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類曆史而言,無論原始氏族、部落(有的學者對奴隸制一封建制時代民族的稱呼)、民族都有對内部的認同和對外部的區分問題,這種根植于民族傳統、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的民族觀,成為人們認識和處理民族關系的前提,直接影響着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而各個民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自然環境和曆史經驗的不同,又使民族觀在縱深層次上對本民族的發展和共同體的政治形式有着不同的影響。英文“民族”一詞nation,源于拉丁語natio,意為“誕生物”,其原意是指誕生于同一地方的一群人,後來用于泛指人類社會曆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共同體,即“民族共同體”。廣義上,“民族”一詞可以泛指曆史上形成的處幹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各種共同體(包括由一定的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和文化聯系起來的各種穩定的群體),這種群體存在于自原始社會以來的各種社會形态之中,包括原始民族(民族、部落)、古代民族(即部落或稱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民族)和現代民族。在西方,還有着部落(tribe)、人民(people)、民族(nation,更多的時候指“國家”)、族群(ethic group)、種族(ethnicity)等意義嚴格有别的族體概念。但這些概念在中國人眼中是比較模糊的。西方人對中國稱整個國族為“中華民族”,又将其内部的各個族群仍稱為“民族”,就感到不可理解,而中國老一代史學家在借用“民族”這一西方概念來研究中國曆史時,也曾有過相當的困惑,如解放前顧颉剛先生就曾為此特别撰寫《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認為一旦承認了中華民族,就不能同時承認在中華民族之内同時存在的組成這共同體的許多部分為“民族”。一定程度上,這是引進西方民族觀念解釋中國曆史所必然引起的困惑。因為,在中國,“民族”一詞是個外來詞,中國傳統中并沒有“民族”這一概念,也缺乏對各族體定性分析的傳統,比如作為民族國家層次意義的“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就是到了近代才出現的。
因此,中文的“民族”常與種族、國家等概念相混淆,而作為她的組成部分的各個“民族”,隻是社會文化層次意義的概念。這與英文的“民族”在語義上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民族”屬于政治學和社會學、曆史學的範疇,一個民族可以包括若于不同的種族,而“種族”(ethnicity)則是在嚴格的人類學和生物學意義上使用的,二者有着顯著的差異。但沒有“民族”這一概念并不表示中國古代沒有“民族”,更不表示中國古人缺乏對民族問題的認識。一方面,“民族”概念是一個曆史範疇,雖然中國古代沒有從社會組織和政治特征區分和界定族體的傳統,但如果我們不把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出現以後的“民族”觀念(包括斯大林的民族定義)視為天條,那麼,從曆史主義出發,民族作為一個客觀的曆史存在,中國古代也不例外(當然是古代民族)。承認這一點也是對曆史實際的尊重。早在50年代,周恩來總理就說過:“在我國,不能死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義,那個定義指的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民族,不能用它解釋前資本主義時代各社會階段中發生的複雜問題。尤其在我國,封建社會曆史很長……我國許多民族在解放前雖然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但是它們的民族特征都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這種曆史和現實情況都應當正視、研究和照顧,否則就不能合起來”。
所以,有無“民族”這一概念并不妨礙我們研究古代的民族。另一方面,既然承認古代民族的客觀存在,則必有古人基于當時客觀存在的“民族”觀念。中華民族在其獨特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産生的以“夷夏觀”為代表的民族觀,正是一種獨具特色的民族認識論。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