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武俠小說的三大宗師——金庸、古龍、梁羽生,他們的作品常以明朝作為時代背景。金庸的《碧血劍》以晚明為背景,《倚天屠龍記》則涉及到明朝的一班開國元勳,《笑傲江湖》雖然沒有具體的朝代背景,文學**者一般認為是明朝。古龍的絕大部分小說沒有指明朝代,讀者傾向認定這些作品的背景是明朝,如陸小鳳、楚留香、李尋歡等人很明顯是明朝人。古龍小說被翻拍成影視作品後,其時代設定即常在明朝。梁羽生的作品如《白發魔女傳》《萍蹤俠影錄》等八部寫的都是明朝的事,這些也均受電視劇導演青睐。至于經典的武俠電影,如徐克導演的《新龍門客棧》、《龍門飛甲》,徐皓峰導演的《倭寇的蹤迹》,以及《錦衣衛》、《繡春刀》、《新流星蝴蝶劍》、《東方不敗之風雲再起》、《少林小子》、《南拳北腿》、《殺人者唐斬》等電影均以明朝為時代背景,對此,讀者不禁要問,中國曆史上下五千年,為什麼武俠故事總愛發生在明朝?作家、編劇和導演們為什麼對明朝的俠客情有獨鐘呢?
電影《東方不敗風雲再起》
為什麼總是明朝?
為什麼大多數武俠故事都發生在明朝?回顧曆史可以發現,明代社會尚俠崇武之風鼎盛,真正是一個大俠輩出的時代。
“俠”之一字,淵源甚遠,先秦諸子已有評說。司馬遷著《史記》,即為遊俠、刺客樹碑立傳。後世俠客輩出,兩漢豪俠、唐宋奇俠載于官修正史與野史小說者不知凡幾。到了明代,俠客較之前代并不遜色,不僅傳承了上古俠客重然諾、輕生死、視金錢如糞土的優秀作風,而且呈現集團化、主流化的時代特點。有學者說:“明朝的優勢在于其大事件和大人物比較多,符合武俠小說的英雄情結。”明代的俠客故事成為文藝創作的重要來源。
明代尚俠崇武,從皇帝到妓女都追慕俠氣
作為俠客并不一定要武藝高強,但韓非子所說的“以武犯禁”卻是他們的重要标志。換言之,一個人稱之為“俠”,首先要看有沒有“俠氣”。明代社會,從皇上到妓女都崇尚俠氣,以好氣任俠、唐突秩序、藐視規則為追求。明武宗正德皇帝頗有武藝,其行為放誕,舉止恣肆,可惜生在帝王之家,如果浪迹江湖,倒是一名合格的俠士。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的《三言》亦常講俠,脍炙人口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其實也是一個俠的故事。出身青樓的杜十娘因李甲始亂終棄,最終抛撒寶匣、痛斥渣男、縱身投江,其言行頗有俠氣,正所謂“自古俠女出風塵”。
明代俠客酷愛打抱不平,這一點和前代并無不同。山人俠沈明臣曾入胡宗憲幕,得到胡的賞識,在胡宗憲入獄死後,他不怕受到牽連,而是“走哭墓下,持所為诔遍告士大夫,頌其冤狀”,四處為胡鳴不平。《水浒傳》是明朝人寫宋朝事,實際反映的是明朝社會人情。魯達聽聞金翠蓮父女遭遇後,舍棄公務員身份不要,三拳打死鎮關西,最終亡命江湖,其“禅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的作風,确實是明代俠客的典型代表。
金庸經典武俠《碧血劍》
俠客大多無穩定經濟收入,流離輾轉,貧病而死者不在少數。朋友死後,其生前摯交慷慨應諾,勤恤急難,承擔其身後之事。吳夢暘遊長安時與宋西甯交,西甯死後,吳夢暘駕車奔走三千裡,為朋友料理喪事。王叔承與範伯桢、陳貞父、胡原荊定交于公車,友人們先後物故,王叔承為他們經濟喪事,卵翼其子姓。
士為知己者死也是明代俠客俠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俠客康從理曾跟随劉子高将軍抗倭,一次戰鬥中,他四次冒死救劉将軍于鋒镝間,對他始終不肯離棄;何璧曾受知于張濤,随他開府于遼,濤死,何璧入楚哭之,與之俱死。《水浒傳》中插翅虎雷橫犯罪,美髯公朱仝私放雷橫,甘願為其承擔牢獄之災,最終被削職發配。
明代俠客還具有金庸筆下大俠郭靖一般“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風範。明代較有名聲的遊俠基本上都有入幕軍中報效國家的經曆。如王寅、徐渭、沈明臣曾入胡宗憲幕;陳第、李杜入戚繼光、俞大猷幕;何璧曾入張濤幕等。他們有的從事文職工作,出謀劃策,有的直接帶兵打仗。明代北部邊防與南方抗倭的戰場,都有俠客的身影。
明人酷愛壯遊,徐霞客即是一傑出代表,俠客更是如此。社會治安與自然環境之險惡決定了明代驢友尚武的習性。壯遊者必須有良好的身體素質,如山人吳擴“日行百裡如壯夫”。除了身體要好,壯遊者還需要一副豪俠面孔,遇到嘯聚山林、開堂立櫃的強人時候,“以貌取人”者便有幾分忌憚。比如,沈璜“長身赪面,狀貌類河朔間人”,俞安期“巨目高鼻、魁顔長身,狀貌如河北伧父”。畢竟長相隻能吓唬人,真正要保障人身安全,還是要靠高強的武藝,如宋登春“能挽強馳騎”,王寅是少林派俗家弟子,随僧學藝,十得五六。明代壯遊者潇灑行蹤頗如李太白仗劍醉酒而行,十步殺一人,千裡不留行,放浪形骸,潇灑至極。
明代武術繁榮,教派林立
明代武林第一大宗派是少林,少林武學自盛唐以下聲名不辍。明武宗本人即仰慕少林武學,其宮城所設豹房之中就供養有少林武僧。明朝軍民在抵禦倭寇時,亦有少林僧衆參加戰鬥。鄭若曾說:“今之武藝,天下莫讓少林焉”;茅元儀說天下武術以棍法為宗,天下棍法則以少林為宗。被後世武俠作品譽為江湖第二大門派的武當,其武學在明代武林中多是基于傳說,因内家拳收徒嚴格,傳播不廣,武當功夫在明代實際上并不出名;倒是峨眉派在明代江湖之中頗有幾分地位,峨嵋槍與少林棍、日本刀并稱絕技。
除了正統的武林門派,明代秘密教門十分興盛,如白蓮教、羅教、弘陽教、黃天教、大乘教、八卦教、天理教、收圓教等在底層社會流行,客觀上為武術的繁榮和流派的形成提供了環境。秘密教門和結社常以教拳習術、切磋武藝為聯絡手段,教衆練武防身,或遊走江湖,四處授徒,暗中勾連,武學因此興盛。廣為人知的“十八般武藝”是在明代有了确定的内容,而且,明代秘密宗教、結社還推動了氣功的傳播和發展,促進了武術與氣功的廣泛結合。
科舉考試出路艱難與文人生存狀态惡化
明代中期以來,科舉制度上升管道日益狹窄,士人無法通過此渠道證實自己的人生價值,因此他們開始構建新的人生理想,拓展出新的生存空間,活出新的人生價值,文人産生了不合傳統的價值觀,開始向俠客氣質轉變。
電影《白發魔女傳之明月天國》
明代科舉制度日益重要,選官途徑單一化,朝廷任用官吏看重學曆出身,甚至到了非進士出生者,不得擔任重要職位的地步。明成祖時,“内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自從英宗天順二年,“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閣”成為定例,連兩京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等重要官職,也都非翰林不任。社會日益注重學曆出身,然而科舉這條入仕之路并不好走,明中葉後,各省直的科考規模在四五千人至數萬人之間,平均錄取率估計在百分之十上下。鄉試錄取率,由明初百分之十左右下降至嘉靖末年的百分之三,而實際錄取率又低于此。士子上升管道愈見狹窄,大批無法完成階層流動的文人長期淪落在主流之外,出路無着。于是,明代開始有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說法。
随着商品經濟的繁榮,追求獨立、突破傳統限制的風氣開始在社會彌漫,士子渴求功名的願望落空,他們抛棄儒巾,行為逐步突破秩序,要求社會承認并尊重他們的存在。于是,大批士子開始追慕俠客作風,行為放蕩,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如康彥登,“為人慷慨負氣,一言不合,辄拂袖去”;張詩去順天府試士,“令自負卓凳以進,拂衣而去”;王寅,“縱缙紳先生折節與為知己者,稍不合則飄然拂衣而去,不複顧。”他們脫離生産、脫離現實,過起了一種遊蕩的生活:他們多出入妓院,醉酒狂歌,或騎馬負劍,四處野遊,終日不問家事,以放蕩言行展現自己的不平之氣。
電影《錦衣衛》
明代兩大特殊群體的崛起:山人與錦衣衛
山人是明代興起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這些任俠的山人仗劍出遊,縱迹江湖,如謝榛、盧柟、沈明臣、王稚登、王寅等,活躍于各自所處的時代,展現了不同以往的書生形象與生命曆程。山人與遊俠身份的交織融合在當時社會造成很大影響,以至于引起皇帝的警覺,萬曆皇帝頒布有“盡逐在京山人”法令,這與山人遊俠的日漸擴張的影響是不無關系的。
俠是山人文化的核心。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裡提到的一百餘位山人,其中四十餘位都與俠有關。山人如同俠者,是脫離傳統秩序的遊民,他們文武兼通而又不守法紀,輕别鄉裡,浪迹天涯,同時輕生死、重聲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譜寫武俠故事與抒發俠氣是山人進行文藝創作的動機與主要内容,同時,他們自身的經曆也給明代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創造素材。山人的形象成為一種文學形象而進入公衆的視野,在當時即已出現在傳記、小說、戲曲中,及其後世,更為影視創作提供了的新題材。
除了山人群體,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也是明代的特色,那就是引起後世創作者無盡遐想的錦衣衛。明代政治因東廠、西廠和錦衣衛對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施加了嚴厲的限制,士子們的生活處處是必須遵守的規則,他們因此渴望脫離現實壓迫,脫離壓抑的政治生态而追求一種遊蕩不羁的生活;這些擔當牢籠角色的廠衛,也成為後世演繹明代俠客故事的重要素材。
電影《繡春刀》
明成祖設立東廠,專門“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東廠由皇帝的親信太監掌管,它和侍衛親軍錦衣衛一樣,隻對皇帝負責,無需經過司法機關批準即可随意捕捉官民人等。憲宗時設立西廠,是為皇帝私人的偵緝機構,由太監汪直提督廠事,西廠特務橫行天下,肆意緝拿官民,“雖王府不免”。正德年間,廠衛合勢,太監劉瑾又設立内行廠,其兇狠程度遠超東、西廠之上,以至于各地百姓見到有鮮衣怒馬、操北京口音的人,立即四散奔走,遠遠逃避。明代特務政治的猖獗為後世文學藝術創作提供了無盡的靈感來源,形象冷酷而殺人如麻的錦衣衛、性格扭曲而又武功高強的太監,清一色成為武俠電影中的典型反面人物。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