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大師與桂林的故事

戲劇運動活躍，是桂林抗戰文化城的顯著特點之一。

當時，歐陽予倩、田漢、洪深等戲劇大師先後來到桂林，把桂林當作工作基地，繼續發展中國現代戲劇事業，并運用戲劇的力量，團結各方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關于西南劇展的書籍封面。（資料圖片）

戲劇運動的蓬勃發展，還鑄就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下簡稱“西南劇展”）這一中國戲劇史上的空前盛舉。也為“山水之城”桂林加上了“戲劇文化底蘊深厚”的注腳。

在桂林抗戰文化城落幕的78年後，2022桂林藝術節開幕之際，我們再度穿越時間長河，尋問戲劇大師們為桂林帶來了什麼。

史書記載的成就，俱已詳盡：

瀕臨垂死的桂劇煥發了新生；

抗戰的戲劇隊伍更加壯大堅強；

後世若要研究中國抗戰文化史，北有延安，南有桂林。

歐陽予倩與桂劇改革

桂劇誕生于明代後期，成熟于清初，流行于桂林和桂北一代。在清人唐景崧改良桂劇之前，桂劇沒有自己的劇目，演出的本子多來自元、明兩代的雜劇、傳奇，且多是藝人之間口傳心授。唐景崧自台灣回到桂林後，創作了40多部桂劇劇本，創立了廣西第一個戲劇班社——桂林春班，規範和改造了桂劇的轍韻、服裝和表演風格。

但随着桂林、柳州等地的城市商業發展，桂劇也随之走上商業化的道路，這意味着隻要能賺錢，迎合落後趣味也不見怪。這一時期，地方軍閥又為抽稅抽捐而廣設賭場，桂劇又成了招引賭徒的工具，不分晝夜在賭場演出，造成了桂劇較好的傳統劇目和傳統藝術逐漸丢棄，各種庸俗下流的表演泛濫成災。

上世紀30年代中後期，随着民族危機不斷加劇，“抗日救亡”的呼聲在文藝界同樣高亢。在廣西，有着極大受衆群體的桂劇也期待一場改革。

1935年，唐景崧的學生馬君武在桂林主持成立廣西戲劇改進會，着手新一輪的桂劇改革。但戲改會的工作重點多集中在搜集和整理劇目，幫助藝人讀書識字，改善演出條件和藝人待遇等。各界群衆最為關注的桂劇劇目内容和表現形式的改革，戲改會的動作卻未曾觸及核心。

1938年4月，歐陽予倩應馬君武之邀來到桂林，受聘為廣西戲劇改進會顧問，主持桂劇改革工作。

對于桂劇要怎麼改，歐陽予倩心裡已有主張：

改革桂戲的方案，和改革一切舊戲的方案大體沒有兩樣。第一是使它的内容完全革新，要使内容和現代的社會思想相吻合，而有積極的意義。其次關于形式，我以為“舊瓶裝新酒”這個比拟是說不通的。新的内容應當加以新的處理。

1940年，歐陽予倩與夫人在廣西省立藝術館的合影。記者張苑 翻拍

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紀念館展出的桂林抗戰文化城時期的著名文人照片及畫像。記者張苑 攝

西南劇展演出桂劇《木蘭從軍》劇照。（黃偉林供圖）

很快，當年夏天，歐陽予倩就把自己的平劇（京劇）作品《梁紅玉》改編成“新桂劇”，在桂林南華戲院進行了公演。

《梁紅玉》講述的是：金兵南侵，宋将韓世忠在夫人梁紅玉協助下籌款，禦敵于金山，衆将士同仇敵忾，将金兀術兵馬圍困在黃天蕩。由于漢奸王智、殷農投敵獻策，金兵乘宋軍不備，挖通河道突圍逃走。梁紅玉、韓世忠将軍器分散給百姓，軍民在金鼓齊鳴中奮勇追擊金兵。

劇中，歐陽予倩着力宣揚愛國情操，鞭笞漢奸賣國行徑，借古諷今，連演28場，轟動桂林。

歐陽予倩的改革不隻體現于内容編排上。當時，國防藝術社負責出版了劇本，歐陽予倩在排演時實行了嚴格的導演制度。此外，他還在劇目的表演、唱腔、化裝、布景等方面都做了嘗試。演員也舍棄了藝名，恢複姓氏或改用新名。

《梁紅玉》公演的成功，為低迷已久的桂劇戲壇帶來了新氣象。但戲中梁紅玉忠義潑辣的台詞卻激怒了國民黨廣西當局。在被歐陽予倩拒絕修改台詞後，《梁紅玉》被下令禁演，歐陽予倩不得已遠走香港。

1939年9月，歐陽予倩接受政教界知名人士白鵬飛和廣西省政府的邀請，以廣西省政府顧問的名義，主持廣西戲劇改進會，繼續從事桂劇改革工作。

11月，歐陽予倩将原廣西戲劇改進會所屬桂劇團進行了整頓，并更名為“桂劇實驗劇團”，親任團長。又在1940年3月出任廣西省立藝術館館長兼戲劇部主任。

在桂林期間，歐陽予倩既編排新戲，也整理舊戲。除《梁紅玉》外，他還改編整理并公演了《桃花扇》《木蘭從軍》《漁夫恨》《搶傘》《斷橋會》等劇目。這些劇目既有歌頌曆史上抵抗外族侵略的英雄人物，宣揚愛國主義精神的，也有揭露舊社會的黑暗統治，描寫勞動人民反抗強權的正義鬥争的。經過改革後，桂劇無論在内容上還是藝術上都比舊劇有了很大的提高。毫不誇張地說，歐陽予倩開創了桂劇表現現代題材的曆史，使桂劇第一次反映了現實生活和鬥争，并成為了抗日救亡運動中的一支力量。

轟轟烈烈話劇運動背後的話劇人

發生在桂林抗戰文化城的戲劇運動中，又以話劇運動和話劇人最為活躍。這一時期，不僅是歐陽予倩長居桂林，田漢、洪深、夏衍、熊佛西、瞿白音等劇壇名人也都陸續到訪居住。他們或自己領導話劇團隊，或編寫執導話劇作品。到1944年西南劇展，桂林戲劇運動進入了高潮。

演劇七隊在西南劇展上演出歌劇《軍民進行曲》第二幕第三場劇照。（資料圖片）

《再會吧，香港》劇照（資料圖片）

戲劇《舊家》劇照（資料圖片）

抗戰時期，戲劇家田漢在桂林。（資料圖片）

時間回到1939年10月6日，一場号稱“打破桂林、廣西過去話劇演出水平，揭開以後桂林文化城的劇運（話劇）繁榮的序幕”的演出在桂林新華劇院拉開帷幕。記者在《桂林文化城史話》一書中讀到這樣的描述：

當天，下着大雨，但是熱情的觀衆仍然冒雨前往劇院定座，售票處擠滿了人。下午三時，天氣忽然放晴，好象預告着《一年間》演出的成功。八時正待開演，又因變電箱發生故障而停電，在搶修期間，觀衆無一退場，一直演到深夜十二時方散。到十二日止，一共演了九場，觀衆達萬餘人。

《一年間》是《救亡日報》搬遷至桂林為籌集複刊資金而公演的話劇，也是時任報刊總編輯夏衍的新作。在重慶、香港等地的話劇界決定公演該劇籌集資金後，桂林文化界迅速開始醞釀，并由田漢、夏衍、馬君武、白鵬飛等15人組成發起委員會，歐陽予倩等7人組成導演團，焦菊隐和孫師毅擔任執行導演，演員以國防藝術社話劇團為基礎，還有抗宣一隊、新安旅行團和其他救亡團體，各部工作人員近300人。

公演後，《救亡日報》出版了公演紀念特刊，并發表社論《感謝之辭》。對《救亡日報》來說，公演擴大了報刊的影響力，同時又生動地向廣大群衆宣傳了抗戰信念；又因為公演是文藝界通力合作的成果，既加強了文藝界的團結，又提升了當時話劇的演出水平。

桂林抗戰文化城還接待過來自國外的演出團體。1940年3月8日，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創作的話劇《三兄弟》也在桂林新華劇院公演。演員是日本人，用日語演出。為了幫助桂林人民看劇，夏衍将全劇翻譯成中文，并提前在《救亡日報》上刊登，反響同樣熱烈。

桂林的戲劇運動也并不總是一帆風順。皖南事變後，桂林文化運動處于低潮。為了組織力量繼續奮鬥，杜宣出面接辦新中國劇社，并前往湖南尋求田漢支持。

1941年8月23日，田漢帶着家人移居桂林，這也是田漢第四次來到桂林。甫一住下，田漢立即投入到新中國劇社的創建活動中。

劇社公演的第一個作品是陳白塵新編的話劇《大地回春》。排練《大地回春》時，田漢又構思出了《秋聲賦》，并在當年的12月28日，由瞿白音執導在桂林國民大戲院首演，一直演到次年1月3日。那時“滿城争說秋聲賦，衆人傳唱落葉歌”，桂林戲劇舞台再度萌發春意。

1942年初，正當新中國劇社排練李健吾寫的《黃花》時，夏衍等從香港脫險來到桂林，向田漢、洪深和劇社的同志談了很多香港動人的故事。聽罷，洪深當即決定停排沒有充分反映香港現實生活的《黃花》，另寫一個以香港現實題材為背景的戲來反映我國抗戰的現實，表達人民對黑暗勢力的抗争。

新戲的名字叫《再會吧，香港》，由田漢、夏衍、洪深三人趕寫，并由洪深導演。當時，盡管《再會吧，香港》已經拿到國民黨廣西當局的準演執照，但在3月6日開演時還是遭到了重重阻攔。迫不得已，9日，新中國劇社發布永久停演的啟事。兩個月後，《再會吧，香港》更名《風雨歸舟》，于5月1日在桂林大衆戲院與觀衆見面。

1943年，未來轟動世界的西南劇展開始籌備，更多演劇團隊啟程前來桂林。1944年，西南劇展拉開帷幕。除了叫人應接不暇的戲劇展演，在備受期待的戲劇工作者大會上，田漢演講劇工新任務、熊佛西演講戲劇大衆化問題、張客将演講劇隊作風……戲劇運動在此時被推上了高潮，直至桂林疏散。

“全國戲劇工作者系一群大傻子，假如沒有這批大傻子，便沒有今天這個局面了。”1944年2月15日，西南劇展主要發起人之一田漢在開幕式上慷慨激昂演講時說道。

“今天的局面”是中國戲劇史上空前繁盛的。33個劇團，近千人相聚桂林，互相觀摩學習、交流經驗，抗戰的戲劇隊伍更壯大堅強。

而在更早之前，一批享有盛名的藝術家通過與戲劇家默契配合，讓桂林的文藝力量得以具象化。

石聯星是蘇區來的藝術家，既能演，又能編，還能當導演。抗戰爆發後，石聯星受周恩來的囑托，在黨領導的抗敵演劇隊工作。1940年春，歐陽予倩在籌建廣西勝利藝術館時，為加強話劇隊伍建設，請來了杜宣，杜宣從演劇隊拉來了一批業務骨幹，其中就有石聯星。

在藝術館期間，石聯星先後參演了話劇《國家至上》《日出》，在歐陽予倩的指導下，演技愈發成熟。

1941年，受皖南事變影響，石聯星離開藝術館，參加了新中國劇社的創建工作，并先後出演《大地回春》《秋聲賦》《大雷雨》《戲劇春秋》《再會吧，香港》等劇目。

在桂林的4年時間裡，石聯星在舞台上塑造了許多真實、生動的人物形象，成為受觀衆歡迎和戲劇家公認的優秀演員。解放後，她還憑借角色“趙一曼”，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在國際上榮獲女演員獎的電影演員。

除了話劇運動轟轟烈烈，新舞蹈藝術的種子也在這一時期撒在了桂林。1940年，新舞蹈藝術的先驅吳曉邦應歐陽予倩邀請，來桂林開辦舞蹈班，參加訓練班的學員有30餘人。在桂期間，吳曉邦創作并表演了多個新型舞蹈節目，激發了人們的抗戰思想，受到廣泛歡迎。

那一年，吳曉邦還應新安旅行團之邀，創排了大型舞劇《虎爺》。新安旅行團團員大都是12至15歲的青少年，之前從未接觸過舞劇。所以，在排戲之前，吳曉邦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訓練舞蹈基本功，接着又進行了一個半月艱難的排演。

1940年10月21日，《虎爺》在國民戲院正式公演。原計劃隻演4場，後應觀衆要求增加了兩場，不但轟動了桂林，衡陽、曲江等地的文藝工作者都趕來觀摩學習。吳曉邦在回憶這段生活時說：“我從這一群孩子們的身上，瞧見了新舞蹈幼苗已經在茁壯成長了。他們這些行動，也給了我無限安慰和勇氣。”

1944年1月8日，京劇名伶金素琴在《大公報》上發布啟事，表示願意為西南劇展進行義演以籌集資金。歐陽予倩在劇展招待會上說，金素琴義演捐助5萬元，值得深深感謝。

金素琴是1937年來到桂林的，在田漢、歐陽予倩的指導下，積極投身京劇改革運動。她先後出演田漢的《金缽記》、歐陽予倩的《梁紅玉》《人面桃花》等劇，并在1941年加入四維劇社。

金素琴還是中國第一個為自己寫劇本并演出的人。金素琴自己寫戲的想法是在樂群社看電影《魂歸離恨天》（原著《呼嘯山莊》）時産生的。由于不想讓别人知道自己在寫戲，金素琴每天夜戲歸來，獨自伴着孤燈，伏案揮筆，創作出了京劇版本的《離恨天》。初稿完成後，她交給安娥，待“有譜兒”之後再交給田漢。

1944年端陽節，由于原定獻演的《金缽記》遭禁，田漢決定轉演《離恨天》，并更名《恩與怨》。公演之後，大受好評。

在西南劇展上，以《今古奇觀》中《解語花》寓言為靈感，映射現實題材的傀儡戲《詩人與國王》獲得了觀衆的廣泛共鳴。劇中，傀儡肢體運動靈活，眼睛能轉動，嘴巴能開合，服裝、神态貼合角色，造型鮮活，在演劇者高超的台詞加持下，木制傀儡仿佛擁有了生命。這就是傀儡戲大師溫濤的作品，演劇者也隻他一人。

溫濤在1939年從延安來到桂林，在桂期間，除了從事木刻創作和《新道理》的編務外，其餘時間都在研究傀儡戲。溫濤還是桂林開拓新傀儡戲的第一人。西南劇展上，溫濤帶來了4個指頭傀儡戲，一個提線傀儡戲；疏散時期又為桂師劇團排了《鬼子打鬼子》，并講解傀儡戲的相關知識。抗戰勝利後，他回到桂林，任教桂師的同時，把自己幾年來寫的傀儡戲劇本變成了一本集子，書名叫《樂園的創造》。

壯絕神州戲劇兵，浩歌聲裡請長纓。那時在桂林的戲劇人還有太多，他們與桂林之間的諸多動人故事亦無法用寥寥千字寫盡。

據統計，1938年至1944年底，2000多位中國和世界反法西斯進步文化人士聚集桂林。抗戰時期曾在桂林從事文化活動的林煥平回憶，當時文學方面有茅盾、巴金、邵荃麟、艾青等；戲劇有田漢、歐陽予倩、熊佛西、朱琳、瞿白音等；電影有蔡楚生等；音樂有張曙、李淩等；美術有何香凝、徐悲鴻等；新聞出版有範長江、夏衍、金仲華等；教育有陶行知、馬君武、梁漱溟等……這也讓他在《桂林文化城大全》總序中寫道：

“在中國抗戰文化史上，可以說抗戰時期，北有延安，南有桂林。要研究抗戰時期的中國，一要研究延安，二要研究桂林……桂林的具體表現就在于文化城。”

參考資料：

1 《西南劇展》（抗戰時期桂林文化運動資料叢書）上冊，廣西戲劇研究室、廣西桂林圖書館主編，漓江出版社1984年2月版；

2 《桂林文化城人物選輯》，魏華齡；

3 《桂林文化城史話》，魏華齡，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

4 《歐陽予倩與桂劇改革》（抗戰時期桂林文化運動資料叢書），廣西藝術研究院、廣西社會科學院主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

5 《桂林文化大事記（1937—1949）》，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廣西桂林圖書館編，漓江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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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桂林日報記者張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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