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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
李商隐這一生,和他的詩作一樣,充滿了争議、糾結,無常反複。比如這首《錦瑟》,因為創作時間不詳,無法确定是不是一首悼亡詩。
而我們則迫切地希望,這麼經典的詩句,應該是他懷念妻子王宴媄的。否則多多少少會有些遺憾。
可曆史是嚴肅的,無法模棱兩可。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李商隐是個多情的人,他最出名的幾首詩,都不是寫給妻子王宴媄的。
如另一首經典《無題》:
相見時難别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
這首詩,是他寫給玉陽山道姑宋華陽的,彼時李商隐曾在玉陽山修道,與宋華陽留下了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
以及“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怅是清狂”這兩句詩,亦是對宋華陽思念之情的感慨。
還有“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這其中的“心有靈犀”,則指的是一位歌伎。
包括《夜雨寄北》中的“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也沒有人能确定,就是寫給亡妻晏媄的。
相反,李商隐倒是寫了《柳枝五首》,這是有名姓的女子,亦曾為他所愛。
甚至有證據證明,王宴媄并不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李商隐在《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寫: 況吾别娶已來,胤緒未立。
所以有學者提出,在王宴媄之前,李商隐的愛人應該是荷花,他有很多詩都是以荷花為主題的,亦曾寫過《贈荷花》。
而我們在這裡提出這麼多疑問,絕不是要證明李商隐是個“渣男”,在晚唐那個年代,男子納妾和養伎不在有傷教化的範圍内。
況且,王宴媄過世以後,李商隐始終未娶,亦拒絕了柳仲郢的“贈美”之情,沒有接納才貌雙佳的年輕樂伎張懿仙,并直言說:至于南國妖姬,叢台妙妓,雖有涉于篇什,實不接于風流。
意思就是:我的詩裡雖常有香豔之作,但我并不是一個輕浮的人。
同時,李商隐在《房中曲》、《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兩首詩中,沉痛地悼念了愛妻王宴媄。雖然這兩首詩沒有那麼出名,卻展現了他與妻子之間真摯的感情。
“虛負淩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崔珏《哭李商隐》中的這兩句詩,是對李商隐一生最真實的評價。
他年少成名,16歲便結識了白居易和令狐楚,備受推崇,與令狐绹、溫庭筠、杜牧相交甚笃,而且一門三進士,可謂是前途無量。
而真正改變李商隐命運的,反而是他的婚姻,這也是為什麼前面我們着墨這麼多,來闡述他和妻子之間感情的主要原因。
開成三年,公元838年,25歲的李商隐娶了15歲的王宴媄,本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如同他在詩中所寫:
回衾燈照绮,渡襪水沾羅。
預想前秋别,離居夢棹歌。
然而王宴媄的父親,也就是李商隐的嶽父王茂元與李德裕相交甚好,被視為“李黨”一派,李商隐身在其中,自然難脫幹系。最尴尬的是,令狐楚是“牛黨”一派,所以他娶王宴媄為妻,被政敵視為“背叛恩師”,遭人唾棄。
所以這一年,李商隐在授官考試的複審中,被除名了。
但是第二年,李商隐又被提拔上來,任秘書省校書郎,那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職位,很敏感。所以上任不久,他就被調往弘農任縣尉,不久後辭職。
三年後,李商隐回朝,複任秘書省,這本是他穩固仕途最好的機會,可是此時他母親病逝,他必須回家守孝三年。而不久後,李德裕失勢,嶽父王茂元病故,于是他的人生也開始極速下墜。
到了會昌五年,武宗駕崩,宣宗李忱登基,牛黨一派的白敏中上位,即白居易的族弟,所以李商隐受到了排擠,選擇陪谪臣遠去桂林。
由此可見,李商隐心中對“李黨”還是更親近一些,這個信号也為他最終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35歲時,李商隐寫信給令狐绹,回到了長安,但此時李商隐與令狐绹之間的關系,已經有了罅隙,所以隻得了個盩厔縣尉的官。
而令狐绹和他疏遠,主要是因為令狐楚過世後,李商隐曾在他的書房牆壁上題了一首詩,委婉地表達了令狐绹不念舊情。但因詩中有令狐楚的諱字,他又無法将詩抹掉,所以逐漸開始厭惡李商隐。
當然,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令狐”是屬“牛黨”一派的。
所以這個縣尉李商隐沒做多久就又辭官了,去投靠武甯軍節度使盧弘正,這本是另一個機會,在晚唐時期,節度使是很有實權的。奈何隻有一年多,盧弘正就病逝了,他也失去了人生中最後一個靠山。
但給李商隐打擊最大的是,851年,他的妻子王宴媄突然病逝了,芳年27歲。郁郁寡歡了幾年之後,李商隐開始禮佛,在柳仲郢的照顧下,得了一個鹽鐵推官的職位,雖然品階低,待遇卻比較豐厚。
然而李商隐依舊沒幹多久,就又辭職回了故裡,并于858年在鄭州病故,終年45歲。
縱觀李商隐的一生,用6個字可以概括:拿得起、放不下。
他既不想依附于“牛李”中的任何一派,可仕途困頓,又不得不有示好的傾向,矛盾而又糾結。最重要的是,他不懂得韬光養晦,兩次縣尉、一次推官,都是以自己主動請辭而結束的。
或許在他心裡覺得,自己手裡有這麼好的資源,這種小官實在是讓自己委屈。本質上就是想要的太多。
想想白居易,當初也是陷入“黨争”,被政敵誣陷貶為江州司馬,而那一年他已經44歲了。到了中晚唐,被貶司馬等于被放逐,真的就是一個“養馬”的官。
可是白居易卻能在那裡蟄伏5年,不急不躁,甚至還在廬山建了草堂,悠然地享受生活。
相形之下,李商隐太急功近利,30出頭就迫切地想站到政治核心中去,而晚唐朝局又那麼複雜,黨争、藩鎮、宦官各自為營,能獨善其身太難。
否則,以李商隐的文學造詣,成就不僅僅是如此。他在《登樂遊原》中寫:
向晚意不适,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
寫下這首詩時,他剛過而立之年,已經在秘書省任職了,可他依舊如此悲觀,映照了他不安于此的欲望,可單薄的肩膀撐不起遠大的理想。
所以,人要拿得起放得下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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