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曆史的發展,從原始社會産生的手工技藝開始,陶瓷便逐漸與理想情懷、人文思想、安邦治國、道德教化、人格修養等概念相聯系,曆經數千年的生活考驗、生産曆練,陶瓷在與人的生産生活的磨煉、互動、融合中,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陶瓷在反映人們主觀意識的同時,也作為人們手工制作的生産生活物品反映客觀世界,是人類文化進步的标志。在陶瓷的藝術裝飾中,人的追求想象、自然觀念、情緒理想等,包括中國自古以來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人文思想,都在陶瓷文化中細緻地表現着。
在曆朝曆代的陶器制品、瓷器制品中,一方面,它們時時刻刻呈現着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花鳥魚龍;另一方面,它們又從人的角度出發,不僅反映出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還表現出人文精神,體現着人民對曆史的尊重,并且是變化着、創造着地展示人們内心純真的感情,對未來的期盼、美好的追求,使陶瓷真正成為一種美的形象、美的代表、美的标志。
随着陶瓷功能的擴大,陶瓷逐漸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并成為中華文化元素的一部分。如在漢語中,制陶由原始社會産生的手工技藝,曆經數千年生活中的使用,逐漸與道德教化、安邦治國、人格修養等概念相聯系,成為語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史記》記載鄒陽上書梁孝王,認為“聖王制世禦俗,獨化于陶鈞之上”,意即治世要像陶輪轉動制陶那樣有控制力。又如《漢書》記載董仲舒的對策,認為:人性修養如同制陶,“或仁或鄙,陶冶而成”;社會風尚“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為”,需要上層的引領。《後漢書》記載郅恽上書,認為天地“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即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衆品者。如《史記》記載匈奴特點是“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漢書》記載伍被勸說淮南王,認為秦末暴虐,天下大亂,“百姓離心瓦解”,應引以為戒。《明史》記載元朝末年李善長面陳朱元璋,認為“元綱即紊,天下土崩瓦解”,可取而代之。
在文學方面,陶瓷從生活用品到藝術賞玩,滲透到古人生活中,上至皇帝下至臣民,無不通過詩詞歌賦,表達對陶瓷的喜愛。
如西晉杜預《羈賦》:“水則砥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擇陶揀,出自東瓯。”晉人潘嶽《笙賦》:“狀黃色以授甘,傾缥瓷以酌骿。”唐代杜甫《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宋代蘇東坡《試院煮茶》:“蟹眼已過魚眼生,飕飕欲作松風鳴。……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元代吳萊《觀唐明皇羯鼓錄後賦》:“上皇天寶全盛年,花奴抱鼓踏禦筳……宋公守正好宰相,魯山花瓷聞獻豜。”明代王绂《黃廣文席上詠白瓷杯》:“愁把相逢一笑開,廣文今夕試新杯。淺深自是甄陶出,制作應從模範來。”王世貞《用晦寄四種杯仍系以詩走筆二絕為謝》:“饒瓷宣碗白于霜,鹦鹉螺兼翡翠觞。我欲按來成一缽,大羅天上貯三漿。”乾隆帝則有歌詠哥窯瓷枕、蟾蜍硯、鈞窯碗、無當尊、花瓷燈等詩詞幾十首。
在藝術方面,陶瓷構成的雕塑是最主要的代表。陶俑自誕生起,就具有濃厚的宗教氛圍。
從祭祀神靈和祖先到殉葬明器,充斥着原始意義的祖先與神靈崇拜。陶制雕塑的範圍後來逐漸擴大,卻又與儒、釋、道及各種民間信仰結下了不解之緣。大量孔廟、佛寺、道觀、祠堂以及各類神癨建築中的塑像,包括聖賢、菩薩、神仙、英烈和各類神靈,使人們的思想意識、宗教信仰和對祖先的追憶物化為偶像崇拜,陶瓷成為連接精神與物質的紐帶,以此滿足着人們的各種需求。據統計,唐宋以來全國每個縣幾乎都有孔廟、佛寺、道觀、土地廟等,祠堂更是為數衆多,因此陶瓷塑像數不勝數,成為中國古代的一大奇觀。宗教信仰與思想意識促進了陶瓷雕塑藝術的發展,也将無生命的陶瓷與令人敬畏的曆史人物和宗教代表完美結合,使之成為傳統文化元素中的明顯符号。
陶瓷從實用品到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重要構成部分,經曆了漫長的曆史過程,糅入了大量優秀文化元素,集語言、文學、藝術、曆史為一身,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曆史記憶和民族符号,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中國陶瓷無論是外形還是内涵,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因此,深入研究其構成和影響,顯得尤為必要。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