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崇黃老,并未實行一種思想的專制,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活躍在思想和政治舞台上,并對社會施加着影響。
漢初儒家學者注意面對現實,把握時代的脈搏,勇于吸取衆家之長,不斷修正自己的學說,使儒家學說保持必要的張力和活力,最後完成由在野到在官的曆史性轉變。
黃老“無為政治”适應漢初休養生息的需要,發展了生産,但其“因循為用”,漠視禮制的态度,既嚴重破壞了等級制度,又大大助長了人民目無法紀的心理,導緻經濟繁榮而社會不安、政治不穩。
漢景帝末年的七國叛亂的現實足以說明黃老學說對于地方割據勢力拿不出解決的良方,即使靠“削藩”和鎮壓手段,也隻能奏一時之效。可見黃老學說隻能作用于一時,而不能成為治國安邦的長治久安之道。無情的曆史表明:隻有儒學才是真正的長治久安之道。于是儒學遂被尊崇。
改革
漢武帝是個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喜歡積極向上的儒家學說。
漢武帝獨尊儒術有一個曆史過程。他即位之初,還因崇尚儒術而發生了一場風波。武帝任命愛好儒術的窦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主持政府重要部門。又用安車驷馬迎接著名儒生申公入朝,作為朝制興革的顧問。
窦猗房
武帝的舉措引起黃老派的不滿,在趙绾意在架空好黃老的窦太後,建議不向東宮奏事時,惹得窦太後勃然大怒,将趙绾、王臧逮捕,迫使其自裁,罷免了窦嬰、田蚡。
武帝在強大的壓力下,隻好讓步,暫時停止諸般興禮作樂舉措。
武帝雖然遭受挫折,仍不放棄尊儒的努力,他在選取賢良方正時,留意收攬儒生,授以官職。
建元五年(前136年),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從此确定了任博士官職的特定學術資格,這是尊儒的重要體現。他鼓勵學者研讀儒家經典,使五經傳習更有系統,進行着紮實的理論建設。
劉徹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後崩逝,武帝完全掌握執政權,加快了崇儒的步伐。
他啟用田蚡為相,“绌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将布衣大儒公孫弘擢為三公,封平津侯,這一來引得“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儒生堂堂正正地走到前台,習儒成為最令人向往的職業。
用人
為了廓清思想疑慮,确立起适應大一統政治的思想權威,武帝多次下诏策問,一代鴻儒董仲舒在對策中論述德教是緻治的關鍵,以教化為主導,努力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
他主張以仁義禮樂教民,強化人們的道德意識。“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古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強調“教化行而風俗美也”。這是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混亂狀況的關鍵。
他還引古籌今對更化問題進行了一番議論,深深打動了躊躇滿志、正欲大舉更張的漢武帝。“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董仲舒
在漢武帝認可了他所條陳的“大道之極”和“治亂之端”後,董仲舒提出了用儒家學說統一全國思想的建議,他認為漢初70年,黃老大用于世,由于它既沒有什麼理論建樹,又不重意識形态建設,使人們缺乏信仰,思想混亂。
而政治上的大一統,決不允許“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他指出大一統是宇宙的普遍法則,但是沒有統一的思想與之适應,統治者就無法保持一統局面;法令、政策、制度經常改變,難以遵循,也會導緻社會不穩定。
董仲舒對統一思想意義的論證是有力的,選擇儒家作為指導思想也是合适的。
漢武帝采納了這個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以儒學正式取代黃老,定為官方政治學說,實現了政治指導思想的轉變,奠定了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的思想基礎。
教育
武帝獨尊儒術主要表現在教育領域,元朔五年(前124年),根據丞相公孫弘的提議,為博士置弟子員50人。
從此,博士除參與有關政治活動外,其主要職責就是從事教育。博士弟子制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經學為教育内容的官方教育的開始。
儒學教育進而擴展到私學、蒙學和家庭教育各個領域,并且通過選士制度将培養出來的人才選拔到政府機構中來,這樣,儒術就成為國家培養和選拔人才的一個重要标準。
儒學與仕途聯系起來,使尊孔讀經、學習儒術的人日益增多,儒學陣地日益擴大。
需要指出的是,儒學由孔子創立後,經不同學派的闡述,内容與要點一直在發生着不同的變化。漢武帝尊崇儒家,五經皆立博士,可最受青睐的是公羊之學。當時所尊崇的經義,主要是董仲舒雜糅陰陽五行說而創立的新儒家學說。
漢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為開創新的曆史局面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禅,禮百神,紹周後”,“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創造了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