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圖西人逼上絕境的時候，我們不再把他們當成人類……”
在研究人類暴行曆史的時候，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很多施害者都是“平凡人”，甚至“道德高尚”的人。他們在某種道德口号或旗幟下，找到了一種比他人生命更“貴重”的理由，為受害者打上諸如“敵人”類的标簽，然後肆意奪取其性命。我們不再把他們當成人類
by 馬立明
（原文标題為《大屠殺及其執行者們》，配圖為電影《朗讀者》劇照。）
1961年，阿爾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漢娜·阿倫特突然感到無比絕望。她意識到，這位曾策劃處死百萬猶太人的、雙手沾滿鮮血的兇手，既不是變态殺人狂，也不是内心陰暗的人，而是一個非常正常、徹底平凡的人。
“艾希曼的問題正是在于，他跟太多人其實沒有兩樣，他們既不是變态也不是虐待狂，而且他們過去是、現在也仍是可怕且駭人地正常。從法律制度及道德判斷标準而言，這種正常性比所有暴行總和都還令人震驚。”這是阿倫特的痛苦之處。大屠殺的執行者是一個正常人，言下之意，任何正常人在情境的引誘下，都可能成為艾希曼，啟動大屠殺的按鈕。
在研究人類暴行曆史的時候，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很多施害者都是“平凡人”，甚至“道德高尚”的人。他們在某種道德口号或旗幟下，找到了一種比他人生命更“貴重”的理由，将受害者标簽為“敵人”、“他者”、“異教徒”、“反動派”，甚至“蝼蟻”、“爬蟲”，然後肆意奪取其性命。每一場大屠殺或者迫害，都有不可違背的權威，以及精密策劃的話語。
十字軍東征，名為一場清除異端、拯救聖地的“正義之戰”，實際上是對東歐各國的一次宗教侵略戰争，千萬人死于戰火；法國大革命，口号是“平等”、“自由”、“博愛”，卻讓一個個鮮活的個體走上了斷頭台；大部分日耳曼平民在“拯救靈魂”及愛國主義的口号下，參與了對千萬猶太人的迫害。因此，齊格蒙特·鮑曼在其著作《現代性與大屠殺》中發現了這個曆史的詭計，“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不理性，從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蠻，看似悖謬，實則有着邏輯的必然”。
如何解釋1994年的盧旺達種族大屠殺？連當事人都茫然不已。短短2個月内，百萬圖西族人就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自己的鄰居殺死。盧旺達短期内消失了八分之一的人口。這是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種族滅絕暴行之一。那一年的4月6日，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胡圖族）的飛機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附近被擊落，圖西族武裝成為嫌疑對象。在真相未明之際，該事件已經掀起了憤怒的浪潮。7日，由胡圖族士兵組成的總統衛隊殺害了盧旺達女總理、圖西族人烏維林吉伊姆紮納和3名部長。
更可怕的是，在政府、媒體的煽動下，大量平民參與了屠殺。他們手持砍刀、狼牙棒、鐵棍，兇殘地殺死了自己的鄰居。其中還有一些細節令人驚恐，一位胡圖族人拿着斧頭抵着一名12歲孩童的喉嚨，強迫他在父親及其他姐妹面前，強暴自己的母親。在殺戮的同時，還以各種方式達成羞辱的最大化。
事實上，大部分胡圖族的殺人者，都與艾希曼一樣，是一個極端正常的人。據一名法國記者的透露，他們過去大都是農民、教徒，甚至還是老師。在那次大屠殺之前，他們99%居民都沒有殺過人。雖然以前兩族人之間互相有看法，但在日常生活中，也相處融洽。但在一種特定情境的激發下，引爆了長期暗藏的敵意，每個迫害者“突然産生了一種力量”，将砍刀指向鄰居。在殺戮過程中，又演變出了各種殘暴的折磨方式，包括大規模強奸、肢解、迫使對方強暴自己的親人等。
“殺人殺多了，對我而言就沒有意義了……”
“我們隻不過奉命行事，在每個人的熱誠之下整隊，在足球上成群結隊，出去獵殺如同有血緣的靈魂。”
“我們的圖西鄰居，我們知道他們沒有做任何壞事，沒有罪……我們不再是一個一個地看着他們，我們不再停下來辨認他們以前的樣子……他們已經變成很大的威脅。”
“把圖西人逼上絕境的時候，我們不再把他們當成人類……”
以上都是殺人犯對暴行的回顧。他們承認，“殘暴占據了我的心”，然後就喪失了人性。
翻看20世紀的人類曆史，亞美尼亞大屠殺、納粹集中營大屠殺、孟加拉大屠殺、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等，執行者多是大批百姓，或是由普通百姓組成的未經訓練的軍隊，在某種意識形态下放棄人性，追随卓越且有吸引力的權威者下達的命令，消滅所有被标志為“敵人”的同類。除此之外，還有很大規模迫害事件，比如蘇聯的大清洗、印尼的排華行動等，也是這種排斥、打擊某一群體的事件。平民的普遍參與，這又佐證了阿倫特的論述：“邪惡有令人喪膽、蔑視一切言語和思想的平庸性”。
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他的著作《路西法效應》中，以大量的心理學實驗來證明，在某一情境的力量下，好人會變成壞人。他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個是小學老師艾略特将他們班的學生，武斷地按照眼珠的顔色分成了兩群，并告訴他們“藍眼睛”是上等人，“棕眼睛”是下等人，然後班裡便出現了變化——“藍眼睛”的孩子開始摒棄“棕眼睛”的孩子，甚至宣稱後者會偷東西，很快便拳腳相向。簡單的一個措施，就能讓小學生性情大變。還有一個例子，來自中學老師瓊斯，開始在班裡模仿希特勒納粹政權形态，自稱“瓊斯大人”，以口号、信仰、制服來驅使學生。這個實驗後來拍成了一部震驚世界的電影，名叫《浪潮》。
（《浪潮》電影劇照）
津巴多提到的“路西法”，實際上是一個含義豐富的寓言。路西法曾是光的守護者，是上帝最寵愛的天使，但最後成為了撒旦。津巴多指出，簡單的“好人-壞人”的劃分是武斷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善與惡都存在于每個人心中。同時，情境的力量遠遠勝于想象，在某些系統的激發下，比如盧旺達事件中的一個導火索——總統的突然死亡，就足以讓百萬胡圖族人喪失人性，潛伏着的不滿和仇恨便會開啟，将人性拖進惡之深淵。缺乏對生命的敬畏，純粹服從指令，這比窮兇極惡之徒更可怕！窮兇極惡之徒殺人前尚有猶豫，但被“自負的理性”蒙蔽的群體，卻将屠殺當作一件英雄偉業。
在研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襲擊之時，一個令人絕望的結論是：“自殺炸彈客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他們完完全全就跟平常人一樣。”我此前研究日軍神風戰機飛行員的狀态，也是指向了這個結論。他們唱着美妙的歌曲，以一種極其悲壯的自我陶醉去終結生命——他人的，以及自己的。受制于某一種情境，他們先是實現了去人性化，與道德脫鈎，并點燃了仇恨。那種情境——納粹主義、軍國主義、種族主義、激進主義，甚至理想主義等，都制造了這樣的瘋狂、對抗，為暴行提供了土壤。
因此，避免淪為撒旦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絕這種情境。
質疑，質疑你聽到的一切，拒絕盲從，獨立思考。高舉人性的火把，包容與珍視他人的價值。100年前，英德聖誕之停戰，顯得如此的珍貴。德國士兵與英國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槍，互相祝福聖誕快樂，一起喝酒、聊天，并舉行了一場足球賽。他們的和解緣于，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打這場仗。西線一度迎來了奇妙的和平。若有足夠的人性光輝，是可以化解這種仇恨的。
阿倫特說，哪怕一個普通的士兵，“槍頭向上一厘米”，就是對自己的救贖，就是對正義的獻禮。這種善其實潛藏在曆史的每一個角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哪怕在最黑暗的時候，人性善也勇敢地發出了光。這些事情在曆史上也留下了痕迹。我們知道的辛德勒的名單、盧旺達的飯店（大規模拯救行動），都體現了在納粹大屠殺與及盧旺達大屠殺悲劇中人性溫暖的光芒。
更深入的措施是，破壞這種情境。讓極權消失，讓價值多元，讓仇恨化解。徹底使駕馭人性的力量失去效力，這樣才能解放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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