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泰勒·本-沙哈爾;【英】安格斯·裡奇韋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湛廬文化
出版時間:2019年6月
給你一套世界500強企業都在用的績效倍增法,徹底擺脫低效能狀态,提升團隊和個人的工作績效。
制定的工作目标總是完不成,每天忙個不停,卻沒有效率?
團隊成員死氣沉沉,對待工作敷衍了事?
為什麼有的人總是精力充沛,工作生活都能遊刃有餘?
《高效的方法》給你一套來自哈佛大學和麥肯錫的績效倍增法,幫助團隊和個人徹底擺脫低效能狀态,實現高效的工作。
積極心理學領導者泰勒·本-沙哈爾和前麥肯錫高級合作人安格斯·裡奇韋通過研究發現優勢、健康、專注、關系、目标這五項是帶來效率倍增的關鍵因素,泰勒和安格斯将其總結為SHARP模型。在SHARP模型中解釋每一個因素的确切含義,并且依據思維與行動兩方面的科學理論,提供具體的發展策略,告訴人們應該如何使用這些效率倍增因素,以及個人和團隊在工作中是如何将SHARP模型落到實處。
對于領導者來說,《高效的方法》提出要學會挖掘員工的優勢與閃亮的地方,并且要敢于賦能員工,才能打造更優質、更高效的團隊,提升團隊的工作績效,成為高效的領導者;對于個人來說,這本書不僅提供高效的工作方法,更關注個人的心理問題,隻有在工作中找到自己擅長的、感興趣的專業領域,才能提高自我的工作積極性,并從中獲得更多幸福感。
版權信息
泰勒·本-沙哈爾
“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準”
為他人的生活帶來快樂,把繁榮的科學帶給世界
安格斯·裡奇韋
培養現在以及未來的新型領導者
中文版序 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獲得持續提升與發展
引言 挖掘自身潛能,成為“10倍領導者”
哈佛大學、麥肯錫與“10倍領導力”
隻有學習最優秀的領導者,才能擁有高效領導力
帶來效率倍增的SHARP模型
第一部分 飛速變革的世界需要效率倍增的領導力
01 全新的經濟模式為企業帶來三種新常态
人員流動
角色轉變
信息無限
02 關于領導力的六大誤區
誤區一:要成功就要完美無缺
誤區二:想健康就要壓力全消
誤區三:巅峰體驗極為罕見
誤區四:領導者就要玩好“權力的遊戲”
誤區五:找到理想工作,人生才有意義
誤區六:隻有成功才會幸福
摒棄錯誤,向高效領導者邁進
第二部分 SHARP模型:使你效率倍增的領導力提升法
03 專注優勢,找到自己的最佳領導區
比彌補缺陷更重要的是發展優勢
最佳領導區:兩種優勢的完美結合
設計“精熟體驗”,樹立領導自信
好領導應善于發現員工的優勢
團隊管理:創建優勢互補的多元化團隊
04 比消除壓力更有效的是安排精力
管理精力,而非時間
在“精力創造區”平衡損耗與恢複
學習“藍色地帶”的健康秘訣
利用積極情緒恢複精力
團隊管理:創造真實的積極環境,提升團隊恢複力
05 擁有“時間的富裕”才是高效領導者
專念與“心流”的重要性
達到“心流”狀态的三個條件
進入專念投入區,擁有“時間的富裕”
團隊管理:将專念注入領導力
06 真實和積極的态度才能帶來最優領導關系
真實性與積極性:人際關系的促進者
及時表達有效的認可與感激
團隊管理:為團隊創造心理安全感
07 優秀領導者的意義感來自平凡日常每一天
有意義工作工具一:塑造工作
停留在“目标明确生活區”
有意義工作工具二:重視過程而非結果
有意義工作工具三:利用故事的力量
團隊管理:與員工共享目标
08 SHARP相伴,靜待成功
協同效應:整合SHARP模型
比套用模型更重要的是成為自己
第三部分 提升領導力,持之以恒是關鍵
09 我真的能夠成功改變自己嗎
可以改變的四種思維定式
從固定型思維轉化為成長型思維
神經可塑性:改變自我的新途徑
10 用“勒溫模型”持久實現效率倍增
解凍:挑戰現有思考與行為方式
變革:用新方法将自己引至高效
再凍結:用習慣和自我提醒強化新路徑
選擇提醒方式,讓改變持久
結語 重溫效率倍增法,成就自我與團隊
緻謝
注釋與參考文獻
這本書對我來說很受用,首先提高了對自我的認識,然後有了高效率做事的信心,對培養自己的領導力也有了一些理論的依據。
積極心理學領導者泰勒・本 - 沙哈爾和前麥肯錫高級合作人安格斯・裡奇韋通過研究發現優勢、健康、專注、關系、目标這五項是帶來效率倍增的關鍵因素,泰勒和安格斯将其總結為 SHARP 模型。在 SHARP 模型中解釋每一個因素的确切含義,并且依據思維與行動兩方面的科學理論,提供具體的發展策略,告訴人們應該如何使用這些效率倍增因素,以及個人和團隊在工作中是如何将 SHARP 模型落到實處。
原來是說領導力的書,也正是我最近需要了解的。原來以為領導力有天生的因素,但是後天也是可以訓練你的領導力的。SHARP 模型比較恰當地總結了提高領導力的技術,也是一個方法論。這個方法論還是适合與國人的相處之道。1、鍛長闆,比補短闆的性價比高多了。要發揮自己的長處。短處隻要不緻命就随它去,由團隊成員補足即可。2、管好精力比管時間更有效。3、專注于你做的工作,心流效率倍增 4、積極的人際關系,有助于提升領導力(這個誰都知道,我原來甚至認為關系即領導力)。5、目标導向就要明确,讓大家目标一緻。
哈佛大學心理學碩士、哲學和組織行為學博士,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幸福課”講師,積極心理學與領導力研究領域知名專家,多家著名跨國公司特聘心理咨詢師、培訓師。目前,他與合作夥伴安格斯·裡奇韋一同,緻力于個人及組織機構的優勢開發、領導力提升等研究工作。
泰勒·本-沙哈爾生于1970年,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微生物學家。從小,泰勒便酷愛壁球,17歲就斬獲以色列壁球公開賽冠軍。在壁球領域取得成就,對泰勒來說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體驗。受父母的影響,泰勒到哈佛後曾計劃主修計算機科學。作為一流運動員,泰勒也異常活躍于哈佛各大學生社團之間。可是,泰勒一點也不快樂,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在一個很棒的地方,有很棒的班級,周圍都是很棒的人,可我還是感到很痛苦。”
當意識到問題出在自己身上時,泰勒決定尋求改變。在波士頓一個寒冷的早晨,泰勒找到指導老師,要求從計算機科學轉到哲學和心理學專業。被問及緣由時,泰勒說:“因為我問了自己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我會不快樂?第二,我怎樣才能變得更快樂?”從那時起,泰勒的人生便被改寫。
積極心理學改變了泰勒。在哈佛讀研究生時,泰勒真正進入了積極心理學領域,師從該領域的先驅之一菲利普·斯通(Philip J.Stone)。後來,泰勒繼承了斯通教授的衣缽,于2006年春天在哈佛新開設了一門有關積極心理學的課程,目的在于把艱深的積極心理學學術成果簡約化、實用化,教學生通過自我幫助,實現個人的蓬勃發展。這是泰勒開設“幸福課”的初衷。
泰勒堅定地認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準,是所有目标的最終目标。”他試圖把自己的原則都付諸實踐。為了更好地建立一個有關幸福哲學的跨學科領域,幫助世界上更多的人獲得幸福,泰勒放棄了在最高級别大學謀求職位的榮耀。當被問及是否幸福時,泰勒若有所思地說:“我回答不了,我不認為幸福是非此即彼的。可以肯定地說,我比5年前更快樂了,我也希望5年後的自己能更快樂。”
泰勒在哈佛大學開設的“積極心理學”和“領袖心理學”課程曾被學生推選為“最受歡迎的課程”,他也因此被稱為“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導師”。他的課程兼具實用性與可操作性,被衆多企業家和高管譽為“摸得着的幸福”。
為了讓更多的人更了解積極心理學,更好地将經過科學驗證的積極心理學行為融入日常生活,泰勒在離開哈佛大學後,通過創建不同的網站和機構,成功地在大衆與心理學、組織行為學、教育學和哲學之間建立起了通俗的橋梁。作為“潛能人生”(Potentialife)、幸福研究院(Happiness Studies Academy,HSA)、梅蒂夫中心(Maytiv Center)和快樂頻道(Happier.TV)的聯合創始人和首席學習官,泰勒說,他的人生目标就是為他人的生活帶來快樂,無論這個他人是個人、團體還是組織。
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紐約時報》和《波士頓環球報》等數十家著名媒體都曾對泰勒進行過專訪和報道。同時泰勒還受聘為多家著名跨國公司的心理咨詢師和培訓師,為跨國公司高管、公衆和高危人群提供咨詢和講座。
泰勒的幸福哲學很簡單:“當你學會了如何為今天而活,以及如何為明天而活,你就學會了如何平衡眼前的個人需求和長期目标,享受從未有過的生活。”
領導力培訓機構“潛能人生”(Potentialife)首席執行官與聯合創始人,知名企業家、演說家、作家,全球著名咨詢公司麥肯錫前高級合夥人。研究領域廣泛涉及個人和職業發展、高績效領導力和行為改變。
安格斯于1966年生于利物浦。先後于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獲得理學學士學位,于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安格斯職業生涯的第一站就是全球頂尖的咨詢公司麥肯錫。安格斯從一個“小學生”一路向上,最終成為麥肯錫在整個歐洲、中東以及非洲地區的戰略咨詢業務負責人。作為麥肯錫“全球領導力培育計劃”的負責人,安格斯設計和實施幹預計劃,幫助公司1500多名合作客戶挖掘潛能、培養高效領導力。
安格斯熱衷于談論與領導力有關的所有話題,如人工智能時代,人性化的領導方式應如何發揮作用;傳統企業培訓方法的改進;儀式的力量;技術在團隊擴展中所起的作用等。
安格斯之所以對領導力感興趣,是因為他在20年的管理咨詢職業生涯中注意到兩個現象:第一,大多數人對領導力都沒有一個确切的定義;第二,無論給予客戶多好的經營戰略,總有一些客戶不會去認真執行。
2011年4月,安格斯在華盛頓主持召開了麥肯錫“全球100位最資深合夥人”年度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安格斯邀請泰勒·本-沙哈爾就“個人優勢”這一主題給領導者們做一次演講。這次會議也成了他們二人合作的契機。
會議當天的晚宴上,安格斯和泰勒相談甚歡,他們發現彼此苦惱的竟然是同一個令人擔憂的狀況,即大多數組織嘗試打造新一代充滿活力的領導者的努力都是失敗的。針對毫無成效的領導力培育狀況,安格斯與泰勒于當年合作創辦了培訓機構“潛能人生”,他們帶領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行者,整合積極心理學、行為科學和神經科學的最新思想,嘗試以一個新的範式和一條新的路徑告訴當今的領導者:若想創造卓越,究竟需要做些什麼?
在這個飛速變革的世界裡,安格斯和泰勒希望通過各自的努力,幫助每一位現在以及未來的領導者成為積極推動變革的高效領導者,并能鼓舞自己和周圍的人追求共同願景,獲得幸福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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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沃倫·本尼斯、理查德·哈克曼、菲利普·斯通,想念你們。
——泰勒·本-沙哈爾
緻瑪麗莎,感謝你源源不斷的支持。
——安格斯·裡奇韋
中國正經曆着前所未有的發展和變化,這些變化從很多方面都能體現出來。這些年來,我們每次來中國,都能親眼見證她日新月異的變化。迅速擴張的高速鐵路、聳入雲端的摩天大廈、排列整齊的共享單車,以及方便快捷的移動支付系統,這些無不彰顯着中國基礎設施的蓬勃發展、财富的穩步積累以及數字經濟的蒸蒸日上。
要想維持經濟繁榮,促使個人持續提升與發展,就需要持久的變化,而且變化的步伐需要遵從一個全新的、強有力的模式。我們很高興的是,帶來效率倍增的SHARP模型正能為中國讀者們提供這種模式。SHARP模型,強調了人們如何通過日常生活中的細微改變,成為高效領導者,收獲更多的幸福感并有着更好的工作表現。SHARP模型中介紹的每個模塊都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你在不斷變化的複雜世界中所必須要有的能力。
培養個人應對變化的能力不僅對每個個體很重要,對整個國家也同樣重要。人們已經認識到,在中國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創造了“中國奇迹”的制造業經濟,并不能成為推動中國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的主要驅動力。知識型經濟和服務型經濟的時代已經到來。因此,心态的轉變将是開啟繁榮新時代的關鍵。知識型經濟需要一套新的行為模式,個人需要以創造和有目标的領導力為核心來掌握和運用它。針對我們在本書所探讨的SHARP模型,那些具備“10倍領導力”的人,将會成為新經濟的領跑者。
很多人錯誤地認為,中國面臨的挑戰是要在諸如知識型經濟或産品型經濟、集體主義或個人主義、工作或家庭、增長或穩定這些不同的理念之間做出選擇。我們認為,這些選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相互獨立且都應被抓住的發展機會。這一點在我們的領域被稱為“兼容并蓄”,即看上去迥異的兩個理念其實亦可共存,這與中國文化中道家的陰陽學說很相似。
最後我們想說的是,擁有高效領導力不應被視為一個終極目标,而應作為一個人們于其中不斷品味與享受的成長過程。中國有一句話叫“摸着石頭過河”,同樣,領導力培育過程中也少不了不斷重複的試驗和調整。我們在這本書裡所探讨的各種行為,隻靠簡單閱讀來學習是不夠的,也不能僅依靠頓悟來達到目标,而需要讀者們在日常生活中将這一行為框架與體系落到實處,這樣才能通過努力嘗試成為更好的自己。
我們衷心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你發現屬于自己的高效方法,成為真正的高效領導者。
泰勒·本-沙哈爾 安格斯·裡奇韋
你大概認識這樣一類人,我們姑且叫他特裡斯坦先生,或者叫他“我很累”先生。
“我很累”先生在一家大型咨詢公司工作,管理着一個團隊,他每天早晨醒來都會感覺筋疲力盡。這天,“我很累”先生,哦不對,是特裡斯坦先生剛起床,一眼就看到窗外的花叢裡耷拉着需要修剪的枯敗花朵,那是幾年前的某個結婚紀念日,他特意為妻子種的玫瑰。特裡斯坦先生曾經也是園藝愛好者,其實現在他也仍然願意将這一愛好繼續維持下去,隻是苦于沒有時間。喝完今天的第一杯咖啡,特裡斯坦先生開始給孩子們準備帶到學校的午餐。菜的種類經年累月老是那幾樣,孩子們看起來也不怎麼喜歡,但特裡斯坦一時半會兒也不想改變這些早已習慣了的固定搭配。最近已經有太多事來不及跟孩子們商量了,午餐這種小事就優先級來說,顯然隻能往後排。
工作上正逢季度末,各種需要趕工的季度報告都朝特裡斯坦劈頭蓋臉地砸過來。但就像孩子們的午餐一樣,對趕報告這類事,特裡斯坦似乎也從沒想着要做到絕對完美,所以這些報告總會被反複退回來做各種修正。修改報告時,特裡斯坦就沒時間給同事們回電話、回郵件、回傳真了,要知道,在他沒有深陷趕季度報告這種麻煩事兒時,特裡斯坦總能給同事們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或指導。
娴熟的溝通技巧和随和的态度本來是特裡斯坦在職場的制勝法寶之一,其實他也正是憑此在應聘面試中脫穎而出,最終被錄用的。但後來特裡斯坦卻放棄了發揮自己在公關溝通方面的長處,轉而去追求他認為有更高回報價值的行政管理事業。
特裡斯坦一直在努力彌補自己在金融分析方面的缺陷,盡管他現在還是不擅長和數字打交道,但他仍然咬牙堅持跟進季度報表中的财務細節。無論是在辦公室還是在家裡,特裡斯坦都常常要求團隊其他成員跟他一起熬夜加班,同事們隻好推掉和家人的晚餐,坐在小隔間裡吃着外賣,與特裡斯坦一起仔細檢查報告。
特裡斯坦上學期間是學校越野俱樂部的成員之一,但現在他幾乎已經記不得最後一次步行回家是什麼時候了,更不用說去健身房過把瘾了。特裡斯坦為這份工作幾乎掏空了自己,更糟的是,他非常确定即将到來的這次晉升沒他的份兒。傳言要升職的是那個“老好人”費莉西蒂,從在商學院上學的時候起,這個人就是特裡斯坦的死對頭。
特裡斯坦在家裡開始變得急躁,在工作中也變得易怒,他還覺得自己在團隊中越來越被孤立了。特裡斯坦很難招募年輕人到他的團隊,部分原因是,當他一旦從某個年輕同事那裡嗅到一點點野心的味道,他就會産生危機感,于是甯願自己單幹。
對特裡斯坦來說,每天都是折磨,到了家,與家人的相處也充滿了壓力。特裡斯坦總是處在電話和短信的“圍追堵截”中,與此同時還要注意及時切換頻道來兼顧老婆和孩子的心情……
特裡斯坦就要進入不惑之年了,他想知道究竟是哪裡出了錯。
費莉西蒂确實即将晉升,事實上用不了幾年,她就會成為這家公司的執行官。當下費莉西蒂和特裡斯坦承擔的工作都差不多,家裡也都有小孩,但費莉西蒂每天清晨都是帶着深深的幸福感醒來的,她感覺非常輕松。不過就像特裡斯坦一樣,費莉西蒂也被季度報告弄得無暇分身,但每當她感覺疲憊至極甚至無法思考的時候,她都會對自己喊“暫停”,并督促她的團隊夥伴們跟她一起休整。
費莉西蒂和團隊夥伴們始終保持着輕松且充滿信任的關系,她的團隊成員甚至還會取笑費莉西蒂不懂做電子表格來節省時間。然而,費莉西蒂有一個其他人都不具備的優勢,即無論數據量有多大,她都能在一堆數據中快速抓住核心問題,在這方面,她仿佛天賦異禀。當團隊成員向費莉西蒂口頭彙報一些數字時,她總是可以準确地告訴他們哪裡存在問題,通過研究電子表格,費莉西蒂也總能比其他任何人都迅速地搞清這些問題。人們喜歡和費莉西蒂一起工作,她似乎能夠發掘出每個人身上最亮的閃光點,認可每個同事的優勢,并幫助他們找到方法強化自己的優勢。費莉西蒂的态度自然、随和,經常給同事們傳遞正能量。這家公司最聰明的員工都競相加入費莉西蒂的團隊,而費莉西蒂對此也總是熱烈歡迎。費莉西蒂深知,隻要她和夥伴們能夠做到優勢互補,那麼他們便能讓彼此變得更好。
費莉西蒂并不是天生運動神經就發達,但她每周至少有3天會去鍛煉身體,哪怕最忙的時候她也仍堅持鍛煉,以保持活力充沛。費莉西蒂的活力非常有感染力,她對工作也極為專注。費莉西蒂不僅能在工作上吸引其他人自願和她共事,在家庭裡亦是如此。費莉西蒂與自己的伴侶和其他家人一同建立起了一個支持系統,共同打理家庭事務。
盡管偶爾也會嘴饞吃點巧克力、喝點紅酒,但費莉西蒂大部分時間都努力保持健康飲食。而且費莉西蒂的世界裡絕不僅僅隻有工作,就像大部分人一樣,她覺得應該抽出更多的時間去陪伴家人,同時她也能說到做到。費莉西蒂對伴侶和孩子給予全心全意的關注,并确保和家人擁有高質量的相處時光。費莉西蒂在所在的社區也非常積極和慷慨,她為社區裡的多家慈善機構都出過錢、出過力。
這就是特裡斯坦和費莉西蒂。他們的成長背景、教育背景、生活環境,以及他們的天分與能力都相差甚微。兩人都成長于普通中産階級家庭,也都是各自家庭裡第一個上大學的孩子;他們進了同一所商學院,都以數一數二的成績畢業;他們在剛進入職場時都很樂觀且對未來充滿希望;他們都很聰明,有進取心,且看上去無所不能。
特裡斯坦和費莉西蒂本來能以一種近乎相同的軌迹走向成功。但在他們三十幾歲的時候,差别卻越來越明顯。特裡斯坦在困境中踉跄掙紮,而費莉西蒂則順風順水,事業蒸蒸日上。就工作表現和整體幸福感來說,他們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這兩個例子适用于你的不同狀态嗎?想想自己的最佳狀态,再想想自己敷衍了事時的狀态,這兩種狀态裡你在感受和成就上的差别可不止5%,而是比50%還要大。
THE JOY OF LEADERSHIP
蓬勃發展和掙紮低迷之間的差異大得驚人。人們在這兩種狀态下,在對工作的品質要求、投入程度以及最終收獲的成果數量上,有着近10倍的差距,因此我們給做到最優級别的人起了個名字,叫作“10倍領導者”。
“10倍領導者”做任何事看起來都不怎麼費勁兒,和他們一起共事你也會很輕松。他們能夠讓每個人發揮最大的潛力并做到最好,也能夠幫助團隊和組織獲得成功。“10倍領導者”是理想的老闆、理想的合夥人,也是理想的同事。
“10倍領導者”,或者“10倍領導組織”是真實存在的,但也是稀缺的。這種稀缺引發了人們的諸多疑問。最終,我們,即安格斯·裡奇韋和泰勒·本–沙哈爾,創建了培訓機構“潛能人生”(Potentialife),去培養現在以及未來的新型領導者。
安格斯職業生涯的第一站是全球著名咨詢公司麥肯錫。他從策劃部的一個“小學生”一路向上,最終成了麥肯錫公司在整個歐洲、中東以及非洲地區的戰略咨詢業務負責人。安格斯經常出差,幫助客戶設計方案并解決困難。
時間久了,安格斯也開始被一些問題所困擾。他注意到,對于某些客戶來說,無論給予了他們多好的經營戰略,最後大家所付出的努力仍會白費,為客戶精心設計的戰略幾乎從來沒有被真正執行過。到後來,安格斯幾乎能準确地預測什麼時候會再次發生這種情況。
事實上,戰略執行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這些組織缺乏領導力。在大家一起努力合作,達成目标、實現共同願景的過程中,領導力能夠深刻影響同伴們的思維與行動方式。
無論是機構的高管,還是普通的中層領導,隻要擁有出色的領導力,其所在組織就能積極主動地執行決策,而其他缺少優秀領導者的機構,無疑隻會白白浪費時間。
認識到這個問題後,安格斯便将注意力轉移到了培育領導力上,其業務範圍既包括麥肯錫公司内部也包括合作客戶。一段時間之後,安格斯成了麥肯錫“全球領導力培育計劃”的負責人。在這個崗位上,他開始集中研究,為什麼那麼多聰明且有能力的人,在挖掘潛能、承擔領導者角色的工作上會失敗,為什麼那麼多人最後都成了特裡斯坦,而不是費莉西蒂。
對上述問題的濃厚研究興趣促使安格斯開始與泰勒合作。泰勒是安格斯認識的哈佛大學評價最好的老師之一。泰勒所講的積極心理學和領袖心理學在哈佛是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一學期約有1 400名學生注冊報名上他的課。泰勒也是全球知名暢銷書作家,著有被譯為25國語言的《幸福的方法》以及《持久幸福》(Being Happy
)等書。離開哈佛大學後,泰勒開始在世界各國授課,内容涉及個人與組織的卓越性、領導力、幸福感、适應力、道德原則以及自尊等方方面面。
2011年4月,安格斯在華盛頓主持召開了麥肯錫“全球100位最資深合夥人”年度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安格斯邀請泰勒就“個人優勢”這一主題給這些領導者做一次演講。
我們兩個人就這樣相遇了。會議當天的晚宴上,我們坐在一起,通過交談,我們發現彼此苦惱的竟然是同一個令人擔憂的狀況,即大多數組織,包括公司、社團、學校或者其他非營利性機構,嘗試打造新一代充滿活力的領導者的努力都是失敗的。我們無論去哪兒,不管是做咨詢工作還是開展演講活動,看到的都是毫無成效的領導力培育狀況。
于是,我們兩個人在第一次會面時,就達成了彼此都堅信不疑的一個重要共識,即大部分組織機構正在用一種錯誤的方式诠釋領導力。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範式和一條新的路徑去告訴當今的領導者:若想創造卓越,究竟需要做些什麼?
高效領導力的核心和精髓其實就是個人的蓬勃發展。
換句話說,在今天這個飛速變革的世界裡,每個組織的員工,都有那麼一點兒個人自由和空間來為自己計劃接下來到底要做什麼。因此,培育領導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将其與個人的蓬勃發展相結合。
如果你有一家公司,公司員工個個都積極主動、熱情洋溢,他們要麼自己努力做到最好,要麼努力幫助别人做到最好(這也是“自己做到最好”的另一種途徑),那麼你就擁有了一家具有領導力的公司,并且已經做好了迎接當今世界的準備。
簡而言之,個人的蓬勃發展和培育領導力就是一回事兒。
我們還發現,成功者和失敗者在這一問題的認識上會産生巨大的分歧。成功的組織會明白這個觀點,接受這個觀點,并根據這個觀點采取行動,在整個組織中培育領導者,這樣整個組織裡就會比之前有更多的人能成為領導者;而失敗的組織會抵制這一觀點,并一再強調規範與控制、忠誠與服從,試圖擠壓個人表達的空間與可能性,而表達個人态度的空間與可能性正是當今這個飛速變革的世界的産物。
我們對上述結果有兩個層面的認識:
1.在當今時代,對領導力要有一個全新的定義,即強調個人的蓬勃發展,而非命令與控制;
2.需要一種全新的、能夠深入組織内部的幹預方式,這是現有的勞動密集型環境下的僵化手段無法做到的領導力培育方式。
這些認識改變了我們兩個人的生活,進而也促成了“潛能人生”的誕生。事實上,在2011年麥肯錫“全球100位最資深合夥人”大會上第一次見面時,我們就決定在彼此共同經驗的基礎上,合作開創一條培育領導力的新路徑。這個時代雖然動蕩,但充滿了機會。我們要将積極領導力的科學理論知識應用到領導力培育的實踐中去,盡可能讓更多的人獲得蓬勃發展的機會;同時,通過深入組織内部的幹預手段,幫助組織最大限度地落實執行積極領導力的赢家戰略計劃。
我們清楚這些組織需要一個量身定制的領導力培育方案,它得是個性化的、符合特定需求的,同時還要能夠推廣給世界上成千上萬的人。這個方案得整合那些以實證為基礎的傑出思想,包括對優秀領導力的定義,以及如何使行為持久改變,等等。我們需要搞清楚,為什麼那些有能力挖掘潛能、進而勝任領導角色的人,與不具備這種能力的人,在整體幸福感和工作表現上會有巨大的差距,即為什麼特裡斯坦會在困境中備受折磨,而費莉西蒂卻能在順境裡蒸蒸日上。
我們就這樣開始了探索之旅。其間,數十次會面和交談都是在沒有窗戶的機場休息室裡進行的。從巴黎、東京、紐約到倫敦,機場的廣播設備嗡嗡作響,百無聊賴的旅客在自動人行道上川流不息。每一次,在分道揚镳奔向各自的目的地之前,我們都會離想要的答案更接近一步。
本書旨在分享我們所了解的能夠讓領導者更趨于優秀的各種行為,以及人們如何才能将這些行為付諸實踐。同時,本書也會着力于探索和解釋“潛能人生”以及“10倍領導力”計劃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
“如何成為一個優秀的領導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會點燃每一位職場人士的希望之火。“如何讓一個快樂的人蓬勃發展?”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則會讓一個人對自己的未來充滿憧憬。通過對職場領域新形勢的探索,我們發現上述兩個問題其實有着相同的答案。
當然,答案很複雜,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安格斯為解答第一個問題求索了20多年,泰勒在第二個問題上也幾乎花費了相同的時間。在這數年間,我們見證了職場世界所經曆的曆史性動蕩。人們一刻不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換着工作、老闆,在職場和人力資源市場間穿梭。
為了消化和整合各種信息,人們應接不暇、暈頭轉向。在這樣一個動蕩不安、飛速變革的時代,個人和組織都更需要創造能力、适應能力、革新能力、對模式的洞察力以及耐力,因為隻有這樣,兩者才能在這個時代生存下來并不斷發展。而這些能力正是“10倍領導者”所具備的重要品質。
當今商業環境的變化速度,是造成人們在蓬勃發展和掙紮困境之間存在巨大差距的一個關鍵因素。如果不具備不斷适應、保持活力、持續學習與成長的能力,那麼你就會被遠遠地抛在後面。“10倍領導力”計劃不僅旨在幫助你和你的組織活過今天,還要讓你們的未來充滿無限的可能。
本書結合了我們兩人在各自職業研究領域的專業知識,其中安格斯的領導力模式理論正在結合新一代領導者的實踐進行不斷完善與修改;泰勒的積極心理學理論也一直緻力于研究個人和組織如何蓬勃發展。
針對想嘗試培育出更積極、更有意義的領導角色的人都會提出的兩個關鍵問題,我們希望本書中的每一章都能以它特有的方式給出答案:
1.作為領導者,我如何才能幫助我的組織實現共同的目标?
2.作為領導者,我如何才能讓自己以及我周圍的人快樂?
本書的目的是通過重新定義領導者培育方式,來為世界貢獻一二。我們在知識領域的獨特組合,即安格斯關于“什麼能夠成就一個出色的領導者”與泰勒關于“什麼能夠讓人們幸福”的相關理論與實踐,足以讓我們将傳統上互斥的資源整合起來,開發出一種領導力培育程序。
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和傑裡·波勒斯(Jerry Porras)在他們具有開創性的管理學著作《基業長青》中,描述了“非此即彼”(tyranny of the OR)這種極其狹隘的二分法決策方式。“非此即彼”強迫人們相信“隻能這樣”或者“隻能那樣”,就是不能同時兼顧二者。1
在閱讀本書時,你會發現我們完全贊同柯林斯和波勒斯所提出的另一個觀點,即“兼容并蓄”(genius of the AND)。“兼容并蓄”認為人們能夠同時追求兩個看上去相互矛盾的目标,比如以下幾方面:
● 理論與實踐。本書提出了合理且令人信服的理論依據,并運用真實的商業實踐案例來闡釋這些理論。
● 科學依據與案例故事。本書和“10倍領導力”計劃以組織與個人行為學中的經驗理論為支撐,用故事将這些理論帶入生活,這些故事的原型既有來自外界的,也有來自“潛能人生”的。
● 個人與社會。在書中,我們不僅會提及當今正在進行的廣泛、激烈的社會轉變,同時也會說明這些轉變将如何影響我們每一個人。
● 廣度與深度。我們從心理學、社會學、商業、教育以及其他領域入手,将幾個不同的研究範疇整合起來,廣泛收集有關實現個人蓬勃發展的核心理念。同時,我們深入探讨,為使人們發生真正的改變,提供切實可行的建議。
● 領導力與幸福。本書認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領導力與幸福是密不可分的。那些想要在當今世界成為領導者的人,必須顧及自己和他人的情感與福祉;而要想使自己獲得幸福感,我們需要培育“10倍領導者”的特質。
“10倍領導者”的特質究竟是什麼?這就是本書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時間裡,我們都在同商界、政界、科學界、學術界和其他領域中那些令人敬仰的領袖打交道。當然,确實不止一種方法能夠獲得卓越、成功以及快樂,在對這些領導者的成功與成就進行持續研究時,我們注意到了五個反複出現的焦點特質:
● 優勢(Strengths)。“10倍領導者”的成功更多是來自關注自己的優勢,而非缺點。
● 健康(Health)。“10倍領導者”通過能夠使身心振作起來的體能恢複活動,纾解和平衡壓力,避免精力枯竭,從而保持高效及身心健康的狀态。
● 專注(Absorption)。“10倍領導者”将自己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關注當下,讓自己完全專注于手頭的工作,而不是坐在那裡等着靈感來敲門。
● 關系(Relationships)。“10倍領導者”不會通過玩弄權術來領導、控制他人,而會通過培養真誠和積極的人際關系來實現彼此的共同願景。
● 目标(Purpose)。在等待人生終極使命出現的過程中,“10倍領導者”并不會簡單機械地逐一劃掉待辦事項,而是會在日常生活中尋求意義與認同。
在研究“10倍領導者”的人格特質時,我們發現他們大部分都兼具或整合了上述五項效率倍增因素,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在其職業和個人生活中不斷獲得成功與滿足。
本書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在第一部分的第1章中,我們會讓讀者漸漸明白在當今人們所處的這個飛速變革的世界中,工業時代定義的生活與職業觀念正在消失,一個更加動蕩的後工業時代正在慢慢形成。這個由人員流動、角色轉變和信息無限所界定的新世界,對社會産生了兩個重要影響:一是使領導行為對于個人和組織而言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二是這個新世界會令我們對幸福與成功的普遍看法顯得過時甚至可以說錯誤。在第2章,我們會介紹大量經過同行評議的相關論據,揭示各種誤區背後的真相,同時也為大家提供不同以往的策略去獲得幸福和成功。
在第二部分第3章到第8章的内容中,我們會審視和分析究竟是什麼造就了“10倍領導者”或“10倍領導型組織”。盡管在這些成功的個人和組織中,獲得優秀的領導力和蓬勃發展的途徑多種多樣,但我們還是發現,在“10倍領導者”身上,優勢、健康、專注、關系、目标這五個帶來效率倍增的因素是普遍存在的。我們将其簡稱為SHARP模型,并會解釋每一個因素的确切含義,提供具體的發展策略,舉例說明人們應該如何使用這些效率倍增因素,是單獨使用還是組合成SHARP模型使用,才能讓自己變得更幸福、更有能力。
在關于SHARP五項效率倍增因素的每一章裡,我們都會用特殊的專欄,即“SHARPening Moment”提醒你反思過去那些你曾經采取的策略。根據我們在每章提供的理論和信息,你可以去思考哪些策略在未來會對你有所幫助,你可以将效率倍增因素作為個人優勢進行培養。那些“10倍領導者”在員工中培養SHARP五項效率倍增因素時經常會使用一些策略與技巧,以在工作環境中激發員工、引導員工,我們将對這些策略與技巧進行簡要演示。
本書的第三部分将說明人們持久改變的難度。我們會列出人們在做出重大改變時經常會遇到的一些障礙,并從思維與行動兩方面提供科學依據,來強調“改變是完全可能的”。同時我們還會闡述一些已被證實的、能夠使人們成功獲得改變的具體方法,介紹一些訓練手段以改變不良習慣和行為,将更健康、更高效的行為習慣永久固化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在結語部分,我們将概括回顧“10倍效應”的相關理念與方法,以及将其在工作中實踐之後,個人和組織是如何将這些理念與方法落到實處,又是如何保持有效成果的。
我們希望閱讀這本書的所有讀者,都會選擇成為積極推動變革的領導者,鼓舞自己和周圍的人追求共同願景,獲得幸福與成功。
1.以下哪些是關于領導力的誤區?(多選)
A.一個成功的領導者應該完美無缺。
B.想擁有健康的身體就應該壓力全消。
C.精神上的巅峰體驗極為罕見。
D.領導者要善于玩“權力的遊戲”。
E.找到理想工作,人生才有意義。
F.隻有成功,才能帶來幸福。
2.以下哪些是發掘自身和他人優勢的方法?(多選)
A.講授相關理論
B.不鼓勵“彌補缺陷”的思維模式
C.尋找最佳領導區
D.鼓勵“精熟體驗”
E.創造良性循環
F.将對優勢的關注作為标準化的操作流程
3.獲得出色表現的關鍵是:
A.管理時間
B.強健身體
C.心情愉悅
D.管理精力
4.達到“心流”狀态,必須滿足以下哪些條件?(多選)
A.設定的目标既不應該太難,也不要太簡單。
B.追求目标必須遵循一系列定義清晰的規則。
C.多關注自己能分配給生活與工作多少精力。
D.确立一個定義清晰的目标。
5.讓工作更有意義的工具包括:(多選)
A.設計恰當的目标
B.塑造工作
C.重視過程而非結果
D.利用故事的力量
6. SHARP模型共包括哪些模塊?
A.優勢(Strengths)、健康(Health)、專注(Absorption)、正确(Right)、目标(Purpose)
B.優勢(Strengths)、健康(Health)、能力(Ability)、關系(Relationships)、目标(Purpose)
C.優勢(Strengths)、健康(Health)、專注(Absorption)、關系(Relationships)、目标(Purpose)
D.優勢(Strengths)、榮譽(Honor)、專注(Absorption)、關系(Relationships)、目标(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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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無邊界的形勢越來越普遍,組織内部和組織之間的傳統障礙正在消失。在這個無邊界的環境中,每個人都面臨着全新的機遇與挑戰。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隊,要想獲得成功,首先都要厘清成功和幸福之間的關系。
你不可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因為新鮮的水正向你流淌而來。——赫拉克利特
2014年夏天,美國進步派智庫羅斯福研究所發起了“下一個美國經濟”計劃(the Next American Economy project),呼籲商界、政界和學術界的專家确定下一個25年影響經濟的趨勢和挑戰。一年之内,專家們就有了一個大膽的斷言。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鮑曼·“博”·卡特(Bowman“Bo”Cutter)寫道:“美國經濟正站在變革的懸崖邊上,堪與工業革命相提并論。”1
以前一個公司職員的典型模式是這樣的:全職工作,一輩子為一個老闆打工,最後得到一塊終身服務的紀念金表和一筆豐厚的退休金,舒舒服服地安度晚年。這個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嬰兒潮湧現時達到了頂峰,但接下來情況就開始變得越來越複雜了。
數字革命給計算和通信帶來了進步,包括現在無處不在的互聯網,這都讓工作的自動化與再創造變得更容易。國際貿易協定打破了商品與服務交換的曆史障礙。20世紀90年代,傳奇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創造了“外包”(outsourcing)這個術語,即将業務中的一部分交給那些可以做得更好、價格也更便宜的人。另一個術語“全球化”(globalization)則意味着過去将人們分隔于世界各地的時間和空間正在縮小,個人和組織之間的互動也變得越來越容易。
我們仍然處于變革之中,且還沒有一個确定的名号來稱呼這個變革的時代,是叫它“數字時代”“後工業社會”,還是“零工經濟”?當今世界湧現出的那些瘋狂的發明,對于福特汽車裝配線上的一名工人來說,就像是科幻故事。比如,不必非要去找個出租車司機的工作,隻要下載一個優步(Uber)這樣的叫車應用程序,就能通過智能手機直接獲取全球數百個城市的車費價格,然後你再用自己的車載送乘客,這樣就賺到錢了;跑腿兔(TaskRabbit)則是一個跑腿網站,它的功能是将自由職業者介紹給那些需要日常事務協助的客戶,讓跑腿人幫助客戶打掃房間、送貨或做一些其他的零散工作。
以上并不是說企業組織正從世界上消失,各類企業仍然是生産和就業的主導力量,隻不過它們的主導地位正在減弱。面對這樣的競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加入企業組織的理由開始發生變化。公司不再隻是一個發号施令的“老闆”,一個在工資單上簽字的“終身恩主”;更多的職場人尋覓的也不再隻是職位升遷,而是學習、成長以及讓自己能夠更加幸福的機會。“勇攀職場升遷的階梯并打破玻璃天花闆”,這個表示成功的古老說法,聽起來也越來越像是個陳舊且古怪的時代殘餘,在那個時代,人們的野心與激情隻能朝着一個方向前進。
在職場中以更有活力、更投入、更專注、更快樂的方式成長,對人們來說顯然一直都是重要的。但在等級森嚴、墨守成規的公司裡,個人很可能會被嚴格限定在某一個角色與物理空間中,以一種不好不壞的平庸狀态展開他的職業與人生,雖然能夠完成工作,但卻沒有蓬勃發展的可能。
很明顯,大多數人大概都不想要這樣的生活方式,而且根據對工作環境的研究,我們發現,如今即使有人想以這種方式生活,也不太可能了。今天的組織再也無法承受人才和能動性的缺失,也不會再将“企業家”這個名号,僅僅當成用來形容創新者或精英團隊的一個稱謂。這個世界,尤其是職場環境,已經開始變得松散分化,那種結構牢固、密不透風的繭狀公司環境正在消失。正如公司自身必須更加靈活、積極地跟上外界快速變化的步伐一樣,員工也必須更具創業家精神,并要懂得為自己規劃,明白如何才能在工作與個人生活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實力與潛力。因此,“10倍領導力”式的自我領導,不僅僅對于企業高管,其對于每個人的成功和幸福都至關重要。
在這場職場探索之旅中,我們發現無邊界的形勢越來越普遍,組織内部和組織之間的傳統障礙正在消失。我們認為,盡管在剛開始面臨這種情況時,會有些令人膽怯,但它卻比之前任何一種社會經濟模式都更有可能帶給人們快樂。我們已經看到在三個相互關聯的領域中出現了這種無邊界形勢:人員流動、角色轉變和信息無限。
我們的祖輩可能一生都隻供職于一家單位,在當時這是相當明智且正确的做法。而今天,這種忠誠已經很罕見了,很多人認為這并非必要,甚至還有點愚蠢,仿佛人生就此停滞不前了似的。著名再就業咨詢服務公司領德管理咨詢有限公司(Lee Hecht Harrison)的調查表明,我們大多數人在職業生涯中都可能會有至少7到8次的工作變化。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就職者在其某份工作中的平均就職時間為4.2年,其中千禧一代(Millennials)換工作的頻率更高。2
當下,大部分處于職業生涯中期的人,在他們退休之前也還會再換10到15次工作。3
而那些剛剛踏入職場的年輕人,在他們整個職業生涯裡能換多達35次工作。4
這些年輕人見面經常問的不是“你現在在哪裡工作”,而是“你現在在做什麼”。
職場中,終身的财務安全感、穩定清晰的職業角色,這些長期被視為員工忠誠基石的東西,在當下這個飛速變革的世界裡,由于人員流動趨勢而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從基層車間到公司總部,整個組織中情況都是如此,其結果可想而知,比起在一家公司做到老的“金表時代”,現在員工們的忠誠度已經大打折扣了。
鑒于發現和留住人才的巨大成本,對今天的組織來說,忠誠度大幅度下降是一個潛在的噩夢,他們不得不面臨一個問題:在後工業時代,當人們加入一個組織時,到底是要尋找一種什麼樣的工作體驗?
我們不妨回到20世紀,看看由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在1943年首次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通常以金字塔的形式表現(見圖1-1)。
圖1-1 自我實現金字塔
從金字塔的底層開始,人最基本的是生理需求,如空氣、水以及活下來所必需的庇護場所。當這些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後,人們就會上升到金字塔中部去滿足更複雜的社會需求,如安全感、愛和歸屬感。最抽象的情感與精神需求,即尊重與自我實現需求穩踞金字塔最頂端。通過自我實現,馬斯洛設想出一個充滿活力并能在生命中找到深刻人生意義的終極狀态。
從曆史上來看,直到大約19世紀中期,人們還在到處尋找能夠滿足生理需求的工作,那時候一份工作能提供食物和住所就足夠了。随着整個西方世界财富的不斷累積,大約到了20世紀初,工作場所的安全逐漸成為更大的問題,有了選擇權的工人們,無論是單打獨鬥還是有工會庇護,都開始追求更好的工作條件。而随着更加安全、酬勞更高的工作越來越多,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開始希望到能感受到友誼與聯結的職場環境中去工作。這也标志着“公司人”的誕生,如加入像美國IBM或者通用汽車這樣的大型組織,與同事們一起建立并感受能給自己帶來強大歸屬感的友情。
一旦歸屬感的需求被充分滿足,員工就會把目光投向下一個層次,即從同事,特别是老闆那裡尋求尊重、贊賞以及肯定。如今,訓斥員工、打磨軍事化作風的手段已經過時。經理們都會被送去參加工作坊或研讨班,學習如何尊重員工,如何關注員工值得嘉許的行為,如何得體地對待員工。鑒于當下每份工作的短暫性,和幾十年前的職場相比,如今的職場已在努力為員工提供一個充滿尊重的環境。
随着越來越多的人期待能在工作中獲得認可與尊重,人們開始通過不斷的學習、成長去體驗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一旦人們感覺到自己已經厭倦了某個特定角色,或是從工作中已無法再學習到新東西,他們就會去尋找下一個更有挑戰性的工作崗位,這是我們發現的很多人頻繁更換工作的原因之一。人們每天花大把的時間去工作,因此想要尋覓一份能夠滿足各種心理需要的工作,也沒什麼好驚訝的。
對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實證研究發現,人類需求事實上比馬斯洛想象的要複雜得多。舉例來說,某些研究指出人類的需求在從食物到自我實現這樣一個不連貫的過程裡是無法被滿足的,但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研究者克萊頓·奧爾德弗(Clayton Alderfer)卻證實,一旦某個特定需求被滿足,人們就會轉而去滿足其他的需求。一旦某份工作能夠讓全家都吃飽穿暖,人們就會繼續尋找那些能夠給自己提供機會、實現成長與自我、尋求意義以及使命感的職業。
我們在本書提出的“10倍領導力”計劃的基本原則主要有兩方面:
1.幫助個人找到實現自我的機遇,構築職場環境與工作習慣,以使他們獲得成長并發現自己的使命。
2.在這個人員頻繁流動的環境裡,幫助員工在組織中追求自己最遠大的抱負,從而使組織成為員工願意留下來的地方。
共享辦公機構“未來空間”(NextSpace)的創始人賴安·庫納提(Ryan Coonerty)和傑裡米·紐納(Jeremy Neuner)在2016年出版的《工作的未來》一書中,用自己的故事描繪了随着工業經濟的華麗外飾被剝離開來而出現的新的職場環境。2008年,時任加利福尼亞州聖克魯茲市市長的賴安·庫納提和該市經濟發展總監傑裡米·紐納,在一起讨論關于發展聖克魯茲市經濟和創造就業的戰略決策。當時已有幾家大公司陸續離開了這座城市,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離開的箭牌,2001年離開的德州儀器和2002年離開的立頓,這些公司的離開帶走了很多工作崗位。
當時,經濟大衰退已經初現端倪,商業發展遲緩,資金流開始收縮,房市泡沫一觸即破。庫納提和紐納認為,大張旗鼓地招攬一家規模巨大的企業到西海岸并開始新一輪的招人和裁人,顯然不再有意義。明智之舉是盡量吸引足夠多的善于思考的創新型人才,鼓勵他們來聖克魯茲開辦自己的企業,創造工作機會。招攬一家新的大型企業,帶來的工作職位和收入增長都是可預測的、有限的,而鼓勵人才前來創業,其未來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庫納提和紐納于2008年6月在聖克魯茲市中心創辦了第一家“未來空間”公司。這個時機的選擇非常不可思議,美國經濟很快就遭受了自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的一次重創。很多人發現,傳統的工作崗位消失了,他們需要做出巨大的改變,才能從一直以來别人為他們定義的工作角色中跳出來。在“未來空間”位于市中心的共享辦公大樓裡,聚集着來自美國各地不同領域,甚至看起來毫無關聯的領域的準企業家們,以幾個月前還不敢想象或至少不太可能的組合進行着創業活動。庫納提和紐納在他們的書中舉了一位營養師的例子,這位營養師與一位前計算機科學教授、一位平面設計師和一位企業律師聯合,共同創建了一個手機應用程序,旨在為糖尿病患者提供食品購買建議。5
在這個四人特别小組中,每個成員都可以被視為一個領導者,領導各自領域的項目内容。這種基于團隊的工作模式正在改變員工的工作類型。從全職工作轉而成為自由職業者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傳統雇傭模式雖然仍是常态,但正在迅速讓位于暫時性的雇用關系,像臨時工、獨立承包商、兼職人員以及某些臨時專家顧問,雖然他們也能做全職工作,但可能不會為單一雇主長時間地全職工作。
當今的商業環境正在迅速變化,因此不再可能,或者至少不再值得花費時間、精力或費用去編制公司運行的标準化規範和條款,因為很可能它們剛被編制出來,背景就發生了變化。職業角色的定位也不再像過去那樣清晰或者狹隘,更不像過去那樣穩定,結果就是,員工必須更加具有流動性,更加靈活,視野更加開闊。無論員工在體制裡處于何種位置,公司都需要他們去創造新東西。那些能夠在一定範圍内被編程執行、機械重複的工作内容,如産品組裝、數據處理等,已經越來越多地由機器去完成。
有趣的是,由于員工與其被設定的工作角色都越來越自由,組織内部的領導方式也開始越來越自由。在工業社會,一個人的權威源自其在體制中的地位,人們聽從經理或主管的指示是因為經理或主管的職位更高,漠視或者違抗都是不服從命令的行為,要承擔被懲罰甚至被解雇的風險。
但是在職業角色不斷轉變的後工業社會,領導者往往看起來更像是許多前工業社會中的部落領袖。
美國的大蘇族(Great Sioux Nation)曾有七個分支活躍在北美大平原。盡管這些分支每個夏天都會齊聚一堂,召開七部落大會,一起選舉他們的最高統領,但是由一些大家族構成的小部落,其酋長的選舉并不似這般正式。這些酋長并不是被正式任命或推選的,成為領導者隻是因為他們的智慧、力量以及對部落顯而易見的忠誠。這些酋長的權威來自人們的自願追随,沒人有權力告訴他人要做什麼。當這個酋長不能再獲取衆人的信任與尊重時,比如他犯了個大錯,或者其他人表現得比他更好、對大家更有幫助,那麼也沒有什麼彈劾或者不信任投票,人們僅僅是不再聽從于他,或者重新發掘新人做酋長,或者開始各行其是。
我們已經習慣從一個人的頭銜或者職位來判斷他是不是一個領導,但在社交網絡裡,隻要擁有“粉絲”,任何人都可以被界定為“領袖”。牧民般自由的員工逐漸開始擁有選擇權:如果他們覺得無聊或者沒意思,看不到學習與成長的機會,他們就會選擇離開。就算是全職工作者,尤其是年輕人,也希望在界定和調整職業角色上能擁有更多的自主選擇權。
無論是企業中被任命的領導,還是每個個體,要想在今天的世界裡蓬勃發展,都需要具備一定的靈活性,以便在部門、崗位和工作地點中自由、舒适地流動。
在這個無邊界的、飛速變革的世界中,我們發現了越來越多頻繁變化工作角色的企業,創意、創新、學習和成長已不再被設定為行業精英才會擁有的奢侈品,而是全球數十億人在職場各個層面中的必需品。我們的“10倍領導力”方法,關注的正是在角色自由轉變的職場中,如何才能夠培養人們蓬勃發展所需要的品質,從而最大限度地獲得成功。
大約2 500年前,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堅信,宇宙唯一恒定不變的本質就是永遠變化,赫拉克利特也因此學說而聞名。這個哲學觀點在今天體現得尤為明顯。寬帶通信、雲計算、社交媒體、在線協作工具以及從海量信息源收集、整理和挖掘數據的計算能力,這些新工具都使企業得以超越普通組織結構所能适應的速度來進行變革。
赫拉克利特運用河流的比喻描述其關于恒定變化的觀點:你不可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因為新鮮的水正向你流淌而來;而在你第二次踏進這條河流的時候,你也不再是以前的你,此刻的你是嶄新的,帶着與以往不同的理解和過去。
如果來看一下我們用來描述無邊界數字時代裡各種信息的語言,就會發現河流的比喻實在是太有限了。當在互聯網上搜索時,我們所浏覽的海量信息可以将我們帶向任何地方。一旦在搜索框中敲入想要了解的條目,我們就能進入一個無限擴展的網絡空間。這個空間現在甚至已經超出了太陽系,正以數據形式和2015年夏天路過冥王星的“新視野号”(New Horizons)探測器進行交流。
這種信息無限狀态既是祝福也是詛咒。隻要能夠駕馭這種龐雜的信息流,就可能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獲得成功。用電子郵件傳達意見已經和辦公室備忘錄一樣,變成了過時的古董。因為用虛拟辦公室合作辦公的員工可以随時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開展工作,當其他數十億人呼呼大睡的時候,他們卻能以每天數十次的頻率完善他們的軟件産品。
當今世界,這種工作方式勢在必行,因此組織與個人都需要通過不斷地成長和學習來重塑自己。信息的易獲取性、透明性以及流動性,意味着當一家公司發布新産品時,它的對手可能已經在鑽研該産品的升級版本了。單一的産品或服務無論多麼巧妙或多麼具有開創性,都無法再讓一家公司與員工能放心大膽地允許其自由發展。不過,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卻是一種非常令人滿意的進步,畢竟,開啟着“自動駕駛”模式的領導又有什麼管理樂趣可言呢?
400多年前,當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寫下“知識就是力量”的時候,他做出的其實是一種對引發工業時代科技革命的可怕預知:學習理解新知識,就能掌握新技術,從而控制行為的結果。
而另一方面,信息時代也将我們帶回到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老子在2 000多年前寫下的一句話:“少則得,多則惑。”(少取便會獲得,貪多則會迷惑。)如今,人們已經不再可能做到了解周圍全部海量信息和知識了。雖然這曾經可能,但隻去了解也是遠遠不夠的,能從信息中獲取力量才是關鍵所在,而這正依賴于對大量數據的整合分析能力,即通過規律識别,提煉精華,在矛盾與無序中找到意義和方向,這也是領導者要具備的至關重要的能力。但在過去,由于信息少得可憐,對具備這種信息整合能力的人才的需求也少得可憐。
将組織視為一台機器的傳統比喻其實是很不準确的。首先,它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機器是不會受外界環境影響的,但對一個組織來說這絕不可能。盡管這個模型在工業時代已經運作了一段時間,企業也還會繼續運用其中一些科學管理的基本原則,但是這個比喻現在卻很難再适用了。
20世紀90年代,系統科學家彼得·聖吉等人的工作讓這個比喻開始發生了變化。彼得·聖吉著有《第五項修煉》。他認為組織不僅僅是一台機器,還是一個具有生命的有機體,一個由内在關聯的子系統協同工作構成的整體。有機體會對其周圍環境持續做出反應,并會因此調整自己甚至重生,如舊細胞死亡後會誕生新細胞。即使有機體死亡,它也會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也會将其遺傳物質傳遞給下一代,繼續生命的循環。
我們合作過的一些公司已經曆了這些轉變,即通過采用更有機的結構形式來使自己重生。森寶利(Sainsbury’s)是英國第二大連鎖超市,1869年由約翰·詹姆斯·森寶利(John James Sainsbury)創立于英國倫敦特魯裡街(Drury Lane)。森寶利在早期也是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當時它提供一系列自有品牌産品,非常關注顧客的購物體驗。但經過一個多世紀,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家公司卻開始發展遲緩,市場份額也日益萎縮。從增長規模來看,當時整個英國大概有數百家森寶利超市門店,但由于公司總部集中了大量領導,它開始變得有點“頭重腳輕”。同時,之前讓森寶利聞名的對顧客體驗的關注也開始一點點下滑,超市員工甚至很難保證貨架商品充足。
森寶利公司于2004年決意開始變革,其中一項就是将經營關注點從公司總部轉移到超市門店。公司在總部砍掉了750個崗位,同時招聘了3 000名新員工到各門店以改善服務質量。
森寶利非食品類運營總監喬恩·哈特蘭(Jon Hartland),已經在這家他稱為“巨大又令人驕傲的傳統型公司”工作了30年,在此期間,他見證了這艘巨輪在成功與失敗之間的種種浮沉。哈特蘭認為森寶利這次能夠轉敗為勝的關鍵之處,就在于它采取了一種更松散、更有流動性的領導模式,這也使森寶利能轉型為一家更靈活、更模塊化、更以團隊為基礎的公司。哈特蘭說:“現在行政總裁和門店之間的距離已經大大縮小了。”
2015年,森寶利公司建立了一個内部社交網絡系統,使信息可以在公司各層間直接傳遞。“從實習生到像我們這樣的老員工,任何時候都可以直接和我們的首席執行官邁克·庫普(Mike Coupe)說上話,”喬恩·哈特蘭還說,“我們有一個'告訴邁克’的企業文化,如果你有一個好主意,你就可以對邁克說:'為什麼不這樣試試呢?’我們有了更多開放且行事靈活的團隊,主管也更少了。我們的規模比30年前擴大了4倍,但現在的主管數量還不到那個時候的一半。”
森寶利的許多經理都是以移動和模塊化的團隊方式工作的,他們從一家商店轉移到另一家商店,以幫助和支持1 200多名零售店員工。迪·布萊克本(Di Blackburn)是該公司的運營技術經理,她管理着一個由34名員工組成的團隊(由數支子團隊組成),負責在最需要的地方設計并提供培訓。“我更願意認為自己是一個樂隊指揮,”布萊克本說,“我的團隊有的在這裡,有的在那裡,而我可以到處跑,從蘇格蘭到康沃爾再到倫敦,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整個森寶利的改變,正顯示出企業信息流動的必要性。
進化論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當環境發生變化時,隻有适應變化的人才能生存下去。這點既适用于自然界,亦适用于制造業。
THE JOY OF LEADERSHIP
當今世界,變化随時随地都在發生,隻有那些培養自身能力去不斷适應、成長以領先于時代的人,才能活下來并最終成功。
很多人都會因環境的飛速變化而心生恐懼,因為太多事情都來得又快又猛。我們會在下一章解釋為什麼無須害怕,反而應該為這些改變感到興奮。随着舊障礙被打破,新的飛速變革的世界當然還會産生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同時也要看到,它也會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無限機會,讓人類得以發展,讓我們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樣,成為快樂且有影響力的人,即“10倍領導者”。
在飛速變革的世界裡,“10倍領導者”看起來是什麼樣的呢?泰勒在哈佛和世界各地做過關于幸福與成功的演講,安格斯也在麥肯錫與全球最大企業的領袖們一起合作制訂過領導力培育計劃。根據這些經驗,我們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成功與領袖究竟意味着什麼。大部分人對成功和幸福的理解幾乎都錯得離譜,因此他們都未能充分挖掘自身潛力并獲得持續性的滿足。成為一個好領導究竟意味着什麼?為什麼看似重要的過時觀念還在不斷影響着很多人,使他們看起來像一台低效、笨重且運轉不良的舊機器?
幫助人們收獲幸福與成功的第一步,就是弄清楚那些所謂“好領導”定義中的缺陷,即關于幸福與領導力的種種誤區與誤解。那些錯誤非常明顯,卻一直存在。同時我們也要厘清在這個無邊界的世界裡,那些缺陷對成為“10倍領導者”來說又意味着什麼。
大約五年前,我們(安格斯和泰勒)第一次見面時,就反複讨論過當今世界社會與經濟結構中逐漸呈現的變革性,以及這種變革性對組織和人們的影響。那次會談之後,我們又有過多次談話,每次都激情洋溢,彼此也都深受啟發。我們之間達成的一些重要共識,不僅引領我們創設了“潛能人生”,更使我們創作了這本書。
● 當今這個飛速變革的世界給人們創造了更多空間,提供了全新的機遇與挑戰。
● 在這個時代,人們逐漸開始用非全職工作取代穩定工作,而具有領導力的行為在這種變化中能夠幫助人們自我成長、自我壯大。對一份工作從一而終的“金表時代”已經式微,每個人都要竭盡全力把握每一個機會。盡管這種改變對于一心希望留住人才的組織或機構來說似乎是不利的,但同時它也道出了一個簡單真相:在組織内部,隻有個人發展的機會、快樂領導力的影響比外界更具吸引力,才能盡量避免人才的流失。
● 啟發他人培養深遠變化的領導能力,與幸福感、成就感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
● 一個組織中的員工是否快樂、是否具備能力并且充滿活力,這些對于公司的成功來說遠比其組織機構或權威規範所秉承的内在邏輯更為重要。一個組織中若充滿了激情昂揚、擁有共同願景的員工,那這就是一個領導型的組織。
它會堅定地專注于履行使命、實現目标。而忽視上述觀點并試圖重新設置舊秩序,追求控制、标準化和服從的組織,勢必會将當今這個飛速變革的世界為人們創造的表現與創新的機會隔絕在外,這樣的組織注定會失敗。
● 鑒于領導行為是個人和團隊合作在生産力和工作表現上的重要驅動因素,而且舊的等級結構也正在逐漸被削弱,因此無論對于個人還是團隊,領導力都已不再隻是中層管理層面的重要特征。一個機構要想獲得成功,即使不是全部,也得是大部分員工要在一定程度上具備領導力。
在這個飛速變革的世界裡,快樂領導力對很多人來說還很難懂的原因之一是,我們經常會對既往的陳腐觀念堅信不疑。關于什麼能夠成就一個高效的領導者,如何能夠使人幸福,很多人都還執着于一些過時且膚淺的錯誤觀點。我們發現,在搞清楚快樂和領導力是什麼之前,很有必要先解釋一下它們不是什麼。在我們能夠幫助人們像領導者那樣去學習和成長之前,幫助他們先清除一些持續已久的錯誤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我們大概都經曆過發放成績單或者業績評定的時刻,老師或者經理會讓我們坐下來,然後講一堆我們需要改善的地方,似乎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這是一種傳統思維,即認為人們在生活、職場中,就應該緻力于改正缺點,并不斷取得進步。
通過這些年的觀察以及越來越多的研究,我們發現,盡管每個人都不應該忽視自己的缺點,但因為個人精力始終是有限的,所以投入過多的精力去修補缺陷并不明智。這就像是把你扔進了一個自己很難再爬出來的深洞一樣,有時甚至還會适得其反。
很多著名的思想領袖并不認為最好的成長方式就是努力克服自己的缺點。彼得·德魯克在其經典之作《21世紀的管理挑戰》一書中就這樣寫道:“由于一個人不可能在缺點上表現得很出色,因此索性就讓它們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吧。隻有當你充分利用優勢時,你才能創造真正的卓越。”1
大量的行為研究和調查都支持這個觀點,即當人們全神貫注于自己擅長并且享受的事情時,他們的表現會更出色。他們也會更具創造性、更敏捷、更具适應力2
;同時也會更自信、更滿足,并能在工作過程中發現更多的意義,從而更加迅速地成長和發展3,4
。2009年,蓋洛普咨詢公司通過對1 000多名美國員工進行的調查發現,在工作中,當員工利用自己的優勢去完成目标時,他們會感到更加投入,整體上也會感到更幸福、更有活力,身體也會更健康;那些注重利用團隊成員優勢的管理者也會獲得更優秀的團隊表現和更大的成功。5
基于此,我們制訂了“10倍領導力”計劃,以幫助人們或組織創建與個人優勢相匹配的工作任務和職業角色,而不是去試圖修複個人缺陷以迎合組織既定的任務和角色需要。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完全理解壓力是什麼意思,但科學家們卻花費了好些時間才為壓力找出了一個像樣的解釋,同時還采用了一系列方法衡量了壓力對身心的影響。内分泌學家漢斯·塞利(Hans Selye)是第一個給“壓力”定義的科學家,他認為壓力是身體對“附加給它的任何需求”的“非特異性”反應。我們的定義在此基礎上有所演變。我們認為,壓力是超出身體自然調節能力的一種需求。壓力的影響往往非常具體,其在神經化學方面帶來的變化會刺激人們的某些能力。
簡而言之,壓力就是身體對挑戰的反應。突發的壓力通常被認為是觸發“戰鬥或逃跑”反應機制的原因,這種反應機制是面對威脅時身體的自然反應:脈搏加速,呼吸頻率升高,脂肪和氧氣被釋放到血液中去應對突發沖動;瞳孔放大,血管擴張,視線變窄。這是塞利所提出的三階段模型中的第一階段,他稱之為一般适應綜合征。該模型的最後階段,塞利認為會是以下兩種情況之一:要麼恢複,身體的補償功能使人們能夠克服威脅;要麼衰竭,身體資源在持續威脅中被耗盡。
也有一些不太出名的研究表明,短暫的、中等水平的壓力會對身心産生有益影響,畢竟“戰鬥或逃跑”的反應機制最終也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1975年,塞利提出了一種模型,将壓力分為積極壓力和消極壓力,前者能提升精神與生理功能,後者則會導緻焦慮、退縮或者其他方面的紊亂。
美國的民間故事裡充斥着“超人力”的傳說,很多實際上都有據可查。在這些傳說裡,當人們遭遇突發狀況時,“戰鬥或逃跑”激素分泌量劇增,“超人力”爆發,此時人們甚至能夠擡起超重物,如汽車。相信沒人會認為這種經曆對健康有益,但研究同時也表明,短暫的、中低等水平的壓力确實能夠刺激大腦産生化學物質,甚至是新的腦細胞。這可以提升效率和專注力,增加機體免疫反應7
,幫助人們獲得成功,并且讓人們更具長期适應力8
。
此外,數十年的研究論證也提供了很多相當有效的壓力恢複策略。比如,培養積極視角和個人自信,尋求社會支持,休息以及進行體育活動、冥想和思維訓練等。9~21
這些對于緩解壓力并将其控制在有益範圍内都有良好效果。
同時我們也相信這些被控制在合理範圍内的壓力所具有的力量。“10倍領導力”計劃的目的便是幫助人們或企業組織制定長期策略,将壓力轉化為能量和靈感。
馬斯洛将“巅峰體驗”這個術語定義為“人類的巅峰時刻,是一種極度幸福、欣喜若狂的體驗”22
。當人們被問及最近的一次“巅峰體驗”是什麼時候時,他們往往提及的是自己被一幅藝術作品深深打動的那一刹那,和愛人靈肉結合的那一瞬間,以及在生活或工作中被極具創造性的靈感擊中的那一刻。一些女性也會把生孩子的過程描繪成一種巅峰體驗,還有人認為抵達一個意義非凡的個人裡程碑是一種巅峰體驗。對于大部分人來說,屬于巅峰體驗的都是罕見的、非同尋常的時刻。但馬斯洛相信,對于自我實現者來說,巅峰體驗時時刻刻都會在日常環境裡發生
。也許是在等火車的時候,也許是在做晚餐的時候,也許是在辦公室工作的時候,而這些恰恰都是我們在“10倍領導者”身上發現的。這些領導者經曆過數不勝數的巅峰體驗,而且持續時間經常都很長,有時候甚至每天都會有。
其實你也可以像“10倍領導者”們那樣創造和持續經曆這些巅峰體驗,因為研究表明,我們完全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出更多的類似體驗,并享受這些體驗
。其中,心理學家米哈裡·希斯贊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提出了“心流”(flow)這一概念,即人們朝着一個明确的目标努力工作時,所呈現的一種毫不費力就能達到的全神貫注的精神狀态。正如希斯贊特米哈伊在其具有開創性的著作《心流》中所說,在這個“最佳體驗”中,人們能感到“強大、機敏、輕松控制、自然而然,并且始終處于能力的巅峰”。
這種巅峰體驗是充滿成就感的,希斯贊特米哈伊說:“當我們自由行事的時候,行為本身比其他一切外部動機都要更加充滿吸引力。”他在書中寫道:“當我們選擇一個目标,全神貫注地投入其中時,無論做什麼我們都是享受的。而一旦品嘗到了享受的愉悅,我們就會加倍付出努力,去再次獲得那種愉悅感。這就是自我成長的過程。”23
我們在本書會展示如何通過體驗這種愉悅來幫助塑造“10倍領導者”,以及如何後退一步,調整呼吸,靜下心來,去增加抵達個人能力巅峰的可能性。其實這些并不是多麼難以達到的事情,你每天都可以做到。
就像我們之前指出的那樣,權力的體制基礎在很多組織中已經被弱化了。對于當今世界而言,命令與控制的決策風格已經太過遲鈍,太不夠靈活了。
一個運用權力和控制去操控下屬的人隻是在逼迫人,而不是在領導人。越來越多的組織學研究指出,這種領導風格常常會成為公司發展的絆腳石。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組織心理學家貝内特·泰珀(Bennett J. Tepper),曾經評估出濫用監管權力會使美國公司每年浪費約238億美元24
。其他研究者也指出,專制型的領導方式對工作績效指标,如曠工和離職率有直接影響,甚至這種領導方式也是導緻員工做出一些潛在的破壞或抵制行為的主要原因。25
很多研究者後來也驗證了破壞性的領導方式對員工個人的影響,即會使員工壓力增加,對工作越來越厭煩,精疲力竭,等等。26
當員工帶着不快樂回家時,甚至還會傷害到他們的家庭關系。27
而另一方面,民主的、真誠的、道德的、革新的領導模式,則與員工有更多互動,也更能依靠關系的優勢,其帶來的好處也都是得到充分證實的。
這些裨益在當今世界随處可見。2010年6月1日,蘋果首席執行官史蒂夫·喬布斯出席了在加利福尼亞帕洛斯佛迪市(Rancho Palos Verdes)舉辦的D8數字大會(D: All Things Digital conference)。在會後的一次采訪中喬布斯談到,蘋果公司的組織形式更像是一家初創公司,他和員工們每天都要找時間在一起讨論,大家提出觀點,解決問題。
喬布斯說:“我們的争論都非常有價值。如果你想聘請優秀的人才為你工作,那麼你就必須讓他們做很多決定,同時你的公司也必須是靠頭腦來運作的,而不是靠等級制度。好點子必須要采納,不然人才就會流失。”28
一個“10倍領導者”會鼓勵優秀的人提出最好的想法。我們的計劃就是幫助人們培養這種具有激勵性的、健康的、富有成效的人際關系。
追尋人生意義,意味着我們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實現自我,實現終極目标和終極使命。在職場環境裡,這相當于是要找一個夢想中的工作,一旦我們找到這個理想工作,仿佛就能達成所願,從此以後就能永遠幸福快樂。
美國心理學家朱利安·羅特(Julian Rotter)提出了“控制點”(locus of control)的概念,他将人格分為内控型和外控型。具有内控型人格的人相信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人生;而具有外控型人格的人,則認為生活和選擇是由機會、運氣與外界環境決定的,和自己沒有關系。
如果你正等着雇主為你設計一份理想工作,讓你得以擁有意義非凡的人生和明确的終極使命,那麼你就已經把自己設定為具有外控型人格的人,你可能要為此等待很久。而一個具有内控型人格的人在尋找工作時,往往是在積極地為自己尋找人生的意義與目的,他在尋覓、在發現,而不是在等待。
這兩種方式之間的差異非常明顯,有可能徹底改變你的生活和事業。因此,重要的并非是找什麼樣的工作,而是要明白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弄清楚這個很關鍵。
“為什麼要工作?”究竟為什麼每天早上要從床上爬起來去上班?找到背後的原因其實并不容易,從那些入門級的工作或機械重複性的工作中尋找意義和目标更不會一帆風順。但是,大部分的工作内容,多多少少都會以某種方式,通過一個更大的使命感來給人們提供一條有意義的成長路徑。一位“10倍領導者”在一天工作結束、自我總結時一般會這樣告訴自己:“今天做的一切都是我應該做的。”而不是聳聳肩,自嘲地認為:“今天幹的活兒夠付房租就行。”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組織行為學副教授艾美·瑞斯尼斯基(Amy Wrzesniewski),在1997年的一篇研究論文中談到了以下兩種觀點之間的差異,即将工作僅僅視為一份工作,還是視為一種強烈的需要。将工作視為強烈需要的人會在工作中更加努力,也更有毅力,因為工作本身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回報或獎勵。
這種觀點是基于認知重構,這是一種能夠識别出人們對某個觀點和事件的負面看法,并以積極的方式重新塑造這些看法的心理技巧,它能讓人們獲得更好的人生體驗與更多的幸福。
瑞斯尼斯基還與其他許多組織學研究人員共同研究過一種被稱為“工作塑造”(job crafting)的方法的各種可能性與效果。運用“工作塑造”這種方法,雇主和員工可以共同設計出有意義、有目的的工作。
研究表明,像“工作塑造”這樣的方法,能夠使人在工作中發現和追求更大的意義感與使命感,能夠提升個人工作表現,加強個人和組織之間的情感連接,使員工産生更多的滿足感和幸福感。30
而我們所設計的“10倍領導力”方法,目的便在于幫助人們積極探索工作的意義,将自己投入一個更有目标的人生當中。
泰勒在哈佛大學教授積極心理學時,在本科生中做過一個非正式研究。泰勒問學生,在收到哈佛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天,是不是非常開心,甚至欣喜若狂。大部分學生給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泰勒接着問學生們,是否相信收到錄取通知書那一刻的自己,比他們人生當中,至少比在那之前的任何時候都快樂。大部分學生又一次回答“是的”。畢竟,對其中大部分人來說,進入哈佛是一件夢想成真的事情。他們可能在那之前都沒有真正享受過學校生活,因為一直以來他們都要承受保持成績領先的壓力,在各種學校事務或俱樂部領袖選舉中獲勝的壓力,以及拼盡全力留在校運動隊的壓力。所有這些辛苦都隻為一個目标,這個目标也許能夠确保他們一生的成就以及随之而來的幸福。學生們曾被反複告知,并且他們自己也堅信不疑,隻要進入這所世界頂級名校,就為人生做好了一切準備,一旦實現了這個目标,他們的壓力和掙紮就會立刻煙消雲散。
而泰勒最後的問題是,他們現在是否幸福。這次大部分學生的答案卻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像我們大部分人一樣,學生們并沒有準确地預見到成功給他們帶來的真實影響并不如自己之前想象的那樣。
哈佛大學社會心理學家丹尼爾·吉爾伯特教授(Daniel Gilbert)在《撞上幸福》中指出,當人們在暢想未來的幸福狀态時,往往會帶有一種系統性的誤解。吉爾伯特教授在研究中詢問那些正在參與終身教職評審的助理教授們,如果發現自己獲得了終身教職,那麼會感受如何。不出所料,這些同事們都紛紛表示,如果能獲得終身教職他們一定會非常高興。然而接下來,教職評定結束6個月後的問卷調查卻顯示,獲得終身教職和未獲得終身教職的人的幸福感與之前并沒有太大的差異,這兩個群體都已經重新調整了他們對于未來的期待,也都重新恢複到原來的幸福水平。31
吉爾伯特教授最後得出結論:成功與失敗給人們的幸福感帶來的影響是暫時的
。
上述這些研究,再結合我們大部分時間的觀察、互動以及個人體驗,都确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成功(原因)能夠帶來幸福(結果)”這個大家都覺得是常識的觀點,其實是錯誤的。實際上應該反過來描述這個因果關系:幸福(原因)導緻了成功(結果)
。心理學家索尼娅·柳博米爾斯基(Sonja Lyubomirsky)等人都在不斷闡明幸福是如何帶來更和諧的關系、更融洽的婚姻、更豐厚的收入、更優秀的表現、更高水平的适應力以及更健康的身心的。32
這并不是一個全新的觀點,在東西方思想家的著作與教學中随處可見。越南高僧、學者、和平主義者釋一行禅師(Thich Nhat Hanh)在世界巡講中反複倡導“正念生活藝術”(the art of mindful living),他向人們提出:“沒有什麼道路通向幸福,因為幸福本身就是腳下的道路。”
你可能會說:“好吧,但如果我不認得這條路該怎麼辦?”好消息是,科學告訴我們,你完全可以發現這條路。吉爾伯特說:“幸福是可以被合成的。”吉爾伯特和柳博米爾斯基及其他研究者,為我們展示了如何實現這種合成,其實這并不複雜,隻要我們不固執地堅信它很複雜。33
柳博米爾斯基在其著作《幸福有方法》中認為,人們所謂的幸福,有40%是不受基因或環境決定的,而是由我們的選擇決定的。34
“10倍領導者”深知對成就與幸福的探索就是通向成功的路。在本書的其餘章節裡,我們會給出具體策略去發現幸福這條路,并在那裡停駐下來。
如果我們想知道人類能跑多快,那麼隻計算普通人群中“好樣本”的平均速度是不夠的,我們要去收集那些奧運會金牌得主的成績,看看他們能跑多快,結果會更接近正确答案。同理,如果我們想知道精神成長、價值感提升,或者道德發展的空間究竟有多大,我認為研究品性最端正、最道德、最聖潔的人并向他們學習,才是正道。 ——亞伯拉罕·馬斯洛35
通過對以上各種誤區的審視,我們開始重新建構自己的觀點,去設計“10倍領導力”計劃。如果那些誤區中的觀點被證實是錯誤的,那麼成為一個高效領導者的正确路徑又是什麼?我們又如何才能收獲幸福以及随之而來的成功?
我們沒有像大部分研究那樣着眼于平均水平的群體,而是汲取馬斯洛的觀點,從奧運冠軍級别的領導者們入手,關注那些最有成就、最出色的領導者。後來,我們終于找到了讓優秀的“10倍領導者”和組織脫穎而出的特質。
如果你仔細研究之前的那些誤區,就會注意到前5個錯誤觀念,分别對應我們領導力培育計劃中的優勢、健康、專注、關系及目标。因此,通過研究大部分人對領導力和成功的錯誤理解,以及少數人對其正确的理解,由優勢、健康、專注、關系和目标這五項構成的SHARP模型誕生了。
在SHARP模型中,真正的科學和隐藏在“10倍領導者”高效、幸福以及巨大成功背後的神奇魔力得到了充分結合。在下一部分,我們會探讨本章的每一個誤區,并展示如何理解并執行SHARP模型,才能幫助人們挖掘實現個人蓬勃發展的潛能。
通過審視本章最後一個關于成功與幸福關系的誤區,我們認識到我們在打造高效的領導者方面所做的一切,其背後的核心理念是,通向卓越和成功最好的路就是做一個幸福的人,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我們這就向你說明為什麼要這樣,以及如何才能向自己證明這一點。
整合由優勢、健康、專注、關系、目标構成的SHARP模型,并将其與你在職場内外的發展相結合,是讓你效率倍增、成為“10倍領導者”的關鍵,而這也是高效領導者成功的原因。
快樂就是優勢。 ——特蕾莎修女
很多年前,泰勒還在哈佛大學讀本科,還沒成為一個暢銷書作家,那個時候每個哈佛本科生都要上寫作課。泰勒的第一個寫作老師,我們姑且叫她希爾達,很不幸,不怎麼樣。當泰勒去她的辦公室讨論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時,希爾達牢牢抓住泰勒的缺點,不停地打擊他:“你這全是小孩子腔調,主題不清,邏輯混亂,這學期我們要着重解決這些問題。”這聽起來就像是在恐吓。
接下來他們确實對這些問題下了功夫,但希爾達老師對泰勒缺點的關注卻始終既嚴厲又無情。也許她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結果卻讓泰勒非常痛恨寫作這門課。當時沒有任何迹象表明泰勒今後能成為一名作家。痛苦而煎熬的各種糾正練習讓他對自己的寫作完全失去了信心,那簡直就是一門特意打擊人的課程。那學期泰勒雖然很努力,但寫作水平卻沒有很大的改善。
第二學期,泰勒的寫作課換了一位新老師,名叫瑪克辛。當瑪克辛老師和泰勒一起讨論他的第一篇作文時(這篇的水平和上學期寫的那些其實沒什麼差别),泰勒被老師的問題震驚了。瑪克辛說:“你自己的聲音在哪裡?你在課堂上既熱情又努力,你知識豐富,閱讀量大,在讨論環節你總能講出那麼多不同領域的觀點,但你并沒有把它們充實到你的文章裡。”
瑪克辛老師沒有命令泰勒回去修改錯誤,而是針對下一篇文章給了泰勒一些新的指導,她說:“我想聽到你的聲音,我想要看到你的激情與觀點。”泰勒後來才意識到,這就是他寫作生涯的開始。通過關注泰勒的優勢,瑪克辛老師成功幫助泰勒向成為一個深受讀者喜愛的暢銷書作家邁出了第一步。
必須要強調的是,泰勒從沒有想過反對希爾達老師的點評,他隻是更喜歡瑪克辛老師的意見,因為那些意見讓他有機會得到成長。泰勒的文章中,在希爾達老師看起來是幼稚不堪的地方,瑪克辛老師卻認為那是個人激情的體現;在希爾達老師看起來是啰唆冗長的地方,瑪克辛老師卻看到了豐富的知識、美好的回憶以及驚人的想象力。泰勒在瑪克辛老師的幫助下,整個第二學期的寫作表現就像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一樣,神采飛揚又文采斐然,同時泰勒在文章中也努力讓自己将知識表達得更系統、更有邏輯。
第一學期結束時,寫作是泰勒不願再觸碰的、令其讨厭的事,而在第二學期結束時,泰勒幾乎再也無法停止寫作了。現在泰勒已經出版了8本書(包括這一本),并且還有很多本正在醞釀中。寫作是泰勒的目标,同時也是他快樂的源泉。但如果當年瑪克辛老師沒有指出泰勒的優勢,并堅持讓他在這些方面繼續加油的話,那麼泰勒可能永遠都發現不了這一點。這就是基于優勢的方法所具備的力量。
同樣,安格斯的職業軌迹也使他越來越傾向于利用自己的優勢來培養人們的領導才能。當安格斯剛剛加入麥肯錫時,他的目标是讓客戶成功并讓自己能夠成為公司合夥人。當安格斯終于達成所願,成為合夥人時,他非常得意,畢竟這是他多年勤奮工作的結晶。然而,幾年之後,安格斯開始感覺身心俱疲,能量枯竭,他和家人的關系也變得危機重重。他對客戶、團隊成員甚至全部工作都失去了熱情。
必須要做出改變了。為了能保住自己的工作,安格斯明白他必須認真思考,找到那些他擅長且真正在乎的東西。安格斯發現,他最熱愛也最擅長的事情,就是和人打交道并發掘他們的潛能。因此安格斯開始花更多的時間指導個别團隊成員,告訴他們如何與同事建立良好的關系,如何發揮他們的領導潛能。随着時間的推移,安格斯發現他能夠将那些自己認為是耗費精力的工作,比如後勤事務的查缺補漏等其他一些注重細節的任務,轉交給對這些事情有訣竅、有興趣的人。
安格斯認識到,他利用自己的優勢做得越多,同事和客戶就越看重他的貢獻,而他也越能就此明确自己這個職業角色所側重的工作任務,即分享知識,培育團隊與領導者。
安格斯對自己的職業定位并非源于一時頓悟,而是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一過程始于初入職場時自己作為一個年輕助理所做的那些指導和訓練。多年過去,當安格斯的内心已确認、外部也認可了他對自己的這一定位時,這份工作就開始成為他職業中更有意義的一部分。最終,它也成為安格斯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内容。
泰勒和安格斯的早期經曆,都證明了上一章談及的“要成功就要完美無缺”是一個錯誤觀念。他們通過直覺意識到了這一錯誤,并最終用證據證明了這确實是一個誤區。
一個人不可能擅長所有的事情,每個人都各有所長。 ——歐裡庇得斯
蓋洛普公司是美國著名的民意調查企業,現已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管理咨詢公司之一,擅長測量并解讀人類行為。蓋洛普對基于優勢的方法的運用,在全球範圍内都處于領先地位。
蓋洛普有一項針對來自數十個國家受訪者的調查:“什麼能夠使你的人生更加成功?是了解自身缺點并努力做出改善,還是将自身優勢發揮到極緻?”在每一個參與調查的國家,受訪者選擇關注自身優勢的都是少數。1
但有趣的是,這些認為優勢更重要的少數人,卻是人生更成功的那部分。
蓋洛普Q12測評法是一套涵蓋了12個問題的問卷,被廣泛應用于全世界各種規模的企業和部門,幫助預測員工的工作動機和敬業程度。這套問卷中的每個問題都針對一項商業成功的關鍵指标,其中有這樣一道題目:“在工作中,你是否每天都有機會去做自己最擅長的事?”蓋洛普在評議員工對這個問題的反饋時發現,表示強烈同意的員工裡有38%的人更有可能正任職于一個非常富有成效的企業部門;有44%的人正任職于有着較高客戶滿意度的企業部門。也就是說,強調優勢的少數群體事實上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群體。
蓋洛普公司後來又繼續證實,強調優勢與成功之間存在着因果關系
。蓋洛普的咨詢顧問指導企業經理幫助員工識别并發揮自己的優勢,結果,企業員工的工作表現與職業滿意度都直線上升。
不過,蓋洛普同時也就這個問題的調查結果指出,隻有20%的受調查者相信他們的優勢每天都得到了充分利用。2
而且在公司,你爬得越高,就越難找到運用自身優勢的人。所以,對于我們大部分人來說,在利用優勢方面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20世紀80年代,蓋洛普公司從民意調查開始轉向進行更具組織性的心理訪談。美國心理學會公認的“優勢心理學之父”唐納德·克利夫頓(Donald Clifton)引領了蓋洛普公司的這一新時代。20世紀50年代,當克利夫頓還是一名研究生的時候就意識到,當時在心理學領域,大家的研究點大多都在問題與病理上。于是,克利夫頓傾注了畢生精力去研究成功,并研制出了各種測評量表來幫助匹配人員與崗位。正是克利夫頓最早發現,職場成功的關鍵在于人們能否充分利用他們的天賦
。
在暢銷書《現在,發現你的優勢》中,克利夫頓和合著者馬庫斯·白金漢(Marcus Buckingham)寫道:“人生最大的悲劇并不是我們沒有足夠多的優勢,而是我們根本沒有去發現和利用自己所擁有的優勢。”3
這确實是一個很大的悲劇,因為大部分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了自己或者别人做不好的地方,故而有太多人的潛能都尚未被發掘,甚至從未被意識到。我們用在修複缺點上的時間要遠遠大于我們用于挖掘自身潛能的時間。
在《21世紀的管理挑戰》一書中,彼得·德魯克說得很好:“從無能到平庸,所花費的精力要遠遠大于從優秀到卓越。”4
去發展自己已有的優勢确實要比克服自己的缺陷簡單得多,而且回報也大得多。
在《卓越的秘密》中,約翰·曾格(John H. Zenger)、約瑟夫·福克曼(Joseph R. Folkman)等人詳細論述了一項研究,進一步證實了德魯克的觀點。他們的機構曾從多角度對2.46萬名領導者的領導能力進行過綜合評估,根據反饋他們發現,無論領導者在彌補缺陷方面傾注了多少心血,也隻能将領導者提升到整體有效性度量的中點。即使是那些一直在大多數能力上都表現優異的人,最終也沒能讓缺陷成為優勢。但是當領導者在領導能力清單中有三至五項表現出色,分數加起來超過90分時,他們就很可能被列為該組織的頂級領導者之一。5
曾格與福克曼後來的研究進一步證實,那些在優勢上下功夫的人,其分數要比在綜合領導力評估中隻關注缺陷的領導者高兩倍,同時他們的其他能力也得到了發展,而那些隻圍着缺陷打轉的領導者就沒能獲得如此成效。6
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傑出領袖與執行者,都對曾格、福克曼以及其他學者所闡述的理念有着直覺般的理解。
已故的安妮塔·羅迪克(Anita Roddick)是美體小鋪(The Body Shop)的創始人,曾擔任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很多年。雖然羅迪克一直都被認為是最具創新力、最有遠見,也是最有影響力的英國商業領袖之一,但是羅迪克自己也承認,她并沒有太多商業頭腦。事實上羅迪克在公司的事務性管理,諸如财務管理等方面的技能都非常薄弱,不過她并沒有花費太多時間在彌補缺陷上,而是通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理想主義,吸引到衆多擅長她所不擅長的領域的人們,這些人最後與她一起共同創造了一個可持續的、具有高道德标準的化妝品企業。員工與自己能力的互補,讓羅迪克能夠專注于自己的優勢領域:與這個世界分享她的理念。
足球明星大衛·貝克漢姆2013年退役。他在20年的職業生涯裡,曾兩次獲得國際足聯授予的世界足球先生銀球獎,在2004年還被評為“史上100位最偉大的球員”之一。但是貝克漢姆承認,最初,與很多球員相比,他的缺陷更突出,甚至在他成為世界最著名的球員之後,他仍然飽受争議,有大量的批評都聚焦在他的短闆上。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曾為曼聯效力的喬治·貝斯特(George Best)曾這樣評價貝克漢姆:“他不會左腳踢球,不會頭球,不能截球,也得不了很多分,除此之外,他都還不錯。”7
貝克漢姆比大部分進攻型球員速度都要慢很多,但他能夠脫穎而出靠的是技術。貝克漢姆有非常出色的定位技巧,他總能找到一個最佳位置去擊敗對方後衛。他的射門出色,傳中有力,傳球精準。
貝克漢姆作為足球史上最偉大的任意球大師之一,永遠被人們銘記。世界各地有數百萬孩子都努力模仿他彎腰發球的樣子,希望可以複制貝克漢姆的雄姿。據報道,貝克漢姆曾經在其他球員結束訓練以後,仍留在球場練習任意球,一練就是幾個小時。
試想,如果羅迪克努力研究數據表格,或者培訓零售店的工作人員,那麼在她身上又會發生什麼?如果貝克漢姆花費大量時間來提升跑動速度或者左腳傳球的能力,那麼他的職業生涯又會是什麼樣?最有可能的結果是:大部分人都不會知道他們的名字。
就像克利夫頓和白金漢寫的那樣:“并不是說你要停止彌補缺陷,而是說你應該明白,單純去彌補,并不能給你帶來發展,彌補缺陷的确能防止你失敗,但它永遠都無法讓你變得更優秀
。”8
“彌補缺陷”的心态會帶來悲劇,甚至在你開始工作之前,它就大大降低了你的業績表現,它迫使你隻是為了合格而努力,卻令你錯失了本可以變得更優秀的機會。
但正如克利夫頓和白金漢所指出的,避免失敗也是必須的。曾格與福克曼也贊同這一觀點,當一個短闆已經上升為所謂的“緻命缺陷”時,你就必須也對它予以重視。
曾格與福克曼曾寫道:“雖然有越來越多的領導者開始使用這種基于優勢的方法,但我們仍然建議他們也要關注自己的主要缺點,尤其是當這一缺點對工作效率已經造成了很明顯的負面影響時。但好消息是,人們在克服潛在的緻命缺陷時,由于起點往往非常低,最後總能獲得巨大的收益。”9
運用基于優勢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你要避免彌補缺陷,這隻是強調你要将努力的平衡點轉移到發展你的優勢上。一個像羅迪克這樣有着出色人際關系技巧的經理人,也必須對行政管理有足夠的了解,至少可以用自己的方法看懂财務報表,并能了解自己願景實現的可能性與局限性。一個在高科技部門具有很強編程能力的經理,如果有社交障礙,那麼也應該努力發展一些與他人打交道的能力,從而确保自己與員工的互動不至于妨礙到實現公司的目标。貝克漢姆也沒有忽視他的短闆,速度不快、不會左腳傳球雖需要改善,但是他一直努力使自己的身體保持最佳的狀态,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自身局限給自己造成的障礙。
那麼如何才能知道需要投入多少努力去彌補自己的缺陷呢?很不幸,這不是一個非常容易就能準确回答的問題。
THE JOY OF LEADERSHIP
一個好的經驗法則是,對彌補缺陷所投入的努力,最好不要多到會阻礙、分散你發展優勢的精力。
在傳統職場環境中,許多人面臨的問題是,工作不是由自己的優勢來決定的,做什麼都是由這份工作決定的。于是結果是,有的人不僅沒有機會利用自己的優勢,而且優勢有時甚至還會衰退到自身再也意識不到其存在的地步。因此,很多人的優勢都還亟待發掘與探索,而發掘自己的優勢正是個人實現蓬勃發展的第一步。要想在職場中發揮自己的才能,認識并區分自己身上的兩種優勢很重要,這兩種優勢就是“執行優勢”和“激情優勢”。
執行優勢,簡單來說就是你已經非常擅長的或者你有極大的潛力能夠擅長的領域。如果你不是很确定自己這方面的優勢究竟是什麼,可以通過下面幾個簡單的問題找到答案:
● 我的優勢是什麼?
● 我的天賦是什麼?
● 我做哪些事情的時候感覺最得心應手?
● 我在當下的工作中最擅長做什麼?在過去的工作中有哪些是我做得最成功的?
● 在工作或其他地方,哪種類型的事務是我最容易上手的?
你是擅長和數字打交道,還是對語言更敏感?你在策劃與決策制定上更厲害嗎?你是在人前更有效率,還是更喜歡幕後工作?你的執行優勢就是那些能夠發揮你具備的潛能、助你獲得成功的技巧與能力。當你使用執行優勢時,你會覺得你正在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激情優勢,指的是那些能夠點燃你的熱情,促使你發揮天賦的東西。
下列這些問題,能夠讓你發現自己的激情優勢是什麼:
● 什麼最能給我力量?
● 什麼能夠讓我興奮,使我充滿活力?
● 什麼是我喜歡做的?過去做什麼事能讓我最開心?
● 在工作和其他領域裡,我對什麼最有熱情?
為工作團隊制定策略方案能讓你感覺興奮并無比期待嗎?你渴望看到自己的想法被實現的過程嗎?當你認真傾聽他人訴說的時候,你會與他人産生情感聯結和共同的使命感嗎?你覺得和數字打交道好玩嗎?在萬衆矚目的環境下發言會讓你激情四溢嗎?還是說在一個親密的小團體裡你會覺得更快樂?當你運用激情優勢的時候,你會覺得你正在做的就是你想做的。
我們都有過一早醒來害怕去上班的日子,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将要面對的是那些消耗自己的工作内容。比如年度庫存盤點,我們要和一大群人一起在倉庫裡,一個架子一個架子地“艱難跋涉”。但類似這樣的任務又常常在所難免。所以,如果我們每天起床去上班,做的都是能夠激勵自己的事情,能讓自己時刻都覺得:哇!如果可以做更多這樣的事情,我會更受鼓舞、更高興!那麼工作一定會使我們變得更加快樂。
SHARPening Moment優勢
● 依據本章内容,明确你的執行優勢和激情優勢。
● 想一想當你處于最佳領導區時,同時利用執行優勢和激情優勢,結果會如何?如果你在最佳領導區能付出更多的時間,你會獲得哪些成功?
● 無論是在家還是在工作中,都嘗試設想一種方法,讓自己踐行“精熟體驗”(mastery experiences)感受,以逐步建立能力和信心,創造更愉快的工作體驗和更好的工作成果。
● 明确自己最大的短闆是什麼。如果不總去惦記着它們,不在它們身上花太多時間,不去試圖将它們變成優勢,那麼你将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這些短闆在工作和生活中對你造成的負面影響?如何能夠在不影響工作質量的情況下,用更少的時間去處理那些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
2003年,高管招聘與領導力顧問公司史賓沙(Spencer Stuart)的合夥人吉姆·西特林(Jim Citrin)和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在一項針對2 000名高管進行的深度訪談和調查研究中稱,隻有9%的受訪者覺得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是自己擅長并熱愛的。但當被要求試着描述一位他們了解的最出色的高管時,大部分受訪者所提及的都是在工作上既有能力也非常有激情的人,換句話說,這些傑出的領導者都将自己的執行優勢與激情優勢進行了完美的結合
。
西特林和史密斯在合著的《一生能有幾次工作》一書中,用大量篇幅讨論了與此研究相關的内容。我們有必要深入理解此研究的應用價值:
第一,要想充分實現潛能,人們需要同時關注優勢與激情;
第二,大部分人都還沒能做到上一點,哪怕是高管級别的人。10
我們都還有大量未開發的潛能。
解鎖這些潛能是我們“10倍領導力”計劃的首要目标之一,我們引導人們審視、比較他們的執行優勢與激情優勢,最重要的是,探索兩者的重疊之處,即圖3-1所示的最佳領導區。
圖3-1 最佳領導區
找到了執行優勢與激情優勢重疊的“最佳領導區”,也就找到了最有可能讓你實現成功與幸福的潛能。
我們來舉一個稍有些極端的例子:如果你身高兩米,并具有非凡的手眼協調能力(這在籃球運動上很有優勢),可你并不真正享受運動或者關心籃球比賽,那麼無論有多少教練和團隊青睐你,并鼓勵你充分利用自己的才華,你基本上也不太可能成為一名偉大的籃球運動員。
另一方面,如果你非常喜愛籃球比賽,可以的話你甚至願意天天都泡在體育館裡,但若在比賽中你沒有任何收獲,那麼你的熱情和付出也無法助你成為最高水平的運動員。
泰勒所熱衷的愛好之一就是聽音樂,古典音樂、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歌曲,以及當今的大部分流行音樂都是他的最愛。聆聽音樂能夠讓泰勒恢複活力,充滿能量。當泰勒戴上耳機,閉上眼睛時,他感覺自己仿佛穿越到另一個世界,他無法想象沒有音樂的生活會是什麼樣。
但是泰勒并沒有音樂方面的天賦,他不會唱歌,也不擅長任何樂器。為了他自己,也為了他身邊的人,泰勒沒有選擇音樂作為職業。音樂對泰勒來說雖是激情優勢,但絕不是執行優勢。
泰勒善于研究,這是他的執行優勢。他擅長設計和實施行為研究,以及撰寫之後的結論報告。而且如果在這個領域投入足夠多的時間與精力,泰勒還會做得更好。但泰勒就是不喜歡這些。想想那些收集數據、分析數據的過程,最後還要把這些數據都整理成一篇學術論文,實在是太枯燥了。泰勒拿到博士學位之後,他完全有實力在研究領域站穩腳跟,但是搞研究并不是他的激情優勢所在,于是泰勒決定把他的才華發揮到其他地方。
接下來是教學,泰勒擅長于此,并且教學能帶給他巨大的能量,這就是其他任何事物都無法取代的。泰勒不斷地周遊世界,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作息安排經常被打亂,他也常常疲憊不堪地趕赴下一場巡講。但是,一旦站在觀衆面前開始自己的演講時,泰勒就會立刻恢複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的狀态,和大家分享他的想法與知識。
當激情與天分能夠像這樣互相補充時,你就會産生強烈的動力去超越過去的自己,讓自己在擅長的領域變得更加優秀。泰勒經常回看自己的演講視頻,從中吸取成長的經驗與教訓。他知道,自己正如大家所說變得越來越好。
當給别人授課的時候,泰勒就處在自己的最佳領導區。在這裡,他覺得自己正以最好的狀态示人,并認為這是他應該做的,也是他非常想去做的。
發現你的最佳領導區,可能會改變你的人生,但是這也需要一定的自律與成熟度。你也許非常有音樂天分,同時也非常熱愛演奏吉他,但那是否意味着你就應該立刻辭職,然後找個地方開始準備演出?也許并不是這樣。因為一時頓悟,人們突然改變事業軌迹,然後功成名就的例子,大部分都是虛構的、帶有娛樂性的勵志故事。現實生活是複雜的,通常需要一條更微妙、穩妥的路徑。大部分人通過尋找最佳領導區,最後都會有不同的獲益。這是一個自我覺察與自我認知的過程,能夠幫我們抓住發展自身天分的機會,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有所追求(見圖3-2)。
圖3-2 SHARP模型之優勢(Strengths)
從積極意義上說,鍛煉你在最佳領導區的技能,能讓你沉迷其中。一旦你将激情帶入工作,就會發現自己想做更多。跨國保險集團英傑華(Aviva)的領導力與文化主管凱倫·斯蒂凡尼辛(Karen Stefanyszyn),就建立了一套基于優勢的領導力培訓計劃,她将這種基于優勢的方法比喻為“将精靈放出瓶子,這樣它就再也不會回去了。一旦你認識到你所擅長以及熱愛的事情……那就很難再回到沒有它們的生活中去。試問誰會想要回去呢?”
正如你的激情與優勢能夠不斷地互相補充、彼此激發從而創造成功,若你對自己的優勢缺乏認知和肯定,并缺乏自信的話,那麼就有很大的可能真的會失敗,而且這反過來還會進一步降低你的自信。
讓我們舉例說明,它對你來說絕不陌生。艾麗絲,一個喜歡和數字打交道的10歲數學奇才,從進幼兒園開始,她的老師就很清楚艾麗絲在數學上不需要太多幫助。但是艾麗絲在語文上表現卻很一般,雖然不會犯太多語法或者拼寫錯誤,但因為不喜歡寫作,她的作文總是平淡無味,隻能勉強過關。艾麗絲也不太熱衷于閱讀,盡管她能夠在閱讀理解測試中達到平均水平。
大部分學校可能會拿出更多的時間與資源去督促改善艾麗絲那不夠出色的語文水平,其結果很可能是:艾麗絲的閱讀與寫作達到了中等水平。但這個提升實在是太有限了,因為艾麗絲不僅不喜歡語文,她在語文上也沒有特别的天賦。此外,在這所學校裡,艾麗絲可能遠遠不能發揮自己在數學上的潛能。因為沒有機會去發展優勢,所以艾麗絲大概也無法達到她本可以達到的程度。
更嚴重的後果是:艾麗絲的自信心很可能會因此受到打擊。不斷被強調自己的弱點,忽視她本來喜歡和擅長的領域,艾麗絲的老師們也不知不覺地助長了這種低自信與平庸的惡性循環。
這裡的問題是自尊,尤其是低自尊,是不會有邊界意識的。艾麗絲不太可能提醒自己,盡管自己語文水平一般,但卻有很好的數學潛力,從而讓自己振作起來。一些心理學家的研究已經明确論證了“過度泛化”(overgeneralization)這一現象,在這種現象中,人們會過分誇大失敗的負面影響,以緻遠遠超出其真實情況。11
艾麗絲的自信很可能會大幅下降,而她的表現,無論是在社交還是在學業,甚至包括在她擅長的數學上,都會因為她對自己能力的懷疑而受到負面影響。
關于“過度泛化”的研究表明,如果學校能夠轉而先去關注艾麗絲的數學,那麼她就會在這個領域學有所成;同時這種好處也會泛化到其他方面,艾麗絲會更加快樂、更有成就感,甚至她的語文水平同樣也會得到提升。
哈佛商學院教授羅莎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曾說過:“拍拍人家後背然後說他們很棒,這并不能使他人建立自尊。而自信是一種更複雜的現象,它産生于将自身優勢付諸行動的體驗。”12
如果我們能把自身短闆控制在不會阻礙我們發揮優勢的程度,那麼我們就能通過那些能發揮自身優勢的體驗來樹立自信。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闡明其自我效能理論時,提出了“精熟體驗”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能夠高效完成任務,或者在一些事情上明顯表現得更好,最終使自己體驗到成功的感覺。班杜拉和其他人的研究表明,“精熟體驗”能夠增強人們的自信
13
,而自信反過來又能使人們表現得更好,并提升人們今後實現“精熟體驗”的可能性,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見圖3-3)。
圖3-3 “精熟體驗”與高自信的良性循環
另一方面,失敗的體驗有更大可能會讓我們再一次失敗,這将會進入一個使自信快速下降的惡性循環(見圖3-4)。
圖3-4 失敗體驗與低自信的惡性循環
在以上兩種情況中,更容易控制的變量是一個人能不能通過一系列“精熟體驗”來獲得成功,而不是他能不能首先建立高自信,因此我們就從這裡開始“10倍領導力”之旅。如果鼓勵艾麗絲先去挖掘她的數學優勢,那麼她很可能會變得更加自信,而這可能又将促使她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好學生。
我們的一個朋友鮑勃,過去10年都在同一家軟件公司擔任計算機程序員,我們偶爾會給他一些建議。在鮑勃前8年的職業生涯裡,每逢年終評定,老闆們給他的評語都大同小異:“鮑勃,你的技術很不錯,知識面也很廣,但是你設計程序時卻很馬虎,總是出錯,文檔也不準确。”
每一年,鮑勃看着年終評定時都會考慮自己是不是該換個行當,但一直沒有下定決心。那些年鮑勃不斷和自己的短闆頑強地做鬥争,希望自己的能力可以強大到攻克這些弱項。
公司的故障排除部門是個完全獨立于編程部門的平行機構。一天,該部門的一個同事請了病假,于是正在尋找機會的鮑勃接手了同事的工作。鮑勃發現自己竟然能做得很好,他非常善于發現其他人的程序漏洞,然後設法解決。鮑勃喜歡像個偵探一樣,指導其他程序員如何解決問題。結果證明,鮑勃不僅僅是勝任,他在這個位置上比公司其他任何人表現得都要優秀。因此鮑勃轉崗到了故障排除部門,不到兩年他就成了這個部門的負責人。在這之後鮑勃也更快樂了,他每天都期待着起床去上班,甚至還盼望着年終業績評定。而這都開始于一次意外的“精熟體驗”,在這個體驗中鮑勃正好處于自己的最佳領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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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讓自己長時間地處于最佳領導區,你需要先花時間弄清楚你的激情優勢和執行優勢都各是什麼,同時也要向非常了解你的朋友和同事尋求建議。通過這樣的方式,你就可以設計和安排“精熟體驗”,使自己保持在應該和想要的狀态裡。
在自己的最佳領導區增加哪怕一點點的時間,都是非常關鍵的,隻有積跬步才能至千裡。任何一個微小的變化,最後都可能會帶來很大的差異。
随着在積極心理學領域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泰勒發現自己的個人經曆,特别是在哈佛讀書時那兩門初級寫作課的體驗,完美地驗證了克利夫頓等人的研究。正如泰勒的老師瑪克辛所指出的,泰勒身上曾有完全不同的兩面:在班裡,他勇敢、好奇、投入而且充滿了豐富的知識與深刻的見解;但是作為一個寫作新手,或許是因為過往一些總被關注缺點的不愉快經曆,泰勒表現得膽怯、退縮,并且害怕犯錯誤。
在《現在,發現你的優勢》一書中,克利夫頓和白金漢寫道:“早在20世紀30年代,傑出的思想家、心理學家卡爾·榮格就曾說過,當必須破壞、消解或者減少某些東西的時候,批評是有用處的,但是當需要建設某樣東西的時候,批評隻會有害無益。”14
通過專注于自己的優勢,泰勒不斷地進步,同時也從寫作中獲得了極大的快樂。如果當時泰勒選擇了其他方向,對自己的短闆百般挑剔,并且還投入大量的精力來改善它們,那麼他最後很可能會失敗。
就像我們之前說的,若一個人缺失自信,那麼他就會對自己抱有較低的期待,最終也就真的會實現自己确實平庸的預言。但如果與我們一起工作的人特别是領導者,缺乏想象力,也同樣會讓這樣的預言應驗。一名員工在其工作中是否能夠充分地運用自身優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所在企業的領導者對該員工的期望與決策。
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員工職業成敗的關鍵在于,領導與權威是否能夠将員工潛藏的優勢挖掘出來。1965年,心理學家羅伯特·羅森塔爾(Robert Rosenthal)和勒諾·雅各布森(Lenore Jacobson)在美國加州的一所公立小學進行了一個實驗:他們告訴老師,通過對學生進行“哈佛學習變化測試”,他們發現學校中有20%的學生具有極大的“潛在天分”,學習成績很快就會突飛猛進。
其實,這是羅森塔爾和雅各布森給老師的一套說辭,根本沒有所謂的“哈佛學習變化測試”,學生們參加的隻是普通的智商測試而已。此外,放在名單裡的具有“潛在天分”的學生也都是被随機挑選的,是研究者按學校總人數的20%任意抽選的樣本。
羅森塔爾于當年年底又回到學校,得知各個班級被随機抽樣的學生在每門課程上都有了巨大的進步,從語言藝術到數學都要遠遠優于其他同學。更神奇的是,當羅森塔爾對學生們再一次進行智商測試時,他發現這些被定義為具有“潛在天分”的學生的分數和上一次相比都有了大幅提高。
智商,或者說一個人的智力水平,在當時甚至之前的數十年都被認為是衡量先天智力的指标:你出生時遺傳了一定的智商,去世時你的智商水平與你出生時是一緻的。而羅森塔爾和雅各布森則證實,學生的智商事實上是可以随着高期許而得到顯著提升的。
兩位研究者意識到自己揭示了一個新的真相,他們後來将該項研究成果稱為“皮格馬利翁效應”。15
皮格馬利翁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雕塑家,他發現世上難覓一位他所認可的美女,于是就親手用象牙雕刻了一位女子的塑像,後來女神阿佛洛狄忒賦予了這座雕塑以生命,雕塑中的女子後來也成了皮格馬利翁的伴侶。
哈佛大學教授斯特林·利文斯頓(J. Sterling Livingston)在職場中複制了羅森塔爾和雅各布森的實驗與結論。利文斯頓告訴企業經理,某些員工在一個甄别潛能的測試中表現優異。當然,和羅森塔爾與雅各布森的實驗一樣,所謂的表現優異的員工也都是随機抽選的。利文斯頓在後來被命名為“職場中的皮格馬利翁效應”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了兩點有趣的現象:第一,經理的期許對其下屬的職業發展與工作表現有着巨大的影響;第二,經理的自我期許,即他相信自己能做到什麼,與他相信下屬能做到什麼有着微妙的鏡像效應。如果經理對自己培養和啟發員工的能力非常自信,那他就會在這方面對員工期待更多,最終他也能從員工那裡獲得更多滿足其期待的回應。但是如果經理對自己不夠自信,那麼他就會傾向于對員工抱有較少的期待,于是相應地,收獲也就更少。
“優秀經理人的成功紀錄和對自己能力的信心,使員工能放心地對他們抱有高期望,”利文斯頓寫道,“他們的員工會認為這些期望都是可以實現的,并會朝着這個方向去努力奮鬥。”16
2006年,領導力研究者布魯斯·阿沃利奧(Bruce Avolio)和弗雷德·盧森斯(Fred Luthans)在總結了一個世紀以來領導力培育方面的重要研究之後,發現“對員工發展影響最大的就是積極信念的提高,這可以使他們相信自己在工作上的實際表現要比他們本來認為的更好”17
。換句話說,衡量一個員工會有多大成就,最可靠的标準就是這個人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
。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在其著作《智能的結構》中寫到,人們不應再問“這個學生究竟有多聰明”,而要去思考“這個學生怎麼這麼聰明”。18
第二個問題是假設每個人都聰明,隻是在不同的方面各有所長罷了。而教師和領導者的任務,就是要幫助人們明确并發揮各自的優勢。
職場中,在工作截止期限的壓力下,出現意外總是會令人無比沮喪,然而能讓你的優勢浮出水面的卻往往是精心準備與偶然機遇發生的意外碰撞,或者一系列這樣的碰撞,這有時甚至會持續好幾年。也就是說優勢的發現很多時候并不會遵循什麼固定的程序或時間表。2005年喬布斯在斯坦福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演講時,給大家講述了他學生時代的故事。那個時候喬布斯還隻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學生,他對任何有實際用途的東西都不感興趣。從大學辍學後,喬布斯在學校裡隻選自己感興趣的課程旁聽,他選擇的第一門就是有關藝術字體的課。
“我知道了什麼是襯線字體與無襯線字體,學會了在不同字母之間設置不同的間距,以及如何做出漂亮的印刷版式。其中的美麗、古典與藝術氣息是科學沒有辦法捕捉到的,我深深為之着迷。”
1976年,喬布斯無意間開始了蘋果電腦的設計生涯,他和自己的合作夥伴史蒂夫·沃茲尼亞克思忖着要為業餘愛好者設計一款不那麼昂貴的電腦。喬布斯說:“當我們設計第一台Macintosh電腦時,我一下子就回想起當年自己學過的那些藝術字……Macintosh是第一台擁有漂亮印刷字體的電腦。”19
後來,喬布斯在每台蘋果電腦的機箱内都會镌刻工程師的名字,他說:“藝術家需要在他們的作品上留名。”20
現在,距離蘋果公司創立已經過去了40多年,蘋果産品依然以自己優雅、簡潔和流暢的設計而聞名于世。史蒂夫·喬布斯的傳奇并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随着喬布斯對技術世界的逐漸融入,以及他對未來世界與古老技藝之間關聯的敏銳察覺,屬于蘋果公司的神話才逐漸誕生。喬布斯追随着自己的興趣,并勇于嘗試新鮮事物,而且就像他所說的,他是用勇氣、耐心和一點兒運氣逐漸連接起自己人生中的每一個關鍵節點的。喬布斯在設計方面顯而易見的天分以及激情,與當時最偉大的科技思想家們所構想的灰色盒子世界發生了意外碰撞,于是整個科技行業的走向被改變了。
喬布斯說:“當然,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在展望未來時還不可能把那些人生的關鍵節點串聯起來,但當我于10年後回首往事時,這一切都豁然開朗了。”21
串聯起這些人生的關鍵節點,對一個人來說不僅需要時間和開放性的思維,還需要嘗試及面對失敗的勇氣。但是作為優秀的領導者,在創建一支團隊的時候,如果這些關鍵節點出現得都非常偶然,甚至你在10年後回顧時都看不出什麼端倪,那麼又該如何串聯起它們呢?
我們認為,正如領導力并非是一種既定的頭銜,而是一種需要努力才能獲得的“特權”一樣,領導力也不是一門科學,而是一門藝術。因此,基于優勢的領導力,其領導藝術的一部分就是能夠創造條件讓寶貴的意外得以發生
。
基于優勢的領導者會通過建設多元化的團隊來提高這種意外發生的可能性。
團隊的多元化可以體現在文化、觀點、優勢、激情以及年紀等各方面,即使這些多元化因素一開始可能并不能相互融合,但它們最終一定可以像拼圖的每一塊碎片那樣被放進自己應在的位置。就像一支職業運動隊需要由不同領域的高手構成一樣,職場中的工作團隊也需要由不同的和互補的技能組合構成。當然,擁有這些技能的人員在一開始可能會被忽視,而且公司領導有時也會犯錯,把具有相似優勢的人放在一起。舉例來說,會計師事務所的一個項目組成員不需要,也不應該個個都是數字奇才,而缺乏為人處事和組織方面能力優異的隊友,因為一個優勢單一的團隊,雖然擁有難以比拟的專業優勢,但其短闆也極有可能阻礙整個團隊的發展。
一個多元化團隊的領導者,會采用一種更寬松的工作方式,而不會一上來就将新項目拆分成一個個任務并分攤給每個人。多元化團隊的領導者既能着眼于員工之間的技能組合,努力為其配備最合适的工作任務,同時也能創造機會讓大家可以有所創新。比如他會詢問大家:誰想來解決這個問題?有時不到最後是很難明白為什麼某個團隊成員當時會接受那個任務。
很多領導者在組織團隊的時候,經常會選擇那些他們認為能力全面的多面手員工,而基于優勢的領導方法是明确反對這種組織方式的。正如《現在,發現你的優勢》一書中所指出的:“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優秀員工很少是能力全面的人,恰恰相反,他們都是優勢突出的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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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利用員工優勢的領導者,深谙一個由各方面能力都具備但均不出色的多面手員工和由能力互補、優勢突出的多元化個體組建的團隊之間的差距。高效領導者會不惜犧牲一切代價來支持手下員工做他們自己擅長的事情。
在英格蘭的科茨沃爾德(Cotswolds)地區,約翰·泰勒(John Taylor)在切爾滕納姆(Cheltenham)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兩地經營森寶利超市,他努力在超市中樹立一種文化,即鼓勵團隊成員将自己的優勢運用于店鋪的日常運營。約翰·泰勒曾看到一個在超市面包房上夜班的大學生員工,工作起來好像不是很投入,于是約翰就問該員工一切是否順利。結果這名員工告訴約翰,說自己很郁悶,因為這間超市的廢品處理軟件要求員工手動輸入每件庫存商品的預計保質期和新鮮度代碼,這種方式既低效又笨拙,還極容易出錯。約翰告訴我們:“這個小夥子當時18歲,正在學習計算機,而且他還有個自己的小事業,給别人制作網站。小夥子說:'我可以用一個周末給你做一個更好的系統,你有興趣嗎?’我說:'當然。’後來這個小夥子做的系統成了我們現在所用的最好的系統之一,同事們用起來都覺得它非常高效簡便。”
一個基于優勢進行管理的領導,秉承着“授人以漁”的古訓,他不會僅僅局限于工作計劃中定好的近期目标。這樣的領導渴望超越平庸,期待培養出一支充滿好奇、具備勇氣并擁有個人觀點和立場的團隊。作為一個領導者,研究并逐漸掌握自身的優勢,可以使自己有能力領導團隊成員,喚醒并引領團隊成員的工作熱情。而團隊成員也會在自己熱愛和擅長的領域花更多的時間,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績,體驗到更多的快樂。
Workplcae Tactics
克利夫頓、班杜拉、利文斯頓等人的研究表明,團隊領導者(無論是不是正式任命的)可以通過幾種方法,發現并發揮團隊成員的各種優勢。與我們共事過的人也使用了這幾種方法來發掘自身和他人的優勢,包括:
講授相關理論:
結合SHARP模型,即優勢、健康、專注、關系和目标,幫助團隊成員發揮優勢,從而使其更加幸福、更加高效。達到這一目标的第一步就是,讓團隊成員清楚認識基于優勢的領導力原則及其背後的理論依據。我們發現,在這之後,每天或每周再以視頻或者觀點分享的方式不斷加強員工對這些理論的認知,是非常有用的。這些方式也會讓員工因為專注于發展自身優勢而變得更加快樂,使他們能夠在現有的職場角色裡持續成長。
不鼓勵“彌補缺陷”的思維模式:
在團隊工作的任何階段都應該秉持這一觀點。如在招聘時應避免提一些關注缺點的問題;幫助現有團隊成員意識到其為自己的短闆已經耗費了太多時間。在一對一的會議或者業績考核中,可以設計一些問題詢問團隊成員打算如何彌補自己的短闆,如“有其他人比你更擅長這些事情嗎?”“有什麼軟件或者其他好的資源能夠幫助你盡快彌補缺陷?”鼓勵團隊成員将時間更多地花在自己擅長且喜歡的事情上。同樣,在做學習計劃與策劃拓展活動時,要确保将重點放在如何使同事們持續發揮自身優勢這一點上。
尋找最佳領導區:
正如我們之前提及的,建立一支技能與觀點互補的多元化團隊,能夠創造條件讓優勢自發呈現。同時我們也發現,團隊領導者通過運用幾個技巧就能更加明确地幫助團隊成員發現自身優勢。在招聘階段,簡單詢問一些關于優勢的問題,如“請告訴我,你在什麼時候是處于最佳狀态的”,就可幫助員工開始留意自身的優勢。此外,招聘也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可以幫團隊領導者發現哪些個人優勢将幫助增強團隊的集體力量。
不過,最好的方法還是利用一個簡短的休息時間,讓團隊成員通過個人思考或者團隊讨論來明确個人優勢以及今後應如何充分利用它們;同時也通過優勢評估,如24種人格力量測試(VIA)或蓋洛普優勢識别器等手段來直接明确團隊成員的激情優勢與執行優勢各是什麼。
鼓勵“精熟體驗”:
我們看到有些工作團隊基于小組的最佳領導區繪制了示意圖,該圖不僅明确了個人優勢,還列出了如何更好地利用這些優勢的建議。還有一些團隊則打造了一個激情共享儀式,每周或者每月一次,在工作允許的情況下,由一個團隊成員向其他人展示自己的激情。
作為團隊領導,你可以用兩種方式創造“精熟體驗”的機會:一種是結構性的,比如開展一次基于優勢的挑戰賽,讓團隊成員通過參與來發現自己的突出優勢;一種是非結構性的,這更像是谷歌的“20%自由時間”。2004年在谷歌的招股說明書中,創始人拉裡·佩奇和謝爾蓋·布林寫到,他們鼓勵員工每周用一天的時間做些本職工作以外的事情。與此相似,你也可以鼓勵團隊成員,圍繞你們組織所開展的業務,去思考:如何解決其中存在的問題并進行改進?如何利用自身優勢來解決這些問題?看看他們能提出什麼樣的解決方案。
創造良性循環:
為你的團隊開辟一個新局面并不像聽上去那麼曲折,識别和發揮自己以及團隊成員的領導力是一個領導者的責任。就像羅森塔爾和雅各布森等研究者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樣,有時候識别潛能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激發它。如果你告訴團隊成員“我知道我們這個團隊在X計劃上沒有太多經驗,但我非常清楚團隊裡有幾個人将會在這個項目上做得非常好”,那麼你也許會驚訝于接下來的結果。你可以通過團隊合作來幫助培養新的優勢,比如之前提及的最佳領導區示意圖裡可以涵蓋團隊成員希望具備的其他優勢。就像利文斯頓指出的,使團隊成員保持高期望值和高責任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要讓他們意識到發揮自身優勢的責任。
将對優勢的關注作為标準化的操作流程:
對優勢的關注不僅僅是針對個人和團隊的工作表現,還要将其作為整個組織文化的一部分。基于優勢的方法,其終極目标是培育更快樂和更高效的領導者,這些領導者會帶着激情去努力實現團隊目标。在為項目尋找資源、分配銷售渠道或提供其他服務時,要謹慎地将同事的優勢與客戶優勢相匹配。确保業績考核是基于優勢的,并且對同事與團隊運用優勢所獲得的成績給予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獎勵。當有人退出團隊時,要與他們在離職面談中溝通其在任職期間的工作情況,以及有潛力做出改進的地方。
高質量的工作表現與狀态恢複的關鍵不是如何安排時間,而是如何安排精力。
——吉姆·洛爾(Jim Loehr),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
大部分人如果能用一生取得多納爾·斯凱恩(Donal Skehan)在30歲前就取得的成就,估計夢裡都會笑出聲來。多年前,多納爾還是一個年輕的主唱,他和他的樂隊錄制的單曲在愛爾蘭非常流行,但多納爾之後卻利用其明星身份改行做起了自己始終熱愛的事業:烹饪。2007年,多納爾以“好心情食物”為名,開始寫起了博客,同時他也在美食節目裡擔任嘉賓,在生活中做烹饪直播。2011年,多納爾正式開始了自己每周一次的視頻秀:《廚房英雄》(Kitchen Hero
)。
到2015年,多納爾已經出版了5本書,在社交媒體上擁有超過50萬粉絲,并且他還開始為英國美食頻道(Food Network UK)制作一檔新節目《新晉廚神》(Follow Donal
)。在這檔系列節目中,多納爾首先去越南探索當地的文化與美食。
一切都順風順水,直到來到越南。
“我本來正做着夢寐以求的電視節目主持工作,”多納爾說,“我還打算去後面幾季中所有好玩的地方,做那些有趣好玩的事情。至今我們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我突然發現自己被徹底耗空了。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工作,我已經連續6個月沒有在周末喘口氣了。太瘋狂了,我清楚有些事必須要放棄了。”
如果你在電視或者網絡上見過多納爾,那麼你一定知道他是一個天生的電視人:和藹可親、精力充沛、風趣幽默。但是,多納爾此刻卻陷入了一個絕境,他疲憊不堪、身體虛弱,還因為感染被送進了越南當地的醫院。多納爾說:“這是因為缺乏睡眠和休息所導緻的,我的免疫系統已經因為拼命工作被破壞得很厲害了。我必須服用兩個療程的抗生素,花三個星期才能康複,而對于類似這樣的疾病,我本應恢複得很迅速才對。”
多納爾和他的制作團隊有充足的時間在越南完成他們的工作,所以時間不是問題,也正是在越南,他們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多納爾看上去用不完的精力,原來也是有限的。
吉姆·洛爾和托尼·施瓦茨在暢銷書《精力管理》中,提出了一個具有挑釁意味的論點:許多激勵大師和管理大師吹捧的時間管理概念,其實都是過時且無效的。獲得出色表現的關鍵是管理精力,而非管理時間。
這是有道理的。時間是有限的,并不能被随心所欲地安排,一天永遠都是24個小時,一周也隻有7天。
多納爾從自己在越南的經曆中發現,精力原來也是有限的。但在“10倍領導力”計劃的幫助下,多納爾認識到,精力其實也是可以被有效管理的。一個“10倍領導者”可以通過調節兩個決定能否成為“10倍領導者”的因素來提升積極能量,這兩個因素就是“消耗”與“恢複”。
多納爾的例子似乎證明了人們關于壓力的傳統看法,即壓力是健康的敵人,同時也是導緻衰弱和疲憊的原因。我們并不是故意對這個看法視而不見,美國心理學會和創新領導力中心(Center for Creative Leadership, CCL)的研究表明,大部分美國人,無論是員工還是公司領導,都認為工作是生活最主要的壓力來源。
過大的壓力會導緻事故、失誤、曠工以及離職頻繁出現。據美國壓力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Stress, AIS)估算,美國企業每年因壓力造成的工作損失超過3 000億美元1
;英國健康與安全執行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算,美國企業每年因壓力造成的工作損失超過3 000億美元;英國健康與安全執行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宣稱,英國2015到2016年45%的病假原因都是壓力太大2
。多項研究表明,壓力是導緻慢性病,如心髒和肝病的主要因素。
從經濟角度考量,疲倦也頗為費錢。發表在《職業與環境醫學雜志》上的一項研究指出,大約有38%的美國員工在工作中有過疲倦的時刻,疲倦會使員工的工作效率降低,給其雇主每年帶來超過1 360億美元的損失。3
沒錯,壓力和疲倦對于員工和組織來說都是大問題。但是對于這些問題是如何導緻嚴重後果的,我們有更細緻的解釋:當壓力長期存在且無法緩解的時候,會使人感覺疲倦,産生一系列健康問題并給所在企業帶來經濟損失,可是在其他情況下,壓力可能正好是一個人所需要的。
你可能注意到這個觀點與我們第2章的“誤區二”,即“想健康就要壓力全消”恰好是矛盾的。我們正是基于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與數據,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證據在不斷支持漢斯·塞利所提出的積極壓力概念:事實上,短暫的壓力爆發能夠讓你更加強壯、更有能力、更具适應性。
舉例來說,2013年,由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科學家帶領的研究團隊發現,實驗室大鼠在受到急性壓力的沖擊時,其大腦幹細胞會增殖為新的神經細胞,并且這些新細胞在成熟以後,還會改善大鼠的心智表現。這項研究的一位參與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丹妮拉·考費爾博士(Dr.Daniela Kaufer)在一次采訪中說道:“人們總認為壓力是一個壞東西,其實它不是。一定程度的壓力有助于使你保持最佳的警覺性,獲得最佳的行為表現以及認知表現。
”4
盡管有很多研究都詳細說明了持續數周或數月的壓力會削弱免疫系統,但由菲爾道斯·達巴哈(Firdaus Dhabhar)領導的斯坦福大學研究團隊,在2012年也證明,将實驗室大鼠暴露于輕微壓力下,會促使數種類型的免疫細胞大量進入血液,這會增強而不是削弱大鼠身體的免疫反應。5
思維模式指的是人們認知信息、組織信息以及解讀信息的方式。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阿利娅·克魯姆(Alia J. Crum)認為,人們的思維模式可以改變他們所處的客觀現實。克魯姆的研究領域之一就是壓力,她與合作者在發表于2013年的《對壓力的再思考》(Rethinking Stress
)一文中寫道:“我們懷疑正是'壓力具有破壞性’這一思維模式導緻了人們在壓力下做出負面行為。我們的研究表明,轉換一個人的思維模式也許就可以改變這個人對壓力的反應。”6
洛爾和施瓦茨在十多年前進行的一項研究亦印證了上述觀點。他們先是研究了幾個非常成功的運動員,繼而又将研究推廣到更廣泛的群體中。洛爾和施瓦茨在研究報告中寫道:“在體育實驗室裡,我們發現出色成績的真正敵人并不是壓力,恰恰相反,壓力其實正是成績提高的刺激源。導緻表現不佳的真正元兇其實是訓練中休息時間的缺乏。得不到舒緩的慢性壓力會慢慢地侵蝕身體儲存的所有精力,最終導緻運動員能量枯竭并崩潰,影響其正常發揮。”7
“急性應激壓力也有益”的觀點,大概會讓習慣于認為壓力有害的人困惑不已。但若理解了急性壓力和慢性壓力所引發後果的差異,人們也許就會稍微明白一些。
如果想要獲得幸福、健康和高效,就不應該過分關注如何解決壓力,而應該多關注自己究竟能分配給生活與工作多少精力。
當談到精力的損耗與恢複時,我們可以用在健身房鍛煉來簡單類比:給你的心髒、肌肉、肺部一定壓力,讓它們得到充分鍛煉,從而變得更強壯。但如果你鍛煉的強度過大,或者時間過長,讓身體得不到足夠的休息,那麼你就會疲憊不堪甚至受傷。所以,問題并不在于壓力本身,而是你沒有掌握從壓力中恢複的有效措施。
20世紀60年代,德裡克·克萊頓(Derek Clayton)是當時世界上頂級的長跑選手之一,但他很難讓澳大利亞國家長跑隊在5 000到10 000米的長跑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于是克萊頓計劃通過跑馬拉松來提高自己的長跑成績,而當他發現,通過訓練,自己的馬拉松成績已經能躍居一流水平時,克萊頓決定參加馬拉松比賽。
克萊頓以訓練刻苦聞名,他比其他任何長跑選手都努力。克萊頓每周會跑225到274公裡,有時甚至超過320公裡,每公裡用時都在6分鐘以内。克萊頓是一個優秀的馬拉松選手,但并不是最好的,他的個人最好成績與世界紀錄還有不到6分鐘的差距。澳大利亞教練認為這要歸咎于克萊頓的身高,他身高1.83米,這身高對于一個跑步選手來說太高了,克萊頓看起來也确實要比他的對手們個頭大很多。
因為高強度的訓練,克萊頓經常受傷。1967年,在日本福岡馬拉松比賽的賽前訓練中,克萊頓就受了傷,無法完成那一整個月的跑步計劃。等到克萊頓傷養好準備再次訓練時,距離比賽隻剩下一周時間,于是克萊頓決定放棄這一周的高強度訓練,輕松以待,把福岡馬拉松比賽當作他下一次比賽的訓練跑。
結果,讓所有人包括克萊頓自己都大為吃驚的是,在福岡馬拉松比賽中,克萊頓的成績打破了當時2小時12分的世界紀錄,克萊頓成了世界上第一個跑進2小時10分鐘的馬拉松選手。
兩年以後,也就是1969年,同樣的情況又發生了。克萊頓在安特衛普馬拉松比賽前的訓練中又受了傷,恢複期間他始終保持輕量級訓練。也如兩年前一樣,他決定把即将到來的比賽當作訓練跑。于是,克萊頓又一次打破了自己保持了兩年的世界紀錄,将成績提高了一分多鐘,這一新紀錄此後持續了整整12年。
有趣的是,克萊頓看上去似乎并沒有從這兩次比賽中吸取到什麼教訓,他依然安排着同樣的訓練計劃,還是經常受傷,甚至常常嚴重到需要動手術。在克萊頓的整個職業生涯裡,他的跟腱動過4次手術,膝蓋動過2次,腳後跟動過1次。32歲時,仍然年輕的克萊頓不得不退役。“很不幸,我沒有多留意自己的傷病,反而還不斷地挑戰它們,”克萊頓在自己的回憶錄《奔向巅峰》(Running to the Top
)一書中寫道,“現在的我,對每次受傷都會非常重視。我會休息,讓身體慢慢恢複,而且如果有必要,在傷病徹底康複前我會停止跑步。在我過去的職業生涯裡,若我能早意識到這點,也許我能少躺幾次手術台。”8
可是,即使克萊頓已經意識到了高強度的訓練是導緻自己受傷的重要原因,他似乎也并不明白自己的世界紀錄究竟是怎麼誕生的。更多的訓練并不總會轉化成更快的速度。其實,克萊頓之所以能打破世界紀錄,原因正是他的身體在高強度的反複訓練之後得到了休息,這使克萊頓得以變得更強壯、更有耐力。
幸運的是,這一點後來被長跑界的很多人都發現了,其中就包括安格斯的跑步教練。安格斯在每周的繁雜公事之後,都會在這位教練的幫助下,通過跑步緩解壓力。安格斯每周跑幾次,每次差不多跑10 000米,這個習慣已經持續了好幾年。跑步曾經讓安格斯感覺良好、活力充沛,但後來安格斯卻慢慢開始感覺有點疲憊了。
教練建議安格斯調整跑步速度,其間将走路、慢跑和沖刺交替進行。安格斯發現,這種改變不僅讓他感覺更加輕松,而且他完成10 000米的時間也比以前更短了,跑完之後安格斯也會覺得能量滿滿,不再感到精疲力竭。這其實隻是因為他學會了在跑步中交替進入恢複階段(步行或慢跑)與壓力階段(沖刺)。
我們從上述故事學到的這一經驗,不僅适用于職場,同時也适用于日常生活。很多人會談論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問題,對他們來說,似乎壓力的主要來源就是工作,而生活則是用來緩解壓力的途徑。但其實對于大部分人來說,工作和生活既能同時成為壓力的源泉,又能同時成為恢複精力的工具
。
洛爾和施瓦茨以及其他學者的研究表明,那些健康又活力充沛的成功人士,無論是在工作還是在生活中,總是會在高效緊張的階段之後安排一個放松環節。他們會在這一“精力創造區”(Energy Creation Zone)中平衡精力的損耗與恢複,繼而創造出更多的能量,而不是僅僅隻是試圖去控制自己的時間。這種方式既适用于生活也适用于工作。
埃迪·格林布拉特(Edy Greenblatt)在自己的重要著作《自我恢複》(Restore Yourself
)中指出,大部分人将工作與生活看作兩個需要平衡的對立面,而事實上她認為,我們應該意識到精力的損耗與恢複其實是連續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一項活動,無論是在生活裡還是在工作中,都既可以造成精力的流失,又可以帶來精力的恢複。
若想過一種健康又快樂的人生,那就需要在精力的損耗與恢複之間找到正确的平衡點,這和尋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一樣重要。
我們總是會遇到臨近截止期限的壓力或者因加班而感到筋疲力盡,但如果我們轉換一下思維方式,将重點放在恢複精力上,那麼量變終會引起質變,我們将獲得更多的幸福與成功。
“10倍領導者”不僅會利用他們自身的優勢與激情,同時他們也能量滿滿,非常具有活力。這并不是因為他們體内有一個能量發動機,而是因為“10倍領導者”擁有專注和自律,他們能夠運用一些自我意識管理自己的身體、心理和精力。
《國家地理雜志》創建于1888年,迄今已經出版超過1 400期雜志,其中2005年11月出版的一期是該雜志目前所有期刊銷量排行榜的第三名。那期的封面故事由作家、探險家丹·比特納(Dan Buettner)執筆。比特納去了世界上很多國家,專程拜訪了一些百歲以上老壽星聚集的地區,收集資料,在那期《國家地理雜志》上發表了《長壽的秘訣》一文。2008年,在一些世界頂尖的老齡化研究專家的共同協助下,丹·比特納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藍色地帶:向最長壽的老人學長壽》。
在著作中,丹·比特納介紹了4個地區,盡管事實上他發現的“藍色地帶”并不止這4個。在丹·比特納介紹的這4個地區中,人們的壽命更長,也更容易充實而快樂地生活。舉例來說,日本沖繩島的居民中,百歲老人的數量是美國的3倍,而患心髒病的可能性更是比美國低5倍;意大利的撒丁島是世界上有據可查的百歲以上老人占當地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當地2 500人中就有7名是百歲老人,這一數據是美國的14倍;哥斯達黎加的尼科亞半島,雖是世界上并不以長壽著稱的地區,但那裡一個60歲的老人活到90歲的可能性卻是發達國家中他們同齡人的2倍。
第四個“藍色地帶”令很多人都大跌眼鏡,因為竟然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貝納迪諾郡的洛馬琳達市,那裡的人比美國其他地區的人要長壽8到10歲。盡管和洛杉矶的人們一樣面臨着環境危害,但洛馬琳達的居民中癌症和其他慢性疾病的發病率卻很低。
為什麼這些“藍色地帶”的人們能夠更長壽、更健康?
這幾個地區最顯而易見的共同之處,就是它們的面積都相對較小,且居民都秉承着傳統的生活方式。洛馬琳達居住着大量基督複臨派的教徒,這個教派有着一套獨特的文化習俗,教徒們通常是在教派内部通婚,這就很容易讓人認為,他們長壽的秘訣是基因遺傳。但科學家們通過對那些移居其他區域的“藍色地帶”後代的研究發現,基因對于人壽命的長短隻起25%的決定作用,剩下的75%則取決于人們的生活方式,如選擇生活在哪裡以及如何生活。
比特納的團隊在研究“藍色地帶”的居民以後,還發現他們擁有更多的共同點:
● 健康飲食。這一點不會有人質疑。衆所周知,健康的飲食有益于身體健康與長壽。在“藍色地帶”,人們往往會吃更多的新鮮水果和蔬菜,很少吃肉(基督複臨派是嚴格的素食主義者,從不抽煙、不喝酒),并習慣吃各種堅果以及全麥谷類。和撒丁島的居民一樣,希臘伊卡利亞島的居民的飲食結構同樣是對健康有益的地中海式飲食,包括豐富的橄榄油、全麥谷類制品、水果以及少量新鮮的魚。伊卡利亞島的居民也喜歡喝野山羊奶以及富含抗氧化劑的葡萄酒。他們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隻有美國人的一半,甚至他們中的很多人對老年癡呆症幾乎聞所未聞。此外,伊卡利亞島的居民也沒有非常極端的信仰,大部分人都吃紅肉或魚,但從不會過量,而且他們還會避免,或者更準确地說,根本不會去碰那些精加工食品。在沖繩島,當地居民吃到八成飽的時候就會提醒自己停下來,這樣有助于避免自己吃得過多。研究證明,暴飲暴食,尤其是毫無節制地吃那些加工食品,容易使人喪失精力、感到疲憊。
● 進行有規律的體育鍛煉。“藍色地帶”的居民們幾乎毫無例外都經常進行體育鍛煉。洛瑪琳達市基督複臨派的教徒,将身體看作一座廟宇,他們會定期鍛煉身體,鍛煉場所通常是向社區開放的洛馬琳達大學的校園健身中心。藍色地帶中更多的是鄉村地區,村民們每天走路去上班,或者溜達着去走親訪友,他們還經常做些園藝工作,或者其他一些類似的需要消耗體力的活動。
● 懂得休息。“藍色地帶”人們的睡眠時間是8到10個小時,專家稱這是恢複我們大腦與身體精力的最佳時間。在伊卡利亞島和尼科亞半島的鄉村裡,人們在一天中會抽出時間打個盹兒,或者和朋友去放松一下。9
我們都經曆過這樣的時刻:任務截止期限臨近、忽然出現意外情況、臨時被提出額外的要求、要通宵加班……這些情況時不時地就會出現,有些時候,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一直工作,直到問題解決。
然而,如果這些情況總是發生,那麼很可能表明,你的時間與精力正在被浪費。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資源。研究者德魯·道森(Drew Dawson)和凱瑟琳·裡德(Kathryn Reid)在20年前就确認,員工中那些中度疲勞的人與那些達到法定醉酒标準的人相比,身體的受損害程度是相同的,甚至有時還更嚴重。10
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查爾斯·切斯勒(Charles Czeisler)曾表示,與50年前抵制香煙時提出的理由一樣,如今也有明确的證據表明,睡眠剝奪會給人體帶來危害。睡眠剝奪會增加人患心髒病、高血壓、糖尿病、代謝綜合征11
、精神疾病12
及某些癌症13
的風險,它還會直接影響人的身心健康14
。2014年,一項發表在《神經科學雜志》上的研究發現,在老鼠身上的實驗顯示,長期睡眠不足與大腦永久性受損有關聯15
。
切斯勒将睡眠描述為健康的第三個支柱,其他兩個是鍛煉和健康飲食。這三個支柱對“藍色地帶”的人們來說是能量的補給站,也是長壽的原因,而大量證據表明,這三個支柱在職場中也會給人帶來至關重要的影響。2012年,一項由楊百翰大學健康科學教授雷·梅裡爾(Ray Merrill)領導的研究發現,有着不健康行為習慣的員工,特别是飲食習慣糟糕的員工,工作效率往往很低。在過去10年中,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研究結論也都證實了這一點。
對于多納爾·斯凱恩來說,忙碌使他失去了工作曾經帶給他的一切樂趣,而這正是最令他煩擾的事情之一。在屏幕上,多納爾會充滿熱情地為觀衆奉上一盤又一盤美味佳肴,但是作為廚師,多納爾說:“我真的沒吃上什麼好東西,這很荒謬,因為趕時間,我們吃的都是加油站的三明治,以及一些你們應該碰都不想碰的東西。”
梅裡爾的研究同時也發現,在那些每天都不鍛煉的員工中,有高達96%的人工作效率會越來越低。16
這個數字雖然高得令人瞠目,但鑒于我們了解到的鍛煉與身心健康之間的關系,我們認為這個數字還是合理的。哈佛大學精神病專家約翰·瑞迪(John Ratey)在他的《運動改造大腦》一書中,詳細介紹了身體鍛煉是如何構建大腦的“細胞機器”的。有關大腦的研究,不管是腦成像方面的研究還是認知研究,都反複表明,運動能直接給大腦帶來好處。瑞迪将鍛煉稱為“大腦的肥料”,“首先,它會優化你的思維模式,提高你的警覺性、注意力,讓你更加積極;其次,它能促進神經細胞之間建立連接,而這正是記錄新信息的生理基礎;最後,它還能夠刺激海馬體神經幹細胞的再生”。17
同樣,睡眠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偉大的、有着打盹習慣的溫斯頓·丘吉爾。“不要相信白天睡覺會耽誤幹活兒,”丘吉爾曾經說,“這是那些沒有想象力的人才會持有的愚蠢論調。白天睡覺隻會使你獲益更多,讓你可以在一天裡幹兩天的活兒,嗯,至少一天半的活兒,我敢打包票。戰争開始時,我白天必須打盹兒,因為這是助我履行自己應盡責任的唯一方式。”18
研究者們後來也确認,打個盹兒,哪怕隻有15到20分鐘,也能夠讓我們重新恢複活力,改善現有狀态,激發認知能力。就像是在一天過了一半之後,又開始了新的一天。
比特納的“藍色地帶”研究,就其研究成果來說,并不是特别引人注意。吃得好、勤鍛煉、多休息,這些對人類有益的行為,并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秘密。比特納的研究真正讓人大開眼界的地方在于,飲食、鍛煉和睡眠方面的一些改變,即使很小,也都會對個人和組織帶來巨大的影響
。要從這些研究中獲益,你無須徹底颠覆現有的生活,就像比特納在其書中指出的:“你不用全部照搬,隻需明白,無論你選擇做什麼,都有機會将壽命增加幾個月或幾年。”19
就像“藍色地帶”的人一樣,你也可以讓你自己更長壽、更健康。
SHARPening Moment健康
● 明确使你精力耗損的最主要原因,是不健康的飲食、工作得太晚、不吃午飯,還是沒完沒了地開會、疲于奔命地赴約?同時,也要明确自己精力的恢複方式是什麼。除了放長假,在既往經曆中還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你重新恢複活力充沛、幹勁十足的狀态?
● 明确可以讓自己處于“精力創造區”的策略,盡量減少工作和生活中能量損耗帶來的不良影響,并在你每周的日常安排中納入一些可以助你恢複精力的活動。
● 如我們所談到的,損耗與恢複,不僅僅指體能,還有心理和情感能量,這一點要謹記。當你為自己開創事業新天地的時候,務必要确保自己從身體、心理及社會和家庭關系等各方面考慮周全。如果你孤立地看待自己精力損耗的原因,那麼即使把全世界所有的體育運動都做個遍也無法解決問題。就像社會心理學家芭芭拉·弗雷德裡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所指出的,最有效的快樂與情感能量的恢複方式往往來自和其他人的互動。
弗雷德裡克森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積極情緒的價值,她說:“通過體驗積極情緒,人們能夠改變自己,使自己變得更有創造力、更有見識、更具适應性、更能融入社會并且擁有更健康的身體。”20
其他的研究者,包括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内科醫師史蒂夫·科爾(Steve Cole),也明确了幸福與健康之間的關聯:當人們幸福的時候,人們的免疫系統會變得更強大;當人們難過或者抑郁的時候,免疫系統相應地也會更加脆弱。幸福的人能夠活得更長,活得更好。
是否有着昂揚的積極情緒,是人們能否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的重要決定因素。那麼,如何才能将你積極情緒的能量最大化?什麼會耗損你積極情緒的能量?采取什麼樣的行動能讓你恢複精力,并與“藍色地帶”的居民一樣蓬勃發展呢?
比特納的團隊發現,“藍色地帶”居民所具有的一些共性,與人類的生物性機能并沒有直接關系。比如,長壽的居民往往有很強的社會支持,來幫助其保持高昂的情緒與精神狀态。他們一般會從屬于一個有組織的宗教集會,或者圍繞一個強大的核心家庭生活,和親密友人保持緊密聯系,同時他們對自己的人生和工作也有着強烈的使命感。
這些共性帶來的情感獲益是難以盡述的,而那些因為缺乏這些共性而導緻的不幸福也能随處可見。很顯然,像我們從“藍色地帶”及其他研究中所了解到的一樣,在我們的生活中,人際關系是積極情緒的一個重要來源
。當和那些讓自己感到快樂而不是讓自己感到低落的人在一起,共同享受健康的人際關系而非糟糕的人際關系時,人們積極情緒的能量或許能達到峰值。
讓我們精力消耗和恢複的看上去經常都是一些小事情,但這些小事情累積起來,便會真正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消耗泰勒精力的小事件之一就是遲到,或者說正是遲到讓泰勒更容易變得焦慮不安。泰勒緩解焦慮的方式,并不是努力高效地管理時間,将所有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條,确保自己在約定時間前的最後一分鐘到達,而是以早早抵達約定地點的方式來降低焦慮帶給自己的負面影響。泰勒隻要保證自己在早到的那些空閑時間裡有事可做,畢竟他是A型人格,不可能幹坐着,所以泰勒通常會随身帶本書來讀。這個小小的調整讓泰勒的幸福指數有了很大的變化。
當然,消除不愉快的情緒是不可能的,而且,某些情況下人們也是需要這類情緒的。
正如柳博米爾斯基和她的同事所指出的:“在某些境況下,積極的情感反應并不會帶來好的成效。”不愉快的情緒雖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我們能夠将它們傾訴給可信賴的人,比如心理治療師、家庭成員或同事,便可以減少這類情緒對我們能量的消耗。21
社會心理學家詹姆斯·佩尼貝克(James Pennebaker)和勞拉·金(Laura King)的研究指出,那些把不良情緒傾訴給他人卻覺得并沒有太大幫助的人,可以通過寫日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自己的焦慮。
反過來說,如果想增強積極情緒并恢複精力,最佳方式之一也可以是書寫自己的積極體驗。心理學家哈達薩·利特曼–奧瓦迪亞(Hadassah Littman-Ovadia)和迪納·尼爾(Dina Nir)在一項研究中就使用了這樣的方法。他們要求參與研究的對象每天晚上都要寫下三件自己第二天非常期待的事情。研究發現,那些較少書寫消極情緒的人,會感受到更多的正能量,體驗到更少的負面情緒。
向别人表示感激也是一種特别的能量恢複方式。一封感謝信,或者一句感謝的話,都大大有助于獲取幸福、培養工作或生活中的人際關系。
埃蒙斯(Emmons)和麥卡洛(McCullough)的研究表明,每晚臨睡前,将那些感恩的事情寫下來,将會提升我們的幸福感,使我們變得更樂觀,同時也會有更好的工作表現,身體也會更健康。這種感恩态度也是使人在職場中獲取成功的一項重要因素。在職場中,我們已經習慣于按時查閱待辦事項清單,但是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特雷莎·阿馬比爾(Teresa Amabile)指出,員工如果能夠不斷提醒自己當天工作取得的進展,不管是做完了一份報告,還是打通了一位潛在客戶的電話,都會使自己變得更快樂、更高效、更具創造性。我們中有多少人會在一天工作結束的時候,坐下來欣賞一下自己這一天的成績,或者這一周的工作業績?欣賞自己的工作進展不僅能提高我們對自己的滿意度,還能使我們在工作中表現得更好。
在與世界上各種組織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原則:愉快或者不愉快的情緒對一個人的情感能量來說,既有可能是補充也有可能是損耗
。這個原則在團隊中同樣适用。與我們共事過的每個組織或者團隊都有一個獨特的情感基調,盡管在有限的時間裡決定如何設定基調并不容易,但設定基調的責任最終往往還是會落在團隊領導者身上。
弗雷德裡克森和其他研究人員也給我們提供了相應的理論依據,證明了積極情緒的作用。
THE JOY OF LEADERSHIP
感受到積極情緒的人會有更強的工作動機,更有創造性,工作也更努力。他們是更好的學習者,對當今世界的變化速度更具适應性。此外,這些人也會更健康,更不容易頻繁失業,他們和同事之間也會有更強的凝聚力,對所在組織整體上來說也更加忠誠。
因此,我們該如何設定團隊基調,從而獲得上述效果呢?很不幸,我們看到的大多數例子都沒有這樣做。數年前,安格斯曾和一家大型通信公司合作過,這家大型企業剛剛收購了另一家公司,後者正在籌備推出一條新的服務線,其業務主管及團隊成員已經為此努力了很多年,對他們來說這是一件大事,他們的倉庫裡堆滿了用來宣傳新服務線的海報、标語以及視頻屏幕。
負責收購的那家大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決定在新服務線發布日當天莅臨參觀,就在被收購方的業務主管剛剛結束介紹時,這位首席執行官就站了起來,以一種極不友善的态度對着黑壓壓的人群說:“你們不能用這麼大規模的陣仗來發布東西,我不在乎你們宣布了些什麼,我要削減你們的開支。”他又指了指那些宣傳用的海報、三角旗以及大展示屏說:“這個、那個還有那些你們都不能用。”然後,這位首席執行官掏出了一枚小硬币扔在地闆上,他指着那枚小硬币說:“這個發布會隻能用這個規模。”
對于安格斯來說,親眼見證一場徹底失敗的領導行為,這在其職業生涯裡是很罕見的:首席執行官公然侮辱業務經理,并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裡,讓在場400多位興高采烈的來賓瞬間變得尴尬惱火。不出所料,這次并購非常不順利。
20世紀90年代,意大利研究人員發現,猴子自己抓住一個物體,和看到另一隻猴子抓住同一物體,猴子的前額葉和頂葉皮層中的單個神經元都能放電。這看上去是一個很簡單的發現,但是另一位神經學家拉馬錢德蘭(V. S.Ramachandran)卻将這些神經元稱為鏡像神經元,認為這是塑造文明的工具。22
後來的研究證明,人類同樣也有鏡像神經元,而且它們不僅存在于大腦的運動皮層,還能反映人與人互動時的情緒與感受。23
鏡像神經元有助于解釋“情緒感染”這一現象:愉快與不愉快的情緒往往會像病毒一樣在團隊成員之間傳播。我們會無意識地和他人的行為與情緒産生共鳴,也就是說,我們不必琢磨其他人在做什麼或者在想什麼,我們就是知道。
對于領導者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點,因為追随者通常會比其他團隊成員更能反映領導者的情緒與行為。然而,在團隊成員中培養你想要的積極反應,也會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你希望團隊成員的反應最好都是對公司的真實感受,而不是虛假的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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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培養積極反應并不意味着要逃避現實、盲目服從或者忽視問題,而是說你和團隊成員要對當下面臨的困境有着共同的理解,并願意在這種條件下共同面對、共同努力,去追求一個良好的結果。
就像托尼·施瓦茨所說的:“如果你能夠更多地關注讓自己感覺良好的事情,那麼你就越有能力去處理那些原本讓你感覺不好的事情,這聽起來似乎很矛盾,但确實如此。”24
當你這麼做的時候,你的部門或你所在的整個組織都會受到積極的影響(見圖4-1)。
圖4-1 SHARP模型之健康(Health)
對多納爾·斯凱恩來說,這卻是一個得來不易的教訓。盡管多納爾在自己的職業生涯裡做着他喜歡的事,但最終結果卻還是令他焦慮不安、疲憊不堪,被病痛纏身。
從越南當地的醫院出院後,多納爾通過“10倍領導力”計劃,花了很多時間去回顧工作中那些曾帶給他快樂的事情。作為一個電視明星,多納爾經常挂着一副既帥氣又高冷的上鏡臉,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商人,是一個跟着他走遍世界的制作團隊的領導者。多納爾意識到,大家已經跟着他一起陷入了對一個又一個工作無休止的追逐之中,而這些工作早已榨幹了所有人最初的快樂。
“當然,我從'領導力計劃’裡學到的内容之一,就是慶祝成功的重要性,”多納爾說,“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件接着一件。當我們成功地在英國25個場館舉辦完全國巡回演出後,又要馬不停蹄地去完成下一個任務,每次我們總是說'這太精彩了,我們做到了,那麼接下來要做什麼’,我們從沒有說過'來,休息一下,我們圓滿完成了25天的工作,而且觀衆都那麼捧場,慶祝一下吧,太了不起了’,所以,我們團隊的士氣根本沒有機會得到提升,一直都在被透支。”
洛爾和施瓦茨用長跑選手與短跑選手的比喻來闡述其關于精力管理的觀點,前者“神情憔悴、面色蠟黃、雙眼凹陷、無精打采”,而後者卻是“強大又充滿活力的,渴望自己能突破極限”。他們認為“一刻不停地奔赴下一個工作”,就像是“神情憔悴、面色蠟黃、無精打采的長跑選手”。
但我們都認為這個比喻有點兒欠妥,安格斯就是一個優秀的長跑者,但我們一緻認為他一點兒也不“無精打采”。不過,我們還是同意洛爾和施瓦茨所說的短跑運動員在職場上所具備的優勢:“無論他們的需求多麼強烈,賽道前方100米或200米處的終點線總是清晰可見。所以我們也必須學會把自己的生活當成一系列的短跑比賽,在每個階段都全力以赴,然後充分地放松和休整,接着後退一步再回到起跑線。無論前面有什麼樣的挑戰在等着我們,此刻我們都能抖擻精神,重新出發。”25
從以上研究我們認識到,随着工作強度不斷增加,人們如果能夠做到勞逸結合,合理照顧自己的身體、思想和靈魂,那麼就更有可能在一起愉快地工作。通過反思自己的态度,人們從内部汲取積極能量,同時也通過這種方式幫助周圍同事調整自己的态度,為整個團隊制造積極的情緒氛圍。
“10倍領導者”也明白時間是有限的資源,也正是因為它有限,所以它會催着你趕進度。“10倍領導者”會通過為員工提供有助其身心蓬勃發展的激勵與補給,使團隊能夠在有限時間裡充分發揮其潛能。
Workplcae Tactics
講授理論和建立認識:
在公司中确立一個健康的、能夠生成能量的文化,越早越好。招聘面試時就可以詢問應聘者:“什麼東西能夠給你帶來能量?什麼東西會使你損耗能量?”也可以在團隊或者公司迎新活動上向新同事們強調健康行為的重要性,如介紹保持健康飲食、良好睡眠、規律鍛煉以及進行思維訓練的方法。
要不斷強調保持健康以及進行精力恢複的重要性。先要了解自己什麼時候充滿活力,什麼時候感到疲倦。對于團隊成員來說,可以舉出兩三個在工作或家庭生活中讓自己感到精力充沛的例子以及這背後的原因,并互相交流,以保證一個團隊能夠具有更好的工作節奏與工作方式,不斷提升團隊成員的精力。為了使積極的能量和健康的行為保持下去,團隊領導也可以在每周例會上以一對一或者小組讨論的形式回顧團隊所取得的業績。
對健康與幸福感的關注也應該納入各項規劃與評估之中。團隊領導可以通過觀察團隊成員的情緒和心理需求,來了解員工精力損耗與恢複的情況,進而據此完善績效合同和績效測量,制定出滿足員工需求的方法。在對員工的業績表現進行總結或獎勵時,團隊領導者應該将優異的工作表現與可持續性的工作表現予以區分,不僅要探讨員工所取得的成績,還要讨論這些成績是如何取得的,更要重點關注那些能夠使員工持續穩定表現的健康行為。
減少損耗:
一個團隊應該認識到,在疲勞狀态下過度工作通常是毫無成效的。減少精力損耗應該被編入公司員工指導手冊,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比如員工應該在下午5點下班,周末避免工作(包括查看電子郵件)等;此外,還可以專門安排一天,如每隔一周的星期五讓員工在家工作。組織中的領導者們要以身作則,在工作與休息之間确定清晰的界限。
要摒棄那種認為休息就是偷懶的觀點,工作日也應該安排規律的放松活動。不一定非得是在正式的休息時間,午餐、散步聊天、跑步、簡短的冥想或輕松的嘉賓演講,這些都可以成為供員工恢複精力的備選方案。團隊領導在制訂工作計劃和工作項目時,應确保每位同事白天能有短暫的休憩時間,周末可以遠離工作,并且每年都能夠休年假。
鼓勵創造和保持精力:
對團隊成員進行健康飲食教育非常重要,無論是在家裡還是在工作場所,都要落實健康飲食的相關準則。食堂、休息室和自動售貨機以及會議期間都應該為員工提供健康食品。
忙碌的人們經常會陷入一種自我攻擊的怪圈,即明明知道體育鍛煉能夠幫助自己在工作中恢複精力,但又經常會把忙于工作作為逃避鍛煉的最大借口。所以,如果有可能,也應該在工作時間進行鍛煉。比如,除了定期去健身房,開會時也可以試着讓大家一起站站甚至來回走走,而不是一直枯燥地圍坐在會議桌邊;正在出差的團隊成員應該被允許安排時間進行鍛煉和充電;鼓勵員工無論是獨自一人還是正身處團隊,都要定期制訂和調整鍛煉計劃,以達到各自的健康目标。
培養情緒能量和社會支持:
工作特别勤奮的團隊成員,可能會漸漸疏遠那些曾經能夠讓他們恢複精力并給他們帶來快樂的活動。所以,應該鼓勵這些成員重新拾起他們在工作以外的愛好或者興趣,鼓勵他們向團隊簡單展示一項自己的愛好,并講講這項愛好對自己的意義,這可以作為團隊拓展的活動之一。構建一個積極而有趣的工作環境,就像谷歌數字實驗室(Google Digital Garage)那樣,設置一個公共區域,裡面有豐富的色彩,光線充足,趣味與遊戲元素十足,員工聚集在那裡,可以學習、探索并創新。此外,還可以将快樂的人作為榜樣,鼓勵大家去學習和效仿。
領導者還應該鼓勵員工或與員工們一起積極籌劃、安排與親友相聚的時間,讓鍛煉和社交同時進行。比如,和家人一起遛狗,或者在午餐散步時團建。與相約的鍛煉搭檔一起,互相監督、互相幫助以達到鍛煉目标,利用一種特别的社會支持,使彼此都始終保持在正确的軌道上。
愛因斯坦不是在瑞士專利局打雜(多任務處理)時發現相對論的。——大衛·邁耶
凱文·格林(Kevin Glynn)一直很享受在生活中有輕微的壓力。
2010年,作為一名法學和商學雙學位的在讀大學生,凱文來到紐約的瑞傑金融集團(Raymond James Financial)實習,他說:“我很喜歡紐約證券交易所和商業交易所的喧嚣。這是一個快節奏并充滿野心與競争的領域,我為之着迷。”
回到學校後,凱文進入了跨國銀行高盛集團,半工半讀完成了學業。在拿到商學和法學雙學位之後,凱文開始在高盛全職從事高收益債券與不良債權的銷售工作。凱文在這家公司做了4年,他說:“我在高盛學到的技能和獲得的指導是非常出色的。”但是,學得越多,凱文就越渴望開啟自己的下一段旅程。凱文,這位在大學時代就已創過3次業的準企業家,在2015年,也就是在他全職工作的第二年年末,申請了我們的“10倍領導力”計劃。
凱文希望能從我們的計劃中培養一些銷售以外的技能,但有趣的是,這個計劃幫凱文明白的第一件事,卻是他的銷售技能其實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凱文說:“我是吃銷售這碗飯的,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電話裡跟别人聊市場行情,'今天大體上來看客戶們都在賣出債券,零售行業估計會成為最大的推動力,你就這麼做好了’。而當我結束'10倍領導力’計劃時,反思自己曾經的所作所為,我開始思考,發現那并不是工作,因為那沒有參與,也沒有聆聽。”
凱文意識到他并沒有在這些與客戶的互動中全情投入,他隻是在履行一套按部就班的行為流程,不具備那些我們之前界定的偉大領導者都具備的關鍵效率倍增因素之一:專注。在“10倍領導力”計劃中,我們幫助人們在工作與人際關系中培養專念力,教他們如何從對美好事物的消極等待,向投入能夠促進業績、提升滿足感的積極專念轉變。
研究早已證明,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組織,在工作上投入都能夠帶來更好的工作效果。2008年,組織咨詢公司韬睿咨詢對來自18個國家的大中型企業的9萬餘名員工進行了一次全球性的投入度調查。統計完所有反饋結果之後,韬睿咨詢也研究了員工投入度對公司業績的影響,發現那些在工作中具備高投入度的員工,其所在組織也會有更好的财政狀況,平均會比上一财年多出近20%的營業收入;與之相比,那些員工投入度較低的公司,其營業收入則平均會比上一财年降低超過32%。其他業績衡量指标,包括增長率、每股收益以及營業毛利率和淨營業利潤率之間也存在類似的相關性。然而,擁有高投入度員工的組織明顯是少數。接受調查的9萬餘名員工中,隻有五分之一承認自己是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2
蓋洛普公司出版于2013年的《美國職場現狀》(Sate of the American Workplace
)也披露了一些令人沮喪的調查結果。在35萬名美國員工中,有70%的人要麼是處于漫不經心的工作狀态(如按點打卡上下班,對工作不會投入太多精力或熱情),要麼就是玩忽職守、讨厭工作(如通過破壞他人的工作來發洩自己的不滿),而美國每年要為此付出450億到5 500億美元的驚人代價。3
那麼,投入是指什麼?就我們要達成的目标而言,我們非常認可希斯贊特米哈伊關于“心流”的概念,這個概念我們在之前介紹過,即“當一個人處于'心流’狀态時,他會全神貫注,在意識中沒有分神,不受幹擾,雖然自我意識消失了,但是他卻能感到自己比平時更加強大。時間概念也會開始變化,過一小時就像過一分鐘那樣快……無論一個人做什麼,都會因為做這件事情的行為本身而變得有價值”。讀一本書,看一場表演,做一頓飯,和一個朋友聊天,或者打一場網球,當我們全情投入時,都會感覺時間的軌迹消失了,我們都經曆過這樣的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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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流”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會給我們帶來高峰體驗和巅峰表現。換句話說,身處“心流”狀态中,當我們将自己熱愛的那些事幹得出色時,我們便能夠領會到效率倍增方法的精髓。
希斯贊特米哈伊認為,“心流”狀态其實是非常少見的。1997年,他引用了蓋洛普針對成年人的一項問卷結果,這個問卷隻有一個問題:你是否曾經深深地投入于做某件事情,甚至無暇旁顧、忘記時間?蓋洛普在超過140個國家進行了這項問卷調查,所得的結果也各有不同。總的來說隻有15%~20%的受訪者稱每天都會有這樣的投入體驗,而同樣也有差不多數量的人說他們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曆。
這些數字雖然并不是非常令人鼓舞,但如果我們樂觀點看,剩下的60%~70%其實也表示他們偶爾會經曆這種程度的專注體驗,隻不過是每周或每隔幾個月才會有那麼一次。4
顯然,就體驗更多的“心流”狀态而言,人們還是很有發展空間的。
為什麼專注對當今的成年人來說會如此困難?在本書的第一部分,我們概述了飛速變革的職場世界的三個驅動力:人員流動、角色轉變以及信息無限。這些“流動”和“轉變”是混亂且多方向的,而希斯贊特米哈伊的“心流”是堅定而專注的。那麼我們可以假設,“流動”、“轉變”和“爆炸”對“心流”狀态是具有幹擾作用的。
現代職場,作為“多任務處理”術語誕生的地方,看上去就像是一個打斷“心流”狀态的完美設計,其目的在于破壞我們對重要事物的專注能力。辦公室通常就像一個個小隔間式的農場,員工們在開放的環境裡忍受着各種談話和噪音的轟炸。當某人突然站起來,将視線越過隔斷,去窺探周圍找尋噪聲或是動靜來源的時候,怎麼看那都像是一個草原狩獵的場景。因為人員流動的趨勢,更多的人開始不再選擇在這種隔斷式工作間上班,而是選擇在家工作或是在路上工作,但這樣卻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來自家庭或者行程的幹擾。如果你還能記得某次和同事或客戶打電話的時候,你沒有同時在翻看别的東西,比如電腦、短信或是電子文檔的話,那你真的是很不尋常。
在很多工作中,持續性的幹擾也會使注意力持續分散。
2013年,瑞秋·阿德勒(Rachel Adler)和拉克爾·本布南–菲希(Raquel Benbunan-Fich)通過研究發現,一個人平均每天大概會受到87次幹擾,其中約22次是外部幹擾、65次是自我幹擾。5
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信息學教授格洛裡亞·馬克(Gloria Mark)、德國洪堡大學的丹妮拉·古迪斯(Daniela Gudith)和烏爾裡希·克洛克(Ulrich Klocke)共同主持過一項研究,他們發現腦力工作者平均每3分鐘就會被幹擾一次,而接下來平均需要23分鐘才能重新回到工作狀态中去。6
據瑞秋和拉克爾的研究結果,被幹擾的工作中大約有18%在當天不會被繼續完成。7
現代的工作場所或是現代工作本身的特點,往往會使員工心不在焉地對待手頭工作,并且很難在諸多幹擾中将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正如格洛裡亞和同事以及其他人通過研究所證明的那樣,這種精力分散會顯著降低我們工作的質量與數量,以及我們與其他團隊成員的合作能力。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埃倫·蘭格研究了心不在焉與專注力對領導者效率的影響,她的研究表明,許多人在開展工作時,會本能地采用基于過往經驗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在《專念》一書中,蘭格總結道,因為世界在不斷變化,所以我們需要敏銳而持續地用心做事,并積極關注每一刻所發生的事情。根據蘭格的觀點,若隻是每天心不在焉地例行公事或做一些無意識的行為,那麼人就會産生厭倦、懷疑、痛苦的心理,甚至還會對生活失去希望,而這并不是人們或其所屬組織本來想要的狀态。
當凱文發現自己在一遍又一遍地跟客戶重複同樣的銷售說辭時,他開始意識到是時候做出一些重大的調整了。在參與我們的計劃之後,凱文做了一些簡單的改變,如你将要見到的,他的人生就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瑞秋、拉克爾以及格洛裡亞和同事們的研究,似乎都呈現了一個噩夢般的事實:現代化的工作環境幾乎沒什麼可取之處。但是,我們同樣也可以從樂觀的角度,看到這一事實中蘊含着的巨大改進潛力。若是我們每天被打擾的87次中,有65次都是自己造成的,那麼這意味着有3/4的幹擾其實都是我們自己可以避免的。如果我們知道如何運用專念指導行為,那麼我們就能更頻繁地體驗“心流”狀态。
正念培訓正在迅速成為德意志銀行、寶潔、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通用磨坊等公司旨在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實踐領域。“正念減壓”的創始人喬恩·卡巴金是這一新領域中從事研究和培訓的先驅之一,在《多舛的生命》一書中,卡巴金寫道:“我們每個人都擁有正念的能力,它涉及培育我們對此時此刻加以關注的能力。”8
卡巴金将正念訓練與管弦樂團成員的校音相比較,他認為即使是世界上最傑出的管弦樂團,也從不會一坐下來就開始演奏貝多芬,哪怕他們已經是最優秀的音樂家,有着最出色的樂器,他們也還是會首先花時間為自己以及他人校音。
有趣的是,蘭格發表于2009年關于專念最負盛名的研究之一,正與一個管弦樂團有關。蘭格和同事們請這些經典音樂演奏家們以兩種方式來演奏同一首曲子。首先,音樂家們要演奏一段他們曾經非常滿意的表演曲目;然後,在接受一系列關于專念演奏的指導後,音樂家們再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細微差别融入他們的表演中再演奏一次。蘭格的團隊在這一過程中發現,不僅管弦樂演奏家們更喜歡創造一種全新的、略有差異的表演,而且當兩次表演的錄音在觀衆并不知情的情況下播放時,運用專念演奏的作品往往也被認為更出色。9
蘭格在《哈佛商業評論》雜志中寫道:“在30多年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提升專念力往往可以提升個人魅力和工作效率,減少倦怠和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增加創造力、記憶力、注意力以及積極情緒,改善健康狀态甚至助人長壽。當我們處于專念狀态時,我們可以有效把握機會,并規避潛在的風險,對于領導者及其領導行為來說都是這樣。”10
通過以上諸多研究,我們發現:
● 人們每天所經曆的大部分幹擾與分心,其實都是在自己能力的可控範圍之内的。
● 專念與“心流”是能夠通過培養達到的狀态,這兩點似乎也反駁了我們在第2章介紹的“誤區三”:巅峰體驗極為罕見。事實上,使我們獲得巅峰體驗的機會就在我們身邊,我們隻需要更好地識别它們,進而把握它們。
米哈裡·希斯贊特米哈伊在自己的研究中訪談過藝術家、運動員、發明家、商業領袖以及一些其他行業的人們。他發現,任何人在任何活動中都可以達到并享受“心流”狀态
。對此,希斯贊特米哈伊提出,人們可以努力創造以下三個條件,以增加達到“心流”狀态的可能性。
,比如演奏一段音樂,撰寫年度報告,或發表一個公開演講。目标是什麼,或者其是否有一天會被另一個目标所取代,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何時,我們前進的方向都是清楚明确、毫不含糊,并且沒有違背自己心意的。
正如目标必須明确無誤,規則也必須如此,否則人們在嘗試解讀規則的時候,可能就會被幹擾而失去對目标的關注。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在玩電子遊戲的時候,能夠非常輕松地進入一種“心流”狀态,玩幾個小時恍若隻過了幾分鐘,根本沒有察覺到時間的流逝。中國著名遊戲制作人陳星漢(Jenova Chen)曾撰寫過關于“心流”理論适用于電子遊戲設計的文章,并根據希斯贊特米哈伊的理念制作了一個名為《浮遊世界》(FLOW
)的遊戲。在這款遊戲中,玩家會指揮一個水下微生物穿越海底深處,并在整個過程裡不斷吃掉其他有機物,不斷進化自己。
許多玩家發現,玩《浮遊世界》會上瘾,這款遊戲上線的頭4個月裡被下載超過了65萬次11
。在網絡論壇,玩家們就這款遊戲為什麼會讓人欲罷不能而争論不休。一個玩家寫道:“這個遊戲沒槍、沒血、沒爆炸,但它好像就是有什麼東西能把我黏在座位上,讓我一個上午都在玩它,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另一個玩家也說:“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停不下來,我知道這個遊戲沒什麼意義,我想不出來為什麼自己能一直玩下去,但玩起來它确實能讓人放松。”12
玩家選擇了“放松”這個詞,這應該會激起米哈裡·希斯贊特米哈伊的興趣,因為正是他将“心流”描述為“行動中的冥想”,即一種行動中的放松狀态。
希斯贊特米哈伊所提出的達到“心流”狀态的第三個條件,即設定的目标既不應該太難,也不要太簡單
。我們所從事的活動應該既具挑戰性,也要便于把控。不是所有的目标都能幫助我們進入“心流”狀态,如果目标太簡單,我們很可能會覺得枯燥,但如果目标難以實現,且過程太具挑戰性,我們也可能會感到焦慮。
我們制定的目标,要幫助我們正好能夠處于無聊(過分容易)和焦慮(過分困難)之間的最佳平衡點上,這非常重要。希斯贊特米哈伊說:“一個人在主動地努力去完成既有難度又有價值的事情時,把身心抻拉到極限的時刻,才是最好的時刻。”13
幾十年前,目标設定理論的重要先驅之一、組織心理學家埃德溫·洛克(Edwin Locke)認為,高水平的工作表現與目标的具體程度(比如我想賺1 000美元,而不是我想賺很多錢)以及實現難度是有關聯的;哈佛大學教授理查德·哈克曼(Richard Hackman)也認為,理想情況下,團隊應該将那些隻有50%的實現概率的目标設定為團隊目标。14
尼爾·阿姆斯特朗在成為登月第一人14年之後也承認,就在1969年夏天“阿波羅11号”發射之前,他自己估計登月成功的概率隻有50%。15
那麼,你将如何創造對“心流”狀态的産生如此重要的三個前提條件呢?我們拟定了一些創造專念和“心流”狀态的具體策略,讓人們能夠進入所謂的專念投入區(Mindful Engagement Zone)。在這種狀态下,我們将不斷地把注意力引導至當下,從我們對自己的工作與對周圍人們的投入與關注中獲益。
威妮弗雷德·加拉格爾在《全神貫注:充滿注意力與專注的人生》一書中指出,我們的大腦中并沒有一個所謂的注意力中心,相反,大腦天生就容易分心,或者也可稱之為“自下而上的關注機制”。因為生存需要,我們進化到能夠注意到難聞的氣味、嘈雜的聲音、鮮豔的物體和突然的動靜。這樣一種被動狀态,讓我們總是處于周遭事物的擺布之中。
但是,要在當今世界中生存,我們需要一套更加完善的關注技巧
。“自上而下地關注”就非常不同,它能夠讓我們專注于自己想要關注的事情,是一種具有前瞻性的行為。加拉格爾說,注意力是一種有限的資源,我們需要專注于那些更加積極或更富有成效的事情。16
選擇“自上而下地關注”的人,往往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正向的、富有生命力的東西,而不會在毫無成效的事情上浪費時間。我們可以提高自己“自上而下地關注”的能力嗎?研究表明,盡管人們在關注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上的天賦差異非常明顯,但事實上,幾乎人人都可以提升自己“自上而下地關注”的能力。
正念是通過調節自身的注意力來實現的,每天練習3分鐘就會有所助益。《第七感》一書作者、精神病學家丹尼爾·西格爾是從事正念培訓的傑出代表之一,他在書中寫道:“正如人們通過刷牙來保持每天的口腔衛生一樣,正念冥想也是一種大腦清潔方式,它能夠清除污垢并加強大腦中的突觸連接。”17
正念訓練的實踐看起來很像我們所說的冥想。出于某種原因,一些人對“冥想”這個詞的印象不大好,可能他們會由此聯想到打坐、念咒之類的場景。事實上,應該說冥想隻是一種可以幫助東西方數百萬人變得更加專注的訓練方式。
冥想的本質就是去學着集中注意力。
通常情況下,這是一種單獨進行的訓練,但也可以在教室或健身房裡,以團體的形式或在有人帶領、引導的情況下完成,或者你也可以每天抽出幾分鐘在辦公桌前或辦公室裡冥想。這種練習通常比較有計劃性,但當你一旦發現自己的思想不能集中、總是分心時,也可以随時開展這種訓練。有些人會在等紅燈的時候或吃飯之前進行訓練,因為這樣可以幫助他們養成一種習慣。谷歌前高管陳一鳴就模仿喬恩·卡巴金的正念減壓模式為谷歌員工設立工作坊。他在自己的著作《矽谷最受歡迎的情商課》以及在世界各地進行的演講中,都用二頭肌蜷曲這一動作來比喻冥想:每當你的注意力四處飄蕩的時候,你就用冥想把它帶回來,久而久之,你的“注意力肌肉”就會變得更強壯。18
呼吸冥想是最基礎也是被最廣泛使用的冥想形式,它根植于“淺呼吸是對現代生活壓力的反應之一”的科學理論。為打破“淺呼吸”這種類似“戰鬥或逃跑”的焦慮反應,我們可以先做幾次深入的、正念式的呼吸訓練,然後嘗試轉向“放松反應”(relaxation response)。“放松反應”是由馬薩諸塞州總醫院身心醫學研究所(Mind/Body Medical Institutes)的創始人、心髒病學家赫伯特·本森(Herbert Benson)提出的。
20世紀70年代,本森設計了一種訓練方式,他将其稱為“放松反應”,旨在激活副交感神經系統,調節血液中與壓力相關、能引發“戰鬥或逃跑”反應的激素水平。作為冥想最簡單的形式之一,“放松反應”有四個基本要求:
● 一個安靜的環境。
● 一種意識狀态,比如安靜或大聲地重複一個字或一種聲音,或者持續盯着一個物體。
● 一種順其自然的态度。
● 一個舒适的姿勢。
本森在其《放松反應》(Relaxation Response
)一書中所描述的有關“放松反應”的基本技巧如下:
1.以一種舒适的姿勢安靜地坐下;
2.閉上雙眼;
3.放松全身肌肉,從雙腳開始一直放松到臉部,讓全身徹底放松;
4.如果可以的話,用鼻子呼吸。将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呼氣的時候,默默地對自己說“一”(或任何你覺得舒緩且沒有任何内在意義的字或聲音)。舉個例子,吸氣……“一”(呼氣),吸氣……“一”(呼氣),就像這樣自然而放松地呼吸;
5.呼吸過程持續10到20分鐘,你可以睜開雙眼查看時間,但是不要使用鬧鈴。當你結束的時候,繼續安靜地坐上幾分鐘,然後再慢慢睜開眼睛,但不要立刻站起來;
6.不要擔心你是否成功地獲得了深度放松。保持一種自然而然的态度,允許放松按其步調自然進行。當分心的想法出現時,隻需承認這一事實,然後再返回繼續重複“一”即可。19
牛津大學心理學教授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研究了另一種冥想方式,即把注意力集中在不愉快的情緒(如憤怒、悲傷、嫉妒或焦慮)所帶來的生理感受上,以此來降低這類情緒的強度,并最終克服它們。例如,如果你在會議或演講之前感到焦慮,不要去分析這種情緒,而是專注于那個反映你焦慮的身體部位,如緊繃的下巴、緊張的喉嚨或是抽搐的胃,讓呼吸到達那個部位。這并不容易做到,特别是當不愉快的情緒非常強烈的時候,但我們的目的并不在于完全消除不愉快的感覺或分散注意力,而在于彎曲我們的“注意力肌肉”,并将我們的意識轉移到那個令我們不舒服的焦點上去。
積極情緒研究者芭芭拉·弗雷德裡克森和她的同事們向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員工提供了一次為期七周的冥想課程,這些課程側重于讓這些員工對自己和身邊的人産生積極情感,繼而使員工将這些積極的感受擴展到他們社交圈以外的人群。許多員工報告說,每天20分鐘的冥想環節不僅讓他們在放松過程中感覺更好了,還改善了他們的生活、人際關系、健康狀态和自信程度,并提高了他們的工作表現和工作滿意度。然而,不是隻有冥想才能做到這些,花20分鐘聽自己喜歡的音樂也會讓你得到類似的好處。20
每天隻需安排短短幾分鐘來提高積極性和專注度,就可以産生令人驚訝的效果。正如威妮弗雷德·加拉格爾寫的那樣:“處于積極情緒狀态中的人能看到更多,他們的視野會更寬廣,在視覺上和心理上均是如此,因為他們比我們擁有更大的格局。他們能站在一個更好的位置來思考自己的選擇,他們也會有更多的選擇,可以做出更好的決定。”21
在與我們合作了一段時間之後,凱文·格林決定嘗試用一點正念訓練來開始每一天。“雖然每天隻用10分鐘,”他說,“但它給了你一個起點。如果我做完正念訓練,然後再去健身房鍛煉,那我真的會一整天都神清氣爽。正念訓練給我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讓我有足夠能量迎接一天裡的各種互動,并且它讓我更加專注于工作,而不是想着接下來的20分鐘或1個小時裡要接到的電話,或者'看,我的收件箱有50封新郵件了,我要趕緊回複’。”
另一種經過驗證可以提升專注力的方法,正如蘭格在對管弦樂團演奏的研究中所建議的那樣,我們可以嘗試給習以為常的工作與生活帶來一點改變
,以打破蘭格所談及的那種“預設生活”的無限循環。22
米哈裡·希斯贊特米哈伊在著作《發現心流》中舉了一個例子:生産線上的裝配工人裡科·麥德林(Rico Medellin)每天面對的是毫無變化的工作任務,即數百次地确認攝像機音響系統的質量是否合格,盡管我們大多數人都會覺得這種工作很枯燥,但裡科在幹了5年後,卻依然熱愛這份工作。
裡科将這份工作當作一個遊戲、一場與自己的比賽。每次任務結束的時候,裡科都會查看自己完成今日工作量所用的時間是否打破了之前自己保持的紀錄。在這5年裡,裡科就像一個長跑運動員渴望通過訓練力争将比賽用時縮短幾秒鐘那樣,花費了很多時間去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工作表現。最終裡科将自己完成任務所需的時間從43秒縮短至28秒。因為高效,裡科獲得了上司的認可并拿到了獎金,但他表示自己更多的快樂則是來自挑戰自我的過程。裡科從事着一份他人眼中無比枯燥乏味的苦差事,但他卻成功地将這種枯燥轉化為了一種“心流”狀态的工作體驗。23
弗吉尼亞·波斯特萊爾(Virginia Postrel)在她的“彭博視野”(Bloomberg View
)專欄中用了大量篇幅讨論關于政治、文化、社會科學和技術的波動将如何影響我們的未來。在《未來及其敵人》(The Future and Its Enemies
)一書中,波斯特萊爾指出,我們(泰勒和安格斯)所提到的“飛速變革”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動态的、可以給世界帶來積極改變的力量。波斯特萊爾贊同希斯贊特米哈伊的觀點,即從某種意義上說,“心流”狀态是一種“緊張與快樂”并存的體驗。關于裡科·麥德林,波斯特萊爾寫道:“責任和自律并不是讓裡科與衆不同的地方,要滿足老闆的要求或者遵循工作至上的職業道德,裡科隻需要每天幹滿8小時,并在43秒内完成一個裝配任務就夠了,但若是為了滿足自己,裡科就必須做更多。”24
我們要學習的不僅是如何達到“心流”狀态,還有如何掌握領導力,因此我們或許應該在這裡暫停一下,仔細觀察那個裡科每天需要重複數百次工作任務的職場環境。我們對裡科知之甚少,工廠在哪兒,裡面發生了些什麼,我們都不清楚。但是,即使背景信息如此有限,我們也絕不會把裡科每日枯燥單調的工作描述為希斯贊特米哈伊所說的“最佳體驗”,更不會看作能使人投入激情并讓自己蓬勃發展的工作體驗。事實上,在我們看來,裡科最多不過就是恪盡職守罷了。當然,世界需要流水線工人,但即使是科學管理之父弗雷德裡克·溫斯洛·泰勒,也不太可能願意讓工人在一個工作日内重複做數百次同樣的事情。
在希斯贊特米哈伊描述的這個故事中,有更多線索表明這家工廠很可能是得益于擁有一個較好的管理層。例如,裡科對自己工作效率的提升,理論上對除了他自己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沒什麼影響。“縮短工作時間并沒有提升整個工廠的産量,”希斯贊特米哈伊寫道,“因為生産線仍然以原來的速度運行着。”要想充分利用裡科的成功經驗,就得徹底改革,比如改變整條流水線的工作方式。但麻煩的是,除了裡科以外,并不是所有工人都能适應改進後的速度。很顯然,裡科的主管們唯一能做的就隻能是給裡科發獎金,但我們真的很想知道,這些獎金究竟是在獎勵什麼呢?顯然裡科渴望的并不僅僅是獎金。
我們認為,“10倍領導者”或者出色的領導者,在看這個故事時都會幫裡科對自己的職業進行評估,對裡科來說,生産線裝配工肯定不是一個理想的工作。在飛速變革的世界裡,呈現“心流”狀态可以幫助識别一個人的才華和精力所在,目的不是單純地打發無聊時光,而是為了探索屬于自己的那個充滿活力、捉摸不定的“最佳體驗”。我們相信,一位優秀的領導者,在這樣的情況下至少會試着讓裡科這樣優秀的員工去學習,去嘗試解決一個更大、更棘手的問題。在《發現心流》一書中,裡科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裡科覺得目前的工作已經無法再發掘他的自身潛力了,”希斯贊特米哈伊寫道,“于是裡科開始進修夜間課程,他希望通過在電子工程學上的精進,為自己在今後争取到更多機會。”25
正如波斯特萊爾所說,要想實現自己的目标,裡科要做更多。
當凱文·格林在日常銷售活動中開始感到自己越來越受單調僵化的過程而不是受自己感興趣的内容驅使的時候,他很是苦惱。像裡科一樣,凱文也為自己設定了一個目标。“對我來說,最吸引我的事情就是與人打交道,”凱文說,“所以我對自己電話銷售的開場白做了些改動,我不再每次都開門見山地介紹市場最新動态,而是先問候客戶:'今天過得怎麼樣?今天有什麼打算嗎?您覺得在您的投資組合中有什麼地方是需要我幫忙的嗎?’隻是一些小小的調整,就讓我慢慢意識到自己真的在全神貫注地聆聽客戶,并與他們進行互動。就像我們能在電影或一些即興表演課中看到的那樣,決定交流是否順暢的并不是你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而是你對他人的言行是如何反應的。我發現這點在銷售中非常有價值。”
● 回想一下每當你處于我們所說的專念投入區,完全專注于一項工作時,“心流”體驗發生的環境是什麼樣的?最終結果又如何?
● 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對那些幹擾和妨礙你全身心投入的因素與情況都要予以識别。你能發現并避免這些幹擾,盡量減少它們對你的負面影響嗎?
● 運用本章所介紹的工具,找到能夠提升自己專注力的方法,比如安排時間進行冥想或專注訓練,以清除大腦中的雜念。如果你的工作需要你經常與其他人互動,那麼就像凱文做的那樣,你可以嘗試着以正念的方式接納别人的想法和感受,打破自己的固有思維,去了解别人是怎麼想的。
● 在構建自己的“心流”體驗時,請認真思考米哈裡·希斯贊特米哈伊所界定的三個能夠促成“心流”狀态産生的條件:要有一個界定清晰的目标;要在界定清晰的規則下去追求這個目标;實現目标的過程既不能太難也不能太容易。基于這些考量,如果你面對的是裡科·麥德林所從事的那種平凡枯燥的工作,你會如何使自己達到“心流”狀态?
凱文的偶然發現,其實是在過去幾十年的領導力研究中慢慢浮現的一個事實。大部分人在思考究竟是什麼造就了一個好的領導者時,都會囿于一種過時的、片面的個人魅力觀,似乎優秀的領導者都是用這種神秘的人格力量來激發員工的熱情,使員工忠于自己的。個人魅力往往被視為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夠使影響力和說服力自然而然産生的強大磁力。
然而研究表明,個人魅力并不是什麼神秘的魔法,事實上正因為它與專念和專注緊密相關,因此它是完全可以後天習得的。26
設想一下,你正在一個雞尾酒會上,周圍都是陌生人,他們中你會覺得誰更具吸引力、更有魅力?是那個目光掃視整個房間追逐每一位來賓的人?是那個不斷刷手機的人?還是那個将目光鎖定在你身上、貌似對你的每句話都很關注的人?
THE JOY OF LEADERSHIP
成為一個具有個人魅力的人,并不意味着你要悄無聲息地将其他人都納入自己的領域,而是要通過關注别人以及他們的想法和感受來延展自己的邊界,塑造自己的專念力和專注力。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的高管羅伯特·格林利夫(Robert Greenleaf)是最早提出以上觀點的現代企業家之一,他早在20世紀中期就開始質疑美國工業界的獨裁式領導,認為其效果并不好。格林利夫觀察到,曆史上大多數偉大的領袖,如摩西、耶稣、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其言行舉止都是以“為他人服務”為宗旨的。格林利夫關于仆人式領導的想法随着被越來越多偉大的商界領袖,如美體小鋪的安妮塔·羅迪克和強生公司的吉姆·伯克(Jim Burke)所采用,而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根據格林利夫的觀點,要想成為仆人式領袖,就“必須通過長期的艱苦自律去學習如何傾聽,這是一個需要毅力參與的過程,因為不管遇到什麼問題,首先都要學會傾聽”27
。也就是說,一位仆人式領導者要做到先聽再說。
包括以色列心理學家奧斯納·布斯基拉–亞姆(Osnat Bouskila-Yam)在内的一些研究人員已經證明,仆人式領導者擁有諸多優勢,如果管理者同時也是具有專念力的傾聽者,那麼獲得傾聽和理解的員工所承受的壓力就會更少,身體會更健康,每天的工作效率也會更高。而在團隊中,善于傾聽的員工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會更好。
如果你曾擔任過領導職務,那麼很可能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在員工明顯需要幫助的時候,你會本能地想沖過去給他提供一些實用的建議,幫他解決問題。但是,仆人式領導模式首先要做的是為員工提供空間,讓他們可以探讨彼此的想法和經驗
。這就要求我們在别人說話時,不要一味去思考自己該如何做出反應,要控制自己不假思索地提供建議的本能,無論那個建議有多麼好,我們都要先給對方說話的空間,先做到全神貫注地傾聽對方。耶魯大學法學與心理學教授湯姆·泰勒(Tom Tyler)的研究表明,隻要人們被允許講話,且無論結果如何他們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那麼他們有很大可能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公平對待。
以一種卓有成效的方式去傾聽,并不意味着要讓對方一味地講話。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心理學家之一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與理查德·法森(Richard Farson)一起合作研究将“敏感傾聽”運用于關系療法的重要性。研究表明,積極敏感的傾聽對說話者大有好處,能使說話者在情感上更成熟,更願意進行新的體驗,也能減少說話者的心理防禦,使說話者收回咄咄逼人的态度;同時,這種方式對傾聽者來說也有好處(見圖5-1)。
圖5-1 SHARP模型之專注(Absorption)
羅傑斯和法森在研究論文中寫道:“傾聽能夠比其他行為提供更多的信息,能夠使傾聽者與說話者建立起更加深厚、積極的關系,同時也有助于建設性地改善傾聽者自身的态度。可以說,傾聽可以促使人成長。”28
森寶利公司的迪·布萊克本認為,在參與“10倍領導力”計劃期間,對傾聽的關注使她不僅成了一名更好的經理,而且還成了一位更好的姐姐、妻子和母親。“我是一個非常熱心的人,”布萊克本對我們說,“我總是喜歡跟别人談論自己想分享的事情,這就意味着我總是在打斷别人,不會全神貫注地聆聽對方。用脖子夾着電話,一邊熨衣服一邊和人聊天,這對我來說根本不算什麼。我曾經一邊跟妹妹講電話,一邊清理完了整個花園,整個花園啊!我曾經認為這很不錯,因為什麼都不耽誤,但現在看來事實并非如此。
“根據'10倍領導力’計劃的安排,我做出了一些改變,其中一個就是,停下來,喝杯茶,坐下來真誠地聽妹妹講話。結果你知道嗎?相比以往任何一次談話,我更喜歡那次。對我來說最有價值的是妹妹對我說的話:'迪,你真的變了。我喜歡我們現在的談話方式,你要是永遠都這樣就好了。’現在我特别喜歡和妹妹在周末聊天,想想以前的自己,真是讓人心痛,一個小小的改變對我和妹妹竟然能産生如此大的影響。”
麗貝卡·沙菲爾(Rebecca Shafir)在《傾聽的禅意》(The Zen of Listening
)一書中,提出了一種非常有效的傾聽方法,對此凱文也深有共鳴,那就是“忘記自己的存在,讓自己進入另一個人的'影像世界’”。麗貝卡說,當我們能用觀看一部電影那樣全神貫注的狀态去與他人交流時,我們就是最成功的傾聽者。在那種狀态裡,沒有打擾,沒有分心,我們沉浸在電影中的世界裡,與其中的人物共情,我們幾乎意識不到時間在流逝,因為通常一部好電影會讓時間過得飛快。29
凱文越來越擅長通過積極傾聽的方式進入别人的“影像世界”,他開始真正認可自己是一名優秀的銷售者,而且,在“10倍領導力”計劃的幫助下,凱文也開始充分發展自己的其他技能。“四年中接受的指導和學習,”凱文說,“再加上為期9個月優秀領導力培養的強化課程,使我的狀态大為改觀。我一直想創建自己的公司,而'10倍領導力’計劃所側重的正是我現在所需要的,比如招聘和激勵人才的技能。”2016年,凱文決定與最好的朋友一起創業,這位好朋友和凱文同一天進入高盛公司,也跟凱文一樣都喜歡狗,他們一起成立了“黃油堅果盒”公司(Butternut Box),為整個英國的家犬提供新鮮的自制狗糧。
“每天的工作中,有很多時候都需要銷售,”凱文說,“推銷你自己、你的企業、你的産品,通過談判獲得最佳價格,與制造商和員工保持良好互動。我正在努力變得更好,不是說我要變得完美,而是說我會一直打磨自己最引以為豪的銷售技能,這也将是我明年的目标。”
威妮弗雷德·加拉格爾在《全神貫注》一書中寫道:“随着時間的推移,專注于富有挑戰性的工作和活動,不僅會給人帶來更好的日常體驗,同時也會使人變得更豐富、更有趣,這就是具有專注力的人生所擁有的益處。正如尼古拉斯·霍布斯(Nicholas Hobbs)所說,成功的秘訣就是'在通向目标的路上不懼麻煩’。”30
我們可以在銀行職員或是狗糧供應商的職業角色中,體驗到更多的“心流”狀态,我們也可以在與妹妹聊天或與客戶通話時打磨我們的傾聽技巧,我們還可以在瑜伽墊上打坐或在辦公桌前練習冥想。無論做什麼,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充分發揮個人和職業潛力,就必須選擇保持專注、投入、專念的狀态。
确立專念文化:
在招聘過程中,就應該向應聘者介紹“專念”和“心流”的概念,并在之後的入職培訓、工作會議、一對一咨詢與績效評估中不斷強調這些概念。領導者還可以将專念訓練納入團隊日常建設活動中,引導大家的讨論方向,确立團隊規範,使專念與“心流”的效用最大化。
團隊應該不斷探讨專念行為在團隊當前階段所取得的成績中所發揮的作用,比如可以使團隊成員專注當下,養成認真傾聽的習慣。工作内容的設計與安排應該明确,這樣才能讓員工集中精力,進入專注與“心流”的狀态。例如,要求員工無須對新郵件立即回複,或者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不得随意打擾别人。
減少幹擾:
先要确定幹擾的來源。團隊可以集體就“是什麼阻礙了我們對工作的專注”進行讨論,一同制訂規則和行為指南去避免一些經常出現的幹擾,比如,建立無打擾安靜區;不鼓勵在開放區域召開電話會議;幫助團隊成員精簡他們的任務和待辦事項清單;安排90分鐘不間斷地進行需要集中精力的工作;保持手機和筆記本電腦在會議期間處于“靜音模式”。
為了在工作中有效減少幹擾,領導者要以身作則。比如,控制查看電子郵件和其他社交媒介的頻率;和團隊成員一起學習識别同事發出的或委婉(如佩戴耳機)或直接(如出示“請勿打擾”的标志)的不願被打擾的各種信号;對工作和會議的準備要充分,确保不會因為時間的壓力而讓大家分神。領導者可以用來降低幹擾的行為還包括給予員工相關的指導和咨詢,如鼓勵團隊成員與家人在一起的時候關閉手機、避免查看郵件,以保證對家庭生活的投入度。
培養專念和“心流”狀态:
指導并鼓勵團隊成員對自身的專念與“心流”狀态進行探索,比如讓成員在工作會議開始前,先進行一段60秒的正念冥想或呼吸練習,使每個人都能專注于接下來的會議;帶領團隊進行基礎冥想訓練,比如“放松反應”,并鼓勵大家在工作或會議期間安排适宜的時間用于休息、回顧或計劃下一個活動;每周都對個人或團隊的專念行為予以某種形式的獎勵。
在規劃和分配工作任務時,領導者應該時刻銘記米哈裡·希斯贊特米哈伊所界定的産生“心流”狀态所必需的三個條件:要有一個界定清晰的目标;要在界定清晰的規則下去追求這個目标;實現這個目标的過程既不能太難也不能太容易。鼓勵團隊成員制定一系列明确的目标來達成這些條件。
領導者親自示範專念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在會議或一對一讨論中,與團隊成員一起練習積極傾聽,并使用其他仆人式領導的方式:用肢體語言(點頭、目光交流)表示對對方言行的關注;在别人說話結束前保持聆聽狀态;如果要與對方進行深入交談,那麼找一個安靜的地方,這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注意力。
如果你想走得快,那就一個人走。如果你想走得遠,就得和大家一起走。——比爾·喬治
辭掉一份穩定的工作去開創自己的事業,對于凱文·格林來說,這個決定其實挺難的。但一個關鍵因素卻讓這件事情又變得簡單了,那就是凱文最好的朋友、和他一起在高盛并肩戰鬥了4年的夥伴同意和凱文一起出來闖一闖。今天,他們已經是默契的商業搭檔了。
蓋洛普Q12調查問卷旨在用來預測企業是否能夠成功。問卷裡有12道題,其中一道是這樣的:你在工作中有好朋友嗎?乍看上去,這個問題似乎平淡無奇,與問卷主題也沒有太大關系。蓋洛普的研究人員也承認,這道題經常招緻激烈的争論,一些客戶甚至要求将這道題從員工調查表裡删除。
蓋洛普也考慮過要不要把這道題删除或者稍做修改,但最終他們還是沒有這樣做,原因很簡單:這道題在團隊效率方面的預測效果非常出色,這個問題的答案總是能夠準确區分出高效和平庸的工作團隊。蓋洛普負責職場管理和福利的首席科學家吉姆·哈特(Jim Harter)與羅德·瓦格納(Rodd Wagner)曾在一本合著的書中寫道:“員工在其團隊中擁有的某種深厚友好的關系,能夠促使他積極地對待那些原本他自己并不願意去做的工作。”更令人驚訝的是,将這個問題用于分析整個公司的情況時,它也能夠準确預測出公司在包括盈利能力、環境安全、客戶忠誠度,甚至是庫存控制等多方面的業績表現。1
這個發現與本書第2章提出“誤區四”,即“領導者就要玩好'權力的遊戲’”正好相反。後續研究還得到了另外一些有趣的相關性:職場中有好朋友的員工,能夠更好地處理壓力。這并不是說他們承受的壓力沒有其他人承受的那樣大,而是說他們能夠更好地應對負面情緒與壓力,因為他們并不孤單,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在工作中有個好朋友,也能使員工對工作的滿意度更高。因此,跳槽現象也會更少出現。人們都希望留在一個既能和同事愉快相處,又能擁有牢固社會關系的地方。
當然,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最好的朋友可能并不在同事之中,但這并不意味着我們與同事的關系不重要。簡·達頓(Jane Dutton)對心理學和企業效率進行了廣泛的交叉研究,也發表了諸多研究成果。達頓發現,即使是非正式的合作關系,或是同事之間的短暫接觸,比如休息室裡的簡短聊天,隻要彼此間的互動足夠積極,都可以顯著提高各自的工作表現。在2004年發表于《員工發展雜志》(Journal of Staff Development
)上的一篇采訪中,達頓說:“人們之間的互動構成了一個組織的社會結構,該結構可以指導組織如何完成工作,是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價值觀與标準。反過來,這種社會結構也會增加或降低個體去合作、創造新事物、促進信息共享以及相互适應的能力。這些小的日常互動與一個組織的整體表現之間往往有着深刻的關聯。”2
财經新聞和評論網站24/7 Wall St.每年都會編制一份“不要為其效勞的最差公司”名單,組織領導和員工之間可能存在的不良關系都在這些上榜公司中體現得淋漓盡緻。2016年該名單上某家公司的前雇員在受訪時說道:“企業領導者并不是真正尊重或關心員工,他們在意的隻是如何從員工身上賺錢。”3
研究還表明,社會關系是衡量個體健康的一個有力指标
。正如我們在第4章中指出的,“藍色地帶”的長壽居民一般都擁有強大的家庭和社會關系。這一點兒都不令人驚訝。就像蓋洛普的相關研究所表明的,如果人際關系有助于緩解有害壓力,那麼與他人的交往實際上也可能會降低患與心血管功能、胰島素調節和免疫系統有關的壓力疾病的風險。一些研究人員還指出,關愛行為不僅能夠提高被稱為“溫柔與善意”激素的催産素水平,同時還能降低“戰鬥或逃跑”激素即皮質醇的水平。4
由俄亥俄州立大學考特尼·德特連恩(Courtney Detillion)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發現,比起離群索居的動物,群居動物的傷口愈合得更快。5
美國楊百翰大學教授朱莉安娜·霍爾特–倫斯塔德(Julianne Holt-Lunstad)等人在研究了30.9萬人的數據之後,發現抑郁症、晚年認知能力下降以及早逝都與缺乏社會關系有關。人們驚訝地發現,社交活動不足将會使由各種原因導緻的過早死亡風險提高50%,這相當于每天抽15支香煙,同時這也意味着,缺乏親密的社會關系比肥胖和缺乏運動更能成為有可能早逝的有力預測因子。6
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認為,人際關系質量的好壞可能是決定我們能否保持身體健康與長壽的最重要的因素。
當然,人際關系也有助于我們的心理健康。心理學家埃德·迪耶内和馬丁·塞利格曼曾試圖了解究竟是什麼讓那些最幸福的人從其他普通人中脫穎而出。研究者發現,最幸福的人與他們關心的人以及關心他們的人之間都保持着良好的親密關系。這可以是愛人關系,也可以是朋友關系,關鍵是你的生活中要有一個或幾個能夠與你共享美好,并在困難時期給你情感支持的人。正如一句古老的諺語所說:“友誼使歡樂加倍,悲傷減半。”(Friendship doubles joy and halves grief.)
THE JOY OF LEADERSHIP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在生活中充分開發了我們人際關系的潛力。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于我們是否将人際關系放在首位。
很多研究表明,将賺錢視為首要目标的人并不開心。當然,追求物質上的成功沒有問題,但若要以犧牲良好的人際關系為代價,那麼這勢必會給人造成沉重的心理負擔。用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尼爾·吉爾伯特的話來講就是:“人際關系是人是否幸福的強大預測因子,比金錢重要得多。快樂的人不僅會進行廣泛的社會交往,他們還會與交往的每一個人保持良好關系。”7
在全球範圍内,有很多關于不同國家國民幸福度的研究,越來越多的國家将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看成是一個除了國内生産總值即GDP以外,用來衡量國家是否興旺的标準。丹麥、哥倫比亞、澳大利亞、以色列和荷蘭在全球最幸福國家排行榜上的排名一直居高不下,為什麼它們能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在此疑問下,研究人員都不約而同找到了同一個答案:這些國家的人都感覺自己有強大的社會支持,他們重視人際關系,并将其作為優先考慮的事情。
盡管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其在全球最幸福國家排行榜上從沒位居前列。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于1974年發表了一篇名為《經濟增長是否改善了人類命運?一些實證證據》(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的文章,并因此聲名大噪。對于文章題目中所提出的問題,伊斯特林教授回答得很簡單:不會提高。美國與英國、德國、日本、新加坡等國一樣,在變得更加富裕的同時并沒有整體提升國民的幸福感,這種情況現在被稱為“伊斯特林悖論”。
可悲的是,現代生活給建立牢固的人際關系設置了很多障礙。人們無法為自己的人際關系投入太多的首要原因是沒有時間。換句話說,人們優先考慮的事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也對人們造成了很大的損害。
此外,如今的人際關系正變得越來越不真實,因為網絡虛拟互動正在逐漸取代現實生活中的面對面。盡管通過電子設備進行溝通的技術為我們帶來了諸多方便,但對經營并維持人際關系來說還遠遠不夠。
愛德華·哈洛韋爾(Edward Hallowell)在《哈佛商業評論》雜志中提出了“人類的時刻”這一概念,他将其定義為一種情感與理智充分投入的真正的互動。正如哈洛韋爾所說:“為了讓'人類的時刻’出現,你要放下正在做的事情,放下正在讀的備忘錄,推開筆記本電腦,從你的白日夢中醒來,專注于你身邊的人。通常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你身邊的人就會感受到你的能量,并也會做出相同的回應,于是你們就能一起迅速創造出一個具有超凡能量的力場。我之所以稱它為'人類的時刻’,是因為我相信它正慢慢地從現代生活中消失,而且我感覺,我們遲早都會發現因為它的缺席而造成的破壞性後果。”8
想象一下,如果我們有更多的會面是在上述“人類的時刻”中進行的,那将會怎樣?為了創造這種具有超凡能量的力場,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真實的交往關系,1 000個虛拟朋友并不能替代一個親密朋友的作用。社交平台不能取代面對面的互動,我們在屏幕上與他人互動的時間越長,說明我們的孤獨感越強,罹患抑郁症、心髒病的概率都和孤獨感高度相關。正如孤獨研究專家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指出的,在線互動得越頻繁,你就越孤獨。盡管在線互動很誘人,但有時我們仍然需要堅定地斷開網絡連接。
既然有明确的證據表明,真實的人際關系對個人健康和幸福以及組織的成功有很大助益,那麼為什麼不在職場中将它放在首位呢?
如果你想建立一段積極的關系,那麼從理論上講,你在這個世界上有數十億種可以自然而然發展一段友誼的選擇,而且基本不用費什麼力氣。但相比之下,工作環境的選擇範圍要小得多,其中還可能存在一些你根本無法想象自己能與之和諧相處的人。然而,鑒于大多數人都要度過漫長的職場生涯,因此個人的幸福和組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會決定其在職場中能否建立健康的人際關系。要如何才能達成目的呢?研究人員發現,除了優先考慮人際關系并創造機會建立真實的情感連接之外,健康的人際關系還有兩個不可或缺
的關鍵要素:真實性和積極性
。
嚴格意義上來說,“真實性”指的是“不虛假,真正的”9
。你可以假裝很享受某人的陪伴,但其實你騙不了任何人。如果你能朝着“真實性”邁出重要的兩步,那麼你就更有可能得到一個具有建設性的關系。這兩步是:了解自己和做你自己
。
南加利福尼亞大學領導科學研究所已故創始人、領導力之父沃倫·本尼斯(Warren Bennis)在他的著作《成為領導者》中寫道:“除非你真正了解自己,了解你的優點和缺點,了解你想做什麼以及為什麼想做這個,否則你就無法成功。你就是自己的原材料,當你了解自己時,你才真的準備好了去創造自己。”
做自己并不總是那麼容易。取悅别人、保持權威的想法、職務角色的要求以及來自上司的壓力,都可能妨礙你呈現真實的自己。相信并遵從自己的内心,這相當需要冷靜與勇氣,但如果我們想要有效地領導他人并與他人交往,那麼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本尼斯寫道:“成為領導者意味着成為自己,不過這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很難。”10
哈佛商學院管理實踐專業教授、醫療器械制造商美敦力公司(Medtronic)前首席執行官比爾·喬治對125位非常成功的企業領導人進行了深度訪談。在回顧完3 000頁的訪談記錄後,就像之前成千上萬名研究人員一樣,喬治的團隊也無法準确描述一個成功的領導者究竟是什麼樣的。比爾·喬治唯一能夠得出的結論是:領導者成功的關鍵在于忠于自己的内心,他們會在工作中将自己獨特的經驗、熱情與技能結合在一起。11
當然,如果你生性刻薄狹隘,那麼做真實的自己對你來說不會有多大好處。積極性,指的是對他人保有關心與善意的态度,這對于能否建立起健康的關系至關重要。人際關系研究領域的佼佼者之一,因開發出婚姻預測模型而聞名于世的約翰·戈特曼(John Gottman)曾邀請數百對夫婦參與一項對話調查,并在對話中仔細評估這些夫婦對彼此态度的積極和尊重程度,根據相應标準對這些夫婦進行分類。最終,戈特曼預測了哪些夫婦會白頭偕老,哪些終将婚姻失敗。15年後的事實證明,戈特曼的預測準确率高達94%,彼此是否能尊重而積極地對話幾乎可以完美預示這段關系最終是否能成功。
在後來接受《哈佛商業評論》雜志的采訪時,戈特曼指出,夫妻之間的這類互動在職場領域裡同樣重要。“這聽起來很簡單,其實你可以用鹽罐比喻來領會我的研究發現,”戈特曼說,“不要隻用鹽去裝滿這個鹽罐,而要用你所有能說'是’的方式去填滿它,這才能造就一段良好的關系,如'是,這是個好主意’'是,這是個很好的觀點,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是,如果你認為這很重要,那就這樣做吧’。若你在整個互動過程中都充滿了肯定與支持,那麼你就擁有了一段良好的關系。”12
需要提醒的是,戈特曼并不是說你應該永遠不要說“不”,不惜一切代價去避免沖突,明顯這是不現實的。但若想好好經營人際關系,确實非常需要積極态度的參與,也就是在可能的情況下經常說“是”。
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少數場合下,如當你發現自己真的不喜歡某個人時,你本能地會讨厭甚至因這種人而惱怒,那麼你的真實性對這段關系來說就會成為一個挑戰。但在現實生活中,身處職場的你可能别無選擇,不得不與這個人打交道,所以建立一種積極正面的關系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困難得多。但重要的是你要記住,無論人們看起來有多麼容易了解,實際上他們都是複雜而多面的
。他們有自己的家人、愛好以及在乎的事,這些可能都會妨礙你了解真實的他們。一開始可能你确實不喜歡這個人,但你可以試着去發現、挖掘這個人身上與你能真正産生共鳴的東西,就像對神奇的鏡像神經元和催産素的研究表明的那樣,你會發現自己的積極反應在那些你覺得難以相處的人身上也能喚起某些令你喜愛的東西。去尋找吧,你會發現這點的!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矩陣來舉例說明将真實性和積極性結合起來的效果。圖6-1的這個矩陣向我們展示了4種不同的關系模式。這4種模式中,你可能會在各個模式間徘徊,但将自己固定為其中某一種,是不可能也是毫無益處的。
圖6-1 真實性與積極性矩陣
此時,你應該問自己:我屬于哪一種模式?我在哪一個區域逗留得最久?
我們先來看看左上角。當在關系中保持真實但不一定愉快時,我們充當的是驅動者,試圖推動其他人采取行動。
在我們有強烈動機并且以任務完成為導向時,就可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處于這種模式的我們,不太會在意别人的情緒與感受,因為我們的目的隻是把事情完成。
在矩陣另一端右下角,處于關系中積極性較高、真實性較低的範疇,這意味着我們表現得很好,但可能隻是僞裝。我們稱處于這一模式的人為取悅者,但視具體情況而定,有時候這種模式也可以操縱他人。這一模式将受到歡迎和獲得贊同作為同樣重要的事,即使這意味着要隐藏真實的自己。若我們在溝通時主要是根據我們認為他人想要聽到的内容來選擇自己要說的話,那麼我們就處于取悅者的模式。
當你在矩陣左下角時,你的真實性和積極性都很低,即你既脫離了自己的感受,也脫離了他人的需要,那麼處于這種模式的你便不會太友善,也不會專門花心思去經營這段關系。我們發現高冷者并不是一種常見的心态,因為這既虛僞又沒好處,但每個人多少都曾經曆過這樣的時刻
。
當我們在矩陣右上角時,我們既真實又積極,這意味着我們處于最佳狀态,此時的我們會将自己最好的東西帶入我們與他人的關系中,這就是貢獻者模式。在貢獻者模式中,我們既關心目的,也關心達成目的的手段;我們想要完成任務,但也重視任務完成的過程。在這一模式中,我們也會讓他人同樣有所收獲。
我們把右上角的這個區域稱為“貢獻者賦能區
”,并鼓勵大家盡可能朝這個方向努力。當你忠于自己并帶着善意與别人互動時,你就處于這個區域。你會呈現出最好的自己,也會幫助他人呈現出最好的狀态。因此,盡管我們在這四個區域可能都會有所逗留,但重要的是:如何讓自己在“貢獻者賦能區”停留得更長?
你在工作中有好朋友嗎?這隻是蓋洛普Q12調查涉及職場關系的問題之一。事實上,這份調查中有一半的問題都是關于人際關系的:
● 在過去的7天裡,您是否因為良好的工作表現而得到了别人的認可或稱贊?
● 工作中,你的主管或同事是否像一個朋友那樣關心你?
● 工作中,有人鼓勵你發展嗎?
● 工作中,你的觀點會被認為有價值嗎?
● 在過去的6個月裡,工作中是否有人與你讨論你的進步?
這些問題更加明顯地側重于具體的互動模式,以及鼓勵個人成就和成長的實際方法。通過這些以事實為基礎、涉及人際關系的Q12問卷的問題,能夠清楚判斷該組織是否能成為一個盈利能力強、生産力高、員工敬業、客戶滿意的成功組織,能确保其員工受到重視和支持。
大部分大公司和組織都明白這一點,并且也都會制訂一些正式的表彰計劃。不幸的是,其中的大多數計劃都沒什麼人情味,而且方式也都是錯誤的,比如要求員工工作必須要滿多少年、必須要完成某個特定任務或項目……才能獲得認可或者表彰。計劃制訂者還特别喜歡采用一次性的表彰獎品,比如飯店禮品卡、獎章、胸針、旅行和現金,但這些與我們從自己最在意的人那裡獲得最珍貴的認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兒。
幾年前,德勤管理咨詢公司發布了《美國2012年度員工表彰現狀》,對美國384家公司的員工表彰計劃進行了調查。結果令人瞠目結舌:美國公司在這些計劃上花費了大約460億美元,但所産生的可與之匹配的業務效果卻少得可憐。隻有大約17%的受訪雇員表示,其所在公司有着強大的支持性表彰計劃;此外,70%的受訪雇員都稱他們根本就沒有被表彰過,或者一年隻有那麼一次,不過也都是和一群同事一起獲得的集體榮譽。
組織所采用的是一個隻注重認可形式的表彰計劃,還是一個強調認可文化的表彰計劃,這是有差别的,而這其中的差别正是決定一個組織能否充分開發認可所具潛能的關鍵所在。具有高效的企業認可文化的公司,其員工自願離職率要比那些執行無效表彰計劃的公司低30%以上,并且在生産力和客戶服務方面的表現也更好。13
有效和無效的認可有什麼區别?關于這個的負面案例,我們通常會說到之前提及的“金表時代”。在那個時代,忠誠的員工在退休後會得到所在企業表達謝意的禮物,有時是一塊金表。在工業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管理者和員工之間的關系,或者員工與員工之間的關系,都不那麼重要,甚至許多人認為這些關系對生産力毫無助益。
但也正是工業時代的一項研究,讓我們無意間窺到了績效管理的未來走向。1939年,一群哈佛商學院的教授在芝加哥郊外西方電氣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所屬的霍桑工廠開展了一個研究項目,該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光照對生産率的影響。研究人員先增加了生産車間的燈光亮度,正如他們預測的那樣,員工的生産率提高了。但讓研究人員驚訝的是,當他們把燈光亮度降低到正常水平時,員工的生産率還在持續上升;研究人員把燈光亮度進一步降低,員工生産率仍然在持續提高。研究人員感到驚奇不已,他們非常困惑,直到後來與員工交談時他們才明白,持續增長的生産率與照明亮度沒有任何關系。工人們更加努力工作的原因是,研究人員關注車間燈光的行為使他們覺得有人在關心他們做什麼,這讓他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這項突破性的研究揭示了員工被認可的重要性。那麼,我們該如何創建一個重視認可的企業文化,從而在一個組織、一個工作團隊,甚至是在一對一的關系中也能産生同樣的效果呢?答案就是,盡可能真實而主動地去認可他人及他人的工作,公開而真誠地承認他們的貢獻
。就像馬克·吐溫說的:“一句真誠的贊美就能讓我高興兩個月。”在好公司裡,員工不必非得等上兩個月或者等正式的業績評估結束才能獲得(或者給予别人)一次贊美。
但是,贊美隻有在與工作具體相關的時候才有價值
。“領帶真好看”或者“幹得漂亮”的贊美都很好,但是如果聽到以下這些誇獎,人們的感覺會更好,比如,“安,報告做得不錯。你隻用一個圖表就展示出了這麼多不同的想法,你的創造性方式可以使人更易理解這些想法是如何相互關聯的。我喜歡這個圖表,因為它把問題用非常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現了出來”。
這種方式的贊美,不僅會讓他人感激,而且也有助于引導他人走向未來的成功。此外,還能加強和鞏固贊美給予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關系。
我們在第3章介紹的蓋洛普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唐納德·克利夫頓和資深科學家湯姆·拉思(Tom Rath)曾合著過一本書《你的水桶有多滿?》。他們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一個簡單且已被證實的比喻:每個人都帶着一個看不見的桶走來走去,裡面裝着各種積極的想法;每個人也有一個看不見的勺子,被用來裝滿或清空别人的桶。
2012年,捷藍航空推出了一項名為“提升”(Lift)的員工認可計劃,該計劃利用社交媒體使員工對他人的認可變得更加容易、更具普遍性和自發性。社交媒體的使用令員工和經理們一樣可以向其他人表示認可與贊美,也使員工自己能夠得到實時反饋,該計劃的特别之處在于,在線的每個同事都能看到這些肯定與贊美。當時,捷藍航空的首席人力官喬安娜·傑拉蒂(Joanna Geraghty)說:“僅是簡單地說聲'謝謝’,就會有不可思議的影響,因為人們喜歡被認可。為了體現自己的價值,人們也喜歡在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被點名表揚。”“提升”計劃進行4個月後的後續調查顯示,捷藍航空的員工滿意度提高了88%。14
正如我們之前提及的,填滿自己和别人水桶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表達感激之情。當然,最容易的方法是簡單地告訴别人我們對他們很感激,但研究表明,書面表達感激之情會産生更大的影響。15
積極心理學之父馬丁·塞利格曼測試了表達感激的幾種不同方式對400多名被試者的影響,其中對感謝者和被感謝者來說,最有效的是“感恩之行”,即一個人向一位自己從未正式表達過謝意的人寫一封感謝信,并将信親自送到對方手上。16
一名員工可能會覺得自己的日常工作平淡無奇,自己的職業生涯也并不成功。但來自另一位同事的感謝信,卻可以幫助這名員工認識到他的工作所帶來的影響,以及事實上他是有多麼成功。這從三個方面産生了積極的影響:喚醒或提醒寫信者意識到自己的感激之情以及這份情感産生的原因;啟發收信者了解到自己是有多麼被珍惜、多麼被感激;加強寫信者和收信者之間的交流,強化兩者之間的情感連接,讓積極情緒在未來的關系中能夠自由流動。
正如我們之前指出的,當員工在工作中能夠發揮自己的優勢時,他們就會更加投入。而進一步的研究表明,當員工自身受到認可的時候,他們更有可能在今後全情投入。例如,2009年蓋洛普針對1 000名員工進行了一項關于員工投入度的調查,調查者讓員工選擇以下兩種狀态:
1.我的上司關注的是我的優勢或積極的性格特征;
2.我的上司關注的是我的缺點或者我性格中不好的一面。
有37%的員工選擇了第一種狀态,其中,有高達61%的人認為自己對工作是投入的,隻有1%的人稱對自己的工作很反感。
在選擇了第二種狀态的員工中,隻有45%的人認為自己是敬業的,其餘大部分都稱自己有過消極怠工的情況甚至讨厭工作。
對上述兩種狀态都不做選擇的員工,蓋洛普将其歸為第三類,即“被忽略者”。令人吃驚的是,在這部分群體中,隻有2%的人認為自己對工作是投入的,57%的人稱自己對工作持敷衍了事的态度,有高達40%的人表示強烈反感自己的工作。17
員工渴望被重視。正如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00多年前所說:“人性的最深處其實是渴望被欣賞。”
組織中的領導者不願向員工表達感激之情的原因可能有很多:領導者可能會認為這讓他們看起來很軟弱,員工可能會因受到表揚而停止糾正自己的缺點,并且領導者可能還會覺得自己這樣做會顯得笨拙和尴尬,或者至少會讓對方感到尴尬。這樣想的領導者可能成長于一種高度競争的環境中,且這一環境以旨在糾正錯誤的批評文化為主,又或者他們非常繁忙,并沒有把認可和感激視為首要任務。
THE JOY OF LEADERSHIP
當你對自己和他人的出色表現緻以認可和感激的時候,你、你的同事和你所在的組織将因此更有可能獲得成功。經驗表明,當你感激美好的時候,美好就會成倍增長。
通過我們所做的大量研究,我們向大家提出如下建議:不要忽視那些和你一起工作的人,對他人的付出熟視無睹的行為已被一再證明是錯誤的
。
● 回顧你與家人、朋友和同事的積極關系,它們是如何讓你更堅強、更快樂、更高效的?在工作中,你能想到那些因為與同事或客戶建立積極關系而取得成功的經曆嗎?
● 想象一下,你會如何擴展自己積極的關系圈:在你曾經的人際互動中,有沒有錯過一些你可以更真實、更積極地對待他人,從而使你在“貢獻者賦能區”待的時間更長的機會?
● 試着使用本章提到的具體方法,如表達認可和感激,對成功和失敗給予積極的建設性回應,鼓勵反饋,創建心理安全感,等等,去建立積極的、值得信任的關系。設想一下,當你在生活和工作中進行個人互動時,将如何運用這些方法?
認可和感激是建立積極關系的基石。正如我們所指出的,無論你在組織層級中處于何種地位,無論你的角色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積極關系都是優秀領導力産生的關鍵,因為領導力從本質上來講,就是與他人合作完成任務(見圖6-2)。
圖6-2 SHARP模型之關系(Relationships)
與保持這種健康的人際關系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對事件的反應方式。如果你已經和同事建立了非常積極的關系,那麼你可能會認為你對事件的反應方式并不重要,但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學家謝莉·蓋布爾(Shelly Gable)的研究表明,事情并不是那麼簡單。你對成功事件的反應,理想狀态下會使你在未來成功,而糟糕的情況下則會把你未來的成功扼殺在搖籃裡。
蓋布爾和她的同事發現,事實上,我們對積極事件的反應,如當一個人與我們分享他或她的成就時我們怎麼想,要比我們對負面事件的反應,更能準确地預測出我們和對方的關系是否能夠融洽、成功,而最有力的反應方式是積極而有建設性的反應(Active Constructive Responding, ACR)。18
圖6-3中的反應矩陣很像我們曾用來描述真實性與積極性的矩陣。
圖6-3 反應矩陣
讓我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些不同的反應。同事黛娜剛剛提出了一種新的庫存方案,該方案既可以減少時間,又能節約成本。庫存問題之前被指派給了團隊中的幾名員工,而黛娜是其中第一個拿出方案的人。黛娜找到我們,興奮地告訴了我們這個消息。
我們給予的最壞反應是圖6-3左下角,即消極而有破壞性的反應。在這種反應中,我們可能會轉身離開,避免與黛娜進行目光接觸;或者刻意轉換話題;或者不假思索地批評這個想法,比如,它不夠詳細,還沒法使用,然後若無其事地轉而談論其他人的工作。
圖6-3左上角是積極而有破壞性的反應,與左下角的相比也沒好多少。在這種反應裡,我們會出現攻擊、批評的行為,或對黛娜的想法給予強烈而徹底的否定,比如:“聽起來它需要大量的培訓,我不知道最後它到底能節省多少時間,我要找一種更簡單的方法。”
以上兩種形式的破壞性反應,其根本原因可能是他人的成功讓你産生了不安全感與威脅感,或是由于某些原因你不願意積極地認可他人
。
圖6-3右下角的消極而有建設性的反應,至少是有建設性的。在這種反應中,我們可能會報以微笑,說些無關痛癢的話,比如“這是個好消息,很不錯”,然後繼續做其他事情。雖然沒有給出破壞性的反應,但消極而有建設性的反應也并不能充分發揮積極的作用。
圖6-3右上角積極而有建設性的反應是最理想的反應。我們會與黛娜保持目光接觸、微笑,并對黛娜的想法産生真正的興趣。我們會熱情地向黛娜詢問更多的問題,關注她計劃中的積極方面,比如:“這看起來有戲,告訴我你是怎麼想的。”我們還會提議将這個方案在下一次團隊會議中分享給大家。即使你不認為這是一個完美的方案,還想考慮其他的選擇,但你也要記得使用基于優勢的領導方法,即培養優勢、管理弱點,鼓勵黛娜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做出更多更好的思考。
積極而有建設性的反應已逐漸被大衆認可
,并成為改善包括美國軍隊在内的各類型組織内部關系的重要工具。這種方法不是對對方自尊進行愚蠢的打擊,而是真心地投入一種積極的理念,用感激的态度讓對方的興奮保持下去。
反應必須是真誠的,即使我們對這個話題的興奮程度不如分享它的人,我們也需要承認并尊重對方的熱情。積極而有建設性的反應能夠産生弗雷德裡克森和托馬斯·喬伊納(Thomas Joiner)所提出的“螺旋上升式”(upward spirals)的積極情緒,将分享者的快樂延伸到令其快樂的事物之外,并建立積極的能力,這樣關系就能更好地經受住負面事件的考驗。19
當事情被搞砸時,我們對這些失敗事件的反應,對我們職場中的人際關系至關重要。哈佛商學院教授艾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的研究表明,級别越高的領導者,其對失敗的反應越能影響整個組織的未來。當艾米·埃德蒙森還是理查德·哈克曼(Richard Hackman)的博士生時,她就設計了一項研究來測試哈克曼教授的有效團隊模式,看看在這一模式的有效性量表上的高分團隊是否确實更不容易犯醫療錯誤。
這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因為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調查,每年美國有25.1萬人死于醫療事故,醫療事故是僅次于心髒病和癌症的第三大死因。20
經過多年的數據收集和分析,埃德蒙森得到了具有統計學意義的結果,但這卻與她的預期截然相反。那些滿足哈克曼有效團隊模式高分條件的團體竟然更容易犯醫療錯誤。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結果,一個與數十年的研究預期相矛盾的結果,這個結果讓埃德蒙森一時不知所措,她很難相信自己多年的研究會得到這樣一個結論。經過認真的分析和回顧,埃德蒙森終于得出了一個修正後的假設:優秀團隊并沒有犯更多的錯誤,他們隻是報告了更多的錯誤。
回到醫院,埃德蒙森又重新檢驗了這一修正後的假設,發現那些低分團隊确實是犯了更多的錯誤,但這些團隊卻經常會掩蓋自己的大部分事故,隻選擇報告那些無法隐瞞的、最惡劣的事故,比如那些導緻病人死亡的重大事故。而綜合評估下來,那些高分團隊其實并沒有犯太多錯誤。21
泰勒在哈佛大學跟随哈克曼博士學習時,恰逢埃德蒙森在進行以上研究。就在幾年前,泰勒也經曆了類似的一件事。當時,一家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請泰勒作為顧問來幫助解決公司内部的一個嚴重問題:他的員工經常對他說謊。這位首席執行官認為,不誠實是一種“邪惡的癌症”,而現在這種癌症竟然正在整個公司中迅速蔓延。
泰勒随機挑選了一些員工單獨和他們交談,他花了很長時間才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隻要員工說了一些首席執行官不喜歡的話,就會被當衆斥責。為了避免遭受這種羞辱,員工開始向首席執行官隐瞞一些事情,後來直接變成沒人再願意對他說真話。當首席執行官偶然發現有人對他撒謊時,他立刻變得怒不可遏,并更加嚴厲地訓斥那個人,于是他和員工之間的關系便陷入了惡性循環,變得越來越糟糕,完全不是蓋布爾和同事所說的那種積極而有建設性的關系。
成功的團隊喜歡那種在心理上感到安全的環境
,因為他們知道在這種環境下,當自己尋求幫助或承認失敗時,不會有人否定他們并讓他們因此而感到尴尬。當每個團隊成員都不懼失敗時,那麼整個團隊就能夠得到成長和提高。如果錯誤被隐藏起來,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那麼團隊也就不會有接下來的學習和改進,在這種情況下,錯誤就更有可能會再次出現。22
當事情進展順利時,很容易使人産生心理安全感;但當事情被搞砸時,情況就比較特殊了。安格斯很慶幸在他年輕氣盛、脾氣急躁的時候,泰勒還不認識他。在麥肯錫工作的最初幾年,安格斯和團隊的關系很緊張。壓力大、時間緊,他動不動就會大發雷霆。
有一次,安格斯要去國外出差,他讓一個團隊根據他走之前留下的提綱為客戶起草一份報告。團隊熬夜加班,終于在非常緊張的期限内完成了任務。但當安格斯出差回來審閱報告的初稿時,他非常不滿意,甚至在暴怒之下,還把報告撕成了碎片。在場的每個人都心驚膽戰。安格斯憤怒至極,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團隊沒有按自己的要求去做,他都已經給他們寫好了大綱,為什麼他們不遵循大綱來起草?時間眼看就要來不及了,整個報告還得重新來過,簡直讓人絕望。
但對安格斯來說幸運的是,他的團隊成員之一,一位法國工程師,之前也曾在一些難搞的老闆手下工作過,而與安格斯不同的是,這位員工顯然受過與心理安全和積極而有建設性的反應相關的訓練。在安格斯怒不可遏地把每個人都趕出辦公室的第二天,他在自己的辦公桌上發現了這位工程師遞進來的一個信封,裡面正是安格斯最初給團隊留下的大綱,上面還畫了一個巨大的笑臉。那一刻安格斯才忽然意識到,團隊正是依據他的大綱起草的報告。
安格斯知道他把事情搞砸了,在那陣由還沒倒過來的時差所引起的憤怒裡,他破壞了整個團隊的心理安全感。團隊成員可能已經失去了創造力、動力,以及與安格斯一起冒險的意願,而安格斯要竭盡全力才能重新獲得這一切。
這當然不是一件讓人引以為豪的事情,但确實幫助安格斯在成為一名優秀領導者的路上向前邁進了不少。
20世紀80年代,以色列空軍設立了一項“不責怪原則”,鼓勵飛行員和飛行中隊如實報告飛行中發生的所有事故,其中也包括那些有驚無險的“事故”。以色列空軍消除了懲罰的威脅,創造了一個安全的組織環境。在這種環境中,飛行隊員們用學習代替了受罰,錯誤的糾正和預防措施得到了重視和加強。在這個政策被執行的5年中,報告事故的次數增加了,但是事故發生率卻比之前降低了50%。23
我們最喜歡的一句話是:學會面對失敗,否則你就會失敗。領導者需要對自己和同事們遭遇的失敗抱有這種開放的态度。
組織中的領導者能夠為員工創造心理安全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擁有全局視野,在每個環節都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無論事情是好是壞。丹尼爾·戈爾曼(Daniel Goleman)為員工們創造了“首席執行官病”這個詞,用來描述組織裡的員工拒絕傳遞信息給領導者的情況,當然這些被拒絕傳遞的信息通常都是令人不愉快的。戈爾曼在《情商4:決定你人生高度的領導情商》一書中寫道:“嚴重缺乏反饋的領導者通常比其他人更難接受直言進谏,尤其是當他們缺乏關于其自身表現的反饋時。當然,矛盾之處就在于,領導者在組織中的地位越高,他就越需要這種反饋。”24
如果領導者不了解其團隊的真實表現,缺乏對自己表現的真實反饋,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在工作中成長。隻有當他們明确表示員工可以放心地說出自己的看法時,他們才能收到這些反饋,因此具有心理安全感的環境能夠治愈“首席執行官病”。
THE JOY OF LEADERSHIP
通過建立積極而有建設性的關系來欣賞好消息,在确保心理安全感的同時謹慎地處理壞消息,這對培養成功的人際關系是非常必要的。積極而有建設性的關系有助于增強積極性,而心理安全感則有助于提高真實性。隻有不斷而又持續地傳播積極性與真實性,個人和整個組織才能得以蓬勃發展。
創建良好的工作關系氛圍:
招聘時,通過面試問題了解應聘者在其工作方式上如何看待“我們”和“我”之間的關系。對新同事進行迎新指導時,通過介紹一些案例與研究結果,來展示人際關系和合作的重要性。建立團隊以外的社交網絡,允許團隊成員犯錯,鼓勵成員從錯誤中學習。績效考核應該綜合考慮成員在“努力,失敗,從失敗中學習”這些方面的表現。
要不斷強調健康的人際關系的重要性。對此小組練習是一個很有用的工具,它可以敦促團隊成員就他們生活中的良好關系展開讨論,比如:你是如何促使這份關系變得更好的?集合團隊成員提到的可以改善人際關系的因素,根據團隊具體情況,選擇2到3種來為團隊所用。
鼓勵積極性和真實性:
健康的工作關系應該由領導者通過親自示範來确立。領導者通過使用本章中提到的深度傾聽和積極而有建設性的反應等技能,充分關注團隊的業績以及成員所在意的問題。如果你非常了解團隊成員,并且有充分的把握,那你也可以嘗試與團隊成員一起,檢驗一下自己言行一緻的比例,即自己承諾要做的工作與自己實際完成的工作之間的吻合程度。鼓勵團隊成員努力将這個比例接近理想狀态下的1:1。
團隊領導者其實還能有很多方式去培養團隊成員的技能,改善團隊成員的行為。可以偶爾安排一些休閑活動,如每月組織一次聚餐,讓同事更好地了解彼此。盡可能鼓勵同事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讓團隊成員都以一種積極的、全局的眼光來關注工作項目和任務,并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團隊中必不可少的一員。在分配工作角色和任務時,選擇可以信任的人,把責任轉移給他們,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培養能力。放心大膽地用自己獨有的交往方式,保持幽默感和開放的心态,創造一個有趣的、安全的工作氛圍,建立起融洽的工作關系。對那些不局限于日常工作、具有合作精神、保持創新性、敢于冒險的同事要予以獎勵。務必與那些正在接受挑戰、從錯誤中學習、為團隊的積極性做出貢獻的同事保持實時溝通。
建立心理安全感:
針對同事對團隊或組織的心理安全感,建立一個清晰的基線圖。谷歌主辦了一項旨在利用數據和科學使工作變得更好的“re: Work”項目,作為該項目的一部分,艾米·埃德蒙森開發了一種測量員工心理安全感的工具。
埃德蒙森提出,為培育團隊心理安全感,個人能做的三件事分别是:将工作視為一個學習的過程,而不僅僅是在執行任務;承認自己的缺陷;通過提大量的問題培養好奇心。
心理安全感通常是由一些小細節建立起來的。比如,當團隊成員帶着顧慮來找你的時候,你一定要留出時間來接待;坦誠、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感受或承認所犯的錯誤,同時鼓勵團隊成員也這樣做;當與團隊成員交流一個想法或溝通一個信息,特别是一個可能使人難以接受的信息時,一定要注意交流方式,就事論事。
作為領導者,你要鼓勵團隊成員定期對你的領導表現予以反饋,并且你還要對這些反饋給予堅定而清晰的回應。在定期的團隊會議中,加入一個“毫無保留大聲講”的環節,使同事可以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提出建議,并提供真實而積極的見解。
建立一種企業認可文化:
認可應該是團隊互動中始終存在的重要元素,哪怕僅是一句簡單随意的“謝謝你”。定期分享成功的故事,給予一些小獎勵,比如,用一次聚餐來慶祝團隊日益增長的業績都要比随便評一個“年度金星”或“月度最佳員工”好得多。團隊成員要加強對彼此的了解,哪怕是些最簡單的事情,比如記住并慶祝彼此的生日。注意避免隻肯定團隊或個人的勝利,這會使員工不敢或者不願去冒險。對個人的欣賞,尤其是對冒險和失敗的欣賞,要成為績效評估和職業發展讨論的一部分。
使命能讓一個人在逆境中仍然保持快樂和堅韌,這一點貫穿人的一生。——威廉·戴蒙《人生觀培養》 1
在第3章,我們介紹了活動家、美體小鋪已故首席執行官安妮塔·羅迪克。羅迪克依靠自己的能力,清晰地表達出基于其核心價值觀的公司願景,激勵着周圍的人。她的公司一直緻力于以社區為基礎的道德貿易、保護動物和環境、倡導公平的勞動方式等,并在一個将卡通化的美麗标準強加給女性的行業裡,通過發起全球性運動推動提升女性的自我意識。
羅迪克曾經說過:“我所服務的公司,不僅要服務于公衆,還要是公衆的一員。我想要的不僅僅是投資,還有信仰。”2
這些話現在聽起來可能不再标新立異,但在20世紀80年代,當美體小鋪剛開始發展時,整個公司幾乎都籠罩在革命的光環下。羅迪克的想法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在信息時代來臨前的10年,羅迪克和她的品牌就能夠捕捉到人們的某種集體意識。走進任何一家美體小鋪店,就像是進入了一個充滿崇高理想的美麗世界。在這裡買化妝品,是為了喚醒人們對“臭氧層、女性的物化、海外血汗工廠,以及在動物身上測試化妝品”這些問題的關注,而在當時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
對羅迪克來說,資本主義所體現的并不一定都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盡管後者主導了工業革命,認為強者理應獲得财富和權力的增長,弱者理應繼續衰落。羅迪克曾說:“我仍然在尋找現代社會的貴格會,他們生意經營得很成功,也賺到了錢,那是因為他們既提供誠實的産品,又善待他們的顧客。可悲的是,這個商業信條似乎早已被人遺忘了。”3
據說,貴格會教徒當初來到美國是為了傳播美好,而最終他們的生意确實也做得很好。因此,行善和善報可以說是相輔相成。
2011年,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教授、寶潔公司前全球營銷主管吉姆·斯登格(Jim Stengel)及其團隊公布了一項研究結果。他們追蹤了全球5萬個消費品牌長達10年的業績增長趨勢,希望找到業績增長最快的那些品牌的成功模式,而最終他們的發現讓人大吃一驚。數據顯示,全球業績增長最快的品牌幾乎都是圍繞“提升人們的生活理念,并在其整個商業生态系統中去實現這些理念”展開的。換句話說,頂級品牌往往受更高的目标所驅動,同時其業績表現也比其他公司要好得多。“斯登格50大品牌”,即世界上50個業績最好的品牌都是如此,而且這些品牌的業績增長速度是其競争對手的3倍。在長達10年的研究中斯登格發現,對“斯登格50大品牌”的投資比對标準普爾500指數中的任何一家公司的投資,收益都要高出400%。
斯登格在其著作《增長力》中寫道:“我和團隊完全沒料到會是這樣的結果,沒想到在企業對企業和企業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領域中,以及在不同地域的不同企業之間,居然都會存在這種一緻性。”“斯登格50大品牌”中,包括企業管理咨詢公司、軟飲料制造商、奢侈品服飾設計者、IT和移動通信公司、在線零售商、酒廠、信用卡公司和巧克力制造商。4
雖然它們提供給世界的商品和服務種類有着顯著差異,但它們堅持傳遞給客戶的價值觀卻非常相似。詹姆斯·柯林斯和傑裡·波勒斯在《基業長青》中,通過對成功組織的相關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
這一基本真理也同樣适用于個人。斯坦福大學教授威廉·戴蒙在其著作《人生觀培養》一書中寫道:“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一個人的使命感與其整體的幸福感有着密切關聯。”在“藍色地帶”生活的人們總是能夠活得更快樂、更長壽,對此,丹·比特納認為,目标感是那裡的人們長壽和健康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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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也認為,那些能為堅定的目标所驅使而奮發圖強的人,往往更有能力去處理困難境況,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的目标是什麼,以及為什麼要朝着那個目标前進,所以他們更不容易放棄。5
著名組織行為學家、管理學教授弗雷德·路桑斯在《心理資本》中寫道:“看到某些人因對事業、目标或使命抱有極深的信念而堅持不懈,真是令人贊歎。”6
裡克·沃倫(Rick Warren)在他的暢銷書《我究竟為何而活》一書中同樣提醒我們,強烈的使命感有助于安排人生中各種事項的優先級:“沒有明确的目标,你就沒有做出決策、分配時間和使用資源的基礎,你隻會傾向于根據當下環境、壓力和情緒去做選擇。那些不知道自己目标是什麼的人,總是會忙忙碌碌卻又感覺毫無收獲,而這又會導緻他們産生更多的壓力,更加感覺疲勞和焦慮。”7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幸運到為羅迪克工作,或者為某個将商業目标與有意義的追求聯系起來的領導者工作呢?身處一個不太理想的公司,我們該如何從工作中找到意義呢?或者,作為領導者,我們該如何為自己的同事創造一個有意義的工作環境呢?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在其著作《活出生命的意義》中所提及的生命的意義(meaning of life)和生命中的意義(meaning in life)之間的差别,也許能解答上述疑問。
我們在第2章中讨論過一個誤區:找到理想工作,人生才有意義。這個誤區常常使許多人找不到有意義的工作,但工作在我們人生中又處于一個核心位置,于是大部分人奔波勞碌為的都是能尋覓到一份能夠滿足人生意義的理想工作。而不那麼理想的工作,最多隻是被當作理想奮鬥過程中的一個短暫妥協,就像墊腳石一樣會被随時丢棄。不用說,理想職業的門檻被設定得如此之高,很難讓人從一份平凡的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要降低這個門檻,關鍵是要認識到,我們所做的工作本身可能确實并不具有多麼深刻的内在意義,借鑒存在主義的觀點就是“生命本身可能都不具有内在意義”。然而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具有内控傾向的人,卻能夠在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中注入意義。羅迪克明白,在制造和銷售化妝品或其他任何商業活動中,可能并沒有太多内在意義,人們要麼從所做的事情中尋找意義,要麼什麼都不做。但如果什麼都不做,那麼人們肯定會發現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很難令人滿意。
為工作和人際關系賦予更多的價值與意義,是我們每個人都能做的,而這也是“10倍領導者”正在做的。
有研究表明,在工作中找到意義是可能的。該研究展示了每一個行業或者組織中員工對待工作的不同态度,有的員工将工作當作一個“飯碗”,有的将其看作一個職業,還有的把工作視為自己要履行的一個使命。
例如,醫院的清潔工可以和醫生一樣,将自己的工作視為一種使命或者責任。當然,就在同一家醫院裡,也會有一些清潔工和醫生隻是把自己的工作當作一個“飯碗”。同樣的道理也适用于美發師、工程師、教師或企業管理人員,其中一些人認為自己的工作毫無價值,而另一些人雖做着相同的工作,卻把自己的工作當作是一種使命,認為其意義重大。
如果預測一下,看看在醫院裡都分别是誰将自己的工作當成“飯碗”、職業或者使命,那麼大多數人可能會認為對工作抱有使命感的一定是醫生和護士。然而,研究得出的結論并非如此。雖然醫院裡的一些清潔工和部分醫護人員一樣,把自己的工作隻是當成一個“飯碗”,但另外還有一些清潔工和部分醫護人員一樣,将自己的工作視為一種使命,盡管這些清潔工做的事情和其他清潔工做的并無二緻:清洗髒床單、拖洗走廊、給盥洗室補充物資,等等。顯然,職位名稱、工作内容和工作意義之間毫無關聯。那些把自己的工作視為一種使命的清潔工認為,崗位職責規定的内容隻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
工作塑造這一概念源自艾美·瑞斯尼斯基和簡·達頓的研究,即通過提升工作意義來幫助人們重新定義自己的工作
。在一個組織裡,任何級别的人都可以對自己的工作和工作中的自己賦予不同的意義。以下三種方法可助你找到并提升工作的意義:第一,調整你的工作任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你更滿意的任務上;第二,改變職場中的人際關系,多和那些讓你對自己、對工作感覺更好的人共處;第三,運用認知重構改變你看待工作的方式。
醫院裡的清潔工把自己的工作視為一種使命,他們把自己的行為看作醫院促進健康、治療疾病和減輕痛苦的補充。這些清潔工會主動幫助醫生、護士、病人及家屬,在有人想傾訴的時候充當傾聽者,竭盡所能去安慰病人和他們的家人。當護士為病人輸液時,這些清潔工會幫助病人保持平靜,他們還會幫訪客指路。做這些額外的工作時,清潔工們并沒有什麼酬勞,但他們中的某些人說,恰恰是這些工作内容,成了促使他們每天早上起床去上班的動力。這些清潔工已經完全内化了來自醫院的一個更宏大的目标,不是因為他們的崗位職責規定如此,不管工作内容本來設定的是什麼,他們都賦予了這份工作更深刻的意義。艾美·瑞斯尼斯基和簡·達頓指出:“即使在最受約束或最普通的工作中,員工也會對他們工作的本質産生一些影響。”8
另一個認知重構的例子來自我們的客戶之一,森寶利公司的迪·布萊克本。布萊克本非常害怕處理電子郵件,這也是所有工作中最令她頭疼的事情之一。
“噢,老天,又收到20封郵件。真的,處理這些真是個苦差事,”布萊克本說,“但我告訴自己,不要忘記自己的人生目标,即無論是在家還是在公司,我都要努力幫助周圍的人。為這些郵件花時間确實令我沮喪,可是當我讀到這些電子郵件的内容時,我意識到它們其實都是在幫助人們建立有所助益的人際關系,而這不就是我需要為人們做的嗎?我是收到了非常多的電子郵件,但現在我開始喜歡看這些郵件了,并且我還選擇了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做這些。如果我能一直使用正确的思考方式,那麼我就可以在這個工作上花更多的時間,包括去領導和自我提高。”
相同的工作往往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體驗方式。
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人路過一個建築工地,問建築工人們在做什麼。第一個工人說他在鋪磚;第二個工人說他在造牆;第三個工人說他在建一座有着非凡意義的殿堂。這些都是對同一份工作完全不同的主觀體驗,很顯然,這三個人有着非常不同的人生滿意度和工作表現。
為了體驗到目标感,一個人無須非得從事超乎尋常的、要去改變世界、改變人生的工作。戴蒙在其著作《人生觀培養》中寫道:“沒有英雄壯舉或者勇敢冒險的行為,你的工作也同樣可以被視作一個高尚的使命。高尚的使命也許是像曆史書裡描述的那些拯救時代的英勇行為,但也許就存在于我們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9
有趣的是,衡量職場成功的首要指标,即收入狀況,似乎并不能很好地預測人們是否覺得工作有意義。蓋洛普發布的《2013年美國職場狀況報告》(2013 State of the American Workplace Report
)顯示,大學學位往往能帶來高收入,但擁有大學學位的員工,其對工作的投入程度卻不如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員工。
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動物園管理員的工作,這來自一項由邦德森·斯圖爾特(Bunderson Stuart)和湯普森·傑弗裡(Thompson Jeffery)合作進行的研究,他們在2009年發布了研究報告。在邦德森和湯普森的研究中,有超過80%的動物園管理員是大學學曆,但這些管理員的平均年收入卻低于2.5萬美元。動物管理員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擦洗圍欄、清理糞便,他們一天要清理的動物糞便可能比大多數人一生要清理的還多,節假日和周末也不能休息。盡管工作很辛苦,但一直以來美國動物園管理員的工作機會并不多,畢竟,整個國家也就隻有那麼多動物園。
然而,邦德森和湯普森發現,許多動物園管理員在等待一個帶薪正式職位的空缺前,就已經做了很多年志願者。雖然大部分動物園管理員都緻力于動物園保護動物的使命,但他們一緻認為那隻是這份工作吸引他們的部分原因。幾乎所有的管理員都認為他們生來就是為了得到這份工作的。10
加拿大阿維娃公司(Aviva)的凱倫·斯蒂芬尼森(Karen Stefanyszyn)在2011年的一次演講中描述過這類理想員工,她認為這類員工能讓企業充滿活力、獲得成功,極具價值。凱倫在演講中說道:“我們想要的不是以打工為目的的人,而是那些非做這份工作不可的人。”11
或者像泰勒的學生,埃博妮·卡特(Ebony Carter)寫到的:“我們應該關注那些對人生不可或缺的東西,而不是僅僅隻關注那些我們賴以為生的東西。”
威廉·戴蒙給“目标”下了一個清晰的定義:“這是一個穩定的、具有概括性的意向,旨在完成一些對自我有意義,同時對超越自我的外部世界亦有重要影響的事情。”戴蒙還對目标和目的做了重要的區分(我們接下來就會對此做出解釋,盡管我們将目的看作實現目标的重要工具)。戴蒙說,目标包括“長期的奉獻”和“超越自己的意義或價值”。12
金寶湯公司(Campbell’s)的前首席執行官道格拉斯·科南特(Douglas Conant)在2012年發表于《哈佛商業評論》上的一篇文章《理想和現實結合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listic-Realism
)中強調了上述兩個方面:“理想的願景激勵着我們所有人。我們希望自己正朝着一個重要的、崇高的方向努力。這個簡單的道理适用于組織中從前台接待到總裁的每一個人。提供一種鼓舞和激勵人心的願景,才是真正的領導者要做的真正的工作。但是,僅僅了解實現這個願景的道路有多艱難和崎岖還遠遠不夠,你需要知道,作為一個領導者,自己不能脫離現實,必須卷起袖子,投入到自己所需要承擔的艱苦工作中。”13
換句話說,除了有一個充滿意義與價值感的理想,領導者還需要為實現這一理想真正地奉獻
。
1962年9月12日,美國總統約翰· F.肯尼迪在位于得克薩斯州休斯敦的萊斯大學發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講。肯尼迪宣布,打算在10年内集結美國太空計劃的所有資源,将人類送上月球。這在當時是個驚世駭俗的想法。在那個時候,NASA完成的最好任務是将宇航員斯科特·卡彭特(Scott Carpenter)送入三個連續的地球軌道,但肯尼迪将全新的目标與更高的使命聯系了起來:“我們選擇在10年内實現登陸月球和其他的一些目标,不是因為它們容易,恰恰是因為它們确實很難,因為這些目标将有助于我們整合現有的力量與技術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它們。通過對宇宙和環境的新探索,通過發明學習、測量和勘查的新技術,通過在工業、醫學、家庭和學校等領域普及新工具(如計算機),我們的科學與教育将能夠取得快速的發展。”
肯尼迪也鼓舞和激勵這支由科學家與工程師組成的隊伍,去為完成這項任務而努力奉獻。“我們必須要勇敢,”肯尼迪說,“我們一定能實現目标,而且會在10年期限結束之前提前實現。”14
NASA最終完成了肯尼迪大膽定下的太空計劃,盡管肯尼迪沒能親眼見證這一目标的實現。1969年7月20日,“阿波羅11号”将尼爾·阿姆斯特朗和巴茲·奧爾德林(Buzz Aldrin)送上了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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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感關系着我們對一件事情的感受,即是否能從中體驗到個人意義,是否與我們的理想一緻。奉獻可以為我們做這件事情給予動力和能量,以及決定我們有多大可能會堅持下去。
在《人生觀培養》一書中,根據年輕人對自己人生方向的選擇,作者将他們分成了4種類型,分别是夢想家式、目标明确式、随波逐流式、飽受折磨式。我們将這一觀點改繪成了一個簡單的模型(見圖7-1),該模型适用于任何在組織中工作的職場人。
圖7-1 有目标地活着
顯然,沒人願意讓自己的人生成為左下角的那種類型。這一類型的人隻會随波逐流地做一些對自己毫無意義,并且自己也不願意為之奉獻的事情。當泰勒還在求學時,他有一段時間渴望成為一名職業壁球運動員,結果他對自己毫無興趣的微積分之類的課程百般敷衍,天天在教室裡漫無目的、無所事事。
這個模型的左上角是夢想家式,即雖然你覺得某項事業或活動對你來說有着強烈的意義感,但實際上你卻為之付出甚少,也沒做出任何奉獻。對泰勒個人來說,這種類型在他身上的表現就是成為一名環保主義者。泰勒非常關心地球的未來,也知道做一些事情是多麼重要,但除了分類回收家裡的瓶子和紙,以及偶爾激情洋溢地和别人為保護環境辯論之外,泰勒并沒有為此做更多。
在安格斯職業生涯的早期,他經常發現自己處于右下角區域。作為一個團隊成員,為了赢得團隊合作的好名聲,他常常會接那些自己并不感興趣的項目。一旦開始,安格斯就會發現自己對這些項目根本無法全情投入,工作開展得也極其艱辛,這使他絲毫沒有成就感,覺得這完全是一種折磨。
今天,安格斯通過做培養領導力的工作,可以幫助人們變得更快樂、更敬業、更成功。這也讓安格斯意識到自己已處于右上角區域,人生對他來說開始變得意義非凡,他也願意為之奉獻更多。能做到這個程度往往不容易,其間也會有很多困難和挑戰,但安格斯很少覺得這是一種折磨,也從未覺得自己在随波逐流地生活或工作。
事實上,在今天這個飛速變革的世界裡,各種各樣的工作體驗都在迅速發生着變化,在某些階段,這4種類型我們可能都經曆過。我們都有讓人厭煩的家務事或者不得不去完成的工作和任務,即使我們對這些事情并不在意,也談不上會對其有多少奉獻,但我們還是會去做。
我們可能也都有一些夢想,卻并沒有為之付出多少努力。我們不可能把清醒狀态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于沉浸在充滿意義和奉獻的輝煌之中。但是,我們可以積極主動地讓自己的人生更多地停留在右上角的那片區域,我們将這片區域稱為“目标明确生活區”(Purposeful Life Zone)。在那裡,我們将盡可能多地與賦予我們深刻意義的理想聯系在一起,并為實現這些理想心甘情願地奉獻。
威廉·戴蒙認為目标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長期的奉獻;二是超越自身的意義或理想。但還是面對現實吧:它們其實并沒有什麼實際用處。長期奉獻是很困難的,在很多情況下幾乎是不可能堅持下去的;而超越自身的高尚理想,就像羅迪克為之奉獻的正義和自尊等,也往往抽象得讓人難以理解。
我們讨論過,可以将“工作塑造”作為一個有用的工具給自己的工作賦予意義。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些實用的工具能夠用來為更偉大的人生使命去奮鬥。
例如,先緻力于完成一些短期的、具體的、特定的小目标,也許它們看起來沒那麼野心勃勃,但積少成多,最終更容易讓你實現宏大的人生目标。
1993年美體小鋪實現了在自己全部生産線上取消所有動物實驗的短期目标;3年後,該公司在一份請願書中收集了400萬個簽名,要求禁止在歐盟範圍内對動物進行化妝品測試,該禁令于2004年生效。類似的情況還有,肯尼迪定下了在10年内讓人類登上月球的目标,這為NASA的員工和其他許多人賦予了一種深遠而強烈的使命感。
我們設定的目标并不一定都得如羅迪克和肯尼迪的那樣非同凡響,我們也不可能每時每刻都在實現一個偉大的使命,但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短期目标并為之努力,這能讓我們在日常活動中更加投入、體會到更多的意義
。
然而在實現目标的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恰恰出現在目标設定階段,我們常常會誤把一些具體的小目标當作自己的重大目标與追求。
我們在第2章讨論過丹尼爾·吉爾伯特對那些參評終身教職的教授的幸福度的研究,研究表明,對那些被訪者來說,實現目标也隻能為自己制造一個短暫的快樂高峰。其他的一些研究也同樣表明,自我關注型的目标,比如獲得獎金或加薪、赢得銷售競賽或升職,在實現之後往往并沒有産生預期的幸福與快樂,反而很可能會讓人感到失落甚至失望。
那麼我們要如何在生活中不斷發掘人生意義感?答案是,我們要改變自己對目标的期望值。與其将目标視為一個終點,不如将“實現這些目标的過程”視為我們快樂的源泉。我們需要把這些目标看作一種手段,要明白,如果這些目标符合我們的理想,那麼在追求它們的過程中我們就會感覺到快樂。
雖然這似乎有點自相矛盾,但确實如此:目标是一種手段,而過程就是目的
。精心設計的目标為我們提供了一份路線圖,幫助我們享受當下,享受為實現這一目标而努力的過程。目标幫助我們把精力集中在那些我們認為最有意義的事情上,并使我們充分利用沿途所遇到的每個機會。到達目的地當然是令人滿意的結果,但幸福感的主要來源還是通往目的地的這段過程。心理學家大衛·沃森(David Watson)說:“對幸福至關重要的是追求目标的過程,而不是目标實現的結果。”15
就像泰勒在其著作《幸福的方法》中指出的:“讓人感覺幸福的并不是抵達山頂,也不是毫無目标的攀爬,而是向峰頂前進的過程。”16
● 明确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哪些事能讓你具有本章所定義的“意義感”與“奉獻感”。
● 嘗試制定策略,把更多的時間用在那些令你有目标感的事情上,少浪費時間去做白日夢或無意義的活動。
● 如果你發現自己不得不去完成那些對你來說毫無意義的工作,并為此飽受折磨,那就試着用些方法從工作中找到更遠大、更有意義的目标,來重新塑造、構建你的職業。還記得布萊克本的方法嗎?她最終成功地用那種方法将查看電子郵件視為一種幫助引導和發展他人潛能的工具。
● 将自己已經取得的成就以及将要實現的個人與工作中的重要目标記錄下來。一定要避免好高骛遠,把每一個目标都設計成能夠幫助你實現更遠大目标的階梯。
瑞斯尼斯基和達頓的團隊是從故事中了解到醫院清潔工的工作态度的。也許他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清潔工們正是将自己作為主角,來講述他們在醫院裡的奉獻與成就的。
故事是人類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也是人們與周遭廣闊天地建立連接的最強大的方式之一。作為孩子,我們通過聽故事來構建認知、技能和道德情感,當我們成熟後,故事将幫助我們理解自己所處的文化,理解這個世界以及生活的意義。我們的大腦将經年累月遇到的每一樁孤立的事件都連接起來,形成一種叙事方式,來解釋這個地球上的我們是誰、我們要做什麼。
用美國著名曆史學家、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用自己講述的人生故事創造了自己,這些故事讓那些常常看起來是偶然發生的事件具有了重要的使命和意義。當我們審視自己的過去,努力向自己解釋自己是誰的時候,我們發現或者說發明了在故事中呈現的我們一以貫之的動機、特征模式、價值觀與自我意識。”17
瑞斯尼斯基和達頓以及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發現,講故事可以讓自己或同事在工作中發現深遠的目标,其作用令人驚歎。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亞當·格蘭特22歲在密歇根大學讀研究生時,曾在一個為大學籌款的電話呼叫中心做了一項研究,這個中心的電話募捐員都是由在校學生兼職擔任的。
電話募捐員可能是你所能想到的最沒什麼吸引力的工作之一,這是一項重複性強且需要你投入情感的工作,工作人員每天都會受到侮辱或者被武斷地拒絕。他們的經理嘗試了各種激勵措施來調動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包括設立競賽和獎金,但收效甚微。
格蘭特在研究中也嘗試了不同的方法。他安排了一個應屆畢業生來籌款中心,這位同學當初正是因為中心的籌款而獲得了獎學金資助,才能就讀于這所大學并得以畢業。這位畢業生和電話募捐員們見了面,講述了獎學金是如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曆程的,并對電話募捐員的工作表達了感激之情。
結果連格蘭特都對這次會面的成效感到驚訝。調查顯示,在那名畢業生訪問中心的一個月後,電話募捐員們的工作時間增加了142%,募集款項增加了171%。随後的一項研究顯示,整個中心的收入增長了不止400%。18
很明顯,有意義的故事能給工作賦予情緒和金錢上的價值
。
近幾十年來,講故事已被納入了企業戰略規劃領域。在20世紀90年代,3M公司盡管在産品開發、銷售和營銷方面有着很強的講故事文化,但對于戰略規劃的制訂,還是按照傳統的目标任務清單式進行,比如,“增加25%的市場份額”“增加30%的利潤”等。3M公司的一位經理決定改變這一情況,把要點變成故事,用講故事的方式将其展示出來。最終這位經理成功了,他的方法也在公司内外被廣泛傳播。
1998年,3M公司的領導者團隊在《哈佛商業評論》雜志中談到了這一變化,他們說:“如果我們在做戰略規劃時使用的都是公文式的腔調,将一些現成的理念打包給别人,那麼無論我們怎麼寫都不會有效果。因為寫作本身就是一個思考的過程,而那些冷冰冰的項目編号隻會讓我們忽略掉思考步驟并可笑地以為自己知道要幹什麼,而事實上我們隻是排列組合了一些裝模作樣、看得過去的待辦事項而已。”19
同樣,故事也可以幫助個人對未來設定一些有意義的小目标
。許多績效管理體系和培訓項目都會涉及制訂未來目标與計劃清單,但通常都很枯燥,其結果往往也沒有什麼鼓舞性。而一個故事,可以将當下或未來計劃要實現的具體改變與自己設定的長遠目标聯系起來。因此,我們強烈建議你為自己撰寫一個故事,你來做主角,而故事的發端就從今天的你開始,你要去往一個由目标所指引的未來(見圖7-2)。
圖7-2 SHARP模型之目标(Purpose)
但我們不鼓勵幻想。正如獲獎編劇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曾經在《哈佛商業評論》雜志中所說的:“你絕對不想看到一個故事從頭到尾都是順風順水的,這樣編故事既枯燥又無聊。人們喜歡看的是在美妙的理想與不堪的現實之間的鬥争。”20
電影《風雲人物》中,如果主人公喬治·貝利(George Bailey)隻是策馬飛馳于一場接一場的勝利之間,那麼這部電影就不能叫“風雲人物”了。當書寫自己的故事時,你需要預見并描述自己可能會遇到的潛在挑戰,并找到戰勝它們的方法。通過對困難和障礙的設想與描述,你才能寫出并活出勇于冒險的職業生涯。
對于強調員工可以自己在工作中創造意義的這個觀點,簡·達頓在2013年的一次采訪中就指出這裡面其實有一個潛在問題:“人們會認為這是縱容組織榨取員工的勞動力,即我給你一份糟糕的工作,就看你怎麼把它變成一份好工作,怎麼從中自己找出意義來。”21
一個好的領導者肯定不會允許自己的團隊出現這種形式的剝削,而是會與員工一起共同書寫他們自己的故事。
正如《領導力》一書中寫的:“領導者的活力不是來自什麼特殊權力,而是來自對一個使命的強大信念,以及表達這種信念的強大意願。”22
通用電氣公司和《财富》雜志的前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補充道:“那種以為比自己的員工多了解一點就能成為老闆的領導理念,已經過時了,未來的領袖往往是通過設立一個願景、一個共同分享的價值觀以及一個共同使命來領導員工的。”23
如果領導者希望自己的團隊或組織能夠齊心協力實現共同願景,那麼最好遵循以下4個重要原則:
1.領導者必須幫助員工讓他們将自己的工作與組織的遠大目标聯系起來。蓋洛普Q12問卷的問題之一就是:“你所在公司的責任/使命是否讓你覺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當人們覺得自己在做有價值的事情時,他們往往是最快樂的,一個崇高的使命感對于提升員工在職場中的幸福感、投入度和忠誠度都至關重要。正如亞當·格蘭特的研究證明的,将員工團結在共同願景和崇高使命之上的領導者,往往能夠大幅度地提高團隊或組織的生産力。
2.為了激勵員工奮發圖強,必須給員工提供适度的挑戰。《基業長青》一書指出,高瞻遠矚的公司會為自己設定“遠大的、冒險的、大膽的”目标。24
肯尼迪總統提出的載人登月的目标就符合這一性質。但同樣很重要的一點是,公司對目标的設置也要遵循可獲得性,如果制定的目标遠遠超過員工能力所及的範圍,那麼隻會令人沮喪,适得其反。
也許讓一個大膽的目标變得可實現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将這個大目标拆分為若幹個小目标,這是埃倫·蘭格的研究驗證過的方法。埃倫·蘭格說:“盡管遠大的目标看上去高不可攀,攀頂的道路也險峻異常,但人們完全可以讓自己一小步一小步、循序漸進地抵達目的地。”25
3.一個目标或願景必須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傳遞給他人。對此我們經常舉的例子是兩位行事截然相反的美國領導人:前總統吉米·卡特和羅納德·裡根。卡特被許多人認為是20世紀最聰明的美國總統之一,他在20世紀美國最動蕩的時期當選為總統。1977年上任之後,卡特幫助美國在幾個重要的外交政策談判中都取得了勝利,包括簽訂了曆史性的《戴維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
),與蘇聯簽訂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Limitations Talks II,
SALT II)。但現在,卡特能夠被人們銘記的卻可能是其在1979年7月15日發表的題為《信任危機》(Crisis of Confidence
)的演講。顯然,這一演講的目标是号召美國人幫助解決當時的能源危機,但卡特的演講腔調卻非常喪氣,此外還帶着訓斥的口吻。
卡特在演講中說:“我們中的很多人,現在傾向于崇尚自我放縱和消費主義,每個人的身份不再由這個人做什麼來決定,而是由他的财産多少來決定。”26
不出所料,沒人在乎卡特總統的“唱衰言論”,更沒有人因為他所傳遞的使命感而受到鼓舞,因為那個使命感所具有的意義已經由于他對聽衆的負面評價而大打折扣了。
這個令民衆不舒服的演講過去沒幾周,卡特就在和羅納德·裡根對峙的總統競選中敗北。裡根對美國的看法顯然更加樂觀,他總是強調美國人民有多麼偉大,在形勢一度嚴峻的時候,裡根也總是用其充滿希望的話語鼓舞民衆。同時裡根也是一個出色的會講故事的人,他的語言非常有感染力,而且他還很擅長拿一段奇聞逸事或用恰到好處的精辟見解來化解反對意見。即使你不同意裡根的觀點,也很難不喜歡他。與卡特不同,裡根在1984年赢得了連任。
4.使命感的有效傳遞方式就是去實現它,讓話語轉化為行動。正如甘地曾呼籲的:“去實現那些你想在世界上看到的改變。”不管說出來的語言有多麼積極,或者講述的故事有多麼打動人,都是不夠的。如果言語沒有伴随着行動,那麼最後隻會得到大家的冷嘲熱諷。
行動比語言更響亮,這是衆所周知、老生常談的,但出于某種原因,這一點還是經常被人們忽視。1875年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在他的随筆《社會目标》(Social Aims
)中寫道:“你的行動已經完全代表了你,其聲勢浩大到我根本聽不到與之相悖的任何言辭。”
有遠見的領導人首先會以身作則,他們每天不僅會用語言,同時也會通過他們的形象與行動來展示超越一己之利的願景和抱負。
創造一個超越商業的文化氛圍:
人們是由一種願景和價值觀所驅動的,這種願景和價值觀能讓人們覺得自己所從事的事情高尚而重要。這樣的願景當然是由公司高層來制定,而團隊領導則需要負責将這一願景規劃成清晰的工作内容,然後分配給共事的同事們。工作計劃、業績目标和項目範圍都應該建立在這些價值觀和遠大目标的基礎之上。團隊領導者應該樹立起這個榜樣,努力為實現公司的共同目标而做貢獻。
招聘新同事時,可以通過以下問題尋找那些在工作中尋求意義感的人:“工作中,什麼樣的事情會讓你覺得有意義?在我們的工作中,你真正關心的是什麼?”給新同事做迎新指導時,把他們認為有意義的東西與組織和團隊中更長遠的目标聯系起來;新組建的團隊要培養起共同的願景和價值觀,目标既要明确,也要與公司的長遠目标相一緻;績效合同和業績評估要考慮員工個人使命感和工作成果之間的關聯。
盡管大多數公司都有各種各樣的社區外展項目,但具體到一個團隊也可以将團隊成員團結在自己的外展活動或社會責任項目周圍,比如可以舉行慈善長跑活動或社區服務活動。團隊應該盡可能地選擇與公司目标和價值觀相一緻的拓展活動。例如,一家制藥公司的工作團隊可選擇去醫院做志願者,傳遞愛心。
工作重塑,将意義和奉獻最大化:
轉換對工作的認識可以通過很多種形式。還記得瑞斯尼斯基和達頓研究中的那些醫院清潔工們嗎?隻局限于自己分内職責的人,在工作中是不太可能找到多少意義的。作為一個集體、一個團隊,除了要确定成員認為沒有意義的工作,也要認真考慮什麼工作是成員喜歡的、覺得有意義的?什麼活動能助成員達成人生中更遠大的目标?這其中涉及對個人優勢的利用嗎?在這類工作任務上團結一緻,能夠讓成員更積極地對待工作,或者更明确地将自己的工作與組織的願景聯系起來嗎?從以上角度理解工作任務,能改變或轉換成員對這些任務的看法嗎?
記住本章提到的3個重塑工作的方法:改變工作任務;改變職場人際關系;認知重構以改變看待工作的方式。那麼現在就與同事一起,去發現哪種方法最适合自己吧。
團隊領導也可以開設工作坊,幫助員工發現自己的人生目标。在這類活動中,可以通過向團隊每個成員提問,逐漸構建成員在工作與個人生活中的長遠目标。應該與成員在具有深遠意義與使命感的層面上,進行關于其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的對話。對成員的培養計劃也不應該隻局限于其當前的分内職責,還要關注其在崗位以外可以探索的更廣闊的領域。
設計恰當的目标:
合理而适當的工作目标是實現更廣闊的人生目标以及獲得快樂的手段,所以要精心設計這些目标。作為團隊領導者,你可以通過向成員們分享自己的年度目标,以及你在制定這些目标時所進行的每一個選擇來做示範;确保團隊成員能夠聯系更深刻的使命感,為每個工作任務設計具體目标,而不是隻關注數字或其他數據;鼓勵團隊成員也為他們的個人生活和工作設定目标。
講述正确的故事:
團隊應該書寫屬于自己的故事,講述他們為什麼要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以及做這些事情為什麼很重要。确保團隊成員能夠圍繞這些故事加強對整個團隊任務的理解和信念。當你向别人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确保能夠将信息準确而恰當地傳達給目标受衆,比如股東、批發商或者零售商,最大限度地影響對方,以提升合作效益。
去發現一種能夠容納混亂的形式,這是藝術家的任務。——薩缪爾·貝克特
現在我們已經構建了由優勢、健康、專注、關系以及目标組成的SHARP模型,并且逐項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一方面确定了其中每項都具備讓人們卓有成效地幸福生活的價值,另一方面也明确了當不具備這些因素的時候,個人和組織所要付出的代價。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我們并不是發現并拓展SHARP模型的首創者,我們在前幾章所提及的那些傑出的商業領袖、心理學家和研究人員已經就這五項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育它們進行了廣泛的論述。
你可能還注意到,我們是以一種離散型的順序,用首字母縮寫的形式,即S、H、A、R、P将這五項因素連接在一起的。思想家和研究人員傾向于通過對研究領域和學科進行嚴格的分門别類來解決複雜問題,這是一個常見策略。确實,對這些問題分别進行深入研究非常有價值。然而,正如我們所指出的,在這個飛速變革的世界裡,孤立地看待問題,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但如果把這些概念簡單歸類,我們又會失去系統思考的機會,無法把不同學科、不同想法有機結合起來以使其效果最大化。
好消息是,即使你隻想單獨培育SHARP模型中的某一項,你也會發現這其實是不可能的。在包括你、你的工作、你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在内的複雜系統中,你會發現培養或忽略這個模型中的任何一項,都可能會對其他因素的發展産生深遠影響。
成為“10倍領導者”的下一步就是整合我們在
SHARP模型中所介紹的那些真知灼見與相關技能,并将它們與你在職場内外的發展相結合。
20世紀90年代後期,IT界出現了一個用來描述在高度互聯的系統中偶爾發生大規模連鎖故障現象的術語——級聯失效。這個術語很新,但其描述的現象,即一個組件的故障會觸發其他多個組件的相繼失效,從而引發連鎖反應,最終導緻整個系統都崩潰的現象,并不是術語出現後才有的。“級聯失效”現象經常出現在電網領域,如1996年,俄勒岡州的一條輸電線路發生了故障,其他線路由于負荷增加後來也相繼出現了故障,最終導緻美國西部和加拿大大部分地區的數百萬用戶斷電。
在工作中,我們也許并不會遇到一連串失敗,但一旦遇到,就會很悲慘。多納爾·斯凱恩是一個名廚,也是一個工作狂。他吃得不好,睡得也很少。由此多納爾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以至于他最後徹底倒在了越南醫院的病床上。多納爾無法再發揮自己的優勢,除了慢慢康複之外,他無法再去關注和培養病房外的一切人際關系,無法再去追求任何一個比保持身體健康還重要那麼一點點的人生目标。多納爾的工作和生活戛然而止。
我們遇到的大多數失敗案例都比較微妙,SHARP模型中任何一個因素的衰退或被忽視都會對其他項産生不利影響。如果你将所有的時間都拿去培育自己的優勢,那麼你勢必會感覺自己越來越有動力,并也會在短期内提升自己的表現。但如果你在職場中不與别人交往,或者在工作中沒有目标感,那麼你可能隻會孤零零地完成任務,并錯失一些重要的機會,因為這些機會隻有通過合作或者對自己心之所向的事情時刻保持專注才能獲得。如果你隻專注于變得更健康,那麼你勢必會獲得更多的能量,但如果沒有一個使命或者目标去引導這些能量,那麼你又會發現自己很難持續保持動力,很可能在工作中變得越來越随波逐流。而且因為不像其他團隊成員那樣投入、能夠團結于一個共同願景和目标之上,你的人際關系也會因此受到影響。可想而知,這五項因素也會彼此拖累,讓你的幸福感和職業生涯一起坍塌。
如果你隻是維持SHARP模型中的某一些,而忽視另外一些,那麼你的健康或事業無論如何都可能會受到影響。在工作中有很強的目标感,同時也能增強自己的優勢、維護身心健康、保持專注,但與此同時,卻無法維系一個良好的職場人際關系,這在現實中是非常有可能出現的情況。這樣的人也确實存在,他們通常都是“明星員工”,但他們卻根本不相信相互支持或良好的工作關系是成功的必要條件。傑克·韋爾奇就會解雇這種“明星員工”,不管他們的個人成績如何讓人啧啧稱贊。韋爾奇不想要這種根本不在乎他人的員工。全球著名的互聯網電視網絡公司奈飛(Netflix)也明确表示,盡管一些公司能夠容忍“聰明的混蛋”,但奈飛不願雇用他們,因為與這類人進行團隊合作的成本太高。
在明确究竟是什麼造就了一個“10倍領導者”的問題上,我們是非常謹慎的。我們并不隻是簡單地去考察那些高效的領導者,把他們的個性特征勉強塞進一些讓人抓狂的、人們根本難以企及的公式裡。我們之所以選擇構成SHARP模型的因素,并不是因為它們能形成一個巧妙的縮寫,而是因為我們發現,高效的領導者經常将這些特征結合使用,從而取得令人驕傲的成績。換句話說,“級聯成功”是SHARP模型中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開始我們對使用“協同效應”這個詞是有些猶豫的,因為在當今泛濫的流行詞彙中,它已經變成了最令人厭煩和最容易被誤用的術語之一。但在SHARP模型中,當五項帶來效率倍增的因素結合起來相互作用時,産生的整體效果卻能大于它們各自效果的總和。因此,“協同效應”能完美地描述SHARP模型中各因素相互給力的方式,正是這一方式,真正地實現了一個人幸福感和領導表現的成倍提升(見圖8-1)。
圖8-1 帶來效率倍增的SHARP模型
比爾·喬治是我們發現的最有魅力的領導者之一,他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也是我們在第6章介紹過的美敦力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1991年到2001年,在喬治領導期間,美敦力公司的市值從10億美元增長到了600億美元。自那以後,喬治便成了集商業領袖、導師和暢銷書作家于一身的領導者。
喬治把他的成功大部分歸功于他保持了幾十年的每周聚會。每周三上午,他都會和一群工作之外的好朋友們聚在一起,談論各自近況,分享彼此遇到的令人開心或沮喪的事情。喬治說,這些老朋友們不僅會幫他認識到自己不光是一個企業高管,還會幫助他厘清自己的想法和價值觀,這幫他做出與工作相關的重要決定,即使聚會時的交談與工作無關。“長久的關系,”比爾·喬治寫道,“建立在情感連接的基礎上,建立在願意為實現共同目标而努力的基礎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可以和你分享,隻要你願意真誠傾聽、坦誠回饋。通過對彼此人生故事的分享,我們可以與同事建立起信任與親密的關系。”1
喬治在自己的博客上寫道,與好朋友的聚會幫助他度過了人生中最艱難的時期,包括他的妻子佩妮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并接受治療的那幾個月。喬治非常信任自己的妻子佩妮。佩妮是一位心理學家,專長于綜合健康和康複治療,正是佩妮幫助喬治培養起了正念和健康理念。2016年3月喬治在接受《赫芬頓郵報》采訪時表示:“有前途的公司能意識到員工健康對其生産力和适應力的重要性,因此這類公司會向員工強調應保持健康營養的飲食習慣、科學規律的作息時間。”2
1975年,喬治在佩妮的帶領下,第一次進入了超驗冥想工作坊。今天,喬治已經是職場中最著名的正念倡導者之一了。喬治曾經常常一個人躲在緊閉的辦公室門後悄悄冥想,但現在他每天2次、每次20分鐘的冥想再也不背着人了。2015年2月喬治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表示:“就保持冷靜方面,冥想對我的幫助真的很大……要想成為一個成功的領導者,你除了需要做到真實、腳踏實地,還需要保持專注。”3
喬治在哈佛大學的領導力課程中,要求學生通過冥想或在日記中回答内省問題來練習自我觀照。
在2012年發表于《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文章中,喬治認為,專念力既有助于加強人際關系,同時也有助于創建一個強大的共同使命感。“融合專念的領導方式将幫助你更清楚地認識到什麼對你是重要的,同時也能使你更深入地理解周圍的世界,”喬治在文中寫道,“專念能幫助你清除無謂的瑣事,避免不必要的煩惱,培養對工作的熱情和對他人的同情,讓你能夠逐漸放權給員工。”4
比爾·喬治是花了數年時間才得出這個結論的。他的職業生涯始于那種由權力和恐吓為主導的職場文化。随着時間的推移,喬治發現,這種文化所産生的恐懼不僅會使下屬變得擔驚受怕,也會使領導者變得越來越不真實。2015年喬治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适度示弱,才能和别人建立起真正的情感連接;保持開放,不怕暴露真實的自己,才會持續保有專念的力量。”5
在我們研究的近現代所有領導者中,也許沒有哪個比凱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更脆弱,也更堅強的了。凱瑟琳是《華盛頓郵報》的前出版人,經曆了美國曆史上最動蕩的10年。最初,掌控一家報紙并不是凱瑟琳想要的。1946年,凱瑟琳還隻是《華盛頓郵報》當時的主宰者——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身後的全職主婦。1963年菲利普死後,凱瑟琳很不情願地接手了《華盛頓郵報》及其姊妹雜志《新聞周刊》一把手的職務。作為公司的控股股東,凱瑟琳知道自己别無選擇。
後來凱瑟琳在其獲得了普利策獎的回憶錄《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國現代史》中坦率承認,她是個不那麼靈活并且缺乏安全感的人。作為一名富有的華爾街高管的女兒,凱瑟琳從小接受的教育是要成為一名賢妻良母和擅長舉辦晚宴的貴婦。當她47歲接手出版人這個角色時,凱瑟琳還對商業一無所知。在回憶錄中,凱瑟琳提到其金融導師沃倫·巴菲特是如何教會她讀資産負債表的:資産在左邊,負債在右邊。巴菲特後來回憶起當他看望凱瑟琳時,看到她辦公桌上還放着一張紙,上面寫着:“資産在左邊,負債在右邊。”而那時已經是凱瑟琳接管《華盛頓郵報》10年之後了。
起初,凱瑟琳在《華盛頓郵報》的高管們面前顯得非常害羞,她甚至羞于向記者們發表講話。但讓凱瑟琳自己都感到驚訝的是,作為《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她有一種不可動搖的道德責任感。在許多美國人質疑《華盛頓郵報》不夠正直與誠實的時候,凱瑟琳決定,她的報紙要将真相原原本本地報道出來。凱瑟琳聘請了她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記者,與他們一起分享她的正義願景,并支持記者們的決定,即使面對大量的反對意見,她也堅定地站在記者們的一邊。1971年,凱瑟琳和執行編輯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向美國最高法院上訴,不顧尼克松的白宮禁令,發表了五角大樓關于越戰的“絕密文件”。1972年,當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準備好揭露“水門事件”醜聞時,凱瑟琳的律師和會計師們都建議不要發布這條更為震撼的消息,他們紛紛警告凱瑟琳,這樣做可能會導緻報社關門。
但是,讓公衆了解尼克松政府罪行的責任遠遠超過了對報社前途的擔憂,凱瑟琳決定發布這篇報道。這個決定讓凱瑟琳赢得了所有員工堅定的支持和極大的欽佩,也确立了《華盛頓郵報》作為那個時代最傑出的新聞媒體的地位。得益于《華盛頓郵報》的受歡迎度,華盛頓郵報公司的利潤從1975年到1985年每年都會增長20%。6
2001年7月17日,凱瑟琳的訃告刊登在《紐約時報》上。文章稱,她“将《華盛頓郵報》從一份平庸的報紙轉變為一家美國重要的機構,在這個過程中,她也從一個孤獨的寡婦變成了一個出版界的傳奇人物”7
。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凱瑟琳是一個後天被打造而成的領導者,而非一個天生的領導者。她并不具備顯著的經驗和技能,卻被放在了一個領導者的位置上。但是好在凱瑟琳發現了自己最大的優勢,并利用這一優勢為自己的出版帝國設置了一個崇高的目标,然後再用這個目标來吸引她能找到的最優秀的人才,并與他們建立真誠和積極的關系。
2004年,比爾·喬治發表了一篇名為《真實之旅》(The Journey to Authenticity
)的文章,文章内容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他寫的可能是凱瑟琳·格雷厄姆:“作為領導者,你必須擁有一個基本素質,那就是在每一個方面都做真實的自己。最好的領導者都具備自主性和較高的獨立性。那些對他人的欲望過于敏感的人,很可能會被利益沖突所打敗,因為他們太急于偏離自己原本的路線,或者由于擔心冒犯他人而不願在艱難關口做出決定。對于那些接受我指導的人,我的建議就是:做你自己。”8
這同樣是在寫美國西南航空公司(以下簡稱“西南航空”)近乎傳奇的創始人兼前首席執行官赫布·凱萊赫(Herb Kelleher)。凱萊赫和合作夥伴們最早是在聖安東尼奧一家餐廳的餐巾紙上起草他們的商業構想的。1971年,西南航空開始運營時,整個航空行業的發展環境并不比今天的好到哪裡:競争對手比比皆是;管理費用和資金占用高得驚人;客戶群對價格高度敏感;經濟繁榮與蕭條周期常常無法預測。
但西南航空的創始人們在這個幾乎被客戶普遍厭惡的行業裡,還是看到了很多可改善的空間。他們決定在這個競争激烈的市場上開創自己的市場:搭載短途旅客;停靠小型機場;用更低的成本,快捷準時地運送旅客。
作為首席執行官,凱萊赫非常好地優化了其公司簡單實用的服務方式。凱萊赫有趣、真誠,常常還挺古靈精怪。凱文·弗萊伯格(Kevin Freiberg)在1996年出版了講述航空公司曆史的著作《堅果!》(Nuts!
),其書名就取自西南航空在自家飛機上隻提供袋裝花生米,以代替昂貴的(通常也是糟糕的)航空餐的這一事實。凱萊赫還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他對人際關系的重視與投入。對公司的每個人,從行李搬運工到基層管理人員,凱萊赫都樂于與其交流,哪怕隻是簡單地聊幾句家常。凱萊赫經常在西南航空機場候機區域的員工和乘客間穿梭、閑聊、開玩笑。人們看到凱萊赫在登機口向乘客分發甜甜圈,在航程結束後幫助清理機艙,卸下行李,以促進飛機盡快開始下一段航程。一直到2008年退休之前,凱萊赫都是羅伯特·格林利夫“仆人式領袖”的完美榜樣。
凱萊赫從來沒有把自己淩駕于員工之上,他總是盡力避免其他企業領導通常都會享受的特殊待遇。例如,凱萊赫從來不為自己或其他西南航空的高管選乘公司專機。他要麼與乘客一起飛行,要麼自己出資包下一架專機,搭載團隊抵達目的地。而那些慣于享受的領導者,每當想和員工搞好關系時,往往都會顯得不那麼真誠。
和員工打成一片并分享自己的願景,顯然是凱萊赫最享受也是最擅長的,所以凱萊赫能夠完全專注于自己的工作,而他的員工看到這一點時,也往往會有同樣的感受。凱萊赫和他的員工們是共同努力實現西南航空深遠使命的朋友,《福布斯》雜志因此稱凱萊赫是美國最好的首席執行官。在2013年接受《福布斯》雜志采訪時,凱萊赫講述了一段他曾經與一個機坪操作員的對話,對方說:“赫布,我算是明白了,你在這兒把工作搞得輕松有趣,可能對你來說回家才是上班。”9
自1972年以來,西南航空每年都在盈利。到了21世紀初,它的市值已經超過了美國所有其他主要航空公司的總和。
西南航空公司的飛機上裝飾着大幅畫作,空乘人員會講老套的笑話,唱着千篇一律的歌來播報機艙信息。這一著名的企業文化,讓身在其中的員工保持放松的同時,對工作也能很嚴肅。西南航空公司是美國所有航空公司中安全記錄最好的公司之一。自從1971年公司開始以“西南航空”這個名字運營以來,隻有一起地面傷亡事故。1987年美國運輸部開始跟蹤客戶滿意度,自那時起,西南航空一直是乘客投訴率最低的航空公司。10
一些西南航空的員工很喜歡和凱萊赫在一起,所以他們願意把整個職業生涯都奉獻給西南航空。20世紀60年代,當凱萊赫還在美國新澤西州當律師時,科琳·巴雷特(Colleen Barrett)曾擔任其行政助理。科琳于1978年開始在西南航空工作,并穩步晉升,2001年至2008年擔任公司總裁。在科琳卸任的前幾天,她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做了一次演講。演講中,科琳講述了這麼多年來驅使她和那麼多人努力為美國西南航空工作的使命感。科琳說,1971年,公司剛開始運營時,隻有大約13%的美國人乘坐飛機,而那13%的美國人幾乎都是男性商務旅行者。
“我們想給整個美國自由飛翔的機會,”科琳說,“我們想幫助人們實現他們的夢想。”因為有了西南航空,祖父母每年都可以去探望他們的孫輩;科琳還經常收到來自離異父母的感謝信,感謝空乘人員在途中幫助照看他們的孩子;一些計劃開設公司辦事處的人也會發來電子郵件,詢問西南航空是否計劃為某個城市提供飛行服務,因為不清楚是否能搭乘西南航空的飛機,所以他們沒辦法決定是否在那個城市開設辦事處。科琳收到過很多結婚請柬:情侶兩人異地多年,因為經常乘坐西南航空的航班,而能維持感情的穩定。科琳說:“赫布曾經會去參加所有的婚禮,去見所有的新娘,而我的任務則是為所有的新人買結婚禮物。”
正如科琳所說,西南航空的使命就是:“讓乘坐飛機變得大衆化。”這不僅僅是口頭上的承諾。凱萊赫對西南航空的每個人都能一視同仁,這恰恰證實了他的真誠。凱萊赫将自己的職業生涯都奉獻于實現這一崇高而雄心勃勃的使命。
那麼,凱萊赫是如何确保自己能從困難的挑戰中恢複過來,并保持他所需要的能量來管理這個國家最成功的航空公司的呢?凱萊赫是通過健康的飲食、規律的鍛煉和充足的睡眠來實現這些的。确實,并不像大多數高級管理人員大部分時間都坐在辦公桌後,凱萊赫在與客戶和員工互動時往往會做很多鍛煉。但與此同時,凱萊赫也是個“煙鬼”,每天要抽5包煙,這也使得他在2010年因經常喘不上氣而辭職。凱萊赫拍照時經常一隻手夾着香煙,另一隻手端着一杯威士忌。他是那種少數在工作中就能充滿電的人。“對我來說,”凱萊赫在1999年的一次采訪中說,“和這些人一起工作的效果就像去泡了幾個星期的溫泉,能使你恢複活力、恢複青春,并确保你能夠為西南航空的發展繼續奉獻下去。”12
很顯然,凱萊赫并不完全吻合我們提出的SHARP模型。不過,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我們在“10倍領導力”計劃中也反複強調了這一點,那就是SHARP模型并不是個“一刀切”的公式,并不是其中所有的概念都能與每個人産生同樣的共鳴
。SHARP模型隻是一個告訴你如何在領導中體驗快樂的指導方針,它并不是一個處方。如果你想成為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什麼人,你不會在我們的項目中有任何收獲,因為正如比爾·喬治所寫:“領導力就是完整的你自己。”13
我們知道,并且我們不止一次地看到,在SHARP模型的指導下去努力,能夠提升你的業績、效率和幸福感。當然我們也知道,改變是很難的。了解什麼能讓你更快樂、更有效隻是其中一方面,而知道如何成為更快樂、更有效的人,或者首先相信改變是可能的,才是更困難的。
作為本書的作者,我們還有另外兩個目标:一是告訴你如何使改變更持久,盡管這具有挑戰性,但也是非常可能實現的;二是向你簡要介紹一些工具,幫助你更好地做自己,保持更多的自我本色。
改變很艱難,因為它需要你冒險走出舒适區。持續強化那些有利于我們的行為,削弱阻礙或者讓我們倒退的行為,可以幫我們打破舊習慣,讓我們從不健康的行為模式中脫離出來,進入積極、健康的狀态。
我們在第一部分描述了一個嶄新的飛速變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最具諷刺意味的也許就是在飛速變化的環境中,人類精神作為變革型世界的設計者,就算有發展也往往相當緩慢。當然,也不是人人如此,如果不是因為那些少數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推動了整個新經濟的發展,我們也不會經曆如此激進的時代變革。
從某種意義上說,把一個有才華的人培養成一個快樂的領導者是一場交易,買賣雙方是呈共生關系的組織與個人。在設計“10倍領導力”計劃時,我們也盡最大努力來糾正組織方面所存在的明顯缺陷。比如,讓“10倍領導力”計劃擴展到組織中的每個員工;要求在職場環境中根據這一計劃進行實踐與互動;要安排較長時間執行該計劃;該計劃要衡量出勤率或滿意度調查之外的結果。
然而,決定改變能否發生的不隻是組織因素,個人因素同樣也很重要。2014年發表在《麥肯錫季刊》上的一篇文章試圖解釋為何許多領導力培育項目不能帶來持久改變。文章指出了幾種常見錯誤,其中一個就是這些項目往往低估了人們的思維定式:“首先要明确人們内心深處的想法、感受、設想和信念,這些通常是行為改變的先決條件,而在領導力培育項目中這些卻通常會被忽視。”1
換句話說,不管一個組織做了什麼,除非個體參與者能夠認識到影響自己認知和信念的思維定式,否則改變是不可能的。
以下這些思維定式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它們比态度更具個性特征,但它們也是可以改變的。在工作中,我們不止一次地發現過這些(通常是相互關聯的)思維定式。
盡管現狀并不完美、令人讨厭、讓人感到不舒服、平庸、缺乏進步、看不到前途,但至少目前的狀态是熟悉的,而且通常也并不緻命,也不會讓人過于沮喪,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往往會選擇得過且過,敷衍了事。但是,不願去劃槳破浪推動小船,眼中的兩岸就永遠是枯燥單調的風景。
20世紀50年代,波蘭心理學家所羅門·阿什(Solomon Asch)發表了關于思維定式的研究。阿什向研究中的被試者展示了A、B、C 3條不同長度的線,然後又給他們看了第四條線(見圖9-1),讓被試者判斷這條線和前3條線中哪一條的長度最相似。
圖9-1 阿什從衆心理測驗
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并不存在欺騙和聯想,在對照組中,被試者僅僅依靠自己的認知就能得出正确答案。答案當然是C,結果也與預測的一樣,隻有1%的人回答錯了。但是,當被試者被安排在控制組時,組中的其他成員都被事先告知要給出同一個錯誤答案。結果,在不知情的被試者群體中,有37%的人推翻了自己的正确答案,選擇了多數人所選的錯誤答案,盡管這37%的被試者明明知道那答案是錯的。
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因此我們難免不會去在意别人的想法。但是阿什的實驗卻給我們所有人都上了重要的一課:在意别人想法的後果已經嚴重到會使我們再也看不到比爾·喬治所說的“真實”。有時候我們選擇逆流而上,可能才是對自己和組織最有利的,但最壞的情況卻是,我們可能會不自覺地與組織的每一個目标都背道而馳,把事情搞砸。
還記得第6章那家大公司的顧問所遇到的事嗎?公司裡的所有人,甯願不斷地向CEO撒謊,也不願意讓CEO發火。
聲稱自己不在乎别人想法的人,顯然并不坦誠,如果他真的不在乎,那麼就會無法在這個世界順利地生活和工作下去。我們要求參與“10倍領導力”計劃的人去接受别人,尤其是與他最親近的人的想法,同時也要理解和評估那些與自身相沖突的觀點,這樣才能濾掉雜音,為改變指明方向。
幸福是由你的健康、家庭關系和友誼等因素共同決定的,而最能決定你是否幸福的,卻是你能否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丹尼爾·卡尼曼諾貝爾獎得主,心理學家
也許,人們之所以沒有做出改變,隻是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改善自己的健康或提升自己的效率。他們太忙了。
我們在第5章簡要地讨論過這一點,但這裡非常值得再重複一遍。你很忙,并不意味着你正在做的就是富有意義或卓有成效的事情。如果對“自己究竟是如何使用時間的”沒有清楚的認識,那麼我們就很容易發現自己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最需要做的事情。
10多年前,丹尼爾·卡尼曼和他的同事們開發了一種“昨日重現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旨在幫人們記錄他們對自己如何利用時間的滿意度。研究者們邀請了一些來自歐洲地區和美國的職業女性,讓她們列舉出自己前一天所從事的全部活動,并寫出自己在每次活動期間的感受。這些女性列出的活動包括:吃飯、工作、照顧孩子、購物、通勤、社交、做愛、做家務等。最令人驚訝的發現是,總的來說,作為母親的女性并沒有特别享受照顧孩子的時光。
這并不是說母親不愛自己的孩子,事實上,她們中的大部分都說孩子是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問題是,當這些母親和孩子在一起時,她們并沒有真正在陪伴孩子。她們雖然待在孩子身邊,但通常卻同時在處理各種工作:查郵件、打電話、做下一步安排。盡管這些活動就每一項來說都有可能讓母親們全身心投入,為她們帶來歡樂,但把這些活動放在一起,對于當媽媽的女性來說還是太多了。數量影響質量。由于這些活動分散了媽媽們的注意力,導緻本來可能會有所回報的體驗對這些女性來說也變成了苦差事和負擔。
美國心理學家蒂姆·卡塞爾(Tim Kasser)在其研究中表明,時間充裕代表人們有足夠的時間去追求個人認為有意義的活動,這比物質富裕更能彰顯一個人的幸福
。相比之下,時間匮乏的人總是會感到緊張、匆忙,總是過度勞累、疲于奔命。因此,在大多數人的生活中,時間匮乏都會是一種普遍存在且具有破壞性的力量。
那些經曆過卡尼曼“昨日重現法”的人,對“少即是多”這個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要想改變自身,培養自己的領導能力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就需要在那些能夠使我們更充實、變得更強大的活動與人際關系上花費更多時間
,而不是把時間花在那些耗費我們的精力或者根本無關緊要的事情上。
泰勒在結婚之後,就經曆過這樣一段調整期。在那段時期,泰勒有點沮喪,因為他發現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花同樣多的時間在工作上,但他也感到自己并沒有足夠多的時間與家人共度美好時光。于是泰勒在自己所界定的人生最重要的五個領域,即親子關系、婚姻、事業、友誼及健康中給自己設置了一日重建計劃。當泰勒計算出自己想要在這五個領域分别花費多少時間時,他發現自己每天需要48個小時才能完成這個計劃。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認識到這一點實際上對泰勒是一種解脫。于是泰勒迅速調整,采用了自己所謂的“足夠好策略”(差不多就可以了)。在理想狀态下,泰勒每天要花12個小時在工作上,而現實中,8小時就足夠了,即使這意味着他将拒絕一些自己心儀的機會;在理想狀态下,泰勒每天要練習90分鐘瑜伽,一周練習6天,同時還要去健身房鍛煉,而現實中,一周做兩次瑜伽,每周慢跑三次,每次半小時就足夠了;每周泰勒和妻子一起外出一次,這雖然不夠完美,但足以維持兩人的親密關系。鑒于生活中需要泰勒花費時間的事情有很多,但客觀條件又有限,因此泰勒隻能盡可能做到最好。
更謹慎地使用自己的時間并不總是那麼容易,這意味着我們要學會經常對人和機會說“不”,意味着你做到“足夠好”就可以了。同時,精簡也并不意味着要犧牲成功。哈佛商學院教授、《尋找時間》(Finding Time
)一書的作者萊斯利·珀洛(Leslie Perlow)對緊張的職場環境進行了很多研究,她發現這種環境下的人們總是“感覺自己有太多事情要做,而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即使是在快節奏的高科技公司,珀洛也發現,那些能夠彼此保持安靜、不受幹擾的工程師們,不僅感覺壓力更小,而且往往能完成更多的工作。3
THE JOY OF LEADERSHIP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減少我們在時間分配上的壓力,更多地将時間用于提升個人生活和工作活動的質量,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享受生活,同時也能幫助我們收獲更多并逐漸成長為領導者。
例如,一位對時間的使用質量比較看重的領導者,會盡量避免安排員工進行工作午餐,因為在那種場合下,人們往往會一邊匆忙地從餐盒裡扒拉東西,一邊彎腰弓背地在電腦屏幕上查看郵件或網站,根本無暇顧及身旁的人。如果領導者願意的話,完全可以花點時間把員工們聚在一起,在融洽而良好的氣氛中加強同事關系,或者隻是簡單地放松一下,在彼此的陪伴下享受一頓輕松的午餐。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人們對改變自身行為最常見的嘗試之一應該是“減肥”。針對這項嘗試的研究發現,減肥者和酗酒者、吸煙者、海洛因依賴者一樣都具有相似的複發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數據顯示,50%到80%的節食者體重會反彈。2011年8月,美國國家糖尿病、消化與腎病研究所的凱文·霍爾博士(Dr. Kevin Hall)和他的同事在《柳葉刀》雜志上發表了一項研究,他們對這一現象給出了一個可能的解釋:減肥所花費的時間要比大多數人想象的長得多。霍爾說,大多數人在幾個月内就放棄了節食計劃,因為他們期待的是不現實的結果。4
換句話說,他們沒有采用泰勒“足夠好”的策略,而是采用了“要麼不做,要麼做到最好”的策略。也就是說,他們是因為自己的完美主義而失敗的。
嘗試着培養一個鍛煉身體的習慣,卻總是失敗,其中的原因也是一樣的。你可能會對自己說:“如果我今天不能鍛煉至少45分鐘,那為什麼還要折騰呢?”但過去10年的大量研究證明,每天隻要10分鐘的适度鍛煉就能獲得日積月累的效果,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風險。5
如果不可能完美,那麼好一點兒也比一點兒都不好要強。随着時間的推移,一點點地積累變化更有可能帶來持久改變,迫不及待地想要馬上改頭換面、立刻擁有新的思考和行為模式,這是不現實的。
丹·比特納在其《如何活過100歲》一書中指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細小變化,其影響之大遠超出我們最初的想象。比如,比特納認為我們經常給自己帶來不便,特别是當我們想在一個日程安排非常固定的職場環境裡進行一些體育鍛煉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比特納建議多進行一些小小的改變可能會更合适。例如,走樓梯而不是乘坐電梯,丢開遙控器親自跑一趟,等等。這些小變化加起來也能給我們帶來很大的不同。“這不是個一針見效的高招,”比特納寫道,“但卻是一堆霰彈!一個個健康的小動作,聚在一起時便會産生巨大的影響。”6
多納爾·斯凱恩在完成“10倍領導力”計劃的幾個月後,認為自己最深刻的感受之一就是:“這不會是一個快速的解決方案。”
多納爾說:“這實際上是你必須持續努力的事情,是你每天都要審視的事情。我想我最大的收獲是,我一定要盡最大努力在每天早晨六點半起床,但如果我沒做到,我也不會為此狠狠埋怨自己。我清楚自己從周三到周五都有拍攝工作,所以現實點兒說,每天我大概也就隻能花10分鐘去冥想或者做點自己想做的事兒。這點時間不夠遛一圈狗,或者做一套完整的瑜伽和冥想,但是我會弄點自己的'小霰彈’(小變化)出來,而且我也不會因為沒有做到完美就自暴自棄,因為我覺得隻要能夠讓自己回到最佳狀态,我就很滿意了。”
2014年,瑞士網球名将斯坦尼斯拉斯·瓦林卡(Stanislas Wawrinka)赢得了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的冠軍,這也是他人生第一個大滿貫賽事。體育記者們注意到瓦林卡的左前臂内側有一個文身:“嘗試過,失敗過,沒關系。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即使失敗,每一次失敗都比上一次更好。”7
這句話出自《最糟糕,嗯》(Worstward Ho
),這是1983年塞缪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寫的一篇戲仿作品。貝克特是一位冷漠的後現代主義者,并不擅長販賣心靈雞湯或者勵志名言,但瓦林卡選擇的這句卻有着濃濃的勵志味道。
如果《等待戈多》的作者都承認失敗和堅持是成功的必需品,那麼我們這些普通人為什麼不能呢?當然,沒有人喜歡失敗,但對失敗的正常厭惡和對失敗的強烈恐懼是有區别的。恐懼,這種緊張情緒會麻痹我們,使我們不敢去冒險、去嘗試,尤其是對我們在乎的生活,我們更可能會選擇按兵不動,維持原狀。
但如果沒有失敗,成功也不可能出現。諸多功成名就的人一次又一次地驗證了這點,毋庸贅言。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想提醒一下:世界上最多産的發明家托馬斯·愛迪生在1931年去世的時候,為這個世界留下了2 332項發明專利,其中1 093項在美國。這些成功的發明背後都同時伴随着成千上萬個失敗的實驗,然而愛迪生卻并不太願意将它們稱為“失敗的實驗”,他認為這并不是失敗,隻是1萬種行不通的方法而已。愛迪生說:“很多人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他們在放棄時沒有意識到自己離成功已那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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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卓越領袖研究的沃倫·本尼斯(Warren Bennis)發現,出色的領導者在功成名就之前,幾乎都經曆過至少一次的重大挫折。例如,亞伯拉罕·林肯曾數次破産,27歲時精神崩潰,8次競選公職失敗,但後來卻成為美國曆史上最著名的總統之一。9
我們對客戶和自己經常重複的一句箴言是:“要麼學會失敗,要麼放棄學習。”
随着時間的推移,當我們發現失敗是成為更好領導者的必需品時,我們就能學會如何從失敗中收獲成長。
從某種意義上說,上面提到的思維定式都可被歸類到“認為改變是不可能的”這一更大的信念下。當然,這種信念會大大降低變化發生的可能性。
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卡羅爾·德韋克(Carol Dweck)闡明了人們對自己職業生涯的這種自證預言,并清楚說明了“固定型思維模式”和“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差異。
固定型思維模式是相信一個人的能力,即一個人的智力、身體素質、個性和人際交往能力在本質上是一成不變的。這種思維模式暗示着,一個人要麼因為天生的才華而在學校、工作、體育運動和人際關系中獲得成功,要麼因為缺乏天賦而注定失敗。
相比之下,成長型思維模式是另外一種信念,即相信一個人的能力不是一成不變的,能力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可以而且确實能夠發生改變。人們生來就有一定的能力,但這僅僅是一個起點。一個人要想成功,必須努力,投入時間和大量的精力。
德韋克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研究這些思維模式,并在1998年公布了關于數百名五年級學生思維模式的相關研究結果。在這項研究中,德韋克和同事們将這些五年級學生随機分成兩組,在第一輪的研究中,他們給了每組學生10個非語言智商測試的問題。2015年德韋克在給《科學美國人》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回憶了這輪研究的經過:“在做完第一輪的10道題目之後,大部分學生都表現得相當不錯,我們也都給予了表揚。對于一部分學生,我們稱贊了他們的智慧:'哇!分數相當不錯,你一定非常聰明。’而對于另外一部分,我們則稱贊了他們努力的行為:'哇!很好的分數,你一定相當努力。’”10
在随後的幾輪研究中,德韋克和她的同事發現,那些因智慧而受到表揚的學生在後面的測試中往往會回避更具挑戰性的任務。他們想要繼續嘗試簡單的、更有可能因聰明赢得他人贊美的題目;同時這些學生還變得更容易氣餒并懷疑自己的能力,甚至面對更容易的任務時他們的分數也比之前下降了許多。而那些因為努力受到表揚的學生,即使面對的是更難的問題,他們也都表現得信心滿滿,甚至在接下來的任務中他們的成績還有了明顯的提高。
正如德韋克在2007年接受《紐約》雜志采訪時所說的那樣:“強調努力會給孩子一個他們自己可以控制的變量,讓他們相信成功可以通過努力獲得。而強調天生的聰明會給孩子一個事情的進展無法完全受自己控制的感覺,同時也不能為孩子提供好的應對失敗的方式。”11
2008年,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德韋克講述了蘋果公司負責iPhone軟件的高級副總裁斯科特·福斯特爾(Scott Forstall)的故事。福斯特爾在讀了德韋克的著作《終身成長》後聯系了她,告訴了她一個關于自己的故事。一次,福斯特爾召集了幾位來自各個部門的超級明星員工加入他的下一個項目,但沒有向他們透露項目細節,而是承諾給他們機會“去犯錯,去奮鬥,但最終……做一些讓自己銘記一生的事情”。最後隻有那些立即接受挑戰的人才會進入福斯特爾的團隊。德韋克說:“福斯特爾的直覺是,他想要那些能夠傾盡全力主宰自己命運的人。”12
人們在嘗試運用基于優勢的方法時最常掉入固定型思維模式的陷阱,因為人們誤以為天賦是不可改變的。
THE JOY OF LEADERSHIP
以優勢為基礎的方法需要的恰恰是成長型思維模式:當我們在努力的過程中運用個人優勢時,我們就會獲得更多的成長;當我們鼓勵這種成長時,我們就會幫助他人展現出最好的一面。
成長型思維模式能使人們認識到,巨大的變化并不是天賦作用的結果,而是源于行動,源于做事,源于失敗,源于一次又一次的嘗試。
多年來,我們通過關注領導培育和個人發展的工作,不斷看到有人想通過改變來讓自己更快樂、更有效率,并能夠在組織中承擔更重要、更高回報的工作,但我們也不斷發現,總是會有各種各樣的狀況阻礙人們發生變化。許多人在回首過往的失敗時,都發現自己雖努力許久,卻還是一如既往,與過去的老樣子毫無二緻。多年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證明,把自己變成更好、更快樂的領導者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直到20世紀後期,都沒有科學理論能夠幫助持有這種思維定式的人。因為科學家和普通人一樣,都認為人類出生不久後其大腦就不會再有大的改變了。
但正如我們在第3章提到的,羅森塔爾和雅各布森在1965年公布的有關皮格馬利翁效應的研究報告,似乎就在鼓勵其他心理學家和神經學家去重新審視關于大腦及其功能的傳統觀點。也許大腦并不像傳統意義上認為的那樣,即大腦神經元的連接與功能在人類出生後不久就被固定了,之後即使發生變化,也很小。人類大腦的工作方式也許是可以改變的。
在羅森塔爾和雅各布森進行實驗的同時,也有研究人員開始研究環境對改變大腦神經元之間連接的影響。最初大部分關于神經可塑性(即大腦通過形成新的神經連接來自我重組的能力)的研究都集中于幫助那些遭受腦損傷或中風的人。
這裡有一種解釋大腦如何工作的高度簡化的方式:大腦神經元形成了一個錯綜複雜的連接網絡,通過對特定事件或思想的特定反應,創造出一條條神經通路
。如果一個人經常重複相同或相似的經曆,無論這個經曆是演奏音樂還是專注于自己的呼吸,都能強化那個特定通路,使之更強大、更持久。
神經通路一旦形成,便是一個能夠自我強化的循環回路。接收的信息更有可能是在一個既定的通路中行進,而不是另造一個新的路徑,就像水常在一個已經存在的渠道裡流淌,而不是随意地在陸地上流動。所以說,神經通路一旦形成,更多的信息就會從此處通過,同時這也會增加未來信息于此處通過的可能性,而這又會加深并拓寬這一神經通路。換句話說,就是從一個個小改變開始,日積月累,最終完成巨大的改變。
當一條新的路徑被創造出來并随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強化時,我們就可以說自己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即一個可以預測到結果的行為方式。可能是一次網球的回擊,我們在球逼近時無須思考、停頓,便可流暢地進行反手擊球;或者是彈奏鋼琴時,不需要一直不停地想究竟該用哪根指頭敲擊琴鍵。事實上,我們經常談及的體育、音樂或其他領域的肢體運動,都是經不斷重複而習得的長期習慣,這也意味着神經通路一旦形成,便會是牢固而又自動化的。
神經通路可以是健康的,使人變得更有力量、更有益于他人;也可能是不健康的,使人喪失力量,甚至傷害到他人。例如,一個容易發怒的人,通常其神經會與杏仁核有很強的連接,而杏仁核正是大腦中與憤怒産生相關的部分。相反,一個有着積極心态或沉穩内在的人的大腦中,由外部事件觸發的大腦區域和與愉快情緒有關的大腦區域之間的神經通路會很強大
。
已建立的神經通路會極大地影響我們在特定情況下的反應,這些通路聯在一起,可以被視為我們的總體性格,但這并不意味我們的總體性格是一成不變的。這僅僅意味着,通過神經通路的自我強化,我們的總體性格會變得更加根深蒂固,直到我們決定改變。
為了更全面地講述一些人是如何改變神經通路的,我們将在下面提到過去二十多年來最令人振奮的研究成果。
1997年,愛爾蘭神經科學家埃莉諾·馬奎爾(Eleanor Maguire)和同事們使用磁共振成像技術,對倫敦出租車司機的大腦進行了相關研究并發表了驚人的研究結果。這些司機在通過駕照考試前,通常需要3到4年的學習時間,并且要記住幾乎整個迷宮般的倫敦市區地圖。馬奎爾發現在倫敦出租車司機的大腦中,與記憶有關的特殊大腦區域海馬前區和海馬後區的體積更大。13
2011年,馬奎爾等研究人員将通過了培訓和考試的出租車司機與另外兩組(一組未通過考試,一組從沒有參加過任何培訓與考試)的出租車司機進行了對比,最後的結果又一次證明了神經可塑性的威力。通過考試的倫敦出租車司機,其大腦海馬後區有更多的大腦灰質組織(這些腦組織中包含着處理信息的神經細胞),這比另外兩組司機的都要多。成功通過考試的出租車司機,他們在記憶任務上表現得也要更好,他們真的重塑了自己的大腦。“我們得出結論,”馬奎爾等研究人員寫道,“在成年人中,特定、持久、結構上的大腦變化可以由具有較高認知功能(如空間記憶)的生物相關行為引起,這對'先天與後天’的争論具有重要意義。”14
威斯康星大學的心理學家理查德·戴維森(Richard Davidson)是首先在情緒健康背景下研究神經可塑性潛力的人之一。通過一系列研究,包括對僧侶大腦的檢查,戴維森發現,不僅學習可以改變大腦的運作方式,經常冥想也可以改變大腦的結構和功能。15
2011年,哈佛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通過研究,對大腦産生的變化進行了詳細說明:8周的正念冥想課程增加了大腦海馬體和其他特定區域的皮質厚度,從而影響到情緒調節和自我觀照的過程;冥想也會縮小杏仁核的腦細胞體積,而杏仁核正是負責調節恐懼、焦慮和壓力等情緒的結構。這些變化與參與者自己報告的壓力水平相匹配,這表明冥想不僅能改變我們的大腦,還能改變我們的主觀體驗,即情緒和幸福感。16
在過去的10年裡,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體育鍛煉會改變大腦的結構和功能:刺激感覺神經元的生長17
;促進海馬細胞增殖,緩解抑郁症18
;提高認知能力19
;提高與情緒有關的神經遞質水平,如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和多巴胺20
;提高注意力21
。
我們引入了神經可塑性的概念,因為它動搖了“改變是不可能的”這一信念,使固定型思維模式向成長型思維模式的轉變成為可能,這種轉變對于帶來實際變化是至關重要的。倫敦出租車司機和佛教僧侶大腦的變化幫我們認識到,神經元的數量以及它們溝通和連接的方式與手段,在一個人的一生中都是可以改變的,是具有可塑性的
。
和美國精神病學家傑弗裡·施瓦茨博士(Jeffrey Schwartz)一樣,我們也覺得“大腦灰質的數量與質量決定了我們的能力”這一假設有些牽強。我們仍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因果關系:到底是什麼增加了這些人大腦中的灰質數量,從而造成了神經化學改變?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他們通過一些活動,如學習、冥想或訓練,才使上述反應得以發生。
在《心靈與大腦》(The Mind & The Brain
)一書中,施瓦茨描述了幾十年來他在治療強迫症患者過程中的發現。在接受治療的同時,施瓦茨的病人們在神經通路上産生了顯著而持久的變化:他們将注意力從消極的行為轉移到了更積極的行為。施瓦茨将這稱為“自我導向的神經可塑性”,他後來在與他人合著的另一本書《不聽話的大腦》中,将這一概念更廣泛地應用于解決其他問題。
施瓦茨認為,做出必要的改變并不僅僅是改變神經元、神經遞質和神經通路那樣簡單,畢竟,這些隻是一個人身體的一部分。在區分大腦和意識時,施瓦茨不隻是一個精神病學家,他還是一位哲學家。施瓦茨認為,意識是一個獨立于多巴胺和軸突的實體,這就是他所謂的要用精神的力量去推動大腦的物理變化。施瓦茨認為這些改變為自由意志提供了科學證據,即以人類天生的能力就可以做出有利于自己和世界的選擇。
我們在引言中提到的特裡斯坦和費莉西蒂的例子說明,堅持認為自己有能力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選擇的人,和那些在某種程度上對自己持懷疑态度的人之間有着明顯的區别。我們希望本章能夠提醒每個希望成為“10倍領導者”,以及希望自己能蓬勃發展的人:有欲望是一個好的開始。科學也告訴我們,用欲望激發行動,可以使我們不斷嘗試做出選擇,直到我們真的能像一位演奏協奏曲的鋼琴大師那樣自動、輕松地完成任務。
下一章将介紹用來幫助人們重新為其思想和行為定向的一些程序,這些程序可以幫助人們從那些壞習慣和不健康的行為模式中脫離出來,進入積極、健康的狀态,使其更接近自己渴望達成的目标。我們還将介紹一些工具,以幫助你完成這些改變。
我們的一生,就其形式而言,不過就是由大量的行為習慣、情感習慣、理性習慣堆砌而成的。這些習慣有體系地将我們的幸福與悲傷組織起來,令我們無法抗拒地走向各自的命運,無論這命運結果如何。 ——威廉·詹姆斯,《習慣的法則》
被譽為西方哲學奠基人之一的古希臘學者蘇格拉底,認為理性是美好生活的基礎。蘇格拉底沒有留下自己的作品,他的觀點都是通過他人傳遞給我們的,其中大部分是通過他最著名的學生柏拉圖。柏拉圖曾經引用過蘇格拉底的一句話——“知善即為善”,換句話說就是,一個人一旦知道了要做正确的事情,那麼随之就會做出正确的行為。
也許蘇格拉底的這句話在傳遞的過程中,遺漏了一些重要内容,或者蘇格拉底根本就沒有說過這句話,但無論如何,我們都認為這種說法是錯的。成千上萬的人都想要做出改變,他們也知道這些改變将會使他們和他們的組織受益。在與這些人共事多年之後,我們更傾向于認同包括亞裡士多德和孔子在内的衆多哲學家,而這些哲學家的觀點恰恰與蘇格拉底的相反。
我們所了解的實際情況比蘇格拉底那句話所描述的理想狀态要複雜得多。多納爾·斯凱恩當然知道,當他從一個美麗的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煞費苦心地為他的觀衆呈現那些美味菜肴時,他也應該吃健康、美味的食物。然而,他卻隻能吃加油站的三明治直到惡心。很難想象在無數不鍛煉的人中間,會有人不知道積極的生活方式會給他們帶來多麼大的好處。許多人在西藍花和甜甜圈之間做選擇時會猶豫不決。許多人完全明白他們終有一天會死去,要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心存感激,而不是把所有的一切都當成理所當然,這很重要。但即使他們意識到了這個,他們也并沒有時不時地向自己的周遭表達感激之情,哪怕隻是一點點。
知道什麼對你有好處并不一定意味着你會這樣做,知道隻是第一步。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們闡述了為什麼世界需要更多更好的領導者,我們也解釋了我們所觀察到的優秀領導者的素質和能力的重要性。在第9章,我們明确了行為改變的困難程度,它要求你冒險走出自己的舒适區,這很難,但非常值得,能讓你身心都大有收獲。
如果你讀到了這裡,那麼你該知道的東西其實都已經知道了,但這還不夠,此刻,是時候為你接下來的行動做準備了。1947年,德裔美國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提出了有計劃變革理論,他拿一塊冰來模拟變革過程。勒溫認為,要改變一塊冰的形狀,有三個步驟是必要的:
1.你需要把它融化成液态,一種随時可以接受變化的形式,這一步叫“解凍”;
2.你需要賦予水你想要的形狀,這一步叫“變革”;
3.你需要固化新的形态,即将水重新凝結成冰,這一步叫“再凍結”。2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就是将勒溫的理論适用于個人。雖然與我們經常打交道的客戶都是公司或者組織機構,但我們的“冰塊”其實都是人。當我們把SHARP模型介紹給他們時,我們其實也是在引導他們如何去打破舊的習慣,形成新的方法,并在這一過程中發現領導力的快樂。
下面我們來簡要說明一下如何運用勒溫的理論。
從個人意義上講,“解凍”是用一種新的可能性去挑戰個人現有的思考與行為方式,前提是那些方式是不健康、平庸或令人失望的。從我們接受的案例來看,比如凱文·格林就發現,自己對于和客戶之間的電話互動,無論是享受程度還是推銷結果都不能令他滿意。因此,凱文開始考慮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加投入、更加關注客戶的需求。
這是人們根據SHARP模型做出持久改變的最初階段,即圍繞自己的想法去斟酌、去行動。我們講授的“解凍”策略之一是一種被稱為“欣賞式探詢”(Appreciative Iquiry, AI)的方法。這是由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社會創業研究方向的教授大衛·庫珀裡德(David Cooperrider)開發的。
20世紀80年代,當大衛·庫珀裡德還是一名博士生的時候,他就提出了“欣賞式探詢”的概念。當時,庫珀裡德就領導力的主題采訪了當地醫生,問題包括:
1.你所遭受的最大的失敗是什麼?你從中學到了什麼?
2.你所獲得的最大的成功是什麼?你從中學到了什麼?
醫生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都非常平淡無奇。大多數人都知道要從失敗中學習,因此他們的答案大部分都照本宣科,沒什麼啟發性。
然而,對于第二個問題,醫生們卻能将自己積極合作、勇于創新以及具有美德的一些與成功有關的故事娓娓道來。庫珀裡德和他的博士導師蘇雷什·斯裡瓦斯塔瓦(Suresh Srivastva)由此研發了一個工具,系統而有意識地去欣賞寶貴的成功經驗,然後利用對這種積極體驗的分析去推測未來的可能性。3
總的來說,“欣賞式探詢”就是利用既往的出色經驗啟發當下,去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在這本書的第二部分,每個“SHARPening Moment”都開始于對既往成功經曆的回顧。我們鼓勵人們回憶過去卓有成效的、鮮活的、有啟發性的成功故事,我們也嘗試通過介紹本書所讨論的概念來幫助人們拓寬自己的選擇範圍。
例如,在凱文回顧與顧客互動的過程中自己什麼地方最出色時,其實就是在進行“欣賞式探詢”。凱文天生就是一個善于交際的人,他擅長與人交往,促成有意義的談話。凱文的成功來自他對獨特的環境、思想和客戶感受充滿人情味的理解與反饋。
凱文自己也承認,直到他開始接觸“專注”模塊,并學習了另外一些鼓勵“心流”狀态、減少幹擾、更深入地和人們進行交往的技能後,才完全意識到自己在電話銷售中存在哪些不足。凱文學習的技能和方法包括:放松反應、無電郵時間、有計劃地自由支配時間、目标設定、深度傾聽、“進入他人的'影像世界’”等。4
結合自己既往的成功體驗,以及我們在書中提出的用于培育SHARP模型的方法,你将能在了解諸多理念的基礎上,嘗試運用并逐漸适應自己的生活與工作方式。
我們把行為改變的中間階段稱為“選擇和引導階段”。在這一階段,人們将決定自己所要使用的新行為或新方法,并開始将其付諸實踐。我們引入了非常多的策略和技術來開發SHARP模型,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拒絕一刀切的方法。例如,“10倍領導力”計劃的一些參與者曾坦率地告訴我們,他們永遠都不打算練習冥想,但我們發現他們經常也會為自己留出一段安靜的時間來整理思路,将注意力集中于即将到來的任務。這樣就很好。如果他們不願意,當然也不需要非得把這段安靜的時間稱為“冥想”。
雖然冥想似乎與電話銷售的結果沒有直接聯系,但凱文卻發現冥想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方法,可以讓他在每天一開始就能身心合一。對凱文來說,冥想并不是單單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無意義的符号上,而是能夠給人們一個預覽和引領這一整天活動的機會。除了思考要在電話銷售中采用哪些談話策略,凱文也會留出一些時間,哪怕隻有10分鐘,讓自己在每天工作開始之前安靜地沉思一會兒。
實踐“欣賞式探詢”可以幫助我們決定哪些工具與策略最适合我們,但這不能幫我們完成所有的事情。我們必須激勵自己,憑借自己的力量或别人的支持,發掘那些能讓我們繼續改變下去的動力。
在這個關鍵的中間階段,我們用于幫助人們步入新軌道的一個技能就是“好像原則”。
1982年在由大衛·馬梅特(David Mamet)改編的電影《大審判》(The Verdict
)中,保羅·紐曼(Paul Newman)飾演的律師弗蘭克·高爾文在他的最後一場辯護中,向陪審團說了一段充滿激情的辯護詞,他說:“在我的宗教裡,他們說:'像有信心一樣地行事,信心必将給予你。’如果我們要對正義有信心,我們隻需要相信自己就是在公正地行事。”5
我們很喜歡台詞中的這句引述,但不知道馬梅特是從哪裡找到的,我們找了很久也沒有發現這句話的出處。電視劇《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
)的制片人艾倫·索金(Aaron Sorkin)顯然也很喜歡這句話,在該劇早期的某一季中這句話就被用作過台詞。劇中裡奧在試圖說服傑德競選總統的時候,傑德告訴裡奧,雖然裡奧對自己很有信心,但遺憾的是他并不能與裡奧一樣對自己充滿信心,裡奧對此回答說:“'隻要你讓自己像真的有信心那樣去做一切事,信心就會從你心底油然而生。’換種說法就是:先假裝自己好像有,直到自己真的有。”6
事實上,“假裝你好像行,直到自己真的行”這背後是有科學依據的。19世紀後期,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開始探索情感與行為之間的關系,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他開始挑戰“情緒與行為之間呈單向的因果關系”這一傳統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情緒是行為的根本原因,如果你感到快樂,你就會微笑;如果你覺得難過,你就會皺眉。詹姆斯卻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情緒和行為之間是一條雙行道,也許你隻要微笑,就能夠感到快樂;隻要皺眉,就會感到傷心。
理查德·懷斯曼(Richard Wiseman)在其著作《好像原則》(The As If Principle
)中指出,幾十年來,層出不窮的勵志類書籍隻會引導人們去改變他們的思維方式,卻忽視了人們的行為方式。随後,研究人員将詹姆斯的理論應用于各種測試。20世紀70年代,心理學家詹姆斯·萊爾德(James Laird)通過測試被要求采用不同面部表情的被試者,發現人們對幸福的主觀感受存在差異。7
懷斯曼引用後續研究表明了這種效應同樣适用于我們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寫道:“隻要你表現得好像你就是那個特定的人,那麼你就會變成那個人。我将此稱為'好像原則’。”8
埃倫·蘭格在1979年的一項研究中,選擇了一群70多歲的老年男性作為被試者,她為這些被試者設定了一個為期5天的聚會,并将此聚會命名為“懷舊周”。這群被試者在5天内,要假裝自己好像生活在20年前,并且被告知不可以向彼此提及任何1959年以後發生的事情,所有的對話都要用現在時态。蘭格和她的團隊還悄悄地撤走了這些人在最近20年一直依賴的環境支持與援助。
在5天的時間裡,蘭格對參與者進行了各種生理和心理上的評估,發現他們的靈活性、血壓、視力、聽力和運動速度都有了改善。假裝自己好像年輕了20歲的舉動,顯而易見轉變或減輕了衰老對這些老人身體和心理的影響。蘭格在後來的出版物,包括在她自己的書《生命的另一種可能》9
中分享了這個故事。
懷斯曼在書中還引述了其他的研究,這些研究都證明了某些特定行為的力量會影響我們的思想和情感,會讓我們更加有毅力10
;在談判中态度更強硬11
;在生活中更少有負罪感12
;更有說服力13
;甚至會讓我們墜入愛河14
。
改變是很難的,但“好像原則”會輕輕地促使我們離開那些經常用來替自己的不作為或拖延辯護的“合理”理由:“等我再多點兒時間,我就去做。”“我還需要再多考慮一下。”“我現在沒感覺。”我們不需要把自己所有的想法和感覺都先梳理得一清二楚,那隻是我們不願意離開舒适區的借口。就像“好像原則”說的那樣,開始的最好方法就是假裝你已經開始了。
斯坦福大學的體操教練丹·米爾曼(Dan Millman)也是一位暢銷書作家和演講家,他是當代的著名思想家之一。米爾曼相信當今許多勵志類大師并沒有對人們的外部行為有足夠的關注,而隻是緻力于梳理一團亂麻的内在世界。米爾曼在其著作《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中寫道:
要想改變你的人生軌迹,以下兩種基本方法可供你選擇:
1.你可以全神貫注地去思考,找到自己的關注點,确認自己的力量,釋放自己的情緒,并想象積極的結果,這樣你就可以自信而又勇敢地下定決心,去做出改變,去感覺有足夠的動力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
2.你還可以,什麼都不想,隻管去做。15
或者就像裡奧·馬加瑞所采取的另一種方式:假裝它好像有,直到你真的有。
看起來,一旦選擇和引領階段完成,似乎困難的部分就結束了,你已經抛棄了陳規陋習和令自己不滿意的做事方式,選擇了新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你比以前更快樂、更健康、更高效、更有影響力了,那為什麼你還會重蹈覆轍、回到過去?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可能沒人知道為什麼。為什麼會有人在戒煙幾年之後又重新開始抽煙?為什麼人們在減肥、健身之後還要掙紮着繼續減肥?我們隻知道從多年的經驗來看,确實有相當多的人會重蹈覆轍。第三階段是最困難的,因為它永遠不會結束,它不僅要你習慣更健康、更快樂的生活與互動方式,還要你克服想要回到老路上的莫名欲望。
阿蘭·德波頓(Alain de Botton)在《寫給無神論者》一書中,借鑒了很多受人尊敬的哲學家和神學家的觀點,認為每個人都可以過上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德波頓本人是一個無神論者,他認為宗教道義源自實用主義的需要,這些需要對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因此被認為是神的啟示。所有宗教人士遵循這些道義的方式之一,就是通過典禮和儀式來反複贊美和闡明自己的信仰。
我們強烈建議你首先明确自己想要在生活中改變什麼,然後圍繞這個改變建立一些習慣。我們使用了ritual這個詞比較世俗的定義,即一個既定的程序或慣例,用它來強化引入和維持行為變化的重要性。你要将你渴望的那些領導力行為變得像每天刷牙那樣自然而然,這才是你的真正目标。
THE JOY OF LEADERSHIP
對于改變已固化的神經通路的最好方法,就是假裝我們好像已經做到了,直到我們真的做到。持續強化那些有利于我們的行為,削弱那些阻礙或者讓我們倒退的行為,用能夠彰顯自己想要的變化的那些方式來持續行動。
哈佛神經學教授阿爾瓦羅·帕斯誇爾-萊昂内(Alvaro Pascual-Leone)是利用大腦成像技術建立行為和大腦活動關系的先驅。我們很喜歡他關于儀式化行為将對大腦帶來永久性變化的說明。
阿爾瓦羅最著名的研究或許應該是他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展的一系列實驗,在這些實驗中,他繪制了剛剛開始學習盲文的盲人學生大腦皮質動态圖。識别盲文是一種需要高敏感度的技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培養。學生們在一周内進行集中學習,周末放假。在實驗的前6個月裡,星期五(一周的學習之後)記錄的大腦皮質動态圖顯示,與手指敏感度有關的大腦區域有明顯擴大的現象,而星期一(周末休息之後)此區域的大小卻顯示有所恢複。但經過大約6個月後,星期五所記錄的大腦變化開始趨于平穩,這種變化在星期一的複原程度也開始逐漸降低。
後續的掃描研究讓阿爾瓦羅推導出,星期一記錄的大腦皮質改變,是衡量學生是仍處于盲文學習階段還是已經成了盲文專家的标準。阿爾瓦羅進一步認為,星期五快速但短暫的變化強化了現有的神經通路,而更細微、更持久的“星期一變化”則意味着全新大腦結構的誕生,可能是新的神經元連接的形成和突觸的萌芽。16
阿爾瓦羅後來的研究發現,在學習鋼琴的過程中,人們大腦的體感皮層也出現了類似情況。阿爾瓦羅進一步揭示,受試者演奏鋼琴以及想象演奏的過程中,大腦負責手指運動的區域也會發生這些變化。17
這種周一和周五的變化适用于任何一種技能的學習。我們都曾有過死記硬背去應付考試的經曆,但無論我們考得有多好,考完不久就會徹底忘掉背過的東西,不會再記得自己到底都背了些什麼,除非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甚至幾年裡持續學習這門課。在死記硬背的時候,我們獲得的是“周五的變化”,但知識來了又走了,因為我們創造的神經通路是暫時的。阿爾瓦羅通過其研究想要告訴我們的是,長期的改變需要時間、努力和堅持。現在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比如我們閱讀或者騎自行車的行為都是永久存在的,它們都屬于“周一的變化”。
這也是我們“10倍領導力”計劃為什麼要持續9到12個月的部分原因,這是和阿爾瓦羅研究中的盲文學習大緻相同的時間周期。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鼓勵那些想實現行為持久變化的人們,要用長遠的目光建立自己可持續的實踐計劃。
為了建立永久路徑并做出持久改變,你需要不斷地學習和實踐,不斷地犯錯誤,不斷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例如,當你發現在與客戶通話時自己講得太多,僅提醒自己要更認真傾聽還不夠,如果這是你想要徹底改變的行為,那麼它應該是有步驟、有計劃并能夠被定期執行的,理想狀态下最好每天都做,并持續幾個月。凱文已經讓用心傾聽成為他日常生活的一種習慣,他也成了一個用心專注的人,但是他還沒有完全走出困境。凱文還要通過不斷練習來完善、保持這種“優勢狀态”。
我們幫助人們建立的不僅僅是新的做事方式,其中也涉及一些不作為的方式,比如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查電子郵件,不與微信好友聯系;工作的時候不開聊天窗口;路過休息室零食櫃的時候也别慢下腳步;每天晚上六點以後就不加班。
出于某些原因,即便是這些簡單的行為,我們做起來的時候也會感覺不舒服,甚至還會很痛苦。但基本上随着時間的推移,這些不舒服和痛苦的感受會越來越少,而我們計劃要改掉的行為發生的概率也會越來越小。其中關鍵是要一小步一小步地去做,要堅持下去,直到我們穩穩地建立了“星期一改變”,并感覺自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舒适區。
米爾曼那句名言“隻管去做”(Just do it)讓人印象深刻。巧的是,耐克公司在1988年将這句話用作其廣告宣傳語,這讓我們一直以為耐克公司老闆應該是米爾曼的崇拜者。事實證明,這兩者之間沒有聯系18
,但這并沒有改變我們對米爾曼“隻管去做”這一口号的看法:它簡短有力又鼓舞人心,像一句咒語,能讓你立刻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勇敢、果斷又激情洋溢的領導者。
但是,要想成為一個有效的領導者并做出必要的改變,一次隻做一件事可不夠,還需要你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做很多事,以此來逐步改善你的想法和表現。“堅持做下去”(Just keep doing it),很明顯少了一些“隻管去做”的激情四射,體現不出決定去做的那一刻,而是把你拖進了一段靠毅力堅持的漫長跋涉之中。也許它不是一個令人振奮的行動口号,更像是一個含蓄的警告,提醒你可能随時掉隊。這聽起來好像有點含糊其辭,但我們保證:就像完成一個困難的改變是可行的,這個改變也是可以持續下去的。
普利策獎得主、記者查爾斯·都希格(Charles Duhigg)在他的著作《習慣的力量》中探讨了這一觀點以及在人們創造和改變行為方式背後更多的科學理論。在都希格的書中,一個陸軍少校這樣說:“如果你養成了正确的習慣,那麼就沒什麼是你做不到的了。”19
舊習确實難改,而有的好習慣即使曾經存在過,也會随着長時間的忽視而慢慢喪失。如果你已經很多年沒碰過自行車,等到重新騎自行車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很笨拙,得練個幾圈才能再次找到平衡,重拾自信。
我們強調要利用重複和習慣,不斷提醒自己前進的道路應該是什麼樣,這是持久改變的關鍵。
正如德波頓所指出的,宗教通過祈禱做到這一點,教徒每天祈禱,有時甚至一天祈禱幾次,在特殊、神聖的日子還會用聖像、贊美詩以及其他象征符号,提醒自己一些重要的事情。
當然,你不需要非得用宗教信仰和信物來提醒自己,畢竟那種提醒并不适用于職場,但你需要一些儀式和聖像的替代品。薩拉·歐賴姆(Sara Orem)等人在《欣賞式教練》(Appreciative Coaching
)一書中講述了羅裡的故事。羅裡是一個熱愛瑜伽和按摩的年輕人,從小就被教育要将工作與生活分開:工作就是工作,人生中的愛好和追求是工作以外的事情。羅裡當時的職業是醫療秘書,但他卻心不在此。羅裡想做些能讓自己真正燃起激情的事情,于是他決定辭去工作,開辦了自己的瑜伽和按摩工作室。
在辭職的前幾個月,羅裡開始感到極度焦慮。他不再抱着希望展望未來,而是開始反複琢磨自己過去失敗的項目和想法。當羅裡展望未來的時候,形勢似乎并不樂觀:“看上去都是些沒完沒了的'如果這樣……就可以那樣……’。”這些都給羅裡迎面潑了一盆冷水,如果沒有人來他的工作室呢?如果沒有人喜歡他呢?如果沒人感興趣呢?羅裡深深地沉浸在對過去的失望和對未來的不确定中。羅裡很困惑,自己的希望和夢想到哪裡去了?顯然,是羅裡自己的思考習慣出了問題,正是這種習慣讓他接受了一份對他毫無意義的工作。但羅裡想出了一個辦法。
為了避免被困在過去以及迷失在未來,羅裡選擇了關注當下。他拿起自己的手表,在表盤的正面用大寫字母寫了“現在”這個詞。他每天都戴着那塊表,與此同時,新事業的籌建也趨于尾聲。羅裡将當下作為一份禮物來接受,這種心态真的幫助了他。羅裡開始把“現在”看作他唯一可以做出改變的時刻,無論是對他的思想、事業還是身體。
在《欣賞式教練》出版之後,羅裡在他的新事業中也已經成功度過了第三個年頭。羅裡說,現在這塊手表是他的支柱,他無法改變過去,未來也還沒有到來,但手表提醒他,他可以改變現在。20
我們已經将羅裡的方法作為“10倍領導力”計劃的一部分,與參與者一起,通過厘清他們的個人形象,找到能讓他們永久改變自己不良習慣的提醒方式。這些提醒有時會以簡單的圖像形式出現。例如,用弗洛倫斯·南丁格爾的一幅圖片,提醒人們要有同理心,或者也可以用最喜歡的一句名言,或者電腦、手機上的一張屏保圖案。
在我們的項目中,森寶利的迪·布萊克本由衷接受了“提醒”的理念,她現在用了好幾種方法幫自己鞏固好習慣,其中一種就是用一個骰子。正如第5章寫到的,布萊克本想成為一個更好的溝通者,在發表自己的看法之前能夠先傾聽他人的意見。她說:“我和我的生産線經理聊天,問他我做得怎麼樣。他說:'你還可以再慢一點。迪,在發表自己的想法之前先數到10。’”
現在,當布萊克本參加一個會議時,她會坐下來,拿出一個骰子,讓6個點的那面朝上。“我會數到6,”布萊克本說,“這和數到10不太一樣,如果我去參加一個會議,會上談論的正是我特别熱愛的事情,或者我知道談話對象中有喜歡喋喋不休的人,我就會拿出這個骰子。它提醒我,停下來、放慢腳步,傾聽是可以做到的,不必總把自己的觀點放在第一位。”布萊克本和她的團隊成員分享了骰子存在的意義:“我也向他們征求意見。我告訴他們:'當你看到我又急于發表自己意見的時候,幫忙提醒我。’”
許多人發現對他們來說最有用的提醒不是物品,也不是别人的話語,而是他們自己每天都會寫下來反複看的文字。作為讀者,這似乎是一種特别有用的方法。但是記住,提醒并不是這個精心設計的過程的最後一步,永遠不要停止提醒自己所做改變的重要性。
這些采用了我們的理念與技術的人都收獲了令人滿意的結果。如果你想和他們一樣,那麼我們強烈建議你按照如下原則制訂自己的訓練方案:
1.重新回顧本書第3章到第7章的所有觀點,寫下對你來說最重要的、可以用來建立SHARP模型的方法和策略;
2.對于SHARP模型中的每一個因素,你要制訂出自己的“解凍”計劃,運用“欣賞式探詢”,從這本書的建議中汲取靈感,培養對思考和行動的改變方案;
3.改變。挑選出對你最合适的方案去引導自己,如果它看起來很困難、很棘手或者很勉強,請記住“好像”原則:假裝自己已經做到(擁有)了,直到你真的成功做到(擁有)。另外,确保每個選擇不隻是一個含糊其辭的改變承諾,要為每個新的行為安排有規律的訓練和行動;
4.通過習慣和提醒,定期調整自己的方向、鞏固新觀點與行為。如果你不能想出一個聰明的提醒,比如布萊克本的骰子,那麼回到第一步,用自己的話提醒自己,為什麼這個改變對你很重要,以及你打算如何維持鞏固它。例如,為什麼在工作和家庭中建立并維護積極關系對你來說很重要?你打算每天要如何努力做到這一點?這些都可以作為你的提醒。
對于這些提醒,關鍵是每天要慢慢地、有意識地、用心地去一遍又一遍地閱讀,每次都當作是第一次看到它們。此外,從宗教儀式中也可以汲取一些經驗。你可以建立一些類似宗教儀式中日禱的習慣,不過去掉其中的宗教成分,這将幫助你把從本書學到的重要理念加以鞏固,并創造出嶄新而持久的行為和思維習慣,從而更快樂、更健康地生活。
并不是每個和我們工作的人都像迪·布萊克本那樣會對條例與提示抱有興趣。諸如“習慣”和“規範”這樣的詞,往往聽起來就像是苦差事,令人感覺辛苦又乏味。人們擔心,習慣和規範一旦确立,便會使他們的生活失去自發性,削弱他們的創造力。
還記得我們在第4章提到的關于領導力和幸福感的那些誤區嗎?這種擔心就和它們一樣。出于某種原因,許多人始終選擇相信這些誤區。但是大多數取得偉大成就的人會告訴你,靈感是在工作中産生的,而不是在工作之前産生。偉大的俄羅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說過:“一個有尊嚴的藝術家不能以沒有心情為借口而不去工作。”巴勃羅·畢加索說:“你隻有在開始畫以後才知道你要畫什麼。”小說家伊莎貝爾·阿連德(Isabel Allende)說:“出現、出現、出現……過了一會兒,缪斯女神就出現了。”
包括威廉瑪麗學院的教授托德·思拉什(Todd Thrash)和威斯康星大學的安德魯·埃利奧特(Andrew Elliot)在内的諸多心理學家和研究人員紛紛支持這些藝術家的睿智見解。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激勵人們将想法付諸實踐的那些靈感,并不是來自“神靈的拜訪”,而是産生于一種可以激活和管理的精神狀态。1
多年來,安格斯無論是在麥肯錫公司内部還是在合作客戶那裡,一直緻力于培養新一代的組織領導。他發現,在建立新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的過程中,還存在另外一種風險:當習慣慢慢養成時,人們往往意識不到自己已經做出了積極的改變。他們處于變化之中,卻常常看不到是什麼在起作用。他們可能會因此而氣餒,并逐漸喪失驅使他們在第一時間做出改變的動力。正如托馬斯·愛迪生所指出的,人們放棄努力的時候,往往意識不到實際上自己已經是多麼接近目标,多麼接近實現質變的那一刻。
不過,當你試圖将自己培養成一個“10倍領導者”時,你無法通過血液檢測設備來測量與能力和幸福相關的激素以及神經遞質水平的上升與下降,你也無法通過常規的腦部掃描來計算你在周五和周一的變化以及它們之間的差異,你更無法在自己已經變得更有效率、更富有成效、更有影響力時,測量一下自己海馬後區的體積是不是有了變化。那麼你能做什麼呢?
假裝相信。相信這個過程,相信自己并堅持下去,時刻提醒自己什麼對你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正在參與一個需要按部就班、一步步來的行為改變項目,但你的眼睛隻盯着遠方功成名就的巅峰狀态所帶來的快樂和幸福,那麼我們擔心你可能還是沒真正領會到本章的重點。作家尼爾·蓋曼(Neil Gaiman)說:“追求完美就像是在追逐地平線,你得永不止步。”2
堅持下去。你要獲得的能力和幸福并不在未來,而是在當下,在你不斷強化自己的優勢、提升健康和幸福、進入心流狀态、和重要的人經營真實而積極關系的時候,在你于每天的工作中發現更深刻的人生使命的時候。
随着時間的推移,你會看到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現,在組織中激勵和領導他人的能力,以及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快樂。當你能成為一個更好的領導者時,你就會像比爾·喬治所說的那樣,真正成為完整的自己。而在這之前,你隻是可能還沒有意識到這點。
但是,正如我們已經讨論過的,你不能總是停留于反複“思考”你的領導方式,你必須采取行動。現在,你隻是讀完了一本書,它并不能神奇地把你變成真正的自己,也不能給你帶來隻有真正的領導力才能給你的快樂。
那麼,你要如何才能找到通往效率倍增的路徑呢?在20世紀中葉,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本傑明·布魯姆(Benjamin Bloom)提出了教育目标分類學(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現在通常将其簡稱為布魯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這種方法為教育目标的分類提供了一個框架,使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它對所教授的課程進行排序。布魯姆分類學經常被繪制成一個金字塔,以知識和理解(包括回憶事實、解釋觀點的能力)為基礎,而金字塔的頂端則是更加複雜的行為,即評估和綜合了全部信息之後再創造出不同于以往的東西(見圖11-1)。
圖11-1 布魯姆分類學
在這本書中,我們已經爬上了金字塔三分之二的位置,展示了優勢、健康、專注、關系和目标,即帶來效率倍增的SHARP模型,解釋了模型的不同構成,模型中的不同因素該如何應用于不同的情況,以及因素與因素之間不同的關聯方式。
我們還證明了雖然行為改變很艱難,但這遠不是失敗的原因。通過運用傑弗裡·施瓦茨所說的那些能夠改變神經通路的精神力量,以及為建立更健康的習慣持續努力,你就能成為自己一直渴望成為的那類領導者。
領導力和其他藝術一樣,不隻是一種想法、一種知識或者一套技能,無論這些技能有多麼高超。領導力是最複雜、最不可言說的人類行為之一,是一種觀察世界并與這個世界互動從而激勵和鼓舞他人的模式。閱讀這本書,吸收其中蘊含的理念,是成為一個更快樂、更高效的領導者的良好開端。當你将這些理念帶入這個世界,将它們與同事、主管和導師分享并付諸實踐時,你将為自己通向布魯姆分類學中的最高級别打下基礎,你的工作表現、快樂和幸福指數也會攀升到更新、更高的水平。不僅對你自己是這樣,對你周圍的每個人都是如此。正如我們所指出的,這些能力對于組織的成功來說自始至終都是至關重要的。
THE JOY OF LEADERSHIP
全球經濟日益增強的競争力與活力,要求今天和未來的領導者們要将注意力從管理轉向更有效地利用公司多樣化的人力資源。此外,他們還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接受對現狀的挑戰,鼓勵創新,以獲得啟發去鼓舞他人。
敏銳的觀察者也許會注意到,布魯姆分類學随着等級提升,其内容不僅變得更加複雜,而且也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參加過我們9到12個月“10倍領導力”計劃的人們,在結束的時候都比之前要更積極、主動。他們在提升自己工作水平的同時,也在培育和加強自己的個人技能,帶領同事共同為自身和所在組織帶來更多的獲益。
這些參與者發現,當他們更加積極地關注自身已經擁有的東西時,他們就更能活出自己的真實狀态,就像我們在第8章提到的那些傑出領導者一樣。當SHARP模型中的五個因素共同作用時,你會發現培養其中一個或另一個幾乎不需要什麼力氣。有趣的是,你還會像我們項目中的很多參與者一樣,不再把模型中的五個因素當作一個個單獨的個體去考慮。在人們參與“10倍領導力”計劃的早期,當他們還在分别發展一個個單獨的闆塊時,如發展基于優勢的領導力,明白健康的重要性,培養在工作中運用專念的能力,發展積極的關系,或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達成一個更高的目标,他們通常可能會說:“我正在努力吸收本周的内容。”
但之後,将模型中的五個因素放在一起共同練習時,他們通常就會具備協同作用。布萊克本說:“我不認為自己所做的改變是為一個計劃所完成的作業。我大約在8周前結束了這個計劃,現在當我想到SHARP模型時,我會問自己:'這對我的内心來說意味着什麼?’'我做了什麼不同的事情?’其實你所做的事情是環環相扣的,會産生一系列連鎖反應。”例如,布萊克本發現,當她與别人交談時,她會更加注意傾聽,而不是一心多用或隻關注自己的想法,而這同時也有助于加強她與家人和同事之間的關系。
同樣,當多納爾·斯凱恩恢複健康幾個月後,他參加了“10倍領導力”計劃。之前的經曆幫助多納爾意識到,自己的身心健康與他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他說:“(這個項目)來得正是時候。這讓我退後一步,重新審視我的職業生涯、我想完成的目标,以及阻礙我實現目标的原因。這讓我更加關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因為這是我工作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現在,盡管我仍然發現自己忙得不可開交,但我可以退一步說:'好吧,現在是依舊基于我們的欲望做決定,還是基于我們的當下做決定?’”
公司一開始向員工提供的專念培訓,主要是作為一種壓力管理工具。但這一做法卻因為它帶來的各種好處,如更好的決策力、更好的人際關系和更好的表現力而廣為傳播。正如埃倫·蘭格提醒我們的那樣,這是“能量的産生,而不是能量的消耗……你會更喜歡别人,别人也會更喜歡你。因為你不再挑剔,你更有魅力了”3
。
凱文·格林通過專念培訓打磨了自己的銷售技巧,他非常同意以上觀點。他說:“'10倍領導力’計劃提高了我的領導力。它真的讓我在很多方面都成了一個更好的人。我開始對周圍有了更多的關注,愛得更多,傾聽得更多,更加樂于助人,希望給别人帶來更好的東西。我也笑得更多,變得更積極、更健康、更快樂、更聰明了。我的變化真的很大。我看到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漸漸浮出水面,我對自己是誰以及自己要如何成長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從這兒出發,你自然會成為一個更好的領導者。”
讀着多納爾·斯凱恩、迪·布萊克本和凱文·格林這些話,你會發現他們已經攀上了布魯姆分類學金字塔的頂峰。他們分析并綜合了SHARP模型中的各個因素,并創造出了新東西,無論這是不是字面意義上的“原創”。畢竟,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挖掘出來的本能、天賦和潛能,早就存在了,隻是他們“打開了開關”,讓自己變得更快樂、更高效了。
你是否能夠以同樣的方式開啟開關完全取決于你自己。如果你已經讀完并從這本書那些來之不易的經驗中吸取了教訓,那麼你就應該為你的選擇感到激動,因為這意味着你選擇了去奮鬥、去犯錯、去成長為當今世界所需要的那種領袖。
我們要感謝的人非常多,如果沒有他們,就沒有這本書。我們所感謝的人,以下隻是其中一部分。
克雷格·柯林斯(Craig Collins),他傑出的思想和廣闊的胸懷助力了這本書的誕生。
凱倫·巴斯(Karen Barth)、金·庫珀(Kim Cooper)和亞當·維塔爾(Adam Vital),這本書的每一個角落都閃耀着他們的好點子與激情。
我們的編輯,約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的理查德·納拉莫爾(Richard Narramore)和丹妮爾·瑟皮卡(Danielle Serpica),感謝他們的耐心和專業精神。
我們的經紀人,雷夫·薩加林(Rafe Sagalyn)和CJ.洛諾夫(CJ Lonof f),不辭辛勞地幫我們向大衆宣傳我們的想法。
感謝“潛能人生”卓越的團隊工作人員,他們每天都在激勵我們,他們是: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哈蒂·克羅思韋特·艾爾(Hattie Crosthwaite Eyre)、傑裡米·戴維斯(Jeremy Davis)、妮可·赫爾利(Nicole Hurley)、路易斯·哈維爾·卡斯特羅(Luis Javier Castro)、阿特利·克努特松(Atli Knutsson)、西裡爾·科濟列夫(Cyrille Kozyref f)、瑪麗塔·蘭科(Marita Lekmo)、契比索·馬勒度(Tshepiso Maledu)、埃胡德·摩西(Ehud Moses)、康納·歐米拉(Conor O’ Meara)、凱林·米勒(Kerrin Miller)、阿爾貝托·帕迪利亞·裡韋拉(Alberto Padilla Rivera)、卡羅·帕克(Caro Parker)、丹尼爾·菲爾濱–鮑曼(Daniel Philbin-Bowman)、安東尼·皮索(Antoine Pissot)、阿瑞克·普瑞斯曼(Arik Praisman)、米蘭達·舒(Miranda Shu)、蓋伊·希格斯頓(Guy Sigston)、金姆·斯英蘭(Kim Singline)、愛德華·肖特(Edward Short)、奇普裡安·斯皮裡東(Ciprian Spiridon)和内麗·沃斯利(Nelly Worsley)。
感謝我們的導師們,即“10倍領導力”身體力行的實踐者,他們是:皮娅·安德森(Pia Andersen)、沃倫·本尼斯(Warren Bennis)、理查德·哈克曼(Richard Hackman)、馬丁·希特(Martin Hirt)、克萊門斯·赫塔爾(Klemens Hjartar)、埃裡克·拉巴耶(Eric Labaye)、埃倫·蘭格、布萊恩·利特爾(Brian Little)、約書亞·馬戈利斯(Joshua Margolis)、米赫内亞·莫爾多韋亞努(Mihnea Moldoveanu)和菲利普·斯通(Philip Stone)。
最後,永遠感謝我們最親愛的家人,感謝你們對我們的支持、愛、耐心和包容。
考慮到環保需要,也為了節省紙張、降低圖書定價,本書編輯制作了電子版的注釋與參考文獻。請掃描下方二維碼,下載“湛廬閱讀”App,搜索“高效的方法”,即可獲得本書注釋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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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