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辱母殺人案”相關的兩個命題
“辱母殺人案”在全國引起巨大的反響，這一案件其實涉及當下中國兩個重要的命題：
其一、法律基于什麼？是中國人性還是國外條款；
其二、法律培育什麼？是助長頺廢還是催化陽剛。
這兩個命題在“辱母殺人案”的解析中又有兩個延伸命題：
其一、孝道與忠義，即沒有孝道就不可能培植民衆對國家的忠誠；
其二、孝道與陽剛，二者都在“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且是關聯的。
本文是一個随筆，對上述命題并沒有全面展開，提出僅僅是為了與讀者共同思考。【系辭】曰：“天垂象，見吉兇，聖人象之。”現代的聖人就是社會大衆，現代“聖人象之”就是社會共識。當一個典型性的事件發生，官方的善意立場可以是一個普法的機會，而大衆的立場則在于我們如何構建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在這裡說的是法治，在淺層次上二者并不矛盾。
一、法律基于人性
法律基于人性，這是法治的自然屬性。現代西方法律源自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在論法學之前走遍歐洲每一個國家，了解歐洲的每一個民族，體察人性，甚至關注中國人性。
作為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是首先是一個自然主義者，即沖破中世紀種種觀念約束，達于思想的全面的解放，而以人的本然作為思考的基點，孟德斯鸠的法學立足于自然的法，也就是人性的歸納。
這個案件其實正在促使國人思考：官僚體制千孔百瘡。企圖縫補這一張破網，即使女娲再生，也無能為力。不知不覺中，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政治變革、文化重生的時代，所有必須變革的課題都是社會自身的提出。
二、法律培育什麼？
對于“辱母殺人案”的解釋我們更應該從文化，也就是從民族性的培育上看。
“辱母殺人案”提示當代中國人應該如何建立中國法制，中國法制基于人性也必然培育中國人性。近期【大秦帝國】正在熱播，商鞅以法培育秦人陽剛之氣，令人印象深刻。
商鞅的法律條文也有不通人性的地方，例如對赢虔施以劓刑，徹底毀傷了一個貴族的自尊--自尊正是貴族人性最重要的部分。商鞅因此毀損了秦國領導集團的團結，商鞅後來獲“五馬分屍”之刑正是他不通人性的報應。
山東聊城法官“辱母殺人案”的判決正是一個不通人性的判決，更是一個毀傷中國人性陽剛之氣的判決。
2006年發生在南京的彭宇案，在判決書中，法官根據自己的陰暗心理作出“日常生活經驗”和“社會情理”分析，認為彭宇“如果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僅僅是好心相扶。”因此法院判定彭宇是撞人肇事者，應當承擔被害人損失的40%。
此案在中國造成的負面影響是驚人的，從此後見到老人摔倒再沒有人敢幫扶，自從學習雷鋒後，本來非常平常的扶助老人、幫助弱者的風氣不複見于社會，幾千年的“乍見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孫醜章句上》）傷痕累累。
當前中國的法學界淪陷于西式法制意識。我們都很清楚，中國文化，也就是中國人性與西方文化即人性是不盡相同的，例如親親意識是西方社會沒有的--西方社會的親情淡薄，即孝道缺損。
基于西方法律，說明白了就是基于西方人性，不免邯鄲學步。于是我們經常看到法院做出古裡古怪的判決，盡管法官們總能夠說得頭頭是道，我們就這樣無可奈何地看着這些大人先生們的東施效颦。
沒有經曆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階段，中國社會進步的道路坎坷，因為我們都在茫然地看待種種難以理解的現象，因為我們難以達到共識，因為我們沒有文化，展現不了中國人性。
三、孝道與忠義
當下中國要不要講孝道？被告人于歡的行為毫無疑義是一個孝子行為，當其母受辱時敢于在惡徒衆多的情況下拔刀出手。
其實這個問題的回答就在國人人人心中，假如你的母親受辱你敢不敢拔刀？假如你的祖國受到欺淩你敢不敢拔槍？假如你不敢，說明中國政治已經人心喪盡；假如多數人敢，那個判大孝子于歡無期的法官将遺臭萬年--這個拘于法律條例的法官應該自問：當你的母親受到侮辱而求助警方不能的時候，你應該怎麼辦？
“辱母殺人案”還在提醒官方注意，基層民警的不作為已經成為中國法制的緻命傷。這個案件關鍵點即民警沒有及時制止事态的惡化，而是保護惡棍，迫使大孝子于歡不能不出手，不得不自衛。在大談法治的當下，這一個案件促使社會深思。
當警方不作為，無論法理或道德都是空泛的，所謂黑社會，就是無法理、無道德才稱為黑社會。當我們設身處地為于歡想一想--絞盡腦汁，隻有奮起抗暴。
這個問題是社會之問，在中國從人治向法治進步的這一個過渡階段，“辱母殺人案”不會是孤立的。大衆的疾呼是在聲援于歡，更是為了自己，為了避免飛來橫禍。
中國傳統文化講孝道，講孝道并非囿于親親文化，也及于政治哲學，即孝道是政權賴以存在的基礎，講孝道即講忠義。大宋律法：“如有複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請令今後具案，奏取敕裁。”宋徽宗時期更立法補充：“有因祖父母為人所毆而子孫毆之以緻死者，并坐情理可憫奏裁”。可見古代統治者極其重視孝道與忠義之間的聯系。
南宋發生一“辱母殺人案”：
王佐，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戊辰科狀元任職中書門下省。王佐有弟王公衮，将赴任烏江縣縣尉（縣公安局長）時，發現母親的墳墓被盜挖--這是對王氏兄弟母親的最大侮辱。
王公衮撇開無能的官府親自破案，并将案犯嵇泗德押送到紹興府。按《宋刑統》，“諸發冢者，加役流；已開棺椁者，絞。”但是紹興府判嵇泗德輕刑。王公衮怒極，手持利刃混入監牢，親手将嵇泗德宰了，後投案自首。
王佐得知其弟殺人入獄，以自己的功名、官職謀求為弟弟贖罪。宋高宗對此案非常重視，專門派員組成合議庭，合議庭判決：“公衮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罰，宜如律。”（王公衮刺死辱母者，應判無罪；王佐提出替弟弟贖罪之請，請朝廷駁回；依法追究紹興府法院司法官員“故縱失刑”的法律責任。）
宋高宗當即批示：“給舍議是。”命王佐“依舊供職”；“紹興府當職官皆抵罪”；王公衮受到“降一官”的行政處分，擇日赴任。後世學者為王家兄弟鳴不平，明代學者丘濬在《大學衍義補》中說：“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衮一官，豈所以為訓乎？”
四、孝道與陽剛
因為有孝道，社會才能充沛陽剛之氣；因為有陽剛之氣，社會才能化惰性與腐敗于無形；因為有陽剛，社會才能有正義；因為正義得立，公平與合理才能在社會遂行。這個推理是不難論證。
沒有孝道就不可能有陽剛之氣，沒有陽剛之氣，社會危矣！國家危矣！壺公評論經常思考一個問題，中國人總是如同祥林嫂一樣讨論南京大屠殺，有意義嗎？為什麼大家不能問一句：三十萬中國人為什麼不如三十萬頭豬--豬在臨死還會狼奔豕突，豈肯老實受死。
這是因為滿清之後的中國人已經喪失陽剛之氣--即反抗之心。而有些日本人論及南京大屠殺，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大屠殺的意義，日本人的大屠殺就是效法當年滿清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其目的即在打擊中國人的陽剛之氣、反抗之心。
山東聊城法官的判決即不考慮中國人性的至要孝道，也在打壓中國人反抗惡勢力的意志，此法官之惡劣行徑，難以得到社會的寬容！
結束語：
法治代替人治已經成為必然之勢，但是人治對法治的扭曲與抵抗依然如此頑強。不能不疾呼我們的社會，共同關注這一個可能扭曲我們社會賴以存在的基本觀念的判決，制止少數惡勢力對中國人性的踐踏。
壺公評論2017/03/27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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