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銀器，奢華中透着典雅，件件堪稱國寶！
絲路的暢通為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并在開放自由的唐代達到鼎盛的階段。精益求精、擺脫窠臼、自由創作的器物大量出現，充分反映出大唐盛世的極度繁榮。這種繁榮在唐代金銀器領域裡也得到了淋漓盡緻的體現。
唐代金銀器是受外來文化影響最多的器類，它吸收和借鑒來自薩珊、粟特等地的金銀器，并與中國傳統器物的器型與裝飾圖案融為一體，将實用價值與藝術追求，以及科技進步完美結合，形成雍容華貴的大唐風格。
陝西作為大唐國本重地，建國後陸續出土了衆多令人歎為觀止的唐代金銀器，其中包括何家村窖藏與法門寺佛寶出土這兩次重大發現與收獲。
何家村窖藏發現于1970年，共出土金銀器1000餘件，數量衆多，做工精美，材質優良，代表了盛唐時代北方金銀器的風格。能有這件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出現的展覽，都屬于重量級的！銀壺的造型好似北方遊牧民族使用的一個皮囊，呈扁圓狀，壺身和圈足采用了錘鍱工藝，然後焊接而成，上為鎏金提梁。壺口有鎏金覆蓮狀壺蓋，蓋鈕是一個小銀環，上面的銀鍊将壺蓋和提梁連接起來。
這個銀壺的特色在于壺身兩面，各有一匹對應的鎏金駿馬凸出于器表，此外别無其他紋飾；從馬的造型來看，呈前腿直、後腿弓的蹲坐狀，嘴中銜着金杯，頸後揚着飄帶，這就是史書中唐玄宗著名的祝壽舞馬。當時皇帝的生日稱為“千秋節”，這一天舞馬要表演《傾杯樂》，最後，舞馬銜着酒杯給玄宗敬酒祝壽。
這件鎏金侍女狩獵紋銀杯，采用唐代典型的八曲葵口和圜底碗形，指墊上的鹿與指環吸收了粟特銀器的特點，内底的摩羯紋體現出印度文化的影響。
狩獵圖中的獵人是突厥人的形象，侍女遊樂又是盛唐時期的典型題材，體現了大唐文化融貫東西的氣度。
鎏金侍女狩獵紋銀杯線圖
鴛鴦蓮瓣紋金碗的腹壁為蓮瓣紋，其加工工藝明顯受到西方工藝的影響，上面的團花、鴛鴦反映了東方審美情趣，是西方金銀工藝與東方審美情趣完美結合的傑作，當是唐代中央官府作坊的制品。
内壁墨書“九兩三”，應為稱重記錄。唐代規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純金、純玉”，金器最主要的使用者是皇室貴族，其他官吏可能會通過賞賜等途徑獲得。
這件葡萄龍鳳紋銀碗，外壁滿飾葡萄紋、卷草紋間有鹦鹉、獅子等，襯以魚子紋地。此碗與衆不同的地方在于，碗心刻鳳，足底刻龍，龍鳳同時出現，而且鳳在上龍在下，很可能與武則天稱帝的政治背景有關系。
唐代葡萄龍鳳紋銀碗線圖
鎏金鴻雁紋銀匜，外壁的對鳥圖案與闊葉折枝花相間分布，這種圖案組合是當時常用的花紋布局形式。銀匜在裝飾風格上擺脫了早期繁瑣細密的滿裝風格，紋樣寫實，并加入了浮雕的技法，體現出進入成熟期的工藝水準。
這件鎏金銀鹦鹉紋提梁罐，給人與衆不同的觀感。雖然隻是一個罐子，但卻運用了钣金、錾刻、鎏金、焊接、切削等多種工藝，展現了唐代高超精湛的手工業技術。
其豐滿雄渾的造型、富麗堂皇的紋飾再現了自信開放、經濟發達、國力雄厚、文化昌盛的盛唐氣象。
罐内的墨書“紫英五十兩，白英十二兩”，說明此罐為存儲藥物的器具。
這件鎏金飛廉紋六曲銀盤，是唐代工匠采用波斯薩珊捶揲成型工藝和凸紋裝飾手法，又加入了本土風神飛廉紋樣制作的精品，反映了唐人對外來文化進行吸收的同時，大膽創新，使器物的造型、紋飾更适合中國人的使用與欣賞習慣，而不是單純的進行簡單模仿。
1987年，扶風法門寺唐塔地宮出土了衆多唐皇室瑰寶，其中含金銀器121件，裡面既有皇室作坊的作品，也有南方進奉之物，等級之高、工藝之精，為晚唐風格的代表之作。這件鎏金鴛鴦團花紋銀盆，四曲葵口将盆壁分作四瓣，每瓣内錾兩朵闊葉石榴團花，團花中有一對鼓翼鴛鴦立于仰蓮之上。
盆底模沖、捶打出一對鴛鴦和闊葉石榴組成的大團花，四周施魚子紋地，形成淺浮雕效果。
盆底錾刻“浙西”二字，表明其為南方制品。此器集澆鑄、模沖、鍛打、錾刻、鎏金等工藝于一身，制作精美，紋飾工整細膩，線條流暢，構圖豐滿，代表了唐代南方金銀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雀鳥紋鎏金銀香囊是一種香具，制作最為精巧，唐代高僧慧琳在《一切經音義》裡記載：“香囊者，燒香圓器也，而内有機關巧智，雖外縱橫圓轉，而内常平，能使不傾。”
這“機關”指的就是香囊裡面的缽狀香盂及兩個平衡環，通過層層嵌套相連，無論外壁球體怎樣轉動，在機環和金盂重力的作用下，香盂都能保持平衡，不使香灰傾撒。這種平衡裝置與現代的陀螺儀原理相同。
人物畫鎏金銀香寶子為茶具、是陸羽《茶經》“四之器”中貯存鹽花的用具。
腹壁劃分為四個壺門，分錾郭巨埋兒、王祥卧冰、仙人對弈、顔回問路等畫面。這件香寶子将中國的傳統畫技與钣金工藝融為一體，是不可多得的唐代“茶供養”的佛教珍品。
飛鴻毬路紋鎏金銀籠子，也是地宮出土的成套茶具之一，為盛茶磚的器具，籠底有“桂管臣李杆進”六字錾文。
這是唐代宮廷茶具的首次出土，其成組配套印證了陸羽《茶經》二十四器的真實存在，全面反映了唐宮廷茶道的流程和文化内涵。
陝西除了這兩大發現外，近幾十年來，還在唐墓、遺址或窖藏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金銀器。刻花帶蓋金執壺，在唐代極為罕見，1969年出土于陝西省鹹陽市西北醫療器械廠建築遺址，現藏鹹陽市博物館。
該金壺裝飾采用的是通體滿地裝，由蓋至底周身分層次布滿花朵蓮瓣、蔓草、鴛鴦等象征吉祥如意的紋飾，形成繁複細密而又富麗堂皇的裝飾效果。
這件鎏金鐵芯銅龍也是大名鼎鼎，它在1975年出土于陝西省西安市南郊草場坡，現藏陝西曆史博物館。
古代，龍被視為祥瑞之物，皇帝常自稱“真龍天子”，象征着權勢、富貴和威嚴。
以前龍爪多為獸足，到唐朝時改為使用鳥形爪造型。
此龍身軀成“S”形，且周身富于變化，極具動感，體現出唐龍的生動與氣勢，是罕見的藝術珍品。
1983年陝西省西安市太乙路出土的摩羯紋金杯，現藏陝西曆史博物館。摩羯是印度神話中一種長鼻利齒、魚身魚尾的動物，随着佛教的東漸傳入中國。
這件金杯以摩羯戲珠為主題紋飾，與中國雙龍戲珠圖案有異曲同工之妙，顯然是印度文化與華夏文化相互交融彼此影響的體現。
鎏金銀盒在1979年于陝西省西安交通大學出土，現藏西安博物院。
該銀盒産自南诏國（公元748年—937年），盒面有“都管七個國”、“昆侖王國”、“婆羅門國”、“疏勒國”、“高麗國”、“白拓□國”和“烏蠻國”題榜。這七國原為唐朝藩屬，卻出現于南昭國所制作的器物上，表現了南昭國圖謀奪取唐朝藩屬的意圖。
鎏金雙鳳紋銀盤，1962年出土于唐大明宮遺址内，現藏陝西曆史博物館。盆的外底錾刻“浙東督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禦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裴肅進”，說明這件銀盤是裴肅向皇帝所進的供奉品。
最後，送一張細節圖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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