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捐款，羅翔更大的價值在于價值觀
2021年11月11日，刑法學者羅翔再一次登上微博熱搜。
他登上熱搜的原因是，向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捐款37萬餘元。
羅翔捐款37萬餘元的新聞。
圖片來源：新浪微博@澎湃新聞
這筆捐款的起因，是羅翔的一個承諾。
2020年3月27日，羅翔在B站的賬号「羅翔說刑法」發出了一條動态，表示他開通了「視頻激勵」計劃，并會将該計劃的所有收入捐獻給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
半個多月後，他又發了一條動态，展示了自己目前要捐獻的收入，并說：
「公開的善行總是有僞善的嫌疑，捐的款項其實很少，美譽過于所行，受之有愧，完全不值一提。本是普通人的普通之舉，真的沒有必要拔高。」
他的行為在當時引起了B站用戶的廣泛好評。不過，在此之後，雖然羅翔在B站的粉絲數日漸增長，并最終成為B站粉絲數最多的UP主，不過關于這一承諾，其實人們并未特别去監督或關心。
但是，羅翔一直在堅持履行自己的承諾。
同年12月25日，「羅翔說刑法」又發消息，稱截至當天，提現的稅後收入為25萬多元，他将這筆錢全部捐給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
到現在，捐款數額已接近40萬。
在《澎湃新聞》将這件事爆出後，微博評論區有人評價他「言行一緻」，有人說他「充滿了人性的光輝」，盡是誇贊之語。
事實上，雖然之前因「鐘南山獲獎」的事情而遭受過争議，但很多人，特别是除微博外的知乎、B站等網站的用戶，對羅翔的總體評價一直很高。
羅翔在2020年9月8日發出了一條微博，與鐘南山被頒授共和國勳章在同一天，因而被某些網友認為有影射嫌疑。
圖片來源：新浪微博@刑法學人羅翔
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羅翔所表現出的，那種作為一個知識人的坦誠與不斷自我反思的精神，令人向往。
2020年12月25日，許知遠主持的節目《十三邀·第五季》上線，羅翔是第一集的嘉賓。
在與許知遠交流時，羅翔語氣平和地表示自己不夠勇敢，還談到了自己的轉變：
「在人類所有的美德中，勇敢是最稀缺的。」
「人承認自己是有限的，于是承認你的邏輯是有限的，承認你的理性是有限的，承認你的閱讀是有限的，承認你整個人就在偏見之中，你這一生就是在走出偏見，當你這樣來想，你就會慢慢地，你會有一種反思。」
羅翔在節目中談論勇氣。
圖片來源：《十三邀·第五季》
從觀衆的角度看，人們或許并不知道他為什麼說自己不夠勇敢，也難以知曉生活中的羅翔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甚至有的人十分反感羅翔這樣的反思和自省，認為是一種「虛僞的作秀表演」。
然而，反感的聲音并不是主流。更多人聽到他真誠的話語後，願意相信，真實的羅翔與他在視頻中的形象一樣，是一個溫柔敦厚又自省的人，就像一位豆瓣用戶在看完這期節目後，評論的那樣：
「羅翔如此通透，又能時刻自省，這種态度令人感佩。」
不過，羅翔最初吸引觀衆的，并非是他展現出來的這些個人特質，而是他講課時層出不窮的段子，過硬的學術素養，積極普法的态度，以及對待各類問題時樂意與大家交流的态度。
羅翔講解「糞坑案」，相關視頻在B站點擊量超過1000萬。
圖片來源：哔哩哔哩
這也是羅翔與許多精英知識人有所不同的一點。
不少精英在某一領域有所成就後，更願意把所有時間都花費在學科的研究上，奮力向深處鑽研成果，而對向大衆普及的興緻不高。
羅翔不太一樣，他是一個願意放下姿态，拿出很多時間來向觀衆普及法學知識的專業人士。他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擺渡人，讓更多人通過學習刑法，成為法治之光：
「希望同學們通過對刑法的學習，能夠培育真正的法治理念。能夠成為法治之光。同學們将比我走的更遠，将在知識的海洋能夠遨遊到更加寬暢。」
羅翔給學生的簽名：「做法治之光。」
圖片來源：知乎@王尼瑪
在他B站視頻的留言區，經常有人留言，說自己在他的影響下，「想要學習法律」或「報考法學專業」亦或「決定成為一名法律工作者」。
而那些沒有選擇走向法律專業的人，在羅翔的刑法普及中，也潛移默化地吸收了各種各樣的知識，特别是在他常常談到的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上，他為人們提供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内容。
比如，他最有名的一句話是：
「法律隻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個人标榜自己遵紀守法，這個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一句話點明了法律與道德之間的一種關系，即法律隻規定道德底線，隻樹立基本原則，它無法要求每一個人都具備崇高的道德。
這對于人們理解常見的道德與法律之間的矛盾，非常有幫助。通過羅翔的說明，人們就會明白，樹立法律原則，并非為了讓每一個人都成為聖人，而是保證社會不至于滑向混亂與邪惡。
羅翔的另一句名言：「學習法律一定要有常識，法律無非解決的是社會生活中的矛盾，所以法律人的判斷永遠不能超越民衆樸素的道德情感。」
圖片來源：哔哩哔哩
再比如，羅翔曾提起過一個聽起來很搞笑的問題：
「熊貓要咬死你，你可以把熊貓打死嗎？」
一邊是受法律保護的珍稀動物，一邊是自己的生命，在遇到險情時，該不該為了捍衛生命而殺掉熊貓？
如果殺掉熊貓，會被視為犯罪嗎？
羅翔給出的答案是：熊貓的确是國寶，可人是無價之寶。危急時刻，殺死熊貓保住性命，屬于緊急避險，故而不算犯罪。
這實際上也與道德有關，因為它背後的觀念是：人的生命權至高無上。
有人可能會覺得，「人的生命權至高無上」這不是自然而然的真理嗎，還用特意強調？
事實上，18世紀以前，人還常常被視為工具，并不具有普世的人權。古希臘哲學家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出「人人平等」，但這種平等隻限于公民之間，奴隸并不包含在内，依然是工具：
「工具有多種，有些有生命，有些無生命......奴隸就是一種有生命的所有物。」
直到啟蒙時代，盧梭認為人生而平等，這種平等應覆蓋所有人，而非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人的價值才逐漸被視為最高存在，道德和立法都建基于此。
盧梭啟蒙了無數人的思想，但也将自己的五個孩子送進了育嬰院。羅翔批評他，說「愛『人類』，卻不愛具體的人是很多文人的通病」。
圖片來源：Wikipedia
可見，道德和法律會随着經驗的變化而發生改變，這也就是為什麼羅翔在視頻中，時常引用美國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名言：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
（The life of law doesn't lie in logic, but in experience.）
法律不是對某種固定道德的邏輯演繹，而會随着人心和價值有所轉變。
例如我們現在會認為，斬首是一種極其野蠻的死刑方式，可斷頭台剛被發明的時候，它帶有道德進步的意味，因為在那之前，有腰斬、五馬分屍、淩遲等殘酷得多的刑罰。
近代，美國曾普遍使用電椅執行死刑，犯人被電死的過程非常殘忍，人們逐漸意識到這一點，于是電椅死刑慢慢不再被使用。
1890年左右使用的電椅。
圖片來源：Buffalo News
時至今日，不要說斷頭台和電椅，上百個國家連死刑都廢除了，這正是社會普遍道德不斷進步的表現之一。
而在中國，雖然死刑并沒有被廢除，但法律的制定與道德之間，同樣是變化聯動的。
羅翔曾講解過一個案例，電影《我不是藥神》背後的「陸勇案」。
2002年，陸勇被檢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醫生推薦他服用瑞士諾華公司生産的抗癌藥「甲磺酸伊馬替尼片」。這是慢粒白血病的特效藥，擁有很好的療效，可以使患者病情穩定，正常生活。但它的問題在于，價格太過昂貴。
這種藥品的售價高達2.35萬元一盒，而患者每個月都需要服用一盒。這對于普通家庭的陸勇來講，幾乎無法承受，他的老父親不得不外出掙錢，卻在一次生意洽談的路上不幸因車禍身亡。沒有了父親的經濟援助，藥費加治療費用，更迅速掏空了他的家底。
但2004年6月，陸勇偶然了解到印度生産的仿制抗癌藥，藥效幾乎相同，可一盒售價僅為4000元。
于是，陸勇開始服用仿制藥品，并于當年8月在病友群裡分享了這一消息。随後，很多病友讓其幫忙購買仿制藥，人數多達上千。
然而，安穩了幾年後，風波很快出現。
2011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變更了「生産假藥銷售罪」，将具體危險犯提高為行為犯，也就是說一切生産銷售假藥的行為，不管這個假藥是否有療效，是救人的還是害人的，都會被視為犯罪。
而陸勇代購的這些印度仿制藥，雖然療效很好，但因為是沒有批文的進口藥品，同樣被看作假藥，陸勇因而被捕。
不過，陸勇很幸運，他遇到了一個有溫度的檢察官。這位檢察官在了解情況後，從社會道德與案件性質等多方面考慮，最終決定不起訴陸勇，陸勇被無罪釋放。
但是，「陸勇案」與同期一些其他的類似案件，還是引起了社會熱議，特别是用藥患者們的申訴，就像《我不是藥神》中的某些台詞，「隻是想要活着，犯了什麼罪？」「有病沒有藥是天災，有藥買不起是人禍」，病患想要捍衛自己至高的生命權，在道德上無比正當。
《我不是藥神》改編自慢粒白血病患者陸勇代購抗癌藥的真實事迹，獲得第55屆台北金馬影展最佳劇情片提名。
導演：文牧野
制片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上映日期：2018-07-05
社會道德的普遍要求，使司法解釋在2014年進行了修改，如果銷售少量未經批準的進口藥品，又沒有造成他人傷害或延誤診治的話，就不認為是犯罪。
但司法解釋使用的術語畢竟是「少量」，像陸勇那樣常年幫助大量患者代購藥品的，顯然就不能算是「少量」，他們依然可能會被起訴、定罪，很多患者依然難以得到便宜藥品來治療疾病，他們的生命權仍舊得不到保障。
因此，在許多人的不滿與常年呼籲下，終于在2019年11月，《藥品管理法》修改，規定這種未經批準生産進口的有療效藥品，不再被理解為假藥。
在《我不是藥神》中，這種代購藥品救人，雖符合道德卻違反法律的現象，已成為了曆史。
司法的變化，毫無疑問反映了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而知曉了這些，我們也就能理解羅翔總喜歡引用的康德的話：
「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人類社會發展到現在，人理應成為法律和道德的至高價值追求，而不能被看作是工具。否則，一旦把人視為工具，就意味着可以買賣，可以犧牲，這是不可接受的悲劇性倒退。
所有這些，關于道德與法律的關系，羅翔在一次演講中進行了總結，他說：
「法律是對道德的最低要求，道德是通過對人的内心約束來維護秩序，但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對于那些最嚴重的違背道德的行為，必須借助法律的手段來懲罰。這樣也就可以形成法律和道德良性的互動關系。對那些最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進行法律上的懲罰，也能使人們尊重道德規則，自覺地約束自己内心的邪惡。如果隻有道德，沒有法律，長久以來，人們也會無視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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