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初文景之世奉行黃老哲學，經過數十年的慘淡經營，國家恢複了元氣，家給人足，一片太平景象。公元前140年，雄心勃勃的漢武帝劉徹即位。上台伊始，他就一反先祖訓故，開始重用儒生，倡導儒學，變無為政治為有為政治。于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新儒學便應運而生。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年)，西漢廣川(今河北省棗強縣廣川鎮)人。青年時以“三年不窺園”的苦讀精神，研究春秋公羊學，成為一代儒學大師，号稱“群儒之首”。漢武帝時他應诏對策，受到重視和采納。董仲舒在先輩儒學的基礎上，結合漢武帝時代國家在政治上思想上實現“大一統”的客觀需要，改鑄傳統儒學，建立了漢代新儒學，對戶國傳統文化發生了重大、長久的影響。今存董仲舒的著作有兩種：《春秋繁露》82篇，《舉賢良對策》三篇。 董仲舒寫在中國文化史上最濃重的一筆，就是他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藝”。他在《舉賢良對策三》中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治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這段話，學界多年以來一直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八字加以概括，并以“文化專制主義”判之。近來文化學者已有不同的意見，認為這一概括“不過是班固的評論之辭，而武帝或董仲舒本人，并沒有此類極端言論。他們的‘獨尊’，無非是從思想大一統的政治目的出發，突出儒家的文化主潮地位，避免因‘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而妨礙了漢家王朝的一統紀，明法度。儒家的獨尊，并非儒家的獨存。董仲舒的本意，絕非要剝奪諸子學說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生存權。”如果不拘泥于董仲舒的個别言辭，而從精神實質去分析，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因為：第一，漢武帝以後實施的文化政策，在尊奉儒學的同時，“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太史公司馬氏父子《論六家要旨》，劉向、劉歆父子撰寫《七略·諸子略》、評述各家各派學術短長，正是“百端之學”存而不廢的史征。 第二，董仲舒本人的思想體系，也并非純粹單一的儒學，他的思想中，既有鄒魯文化的傳統，也有燕齊方術的傳統，還有一部分三晉文化的傳統，他吸收陰陽家、刑名家的思想觀點，就是明顯的事實。 董仲舒從百家學說中選擇儒學作為當時中國文化的中心，是有其獨立思考的。首先，他重視汲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這完全是秦皇父子窮奢極欲、竭澤而漁、不修文德的必然結果。其次，漢承秦祚，“如朽木糞牆，雖欲善治，無可奈何”，“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這實際上是對漢初奉行黃老之學，過分消極無為，至使諸侯王勢力膨脹、社會教化松弛的理論批評。再者，打出儒家的旗号，實行外儒内法的政策有利于封建統治階級的長久統治，“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正是推行這一政策的真實記錄。 在董仲舒的世界觀體系中，“天”是超自然、超社會、超諸神的至高無上的上帝，他說：“天者，萬物之祖也”，“百神之大君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天”被描繪成為有意志和權威的，自然規律被歪曲為“天”的有意識的安排。他聲稱，陰陽流轉而成四時，說明“天”好德而不好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則表示“天”的喜怒哀樂。他盡力渲染“天”的無窮威力，認為“天”是“甚可畏”的，一切人必須服從“天意”，敬畏“天殃”，否則必将招緻“天”的嚴厲懲罰。董仲舒的世界觀明顯具有唯心主義的、神學的性質。 在董仲舒的政治觀念中，“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即是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封建政治秩序，乃是天意的安排。其中，封建專制君主是“天”在人間的代表，他說：“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又說：“天”與封建君主之間有一種感應關系，如果國家的政治舉措有了過失，“天”就要用災異來向君主表示告誡或譴責。這種說法多少具有在封建君主身上增加一種制約力量的意味。 董仲舒把古代“陰陽”、“五行”的學說，納入于自己的思想體系中，宣揚“天道右陽而不右陰”、“陽貴而陰賤”的觀點，以此說明社會人倫中尊卑貴賤現象的合理性；宣揚“五行者，乃忠臣孝子之義”，以此說明維護封建道德的合理性。這些觀點都是為鞏固封建秩序服務的。 在曆史觀上，董仲舒宣揚“三統循環”的觀念。他認為，曆史以黑統、白統、赤統的順序依次循環更疊。比如在曆史上，夏朝是黑統、商朝是白統，周朝是赤統。三者輪轉替代，完成改朝換代。當一個王朝更替另一個王朝之際，在曆法制度上要有相應的改變，這叫做“改正朔”；在服飾方面也要相應的改變，這叫做“易服色”。他進而指出：王朝更替，曆法、服色可變，封建統治的某些形式儀節可變，但絕不能改變它的實質。所以他說：“若其大綱人倫、道德、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而無易道之實。”他堅信：“道”原于“天”，“道”貫古今，永恒不變，故應“奉天法古”。他說：“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顯然是唯心主義曆史觀，形而上學宇宙觀。 漢代的儒家思想，經過董仲舒的改造，其内容包括大一統思想、天人感應論、君權神授說、三綱五常說等等，這些觀點和主張以現代文化意識來衡量，基本上不應屬于儒家思想中的精華。然而它們不僅為當時的漢武帝所采納，而且也為以後的封建統治者所接受。封建時代的史家也給董仲舒以高度的評價，如《漢書》的作者就把他與文王、孔子并列，說：“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作《春秋》……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為儒者宗。”如何理解這一曆史文化現象呢?應該看到：某一種文化觀念、哲學思想的産生、确立相應用，并不是哪一個人主觀意志所能決定的，它歸根到底取決于社會的需要，曆史的需要。董仲舒的儒學體系中包含那麼多獨斷的、唯心的、神學的觀點，十分荒謬；然而這一體系卻得以暢通一時，行之久遠，這個曆史事實并不荒謬。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适應了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客觀需要，因此他的學說就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特别是儒學發展鍊條上的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