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東曉孤館 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 驿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潇湘去。 ——踏莎行·郴州旅舍(宋·秦觀) 這首詞作于公元1097年,宋哲宗紹聖四年。此時主持熙甯變法的王安石與反對變法的司馬光都已經去世十一年之久。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人生能有幾個十年?神宗朝的往事本來應如“六朝舊事”般随風而逝,但事實上卻絕非如此。因為秋後算賬,賬才會算得更為明白。哲宗皇帝繼位時還是個十來歲的孩子,朝政由高皇後把持。高皇後全面廢除新法,推行舊制,史稱“元祐更化”。 等到公元1093年,高皇後去世,哲宗皇帝親政,重提新法。秦觀本身并沒有刻意陷入新舊之争,但是他的老師蘇轼卻是一個愛管閑事的人。新黨激進,他諷喻新黨;舊黨反撲,他直言舊黨。他既不容于新黨,也不容于舊黨,幾乎每次都成了被清算的對象。公元1097年,蘇轼被貶海南儋州,秦觀被貶湖南郴州。師徒二人,同時成為天涯淪落人。秦觀颠簸到了郴州,在一家旅舍,于極度苦悶之中,寫下了這首詞。初秋如初春,都是乍暖還寒。唯一不同的,春寒料峭傷骨,秋意濃濃傷神。但這種差異對于旅居的人來說,實在沒有太多區别。在他鄉簡陋的旅館裡,秦觀一個人飽嘗着孤獨。孤獨不是寂寞。寂寞是空的,是“小園香徑獨徘徊”,是無話可說;孤獨是實的,是“十年生死兩茫茫”,是有話不知對誰說。這些感觸,與城市無關,與街道無關,無他人也無關,但卻與渡口有關,與夕陽有關,與月亮有關。 秦觀獨立窗前。夜幕漸深,霧氣減重,兩岸的水榭樓台也漸漸隐去。這種“隐”并非“笑漸不聞聲漸消”,他一定可以看見霧中的彩燈,一定可以聽見彩燈中的小曲。那咿咿呀呀的聲響,如泣如訴般清唱着“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月亮悄然升起,迷蒙的月色籠罩着來時的渡口。那是來處,也是歸途。 煙籠寒水月籠沙。但這裡不是六朝風流的秦淮河,而是桃花源處的武陵溪。可桃花源呢?望斷無尋處。這種失落,如“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也如“雲深不知處”,更如被一碗牛肉面嗆出的哀嚎。還能做些什麼?隻能孤零零的躲在這間旅館裡,在杜鵑一聲聲泣血的叫聲中,任時間流逝,任夜色将自己吞沒。 望斷,望斷,望斷歸來路,望斷天涯路,望的是路,斷的是腸。驿寄梅花,魚傳尺素。這八個字猶如溫泉,讓這首詞有了絲絲暖意——還有朋友在惦記他。歲月無情,能溫潤無情歲月的隻有這點點牽挂。秦觀無疑是幸運的,至少還能在孤獨中讀到朋友的來信,而我們卻隻能對着手機,在陌生人無聊的笑聲中沉淪。按我的設想,這八個字理應成為這阙詞的轉折,由沉悶到歡愉,至少也應增添幾分笑意。可惜我錯了。這或許就是普羅大衆與天才的區别。 朋友的慰藉,堆積在詞人的心中,成愁成恨。“砌”,不是砌磚,不是砌牆,而是砌恨。此恨綿綿無絕期,白居易的“恨”是時間上的,是虛的;秦觀的“恨”卻是空間上的,是實的。把這些“恨”堆砌在心上,人還能呼吸嗎?怕是隻能苟延殘喘了。中國的文學向來講究虛實相間,笑着的可能在哭,喧嘩的可能很寂寞。十年一覺揚州夢,赢得青樓薄幸名。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大概如是吧。 更為可笑的是,他連自己都不知道“該恨誰”。他天資聰穎,博覽群書,精研兵法,一心想治學想治國,可現實就是這麼殘酷。他隻能躲在一個破舊的旅舍裡獨自舔舐着自己的傷口。這對一個身懷大志的中年來說,絕對是一種莫大的屈辱。他不知道該怎麼辦。哪裡才是出路?在這種極端苦悶的心境之下,詞人發出了屬于自己的“天問”——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潇湘去。 人生無論長短,世界無論多大,但在自己身邊繞來繞去的詩中還是那麼幾個人。自己就像一粒絲瓜的種子,即便已經用盡了全部的精血,依然還是在這堵牆上打轉。你的悲傷,你的幸福,全系于此。就如同眼前的郴江,它圍繞着郴山流淌,自由來源于此,拘束也來源于此,它一生的榮辱都依賴于此,這究竟是幸還是不幸?若說不幸,它至少也是在歡快地流淌。若說是幸,可它為什麼不肯停留?為什麼不舍晝夜不知疲倦地往前流淌。就像我的淚。歐陽修曾“淚眼問花”,辛棄疾曾問過“郁孤台下清江水”,納蘭容若曾問過自己“一往情深深幾許”,但在我看來,都沒有秦觀的這一問更疼徹心扉!他似乎沒有退路了,讀過的書,學過的道理,完全沒有了用處。對于一個書生來說,這無疑會要了他的命。我能想象,一個憔悴的中年人,站在清寒的旅舍内,對着一江春水,默默流淚的場景。這個世界恍然已經與他無關。事實上,這首詞寫完不久,秦觀就與世長辭。 秦觀雖是蘇轼的學生,但遠不如蘇轼曠達。蘇轼到了儋州,依舊可以“也無風雨也無晴”的過活,但秦觀不行。他的詞細膩,心更細膩。他将内心所有的委屈與不甘都付諸于郴江水。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就算如此,朝中的當權者還是沒有忘記他。公元1099年,秦觀被貶雷州(廣東)。公元1100年,哲宗皇帝去世,徽宗皇帝繼位,蘇轼等人的命運也迎來轉機。但是已經太晚了。就在同年,秦觀在廣西橫州去世,年僅五十歲。此時距離這首詞的寫作時間不過兩三年而已。 從公元1041年慶曆新政,到公元1100年徽宗皇帝繼位,不過六十年間,大宋王朝卻先後在慶曆新政、熙甯變法、元祐更化……等新黨與舊黨之中反複折騰,最終如何?還不是把太祖太宗皇帝積攢的那些家底都一點一點揮霍光光!公元1127年,靖康之難,北宋滅亡。一個曾經創造了那麼輝煌的王朝,就這麼輕易地毀于一旦。為什麼?秦觀“為誰流下潇湘去”的發問,看似對自身,也似乎是種隐喻。南宋詞人張孝祥曾道“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靖康之恥果真是天命如此?吾不敢苟同! 讀這首詞的時候,我常想起魯迅先生的一段話。 “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着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隻覺得他們吵鬧。” 這段話是先生在極度苦悶之際寫下,我總覺得先生的心境與秦觀的寫這首詞的心境是相通的——找不到出路,這個世界便與自己無關,也隻能任時光消磨,任自己在孤館中沉淪。人,倘若活于苦悶之中,處處都是孤館。這幾日我心裡頗不甯靜,猶如運河上的水,看似波瀾不驚,其實風浪從來都不曾消去。在一個居住多年的城市裡,身心皆漂泊不定,内心的涼并不比秋風的涼輕上幾分。我甚至覺得我的身體已荒蕪如沙漠,若非還有眼睛如月牙泉般堅強,我早就倒下——倒向山林或者歸于沉寂。總歸也是一條出路,盡管這并非是我想要的結果。 我試想過各種各樣的場景,但依然對于今日的局面沒有絲毫的準備。人最大的失望都是源于期待。是我的期待太高嗎?我素來憎恨物化任何事物,但不曾想自己也被标上了價碼。那些精美的價簽更像是靈魂的補丁。撕扯不去,也不敢撕去。我比秦觀懦弱,至少他還敢問,而我隻能躲在自己的孤館裡,寫着無聊的文字,看似慰藉,其實不過是自我麻醉。 其實也并非沒有收獲,畢竟冠冕堂皇的是規矩,冷眼旁觀的才是人心。魯迅先生說“于無聲處聽驚雷”,我想也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潇湘去。 為誰呢?我呆坐孤館,凝視運河。作者簡介: 張東曉 ,男,生于1983年,河南平輿縣人,現定居北京。 作品發表在《散文百家》、《散文選刊》、《海外文摘》、《西南文學》、《西部散文選刊》等報刊雜志; 著有散文集《一曲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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