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王南征而不複，非是伐楚而死，而是南巡時渡江而亡

文/趙慶淼

摘要：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表明，西周昭王時期對江漢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行動，分别為十六年伐楚、十七年伐虎方和十八至十九年的南巡狩。“昭王南征”是昭王季世經略南土史事的統稱，實際上涵蓋了伐楚和南巡。過去将昭王殒身歸咎于楚人的說法，缺乏堅實的史料依據，是一種層累地造成的曆史認知。昭王巡狩南土途經随棗走廊，抵達今湖北黃陂境内的長江北岸，并于南下涉江途中殒身，這是由同時期江漢平原的自然環境、交通路線和南巡行程等因素共同決定的。

“昭王南征而不複”，曆來是古史學界所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自戰國以降，典籍中出現了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即昭王是在南征楚國的途中涉漢水而亡。所以，“昭王南征”也就通常被定義為昭王時期對楚國的征伐。如《呂氏春秋》雲：

周昭王親将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祭）公抎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祭）公。

後世史家多據此推斷，昭王南征的失利當與楚人有關。如童書業說：“至’不複'，則似遭楚人之暗算，故齊桓伐楚以此事責楚也。”楊寬亦認為：“所謂'梁敗’，是說浮橋突然敗壞，當由于遇到楚人的突然襲擊，浮橋敗壞，因而昭王和随從的卿士祭公都跌落漢水中，所說’辛餘靡振王北濟'，隻是拖起屍體而已。”可見，每言及昭王南征，人們便自然會聯想到楚國，并順理成章地将昭王之死歸咎于楚人。另一方面，據《水經注》記載，今湖北天門東南的漢江中有地名曰“死沔”，相傳得名于昭王死焉，故研究者多将昭王的殒身地點考訂于斯。時至今日，上述一系說法在學界依舊影響甚巨。

衆所周知，明确曆史文本形成的來龍去脈，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傳統典籍與出土文獻、考古發現之間的互相印證，對于上古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倘若我們回歸到昭王南征的原始史料中去便不難發現，越是與該事件時代相近的銅器銘文和文獻記載中，越難以尋見昭王殒身于伐楚的堅實證據，而恰恰是出現時間較晚的曆史文本，對這一事件來龍去脈的描述倒愈發詳細，情節也顯得格外蹊跷詭谪。尤其是金文與古本《竹書紀年》這兩種不同來源的曆史文本可以構成互證，反映出昭王伐楚後并未卒于漢水，而是率衆返回了北方，繼而又發起了伐虎方和南巡等軍事行動。這便足以表明，學界通常概念中的“昭王南征而不複”，很可能經曆了一個被片面理解并不斷重塑的曆史過程。進一步說，若結合先秦時期江漢地區的自然環境、交通路線分布等因素來看，《水經注》關于昭王殒身地點的記載，也同樣存在諸多亟需廓清之處。本文結合傳世典籍、岀土文獻和考古材料，試對上述問題加以系統論述，力圖對“昭王南征”史事的正本清源。

一、“昭王南征而不複”的文本分析

“昭王南征”的史迹散見于《左傳》、古本《竹書紀年》、《史記》及其三家注以及昭王時期銅器銘文。其中，與《呂氏春秋》的相關文字在内容上相仿者，尚有《史記》索隐引宋衷之說：

昭王南伐楚，辛餘靡為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複，周乃侯其後于西翟。

《史記》正義引皇甫谧《帝王世紀》雲：

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禦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辛遊靡長臂且多力，遊振得王，周人諱之。

上揭兩則史料均描述了昭王伐楚而卒的經過，就其“主幹”和叙事結構來看，與《呂覽》之說大體相同。這種古書之間存在“互見”的内容，不排除具有時代較早的某種文獻作為史源，也可能是基于一定時期内的共同知識背景或者“公言”。不過，倘若研究者細加推敲，便不難對其可信度産生疑問。

首先，就這些古史傳說本身來說，彼此間雖然“主幹”相近，但細部内容卻多有出入，基本上都經曆過演繹和改編的過程。至于它們的主要素材，很可能來源于戰國時人的共同知識背景，所反映的也多是同時期人們觀念中的古史，其真實性距離信史尚有一定差距，現今我們重新研究商周時期乃至更早的曆史問題，自然不能不加批判地視作定誠。其次，據《逸周書·祭公》與清華簡《祭公之顧命》記載，曾于臨終前對周穆王進行訓誡的祭公謀父，其人與穆王之祖康王同輩，是曆經昭、穆兩世的輔政老臣。揆情度理，此祭公謀父當與随昭王伐楚的祭公是一非二，而《呂覽》卻說昭王、祭公一同落水而亡，則明顯與其他先秦文獻的記載龃龉不合。

其實，關于上述《呂覽》等書中相關記載的可靠性，自唐代以來便有學者提出質疑，如孔穎達說：

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

最為關鍵的是，即便依照《呂覽》和《史記》三家注所見諸說，最多也隻提及“船人”呈進膠船，而無從尋見“梁敗”或“船解”本系楚人蓄意所為的确鑿證據。所以，近代史家多将昭王之死歸咎于楚人謀害，大緻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前提：昭王是因伐楚而不返，并由此産生的一種演繹推想。

管見所及，目前最早将“昭王南征”與楚國相聯系的傳世文獻當屬《左傳》。然而細繹相關文字不難發現，其中并無昭王喪于楚人之手的明确記載，至于“昭王之不複”，其實與楚國間的關系也非常模糊。《左傳》僖公四年：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複，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複，君其問諸水濱！”

懷疑昭王遭楚人暗算的學者，多試圖挖掘這段文字中的所謂“隐義”。如竹添光鴻推測，昭王殒身“茲事體大”，楚人不敢承擔其過，故多推诿塞責之辭。不過，對于諸侯盟方來說，連“包茅不入”這樣的過失，管仲尚可以代表王室直言相诘，倘若昭王确為楚人所害，桓公正可高擎“勤王”旗幟，率領聯軍鐘鼓堂堂、聲罪緻讨，根本不必先以征取貢納為名，言及關鍵之處卻措辭暧昧、轉彎抹角。杜預曰：“（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訃，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史記·齊太公世家》集解引服虔說亦雲：“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令楚也。”由此可見，春秋時即便如齊桓、管仲者，恐怕也無從認定昭王殒身是否确與楚人有關，隻不過聯軍出師必須有名，遂以此作為伐楚的借口罷了。

值得注意的是，以古本《竹書紀年》為代表的另一系文本，在記載昭王殒身一事時皆冠以“南巡”或“南巡狩”字樣，從而與伐楚相區别：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兇。周昭王十九年，天大瞳，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上揭引文明确指出，昭王十六年南征的對象為楚國。有學者認為“楚”系“楚蠻”，亦即江漢地區的楚蠻之族，恐怕不合于曆史事實。至于昭王不返之事，則發生于十九年南巡途中。《史記·周本紀》雲：

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史記》不釆《呂覽》之說，而與古本《竹書》的記載相仿，說明太史公在撰述昭王之事時，很可能也曾面對紛繁複雜的不同記載，至于最終以“南巡狩不返”立說，則應該是他經過審慎取舍的結果。

事實上，出土文獻所反映的史實與古本《竹書》完全一緻，即昭王在統治後期曾先後兩次對江漢地區釆取軍事行動。正如史牆盤銘（《集成》10175）所雲，第一次是“廣懲楚荊”，即昭王率師親征楚國；第二次則由南宮伐虎方揭開序幕，昭王接踵進行了規模盛大的南巡，亦即所謂“唯奂南行”。于省吾指出“奂”有大、盛之意，在此用作動詞，意即張大、拓展了南方的道路。

昭王南征楚國之事，在金文中通常記作“伐楚”“伐荊”“伐反荊”或“伐楚荊”，茲将相關内容列表胪列如下：

上揭諸篇金文中的伐楚之役，與古本《竹書》所載昭王十六年“伐楚荊”當系一事，學界對此向無異議。結合“饑“鑄作的鼎、篡兩銘來看，此次伐楚是自十五年九月自成周出發，到次年丿'月結束戰事而歸。諸器銘文中或曰“俘”“俘金”“有得”，或雲“唯歸”，皆表明随行的衆多貴族不僅全身而返，還曾俘獲戰利品并鑄器以為榮耀。京師峻尊中的“王有實功”一語，辭例近于《左傳》莊公三十一年“凡諸侯有四夷之功”，故這裡的“類”字，應即漢水以南的地名。尊銘既言昭王“涉漢伐楚”，并在奕地打了勝仗，則足證此役雖未必以全勝告終，但肯定取得了一定戰果。

伐楚之役結束後不久，昭王又命南宮讨伐虎方，同時派臣屬先行巡省南方國族、開通道路，進而再次親自率衆南下江漢地區。李學勤、孫慶偉曾結合新出金文，對昭王時期的史事進行了細緻的梳理，有力地推進了相關研究的深化。筆者在此基礎上參以拙見，根據金文曆日信息對昭王南巡銅器試作系聯，并列表揭示如下：

所謂“巡狩”，即“巡所守也”，意為天子巡行視察諸侯所守之疆土。通觀上表内容可以看出，這一階段的史事俱是圍繞着昭王巡省南土國族展開，同古書所言“巡狩”的内涵若合符節，而與伐楚截然無涉。茲詳述之。

首先，諸篇器銘的内容皆為巡省、出使、分封授土等與南巡緊密相關的史事，其中唯一涉及戰争的信息僅是南宮伐虎方。“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因而照常理來說，倘若其間有伐楚等重大軍事行動發生，同時期的曆史記錄當不會失載，畢竟在昭王殒身以前，周人對此事應該毋庸諱言。系以“十九年”字樣的乍冊買由、析尊兩銘足以證實，南巡一直持續至昭王末年，故昭王殒身之事隻能發生在南巡途中。

其次，昭王此行途經的曾、鄂等國，其方位皆與伐楚的路線不合。近來，随州葉家山曾侯墓地的考古發掘，證實了西周早期的曾國當位于随州境内。無獨有偶，随州安居鎮羊子山也相繼發現了周初鄂國公室墓群，所出銅器銘文多标識“噩侯”“噩仲”字樣，表明同時期鄂國的政治中心就在安居鎮一帶。衆所周知，随棗走廊北倚桐柏山，南臨大洪山，自古便是連接南陽盆地和漢東地區的交通幹道。既然京師峻尊明确記載，昭王伐楚時曾有涉漢之舉，故此時楚國的核心區域隻能位于漢南的荊山及其周邊地帶。也就是說，伐楚的路線當自漢水中遊涉漢南下，而不會繞經漢水以東的随棗走廊。所以，昭王此次南略的目的顯然不在于征伐楚國，而是與巡狩南邦、懾服邊陲有關。

總之，在昭王時期的金文中，凡記載伐楚一事者，相關文字中多可見凱旋之辭，而叙及伐虎方和南巡者，其所載史事則與楚國無關，這一現象與古本《竹書》之說完全吻合。因此，昭王季世的伐楚和南巡，實際上是針對江漢地區的兩次軍事行動，兩者的時間先後順序清晰明了，其戰略目的和所涉方國地理也不相混淆。

需要指出的是，從文字學上來講，“征”字的本義為遠行，“征伐”“征讨”則是該字後起的引申義。西周金文記載昭王伐楚，雖多用“伐”字，亦間或用“征”，或曰“南征，伐楚荊”，足證“征”“伐”二字析言雖有别，渾言亦可通。因此，就古義而言，“南征”一詞實相當于“南略”，無疑可以指巡狩南土之舉，故《左傳》稱“昭王南征而不複”，其結局自然以昭王的不幸而告終。然而随着“征”用作“遠行”的本義日漸式微，加之去古愈遠，昭王季世的相關史事便愈加茫昧不清，故後世每言及“昭王南征”，人們便很自然地聯想到昭王伐楚，乃至最終将兩者完全等同起來，伐虎方和巡狩南土的來龍去脈遂不為後世所知。

綜上所述，昭王時期的銅器銘文與古本《竹書》這兩種不同來源的曆史文本可以構成互證，表明昭王在伐楚後并未卒于漢水，而是率衆返回了北方，繼而又發起了伐虎方和南巡等軍事行動。至于昭王南征楚國而不返的說法，并不見載于同時期的西周史料，它應該是在後人對古史認知不清的情況下，誤将“昭王之不複”和伐楚這兩件本無因果聯系的史事加以糅合，并通過兼釆雜說、不斷演繹而産生的。盡管這一曆史叙事，至戰國時期已作為一種比較流行的共同知識背景而被納入文本，但它并不符合曆史事實，本質上仍然屬于一種層累地造成的古史。

二、昭王南巡的曆史地理考察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多将“昭王南征”歸因于楚國的反叛，或是周人貴族集團對江漢地區銅、錫等物質資源的需求，這些意見均頗有見地。不過，若将昭王季世的伐楚、伐虎方和南巡置于政治地理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我們便不難發現，這一系列舉措之間的銜接頗為緊密，不宜孤立地看待。

衆所周知，周民族與江漢地區族群間的交流由來已久，其初殆可追溯到文王時期。西周早期的成康之世，周王朝的戰略重心雖然主要是在東土，卻并未放松對于南方的經營。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舉措，即在随棗走廊一帶推行分封，陸續建立了“曾”“鄂”等侯國。近來的考古發掘表明，葉家山曾國墓地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期，約相當于成、康、昭三世，其上限不早于成王。周初的太保玉戈銘雲：“令太保省南國、帥漢，誕殷南。”殷即殷見，乃是周人召集并會見方國、部族首領的一種儀式。由此可知，周王朝在克商不久，便已委派重臣召公爽負責南土經營的具體事宜。

但是，由于随棗走廊北倚淮水流域，南臨漢水中遊，處在虎方、楚國等衆多敵對勢力的包圍之下。因此，從周王朝南土的政治地理格局來看，昭王隻有先征服漢水中遊地區的楚國，并将其壓制在漢水一線以南，方能保證南北交通樞紐——南陽盆地的安全。虎方為商周時期的南土方國，它與楚國、“楚蠻”在名号、族屬、存滅時間及地理方位上均不相同。“虎方“之名始見于殷墟蔔辭，西周史密篡（《新收》636）中明确稱其屬于“南夷”集團，主要活動于淮河上遊到漢東地區之間。故昭王在伐楚之役完成後的次年，便命中、靜先行開通南土道路，并于沿途設置王居。同時又命南宮率衆讨伐虎方，進一步掃除随棗走廊北翼的威脅。據中軀銘文所示，中在完成先遣任務後，又奉命聯絡今鄂北地區的方、鄧諸邦，并且要随行的伯買父率部戍守漢水沿線，從而加強随棗走廊南部的警戒，以備不虞。綜上這一系列政治、軍事舉措，無疑為接踵而來的昭王南巡提供了必要保障，同時也為周人勢力控制随棗走廊、鉗制淮夷部族，進而深入長江中遊地區奠定了基礎。因此，昭王時期的伐楚、伐虎方和南巡諸舉措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應該是西周最高統治者對其南土經營構想的具體實踐。不過遺憾的是，随着南巡的失利，周人自立國伊始便力圖全面控制江漢地區的戰略部署，直至昭王末年仍未能完全實現。

“昭王南征而不複”，曆來就是古史研究中一個懸而未決的謎團。由于同時期的史料阙如，而時代越晚，古書對這一事件的描述就越發詭谪，導緻曆史的真相更加撲朔迷離。我們在此無意對昭王的死因作過多推測，僅希望結合南巡的相關背景因素，談談對于昭王殒身地點的一些淺見。

無論是古本《竹書》還是《呂氏春秋》，均明确指出昭王卒于涉漢途中。另據《水經注·沔水》記載，今漢江下遊的漢川段有地名曰“死沔”，相傳得名于昭王死焉，昭王殒身地點遂進一步得以落實。後世學者翕然從之，似乎沒有什麼疑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除“死沔”以外，《水經注》中還提到了多個昭王殒身之處，皆位于今湖北天門東南：

沔水又東迳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昭王渡沔，中流而沒，死于是水。齊、楚之會，齊侯曰：“昭王南征而不複，寡人是問。”屈完曰：“君其問諸水濱。”庾仲雍言：“村老雲：'百姓佐昭王喪事于此，成禮而行，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沔水又東合巨亮水口，水北承巨亮湖，南達于沔。沔水又東得合驿口。庾仲雍言：“須導村耆舊雲：’朝廷驿使合王喪于是，因以名焉。’今須導村正有大斂口，言昭王于此殡斂矣。”沔水又東，謂之橫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沔水又東，謂之鄭公潭，言鄭武公與王同溺水于是。餘謂世數既懸，為不近情矣。斯乃楚之鄭鄉，守邑大夫僭言公，故世以為鄭公潭耳。沔水又東得死沔，言昭王濟沔自是死，故有死沔之稱。

不難看出，這些關于昭王殒身地點的說法，其實多來源于“齊東野語”之口耳相傳。至于将兩周之際的鄭武公和昭王牽扯到一起，更屬無稽之談。甚至郦道元也覺得無所适從，隻能感歎“千古芒昧，難以昭知，推其事類，似是而非矣”。我們又如何據此言之鑿鑿。其實，倘若結合先秦時期江漢平原的自然環境、交通路線以及南巡行程等因素來看，《水經注》的上述記載恐怕也值得商榷。首先，從曆史地理的角度來說，今湖北天門至漢川段的漢水下遊一線，在先秦時期并不适宜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譚其醴指出，今湖北孝感西南、漢水以北的天門、漢川之間，在春秋中期以前屬于漢北雲夢澤的範圍。其間地勢低窪、湖沼衆多，罕有聚落和交通線分布，以車馬為交通工具的周人師旅若要穿行上述區域，勢必極為不便。另據北京大學藏秦水陸裡程簡冊的記載，直到秦代，自南郡江陵（今荊州）到沙羨（今武漢西南）的東西陸路幹道，仍需繞經古雲夢澤以北的竟陵（今潛江西北）、安陸（今雲夢）、武陽（今黃陂境内）等地。這便足以佐證譚其驟的精辟論斷。進一步講，今湖北潛江以南、洪湖以北的江、漢之間，在先秦時期同樣屬于平原一一湖沼形态的地貌景觀，古夏水等衆多水道穿梭其間，雲夢澤的主體部分也位于這一區域内。據學者研究表明，該地區中存在平原的部分，僅限于今荊州以東的荊江三角洲和長江城陵矶到武漢段西岸的狹長地帶。也就是說，即便昭王一行能夠自天門一帶順利涉漢，可要繼續前行，便須縱貫浩瀚的雲夢澤區，如此則不但對周人師旅的大規模行動無益，也有悖于昭王巡省南土的初衷。

其次，先秦時期漢東地區的各級聚落和交通路線，大體沿大洪山以東、雲夢澤以北的今随州——安陸——黃陂一線分布，足以提供我們關于昭王南巡路線的啟示。相較先秦遺址稀少的雲夢澤區而言，近年來在湖北孝感、黃陂地區的滾水、漫水沿岸，陸續發現了豐富的商周時期遺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數長江北岸的盤龍城遺址和浪水之畔的魯台山西周遺存。盤龍城不僅具有商代區域政治中心的性質，同時帶有頗為濃厚的軍事色彩，應該是北方商人經略長江中遊地區的重要據點。國黃陂魯台山遺址中“公太史”為姬O所作銅器群的出土，反映出周人自周初便開始通過聯姻等方式，以加強與漢東國族的聯系和交流。上述商周遺存的地理分布表明，涢水、滠水下遊的今黃陂地區，是商、周文化向長江中遊傳播的前沿區域，也是南北交通幹道的重要節點。

第三，就目前的史料而言，昭王南巡的行程中并不見有涉漢的迹象。中甑、靜方鼎銘文稱，先遣人員在曾國境内設有王居，曾、鄂兩地還駐有王師，故昭王南巡勢必途經漢水以東的今随州地區。另據中方鼎乙所雲，是年十三月庚寅日，昭王繼續前進至“寒”地，并在此将“䙐土”賞賜予中。按中方鼎乙是著名的“安州六器”之一，既然“䙐土”是昭王南巡時賜“中”的采邑，那麼該地應該就在出土“安州六器”的今孝感境内。南巡的相關諸器中，時間最晩的當數析器。析尊銘稱，昭王于十九年六月在“序”地賞賜了“相侯”。這就說明，自十八年末到十九年六月的這段時間内，昭王很可能一直駐足于漢東地區，并通過分封、賜土的方式建立據點。靜方鼎曾經提到，昭王命靜先行巡省的對象為“南國相”，亦即南土“相侯”之國，應該是昭王策劃南巡的目的地之一。李學勤指出，這裡的“相”當讀為“湘”，在今湖南境内的湘水流域。是說不落窠臼，頗具啟發性。

20世紀下半葉以來，湘江、資江下遊地區屢有晚商文化的青銅器出土，其中不少還帶有“戈”“苒”等常見的商人族氏銘文。在江漢平原的西周早期遺存中，也發現了相當一批商族遺物，其中以江陵萬城“北子”器群和黃陂魯台山“長子狗”器為代表。若結合商周易代的曆史背景來看，上述器物的所有者，很可能屬于武王克商以後陸續南遷的商人族群。這批南遷的商遺中，有些大緻已歸附于周人，有些則恃于山川懸隔而叛服不定，遂成為周王朝南方的潛在敵對勢力。由此看來，昭王之所以要興師動衆地巡狩南土，并聯絡湘江流域的王朝邊地軍事長官“相侯”，恐怕不單純是為了鎮撫方國、拓展疆土，還應該和威服、籠絡這批南遷的殷商遺民有關。

綜上所述，通過對先秦時期江漢平原自然環境的複原，不難發現《水經注》所載的昭王殒身地點，其實正位于古雲夢澤的範圍内。同時，根據對漢東地區交通路線分布與南巡目的、行程的分析，也可以推斷出昭王應該不會自此涉漢。值得注意的是，雲夢澤東北的今孝感、黃陂一帶，北上可經義陽三關進入中原，或通過随棗走廊轉入南陽盆地，南下涉江則可抵達廣大的江南地區，是南北陸路交通線與長江中遊的交彙點。因此，昭王一行在抵達漢東地區以後，南臨浩瀚的雲夢澤區，東有大别山脈之險阻，若要繼續巡省南方的湘侯，最合理的選擇便是循安陸、孝感之間的交通幹道前行，并自今武漢境内渡江南下。

另一方面，傳世典籍的記載亦可佐證上述推論的可靠性。實際上，關于昭王殒身的具體地點，不同文本之間明顯存在異辭，應該引起足夠重視。《左傳》僖公四年隻籠統曰“昭王之不複，君其問諸水濱”，并未指出具體地點。倒是《谷梁傳》僖公四年叙及該事，則書作“昭王南征不反，我将問諸江”。《史記·周本紀》亦雲“卒于江上”，與《谷梁傳》的說法同出一源，皆明确指出昭王之死與長江有關。我們知道，由于上古時期江面寬闊、風浪不定，加之主泓道周邊漢流衆多、湖沼密布，故古人渡江頗為不易，在江上航行亦具有較高風險。《史記》稱秦始皇巡守至于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由是觀之，昭王一行在涉江途中遇險，殆與天氣、長江水文等自然因素不無關系。

需要指出的是，《谷梁傳》和《史記》皆稱昭王卒于長江，這一記載雖然較為合理，但筆者并非要率爾否定其他文本的“涉漢”之說。據北大秦簡的内容所示，秦代南郡境内的東西陸路幹道須經安陸（今雲夢）、武陽（今黃陂境内）等地，并自夏汭（漢水入江口）渡江至于沙羨（今武漢西南）。這就足以說明，古代漢東地區的陸路交通線和長江的交彙點往往位于江、漢之會（也即“夏汭”）。可能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導緻後人在追叙昭王的殒身地點時，出現看似截然不同而又互不排斥的江、漢兩種說法。

三、結語

昭王季世曾針對江漢地區實施了一系列的政治、軍事舉措，伐楚和南巡是前後銜接的不同史事。銅器銘文與古本《竹書》這兩種不同來源的史料可以構成互證，表明昭王在伐楚之後并未卒于漢水，而是率衆返回了北方，繼而又發起了伐虎方和巡狩南土的行動，并最終殒身于南巡途中。《水經注》記載昭王的殒身地點位于今湖北天門東南的漢水中流，而《谷梁傳》和《史記》皆稱昭王卒于長江。通過對同時期江漢平原自然環境、交通路線以及南巡行程、目的等因素的分析可知，昭王應該是在今武漢附近的長江沿線涉水而卒。

“昭王南征”一語始見于《左傳》，實際上是昭王季世經略南土的一系列史事的統稱。戰國以降，時人将“昭王南征”片面理解為南征楚國，并以伐楚與“昭王之不複”構成因果聯系，形成了一個比較流行的共同知識背景。在經過不斷演繹發揮之後，局部的史實“主幹”與觀念中的“細節”合為一體，進而被不同文本所吸納。伐虎方和昭王南巡之事由于僅存吉光片羽，遂逐漸不為學界所關注。因此，所謂昭王伐楚而不返的說法，并不符合曆史事實，是一個層累地造成的曆史認知。

由于某種共同知識背景或“公言”的流行，加之後世的不斷“層累”，最終掩蓋甚至曲解古史的例子可謂屢見不鮮。顧颉剛作《纣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對商纣形象不斷醜化的過程加以梳理，通過層層剝繭之法，還原了一個相對真實的商末之君。就周昭王而言，或因為有“南征”不返之事，他的形象在史家筆下似乎也不是很高。不過，春秋賢相管仲倒是對昭王頗為推崇，稱贊其“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這一評價雖不免稱頌之嫌，但也凝練地揭示出昭王曾有經略疆土的事迹，倒是大緻合乎史實。綜觀昭王季世先後采取伐楚、伐虎方和南巡等一系列舉措，改變了周初通過分封、殷見、聯姻等手段經營江漢地區的方略，使周人勢力大規模地深入并根植于此，進而拓展了王朝的政治版圖。這些前所未有的壯舉，無疑均展現了昭王對于南土經營的戰略構想。

據《尚書·舜典》記載，古代天子“五載一巡守”，每逢巡守之歲，則依次巡省東南西北四方。所述巡狩之制甚為規整，恐怕與史實不盡契合，今之學者就多以理想化藍圖視之。不過，《左傳》定公四年言周初封建，稱衛國在泰山腳下的“相土之東都”領有封邑，其目的是“以會王之東蒐”。杜注曰：“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結合《春秋》經傳與金文材料來看，伴随着周初大規模的封邦建國運動，成王時期已初步确立了以“東蒐”為代表的巡狩方式，其後的康、穆二王也相繼沿襲此法。本文通過對昭王南巡史事的初步勾勒，揭示出巡狩制度在統治者鎮撫方國、經略邊陲中的作用，這對于深入探讨周代國家形态的特點，無疑具有相應的意義。相信随着新史料的湧現和研究的不斷深化，相關曆史的面貌定會更加清晰。

簡史專欄上古史話|考古發現|分子人類學|古代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