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克傳統與20世紀“新史學”

蘭克傳統與20世紀“新史學”

——錢乘旦教授在上海師範大學的講演

文彙報2013-04-01

　　曆史學畢竟有底線，那就是求真，盡管我們都知道曆史研究隻能盡可能接近真實，而不能夠達到絕對的真和完整的真。正因為如此，使用史料和判斷史料仍舊是曆史學基本的要求，舍此就無法進行曆史研究，因此曆史學不等于文學，曆史寫作也不等于文學創作。

　　錢乘旦 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曆史學科組成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家評審組成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國英國史研究會會長，英國皇家曆史學會通訊會士，澳門大學曆史學系兼職教授。研究領域包括現代化研究、世界近現代史、英國史等。主要著作有《走向現代國家之路》《第一個工業化社會》《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工業革命與英國工人階級》《英國通史》《二十世紀英國》《寰球透視：現代化的迷途》《世界現代化進程》《歐洲文明：民族的沖突與融合》等；主編《英聯邦國家現代化研究叢書》《當代資本主義研究叢書》等。曾獲“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國家級“特殊貢獻專家”稱号。

　　“民族國家是西方崛起的法寶，因為有了民族國家，西方才走上近代發展的路。可是當全世界都看明白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并試圖模仿時，西方人卻要告訴其他人：民族國家要不得，應當抛棄！當他們高調談論‘人權高于主權’時，其實是在否定民族國家的當代合法性，也就是否定非西方國家的主權獨立身份，從而以另一種方式維護西方的霸權。在這個背景下，全球史是有可能被西方的意識形态專家們所利用的：當民族國家的曆史不存在時，民族國家自身的存在也就成問題了。但正直的曆史學家們并不願看到這種情況，他們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對西方中心論的真誠的反思。”

蘭克史學傳統

　　20世紀“新史學”這個概念在中國史學界、學術界已經不生疏。但有一個問題：所謂“新史學”的各流派之間是什麼關系？它們的來龍去脈是什麼？人們對這方面的了解并不充分，一般人也很少意識到。我試圖對此進行一下梳理，就必須從蘭克說起，因為他是出發點。蘭克對西方史學以至于全世界曆史學都造成了很大影響。但是關于蘭克，我們知道什麼？很多書都說蘭克是“科學的曆史”的創始人。所謂“科學的曆史”有兩層含義，一是把曆史看成“科學”，像生物學、化學、物理學一樣。既然是科學，就是有規律和内在邏輯的，通過科學手段可以發掘這些規律以及曆史發展的脈絡；另一層含義是從方法論角度談論曆史，運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曆史，就能恢複人類曆史，做好曆史研究。很多人說蘭克是“科學的曆史”的創始人，是有一定道理的。蘭克認為，曆史有其發展方向，這一點與西方史學界的先輩們沒有很大區别，西方曆史學很早就把人類曆史看作是有發展方向的，從而存在某種規律性的東西。這種想法在中世紀基督教史學中就存在，認為整個人類曆史都是由必然性所限定的，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改變不了曆史的發展目标。按照基督教的思想，人類曆史的終極走向是天國，曆史是要按上帝意志發展的。理性主義盛行後，尤其是啟蒙運動後，人們開始擺脫神學的束縛，理性主義占據了思想界的統治地位，但人們仍然認為曆史是有固定方向的，其路徑早就被設定了，背後起作用的就是規律，人類改變不了曆史規律，也改變不了曆史走向。

　　蘭克在這一點上繼承了西方的思想傳統。和黑格爾一樣，他認為曆史從幼稚走向成熟，最終在西方文明中表現出來。蘭克的創造在“科學地”研究曆史上，由此他開創了“科學的曆史”。在蘭克之前，曆史學都已經有了深厚的基礎，但是用一種非常嚴謹的方法研究曆史、規範其研究方式、把曆史學當作一個專業，卻是從蘭克開始的。之前的曆史學著作則比較随意，包括司馬遷的《史記》和希羅多德的《曆史》都是這樣。你不知道這些記錄的來源和出處，無法判斷其真實性，也不知道它們運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沒有史料、而隻是憑道聽途說甚至想象。比如“霸王别姬”，威武悲恸、氣壯山河，但後人卻無法求證。英國曆史學家馬考萊的《英國史》寫到光榮革命，也是生龍活虎，但也無法驗證。中世紀的西方編年史有很多是修道院修士們所寫，一部分是他們的親身經曆，但也有部分是聽說的。中國古代後來編修“正史”，倒是要用《起居錄》這一類文字記載，不過也沒有一定的規範。蘭克卻提出，寫曆史要非常準确、完全真實。為此他制定了一套規範，要找到非常可靠的資料、文書、檔案，證明是非常堅實可靠的内容，才可以當做寫作素材。使用可靠史料是恢複真實曆史的基本出發點，而判斷史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科學方法。這樣一來，曆史研究就變成科學了，通過使用科學方法而寫出真實的曆史。在蘭克時代，有不少曆史學家都有類似看法，但蘭克是他那個時代的集大成者。後來很多人說，蘭克之前的曆史學或曆史學著作都是非專業、業餘的；蘭克之後，曆史學才成為學科，曆史學家也成了專業研究人員。因此，蘭克不愧是一代宗師，改變了西方史學，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史學，随着西方崛起和話語優勢，西方的研究方法也傳播到了整個世界。

　　但到此為止，我們對蘭克的認識還隻停留在“科學的曆史”上，這不夠、也不完整。蘭克的曆史傳統還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政治史。蘭克的曆史必定是政治史，因為根據他的要求，人們隻能寫政治史。什麼是堅實的史料？他說得很清楚：檔案館裡白紙黑字的檔案才是可靠的，用這些确鑿無疑的史料才能寫出真實的曆史。可是用檔案寫出的曆史必定是政治史，因為檔案收藏在外交部、殖民部、政府檔案館，記載的都是與政治相關的活動，所以，如果把蘭克作為楷模，按蘭克的要求研究曆史，就隻能寫出政治史，當然政治包括軍事、外交、戰争、殖民等内容。蘭克的曆史也是民族國家的曆史。蘭克生活在19世紀上半葉，是民族國家在西方如日中天的時代。西方的崛起是在民族國家形成的時刻開始的。蘭克那個時代，歐洲以及北美的民族國家基本形成，借助民族國家的力量，西方突飛猛進，占取曆史優勢。民族國家對西方來說至關重要，這是它崛起的前提條件。但蘭克又生長在一個特殊環境中，德意志當時還沒有統一，他一生希望祖國統一，因此蘭克史學一方面體現西方人對民族國家的重視，另一方面又體現蘭克自己對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渴望。

　　所以蘭克的曆史是科學的曆史、政治的曆史、民族國家的曆史，這是蘭克傳統的三根支柱。蘭克和其他人一樣，生活在他的時代，表達着他那個時代的願望和思考。前面說過：蘭克史學一出現就震動學術界，它很新，僅憑一個“新”字就能打動許多人，況且蘭克史學充分表達他那個時代的追求和抱負，體現了那個時代的潮流。但是，蘭克史學從形成起就有問題，三根支柱都不可靠。蘭克說：隻要有堅實的史料，就能寫出真實的曆史。可是，史料真的能“堅實”嗎？“科學的曆史”是否能存在？一旦這樣去思考，就會發現蘭克傳統問題很大，絕沒有把曆史學帶到無可逾越的頂點。由此去看20世紀“新史學”“新”在哪裡，就一目了然了。

對蘭克史學的背離

　　蘭克史學出現不久，就開始有不同于蘭克的其他史學出現了。經濟史在19世紀下半葉開始盛行，這離蘭克時代并不遠。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是經濟變化的曆史，放到蘭克背景下來理解，經濟史就是對蘭克史學的背離，它不講政治，隻講經濟。經濟史在今天看來已經變舊了，但相對于蘭克史學而言，它又是“新”史學。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明史觀風行一時，其代表人物是斯賓格勒和湯因比。他們都把“文明”看作曆史研究的客體對象，在他們筆下，曆史是文明史，而不是國家史。文明多種多樣，比如湯因比說有21種不同文明，其中6種是原生的，另外15種是續發的。每一種文明都有興衰盛亡。放到蘭克背景中去考察，就會發現文明史觀突破了民族國家的範圍，民族國家在文明史關照下不僅不處于中心地位，甚至不表現出重要性；它研究的内容也不隻是政治，而涉及更多方面。并且，無論蘭克還是黑格爾，他們對曆史變化都有相同的看法，即人類曆史是線性和單向發展的，從低級到高級、從幼稚到成熟。文明史觀卻認為所有文明都有始有終，不存在時間先後，也無所謂高低，曆史運動的軌迹是轉圈——從生到死，這是一種循環史觀。在這些方面，文明史觀都是對蘭克史學的背離，由此造成很大轟動。作為一種新思想，文明史觀對蘭克史學傳統形成重大沖擊。

　　但更大的沖擊還在後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年鑒學派出現了，這次沖擊再次波及整個世界，改變了人們對曆史和曆史學的看法。年鑒學派第二代掌門人布羅代爾提出“總體史”的概念。意思很簡單，就是曆史包羅萬象，而不僅僅是政治史。按照布羅代爾的說法，曆史有三個空間：地理空間、社會空間、個人空間。地理空間從宇宙行星開始，到氣候、海洋等，人類習俗、規範，都是影響曆史的因素。地理空間是一個巨大的範圍，它的作用時間是以萬年、百萬年計算的。社會空間較小，是一個中間層次，包括人類的經濟狀态、社會狀态、制度變化等，這些也是影響曆史的因素，作用時間以千年、百年計。最小的空間就是個人空間，每個人在曆史舞台上表演，而這些表演卻讓曆史學家最感興趣，所以大部分曆史學家包括蘭克在内，都津津樂道談論這些，以為這些就是真正的曆史。但在布羅代爾看來，個人空間最微不足道，對曆史發展而言最沒有意義，因為它最不能決定也不能解釋曆史的走向。個人空間以年、日，甚至小時計，轉瞬即逝。布羅代爾還提出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的概念，這些是我們熟悉的。布羅代爾的曆史是宏觀的曆史，它試圖構築一個龐大無比、包羅萬象的宏觀體系，以此來囊括人類整個曆史。可以看出，年鑒學派不僅否定了蘭克的政治史，也否定了蘭克的民族國家史。人們對曆史的理解被大大擴充了。在布羅代爾看來，什麼都是曆史。年鑒學派對後來的史學發展有很大影響，以後出現的許多“新”史學，包括社會史、環境史、心态史、婦女史、城市史等都受年鑒學派影響，這些都不在蘭克的史學傳統範圍内，是布羅代爾的“總體史”把它們召喚到曆史學中來的，“總體史”幾乎要把蘭克史學淹沒。到這一步，蘭克傳統隻剩下“科學的曆史”可以勉強自保，曆史學家們仍然相信曆史學的方法必須是“科學”的，這大概就是蘭克為什麼隻被看作是“科學的曆史”的奠基人的原因所在。

　　不過，接下來發生的變化卻完全改變了這種狀态，到20世紀下半葉，從1960年代開始，一些新流派出現了，在更大程度上背離蘭克，而和年鑒學派有更多的承繼關系。首先是社會史，在1960年代很受青睐。社會史有兩種形式，一種關注人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代表人物是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屈威廉，其代表作《英國社會史》記述了英國各時代人們的穿衣、進食、居家、出行等，完全是生活曆史。這種形式在社會史剛開始流行時比較常見，後來不成主流；主流是稍後出現的另一種形式，它對人類過去所有的活動都非常關心，盡力發掘，唯獨不寫政治史，即便寫，也是一帶而過，并且注重它的社會層面，比如政治運動的階級構成等。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沒有政治的人類曆史，可以把英國曆史學家阿薩·勃裡格斯看作這種形式的代表人物，代表作《英國社會史》就是沒有政治的英國曆史。社會史刻意不寫政治，是對蘭克政治史傳統的蓄意揚棄，它同時又部分抛棄了蘭克的“科學的”曆史學方法，因為社會史使用的史料不那麼可靠和“堅實”，不能按蘭克的要求隻使用政府的檔案資料，作為“自下而上的曆史”，它隻能使用普通老百姓留下來的東西，有些還不是文字，比如器具、風俗習慣等。社會史偏愛使用這些東西，這就對“科學的曆史”造成沖擊，蘭克的“科學”方法也被突破。社會史和布羅代爾的“總體史”有承繼關系，因為它也強調曆史内容的整體性，但它抛掉了布羅代爾的宏大體系，而注重人類活動的許多細節；它注重描述，而不是解釋，所以許多社會史著作有精彩的叙述，卻缺乏理論架構。

　　1980年代新文化史盛行，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新文化史之所以“新”，是因為過去的文化史顯得“老”。文化史在西方史學傳統中很早就存在，比如伏爾泰寫過《路易十四時代》和《風俗論》，布克哈特寫過《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都很有名。“老”文化史着眼于群體，注重群體的文化現象，例如民族的文化特性、階層的文化表現等，試圖挖掘和解釋重大的文化題材。新文化史則注重個人，盡心發掘細微的個人瑣事，這些事在以前的曆史書中是沒有地位的，尤其在蘭克的政治曆史中不會被人注意。新文化史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書中素材也曾被以前的曆史學家注意過，因為它保留在法庭審判記錄中，隻是戴維斯給它以新的解釋。戴維斯推翻了檔案所顯示的結論。從邏輯上看，戴維斯的解釋是說得通的，但依照蘭克的史學傳統，卻不能被專業曆史學所接受，因為沒有史料依據，隻是作者的推測。戴維斯徹底否定了蘭克的“科學的曆史”，以此辦理，曆史研究就不必依賴史料了，寫曆史等同于寫小說。蘭克傳統到她這裡蕩然無存，因為這樣的曆史既不是科學的曆史，也不是政治的曆史，更不是民族國家的曆史。戴維斯不僅挑戰了蘭克傳統，甚至挑戰了曆史學最基本的原則，即“求真”。

　　但是《馬丁·蓋爾歸來》卻被許多人叫好，戴維斯也當選為美國曆史學會的主席。這種現象表現了曆史觀念的轉變。新文化史背後有一種觀念支撐，即後現代史學觀念。從哲學層面看，曆史學向來就有一塊軟肋，即曆史學研究的對象不可被經驗所證明，然而用經驗證明客觀事物的真實存在，恰恰是近代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基本支撐點。曆史學研究的對象是過去發生的事，可是過去的事一旦發生，就再也不能被後來的人所親身經曆，也就不可能被任何人用經驗證明它的真實存在。曆史是不可被恢複的，曆史學隻能依靠史料來做研究。但史料是真實的嗎？誰能保證史料的真實性？蘭克說隻要能找到可靠的史料，就能寫出真實的曆史，但人們恰恰沒有辦法證明史料所記載的情況絕對可靠、真實，因此在一些人看來，所有的曆史書都隻是推測。這是一種後現代的曆史觀，代表性人物是海登·懷特、弗蘭克·安克斯密特等。新文化史學家就是按這種思維進行創作的，對他們而言，重要的是好看、抓住讀者，而不是确切無疑，所以曆史學等于文學，曆史寫作等于文學創作。

　　我不贊成後現代主義的極端說法。曆史學畢竟有底線，那就是求真，盡管我們都知道曆史研究隻能盡可能接近真實，而不能夠達到絕對的真和完整的真。正因為如此，使用史料和判斷史料仍舊是曆史學基本的要求，舍此就無法進行曆史研究，因此曆史學不等于文學，曆史寫作也不等于文學創作。盡管新文化史成績斐然，對當代史學發展做出了貢獻，它把小人物搬上了曆史舞台，從根本上颠倒了自上而下的曆史，但是那種後現代主義的極端傾向卻不值得贊賞，那種挑戰曆史學基本底線的做法也不值得推崇。此外，新文化史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即它把曆史徹底碎片化了。關注小人物和小故事并不是壞事，但否定曆史學的宏觀體系、不屑于對曆史的闡釋與理解，隻追求好聽、好看、好玩，曆史的現實意義和借鑒功能就被否定了。新文化史和後現代主義曆史思潮确實有其獨特的視角，不過也都走得太極端。但無論怎樣，新文化史是徹底背離了蘭克傳統，把蘭克史學的三根支柱都擰斷了。

　　“新史學”中最新出現的流派是全球史，它從1990年代起風靡全球，至今仍有極大影響。許多曆史學家看好全球史的觀察視角，認為它可以取代民族國家的曆史而成為曆史研究的主流。在全球史出現之前，人們通常用縱向思維方式來觀察曆史，認為事情的因果關系體現在時間的先後順序上。可是全球史認為，橫向的原因也許更重要，相距遙遠而看起來毫不相幹的一些事，彼此之間也許有密切的聯系，比如公元前在亞洲腹地發生的事——漢帝國打敗匈奴，到公元後幾百年卻在西部歐洲展現後果：匈奴西遷引發“民族大遷徙”，民族大遷徙引發“蠻族入侵”，蠻族入侵又造成西羅馬帝國解體，西羅馬帝國的解體結束了西方的古典時代，開始了長達一千年的所謂的“中世紀”。在全球史看來，曆史從來就是跨地區的，整個世界彼此互動，如果把眼光局限在民族國家的狹小範圍内，就看不清曆史的整體形象。全球史強調各地區之間的互動和聯系，主張跳出民族國家的範圍，在全球的視野下觀察曆史。這為曆史研究開辟了一個龐大無比的新空間，而這個空間是以前的曆史學家們沒有意識到的。所以，全球史填補了曆史學研究中一個巨大的空缺，因而一出現就受到了人們的歡迎。可是把全球史放到蘭克傳統下進行考察，很容易看出：它既不是民族國家史，也不是政治史，它的研究範圍無比寬闊，遠不是蘭克傳統所能容納的。從寫作規範上看，它并不強調第一手史料，不把史料的“堅實性”作為前提，在這一點上，它更像是布羅代爾的“總體史”。但是全球史和新文化史不同，它試圖構建一個整體框架，把一塊塊曆史碎片粘合成一個全球的體系，在這一點上，它又和布羅代爾異曲同工，隻不過各自建立的體系不同而已。所以全球史是又一個宏大叙事、宏觀的曆史。通過講述全球的曆史，全球史真誠地否定西方中心論，它認為世界各地發生的事都是平等的，文明沒有高下；全球史學家——像斯塔夫裡阿諾斯、本特利、麥格尼爾等人确實反對西方中心論，希望通過他們的陳述，表達文明平等的理念。

　　但是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全球史有一個時代背景，即西方認為它已經越過了民族國家的時代，而民族國家已經過時了、甚至成了反動的東西。這對非西方國家有重大的殺傷力。民族國家是西方崛起的法寶，因為有了民族國家，西方才走上近代發展的路。可是當全世界都看明白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并試圖模仿時，西方人卻要告訴其他人：民族國家要不得，應當抛棄！當他們高調談論“人權高于主權”時，其實是在否定民族國家的當代合法性，也就是否定非西方國家的主權獨立身份，從而以另一種方式維護西方的霸權。在這個背景下，全球史是有可能被西方的意識形态專家們所利用的：當民族國家的曆史不存在時，民族國家自身的存在也就成問題了。但正直的曆史學家們并不願看到這種情況，他們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對西方中心論的真誠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