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元現代性”的核心價值
最後,我想談談“多元現代性”的問題。對“多元現代性”可能有多種說法,至少有兩種很不相同的解釋:一種是,現代性是多元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現代性”;另一種看法是:“現代性”就是“現代性”,有着共同的基本内涵,隻能是不同民族進入現代化的道路不同,形式有異,實現方法更可能千差萬别。我個人的意見,也許第二種意見較為合理。我們知道,“現代性”就其根源性上說是源自西方,因為西方早已實現了現代化,而且現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正在走現代化的道路。因此,就“現代性”說必有其基本相同的核心價值。什麼是作為根源性的“現代性”的核心價值?這裡我想借用嚴複的觀點談談我的看法。
嚴複批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認為,不能“牛體馬用”,這是基于中國哲學的“體用一源”(“體”和“用”是統一的)而有。他基于此“體用一源”的理念,認為西方近現代社會是“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社會。我想,嚴複所說的“西方近現代社會”不僅僅是指“西方近現代社會”,而是說的人類社會的“近現代社會”。那麼,我們能不能說“近現代社會”的特征是“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社會;而“自由”、“民主”從根源性上說是“現代性”的核心價值?我認為是可以這樣說的。對現代社會說,“自由”是一種精神(包括自由的市場經濟和個體的“人”的“自由”發展,因為“自由”是創造力),而“民主”從權力和義務兩個方面來使“自由”精神的價值得以實現。就這個意義上說,“自由”和“民主”雖源自西方,但它是有着“普遍價值”的意義。我們不能因為它源自西方就認為不具有“普遍價值”的意義。當然,如何進入“近現代社會”,所走的道路,所采取的方法,所具有的形式可能是不同的。但它不可能是排除“自由”和“民主”的社會。
如果我們用中國哲學“體用一源”的思維模式來看世界曆史,也許會有一個新的視角。我們可以把“現代社會”作為一個中間點,向上和向下延伸,我們可以把人類社會分成“前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和“後現代社會”,如果用中國的“體用一源”的觀點看,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前現代社會”是以“專制為體,教化為用”類型的社會;“現代社會”是以“自由為體,民主為用”類型的社會;“後現代社會”是以“和諧為體,中庸為用”類型的社會。
人類社會在前現代時期,無論是中國的“皇權專制”或是西方中世紀的“王權專制”(或“神權專制”)都是“專制”,但是要維持其“專制”就要用“教化”作為手段。中國在曆史上自漢以來一直是“皇權專制”,它把儒學政治化用來對社會進行“教化”以維持其統治。當前中國社會可以說正處在由“前現代”向“現代”過渡之中。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大概也都是如此。西方中世紀以“王權或神權專制”,他們用基督教倫理為“教化”之手段,以維持他們的統治。因此,當時的世界是一個“多元的前現代性”的社會。關于“現代性”的價值問題上面已經說過,在這裡再多說一點我的看法。“自由”是一種精神,“民主”應是一種維護“自由”得以實現的保證。但是,在現代社會中“自由”和“民主”也不是不可能産生種種弊病。因為任何思想體系都會在其自身體系中存在着矛盾。任何制度在一時期都隻有相對性的好與壞,“自由”、“民主”等等也是一樣。但無論如何“自由”和“民主”對于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是有着根本性意義的。人們重視“自由”,因為“自由”是一種極有意義的創造力。正因為有“自由經濟”(自由的市場經濟)才使得工業化以來人類社會的财富極大增長,使人們在物質生活上受益巨大。正因為“自由思想”,使得科學、文化日新月異。但不可諱言,“自由經濟”卻使貧富(包括國家與國家的、民族與民族的以至于同一國家、民族内部)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特别是自由經濟如果不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将會引起經濟危機和社會混亂,近日發生的金融危機就是一明證。“科學主義”、“工具理性”的泛濫扼殺着“人文”精神。“現代性”所推崇主體性和主客對立哲學,使得“人和自然”的矛盾日益加深,因而出現了對“現代性”的解構思潮,這就是“後現代主義”。
關于“後現代”問題,我沒有多少研究。隻能粗略地談點看法。在上個世紀60年代興起的後現代主義是針對現代化在發展過程中的缺陷提出的,他們所作的,是對“現代”的解構,曾使一切權威性和宰制性都黯然失色,同時也使一切都零碎化、離散化、浮面化。因此,初期的後現代主義目的在于“解構”,企圖粉碎一切權威,這無疑是有意義的。但是它卻并未提出新的建設性主張,也并未策劃過一個新的時代。到20世紀末,以“過程哲學”為基礎的“建構性後現代”提出将第一次啟蒙的成績與後現代主義整合起來,召喚“第二次啟蒙”。例如,懷德海的過程哲學(process philosophy)認為,不應把“人”視為一切的中心,而應把人和自然視為密切相連的生命共同體。他并對現代西方社會的二元思維方式進行了批判,他提倡的有機整體觀念,正好為他提供了批判現代二元論(科學主義)的理論基礎。過程研究中心創會主任約翰·科布說:“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對解構性的後現代主義的立場持批判态度,……我們明确地把生态主義維度引入後現代主義中,後現代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代。這個時代将保留現代性中某些積極性的東西,但超越其二元論、人類中心主義、男權主義,以建構一個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視和關心的後現代世界。”“今天我們認識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們生活在生态共同體中,……。”這種觀點,也許會使中國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與之接軌。他們還認為,如果說第一次啟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麼第二次啟蒙的口号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例如裡夫金在他的《歐洲夢》中強調,在嶄新的時代,每個人的權利都獲得尊重,文化的差異受到歡迎,每個人都在地球可維持的範圍内享受着高質量的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類能生活在安定與和諧之中。他們認為,有機整體系統觀念“都關心和諧、完整和萬物的互相影響。”上述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也許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觀念有相通之處。過程哲學還認為,當個人用自己的自由專權削弱社會共同體的時候,其結果一定會削弱其自身的“自由”。因此,必須拒絕抽象自由觀,走向有責任的深度自由,要把責任和義務觀念引入自由中,揭示出“自由”與義務的内在聯系。這與中國傳統文化所強調人隻能在與他人的關系中才能生存的觀點有着某種相似之處。
因此,有見于建構性的後現代主義在西方逐漸發生影響,那麼相對于“現代社會”是不是後現代社會将可能是以“和諧為體,中庸為用”的社會呢?“和諧”作為一種理念它包含着“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社會的和諧)、“人自我身心的和諧”等極富價值的意義。在這種種“和諧”中必須不斷地尋求平衡度,這就要求由“中庸”來實現。如果中國社會能順利地走完現代化過程,這當然是非常困難而且漫長的。但是由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着關于“和諧”和“中庸”的思想資源,在我們給以适應人類社會以新的诠釋的努力下,也許我們很可能比較容易進入“建構性的後現代社會”。正如科布所說:“中國傳統思想對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們不能簡單的回到它。它需要通過認真對待科學和已經發生的變革的社會來更新自己。前現代傳統要對後現代有所裨益,就必須批判地吸收啟蒙運動的積極方面,比如對個體權利的關注和尊重。”科布的這段話,對我們應該說是很有教益的。因而,尋求不同文化中的“普遍價值”成為當前學術界關注所在是一必然趨勢。
馮友蘭先生在他的晚年常常提出一些新奇的看法,他自己說,他的這些新看法是“非常可怪之論”。人到晚年常會發出“奇想”。我想,我的上述看法也許也是一種“非常可怪之論”吧。請大家批評。(完)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