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焄｜《賣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國

安徒生

“《賣火柴的女兒》是我有一次出國旅行，路上在格拉司丁堡停留了幾天的時候寫的”，回憶起那次興之所至的創作經曆，安徒生說道，“當時我接到福林克君一封信，要我照着他信内附來的三張畫片之一，替他的曆書裡作一篇故事。我所挑的一張是一個女孩子拿着許多火柴的畫片” （安徒生著、張友松譯《安徒生童話的來源和系統——他自己的記載》，載《小說月報》第16卷第9号，1925年）。他絕不會料想到，這篇在行色匆遽中靈光乍現、揮筆立就，與一般童話判然有别的小故事，時隔約半個世紀之後，居然會在遙遠的中國大受推崇，相繼出現過數十種譯本，并被選入各類教材和讀本，由此還衍生出不少形式各異的文藝作品，吸引大批學者從不同角度探尋其魅力之所在；而與此同時，受到中西文化差異、社會環境遷變、意識形态遞嬗等諸多因素的交互影響，其創作主旨又無端招緻諸多或有意或無意的漠視、誤讀乃至斥責、批判。

一、首譯的問世與風行

早年以文言翻譯過《皇帝之新衣》 （收入《域外小說集》，群益書社，1921年）的周作人，曾經慨歎這類作品“也還值得譯成白話，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沒有這一大段工夫” （《域外小說集序》）。不過他還是抽出時間改用白話翻譯了一篇《賣火柴的女兒》 （載《新青年》第6卷第12号，1919年），并在當年風靡一時。西谛（鄭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關于安徒生的參考書籍》 （載《小說月報》第16卷第8号，1925年）中對此給予過非常高的評價，認為先前由于時機尚未成熟，安徒生的作品并沒有引起中國讀者的充分重視，“到了‘五四’之後，我們的思想，經了大變化，《新青年》成了青年的指導者，于是周先生譯登在《新青年》上的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女兒》才為大家所十分注意”，随後以此為契機，“安徒生便為我們所認識，所注意，安徒生的作品也陸續的有人譯了”。從中不難窺知周譯《賣火柴的女兒》在安徒生童話漢譯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深遠影響。

周作人譯《賣火柴的女兒》

周作人此前在《人的文學》 （載《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中就已經大力倡導創作時應該“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尤其指出，“因為人類的運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顧慮我的運命，便同時須顧慮人類共同的運命”，而在此過程中絕不能妄自尊大，“還須紹介譯述外國的著作，擴大讀者的精神，眼裡看見了世界的人類，養成人的道德，實現人的生活”。稍後在《平民文學》 （載1919年1月19日《每周評論》，署名“仲密”）裡，他再次強調文學“隻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隻有這樣才能最終“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當的一個地位”，為此他也希望有志者“能翻譯或造作出幾種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作品”。着手翻譯這篇《賣火柴的女兒》，毋庸贅言正是在身體力行自己的這些主張。當看到小女孩在“寒冷陰暗”的雪夜中“光着頭，赤着腳”，“凍餓得索索的抖着，向前奔走”，但在幻覺中又一直憧憬歆羨着“溫暖的爐火，好的燒鵝，美麗的聖誕樹”，祈求生前疼愛自己的“清淨光明，和善可愛”的祖母能夠帶着自己一同離開，而最終“坐在拐角，靠着牆，兩頰绯紅，口邊帶着笑容——在舊年末夜凍死了”，相信每一位善良的普通讀者都會為之黯然神傷，一掬同情之淚。周作人在譯文最後另附識語，除了根據安徒生的個人自述介紹這篇作品的創作原委，還惋惜當年他運思落筆時所依憑的畫片沒能留存下來，“但他集内丹麥人Pedersen的插畫，有兩張小圖插在這故事裡，也非常得神”；又特别留意到“他寫這女兒的幻覺，正與俄國平民詩人Nekrassov的《赤鼻霜》詩裡，寫農婦在林中凍死時所見過去的情景相似。可以同稱近世文學中描寫凍死的名篇”。足見他選擇這篇童話故事來翻譯，事先經過一番細緻的蒐求和考量，絕非率爾操觚之舉。

周譯本在此後的流傳過程中有一段很容易被今人忽略，在現代漢語史上卻相當耐人尋味的小波折。漢語中用作第三人稱單數的代詞原本隻有“他”“其”“伊”“彼”等，并不能據此直接區分男女性别的差異。大力倡導男女平等的周作人為此曾與友人劉半農往還商讨，在翻譯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短篇小說《改革》 （載《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時，他在譯者題記中就議及此事，“半農想造一個‘她’字，和‘他’字并用”，然而這個憑空生造的“她”字“印刷所裡沒有，新鑄許多也為難”。經過再三斟酌，周作人決定仿效日語中“彼女”的造詞法，“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個‘女’字來代”。最初發表譯作《賣火柴的女兒》時，他也沿用了這一方法，故事中凡是用來指稱小女孩的地方，一概使用“他”字後附加小字“女”的方式以示區别。對周作人這樣别出機杼的大膽創新，很快有人提出反對和質疑。胡适在翻譯莫泊桑的小說《弑父之兒》 （連載于1919年1月26日、2月2日《每周評論》，署名“适”）時，于文末附注内明确提出，“我不贊成用‘他’字下注‘女’字的辦法，故本篇不曾用這法子”。錢玄同更是直言不諱地批駁這一權宜之計“有些‘不詞’”，“還是讀‘他’一個字的音呢，還是讀‘他女’兩個字的音呢？”周作人在回應時也坦承，“非但有些不詞，實際上背了用代名詞的本意了” （錢、周兩人所言俱見《英文“She”字譯法之商榷》，載《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此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卷入了這場論争，有人覺得男女不妨統用“他”字，另有人主張推廣使用“她”字，還有人建議改以“伊”字來指稱女性。在最初的兩三年間，“又基本以主張‘伊’字的人略占上風” （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第四章《“她”字存廢的論争與“她”、“伊”二字的競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周譯《賣火柴的女兒》刊登之後不久便受到許多關注，先後被《時事新報》 （1919年3月21日）和《廣益雜志》 （第30期，1922年）轉載過，隻是前者将原譯文中的“他女”統一修改成“他”，後者又将其全部替換為“伊”。另有一篇譯者署名為“悟生”的《賣火柴的女兒》 （載1922年11月22日《國風日報》副刊《學彙》第41期），其實不過是掩人耳目，完全将周譯本攘為己有，但全篇又都以“她”來指稱小女孩，倒是頗有些先見之明。至于周作人自己，對這篇譯作無疑也非常滿意，相繼将其收入《點滴》 （北京大學出版部，1920年）和《空大鼓》（開明書店，1928年）這兩部個人譯文集，卻又不動聲色地将原先使用的“他女”字都改成了“伊”字。這兩本書也收入了斯特林堡的那篇《改革》，周作人對譯文也做了同樣的處理，并徑直删去了開篇那段讨論女性代詞用法的題記，顯然已經毅然舍棄了原先的主張。

1923年頒布實施了由葉聖陶負責起草的《初級中學國語課程綱要》 （收入全國教育聯合會新學制課程标準起草委員會編《新學制課程标準綱要》，商務印書館，1925年），附錄的《略讀書目舉例》另由胡适拟定，其中就列有周作人輯譯的外國短篇小說集《點滴》。書中收錄的這篇《賣火柴的女兒》，因為小主人公與學生年齡相仿，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此後各類教材編纂者青睐的對象。就在這一年6月，由顧颉剛、範祥善、葉聖陶編輯，胡适、王雲五、朱經農校訂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1923年）率先選錄了這篇童話。此後約二十年間，陸續又有朱劍芒編《初級中學教科書初中國文》 （世界書局，1929年）、趙景深編《初級中學混合國語教科書》 （北新書局，1930年）、周予同等編《新學制初級中學教科書國語》 （商務印書館，1932年）、姜亮夫等編《初級中學北新文選》 （北新書局，1932年）、石泉編《初中師範教科書初中國文》 （文化學社，1932年）、羅根澤等編《初中國文選本》 （立達書局，1933年）、賈英編《少年文選》 （樂華圖書公司，1936年）、胡傑編《作文法講話》 （藝文書店，1943年）等二三十種教材和讀本，不約而同都将其作為範文。早年從學于周作人的陳介白在選錄該篇之餘，更是特意邀請周氏為其所編《初中國文教本》（貝滿女子中學校，1936年）題寫書名以作招徕。

為了指導學生們更好地理解這篇童話，這些教材和讀本的編選者們也會做一些必要的補充說明。傅東華和陳望道在合作編選《基本教科書初級中學用國文》 （商務印書館，1932年）時，批評普通教本中“有些地方文字淺易卻于了解上不得不有一番詳細解說的，每多缺漏無注”，認為“倘不詳為解說，學生便不能獲得具體的觀念” （見該書《編輯大意》）。童話中提到小女孩幻想着“坐在一株美麗的聖誕樹節樹下”，兩位編者就很周到地添加了一條詳細的注釋：“基督教慶祝耶稣誕生的節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叫做‘聖誕節’（Christmas Day），前一夜叫做‘聖誕前夜’（Christmas Eve），當夜叫做‘聖誕夜’（Christmas Night）。當聖誕節，凡在信基督教的地方，家家戶戶都設一株長青樹，上面挂着賜給兒童的恩物，以及小燈籠，備聖誕前夜及聖誕夜點蠟燭，這就叫做‘聖誕節樹’（Christmas tree）。”有些編選者根據教學的需求，還會對周氏譯文做一些調整或加工，盡管實際效果或許未必理想。僞教育總署編審會所編《高小國語教科書》（新民印書館，1941年）“專供小學高級國語科兩學年教學之用”，考慮到學生程度尚淺且教學課時有限，在選錄篇章時“有節選的，也有增删的” （見該書《編纂大意》）。興許是想更貼近中國兒童的日常生活，課文中居然荒唐地把小女孩在街頭聞到的“燒鵝的香味”改成了“燒肉的香味”。随後又擅作主張，将小女孩四次劃亮火柴後所目睹的各種幻景悉數刊落，隻保留了次日清晨她在街頭凍斃的結局。這樣買椟還珠式的大肆删改顯然不足為訓，唯一的好處大概就是避免了原作裡小女孩幻想中的“燒鵝”與課本編纂者篡改後的“燒肉”之間發生前後不一緻的矛盾吧。

二、從轉譯到直譯

周作人的譯本雖然大受歡迎，倒也并非一枝獨秀。緊随其後就有缽庵翻譯的“泰西短篇”《賣火柴之小女》 （載《微言》第5期，1921年；又連載于1924年9月28日、29日《黎明報》）。譯者在篇末跋語中說，“原著人之名氏待考，其筆态回旋，文心曲折，助餘良非淺鮮”。看來其翻譯初衷與林纾所說的外國小說“大類吾古文家言”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序》，載林纾、魏易譯《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卷首，商務印書館，1905年）并無二緻，主要是為了炫耀自家結撰文章的技巧，對安徒生其人其作則不甚了了，也根本無意再續做查考。由于轉以文言傳述，為使文辭雅馴而頗費心力，可惜有時過猶不及，反倒失之陳腐。開篇叙及“時方隆冬雪後，天氣嚴寒，街市已銜暮景，兼為歲除之夕。有一小女，踯躅道旁，科頭赤足，形狀至堪憐憫”，所用的“銜暮景”語本杜甫《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中“複有樓台銜暮景”之句，而“科頭赤足”又源出《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魏略》裡的“科頭徒跣”。說到小女孩“再擦一根燃之，彼身竟坐于萬年枝下”，譯者還不得不随文添加注解，交代這裡是指“耶稣聖誕木，借譯曰萬年枝”。這樣的譯文對一般讀者尤其是兒童而言，無疑就顯得迂曲生澀，與周氏譯文所要竭力呈現的平易如話的風格迥然不同。周作人曾批評使用文言來翻譯安徒生童話，無異于“把小兒的言語，變了大家的古文，Andersen的特色，就‘不幸’因此完全抹殺” （《随感錄（二四）》，載《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将這段評語移用過來，恐怕也不算是吹毛求疵了。

随着新文化運動的持續推進，此後不斷湧現出大批白話譯本。為了消除普通讀者的疏離感，譯者們往往會對個别細節做一些本土化的改造。比如周作人的譯文隻是含糊其辭地說小女孩整日奔波卻沒有人給過她“一個錢”，到了天水翻譯的《賣火柴的小女兒》 （載1933年10月5日《校風》第82期）裡就成了“她不能有一個銅子兒”，黎宗原譯《一個賣火柴的少女》 （載《蒼中校刊》1934年第2期）則說她“身上還是沒有一個銅元”，趙家舜譯《賣火柴的女孩》 （載《廣東兒童》第5卷第2期，1943年）又稱“也沒有人給她一個銅闆”。經過這樣的轉換，就比較容易令讀者産生身臨其境的代入感。即便照着西文直譯，有些譯者也會推己及人地替讀者着想。陸士豪譯《賣火柴的女孩》 （載《新民》第1卷第5期，1931年）在此處作“她還沒有賣去一個辨士的火柴”，當即随文指出，“辨士”是“英國銅币，值十二分之一先令”。熊大桐譯《賣火柴的小女孩》（載《建國月刊》第1卷第2期，1947年）在這裡作“也沒有人給她一個辨士”，也進一步解釋道，“辨士Pence為英國之币名，相當于我國的‘分’”。借助這些提示，即使是初次接觸西方作品的讀者，大概也不至于産生太多的隔閡感。

陸士豪譯《賣火柴的女孩》

不過通觀早期的各種白話譯本，整體質量依然良莠不齊，并不盡如人意。有些譯本存在明顯的錯謬疏漏，缺乏精益求精的推敲琢磨。例如周作人的譯文在開篇時說小女孩“光着頭”，本來就已經容易滋生歧義，而到了陸士豪的譯本中，居然稱小女孩是“秃頭的”，可是後文明明又提到“雪花飛到她卷在頸項邊的麻色頭發上”，渾然不覺叙述時的上下抵牾。張家鳳譯《賣火柴的小女兒》 （收入《安徒生童話全集》，啟明書局，1940年）講到小男孩拿走小女孩丢失的一隻鞋子，“他說這可以當作玩偶的搖籃用的”，根本沒有認真推想，四處遊蕩的窮苦兒童哪會有什麼玩偶？靖宇譯《賣火柴的小女孩》 （連載于1934年12月8日、15日《津中周刊》第112、113号）則莫名其妙地把這個小男孩變成了“一群小孩子”，還嚷嚷着“當他們将來自己有了小孩時，足夠做搖籃用的啊”，不知道到時候這一隻鞋子究竟該如何分配？蔣世焘譯《賣火柴的小女孩》 （載《磐石雜志》第1卷第1期，1932年）提到逝去的老祖母在小女孩的幻覺中突然現身，“清楚而光潤，好像一個鬼”；與之相似的還有佩綸譯《賣火柴的女孩》 （載《章江潮》第2卷第1期，1937年），說老祖母出現時“光耀像個妖精”，都沒有根據特殊的語境選擇貼切的詞彙，顯得格外突兀詭異，令人啼笑皆非。非龍譯《賣火柴的女孩》 （載1942年6月15日《公教白話報》），更是無中生有地說小女孩弄丢了鞋子後饑寒難耐，“迫得她憻慄不穩，不得不倒在地上爬行”，以緻進退失據，與下文所說“她不再往前走了”，“兩隻已經失了感覺的小腿一蹲”，“靠着屋牆坐在雪泥的地上了”雲雲自相矛盾。

有些譯本則随意删減原作内容，不經意間抹殺了作者在其中蘊含的巧思和深意。如龍一銘譯《賣火柴的女孩》 （載《小主人》第4卷第22、23期合刊，1940年）隻說小女孩過馬路時“鞋都失掉了，一隻也找不到”，省略了路過的小男孩順手牽羊拿走其中一隻鞋子的小插曲。大概是嫌其旁逸斜出而無關宏旨，可惜原著活潑生動的意趣卻由此減損了許多。《兒童世界》編者所譯《賣火柴的女孩》 （載《兒童世界》第23卷第1期，1929年），在結尾處提到“她僵硬冰冷地坐着，懷中藏着幾束火柴，其中一束已經燒過了”便戛然而止，全然不顧作者最後還鄭重其事提到，旁觀者并不知曉小女孩昨晚見過各種美景，而且已經跟随祖母升入天堂去享受新年的歡樂。範泉譯《賣火柴的女兒》 （收入《安徒生童話集》，永祥印書館，1949年）在講到小女孩向幻覺中的聖誕樹“快樂得伸出了兩隻手”時，直接把原作裡聖誕樹上的燭光化作星星，其中一顆從天上劃落，于是女孩感慨又有人将要死去等大段内容全部删去。他在編譯安徒生童話時說，“為了要切合國内的小讀者，曾将原著略加增删”，其中就包括“《賣火柴的女兒》等篇裡的鬼神的部分”。他還相當自信地宣稱，“這在小讀者看來，一定是更會容易接受，而且是不緻産生不良的效果吧” （見該書《附記》）。這或許正道出了很多譯者在删改原作時的心聲，然而如此越俎代庖，恐怕反而損害、曲解了安徒生的本意，無形中會對讀者産生不少誤導。

範泉譯《安徒生童話集》

稍事比較早期的不同譯本，還會發現一些令人匪夷所思而又忍俊不禁的問題。以小女孩第二次劃亮火柴時眼前所閃現的幻象為例，各位譯者就莫衷一是，周作人的譯文作“燒鵝肚裡滿裝着蘋果幹棗”，郭敏學譯《賣火柴的小女孩》 （載《橄榄月刊》第12、13期合刊，1931年）作“一隻燒鵝，用蘋果和梅子喂養的”，蔣世焘譯《賣火柴的小女孩》作“一個薰鵝，填着蘋果和酸梅”，天水譯《賣火柴的小女兒》作“一隻熏鵝，李子和蘋果做餡心，填在肚皮裡”，非龍譯《賣火柴的女孩》作“有一盤一盤的熱烤鴨，一碟碟的鮮紅蘋果，和許多烏黑的梅子”，友譯《小的賣火柴的女孩》 （載《朝陽》1949年第5期）作“一個熱氣騰騰的烤鵝，鵝肚内塞滿了蘋果，和幹的梅子、葡萄幹等”。小女孩看到的究竟是燒鵝、薰鵝還是烤鴨，名目紛繁的水果和幹果到底是餡料、飼料還是另行裝盤的食物，着實讓眼花缭亂的讀者有些無所适從。

各家譯文之所以會出現諸多弊病，除了受到譯者個人學識、素養、态度等影響（有些譯者應該還隻是在讀的中學生），與他們當時都未能直接依據丹麥語原本而隻能憑借英語、日語等各類轉譯本也大有關系。甚至直到五十年代後，有些課本在替換譯文時，也隻是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據幾種英譯本翻譯” （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學教材編審處編《語文》第一冊，北京出版社，1961年）。經過數度輾轉，自然難以準确呈現作品的原貌。魯迅在《論重譯》 （收入《花邊文學》，聯華書局，1936年）中早就讨論過重譯——即根據其他語種譯本進行轉譯——的話題，感歎“中國人所懂的外國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譯，我們将隻能看見許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學作品”，甚至“連極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話”，“也無從看見了”，所以對此并不求全責備。不過他對通曉丹麥語等小語種的譯者仍然滿懷期待，認為“待到将來各種名作有了直接譯本，則重譯本便是應該淘汰的時候”。晚清民國之際安徒生的部分作品開始被逐漸譯為漢語，可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才總算盼來精通丹麥語的譯者。四十年代長期旅居歐洲的葉君健在自學丹麥語之餘開始重溫安徒生童話，他發現“過去通過英文或法文所讀的那些童話，不少與原作大相徑庭”，于是躍躍欲試，“想把這些作品根據我自己的理解，直接從丹麥文譯成中文” （《安徒生童話的翻譯》，收入周靖編《東方赤子·大家叢書：葉君健卷》，華文出版社，1999年）。他參酌兩種英文版和一種丹麥語版翻譯了《安徒生童話選集：母親的故事》 （平明出版社，1954年），其中就收有新譯的《賣火柴的女孩》。沒過幾年，他又完全依照最新版的丹麥語《安徒生童話故事集》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Flensteds Forlag, Odense, Denmark, 1949）修訂該書譯文，将其作為“安徒生童話全集之五”改版付梓 （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這篇童話的題名也正式改定為《賣火柴的小女孩》。從此葉君健将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安徒生作品的譯介中，其譯本通過各種不同形式印行流播。此後雖然還有林桦譯《安徒生童話故事全集》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95年）、任溶溶譯《安徒生童話全集》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石琴娥譯《安徒生童話與故事全集》 （譯林出版社，2005年）等各具特色的譯本不斷問世，但論影響之深廣，恐怕都難以望其項背。

葉君健

葉君健譯《母親的故事》（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中收錄的《賣火柴的小女孩》

葉君健翻譯的安徒生童話每逢重印或改版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潤飾改訂，反複推敲，不厭其煩，即使像《賣火柴的小女孩》這樣内容相對簡單的作品也不例外。比如故事開篇，他最初譯作“天氣冷得可怕。天在下雪，而且快要黑了。晚間——這年的最後的一個晚間——已經到來” （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用語略顯累贅拖沓，此後便改易為“天氣冷得可怕。正在下雪，黑暗的夜幕開始垂下來了。這是這年的最後一夜——新年的前夕” （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版）。講到小女孩想要找個地方休息片刻，他起初譯作“她在兩幢房子——有一幢更伸向街中心一點——所形成的一個牆角裡面坐下來” （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語意稍嫌含混不清，就先後修改成“她在兩座房子——有一座向着街心比另一座更伸出一點——所形成的一個牆角裡坐下來” （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版），“她在兩座房子——一座比另一座更向街心凸出一點——所構成的一個牆角裡坐下來” （收入《安徒生童話和故事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還是不夠滿意，又改為“那兒有兩座房子，其中一座房子比另一座更向街心伸出一點，她便在這個牆角裡坐下來” （收入《母親的故事》，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前幾次的譯文大概是為了亦步亦趨地追随原文的表述方式，不免有些诘屈生硬，改定以後順應了漢語自身的表達特點，就顯得文從字順多了。再如說起小女孩想要形容一下眼前出現的聖誕樹，他起初譯作“它比上次聖誕節時她透過玻璃門所看到一個富有商人家裡的那株還要大，還要美” （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維持了三十年之久，最終還是修改為“上次聖誕節時，她透過玻璃門，看到一個富有商人家裡的一株聖誕樹；可是現在這一株比那一株還要大，還要美”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想必是為了更貼近兒童的語言習慣，才特意把一氣呵成的長句拆分成幾個簡潔明快的短句。透過這些細枝末節，足見他對待譯事滿懷敬畏之心，沒有絲毫輕慢懈怠。

葉君健譯”安徒生童話全集之五”《母親的故事》（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

旅歐期間葉君健多次前往丹麥小住，對北歐的風俗民情多有親身體驗，在翻譯時也藉此給一些情節添加言簡意赅的注解。當小女孩聞到“街上飄着一股烤鵝肉的香味”，他在譯注中就補充說，“烤鵝肉是丹麥聖誕節和除夕晚餐中的一個主菜”；小女孩看到流星劃過天際，感傷道“現在又有一個什麼人死去了”，譯注裡又提醒道，“北歐人的迷信：世界上有一個人，天上便有一顆星。一顆星的隕落象征一個人的死亡” （據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版，其後各版又略有修改）。盡管這些解說點到即止而未遑展開，卻揭示了文中看似平常無奇的瑣屑實則也暗含玄機，并不是無關緊要的贅言閑筆，對讀者深入體會作者的匠心獨運、領略作品的豐富意蘊都頗有裨益。

從周作人到葉君健的幾代譯者，在翻譯這篇童話時曆經了從轉譯到直譯的演變。就故事情節的傳達而言，毫無疑問是後出轉精，越來越臻于準确流暢。不過仔細比勘玩索之後，恐怕仍有些許未能盡惬人意的地方，最顯著的一處就是關于這個故事發生的具體時間。周作人的譯文在開篇時說這是“一年最末的一晚”，随後又提到“今日正是大年夜了”。此後陳陳相因，幾乎所有的譯者都采納了類似的譯法。就連葉君健也蕭規曹随，忽而說“這是這年最後的一夜——新年的前夕”，忽而又說“這是除夕”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後續林桦、任溶溶、石琴娥等各家譯本，也都無一例外。大家都沒有留意到，由于中西古今的曆法存在根本差異，中國人所熟悉的“大年夜”或“除夕”實際上和西方人所理解的“這年最後的一夜”完全不同。近代以來西潮東漸，在國人對西方曆法還較為陌生的情況下，為了消除閱讀時的隔膜而采取歸化式的譯法固然情有可原，但卻忽略了如此一來，很容易讓讀者形成先入為主的誤會，以緻将兩者混為一談。或許是意識到了這一點，非非譯《賣火柴的小女孩》 （連載于1943年9月8日、9日、10日《崇明新報》）在開篇說這是“舊曆年尾的最後一個晚上”，接着又說“這正是除夕之晚”；陳敬容在翻譯《賣火柴的女孩》 （收入《沼澤王的女兒》，駱駝書店，1948年）時，也自始至終隻說這一天是“大除夕”。然而這樣處理同樣忽略了中西節日習俗的差異，依舊不能彌縫叙事環節中的阙漏脫節，導緻無法與下文所述小女孩幻想着坐在聖誕樹下等情節相互銜接呼應。隻有極少數譯者提到“這是聖西爾維斯特的晚上” （蔣世焘譯文。按：“聖西爾維斯特”即古羅馬主教Saint Sylvester的音譯，其瞻禮日為12月31日），或“是日是聖誕節” （佩綸譯文。按：歐洲的聖誕節節期即Christmastide從聖誕節前夜開始，一直要持續到新年元旦），卻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不少人眼中，童話翻譯隻是不足挂齒的薄技微能，然而想要達到“信、達、雅”的境界，真是談何容易。

三、從譯作到創作

因為長期以來被大量教材、讀本選作範文，使這篇童話成為數代人接受情感教育、文學熏陶乃至思想啟蒙的必讀之作。孩提時代烙下的深刻印象，經由時間的積澱和世事的磨砺，得以不斷地滋長蔓衍。小女孩緊緊攥住的火柴雖然隻能發出微弱的光亮，卻在日後點燃了許多人的詩思文心，最終衍生出各種取資于此而形式各異的文藝創作。

何其芳追憶過少年時代離開私塾，轉而在學堂接受新式教育的經曆。令他畢生難忘的是一位認真負責的英文老師，“介紹一本英譯的安徒生童話選集作我們的課外讀物”，盡管他并沒能通讀全書，“但是，其中的《小女人魚》、《醜小鴨》和《賣火柴的女兒》卻給了我很深的影響”。提到的盡管是英譯本安徒生童話，但想來他對漢譯本也絕不會陌生。這些迷人的童話為他呈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它們引導我更走進了文學。雖然那不是用分行的形式寫的，它們卻是真正的詩” （《寫詩的經過》，收入《關于寫詩和讀詩》，作家出版社，1956年）。令他聲名鵲起的第一部散文集《畫夢錄》 （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又何嘗不是借用散文的形式來傳達低徊怅惘的詩意呢？恰如他後來所說的那樣，“我另外雕琢出一些短短的散文，我覺得那種不分行的抒寫更适宜表達我的郁結與頹喪” （《夢中道路》，收入《刻意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畫夢錄》裡有一篇《魔術草》，談到自己從幼年起就沉浸在“幻想的天地”之中，“許久來我悲哀得很神秘，仿佛徘徊在自己的門外，像失掉了樂園的人，有時真願去當一個賣火柴的孩子，在寒夜裡，在牆外，劃一小朵金色的火花像打開一扇窗子，也許可以窺見幸福的眩耀吧”。小女孩在絕望無助時依舊無比虔誠地祈盼着奇迹的發生，這一幕勢必深深打動過從小就深陷孤獨寂寞的何其芳，因而才信手拈來，将童話中最奇妙的那一瞬間剪裁進自己的作品。

何其芳《魔術草》（收入《畫夢錄》）

到了晚年何其芳仍然壯心不已，籌劃創作一部波瀾壯闊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為此還拟定過詳細的寫作提綱。隻可惜數十年來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早就令昔日靈動的想象力和豐沛的創造力消磨殆盡，從他留存下來的部分未完稿 （收入《何其芳選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來看，許多内容幾乎淪為政治理念的程式化演繹。不過以他本人為原型塑造的主人公董千裡，還是值得稍稍留意的。小說裡提到他在讀中學時買來英譯本《安徒生童話集》，盡管隻讀了其中的三篇，“然而他就沉浸到那些故事裡了。《賣火柴的女兒》，那個貧窮的赤腳的小女孩，在下着雪的冷得可怕的新年前夕，在富有人家的歡度除夕的牆外，在種種幻想中凍僵而死，她是多麼令人同情呵！董千裡讀着讀着，好像她就是他的一個曾經有過的小妹妹，或者她就是他自己”。年少時那份感同身受的深切體驗，直到暮年時回想起來還是恍在眼前，令人依舊激動不已，總算為這部冗長乏味的封筆之作添上了幾分真摯感人的亮色。

“七月詩派”的代表之一曾卓最初對寫作萌生興趣，也和安徒生童話頗有淵源。他在小學時遇到過一位語文老師，向他們推薦了不少課外讀物，“如魯迅的《故鄉》、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女孩》、都德的《最後一課》等，為我打開了一扇窗子，看到了美麗的文藝園地，而且擴大了對生活的認識。那些抒情性很強的作品感染着我，使我初初體驗到藝術的魅力” （《我的生活道路和文學道路》，載《詩探索》2001年第1-2輯）。在讀完安徒生的這篇童話後，“我們為那個在落着大雪的除夕，蜷縮在高樓的牆角，用火柴的微光溫暖自己、照亮自己的夢、終于凍死的小女孩流了淚，從這裡認識了人生的一角” （《第一課與第一步》，收入《讓火燃着》，長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受到這篇童話的啟發，他後來寫過一首《除夕》 （收入《門》，詩文學社，1944年），為家國淪亡發出過苦痛屈辱的呼喊。詩中悲憤地拷問道：“披着黑色的愁苦的外衣/受難的國度與受難的人民/屬于他們自己底狂歡夜/安排在時間無窮線上的哪一端呢？”随即激切地回應說：“不是今日，該也不是昨日的：/那時候還有在大雪中/穿着單薄的破衣/紫色的赤腳徘徊在街頭積雪中的/賣火柴的女兒，在火柴的微光中做夢/新年的陽光鋪在她的身上時/她有着含笑的嘴角與紅頰的臉上/明亮的眼睛不再睜開……”幼年時還稍顯朦胧浮泛的感受，在戰争陰影的籠罩下，霎時變得清晰真切起來。這首詩盡管讀來還相當稚拙——曾卓後來将其另編入《懸崖邊的樹》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時，就做過不少修訂——可其中寄寓的沉痛哀婉無疑是發自肺腑的。

石兆棠的《大時代之夢》 （蘊山出版社，1946年）在《前言》中就故意調侃道，“憶及如此年歲，什麼都可觸禁犯法，是否忽然膽敢做夢，也觸犯忌諱呢？”為此他趕緊咨詢了“‘在民主聲中談法治’的先生們”，幸好“直到目前為止，做夢似屬自由，尚無判罰先例”。于是他假托在夢境裡遍訪古今中西的大哲先賢，用嬉笑怒罵的筆法譏刺世相百态。其中一篇《安徒生之答》，虛拟了兩人之間的訪談過程。作者直言安徒生把《賣火柴的女兒》寫得太美了，“小孩子們隻在贊歎那可憐小女兒所見的幻景，而忘懷現實對她的可怕可哀”。雖然安徒生一再替自己辯解，可他還是不依不饒，指責對方“用幻景針對現實來詛咒，那隻表現弱者無出路的悲哀”，認為這篇童話脫離現實，充斥着“消極的精神”，而當務之急應該“激發小讀者們對社會的正義感，提高他們代表新時代的精神去改造舊的社會秩序”。面對盛氣淩人、咄咄相逼的作者，老邁的安徒生隻能徒呼奈何，悲歎自己早已落伍，“你們這一代所想的，和我們那一代所想的完全不同”。這場荒唐無稽的對話自然隻是借題發揮的小說家言，不能完全信以為真，然而作者将矛頭直指《賣火柴的女兒》而不及其餘，倒也足以說明這篇童話在讀者心目中的顯赫地位。

石兆棠《大時代之夢》

蘇蘇（鐘望陽）的童話《雪人》 （載《無名文藝》月刊第一期，1933年）講述了一個小乞丐在淪落街頭時的悲慘遭遇：因為父母雙亡，又被送出教養院，衣食無着的他到處受到欺淩。在除夕當天，他無意中誤入一座富人的公館，被發現後遭到毒打，盡管得到同齡的富人之女的同情憐憫，最終還是在雪夜裡活活凍死。作品在刊登之初就得到刊物主編葉紫的盛贊，“說是十幾年來所少見的” （蘇蘇《憶葉紫》，載1939年12月20日《上海周報》）。作者随即将作品呈送給一直關心兒童文學發展的魯迅，後者在日記中寫有“午後得白兮信并《無名文藝》月刊一本” （《魯迅日記》1933年6月5日條，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按：“白兮”即鐘望陽的另一筆名），并在回信時表示“很贊同我們的《無名文藝》” （白兮《心中的碑銘》，載《魯迅研究集刊》第一輯，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覆按這篇小說的情節鋪陳，其實有許多地方都借鑒了安徒生。比如提到小乞丐聞到從别人家裡飄出陣陣肉香，“他看着後門呆立着，忽然那厚厚的門兒變作透明起來了：一盆一盆熱氣騰騰的美味的肴馔，顯在他的面前，他隻要一舉起手來，便可以嘗到那味兒了。但他一提起手來，剛要來拿的時候，他的手觸到門上，那裡有什麼肴馔？”就邯鄲學步式地仿照了童話裡小女孩在幻覺中看見燒鵝的片段。最後說起凍死的小乞丐在次日清晨成了一個雪人，“在常人看起來，說他定是凍死的，但他自己卻不然，他是去打平世界的”。盡管為了迎合時代的需求，把作品主旨改換成了“打平世界，使世界沒有窮，沒有人欺負人的人”，然而摹拟仿效的痕迹還是一目了然。

包蕾的六幕兒童劇《雪夜夢》 （少年出版社，1946年）最初編寫于上海淪陷時期，“以宣傳抗戰從書店中抄去” （包蕾《我談兒童劇》，載1947年4月4日《聯合晚報》）。等到抗戰勝利後，他又做了一番加工潤色，添入了“慶祝大勝的遊行大隊”“雄壯地唱着《勝利進行曲》” （第六幕《寄到上海去的信》）等情節。據作者自述，這部劇作“是受了安徒生《賣火柴的小女孩》的影響而寫成的” （宋國梵編《包蕾作品精選》附《作家傳略》，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6年）。全劇講述流浪兒蒂蒂和蓓蓓“在寒風中顫慄着，互相緊挨着，蜷伏在牆之一隅” （序幕《雪夜夢》），憑借僅剩的三根火柴取暖，爾後姐弟倆一起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很有趣很有趣的夢” （尾聲《銀色的清晨》），其構思确實承襲自安徒生。劇中還特别提到有孩子在生日聚會上講故事，内容就是“今天在學校裡，讀到的一課書裡面的故事吧！題目叫做‘賣火柴的女兒’” （第二幕《奶油蛋糕的晚上》），藉此細節向童話大師緻敬。不過中間六幕劇情均為姐弟倆的夢境，逐一交代他們家破人亡的凄慘身世、手足離散的不幸遭遇、家人重聚的意外驚喜，乃至最終奔赴抗戰根據地，參加兒童服務隊等曲折經曆，虛實交融，亦真亦幻，内容較安徒生原作要豐富許多。作者困居孤島，目睹種種怪相，時常借劇中人物之口予以辛辣的諷刺抨擊。比如蒂蒂曾被一對富商夫婦收養，朝夕相處的生活讓她看穿了養父的冷酷投機，“我知道了上海是怎樣的地方，住着些怎樣的人：有許多人靠着大家的苦難來發财，有許多人在路上餓死，這裡有許多失去家鄉，沒有人管的孩子，也有着每天吃牛奶的狗和貓” （第四幕《小窗裡進來的客人》）。不過作者最終依然堅信，“一個新的世界将要造起來了” （第五幕《街頭音樂會》），所以并沒有因循舊軌讓姐弟倆在雪夜中凍斃，而是安排他們在夢醒之後迎來渴盼已久的“大勝利的好消息”，并帶領衆人齊聲高唱“過了冷靜的深夜，有着光明的黎明。過了冷酷的冬天，和暖的春天來臨。光明的黎明，伴着春天來臨。我們迎着春日的朝陽，向着光明前進！” （尾聲《銀色的清晨》）全劇至此方才緩緩落幕。

陸靜山同樣以這篇童話為藍本，創作了一部獨幕童話劇《賣火柴的女孩子》 （收入同名童話劇集，永年書局，1948年）。劇中主人公是一個在冬夜裡四處奔走叫賣着火柴的小女孩，在街上相繼遇到了傷兵、老太太和壯丁。三人都心事重重，步履匆忙，對小女孩兜售的火柴毫無興趣。然而在轉身離開之際，他們又因為同病相憐的緣故，不約而同都對小女孩動了恻隐之心，答應先替她找些食物來充饑。精疲力竭的小女孩瑟縮在牆角，為了取暖，一次次劃亮了火柴，眼前先後浮現出自己跟随家人離鄉逃難、爸爸被強征入伍當兵、媽媽收拾行李準備返鄉等一幕幕幻境。等到傷兵等人帶着食物和衣服返回時，小女孩早已凍死在台階上了。全劇以抗戰勝利、内戰爆發為背景，刻畫了一幅在社會底層苦苦掙紮的衆生相：“肚子又餓，身上又寒”的小女孩，“抗戰八年受了傷，如今流落在異鄉”的傷兵，“抗戰犧牲了我的兒子，内戰拉去了我的孫子”的老太太，“征光了我的錢和糧，又要拉我去把兵當”的壯丁，這些小人物們輾轉流徙、痛不欲生的悲慘境遇，讓每一位有着切膚之痛的讀者都能産生強烈的共鳴。不過作者并未就此陷入虛無或絕望，不但在劇中反複安排衆人合唱“我們不能再受苦難，苦難的人呀要翻身”，劇終時更是強調“遠處雞啼了，天光漸漸發亮，一會就大亮，三人擡起頭來迎着陽光”，激勵人們對未來寄予希望。長期擔任過音樂教師的陸靜山編著過大量兒童歌曲，在編著這個劇本時也經常穿插着不同人物的獨唱或合唱，最後還附有《賣火柴歌》《要翻身》和《抗戰八年勝利到》等歌譜，以供舞台表演時使用。

陸靜山《賣火柴的女孩子》

直接将這篇童話改編為劇本，并在舞台上搬演的也不乏其例。黃宗英在《我被葉君健吓着了》 （收入《平安家書》，東方出版社，2000年）裡提到自己年輕時曾通過廣播和舞台，播講、表演過《賣火柴的小女孩》，“我先是在孤島時期蘇聯廣播電台的昆侖星期晚會上播講‘賣火柴的小女孩’；1947年冬，我又在舞台上叙讀演飾‘賣火柴的小女孩’”。尤其是那次舞台表演，更是讓她記憶猶新，“當大幕在掌聲中第三次升起，我想譯者葉君健能參加謝幕就好了。我想不出譯者什麼樣兒，也不知他在哪兒……”。有關電台播講的情況，不免有些語焉不詳。确切時間應該是在1949年3月6日，因為在一周後就有王冊的《聽昆侖晚會》 （載1949年3月12日《申報》）評論過這次演播，說起“六日晚七時至九時半許，昆侖影片公司一部分主要演員如藍馬、黃晨、吳茵、黃宗英、上官雲珠等諸人，假中華自由電台，舉行了第二次昆侖晚會”，并稱贊道“全部節目可以說是相當精彩的”。評論者還逐一品評了各檔節目，值得注意的是說起“獨幕劇一共有三個：《賣火柴的女兒》、《有事化無》和《求仙記》，都是對現實社會的冷隽的刻劃”。據此可知黃宗英當天播講的并非安徒生原著，而是據此改編的劇本。至于那次舞台表演，她晚年在《命運斷想》 （載《良友》第12輯，文彙出版社，2012年）中還有愈加生動細緻的記錄，但又說此事發生在“1948年，上海戲劇學院校慶紀念大會邀請趙丹和我參加演出”。由于時隔久遠，記憶模糊，她兩次提到的時間并不一緻。據易窕《賣火柴的女兒》 （載1947年11月11日《和平日報》）說，“在戲校的小舞台上看到黃宗英的‘故事表演’：《賣火柴的女兒》”，并為她精湛感人的演技擊節稱賞，則這次演出當發生在1947年冬，其實比電台播講還要早。黃宗英回憶起當天登台時，“我赤着腳走上台，走在飄着雪花的寒冷的冬夜裡，為避風，走向牆邊，一直哆嗦地讀着《賣火柴的小女孩》的作品原文” （《命運斷想》）。所謂“作品原文”必定是根據童話鋪展演繹而成的劇本，畢竟原著情節過于簡單，人物語言寥寥無幾，更沒有任何舞台說明，根本無法在舞台表演中直接照搬。而從時間上推斷，更絕不可能依照五十年代中後期才問世的葉君健譯本。實際上黃宗英對此早有自嘲式的聲明，“本人記憶如果與葉君健創作年表不符，無關國計民生” （《我被葉君健吓着了》）。不過這也歪打正着，足以說明葉譯本後來居上，其影響已經遠遠超過先前的各家譯本以及據此改編的相關作品，否則也不會令當事人出現這樣的記憶錯覺。

五十年代中後期，葉君健相繼編選了兩部不同的《安徒生童話選集》 （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和一部《安徒生童話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又陸續修訂完成十六冊《安徒生童話全集》 （新文藝出版社，1957-1958年）。然而在随後整整二十年間，這些作品卻突然銷聲匿迹，直至1978年才得以重見天日。而就在這一年，一部根據童話改編的芭蕾舞劇《賣火柴的小女孩》（編劇張敦意，作曲黃安倫，編導邬福康、林蓮蓉、黃伯虹，舞美設計鄭捷克）也由北京舞蹈學院編排上演。為了使劇作内容更充實，人物形象更豐滿，主創人員根據舞台表演的需要做了許多修改增飾。比如在首尾兩個場次中增加了一位點燈老人，将小女孩幻想中的祖母改換為媽媽，甚至移花接木，将安徒生另一篇童話《紅鞋》中的紅舞鞋拿來，作為媽媽送給小女孩的聖誕禮物，讓她穿上以後翩翩起舞。兩位編導邬福康和黃伯虹總結過編舞時的不少心得，為了讓小女孩的三次幻覺富于變化，他們“設計了拟人化的溫暖女孩身心的火焰姑娘的舞蹈形象，親切的、端着烤鵝托盤的小侍者與小女孩的四人Adagio，與善良、慈愛的、給她送來節日禮物的母親的抒情雙人舞和歡快、靈巧的‘紅鞋舞’變奏等多色彩的舞蹈手法” （《學習芭蕾舞劇創作的一次實踐——談芭蕾舞劇〈賣火柴的小女孩〉》，收入文化部藝術局、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編《舞蹈舞劇創作經驗文集》，人民音樂出版社，1985年）。原本需要借助文字去想象的場景，頓時絢麗多姿地展現在觀衆眼前。葉君健在看完演出後也贊不絕口，認為“這個芭蕾舞完全忠實于原作的精神”，“同時又表達了原作者當時所希望表達的而由于時代局限所未能表達的東西” （《芭蕾舞〈賣火柴的小女孩〉》，收入《葉君健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由于這是“第一個打破‘十年動亂’的禁忌，由世界文學名著改編為中國芭蕾舞劇”的作品 （吳曉邦、遊惠海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76-1982）舞蹈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具有特殊的意味，在中國當代舞蹈史上也就成了一部曆演不衰的經典之作。

芭蕾舞劇《賣火柴的小女孩》

四、紛歧的評論與隔膜的解讀

自诩為“中國的安黨” （《随感錄（二四）》）的周作人，早在《丹麥詩人安兌爾然傳》 （載《叒社叢刊》第一期，1913年）中就摘譯過波亞然《北歐文學評論》中的片段，推許安徒生“即以小兒之目觀察萬物，而以詩人之筆寫之，故美妙自然，可稱神品，真前無古人，後亦無來者也”。在将《賣火柴的女兒》收入《點滴》和《空大鼓》這兩部譯作集時，他對原先的譯者附識做過不少修訂，幾乎原封不動地把這段評語移植過來，稱贊“他用了孩子的眼光，觀察事物，寫出極自然的童話；一面卻用詩人的筆去記述，所以又成了文學上的作品。他之所以為古今無雙的童話作家，便隻是這緣故”。足見他對這一評價非常認同，而這篇童話更是無可争辯地成了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安徒生代表作。譯者附識中還指出這篇作品“又與平常的童話略略不同，所以别有一種特色”，堪稱“近世文學中描寫凍死的名篇”，其着眼點與他當時尤為注重能夠彰顯人道主義的平民文學密切相關，透露出對掙紮在社會底層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同情。

周譯本在早期最為風行，這些意見也就随之深入人心。施落英編選北歐小說選集《愛情的面包》 （史特林堡等著，胡适等譯，啟明書局，1941年），在書前《小引》裡說，“全世界兒童愛戴的童話作家安徒生是人所周知的偉大詩人。本書中所選的《賣火柴的女兒》可算是他的代表作，由此文就可窺見作者心情的天真和愛人類的偉大同情”；爾後又在所收錄的周譯本前插入編選者另拟的《安徒生小傳》，指出“他以天真的心情，詩人的筆調，來寫童話，所以有很大的成功”，不言而喻都沿襲了周氏的論旨。朱劍芒、陳霭麓編著的《初中國文指導書》第三冊 （世界書局，1932年），在解讀這篇童話時認為，“雪中賣火柴的女兒，竟沒有人憐惜她，這就是社會上一種黑暗的現象”；朱劍芒另行編選的《初中新國文》第三冊 （世界書局1937年）根據内容主題分類編排，将周譯本歸入第十三組“社會上饑寒困苦者的描寫”，也同樣延續着周氏的思路，從批判社會現實的角度來诠解這篇作品的主題。

還有不少學者則繼周作人孤明先發之後，分别從思想主旨、語言風貌、藝術技巧等多個層面繼續尋繹考索這篇童話的魅力所在。有些見解盡管與周作人不盡相同，但他們對安徒生作品本身則毫無異議，都不遺餘力地予以極高的褒贊稱頌。

多次和周作人探讨過童話議題的趙景深對安徒生的作品同樣癡迷，其熱情程度甚至令同道中人也望而生畏，驚呼“在中國，我們提起了安徒生，大概誰也會聯想到趙景深的罷！趙先生是介紹安徒生最努力者中的一個，也是出版安徒生童話集中譯本的最先的一個” （徐調孚《付印題記》，載趙景深譯《皇帝的新衣：安徒生童話集》卷首，開明書店，1930年）。他在《論安徒生童話所表現的人生觀》 （載1922年5月3日《天津益世報》）中感喟道，“世間差不多是一個大悲劇場，令人悲傷憂郁的事，真不知有多少”，不過細究其實，“人生的苦悶和痛苦，全系在人的心靈上”，所以不必執着于向外探求解決的途徑。安徒生童話更令他認識到尋覓心靈安慰的重要性，“不論你受多大的苦，都可以受安慰，若是你願意得他。不論你怎樣軟弱，你若尋着了安慰，自然就可以快快樂樂的做個人了”。雖然沒有直接論及《賣火柴的女兒》，但這篇文章經過修訂後改題為《安徒生的人生觀》，旋即收入他翻譯的《安徒生童話集》 （新文化書社，1924年），無疑體現了他對安徒生創作的整體評價。在稍後另一篇《安徒生童話裡的思想》 （載1925年8月16日《文學周報》第186期）中，趙景深繼續剖析了“在夢境裡求安慰”的實質，認為“悲劇在能自己安慰的人眼光裡看來，可以立刻成為喜劇”，“人的境遇雖各有不同，但人的精神，人的心，沒有不是一樣的具有極大的威權的”。這一次他着重讨論到《賣火柴的女兒》的情節，認為其中屢次出現的“夢的幻境”，足以使女孩“對實生活減少痛苦，減少煩悶，能夠再努力的向上走去”。其關注焦點顯然已經轉向個人精神的淨化升華，而不再停留于對社會現實的揭露批判。

1925年正逢安徒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和逝世五十周年，鄭振铎在《小說月報》上精心安排了兩期“安徒生号”，刊登了一大批譯作、評論和參考資料，迅速推動了安徒生童話的傳播和研究。他本人特别欣賞安徒生能夠運用“新的簡易的如談話似的文字”，“創出一種特異的真樸而可愛的文體” （《卷頭語》，載《小說月報》第16卷第8号，1925年，署名“西谛”），其語言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能織入一切歌聲、圖畫，和鬼臉在文中”，最終融彙成“新穎有趣”的風貌（《卷頭語》，載《小說月報》第16卷第9号，1925年，署名“西谛”）。在編纂貫通古今中外的《文學大綱》 （商務印書館，1927年）時，鄭振铎在第三十九章《十九世紀的斯坎德那維亞文學》裡也為安徒生留出一席之地，推許“安徒生是北歐最重要、最有名的文人之一”，“世界上那一處的孩子，不曾讀過他的童話？那一國的文字沒有他的童話的幾部譯本？”令他心馳神往的仍是安徒生“真樸而傑出”的語言，“他并不堆砌美字，并不有意的揀着華貴的辭句寫下，然他的文字卻于平易素淡之中，自有一種精光，自有一種美彩射出，如素潔的玉，如白色的大理石像，不必假大紅大綠以及碎金細銀，而自足動人”。他在書中還單獨辟出一整頁，精心挑選了一幅蘇格蘭插畫家Anne Anderson繪制的《賣火柴的女兒》作為插圖，并在圖下所配的說明中稱，“《賣火柴的女兒》是他童話中的傑作。寫一個窮苦的賣火柴的女兒在将凍死于道旁時所見的種種幻象；文筆靜穆柔和，而其中乃蘊藏着至深至厚的悲憫”。比起周作人所标舉的“辭句簡易如小兒言” （《丹麥詩人安兌爾然傳》），這些感性而細膩的體悟更能具體揭示安徒生童話渾樸醇美的特質。

與魯迅、周作人昆仲過從頗密的許欽文寫過一篇《賣火柴的女兒》 （載《中學生》雜志社編《1931年中學生文藝》，開明書店，1931年），對這篇童話也有不少獨到的心得。他提醒讀者注意故事中的時間、地點和人物都非常有限，可是安徒生卻能通過許多細節“順便補出來曆和關系”，而且“用得很巧妙”。比如要表現小女孩日常生活中的衣履殘破和丢失鞋子後的茫然無助，“都在寫‘腳’底‘紅’這點上補出”，看似漫不經心，實則針線細密。他又将小女孩劃亮火柴後所見到的不同情景細分為“錯覺”“幻覺”和“幻象”三類，“錯覺”和“幻覺”都發生在“精神恍惚的時候”而存在程度上的不同，“幻象”源自“不得滿足的欲望，精神所受創傷”而與前兩者又有性質上的差異。對譯者字斟句酌的良苦用心，他也有體貼入微的理解。他發現周譯本中有不少長句，諸如“已經是晚上——是一年最末的晚上”，“雪片落在美麗的長發——披到兩肩的好卷螺發上”，故意把完整的句子“分割開來，而且多用幾個字”，這既是為了起到強調的作用，“是着重某一點的寫法”，也是因為考慮到兒童的接受程度，“不易領受疊用形容詞的語句”。許欽文當時正在浙江省立高中任教，平日寫了不少小說，并得到過魯迅的獎掖提攜，能夠做出如此細緻的分析解讀，正是得益于長期以來的教學經曆和創作體驗。

許欽文譯《賣火柴的女兒》

有兒童文學創作、翻譯和評論多重經驗的李長之曾因為“對于兒童的關切”，而令周作人“印象最深”，“最有同感” （《論救救孩子：題長之文學論文集後》，載1934年12月8日《大公報》，署名“知堂”）。他在編著《北歐文學》 （商務印書館，1944年）時設有獨立的章節介紹過安徒生，推崇其作品“又不止是年幼無邪的兒童的恩物而已，就是已經失去了童幼的成人也讀了愛不忍釋” （見該書第二章《丹麥文學》第七節《代表島嶼地帶之夢幻的敏感的大童話家安徒生》），傾倒之情溢于言表。在《童話論》 （收入《批評精神》，南方印書局，1943年）一文中，他詳細闡述了童話中的情緒表達“往往是起伏而往複的”，猶如詩歌具有節奏和韻腳。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他舉了三部讀者耳熟能詳的作品為例，代表“藝術童話”的《賣火柴的女兒》也在其列。他指出故事中的小女孩數次擦亮火柴，就是遵從了“往複和起伏”的規律，“火柴一明一滅，都給小女孩點幸福，幸福馬上卻消失了，但是最後才是真的永久的幸福”。讀者随着這種節奏時憂時喜，可以體驗到出乎意料的别樣趣味。而童話之所以會呈現這樣的特點，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兒童的天性本來就接近詩，所以“從根本上歡迎重複的韻腳似的叙述的，在他們的創造的探險的心上，是最愛接受起伏的調子的，可以振起他們靈敏的喜悅和恐怖之同情”。他圍繞這篇童話的叙事結構及其功能、成因所做的探讨盡管還不夠謹嚴細密，但确實能給讀者帶來不少啟迪和思考。

李長之《童話論》

周作人在《安徒生的四篇童話》 （載《國聞周報》第十三卷第五期，1936年，署名“知堂”）裡說起安徒生在西方文學史上也遭受過許多有失公允的指控，“但是，那些批評在中國倒是不會被嫌憎的，因為正宗派在中國始終是占着勢力”。他為此憂心忡忡地說道，“安徒生在西洋的命運将來不知如何，若在中國之不大能站得住腳蓋可知矣”。随着時移勢易，倒真是被他不幸言中，安徒生童話——包括《賣火柴的小女孩》在内——确實招緻了許多非議。正像一位讀者觀察到的那樣，“人們見着它，開始搖起頭來，更有人說它隻有‘藝術’的美色和香味，卻沒有實際的教育效益；甚至有人說它的色香會毒害一般年輕的遊客” （铮《安徒生童話的教育價值》，載1936年9月16日《申報》）。讓人尤為愕然驚詫的是，有些苛責居然來自原先的部分傾慕者。

在刻畫小女孩悲慘遭遇之餘，安徒生又為她鋪排設置了各種美妙的幻象。在許多中國讀者心裡，這篇童話的主旨就在于暴露黑暗、反映現實，因而對此格外不能容忍。許欽文就批評說，“這隻于無可奈何中給死者戴上個花圈，聊以自解自慰，所謂精神勝利，并不是好的辦法；我們現在需要實實在在能夠使得靈肉一緻的平等方法了！”對最為趙景深擊節欣賞的“自我安慰”完全嗤之以鼻。朱劍芒等人也提示道，這篇童話的要旨是表現“饑寒交迫的小女兒，雖至凍死而絕無人憐憫”，“至于小女兒臨死前所見的種種幻象，那更顯然是理想的描寫，而絕無這個事實的” （朱劍芒、陳霭麓編著《初中國文指導書》第三冊），讀者對此應當有清醒的認識。金星認為安徒生“在取材上偏重于美的幻夢的空構”，雖然是為了用真、善、美的事物來替孩子們塑造“友愛、和平、自由的人生觀”，可是等他們日後踏入社會，幼年美好的幻夢就會被“擊得粉碎”，失落懷疑之下必然“會咒罵安徒生是一個住在花園裡寫作的老糊塗” （《兒童文學的題材》，載《現代父母》第三卷第二期，1935年）。狄福（徐調孚）更是厲聲斥責安徒生童話不過是“逃避了現實”的“麻醉品”，“他所給予孩子們的糧食隻是一種空虛的思想，從未握住過現實，從未把與孩子們時刻接觸的社會相解剖給孩子們看” （《丹麥童話家安徒生》，載《文學》第四卷第一号，1935年）。讓人簡直難以置信，僅僅數年之前他還在滿懷激情地稱頌安徒生是“世界最偉大的天才之一”，其童話創作是“近代的不朽的名著” （《近代名著百種》七《童話全集》，載《小說月報》第十八卷第六号，1927年）。面對時局動蕩、人事浮沉的殘酷現實，終于令許多人對充滿幻想的安徒生童話漸漸産生了倦怠乃至拒斥。

童話中描寫小女孩憧憬着坐在聖誕樹下，最終又讓她跟随祖母升入天堂。諸如此類展現宗教情懷的内容在安徒生的作品裡并不鮮見，範泉已經嫌其透露出“不切中國國情的宗教色彩” （《安徒生童話集·附記》），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更是不可寬宥地成為衆矢之的。為了揭露西方世界的腐朽沒落，語文課本裡偶爾還會收錄這篇童話，卻要防微杜漸地告誡學生，聖誕節隻是“紀念虛構的耶稣基督誕生的節日” （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學教材編審處編《語文》第一冊），以防涉世未深的孩子誤入歧途。金近也察覺到“安徒生的童話宗教氣味很濃厚”，甚至還有不少“抑郁的、消極的成份”，這當然不符合“應該表現出樂觀、開朗的思想感情”的新時代要求 （《文學的特殊形式——童話》，收入《童話創作及其它》，少年兒童出版社，1957年）。他還以本篇為例，強調在安徒生生活的時代因為科學尚未昌明，才導緻“人們把自己的希望和要求都寄托在上帝的身上”，因此不能簡單地視其為“向小孩子宣傳宗教”。當然，在給孩子們讀這些童話之前，“先要做一番選擇和指導的工作”。而他對這篇童話的指導意見是，“安徒生寫《賣火柴的女孩》并不是為了宣傳人死了可以進天堂，他是為了着重寫一個可憐的小女孩的遭遇” （《童話創作上的幾個問題》，收入《童話創作及其他》）。在批評的同時還不無回護之意，然而這些煞費苦心的說辭恐怕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吳調公盡管也肯定《賣火柴的女孩》“表現了人民擺脫悲慘命運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是有崇高理想的”，可在例行公事後當即斬釘截鐵地指出，“由于這理想和‘上帝’混和在一起，因之，小女孩憧憬的——實際也是作者所憧憬的那個沒有寒冷、沒有饑餓、沒有痛苦的地方，就必然是缥缈的、不能實現的境界，而不可能是揭示出曆史發展規律的東西”，這無疑應該歸咎于安徒生“受到曆史的、階級的限制而不能反映出高度的真實” （《關于文學的人民性的幾個問題》，收入《論文學的真實性和黨性》，長江文藝出版社，1958年），這樣的作品缺乏“人民性”自然是無可置辯的。

正當安徒生童話遭到口誅筆伐的時候，葉君健也逐漸實現了将其直接從丹麥語翻譯成漢語的宏願。面對自己多年來一直心儀的作家和欣賞的作品，究竟該如何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确實令他躊躇難決。旅歐期間他與詩人貝爾（Julian Bell）、小說家伍爾夫（Virginia Woolf）和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美學家貝爾（Clive Bell）等諸多“布隆斯伯裡學派”成員往來頻繁，大家都虔誠地信奉“生活的首要目的是‘愛’、美學經驗的創造和享受及對知識的追求” （葉君健《一代精英——回首“布隆斯伯裡學派”》，收入《歐陸回望》，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年），這也是促動他下定決心翻譯安徒生童話的重要緣由。然而回國以後他就必須抓緊時間脫胎換骨，才能避免在新環境中格格不入。為了紀念安徒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他選譯了一部《安徒生童話選集》 （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前記》裡雖然提到小女孩幻想着升入天堂，實際上卻凍死街頭，認為“這是安徒生的矛盾。這個矛盾他是沒有辦法解決的”，但全文的重點則是竭力表彰安徒生描寫了衆多“勤勞、勇敢、正直、具有同情心和犧牲精神、追求光明的人”，強調這些童話作品“不僅鼓勵着全世界兒童的向美、向光明追求，同時也能啟發成年人”，言辭之間依稀還能看到旅歐時的生活與交遊在他思想中所留下的淡淡印迹。

在稍後問世的《童話作家安徒生》 （少年兒童出版社，1955年）裡，葉君健的态度就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他在書中再三強調，“安徒生是從窮苦人中來的，所以他切身地體會到窮苦人在一個階級社會中所受到的委屈和痛苦，因而他知道統治階級的殘忍和沒有良心”，“安徒生反對階級社會的不公平和沒有正義。他用極大的同情和愛，描寫勞苦的人在這個社會裡所受的委屈和痛苦”，與時俱進地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重新衡量自己熟悉的作家。此前令學者最稱道的是安徒生具有超越階級的平等觀念，“無所謂尊貴、卑賤，大家都是世界上的一個‘人’” （趙景深《安徒生童話裡的思想》）。而此刻搖身一變，他居然成了具有鮮明階級立場的勞苦大衆代言人。葉君健又極為“辯證”地分析道，安徒生創作《賣火柴的小女孩》，既是“對于不合理的階級社會發出嚴正的抗議”，反映了他“同情廣大的勞苦人民”，但也暴露出“看不清社會發展的正确道路”的缺陷，“不知道隻有通過鬥争他們才能走上幸福的道路”。對安徒生熱切宣揚的“上帝的‘仁慈’和‘博愛’”，他更是直斥為“一個幻想”，并認為安徒生後來同樣“對上帝失去信心”，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以緻晚年作品“隐隐染上一層感傷的氣氛”。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内，葉君健都維持着諸如此類的觀點，有時甚至還會變本加厲。在《鞋匠的兒子》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中，他就挑剔這篇童話“可能在感情上給讀者一定的安慰——也可以說給讀者帶來一定的麻痹。但它卻不能說服讀者——甚至也不能說服作者本人”，這也就導緻作者“産生一種無法解脫的、抑郁的、甚至虛無的情緒”，給他中年以後的創作“帶來了消極、不健康的因素”。到了《芭蕾舞〈賣火柴的小女孩〉》 （收入《葉君健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文裡，他更是振振有詞地說，“在這個童話發表的時候，《共産黨宣言》還沒有發表”，惋惜安徒生未能在其指引下有所覺醒，不懂得勞苦大衆必須緊密團結，“與剝削階級進行鬥争，推翻不合理的舊社會制度，才能真正得救”。他此前熱情頌揚安徒生“熱愛我們人的世界、人的智慧和人的創造”，“用豐富的幻想、活潑的語言和真實的感情所寫出來的這些詩一般的童話” （《安徒生童話選集·前記》），此時都諱莫如深，被黯然隐去了。

趙景深《安徒生童話裡的思想》

葉君健晚年一方面繼續改訂潤飾自己的譯文，另一方面則嘗試做一些評議賞析，來幫助讀者理解其思想主旨和藝術特色，而他本人也努力嘗試着掙脫思想上的種種禁锢。在《安徒生童話選析》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中，他精挑細選了十九篇作品，而将《賣火柴的小女孩》列為壓陣之作。在該篇所附《簡析》中說，安徒生是為了安慰讀者才安排小女孩跟随祖母升入天堂，“但這隻是一個希望。真正的‘光明和快樂’得自己去創造。上帝是沒有的”，語氣和措詞明顯都舒緩婉轉了不少。該書《前言》對安徒生作品裡屢屢出現的“上帝”還做過一些細緻的解讀，可供進一步比對參證。他認為安徒生所說的“上帝”其實就是“‘真、善、美’的化身”，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宗教裡崇拜的偶像；安徒生非常關心人間疾苦，卻心有餘而力不足，“隻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希望‘上帝’能解決這些問題”。不再居高臨下地斥責批判，更沒有階級鬥争之類的僵化教條，而代之以早年令他格外沉醉珍視的“真、善、美”，并用來替讓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上帝”辯護正名。到了《新注全本安徒生童話》（遼甯少年兒童出版社，1992年）裡，葉君健對自己的評析又做了大量修改增補。對《賣火柴的小女孩》雖然大體維持此前的意見，不過引人矚目的是，将開篇很簡略的一句“這篇童話寫于1846年” （《安徒生童話選析》），擴充為“這篇童話發表于1846年的《丹麥大衆曆書》上”；在最後又迻錄了安徒生的一段創作自述，即在旅行途中接到出版商的邀請，“為他的曆書寫一個故事，以配合其中的三幅畫”。關于這篇童話的創作緣由，周作人在翻譯時就在篇末識語中根據安徒生“自撰的童話年譜”有過明确交代，稍後張友松還從其自傳中摘譯過《安徒生童話的來源和系統——他自己的記載》，不過這些作者自述一直遭後人忽視。葉君健舊事重提，或許未必是刻意之舉，但也确實促動讀者對前人圍繞這篇作品主旨所做的各種诠釋加以必要的檢讨和反思：安徒生當初是為了滿足這一特定需求才創作了這篇童話，又将故事發生的時間精心安排在辭舊迎新的那一刻，難道真是意在“揭明貧富階級底懸殊” （許欽文《賣火柴的女兒》），甚至是為了“對于不合理的階級社會發出嚴正的抗議” （葉君健《童話作家安徒生》），抑或“隻是一種空虛的思想，從未握住過現實” （徐調孚《丹麥童話家安徒生》）？小女孩最終在街頭凍斃，在旁人看來确實悲慘不幸，很容易聯想到“其中乃蘊藏着至深至厚的悲憫” （鄭振铎《文學大綱》），然而在笃信“仁慈的上帝是世間萬物的萬能主宰” （安徒生《安徒生自傳：我的童話人生》，傅光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的作者心中，這樣的安排究竟是為了表明自己已經“對上帝失去信心” （葉君健《童話作家安徒生》），還是另外蘊含着更特殊、更重要的意味？對作品内涵的闡釋固然是開放的，所謂“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譚獻《複堂詞錄叙》），然而是否就可以反客為主地将讀者的理解等同于作者的初衷，乃至心安理得地取而代之？盡管各家對待這篇童話的意見褒貶各異，有時還針鋒相對，可是在讨論其創作主旨時似乎殊途同歸，都不免未達一間而時有隔膜。趙景深早就慨歎過，“童話家的思想，批評者批評起來，總有些隔膜，很難窺出作者的真意，時時容易發生誤會，而思想上的悲樂觀念，因為常有互相起落和同時并起的關系，更是容易混淆，難以分出清清楚楚的界限” （《安徒生的人生觀》），回想起來，倒還真是一語成谶。

鄭振铎《文學大綱》第三十九章所配插圖及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