,就他們輪番上陣的架勢,我看我可以把一個學校的單身女孩都見完,還是各個年齡段的。”
在大城市,剛畢業沒有“積累”的男性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被擠壓到了“底層”:“感覺出趟門,人家都好優秀啊,随随便就是985、211,月收入幾萬幾萬的程序員,就相親市場來說,就我這月薪6000的水平,根本提不上船,但回我們縣就不一樣了,一本大學,體制内,就這兩個标簽一打,說是'鑽石王老五’都不誇張。”
“縣城體制内的男娃娃,就是香饽饽,咱這小地方又不像大城市,産業多企業多,高精尖技術也木有,能掙下錢的除了做生意的就是當官的,做生意不确定性又大,誰知道今天掙了明天賠不賠,所以還是政府單位好,旱澇保收還有點權利,聽着都好聽。”趙前進一語道盡了為什麼稍微看似有點“前途”的體制内“男孩”早早就被各路人家“盯”上的現實。
從追求情投意合,遇不到那個對的人就絕不妥協,到“算了,不矯情了,找個差不多的趕緊結婚,不想聽爸媽再唠叨”,趙曉的心理轉變也是在30歲以後。“雖然也覺得這樣怪不負責任,但在家裡住,天天都會被說,門一開就是怨氣,尤其最怕逢年過節,親戚們的'好意’,我連街都不敢逛,縣城這麼點地方,轉個十字路口都能遇到熟人,打完招呼第一句話就是'啥時候吃你喜酒’”。
趙曉有時候會想,如果自己沒有考回老家,如果自己那時候畢業就留在了西安,一切會不會好一點。但現實沒有給她一個如果。
但李靜并不認命,當年費盡多少心思考進縣城稅務局,離職的時候就有多決絕。
做出重新回到學校上研究生的決定并不容易,“辭職的時候沒敢告訴我爸媽,偷偷辦的,考上了才給他們說,我還是喜歡上學。”
26歲的李靜從稅務局大門走出去的那刻,“同事們都覺得我瘋了,但這個環境真的很壓抑,一眼望得到頭的生活隻是想想就覺得可怕,尤其看到之前的大學同學一個個去到大城市要麼上班,要麼上學的狀态,就讓我覺得自己活得像個老年人。”
當然,這些對外面“更大更好”世界的向往,隻是促使李靜覺得“必須逃離”的一個“借口”罷了。
李靜不敢告訴父母,自己對于“婚姻”壓根沒有想過。“我不喜歡男孩,但我也知道如果我說了,對我爸媽會造成多大沖擊,與其待在縣城被迫進行各種相親自己不願意導緻'名聲’不好,帶給我爸媽麻煩,不如我走遠一些,省得最後更惹他們煩,畢竟紙包不住火,遲早有一天,再一個大城市包容性更廣啊。”
■《逃避可恥但有用》劇照
論到最初為什麼考公務,李靜也說并不是自己的選擇,“聽話慣了的小孩沒有辦法拒絕父母的請求啊,明明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能達到他們的想象,那就靠這些來彌補,但真的很難受,所以想為自己再活一次了。”
在縣城,一個不結婚的大齡女性沒有不被接受大衆審視和讨論的“豁免權”。
壓力是無處不在的,那些來自父母的勸說和不理解,以及現實情況的複雜,都讓這群女孩子變得開始“懷疑自己”起來。
“明明我接受的教育和人生觀的塑造不是這樣的啊,但在縣城待久了,你就不免覺得自己的價值隻剩下結婚找對象了。”
在“勿以類聚”一篇名為“體制内剩女:縣城太缺好男人”的文章中提到,“體制内像一個有無限磁力的吸盤,每年試圖通過國考、省考、教師編上岸的人數屢創新高。而體制的另一面——縣域體制内的青年中,男性成為“香饽饽”,女性卻面臨“擇偶難”的困境。”
在江西财經大學副教授歐陽靜的研究中也能看到一個實際的數據:以調研的D縣為例,該縣在縣鄉黨政機關和事業機關内。自2008年以來共新招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而30歲以上未婚女性約有248人,占比超10%。
在高校接受了新教育和新思想的這群縣城女孩,盡管并不覺得婚姻是未來生活的全部,但礙于這樣一個“熟人”社會的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要麼妥協,要麼離開。”
“但考進去的苦明明受了那麼多,不管怎麼選擇都好不甘心。”
■《逃避可恥但有用》劇照
“我記得前段時間一個很火的綜藝,'再見愛人’裡提到,永遠不要高估你對一段沒有愛情的婚姻的想象。我感覺說的太對了,但我周邊,同齡人談婚論嫁誰還談愛情啊,就是比對比對雙方條件,盡快完成結婚生子的人生任務,堵住别人的嘴巴。我不要這樣。”
29歲在縣委工作的王樂在談到自己為什麼“不願意”結婚時坦言說道;“物質方面我又不缺,鐵飯碗也拿到了,我為什麼不能期待愛情,真要擰巴的結婚那得多痛苦啊,如果不是錦上添花,還不如單着呢。”
王樂不是沒有相親過,在同事家人的介紹下,抹不開面子的她,也見了很多男孩,“介紹人一開始都說很好,或者他們自己也都覺得不合适時,還會加一句'蘿蔔青菜,各有所愛,萬一你喜歡呢’。”
就這樣,出于“禮貌”的她最開始幾乎“來者不拒”,“也想着多給自己幾次機會,但真的很打臉,個沒我高的,還沒說什麼就是我媽說的……,要麼就是談到一些金錢消費觀不合适的。”
“我隻是想找一個尊重女性,思想匹配,不覺得自己是'宇宙中心’的啊。但講真,進到縣城體制内的男生,很少有。”
■《大豆田永久子與三名前夫》劇照
直到後來,每每遇到一些說“婚姻不幸”或者女性“獨立”的“新新”文章時,王樂便會把鍊接甩到“相親相愛一家人”的家族群裡。“自我放棄了,我也知道靠講道理不行,一說話就會被罵,所以打算先潛移默化'文鬥’一下。”
見識的相親場面多了後,王樂漸漸看清“雖然大家都是85後90後,但體制内的人想在縣城走入婚姻,90%還是靠的相親。”
另一個“好玩的”現象是;“體制内和體制外感覺就是兩個世界,基本不互通,不管是男孩女孩,一旦考上編制,家裡人不管咋樣都得讓其找個'圈内’的,好像一旦'脫了圈’,就是'掉價’了。”
趙曉也知道父親對于自己老公不滿意的理由。“一個不是'體制内’,另一個在西安當程序員,錢雖然掙得不少,但他總覺得不穩定。”至于為什麼又同意了兩人結婚。“還用說,就是覺得我年齡大了,條件不用那麼死,我還聽見過他跟我媽聊,隻要我能結婚,體制内離異的也可以考慮,對,着重強調了體制内。”
不過,雖然王樂嘴中說着,不找到真愛誓不結婚,但“我還挺喜歡小孩的,所以也會擔心自己以後年齡大了,生育方面有困難。”
王樂時常會後悔自己考上了編,回到了縣城,原本以為自己所在縣城離西安市區并不遠,人們思想也不至于太過保守,但單純的她還是低估了這道壁壘有多麼強大,“差異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單位人不多,但關系卻很複雜,人情世故太難處了。在這裡,能力大多時候沒有人情重要。”
■《坡道上的家》劇照
李靜雖然已經入學開始讀了研究生,但學校選在西安的她仍舊做了妥協:“我爸媽就我一個孩子,還是得離家近一點方便照顧。”
問到研究生畢業後怎麼辦,總是要找工作的。“回縣城是不可能回的,畢業後掙錢攢錢在城裡買個小房子,到時候把我爸媽都接走。”
“房子”成為了越來越多縣城女性安全感的來源。
工作多年,王樂也攢到了首付錢,她打算近期就去看房子,“遮風避雨的家,我自己也能給自己。”
趙前進再也不怕出門社交了,“娃結婚後,感覺腰闆又硬了起來。”
■《逃避可恥但有用》劇照
■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作者 | 湯加 | 貞觀作者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