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拒止性威懾的思想源遠流長，作為一種軍事戰略的拒止性威懾具有廣泛性、實時性和受挑戰性三個主要特點。拒止性威懾的思路相比懲罰性威懾更具操作性，在信息化戰争時代也更具優勢。美國戰略學界認為，在西太平洋地區中美實力日漸接近的情況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是較優選項。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興于特朗普政府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加強軍事系統彈性能力建設與發展新戰區導彈防禦體系。拜登政府則在“一體化威懾”框架下應用對華拒止性威懾，發展深度防禦能力。美國對拒止性威懾戰略的理解與應用已經突破了傳統意義上偏重防禦的拒止性威懾模式。該戰略的目标是聯合盟友阻止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快速軍事行動，維持和鞏固在該地區的軍事主導權。雖然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的實踐受到了諸多内外因素制約，但其給中美帶來的負面影響仍在不斷加深，并對地區安全構成巨大挑戰。中國需要主動培塑有利于軍力發展的良好環境,發展新技術裝備，應對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實踐造成的軍事脅迫，降低各類戰略風險。
作者：陳曦，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葛騰飛，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 郵編：210039）
來源：《國際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
關鍵詞：拒止性威懾；軍事戰略；中美安全關系；戰略穩定
引言
拒止性威懾是威懾理論的重要分支，拒止性威懾戰略則是拒止性威懾理論指導下的軍事戰略。美國的拒止性威懾戰略始自冷戰，并牽引了冷戰時期的大規模民防建設和彈道導彈防禦技術研發。進入21世紀，導彈防禦及新興技術賦能常規武器議題在核大國安全互動中發揮的作用不斷擴大。美國的威懾政策也更加突出以導彈防禦系統和新型精确打擊武器為代表的拒止性威懾手段的重要性。
奧巴馬政府推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宣告了美國對威脅源判斷的變化。此後，美國國内關于聚焦中國軍力提升、擴展拒止性威懾應用範圍的呼聲不斷高漲。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國内認為中國即将取得區域軍事優勢地位，并将美軍擠出西太平洋地區(以下簡稱“西太地區”)的“悲觀派”逐漸占據主流。他們提出，應将美國的軍事戰略和作戰概念調整為拒止中國在西太地區幾乎不受限制地行動的能力。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印太戰略框架》也指出，美國将主要拒止中國在第一島鍊内的持續空中和海上優勢，并主導第一島鍊外的所有領域。拜登上台後，軍事因素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作用不斷加大。從美軍調整動向看，拜登政府的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更加突出新質力量部署和盟友協同拒止。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中，對中國實施拒止性威懾已經成為關鍵内容。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已經偏離了傳統上以防為主的拒止性威懾模式，正朝着攻防一體的方向演進。這既是新軍事技術發展的結果，也是冷戰後美國一以貫之尋求絕對安全的必由之路。
拒止性威懾的内涵
“拒止性威懾”概念雖然較晚近才被提出，但威懾的拒止效用卻古已有之。從伯羅奔尼撒聯盟試圖阻止波斯入侵的地峽長城，到法國在東部邊境傾全國之力構築的馬奇諾防線，這些軍事力量發揮的威懾能力主要體現在拒止效用上。
（一）拒止性威懾的内涵與特征
美國威懾理論家格倫·斯奈德（Glenn Snyder）在1961年的著作《威懾與防禦》中依據威懾的生效邏輯，将威懾分為懲罰性威懾（deterence by punishment）與拒止性威懾（deterence by denial）。他指出，懲罰性威懾是指威懾方向被威懾方表明，如若被威懾方采取破壞現狀的行動，威懾方既有能力，也有決心對其實施大規模破壞。為了使懲罰可信，威懾方往往威脅不計成本地報複打擊對手的非軍事目标，盡管非軍事和軍事目标之間的界限有時是模糊的。核時代到來前，在航空時代，一國的遠程轟炸能力有時可以起到懲罰性威懾的作用。而在核時代，懲罰性威懾的承諾主要借助導彈核武器的巨大破壞力來實現，常規懲罰能力如數量龐大的遠程打擊武器有時亦可發揮作用。拒止性威懾則是指用常規手段粉碎被威懾方的進攻性企圖，從而使潛在的侵略者喪失能夠實現其目标的信心。威懾方以加強防禦或威脅在戰時精确摧毀對手進攻力量為目标，力求維持現狀。總的來看，懲罰性威懾是一種計較成本的戰略，而拒止性威懾是一種衡量收益的戰略。
斯奈德對拒止性威懾的解釋得到了大多數威懾理論家的認可并沿用至今。從斯奈德的經典定義出發，并結合作為軍事戰略的拒止性威懾戰略的特殊性，得出拒止性威懾的以下三點特征：
一是運用力量手段的廣泛性。區别于懲罰性威懾在核時代更加依賴的戰略核力量，拒止性威懾需要的力量較為寬泛，既包括傳統上用于防禦和打擊行動的實體兵器，也包括網絡武器、電子戰武器等應用于無形空間的作戰手段。以前接觸式、依靠兵器殺傷來争奪領土的作戰形式，演變為非接觸式、利用信息技術在多維空間作戰的模式。因此，美國的拒止性威懾戰略在力量層面更多依賴各類導彈系統和信息作戰系統，美國開展防禦行動的前沿地域也進一步擴展，從冷戰時期注重本土防禦轉向在威脅源當面進行前置防禦，但并未觸及懲罰性威懾力量所瞄準的“大後方”。
二是威脅行動的實時性。通過拒止來進行威懾，不是像懲罰性威懾那樣威脅在行動後對打破現狀行動進行報複，而是威脅将在接近實時的情況下直接阻止、降級抑或拖延進攻行動，因此更強調精準打擊和毀傷能力。為了達成在戰場上遲滞對手的目标，威懾方需要有比懲罰性威懾更快的反應能力或更強的防禦能力。威懾方在向被威懾方展示這些能力後，被威懾方會對行動中可能出現的阻礙與升級選項做出評估，并有可能放棄行動。而在威懾方擁有可用的核選項的情況下，拒止性威懾将更為可信。
三是威懾過程中的受挑戰性。拒止性威懾所依賴的更多是常規武器，而在常規戰争爆發前，向被威懾方可信地傳達打赢沖突的能力對威懾方而言尤其具有挑戰性，因為對手可能也希望通過盡快加強自身軍事技術能力來擊敗威懾方的軍隊。上述情況确實給拒止性威懾的結果帶來了不确定性，但在當前的體系戰争時代，兩個強國圍繞單項技術或單個武器的競争并不足以撼動威懾的穩定性。被威懾方的新技術組合及其推動的新型作戰理念才是威懾方更需要注意的，而受限于技術成熟度，其轉化成對拒止性威懾有效性的威脅還需時日，且威懾方也會追求達成技術上的平衡。因此，拒止性威懾過程中的受挑戰性并不必然對其有效性帶來根本性影響。
（二）拒止性威懾與懲罰性威懾的關系辨析
關于拒止性威懾與懲罰性威懾的區别，除了上文提到的在實現威懾的方式和威懾力量上存在差異，二者在實踐效果、升級問題、所受限制上也都有所不同。
首先，在兩種威懾模式的實踐效果方面，大部分案例研究都認同拒止性威懾比懲罰性威懾更有效。保羅·胡思（Paul Huth）通過分析1885年到1984年的58個威懾案例發現，拒止性威懾的成功幾率更高，其效果也要比懲罰性威懾更可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實踐中，威懾方懲罰承諾的可信度始終存疑；二是拒止性威懾所傳遞的信号是十分清晰的，大部分被威懾方都會在收到此類信号後選擇重新進行“成本—效益”評估。羅伯特·佩普（Robert Pape）通過對比研究發現，作為軍事戰略的拒止性威懾比懲罰性威懾更具強制性，但這也需要威懾方擁有足夠的拒止能力。亞曆克斯·威爾納（Alex Wilner）對最新的拒止性威懾實踐進行分析後認為，在西方大戰略層面，拒止性威懾的影響遠比人們普遍認為的要大。從實踐看，美國在冷戰中的政策也從未完全遵循過簡單的懲罰性威懾。美蘇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大緻形成核均勢後就迅速将競争領域轉向了戰略防禦，兩國都有動力發展有效的防禦手段減輕對手核打擊帶來的損害。隻是在實踐中，雙方戰略防禦手段的發展受到了技術複雜性的制約。基于此，美蘇在一段時間内相互妥協并簽署了《反導條約》以維持戰略穩定。
其次，在對待沖突升級的問題上，兩種威懾形式的差别也很大。升級分為水平升級和垂直升級，前者是指在地理上或所涉及的利益方面擴大沖突，後者是指一國決心使用戰略打擊能力來試圖扭轉不利局面。拒止性威懾力求避免垂直升級，但有可能引發水平升級；而懲罰性威懾明顯會帶來直接的垂直升級風險。在實踐中，即使被威懾方找到威懾方拒止力量的脆弱環節并拟定針對性的行動計劃，沖突也不會迅速地垂直升級，威懾方可以選擇水平升級來有效應對。盡管被威懾方還可以選擇有限目标戰略，在取得适度利益後及時收手，避免升級，但該戰略實則很容易使進攻方陷入對其不利的消耗戰，在實踐中極少能夠成功。
最後，核大國在長期互動中對懲罰性威懾的認識較為深刻，已存在大量共有知識乃至規範，在懲罰能力發展上也會受到政治約束，但拒止性威懾則不盡然，拒止性威懾受一國戰略目标的影響更大。威懾方在評估雙方實力後可以較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優劣所在，如果威懾方的戰略目标是追求優勢，由于拒止性威懾受到的政治限制較懲罰性威懾更少，它會将拒止性威懾作為塑造強勢軍事能力的有效牽引。
雖然拒止和懲罰通過不同的機制發揮作用，但在實踐中是相互聯系的。從二戰後美國的威懾實踐看，美國不會單獨應用拒止策略，而是傾向于将拒止與懲罰手段相結合。這主要是因為純粹的拒止性威懾存在不足。一方面，與核威懾所面臨的困境類似，由于對手的意圖難以準确把握，拒止性威懾的風險計算仍然十分模糊。威懾方對對手的動機和自身防禦質量的認知越不确定，如何調整軍事戰略以更好地威懾對手就越難做到。另一方面，新軍事革命給拒止性威懾帶來了諸多新變化，非對稱打擊優勢在某些條件下已經可以實現。如果面對的是戰略力量日趨上升甚至在某些能力上日益對等的大國，為了确保拒止性威懾的有效，威懾方必然會開發具有非對稱甚至是斷代性優勢的武力，而開發這種能力的技術風險與（時間、經濟和政治）成本都存在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實踐中，美國會借助懲罰手段轉移維持有效威懾的部分壓力，但這并不能解決拒止性威懾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三）拒止性威懾的力量要素與實現方式
依據上文的定義，拒止是為了使被威懾方相信威懾方有阻止其獲得潛在收益的能力，這種能力的最好表現并非直接威脅給被威懾方制造巨大的成本，而是通過改變潛在收益來改變被威懾方的意圖。據此，拒止性威懾的實現方式有以下兩種。
一是威脅通過各類被動防禦措施極大地降低甚至消除對手進攻取得的預期效果。被動防禦措施主要用來加強自身軍事能力的抗毀傷性，盡最大可能保存有生力量。中世紀的城堡、一戰時期的塹壕等都屬于被動防禦措施，而在信息化戰争時代，網絡能力和太空資産的戰場支持作用日益突出。被動防禦措施除了囊括傳統上的加強固定防禦設施建設、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等，也涵蓋了增加本國指揮和控制系統冗餘性、增強網絡能力和太空資産的彈性等要素。這些被動防禦措施在主要大國的安全戰略和軍事戰略中的重要性正不斷上升。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上述概念或手段偏重防禦，但它們對大國的進攻性任務也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是拒止性威懾戰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是威脅對等反擊，甚至威脅在戰争迫近的情況下搶先行動，以使被威懾方産生無法實現最終目标的擔憂，進而放棄行動。這種手段更多強調的是利用有優勢的常規作戰能力來實現拒止性威懾，這是由拒止性威懾運用力量的廣泛性和威懾過程中的受挑戰性決定的。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拒止能力單靠威懾方一己之力是很難保持的。因此，有共同威懾目标的盟友和夥伴國會成為威懾方的重要合作對象。鑒于拒止性威懾的實時性和受挑戰性，威懾方需特别防範的是對手的突然襲擊。被威懾方會被突襲所創造的可能性所吸引，這種舉措将使它們能夠向威懾方展示實力，從而獲得收益。但在信息化戰争中，随着新興技術特别是精确制導武器的持續擴散和使用，阻止被威懾方發動突襲的可能性會極大地升高。拒止性威懾将更多借助這類武器來提升可信度。而如果威懾方擁有了這樣一支強大的常規打擊力量，對手又不斷挑釁威懾方先前的承諾，威懾方也可能會釋放一些信号以威脅搶先一步行動，以此達到威懾效果。
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在組成要素和力量體系上都體現了上述兩種方式。無論是專家學者的構想，還是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實踐，都高度重視攻防手段的有機結合，強調體系能力和聯合作戰的重要性。下文分析2017年以來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的構想與實踐，梳理戰略實施過程中的制約因素及對中國的影響。
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的構想與實踐
“亞太再平衡”戰略出台後，美國戰略界的學者就開始讨論對華實施懲罰或拒止性威懾的可行性。基于拒止性威懾戰略在理論和實踐中的優勢，諸多觀點目前更傾向于将拒止手段列為對華威懾的優先事項。這些建議大多偏離了以防禦為主的拒止性威懾模式，鼓勵美國和盟友發展從被動防禦到攻防一體的全面拒止能力。
（一）美國戰略與安全研究界關于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的建議
美國支持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的專家學者認為，拒止強調了分散的、有彈性的區域軍事力量的價值。奧巴馬政府時期，支持對華拒止性威懾的代表人物是美國海軍戰争學院的安德魯·埃裡克森（Andrew S. Erickson）。他認為，面對未來中國對争議島嶼的控制，美國不一定非要打敗中國，隻需阻止中國達成其目标即可。為此，美軍應該發展直接防禦和區域拒止能力。但彼時美國在西太地區的軍事力量較中國更具優勢，不會完全采取這種防禦姿态。不過考慮到“第一島鍊”内美國軍事目标的生存性在逐漸降低，美國也在尋求提升己方基地的抗毀傷能力，并推進針對中國的戰區導彈防禦體系建設。
特朗普上台後，中國成為美國定義的“主要競争對手”。美國認為，中國軍事力量的快速提升使其在西太地區的前沿存在變得“前所未有的脆弱”，“第一島鍊”内的軍事存在面臨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切實威脅，位于“第二島鍊”的支援和後勤保障部署，也因面臨中遠程打擊的威脅而變得不再牢固。基于此，諸多曾在美國國防部任職過的安全專家認為，美國軍事戰略應更多從拒止性威懾的角度出發，以對手的軍事能力為主要目标并加強自身防禦。何理凱（Eric Heginbotham）提出，美國這樣的全球大國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将資源高比例地分配給西太地區，因而拒止是一種合理的妥協。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認為美國應利用現有西太地區的軍事平衡，采取由三個要素組成的“主動拒止”戰略：削減自身兵力、提升盟友拒止能力以及必要時支援盟友。雅各布·科恩（Jacob Cohn）等人建議，未來美國可以在日本、台灣地區或菲律賓部署中短程導彈，以達成拒止性威懾的目的。尤金·戈爾茲（Eugene Gholz）等人主張美國建立一套“同心圓”，依靠從日本到台灣島再到菲律賓的衆多小島，建立更多分散的基地。路易斯·西蒙（Luis Simón）通過對美國主要戰略文件的深入分析和對美國防務界官員的廣泛采訪發現，美國一直在努力調和懲罰性威懾與拒止性威懾。他認為美國應該專注投資懲罰性威懾，同時積極鼓勵盟友發展拒止性威懾能力。
除了上述對拒止性威懾一直持肯定态度的學者，還有一些美國安全專家則從支持懲罰性威懾轉向倡導拒止性威懾。埃爾布裡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在2013年曾明确提出，奧巴馬政府戰略穩定的模式過于僵化，美國要想維持在太平洋地區的主導地位，就必須考慮首先使用核武器。在進入特朗普政府任負責戰略與力量發展的助理國防部長幫辦後，他繼續強調上述觀點并得到一衆高官的支持。但科爾比在21年20又轉向支持中美“有限戰争”論，認為拒止性威懾比單純的核威懾更有效也更必要。他提出，美國可以通過選擇合适的盟友來聯合威懾中國，削弱中國的行動能力。他還自信地認為，隻要美國明确指向拒止中國的目标(指台灣地區)，那麼中美安全困境應該是可控的，而且成本和風險都很低。
雖然美國學者在具體的政策建議上有差異，但他們對拒止性威懾戰略實施的關注點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國在西太地區，尤其是“第一島鍊”内如何加強自己的拒止能力；二是美國如何借助盟友力量并增強主要盟友的防禦能力。他們的部分主張與2018年《國防戰略》、2019年《導彈防禦評估》等文件中提倡加強對華拒止性威懾的内容相呼應，成為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力量構建路徑的重要參考。
（二）特朗普政府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的主要實踐
2012年奧巴馬政府正式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在官方層面，拒止性威懾成為應對所謂“中國挑戰”的重要方式。其突出表現是美國加強了在亞太地區的常規力量部署，亞太地區的導彈防禦系統部署整體上向東北亞集中，并兼顧了戰術和戰略反導能力。但出于維持中美積極合作關系的考慮，奧巴馬政府的多份戰略文件都宣稱要與中國建立戰略穩定關系，2010年的《彈道導彈防禦評估》在對華拒止性威懾政策的宣示上表述也較為模糊，并沒有刻意強調中國。在2015年美國國内對華政策大辯論後，美國的軍事戰略出現了部分調整。2015年的美國《國家軍事戰略》報告無端指責中國在亞太地區制造緊張局勢，強調要通過前沿部署的、輪換的和全球響應的部隊，定期展示行動意願和能力，随時準備直接阻止對手實現其目标。這表明，美國的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開始擺脫之前的遊離狀态。
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對中國拒止性威懾的意圖逐漸清晰。2018年的《國防戰略》提出，美軍必須采取拒止性威懾的姿态，重點是首先阻止對手的進攻，而不是通過侵略後的懲罰承諾來威懾對手。總體來看，特朗普政府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的主要措施是在“第一島鍊”内提升“區域拒止”能力，在“第二島鍊”内重點加強後備力量保障和軍事支援能力。
1. 加強軍事系統彈性能力建設
美軍強調的軍事系統“彈性”，包括海陸空天網等多域能力，圍繞威脅懾止、體系強健、系統重構、能力恢複等途徑展開，可以理解為一種強化版的被動防禦。
首先，美國着力構建和強化西太地區軍事基地的彈性能力。對美國而言，由于其在西太地區的基地數量有限且遠離本土，有效威懾很難在這些基地缺少彈性能力的情況下實現，因此美國着力在西太地區增強海空基地彈性能力建設，主要包括全域情報支援、基地擴建、海空力量整備等，意在使對手的進攻計劃面臨複雜化的環境。特朗普政府将重心放在了提升地面部隊生存能力、擴展“第二島鍊”後備保障能力上。美國空軍花費了2.6億美元擴建升級關島基地，以容納從“第一島鍊”撤至基地内的海軍陸戰隊，并将容納更多的加油機、大型運輸機和轟炸機。除了加強關島的彈性體系建設，美國還計劃開發天甯島、塞班島等島嶼上的舊基地。通過少而精的大型基地與多而疏的小型基地相配合的方式，美國極力打造更有彈性的西太地區基地群，從而遂行其分布式作戰部署，強化其作戰體系的抗毀性。新基地群因此也将成為美國實施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和維持太平洋地區霸權的重要支撐點。軍種建設方面，作為美軍中堅力量的海軍，強調通過前沿部署分布式作戰力量以提高對手打擊難度。其核心是建設一支質、量并重的（有人/無人）艦隊，以中小規模和高度機動的編隊力量，部署在戰略咽喉地帶以遂行所謂“海上拒止”。海軍陸戰隊也提出了新的“遠征前進基地行動”（EABO）概念，旨在籌集資源持續強化西太地區基地與島嶼的“彈性能力”，謀求建立系列基地，靈活發射導彈（包括陸基中導），以形成拒止性威懾。
其次，美國在網絡空間加強前置防禦和彈性能力建設，同時發展強大的網絡溯源與懲罰手段，兩者相配合以最大程度發揮威懾力。美國網絡空間的拒止性威懾強調防禦和抵禦攻擊的重要性，其重點是保障和維護構成美國國家權力基礎的政府資産，以及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關鍵基礎設施。美國“網絡空間日光浴委員會”發布的報告明确提出，美國将緻力于構建多層次複合型的網絡威懾戰略。“分層網絡威懾”戰略的核心層即為拒止獲益層，關鍵是加強網絡韌性和防禦能力。增強網絡防禦與攻擊的一體化合作是美國推進亞太同盟網絡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亞太盟國通過參與美國“網絡風暴”系列軍事演習強化了網絡空間的軍事能力與協同。
最後，在天基拒止能力方面，美國大力增強太空系統的彈性和防禦能力，以提升其太空資産的抗毀傷能力。早在2013年，美國空軍航天司令部就呼籲增強太空資産的彈性，但彼時衛星大規模制造技術尚未成熟，因此“彈性”僅停留在概念階段。到2016年，美國情報界認為中國反衛星能力又有所提升，而且美國的商業衛星産業逐漸興起，微型衛星技術、在軌衛星機動性技術和衛星在軌檢測與維修能力都得到大幅度提升，因此建設新的分散化彈性太空體系開始受到重視。美國也在當年重提“太空彈性”概念。2018年版美國《國家太空戰略》又再度強調了“彈性”概念，認為需要加快變革，以增強太空架構的彈性、防禦能力以及在遭受打擊後的恢複能力。美國政府和太空軍大力支持的由太空探索公司（SpaceX）提出的“星鍊”計劃，就意圖借助最先進的衛星制造技術和最經濟的發射方式實現天基系統的彈性架構，輔助美軍的通信、導航等任務。
2. 在西太地區強化戰區導彈防禦體系
特朗普政府對新的導彈防禦體系可謂情有獨鐘，這一方面源于共和黨對“絕對安全”的崇拜，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導彈能力的迅速提升相關。美國認為，中國當前裝備的先進巡航導彈是其實施“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的主要打擊手段。而且，中國的高超音速導彈技術也在飛躍進步，美國當前的導彈預警系統對這些武器的探測難度很大。鑒于此，特朗普政府在《導彈防禦評估》中擴充了導彈防禦的任務，首次将巡航導彈防禦和高超音速導彈防禦作為導彈防禦三大目标的一部分。
特朗普政府對損害限制的極大興趣開啟了美國推行新一輪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的高潮，并得到了國會的鼎力支持。美國2019财年國防預算支持美軍到2023年，将組成海基“宙斯盾”區域導彈防禦系統的艦艇數量從38艘增加到60艘，并采購美日合作研發的更先進的“标準-3BlockIIA”攔截彈。配備新型攔截彈的“宙斯盾”艦預計将主要在太平洋地區執行戰鬥任務。美國國防部還争取全面升級“宙斯盾”作戰管理系統至“基線9”，該版本首次将“宙斯盾”系統的防空能力和彈道導彈防禦能力整合在一起，成為美國海軍一體化防空反導能力的核心系統。裝備“标準-3”導彈的升級型“宙斯盾”艦可執行中段攔截任務，這将增強美國在西太地區的導彈防禦能力。此外，特朗普政府還高度重視提升對巡航導彈的探測傳感器性能，不斷研發高超音速武器防禦攔截技術。其主要思路是綜合利用多域全平台多傳感器協同探測，運用多層導彈防禦體系攔截，同時尋求更經濟有效的低成本武器投入作戰應用，以此打造針對中國的分層多域導彈防禦體系。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與盟友的關系趨于緊張，但其同亞太盟國在協同反導領域的合作卻不降反升。時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裡·哈裡斯（Harry Harris）稱，美國需要幫助提高區域盟友和合作夥伴的拒止能力，以便它們更好地保護其領土和履行其海洋權利。2017年底，日本決定從美國購買兩套陸基“宙斯盾”系統，以應對中朝的導彈威脅。雖然項目最後因成本和技術原因被取消，但日本轉而決定升級海基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并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美國出資幫助日本海上自衛隊對“宙斯盾”“基線9”進行研發與系統整合，新系統安裝在日本新一代“摩耶”級驅逐艦上，并能發射“标準-3BlockIIA”攔截彈。美澳反導合作在特朗普時期迎來了一個小高峰。澳大利亞決定為其最先進的“霍巴特”級驅逐艦安裝“宙斯盾”系統。據媒體推測，在9艘新型“獵人”級護衛艦于2028年全部下水後，澳大利亞将擁有除美國海軍以外最大規模的“宙斯盾”艦隊。台灣當局雖不是美國的條約盟友，但特朗普政府對台灣地區拒止能力的提升高度重視。特朗普上台後不久就批準了對台出售預警雷達監測技術支持系統和“标準-2”導彈部件，年20207月又出售了“愛國者-3”系統的配套設備和技術。這一系列舉動說明，特朗普政府在中國周邊加強拒止性威懾能力，尤其是防空反導能力的重要方式，就是通過給盟友提供技術或裝備支持來增強它們的拒止能力，進而共同威懾中國。
3. 快速提升陸基中程打擊能力
在美國看來，陸基中導對于增強拒止性威懾具有多種顯著優勢。第一，數量龐大的陸基中導如果分散部署，将給中國的戰略計算帶來不确定性，有效消耗中國的各類導彈。第二，陸基中導有助于塑造美國的應戰态勢，進而增強其拒止性威懾可信度。第三，陸基中導的大量部署将使中國不得不投資昂貴的防禦和彈性措施，而不是繼續發展非對稱能力，這可以對沖中國的區域拒止優勢。
特朗普上台後，其決策團隊将矛頭迅速對準了束縛其拒止能力的《中導條約》。美國認為，中國龐大的導彈部隊有能力在更遠的距離上對美軍實施快速打擊，從而利用其戰略縱深取得巨大優勢。因此，特朗普政府認為，隻要擺脫了《中導條約》的限制，美國就可以通過部署常規導彈系統，并将其分散部署在整個“第一島鍊”或“第二島鍊”的作戰單位中，以此來實現中美在中導領域的平衡。
美國早在正式終止《中導條約》兩周後就試射了射程超過1600千米的陸基“戰斧”導彈。海軍陸戰隊司令戴維·伯傑（David Berger）對此表示，如果陸戰隊裝備了此款導彈，将可以幫助海軍奪取制海權并遂行海上拒止任務。除了技術成熟的陸基“戰斧”導彈，特朗普政府在退約後還加快了對精确打擊導彈(PrSM)的研發試驗工作，該型導彈基礎射程達499千米。實際上，美國早在退出《中導條約》前就開始了該項目的預研任務。正式退約後，陸軍的現代化戰略将遠程精确火力（LRPF）列為最優先事項。精确打擊導彈也順理成章地進入正式研發和生産階段。2019年12月，該型導彈首次成功試射，之後又進行了多次改進和試射。盡管精确打擊導彈是一款中程戰術導彈，但升級改進空間很大，其靈活的部署方式也将帶來顯著的戰略影響。
（三）拜登政府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的實踐
拜登政府對華軍事戰略方針部分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拒止性威懾。通過分析美國這一年多來的動向，可以一窺拜登政府的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實施前景。
1. 在“一體化威懾”框架下發展拒止性威懾能力
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報告提出，“一體化威懾”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石。美國緻力于阻止對其及盟友、夥伴的軍事攻擊，并通過發展新的能力、行動概念、軍事活動、國防工業倡議、更有彈性部隊态勢來促進所謂“區域安全”。所謂“一體化威懾”，就是通過統合美國及其盟友的主要作戰裝備和關鍵設施，同時利用新技術賦能現有軍事任務，實現美軍在西太地區軍事能力的全頻譜優勢，從而提高整體威懾力。美國部署高度分散但高度聯通的軍事力量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威懾力量的彈性和靈活性，而利用新興技術則是為了努力提升威懾力量的戰場感知、投送能力以及打擊效力。拜登政府對華軍事戰略的一個直接目标仍是綜合使用攻防手段阻止和破壞中國快速的軍事行動，并努力尋求将損害限制在美軍基地甚至是盟友及夥伴國領土以外。拜登政府的新版《國防戰略》情況簡報也已經明示，《導彈防禦評估》和《核态勢評估》會共同納入《國防戰略》文本中。這說明拜登政府“一體化威懾”的核心目标是通過融合拒止性威懾和懲罰性威懾，整合現有可用的威懾手段，以使中國在西太地區的軍事準備複雜化。
簡要地說，“以拒止反拒止”已經成為當前美國對華威懾的主要手段。作為“一體化威懾”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太平洋威懾倡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的首要目标，是保護美軍基地及其他關鍵基礎設施不受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威脅，保證美軍拒止力量的生存能力，以維持美國在西太地區的常規軍事優勢。其基本内涵，就是通過投入重金，破壞和弱化中國以美國軍隊和基礎設施為目标的打擊計劃和能力；或是在一場沖突的早期就能夠壓制中國，确保其擁有絕對軍事優勢，從而懾止中國軍隊以較低成本快速打敗美軍的念頭。拜登政府在2023财年為“太平洋威懾倡議”申請了61億美元預算，用于軍事建設、關島防禦、導彈預警和跟蹤架構等拒止能力的開發和升級。從美國國防部發布的2023财年“太平洋威懾倡議”預算申請表看，除去日常演習培訓項目，“現代化和強化地區存在”與“改善基礎設施以提升美軍反應能力和彈性能力”兩類項目将成為未來5年内“太平洋威懾倡議”的主要關切。這說明拜登政府的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将聚焦持續增強美軍在西太地區的前沿存在，力圖以優勢常規力量提高在該地區的威懾力和反應能力，重點則是海陸拒止和導彈防禦能力。
2. 推進新中導計劃的同時尋求深度防禦能力
為了發展可以拒止中國的精确打擊能力，美國近年來一直在斥巨資購買新的精确打擊武器并加快部署。始自特朗普政府的多個中導計劃在拜登上台後得到了延續。美國印太司令部将構建“具有高度生存力、沿第一島鍊的精确打擊網絡”作為其核心任務之一，并計劃在“第一島鍊”建立射程超過500千米的精确打擊網。除了推動精确打擊導彈快速落地生産，拜登政府還繼續推進特朗普執政末期啟動的新中導計劃，尋求将海軍使用的“戰斧”導彈和“标準-6”導彈升級為陸基版本。為此，拜登政府克服諸多技術和資金障礙，試圖将更多資源轉移到新型常規精确導彈的快速研發上。例如，“标準-6”較短的射程和高昂的造價一度令美國陸軍望而卻步，外界也猜測陸基“标準-6”可能并不是首選。但考慮到該型導彈未來将是陸軍多域特遣部隊中程打擊力量的樞紐，拜登政府仍堅持投入巨資以期盡快将“标準-6”集成到陸基移動平台上并形成戰鬥力。拜登政府在2023财年為新的中導項目申請了4.09億美元，是特朗普政府在2021财年為該項目提供的初始資金的五倍。新中導項目的落地，将為美國海軍艦艇的對地和對海打擊能力提供補充，并威脅到中國防禦縱深内的目标。美國退出《中導條約》雖僅有兩年多時間，但受益于前期技術的積累，陸基中導計劃的推進異常迅速，預計最快于2023年生成初始戰鬥力。在尋找到合适的部署地後，沿“第一島鍊”的精确導彈打擊網絡将逐漸成形。
作為拒止性威懾方式的一部分，深度防禦是指在一系列防守位置上抵抗進攻方，目的是阻遏進攻方在每個位置上的進攻火力。但該策略最顯著的缺點是需要大量的資源，因此防禦方更可能采用深度防禦策略來保護一個特别重要的位置。在拜登的軍事團隊看來，這個重要的防守位置當前非關島莫屬。關島目前的導彈防禦任務由“薩德”系統和“宙斯盾”艦維持，但印太司令部認為這遠遠不夠。拜登上台後不久，印太司令部前任司令菲利普·戴維森（Philip Davidson）和現任司令約翰·阿奎利諾（John C. Aquilino）就向國會表明了将關島作為“第二島鍊”導彈防禦樞紐的重要性，并對陸基“宙斯盾”系統青睐有加。國防部随後要求導彈防禦局進行先期研究。根據導彈防禦局公布的信息，其為印太司令部設計的陸基“宙斯盾”系統将專門用來攔截中國的各型導彈，其裝載的“标準-3”主要用來攔截彈道導彈，“标準-6”則用來攔截巡航導彈。拜登政府在2023财年國防預算中為加強關島防禦申請了8.92億美元，主要用以提高導彈防禦能力。
雖然“宙斯盾”已經是較為成熟的攔截系統，但印太司令部表示，待其他新型攔截手段研制成功後，相關導彈防禦裝備也将部署在關島。美軍大力推進“無人機載定向能武器”項目，意圖通過在無人機上裝載高能激光器，在導彈助推段進行攔截，以期最大限度地削弱來襲導彈的殺傷能力。事實上，随着定向能技術軍事應用的不斷成熟，定向能武器的功率得到提升的同時能夠降低限制因素影響。其潛在優勢如單發成本極低、彈藥量近乎無限、可快速交戰等特點，可為美軍提供持續的戰術及戰略優勢。2022年2月，美國國防部負責研究與工程的副部長徐若冰（Heidi Shyu）呼籲國防部将定向能列為保持美國技術優勢的優先事項之一，并要求為此建立一個強大可靠的供應鍊。成熟的定向能技術如果被用于導彈攔截，導彈防禦的費效比将大大降低，美國的對華拒止性威懾能力會實現質的飛躍。
3. 夯實盟友及夥伴協作基礎以聯合拒止中國
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就表示将緻力于修複特朗普時期破損的盟友關系。“一體化威懾”戰略的一個重要目标，是将盟友力量納入其威懾體系。美軍認為，受國防預算等因素影響，其在核武器系統現代化、先進武器裝備采購和新興颠覆性技術研發等領域面臨不少困難，現有平台能力已無法有效滿足戰略威懾和日常軍事行動的需求，因此需要借助盟友力量強化威懾能力。從這個角度上講，“一體化威懾”實際上也是當前拜登政府重構新型盟友體系的一項重要舉措。
完善精确打擊網絡是拜登政府構建“第一島鍊”拒止性威懾能力的主要舉措。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盟友對美國部署中導表态比較謹慎，但它們研發中導的熱情卻絲毫未減。21年205月，拜登政府決定終止《美韓導彈指南》，韓國将可以在允許的條件下發展各型導彈。澳大利亞則與美國在21年209月簽署備忘錄，拟參與精确打擊導彈的開發進程。2022年1月，美日在“2+2”會談後發表聲明稱，雙方“承諾增加美國和日本設施的聯合/共同使用，包括儲備軍火和共用跑道，并将緻力于加強日本自衛隊在包括其西南諸島在内陸區的态勢”。一旦美日完成相關工作，即可在台灣地區附近迅速部署和補充武器彈藥。與特朗普一樣，拜登在上台後也着手謀劃繼續提升台灣地區的拒止能力：2022年2月，批準對台出售價值1億美元、為期5年的“愛國者”系統工程勤務支持；4月，宣布批準售台總價9500萬美元的“'愛國者’項目人員技術協助案”。随着拜登政府加快構建對華拒止性威懾力量體系，未來可能持續向台灣地區提供部分關鍵拒止能力。
态勢感知能力是美國拒止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考慮到盟友和夥伴國的區位優勢，加深與它們的情報共享與合作成為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中的關鍵一環，也是拜登政府“印太戰略”高度重視的措施之一。美國已經與日韓澳印四國建立了較為成熟的雙邊情報共享與合作機制，但拜登政府不滿足于此，謀求更多的多邊情報合作關系，其深層意圖就是塑造針對中國的協作威懾态勢并提升美國的拒止能力。美日澳充分利用三邊情報共享機制，試圖實現“無縫合作”，而拜登政府意欲通過四方安全對話進一步打造美日印澳四國的多邊情報合作機制。2022年5月24日，美日印澳在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峰會後宣布推出“印太海域态勢感知夥伴關系”(IPMDA)，并稱此舉将提升太平洋、東南亞和印度洋各國的海域态勢感知能力，以“維護自由而開放的印太”。不難看出，拜登政府此舉實則是在為構建針對中國的美日印澳四邊情報共享機制探路，在時機成熟的情況下，美國也可能拉韓國進入該多邊機制。屆時，中國的海上軍事安全将面臨更加複雜的挑戰。
美國拒止性威懾力量建設面臨的制約因素
特朗普和拜登兩屆政府的拒止性威懾力量建設雖然實現了一部分預期效用，但整個過程進行得并不順利，在國内外都受到了相當多的制約。在西太地區，主要受盟友和夥伴國的安全利益制約；在美國國内，圍繞如何更好地統籌拒止力量建設，包括國會在内的各方存在激烈争論和矛盾。
（一）地區國家對美國部分拒止能力部署的必要性存疑
美國的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高度重視與西太地區盟友和夥伴間的協同配合。理論上，在條約盟友的明示同意下，美國可以在其所轄基地内部署各種裝備。随着美國對華威懾戰略轉向拒止性威懾，盟友的軍事價值将得到大幅提高，這對美國及其盟友來說都是有利的。但目前來看，條約盟友對美國的拉攏仍較為慎重，沒有讓美國随心所欲地部署新裝備，而是有選擇地接受部分軍事裝備的進駐，拒絕可能急劇惡化地區局勢的裝備進入本國領土。以陸基中導為例，雖然美國自退出《中導條約》後就一直表達在西太地區部署陸基中導的願望，但根據蘭德公司的判斷，隻要美國五大條約盟友當前的國内政治狀況和本地區安全趨勢沒有發生劇烈變化，盟友接納陸基中導的可能性就非常低。盟友的主要考量在于擔心接納陸基中導系統在本國部署會被中國視為極具挑釁性的行動，進而加劇與中國的軍事政治對抗。此外，美國的盟友也擔心陷入中美兩國之間但不直接涉及自身的沖突中。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美國在盟友基地内直接部署陸基中導難度較大，但仍存在通過技術合作推動盟友自産中導和其他精确制導武器的可能性。盡管美國盟友更想要的是技術而非武器本身，但對美國來說，轉讓技術隻是其拉攏盟友或阻止盟友自己研發技術的一種策略，美國很難把核心尖端技術轉讓給盟友，而且從根本上說這也違背了美國國内軍火商希望通過出售軍火賺得巨額利潤的根本意圖。因此，在所謂的技術合作背後，美國與其盟友之間也會産生新的矛盾。
此外，亞太國家對中國的戰略認知與美國存在差異，在對華政策方面與美國存在偏差，這會影響這些國家對美國的戰略追随。即使未來盟友和夥伴國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之下同意與其深化防務合作，這些國家也可能僅在表面上維持與美國的有限防務夥伴關系，向民衆傳遞象征性的制衡信号，但不會完全按照美國的意願采取實際行動來對抗中國，更不願意投入過多資金來加速軍事現代化發展。
（二）拒止能力存在的短闆使軍種間矛盾愈發複雜難解
事實上，美軍在謀劃對華拒止性威懾時已經暴露了一些天然的不足或缺項。美軍認為，位置固定的軍事基地是對手首輪打擊的主要目标，因此其威懾力量必須依賴位置更遠的基地，抑或是各類平台發射的射程更遠、突防能力更強的導彈。但空海軍基地的數量很少，且很容易被鎖定。陸基中導雖然可以部分填補拒止能力的空白，但其數量有限且僅能有效打擊特定類型的目标如艦船。作為水下發射平台的潛艇生存性雖然更高，但其搭載的彈藥有限，在戰場環境中也不可能輕易重新裝載。唯有水面艦艇載彈量大且靈活性強，可以遂行反導反艦甚至是對地打擊等多種任務，是支撐美國在西太地區軍事存在的主幹力量。但美國海軍目前受主力艦艇數量不足、艦隊架構改革緩慢、保障能力減弱等問題困擾。在戰區層面，缺乏訓練、後勤壓力等問題持續給印太司令部帶來困擾。印太司令部前任司令戴維森曾直言，作戰需求高、維修遲緩、訓練途徑單一以及預備增援部隊欠缺等問題限制了印太司令部的反應能力。因此，盡管美國的印太安全承諾和新軍事概念都在不斷更新，但拒止能力提升需要一個較長期的過程，美軍在該地區的軍事制衡能力當前仍顯乏力。
在此背景下，美軍各軍種依其發展規劃在圍繞對華威懾的拒止力量建設環節更容易陷入激烈争論。美國海軍是對華威懾力量構建者中的核心成員。在相對充足預算的支持下，為了補齊短闆，美國海軍在年2020推出了具有指導意義的新版“30年造艦計劃”。但該計劃一旦付諸實施，美軍未來将不得不削減陸軍等其他軍種和駐外部隊的撥款，以支付海軍大幅增加的造艦費用。一旦其他軍種的預算因造艦計劃被削減，勢必挑起軍種間矛盾，持續多年的軍費争奪戰将更趨白熱化。而海軍節約經費的方案目前仍涉及各方的複雜博弈，美國國防部内部也一直在尋找替代方案，以反映新的國防戰略和艦隊架構需要，但目前這些方案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長期以來，空海軍認為自己才是印太司令部的主力，并宣稱早就熟練掌握了整個殺傷鍊的整合流程，陸軍應避免重複建設，但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絕不會“坐以待斃”。陸軍參謀長詹姆斯·麥康維爾（James McConville）曾多次以應對“中國威脅”為由辯明陸軍在地區沖突的重要作用，并欲聯合陸戰隊驗證新的作戰方式。在國防開支相對有限的情況下，争奪拒止能力建設主動權已經成為美軍各軍種争取經費的重要抓手。它使空海軍處于比陸軍和陸戰隊更有利的态勢中，但為了确保自身預算和軍種地位，陸軍和海軍陸戰隊也會不斷借重新技術或新戰法争取預算，而由此引發的軍種間在關鍵軍事能力上的矛盾和争端也将不斷上演。
（三）美國政界對拒止能力建設現狀并不滿意
雖然美軍是拒止性威懾的主要執行者，但美國政界深度參與了拒止能力建設的全過程，國會議員也經常公開表示對拒止能力建設現狀并不滿意，政界與軍方在預算申請、關鍵軍事能力選擇等問題上存在顯著的矛盾。
作為拒止力量建設的重要環節，發展導彈防禦系統愈益成為一項花費高昂且挑戰巨大的任務。美國導彈防禦局拟定的五年計劃（2018—2023财年）預算高達467億美元，比奧巴馬時期的五年計劃預算多出137億美元。2022年3月28日，拜登政府向國會提交了總額為8133億美元的2023财年國防預算申請，其中用于導彈防禦的預算申請總額高達247億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長20%，增幅巨大。盡管預算上已創新高，印太司令部仍希望國防部在西太地區的防空反導系統研發部署上追加投入，但導彈防禦局的諸多預算請求都被國會以需要重新評估為由駁回。2021财年《國防授權法案》計劃為關島的陸基“宙斯盾”系統撥款7680萬美元。然而，國會最終決定去掉這筆資金，并要求對關島的防衛價值進行研究。此外，國防部成本與計劃評估辦公室(CAPE)和淨評估辦公室也反對印太司令部“保衛關島”的計劃，它們認為中國的遠程導彈不足以威脅關島，并強調國防部應根據軍事實際來部署部隊。
面對逐年上漲的軍費需求和不甚樂觀的拒止能力建設情況，許多美國國會議員表達了自己的不滿。衆議院武裝力量委員會主席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曾直言，2018年《國防戰略》中的很多想法“過于雄心勃勃”，這些想法至拜登上台都沒有實現。衆議院武裝力量委員會委員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則認為，國防部最大的問題是它沒有必要的概念框架來确保國防開支産生所需要的拒止能力，并解決軍種間的預算矛盾。目前來看，軍方在拒止能力建設過程中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仍較難在短期内得到解決，這些問題的不斷惡化也将加重美國政界對軍力建設進展緩慢的擔憂和不滿，激化他們與軍方領導人在預算申請、軍種發展規劃等問題上的矛盾。
美國拒止性威懾戰略對中國安全的影響
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的根源是其在冷戰後一以貫之的“絕對安全”理念，這會嚴重威脅中美本就脆弱的戰略穩定性。如果美國的西太地區盟友持續配合其拒止能力建設，美國意欲塑造的“協作威懾”有可能轉化為“共同脅迫”。這對中國積極塑造地區安全環境的努力構成了巨大威脅。
（一）美國“絕對安全”理念威脅中美脆弱的戰略穩定性
美國對拒止性威懾戰略的理解與應用已經突破了傳統意義上偏重防禦的拒止性威懾模式，其思想根源在于“絕對安全”理念。一方面，這是由美國的優越地理位置決定的。冷戰時期，美國的拒止性威懾戰略牽引了本土的民防建設、導彈發射井加固等被動防禦措施，以此最大程度限制蘇聯核打擊帶來的損害，保全自身核力量。蘇聯解體後，美國本土不再受到任何來自主權國家的大規模軍事威脅，因此美國将拒止性威懾戰略的實踐地由本土轉向了海外，以前置防禦的思路謀求将威脅限制在本土甚至是盟友領土以外。另一方面，作為世界霸主的美國一直聲稱其負有保護盟國安全，威懾潛在對手的責任與義務，這事實上構成了其自定義的安全疆域。美國的這種地緣政治想象将其在西太地區安全秩序中的“主導地位”納入全球霸權之中。盡管對亞洲大陸的介入尤其是軍事介入因形勢不同而需慎重考慮，但美國的原則始終是絕不允許亞洲大陸強國挑戰其控制權。據此，美國的對華拒止性威懾實際上是打着“維持地區軍事安全與平衡”的旗号，漠視中國的核心利益，尋求自身快速的軍事擴張以确保對地區态勢和升級選項的絕對控制。
中美兩國的戰略穩定性本就存在一系列複雜的争論。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态度依然存在些許矛盾性。近年來，美國愈益從地緣政治利益出發謀求将中國拉入核軍控談判，但并沒有承認兩國事實上的戰略穩定關系。不過，中國也在不斷加強戰略力量和能力建設，并通過多個平台尋求與美國進行戰略對話，探讨危機管控與沖突降級舉措。因此，從全球核穩定的角度看，中美之間存在着較為脆弱的戰略穩定性。但是，美國近年來的很多拒止性威懾手段，如中導、反導系統、戰略反潛、太空攔截等領域的發展，已經影響到中國二次核打擊能力，進而對中國核威懾能力産生了實質性影響。
基于中美戰略實力的不對稱，自特朗普政府開始，美國就從技術分析角度出發将戰略機會主義作為削弱中國戰略力量的指導方針。戰略機會主義是美國在綜合國力較為接近的基礎上壓制中等核國家核報複能力的一種思路，旨在抓住有利時機實現最大程度的戰略利益。為了保證自身的二次打擊能力，中國很大一部分核常兼備的陸基導彈采用公路機動發射。但是，在發射過程中，發射車必須固定在陣地上，而這段時間内的發射車最為脆弱。由于此易受攻擊的窗口時間很短，攻擊武器要麼必須離目标非常近，要麼速度必須非常快。考慮到美國目前發展的各型中導飛行速度大多在3馬赫以上，美國如果前置部署陸基中導，其對中國二次打擊能力将構成巨大的威脅。随着近年來美國新興軍事技術的快速發展，其情報搜集、偵察、監視、精确打擊能力迅速提升，提高了美國對中國實施損害限制的能效。美國一直在發展可以對導彈進行全時段跟蹤的技術，旨在促進作戰形式從純粹的戰鬥機制向早期的拒止行動轉變。随着彈性太空體系的成形及人工智能技術在多元情報融合分析上的廣泛應用，美國有可能實現對導彈及其載具目标的實時跟蹤。如果配以日益成熟的助推段和中段攔截技術，未來中國的核反擊能力很可能被嚴重削弱，戰略穩定的天平也會倒向美國一側，這對中國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二） 美國前沿部署拒止能力會沖擊中國塑造地區安全環境的努力
拒止性威懾概念中強調的“實時性”，以及使對手進攻行動無法展開的能力都要求威懾效果盡可能遠離本土，将拒止效能強加于對手對收益的判斷。基于此，在對手當面一線鋪開拒止性威懾網絡就顯得十分重要。對美國來說，借重一線盟友可以很好地保持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的長期有效性。為此，美國甚至故意制造地區國家間的安全困境。以“薩德”事件為例，如國内學者所說，“薩德”入韓最現實的問題在于迫使中國将韓國等美國亞太盟國設為優先打擊目标，損害中國與韓國的戰略互信和合作。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部分轉化成維系美韓聯盟的驅動力，在短時間内驅動中韓兩國安全困境螺旋上升。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的報告曾指出，美國使用導彈防禦體系加強聯盟關系，保護盟友和夥伴，也迫使美國盟友轉而必須對付中國。美國在西太地區部署拒止能力的過程中對華态度強硬，不僅直接惡化了中美關系，而且通過影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間接地強化了中美之間的對抗格局，增加了中美兩國間的危機管控難度。
在美國與盟友之間的戰略互動中，拒止的邏輯越來越受到關注，一個重要的驅動因素是新興技術的迅速擴散。美國科學家聯合會（FAS）認為，高能激光器、低成本高空持久性傳感技術、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可以被稱為軍事領域具有革命性的新興技術。鑒于新興技術在美國未來作戰體系轉型中的重要作用，美國不斷沖破限制，以國際軍控體系的穩定性和大國間的力量平衡為代價，塑造自己的優勢地位。這預示着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技術擴散及與盟友的軍事合作将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内持續深化，盟友與美國合作的動力可能進一步增強，同時卻缺乏足夠的意願去管控新興技術擴散産生的風險問題。據此，亞太地區的常規軍備競賽存在進一步加劇的可能，這也給中國尋求聯合周邊國家共同進行沖突風險管控增加了更多的變數。
（三）美國極力追求對華脅迫的片面邏輯會從根本上危害中美戰略互信
拒止性威懾和懲罰性威懾一樣，其成功也有賴于與對手之間形成某種确認威懾效力的共識性安排，即與對手達成某種政治協議。在冷戰時期戰略穩定的形成過程中，以20世紀70年代的系列戰略性軍控條約為代表，美蘇之間的這種政治妥協最終起到了關鍵作用。如今，對美國來說，其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要想取得真正效果，理論上的一大難題即在于如何在加強自身拒止力量建設和對盟友安全承諾的同時，避免過度刺激中國。但目前來看，美國不斷強調拒止能力和力量建設，過分突出對盟友的安全保護或綁定盟友進行對華拒止合作，消極對待中國的地區安全關切，甚至極力施加對華脅迫，其威懾戰略的“威懾”效果也就必然漸趨淡化。
以美日同盟為例，日本在制衡中國的問題上與美國有着共同利益，試圖通過強化日美安全合作為日本在地區摩擦中獲益。但雙方的利益存在明顯的不對稱。一方面，美國希望盡可能不要觸發對中國進行導彈攻擊的門檻，極力避免與中國之間的沖突升級；另一方面，日本必須有效減少本土可能受到的導彈攻擊，并要求美國第一時間介入。鑒于這種矛盾，日本一度質疑美國在所謂“遏制中國崛起”方面的可靠性和加入制衡聯盟的必要性。為穩固安全承諾，美國轉而突出以導彈防禦合作為代表的拒止性威懾能力的必要性。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加快了追求全面拒止性威懾能力的步伐。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增加了日本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為名幹涉地區安全事務特别是台海事務的可能性。美國此舉表面上是為了兌現對日本的安全承諾，實則是放縱其插足地區安全事務，以更好地配合美國進行“威逼”，但這加劇了西太地區對抗升級的風險。
攻守兼備的軍事力量是美國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工具，也會促進美國追求保證自身絕對安全和随意插手地區安全事務的霸權目标。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的深層目的就是動用除了直接出兵以外的所有軍事威懾手段，懾止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穩固自己在西太地區的軍事主導權。但實際情勢是，中國越是面臨美國及其與盟國合作帶來的軍事脅迫，越有可能加大力度推進軍事能力建設，緻力于打破這種軍事脅迫，從而使美國極力推進的拒止性威懾難以達成理想效果。這就是美國在印太地區前置推進拒止性威懾内含的最大悖論，也必然導緻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的最終失效。
結語
從近年來美國戰略學界的建議、美國的主要戰略文本，以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實踐看，拒止性威懾已經成為美國軍事戰略及其對華軍事遏制的優先選項。“絕對安全”理念牽引下的美國拒止性威懾戰略與傳統上側重防禦的拒止性威懾早已大相徑庭。美國所謂的地區防禦事實上帶有明顯的進攻性色彩。美軍主要依靠自身及盟友沿“第一島鍊”強化前沿防禦并部署精确打擊網絡，在“第二島鍊”配置綜合反導系統并優化後備力量，從而在西太地區維持分布式兵力态勢以全面掌控地區形勢。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的根本目标是阻止中國發動任何在美國看來會威脅其地區優勢地位的軍事行動，并通過改良和重塑拒止性威懾的主幹力量來維持美國從技術到裝備再到作戰體系的全面優勢。
當前，中國需要主動培塑有利于軍力發展的良好環境，發展新技術裝備，應對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戰略實踐造成的軍事脅迫，降低各類現實或潛在戰略風險。中國要準确把握國家安全和軍事鬥争形勢變化，緊盯科技之變、戰争之變、對手之變，在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的進程中，有力破解美國的拒止性威懾戰略；多措并舉遏阻美國在中國周邊提升關鍵拒止能力尤其是反導防禦網；中美兩軍應盡可能利用現有平台有效傳遞信息，防止誤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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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國内在美國對華拒止性威懾問題上的研究成果總體數量不多，大部分是在分析美 國威懾戰略的調整中提及中國。參見張業亮： 《大國競争背景下美國威懾戰略的變化：從“懲罰 性威懾”到“拒止性威懾”》，《美國研究》 2022 年第 2 期；羅曦：《美國構建全域制勝型戰 略威懾體系與中美戰略穩定性》，《外交評論》 2018 年第 3 期；羅曦：《美國戰略威懾體系的 調整與中美戰略穩定性》，《國際關系研究》 2017 年第 6 期。
[5]Glenn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Press, 1961, pp. 14- 16. 目前， 國内對“拒止性威懾”概念的援引大多出于此。但筆者通 過查閱原文發現， 斯奈德的解釋與部分學者的理解存在出入。斯奈德在定義中并沒有明确指出拒 止是依靠防禦性武器實現的， 而是認為常規軍事手段可以影響敵人對實現目标可能性的判斷， 進 而實現拒止。因此，這些手段是在廣義的防禦行動(被動防禦與對攻行動)中發揮作用。
[6]有觀點認為大規模經濟制裁亦可實現懲罰性威懾， 但筆者認為，這種威懾手段的成功有 賴于與軍事報複相結合。例如， 美國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特别軍事行動前數月就頻繁威脅進行嚴 厲的經濟制裁， 但北約卻沒有任何軍事層面的有效威懾，最後也未能阻止戰争爆發。參見祁昊天： 《東線無威懾》，澎湃新聞，2022 年 2 月 28 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 16885004。
[7]關于防禦是否具有威懾價值， 更多是一種說法上的争論。羅伯特 · 阿特傾向于稱威懾有 勸阻價值， 是為了防止将防禦和威懾混為一談， 參見羅伯特 ·阿特：《美國大戰略》， 郭樹勇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5 頁。托馬斯 ·謝林則明确指出了防禦的威懾價值，他認為防禦 能夠威脅使進攻的損失過于高昂， 因此是有價值的， 參見托馬斯 ·謝林： 《軍備及其影響》， 毛 瑞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6 頁。本文認同謝林對防禦手段威懾價值的理解。
[8]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僅從威懾力量角度區分拒止性威懾與懲罰性威懾，二者的界限存在 一定的模糊性， 尤其表現在戰術型核武器問題上。斯奈德認為， 如果威懾方威脅使用作為拒止手 段的戰術型核武器， 那麼沖突大概率會升級為全面核戰争， 這又演變為一種懲罰性威懾。但實際 上， 動用任何核武器的戰争， 都已經超越了戰略層面的最高威脅。參見陳曦： 《美俄戰術核武器 困境生成原因》，《戰略決策研究》 21 年20第 1 期。
[9]Paul Huth, “Deterrence Failure and Crisis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1, 1988.
[10]Robert A. Pape, “Coercion and Military Strategy: Why Denial Works and Punishment Does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15, No. 4, 1992.
[11]Alex S. Wilner and Andreas Wenger, Deterrence by Denial: Theory and Practice,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2021, p. 5.
[12]Keith B. Payne, “The Great Divide in US Deterrence Thought,”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2, 2020, p. 28.
[13]Elbridge Colby, 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211-214.
[14]有限目标戰略是一種介于閃電戰和消耗戰之間的理想戰略， 進攻方的目的是奪取某一特 定的領域， 同時盡力避免與敵軍的主力交戰。參見約翰 ·米爾斯海默： 《常規威懾論》， 阙天舒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1 年20版，第 39-48 頁。
[15]陳小明： 《當代非對稱軍事思維探析》，《南京政治學院學報》 2006 年第 6 期，第84 頁。
[16]斯蒂芬 ·範 ·埃弗拉：《戰争的原因：權力與沖突的根源》，何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 8 頁。
[17]約翰 ·米爾斯海默： 《常規威懾論》，阙天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1 年20版，第224 頁。
[18]Andrew S. Erickson, “China’s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p. 11, /meetings/AS/AS28/20131211/101579/HHRG-113-AS28-Wstate-EricksonA-201 31211.pdf.
[19]胡波：《中美在西太平洋的軍事競争與戰略平衡》， 《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 年第 5 期， 第 77 頁。
[20]李岩：《美國新一輪軍事轉型評析》，《現代國際關系》 2019 年第 7 期，第 15 頁。
[21]Erica D. Borghard, Benjamin Jensen and Mark Montgomery, “Elevating 'Deterrence by Denial’ in US Defense Strategy,” Atlantic Council, February 4, 2021, / content-series/seizing-the-advantage/elevating-deterrence-by-denial-in-us-defense-strategy/.
[22]Eric Heginbotham and Jacob L. Heim, “Deterring without Dominance: Discouraging Chinese Adventurism under Auster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8, No. 1, 2015, pp. 186- 188.
[23]Michael Beckley, “The Emerging Military Balance in EastAsia: How China’s Neighbors Can Check Chinese Naval Expan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2, 2017, p. 117.
[24]Jacob Cohn, Timothy Walton, Adam Lemon and Toshi Yoshihara,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Reintroducing US Theater Range Missiles in a Post-INF World,” 2019, p. Ⅱ, /uploads/documents/Leveling_the_Playing_Field_web_Final.pdf.
[25]Eugene Gholz, Benjamin Friedman and Enea Gjoza, “Defensive Defense: A Better Way to Protect US Allies in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2, No. 4, 2019, p. 181.
[26]Luis Simón, “Between Punishment and Denial: Uncertainty, Flexibility, and U.S. Military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41, No. 3, 2020, p. 377.
[27]Elbridge Colby and Michael S. Gerson, eds., Strategic Stability: Contending Interpretations,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3, p. 71.
[28]Elbridge Colby, 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37.
[29]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ne 2015, p. 7, /Portals/70/Documents/nms/NMS2015.pdf.
[30]Mike Gallagher, “State of (Deterrence by) Denial,”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2, No. 2, 2019, p. 32.
[31]Seth Robson, “Air Force Base on Guam in midst of $260 Million Upgrades to Sustain 'Critical Missions’,” March 26, 2020, /theaters/asia_pacific/air-force-base-on-guam-in- midst-of-260-million-upgrades-to-sustain-critical-missions- 1.623726.
[32]桂暢旎： 《美國“分層網絡威懾”戰略的主要内容及影響分析》， 《中國信息安全》 年2020第 5 期，第 85 頁。
[33]蔡翠紅、李娟： 《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中的網絡安全合作》， 《世界經濟與政治》 2018 年 第 6 期，第 76 頁。
[34]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Unveiling an America First National Space Strategy,” March 23, 2018, p. 3, /wp-content/uploads/2018/09/Trump-National-Space-Strategy.pdf.
[35]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ypersonic Weapon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Updated October 19, 2021, p. 9, /crs/weapons/R45811.pdf.
[36]Department of Defense, Missile Defense Review, 2019, p. /Portals/ 1/Interactive/2018/11-2019-Missile-Defense-Review/The%202019%20MDR_Executive%20Summary. pdf.
[37]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Assessing the 2019 Missile Defense Review,” March 2019, /act/2019-03/features/assessing-2019-missile-defense-review.
[38]Top War, “US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Deployment Locations,” February 18, 2022, /192239-nacionalnaja-protivoraketnaja-oborona-ssha-vozmozhnosti-i- mesta-razvertyvanija.html.
[39]“宙斯盾”作戰管理系統的升級改進版本被稱為“基線”。“基線 9”最大的特點在于 其開放式架構可使導彈具備遠程發射(LoR)和遠程交戰(EoR)能力，即可以使用其他(陸海 空天)作戰平台提供的跟蹤數據瞄準來襲導彈。
[40]陳兢、趙飛：《美國巡航導彈防禦系統發展現狀與分析》，《飛航導彈》 21 年20第 6 期。
[41]Harry Harris Jr.,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U.S. Pacific Command Posture,” April 26, 2017, p. 31, /meetings/AS/AS00/20170426/
105870/HHRG- 115-AS00-Wstate-HarrisH-20170426.PDF.
[42]Adam Muspratt, “Japan Launches New Destroyer with Anti-ballistic Missile Capabilities,” August 2, 2018, /naval-maritime-defence/news/japan-launches-new- destroyer-with-anti-ballistic-missile-capabilities.
[43]Max Blenkin, “A Bigger Shield—Aegis Baseline 9 for Australia,” May 1, 2018, https://adbr. com.au/a-bigger-shield-aegis-baseline-9-for-australia/.
[44]Scott A. Cuomo, “China’s Missile Program and U.S. Withdrawal from the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INF) Treaty,”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 2, No. 1, 2018.
[45]“Commandant Justifies Request for Tomahawk,” FEDweek, March 12, 2020, https://www. fedweek.com/armed-forces-news/commandant-justifies-request-for-tomahawk/.
[46]U.S. Army, 2019 Modernization Strategy: Investing in the Future, p. 7,https://www. army.mil/e2/downloads/rv7/2019_army_modernization_strategy_final.pdf.
[47]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 15, https:// /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48]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March 28, 2022, p. 1, /2022/Mar/28/2002964702/-1/-1/1/NDS-FACT-SHEET.PDF.
[49]王聯合：《美國“太平洋威懾倡議”：源起與影響》，《和平與發展》 21 年20第 6 期， 第 33 頁。
[50]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leases the President’s FiscalYear 2023 Defense Budget,” March 28, 2022, /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 2980014/ the-department-of-defense-releases-the-presidents-fiscal-year-2023-defense-budg/.
[51]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omptroller),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FY 2023, April 2022, pp. 28-29,
/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3/ FY2023_Pacific_Deterrence_Initiative.pdf.
[52]Paul McLeary, “Indo-Pacific Commander Delivers $27 Billion Plan to Congress,” Breaking Defense, March 1, 2021, /2021/03/indo-pacific-commander-delivers-27- billionplan-to-congress/.
[53]Peter Ong, “Land-Based Anti-Ship Missiles and the U.S. Marine Corps: Options Available,” Naval Times, September 27, 2020, /naval-news/2020/09/land-based-anti- ship-missiles-and-the-u-s-marine-corps-options-available/.
[54]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Army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mptroller), “FY 2023 President’s Budget Highlights,” April 2022, p. 31, /Portals/72/Documents/BudgetMaterial/2023/pbr/Army%20FY%202023%20Budget%20Highlights.pdf.
[55]陳曦、朱啟超： 《美國陸基中導計劃如何影響全球戰略穩定》， 《世界知識》 2022 年第
5 期，第 42 頁。
[56]約翰·米爾斯海默：《常規威懾論》，阙天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1 年20版， 第 37 頁。
[57]Patty-Jane Geller, “Missile Defense for Guam Needed to Improve Deterrence in the Indo-Pacifi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ly 19, 2021, /missile-defense/ report/ missile-defense-guam-needed-improve-deterrence-the-indo-pacific.
[58]Joe Saballa, “US to Invest $900M in New Guam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he Defense Post, April 5, 2022, /2022/04/05/us-guam-missile-defense/.
[69]C. Todd Lopez, “Time for Guam Missile Defense Build-Up Is Now,” December 8, 2021, /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866855/time-for-guam-missile-defense-b uild-up-is-now/.
[60] “無人機載定向能武器”項目自批準後多次更名。2021 财年起， 該項目從導彈防禦局轉 到國防部負責研究與工程的副部長辦公室，納入“高能激光發展線路圖”計劃并加快推進。
[61]Peter Suciu, “Why Directed Energy Weapons are a Priority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9, 2022, /blog/buzz/why-directed-energy- weapons-are-priority-department-defense-200700.
[62]Inder Singh Bisht, “US, Australia to Co-Develop Upgraded Precision Strike Missile,” The Defense Post, August 18, 2021, /2021/08/18/us-australia-precision- strike-missile/.
[63]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January 6, 2022, /joint-statement-of-the-u-s-japan-security- consultative-committee-22/.
[64]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Tokyo Summit 2022,” May 23, 2022, /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quad-leaders-tok yo-summit-2022/.
[65]Jeffrey W. Hornung, “Ground-Based Intermediate-Range Missiles in the Indo-Pacific: Assessing the Positions of U.S. Allies,” RAND Corporation, 2022,
/pubs/ research_ reports/RRA393-3.html. 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後，美國可能加大對岸田政府的誘 導與施壓，要求其配合美軍在日本西南諸島部署中導。
[66]Jacob Cohn, Timothy Walton, Adam Lemon and Toshi Yoshihara,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Reintroducing US Theater Range Missiles in a Post-INF World,” CSBA, 2019, p. 30, https:// /uploads/documents/Leveling_the_Playing_Field_web_Final.pdf.
[67]淩勝利： 《亞太優先：美國亞太主導權戰略探析》， 《東北亞論壇》 年2020第 2 期，第 54 頁。
[68]Jonathan Holslag, “Self-Betrayal: How the West Failed to Respond to China’s Ris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6, No, 3, 2021, p. 153.
[69]Philip Davidson, “Statement befor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February 12, 2019, p. 19, /download/davidson_02-12-19pdf.
[70]Joseph Trevithick, “Navy’s New Controversial Shipbuilding Plan Raids Air Force and Army’s Piggy Banks,” The Drive, December 10, 2020, /the-war-zone/38086/navys- new-controversial-master-shipbuilding-plan-raids-the-air-force-and-armys-piggy-banks.
[71]“Trump’s Defense Plan Would Boost Navy, Missile Defense, Boeing Plane,” Bloomberg, February 13, 2018, /news/articles/2018-02- 12/trump-s-defense-plan-boosts- navy-missile-defense-boeing-plane-jdkgs7wa.
[72]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leases the President’s FiscalYear 2023 Defense Budget,” March 28, 2022, /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 2980014/ the-department-of-defense-releases-the-presidents-fiscal-year-2023-defense-budg/.
[73]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nference Report to Accompany H.R. 6395,” SEC. 1650, p. 1756, December 20, 2020, /billsthisweek/20201207/CRPT-116hrpt617.pdf.
[74]Jack Detsch, “Pentagon Faces Tense Fight over Pacific Pivot,” Foreign Policy, June 7, 2021, /2021/06/07/biden-pivot-china-pentagon/.
[75]Mike Gallagher, “State of (Deterrence by) Denial,”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2, No. 2, 2019, p. 37.
[76]葛漢文：《島鍊、空間控制與霸權——美國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政治想象》， 《國際 展望》 年2020第 3 期，第 63 頁。
[77]李彬、胡高辰： 《美國視阈中的中國核威懾有效性》， 《外交評論》 2018 年第 5 期，第 40 頁。
[78]Tong Zhao, “Opportunities for Nuclear Arms Control Engagement with China,” Arms Control Today, Vol. 50, January/February 2020.
[79]胡高辰： 《中美不對稱核穩定與美國戰略機會主義論析》， 《國際安全研究》 21 年20第 2 期，第 69 頁。
[80]Missile Defense Advocacy Alliance, “Missile Threat and Proliferation: China,” /missile-threat-and-proliferation/todays-missile-threat/china/.
[81]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Nuclear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1, No. 4, 2017.
[82]陳曦、葛騰飛、宋道青： 《智能化情報手段對大國戰略穩定的影響評估》， 《情報雜志》 21 年20第 6 期。
[83]陳向陽：《“薩德”入韓對東北亞地區的戰略影響》， 《現代國際關系》 2017 年第 4 期。
[84]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ooperation and Opposition, April 3, 2015, p. 2, /sgp/crs/nuke/R43116.pdf.
[85]Christopher A. Bidwell and Bruce W. MacDonald, “Emerging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ir Potential Threat to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FAS, September 2018, p. 4, /wp-content/uploads/media/FAS-Emerging-Technologies-Report.pdf.
[86]江天驕：《同盟安全與防擴散：美國延伸威懾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機制》，時事出版社 年2020版，第 204 頁。
[87]Jonathan Solomon, “Demystifying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Great-Power Conflict and East Asian Peace,”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7, No. 4, 2013, p. 134.
[88]黃钊、宋德星：《安全戰略轉型下日本導彈防禦計劃的二元取向與地區影響》， 《世界 經濟與政治論壇》 年2020第 6 期，第 57 頁。
排版 | 沈䶮
文章來源于《國際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文章評譯内容為公益分享，服務于學術科研教學，不代表國政學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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