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史學的興起與曆史叙事的複興
微觀史學的興起與曆史叙事的複興
——訪清華大學曆史系彭剛副教授
【編者按】曆史研究轉向微觀史學和新社會文化史是當代西方史學的重要趨勢之一，與此同時，随着後現代史學的興起，人們對曆史編纂學新範式的嘗試也取得了可觀成果。關于這個問題，我們采訪了清華大學曆史系的彭剛先生。彭先生主要從事史學理論和曆史哲學研究，曾參與翻譯海登·懷特的著作《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曆史想像》。
記者：【關于曆史學實踐的轉向這一問題，您在最近發表的文章中談到了安克斯密特對微觀史學的一些獨到見解。那麼您是怎樣看待微觀史學的呢？】
彭剛：微觀史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對傳統史學的複歸，簡單地說，就是講故事。因為，曆史學這一學科是要面向公衆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應該滿足人們對聽故事的需要，這也是曆史學在履行其社會功能。比如《蒙塔尤》《馬丁?蓋爾的歸來》《奶酪與蛆蟲》等著作，它們都産生了很大的公衆影響。這是現代社會人們的一種需要，即人們想要了解過去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當然，也有人對此表示批評。比如，我曾翻譯過的《新史學：自白與對話》一書中，伯克夫人就曾引用過約翰?埃裡奧特對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指責：“如果馬丁?蓋爾比馬丁?路德更出名，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微觀史學關注的是小人物的曆史，講述的是小人物的故事。由于在曆史中不同身份的人們作用是不同的，講述小人物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滿足與他們有着某種身份認同的讀者的需求。同時，微觀史學也不能單純講述小人物，而應該有着更廣闊的關懷視野，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金茲堡和戴維斯這些著名的微觀史學家身上看到很多類似的思想。以《馬丁?蓋爾的歸來》為例，這本書講述的是個很有戲劇性的故事，但是背後卻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活狀态、個體身份的構建方式以及鄉村的結構形态等戲劇層面之下的問題。同樣，《奶酪與蛆蟲》一書反映的是那個時代磨坊主的思想，但是卻涉及到精英文化與大衆文化的關聯，很多社會史、文化史的課題都可以立足于此并進一步發揮。這些：“小曆史”實際上最終導向的是深刻的“大曆史”。國内學界正應該吸取這種曆史研究方法。
記者：【微觀史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曆史學向更深層次演進的傾向，有人把這種傾向看作是一種史學研究的“碎片化”，那麼您是如何看待這種曆史學碎片化的發展趨向的呢？】
彭剛：關于當代史學的這種碎片化的傾向，弗朗索瓦·多斯在《碎片化的曆史學》一書中有過論述。碎片化或許會導緻我們失去對宏觀的把握，但是一種能更好地解釋曆史事件的曆史學恰恰是需要通過對這種“碎片化”的曆史進行整合後建構起來的。舊有的對整體的把握，多是建立在虛構的結構、意識形态和不可靠的關聯上的，而更有質量的宏觀綜合還是需要“碎片化”的曆史來支撐。
專門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曆史學的職業标準有關。由于曆史學的專業化，人們對各種問題的研究就會更加深入，宏大的叙述和結構性建構在很多時候被認為是缺少科學性的。由此可見，越來越小的題目、越來越專門的研究将成為長時期的趨勢。需要指出的是，人們是不滿足于這種分散的曆史研究的。很多希望總體把握曆史的人仍然傾向于建構全球史體系，或者說是向綜合的努力。而專門的研究面對的更多是同行之間更加專業的交流，與總體把握曆史的選擇是并行不悖的。
記者：【“新社會文化史”研究在當代西方史學界正享受着空前的繁榮，有的學者将其歸結為“表象史”，也有的學者認為“新社會文化史”就是日常生活史。您是如何看待“新社會文化史”這種研究範式的呢？】
彭剛：首先要說明的是，将“新文化史研究”等同于“表象研究”是不是合适，這一點還有待進一步考察。
的确，社會文化史在西方可以說正在成為一門顯學，而且對中國學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新社會文化史”在研究方法上對我們今天的研究有很多啟示，以法國大革命的研究為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更多地從修辭、語言以及人際交往對生活的影響的角度來考察革命時期人們的生活狀态，從而為我們展現了與傳統革命史完全不同的曆史圖景。
當然，對“新社會文化史”研究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當前史學研究開始出現一種趨勢：即與以往的曆史研究相比，史料對曆史解釋的約束作用正在變得越來越小。但曆史學在很大程度上說仍然是一種對史料的符合學術規範的解讀。此外，一些傳統的史學研究視角，比如政治史，也仍然受到人們的重視。
記者：【正如您所說，在西方，曆史叙事也處在複興之中，那您是如何看待“叙事的複興”的呢？】
彭剛：在西方，上個世紀70到80年代就有這種複興的勢頭了。這一方面表現在傳統的曆史寫作樣式的複興，一方面則表現為以叙事為核心的史學理論重新成為主導性的史學理論形态，可以說，曆史學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走向了“叙事的複興”。如勞倫斯·斯通的《叙事史的複興：關于新的傳統史學的反思》一書就體現了這一趨勢。
人類在對事件進行描述的時候，一般傾向于以叙事的方式來表達。曆史學“研究人類過往所經曆事件”的這種學科屬性決定了曆史編纂主要表現為講故事的形态。
因此，在承認社會科學化的曆史學的貢獻之外，我們一定不能忽視的是叙事本身所具有解釋的功能。解釋曆史是人類的天性，史景遷的漢學研究就是很好的佐證。所以，我們不能舍棄叙事史這個史學形态。問題史學與曆史叙事應該是并行不悖的。
記者：【有人說後現代史學就是寫小說，您是如何認為的？】
彭剛：國内學界在引用西方理論時存在兩種趨勢，一種是單純的批判，另一種是不加批判地完全吸收。我們在借鑒西方理論的時候應該注意哪些問題？在我看來，教條的批判和全盤的吸收是一樣的，都缺少一種對理論的全面、深刻的了解，這是治學态度的問題。盡管我們現在開放程度很高，但是對有些觀念的引進還是存在着粗枝大葉的傾向。對外來的理論，我們應該做到嚴肅認真地了解，才能下結論，或者加以利用。你剛才提到的那種說法，是對擁有着嚴謹理論的後現代史學的曲解和漫畫化。
記者：【您怎樣看待後現代史學與分析史學之間關系呢？】
彭剛：曆史哲學按照何兆武先生的說法，應該分成“思辨的曆史哲學”與“分析的曆史哲學”兩類。“思辨的曆史哲學”更多的關注曆史的過程，而“分析的曆史哲學”關注的則是對史料的分析與解釋。
後來，“思辨的曆史哲學”漸漸被人們抛棄。史學領域裡的“後現代史學”，狹義上指的是懷特、安克斯密特等人在史學理論上的“元史學問題研究”，他們與分析曆史哲學是有一定關聯的。
一方面，“叙事的曆史哲學”與“分析的曆史哲學”同樣關注對史料的分析與解釋，而不是研究曆史的動力和目的。而且 “分析的曆史哲學”後期，也有人關注叙事的解釋功能等問題。但另一方面，二者的着眼點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說懷特實際上重新開辟了一個以文本作為史學研究切入方向的新的研究平台。嚴格的理論家絕不會把曆史等同于虛構和編造，正如懷特說的：“史學仍可發現真理，而不是現實，這一層面上她仍是科學，隻有當我們把文學等同于撒謊、歪曲事實，才會對史學造成危害。”
記者：【懷特這種對“元史學問題”的文本解讀的思想來源是什麼呢？】
彭剛：很難準确地指出懷特的思想來源。懷特思想的來源比較複雜，他早年研究過中世紀的教皇、尼采，大量閱讀過羅蘭·巴特、雅各布森、和列維-施特勞斯的作品。他甚至還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在《元史學》的中文版譯序裡說那本書是結構主義時代的産物，但是也不能認為沒接觸過結構-功能語言學，懷特就得不出那些結論來。
記者：【是什麼促使您對曆史哲學産生興趣的呢？】
彭剛：我是在北大政治學系讀的本科，當時對思想史研究比較感興趣。後來機緣巧合，師從何兆武先生讀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埃德蒙·柏克。恰好在80年代，何兆武先生做了很多史學理論的研究，這對我有很深刻的影響。（我）後來的研究也和這時的許多訓練相關聯。
記者：【您覺得曆史哲學的研究價值何在？】
彭剛：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有很多人是反對理論的。但是“反理論”本身也是一種理論。現在關鍵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理論，而是要什麼理論和理論要自覺到什麼程度的問題。曆史學的進步不僅在于史料的新發現和方法的改進。曆史學的進步，還要看史學觀念的變化，研究起點的變化、研究目标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與理論進步分不開的。就像很多成功的科學家都必然對自然宇宙有着自己獨特的看法一樣，真正的史家也必然有着自己獨特的曆史認識體系。一個有成就的曆史學家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史料專家，而一定是一個對“人”本身，對社會、國家、世界有着獨特思考的人。從司馬遷到陳寅恪，從修希底德到金茲堡，曆史學大師都不是史料的堆積者，而應該是有着綜合素養的曆史研究者。
記者：【您參與翻譯過很多史學名著，能談談對翻譯工作的看法嗎？】
彭剛：學術翻譯是個十分重要的工作，同時，翻譯過程本身也是研究的過程。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在我做學生的時候，有人稱何兆武先生是翻譯家，但是何先生認為文學可以有翻譯家，而學術研究是沒有翻譯家的，一個學者的翻譯是與研究相配合的。學者隻會對感興趣的問題進行翻譯。
當前，有的學者翻譯的著作錯誤百出，在版權制度确定之後，這種行為會對原著造成相當大的損害。别人因此無法繼續翻譯。對好的學術著作，翻譯工作需要相當嚴謹的态度。此外，我們的學術體制不鼓勵翻譯，同時翻譯體制也存在不規範的問題。我個人認為翻譯工作最好還是學術内部人士從事比較合适。
記者：【十分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
——訪清華大學曆史系彭剛副教授
【編者按】曆史研究轉向微觀史學和新社會文化史是當代西方史學的重要趨勢之一，與此同時，随着後現代史學的興起，人們對曆史編纂學新範式的嘗試也取得了可觀成果。關于這個問題，我們采訪了清華大學曆史系的彭剛先生。彭先生主要從事史學理論和曆史哲學研究，曾參與翻譯海登·懷特的著作《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曆史想像》。
記者：【關于曆史學實踐的轉向這一問題，您在最近發表的文章中談到了安克斯密特對微觀史學的一些獨到見解。那麼您是怎樣看待微觀史學的呢？】
彭剛：微觀史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對傳統史學的複歸，簡單地說，就是講故事。因為，曆史學這一學科是要面向公衆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應該滿足人們對聽故事的需要，這也是曆史學在履行其社會功能。比如《蒙塔尤》《馬丁?蓋爾的歸來》《奶酪與蛆蟲》等著作，它們都産生了很大的公衆影響。這是現代社會人們的一種需要，即人們想要了解過去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當然，也有人對此表示批評。比如，我曾翻譯過的《新史學：自白與對話》一書中，伯克夫人就曾引用過約翰?埃裡奧特對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指責：“如果馬丁?蓋爾比馬丁?路德更出名，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微觀史學關注的是小人物的曆史，講述的是小人物的故事。由于在曆史中不同身份的人們作用是不同的，講述小人物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滿足與他們有着某種身份認同的讀者的需求。同時，微觀史學也不能單純講述小人物，而應該有着更廣闊的關懷視野，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金茲堡和戴維斯這些著名的微觀史學家身上看到很多類似的思想。以《馬丁?蓋爾的歸來》為例，這本書講述的是個很有戲劇性的故事，但是背後卻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活狀态、個體身份的構建方式以及鄉村的結構形态等戲劇層面之下的問題。同樣，《奶酪與蛆蟲》一書反映的是那個時代磨坊主的思想，但是卻涉及到精英文化與大衆文化的關聯，很多社會史、文化史的課題都可以立足于此并進一步發揮。這些：“小曆史”實際上最終導向的是深刻的“大曆史”。國内學界正應該吸取這種曆史研究方法。
記者：【微觀史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曆史學向更深層次演進的傾向，有人把這種傾向看作是一種史學研究的“碎片化”，那麼您是如何看待這種曆史學碎片化的發展趨向的呢？】
彭剛：關于當代史學的這種碎片化的傾向，弗朗索瓦·多斯在《碎片化的曆史學》一書中有過論述。碎片化或許會導緻我們失去對宏觀的把握，但是一種能更好地解釋曆史事件的曆史學恰恰是需要通過對這種“碎片化”的曆史進行整合後建構起來的。舊有的對整體的把握，多是建立在虛構的結構、意識形态和不可靠的關聯上的，而更有質量的宏觀綜合還是需要“碎片化”的曆史來支撐。
專門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曆史學的職業标準有關。由于曆史學的專業化，人們對各種問題的研究就會更加深入，宏大的叙述和結構性建構在很多時候被認為是缺少科學性的。由此可見，越來越小的題目、越來越專門的研究将成為長時期的趨勢。需要指出的是，人們是不滿足于這種分散的曆史研究的。很多希望總體把握曆史的人仍然傾向于建構全球史體系，或者說是向綜合的努力。而專門的研究面對的更多是同行之間更加專業的交流，與總體把握曆史的選擇是并行不悖的。
記者：【“新社會文化史”研究在當代西方史學界正享受着空前的繁榮，有的學者将其歸結為“表象史”，也有的學者認為“新社會文化史”就是日常生活史。您是如何看待“新社會文化史”這種研究範式的呢？】
彭剛：首先要說明的是，将“新文化史研究”等同于“表象研究”是不是合适，這一點還有待進一步考察。
的确，社會文化史在西方可以說正在成為一門顯學，而且對中國學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新社會文化史”在研究方法上對我們今天的研究有很多啟示，以法國大革命的研究為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更多地從修辭、語言以及人際交往對生活的影響的角度來考察革命時期人們的生活狀态，從而為我們展現了與傳統革命史完全不同的曆史圖景。
當然，對“新社會文化史”研究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當前史學研究開始出現一種趨勢：即與以往的曆史研究相比，史料對曆史解釋的約束作用正在變得越來越小。但曆史學在很大程度上說仍然是一種對史料的符合學術規範的解讀。此外，一些傳統的史學研究視角，比如政治史，也仍然受到人們的重視。
記者：【正如您所說，在西方，曆史叙事也處在複興之中，那您是如何看待“叙事的複興”的呢？】
彭剛：在西方，上個世紀70到80年代就有這種複興的勢頭了。這一方面表現在傳統的曆史寫作樣式的複興，一方面則表現為以叙事為核心的史學理論重新成為主導性的史學理論形态，可以說，曆史學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走向了“叙事的複興”。如勞倫斯·斯通的《叙事史的複興：關于新的傳統史學的反思》一書就體現了這一趨勢。
人類在對事件進行描述的時候，一般傾向于以叙事的方式來表達。曆史學“研究人類過往所經曆事件”的這種學科屬性決定了曆史編纂主要表現為講故事的形态。
因此，在承認社會科學化的曆史學的貢獻之外，我們一定不能忽視的是叙事本身所具有解釋的功能。解釋曆史是人類的天性，史景遷的漢學研究就是很好的佐證。所以，我們不能舍棄叙事史這個史學形态。問題史學與曆史叙事應該是并行不悖的。
記者：【有人說後現代史學就是寫小說，您是如何認為的？】
彭剛：國内學界在引用西方理論時存在兩種趨勢，一種是單純的批判，另一種是不加批判地完全吸收。我們在借鑒西方理論的時候應該注意哪些問題？在我看來，教條的批判和全盤的吸收是一樣的，都缺少一種對理論的全面、深刻的了解，這是治學态度的問題。盡管我們現在開放程度很高，但是對有些觀念的引進還是存在着粗枝大葉的傾向。對外來的理論，我們應該做到嚴肅認真地了解，才能下結論，或者加以利用。你剛才提到的那種說法，是對擁有着嚴謹理論的後現代史學的曲解和漫畫化。
記者：【您怎樣看待後現代史學與分析史學之間關系呢？】
彭剛：曆史哲學按照何兆武先生的說法，應該分成“思辨的曆史哲學”與“分析的曆史哲學”兩類。“思辨的曆史哲學”更多的關注曆史的過程，而“分析的曆史哲學”關注的則是對史料的分析與解釋。
後來，“思辨的曆史哲學”漸漸被人們抛棄。史學領域裡的“後現代史學”，狹義上指的是懷特、安克斯密特等人在史學理論上的“元史學問題研究”，他們與分析曆史哲學是有一定關聯的。
一方面，“叙事的曆史哲學”與“分析的曆史哲學”同樣關注對史料的分析與解釋，而不是研究曆史的動力和目的。而且 “分析的曆史哲學”後期，也有人關注叙事的解釋功能等問題。但另一方面，二者的着眼點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說懷特實際上重新開辟了一個以文本作為史學研究切入方向的新的研究平台。嚴格的理論家絕不會把曆史等同于虛構和編造，正如懷特說的：“史學仍可發現真理，而不是現實，這一層面上她仍是科學，隻有當我們把文學等同于撒謊、歪曲事實，才會對史學造成危害。”
記者：【懷特這種對“元史學問題”的文本解讀的思想來源是什麼呢？】
彭剛：很難準确地指出懷特的思想來源。懷特思想的來源比較複雜，他早年研究過中世紀的教皇、尼采，大量閱讀過羅蘭·巴特、雅各布森、和列維-施特勞斯的作品。他甚至還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在《元史學》的中文版譯序裡說那本書是結構主義時代的産物，但是也不能認為沒接觸過結構-功能語言學，懷特就得不出那些結論來。
記者：【是什麼促使您對曆史哲學産生興趣的呢？】
彭剛：我是在北大政治學系讀的本科，當時對思想史研究比較感興趣。後來機緣巧合，師從何兆武先生讀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埃德蒙·柏克。恰好在80年代，何兆武先生做了很多史學理論的研究，這對我有很深刻的影響。（我）後來的研究也和這時的許多訓練相關聯。
記者：【您覺得曆史哲學的研究價值何在？】
彭剛：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有很多人是反對理論的。但是“反理論”本身也是一種理論。現在關鍵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理論，而是要什麼理論和理論要自覺到什麼程度的問題。曆史學的進步不僅在于史料的新發現和方法的改進。曆史學的進步，還要看史學觀念的變化，研究起點的變化、研究目标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與理論進步分不開的。就像很多成功的科學家都必然對自然宇宙有着自己獨特的看法一樣，真正的史家也必然有着自己獨特的曆史認識體系。一個有成就的曆史學家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史料專家，而一定是一個對“人”本身，對社會、國家、世界有着獨特思考的人。從司馬遷到陳寅恪，從修希底德到金茲堡，曆史學大師都不是史料的堆積者，而應該是有着綜合素養的曆史研究者。
記者：【您參與翻譯過很多史學名著，能談談對翻譯工作的看法嗎？】
彭剛：學術翻譯是個十分重要的工作，同時，翻譯過程本身也是研究的過程。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在我做學生的時候，有人稱何兆武先生是翻譯家，但是何先生認為文學可以有翻譯家，而學術研究是沒有翻譯家的，一個學者的翻譯是與研究相配合的。學者隻會對感興趣的問題進行翻譯。
當前，有的學者翻譯的著作錯誤百出，在版權制度确定之後，這種行為會對原著造成相當大的損害。别人因此無法繼續翻譯。對好的學術著作，翻譯工作需要相當嚴謹的态度。此外，我們的學術體制不鼓勵翻譯，同時翻譯體制也存在不規範的問題。我個人認為翻譯工作最好還是學術内部人士從事比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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