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漢“鹽鐵會議”産生原因及影響，看霍光與桑弘羊之争

漢昭帝時期，霍光大權獨攬，《漢書 霍光金日磾傳》中記載“帝年八歲，政事一決于光。”但實際上霍光并非武帝指認的唯一托孤大臣，武帝臨終之前令霍光為大司馬大将軍、金日磾為車騎将軍、上官桀為左将軍、桑弘羊為禦史大夫，四人受漢武帝遺诏共同輔佐少主劉弗陵。但武帝死後霍光一家獨大，金日磾成為了親霍派，在大事上盡量不發言，上官桀和桑弘羊二人對霍氏專權多有不滿，據《漢書 昭帝紀》記載，桑弘羊與霍光之間的矛盾主要來源于政見不合。

禦史大夫弘羊皆數以邪枉幹輔政，大将軍不聽，而懷怨望

為了排除異己，大權獨攬，漢昭帝始元六年西漢朝堂上公然召開了一場别開生面的名為鹽鐵會議的“辯論賽”，“辯論賽”雙方分别為桑弘羊帶頭的“群丞相史、禦史”以及被霍光在幕後操縱的“賢良、文學”，這場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讨論武帝時的“鹽、鐵政策”的得失，以及武帝後期所提出的“與民休息”策略具體實施方向。

霍光畫像

鹽鐵會議本應該是一場以解決問題而發起的會議，但到了最後卻逐漸失控，變為了一場毫無意義、僅為鬥嘴的辯論賽，這和霍光在背後的操控脫不了幹系。鹽鐵會議所達成的最大效果即是否定了桑弘羊在漢武帝時期所做出的努力，對“鹽鐵官營”、“反擊匈奴”等國策進行了批判，從而大大打擊了桑弘羊的勢力，鞏固了霍光在昭帝一朝的絕對權力。

“鹽鐵官營”政策的浮浮沉沉

這場發生在漢昭帝時期的著名會議被稱之為“鹽鐵會議”，主要原因就在于雙方就武帝時期的“鹽鐵官營”政策進行了激烈的論辯。這一項政策在漢武帝時期被大力推行，對削弱諸侯王、充實國庫、抗擊匈奴起到了莫大的積極意義，但随着對匈奴的持續作戰，西漢國力日益下降，“鹽鐵官營”的弊端也逐漸顯現。

一，“鹽鐵官營”政策的誕生

西漢前期提倡休養生息，提倡無為而治，這種由統治階級向下推動的社會意識很快成為主流，但這裡的“無為”并非是統治者樂意傳播的思想，提倡無為而治是一種被迫的舉動，在西漢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鈞驷，而将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的窘迫環境下，上層統治者已經無力再折騰，呂後時期更是推行”重農不抑商“政策，在農業快速發展的同時，西漢的手工業與商業也煥發出勃勃生機。

這樣的政策一直持續到了武帝前期，文景之治以來西漢國富力強，但對于處在頂層的漢武帝來說，這樣的“國富力強”并非最好的結果。景帝時期，吳楚七國之亂發動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們有着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後盾。允許鹽鐵私營的後果就是讓大量的财富聚集到了諸侯王和各路商賈的手中，西漢帝國中央所撈到的好處卻并不明顯。這對于漢武帝來說并不是一件好事，諸侯國的富強意味着對中央的威脅。

在另一方面，漢武帝時期常年對匈奴作戰，供養如此龐大的的軍隊需要非常大的開銷，如果不能将财富收歸國有，漢武帝很可能面臨無力再與匈奴作戰的窘迫情況，更有可能陷入在中央疲軟的時候被諸侯王取而代之的險境。“鹽鐵官營”政策應運而生，這就相當于切斷了各諸侯王與商賈的大動脈，将“厚利”的手工業全部收歸國有。

曬鹽業

在漢武帝的統治前期，“鹽鐵官營”配合“推恩令”将諸侯國打得一蹶不振，同時靠着“鹽鐵官營”政策搜刮上來的大量财富也保證了對漢武帝征伐匈奴、南越的後勤穩定。對于西漢中央來說，“鹽鐵官營”有百利而無一害，但對于天底下數量最多的老百姓來說，“鹽鐵官營”是壓在他們身上的一座大山。

随着“鹽鐵官營”政策的持續推出，它的惡劣影響也開始展現。在“鹽鐵官營”以前，西漢的财富大量聚集在諸侯王和商賈的手中，但在“鹽鐵官營”之後，财富大量向中央聚集，這帶來的一大問題就是催生了數量巨大的”貪官污吏“。帝國需要财富維持與匈奴的戰争，”貪官污吏“也需要财富充實自己的腰包，而這巨大的重擔就落在了普通百姓的身上。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

曬鹽、鑄鐵等手工業未被“官營”之前，百姓參與這些活動，為商人打工是可以獲取相應的報酬的，據《史記 吳王濞列傳》記載，由于鹽、鐵行業的繁榮，百姓可以利用在手工業中的勞動來抵扣賦稅。“鹽鐵官營”之後，為曬鹽、鑄鐵等行業勞動沒有了報酬，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義務勞動，這是增加了新的徭役種類。百姓被迫重回農業，無地的百姓隻能承受地主的壓迫，這是加劇了階級鬥争。百姓不能通過手工業抵扣賦稅，在義務勞動之餘還要加緊種地，這是加劇了生活壓力。

西漢大儒董仲舒曾經痛批“鹽鐵官營”是“與民争利”，這項政策的弊端就這樣逐漸展現了出來，身為最高統治者的漢武帝開始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在漢武帝的晚年，他逐漸意識到了自己“窮兵黩武”給這個帝國帶來的深重災難，在《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漢紀十四中記載了漢武帝自己批判自己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并對太子”休養生息“政策表示了肯定。

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

桑弘羊畫像

在後來的《輪台诏》中，漢武帝更是對自己的行為深刻反思，意識到了“與民休息”才是大漢帝國未來最正确的道路。漢武帝的這一诏令可以說是确定了西漢在未來幾十年的發展大方向，是對西漢帝國影響深遠的戰略方針，身為先帝親自認證的少主輔臣，霍光和桑弘羊都絕不敢對《輪台诏》提出異議，至少表面上不敢。

變成一場”辯論賽“的鹽鐵會議

漢武帝雖然肯定了“與民休息”的戰略方針，但就具體的政策來說并沒有太大的改變，對于“鹽、鐵、酒”等行業的具體政策仍然是實行之前那一套，“與民休息”似乎變成了一句空話。“鹽鐵會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但從後來的發展來看，所謂“鹽鐵會議”更像是霍光給桑弘羊布的一場局，即便在“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們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但霍光後來使的卻還是桑弘羊的路子。

作為一場“會議”解決問題顯然是第一任務，而“鹽鐵會議”要解決的就是如何“變”以達到了貫徹漢武帝《輪台诏》所提出的西漢發展戰略。

在會議初始階段，桑弘羊仍然較為理性的與賢良文學進行論辯，在“變”的方面，雙方都對“明者因時而變，智者随世而制”，但賢良文學們似乎并沒有和桑弘羊認真讨論的打算，他們大談“古法”，試圖否認掉“鹽鐵官營”政策的一切積極意義，也試圖否認掉桑弘羊在西漢帝國财政方面的功績，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桑弘羊開始過度鼓吹“鹽鐵官營”的積極作用。

到了這個時候，桑弘羊與賢良文學已經不是在為了解決問題而進行論辯了，反而是在就“鹽鐵官營”等相關政策對西漢是否有益的辯題進行讨論。雙方各執一詞，堅決不認可對方觀點，所做一切努力都是為了駁倒對方的論點，這樣的一場“會議”其實已經失去了意義。雙方也就根本無法達成共識解決問題。

賢良文學是根本沒有與桑弘羊進行談判的誠意的，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否認桑弘羊的功績，而這一切很難說沒有霍光的影子。桑弘羊提倡“變”，但這種變實際上是不變，桑弘羊認為的“變”是從文景之治到武帝時期的政策之變，他認為這種“變”是積極的，這是由于如果這種變不積極，那麼桑弘羊引以為榮的功績就将會化為烏有。而賢良文學認為的“不變”實際上是“變”，賢良文學的“不變”是要回到文景之治時期，體現出來的“變”就是否定武帝時期的政策，而這對桑弘羊是一種巨大的傷害。

王者行仁政，無敵于天下，惡用費哉

鹽鐵會議

也就是說，到了“鹽鐵會議”的後期，雙方之間的讨論是在對桑弘羊的功績進行定奪，賢良文學甚至提出了“用德行治理天下，行軍打仗哪裡還需要消耗軍費”這樣荒謬的觀點。更荒謬的是，這場“鹽鐵會議”竟然是以賢良文學的獲勝而告終。所以非常顯然的，這是霍光對懷有不同政見的桑弘羊的打擊，賢良文學就是他的打手，目的是為了否認桑弘羊的功績以打擊其在朝中的影響力。

“鹽鐵會議”對西漢社會意識的影響

在對桑弘羊進行批判之後，霍光采取的政策卻仍然和桑弘羊大同小異，對于賢良文學們“廢除鹽鐵官營”，“用仁義感動匈奴”等政策，霍光一概置之不理。霍光和桑弘羊其實是一類人，賢良文學是被霍光利用的打手，但他們并不滿足于此，“鹽鐵會議”的進度已經超出了霍光的控制。霍光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打擊桑弘羊，但賢良文學們并不滿足于此，這些心高氣傲的儒生們隻相信自己心中的“正義”，他們要駁倒的不僅僅是桑弘羊，還有霍光。

在”鹽鐵會議“中談到的“假民公田”表面上是在批判桑弘羊，但實際上卻在暗中嘲諷霍光，因為此時霍光正有強占公田的行為。儒家發展是分階段的，在西漢前期，漢高帝劉邦對儒生非常不屑，而儒家在漢初的發展中作用僅僅是“制定禮儀”，到了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逐漸代替道家思想成為了社會主流意識，但在統治階級内部仍然奉行“外儒内法”。

而在這一場失控的“鹽鐵會議”之後，儒生們開始針砭時弊案，開始公然的談論起時事，儒家思想開始向統治階級内部浸透，完成了一次新的進階，這對西漢帝國的未來也有着長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