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人類暴行曆史的時候,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很多施害者都是“平凡人”,甚至“道德高尚”的人。他們在某種道德口号或旗幟下,找到了一種比他人生命更“貴重”的理由,為受害者打上諸如“敵人”類的标簽,然後肆意奪取其性命。我們不再把他們當成人類
by 馬立明
(原文标題為《大屠殺及其執行者們》,配圖為電影《朗讀者》劇照。)
1961年,阿爾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漢娜·阿倫特突然感到無比絕望。她意識到,這位曾策劃處死百萬猶太人的、雙手沾滿鮮血的兇手,既不是變态殺人狂,也不是内心陰暗的人,而是一個非常正常、徹底平凡的人。
“艾希曼的問題正是在于,他跟太多人其實沒有兩樣,他們既不是變态也不是虐待狂,而且他們過去是、現在也仍是可怕且駭人地正常。從法律制度及道德判斷标準而言,這種正常性比所有暴行總和都還令人震驚。”這是阿倫特的痛苦之處。大屠殺的執行者是一個正常人,言下之意,任何正常人在情境的引誘下,都可能成為艾希曼,啟動大屠殺的按鈕。
在研究人類暴行曆史的時候,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很多施害者都是“平凡人”,甚至“道德高尚”的人。他們在某種道德口号或旗幟下,找到了一種比他人生命更“貴重”的理由,将受害者标簽為“敵人”、“他者”、“異教徒”、“反動派”,甚至“蝼蟻”、“爬蟲”,然後肆意奪取其性命。每一場大屠殺或者迫害,都有不可違背的權威,以及精密策劃的話語。
十字軍東征,名為一場清除異端、拯救聖地的“正義之戰”,實際上是對東歐各國的一次宗教侵略戰争,千萬人死于戰火;法國大革命,口号是“平等”、“自由”、“博愛”,卻讓一個個鮮活的個體走上了斷頭台;大部分日耳曼平民在“拯救靈魂”及愛國主義的口号下,參與了對千萬猶太人的迫害。因此,齊格蒙特·鮑曼在其著作《現代性與大屠殺》中發現了這個曆史的詭計,“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不理性,從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蠻,看似悖謬,實則有着邏輯的必然”。
如何解釋1994年的盧旺達種族大屠殺?連當事人都茫然不已。短短2個月内,百萬圖西族人就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自己的鄰居殺死。盧旺達短期内消失了八分之一的人口。這是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種族滅絕暴行之一。那一年的4月6日,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胡圖族)的飛機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附近被擊落,圖西族武裝成為嫌疑對象。在真相未明之際,該事件已經掀起了憤怒的浪潮。7日,由胡圖族士兵組成的總統衛隊殺害了盧旺達女總理、圖西族人烏維林吉伊姆紮納和3名部長。
更可怕的是,在政府、媒體的煽動下,大量平民參與了屠殺。他們手持砍刀、狼牙棒、鐵棍,兇殘地殺死了自己的鄰居。其中還有一些細節令人驚恐,一位胡圖族人拿着斧頭抵着一名12歲孩童的喉嚨,強迫他在父親及其他姐妹面前,強暴自己的母親。在殺戮的同時,還以各種方式達成羞辱的最大化。
事實上,大部分胡圖族的殺人者,都與艾希曼一樣,是一個極端正常的人。據一名法國記者的透露,他們過去大都是農民、教徒,甚至還是老師。在那次大屠殺之前,他們99%居民都沒有殺過人。雖然以前兩族人之間互相有看法,但在日常生活中,也相處融洽。但在一種特定情境的激發下,引爆了長期暗藏的敵意,每個迫害者“突然産生了一種力量”,将砍刀指向鄰居。在殺戮過程中,又演變出了各種殘暴的折磨方式,包括大規模強奸、肢解、迫使對方強暴自己的親人等。
“殺人殺多了,對我而言就沒有意義了……”
“我們隻不過奉命行事,在每個人的熱誠之下整隊,在足球上成群結隊,出去獵殺如同有血緣的靈魂。”
“我們的圖西鄰居,我們知道他們沒有做任何壞事,沒有罪……我們不再是一個一個地看着他們,我們不再停下來辨認他們以前的樣子……他們已經變成很大的威脅。”
“把圖西人逼上絕境的時候,我們不再把他們當成人類……”
以上都是殺人犯對暴行的回顧。他們承認,“殘暴占據了我的心”,然後就喪失了人性。
翻看20世紀的人類曆史,亞美尼亞大屠殺、納粹集中營大屠殺、孟加拉大屠殺、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等,執行者多是大批百姓,或是由普通百姓組成的未經訓練的軍隊,在某種意識形态下放棄人性,追随卓越且有吸引力的權威者下達的命令,消滅所有被标志為“敵人”的同類。除此之外,還有很大規模迫害事件,比如蘇聯的大清洗、印尼的排華行動等,也是這種排斥、打擊某一群體的事件。平民的普遍參與,這又佐證了阿倫特的論述:“邪惡有令人喪膽、蔑視一切言語和思想的平庸性”。
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他的著作《路西法效應》中,以大量的心理學實驗來證明,在某一情境的力量下,好人會變成壞人。他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個是小學老師艾略特将他們班的學生,武斷地按照眼珠的顔色分成了兩群,并告訴他們“藍眼睛”是上等人,“棕眼睛”是下等人,然後班裡便出現了變化——“藍眼睛”的孩子開始摒棄“棕眼睛”的孩子,甚至宣稱後者會偷東西,很快便拳腳相向。簡單的一個措施,就能讓小學生性情大變。還有一個例子,來自中學老師瓊斯,開始在班裡模仿希特勒納粹政權形态,自稱“瓊斯大人”,以口号、信仰、制服來驅使學生。這個實驗後來拍成了一部震驚世界的電影,名叫《浪潮》。
(《浪潮》電影劇照)
津巴多提到的“路西法”,實際上是一個含義豐富的寓言。路西法曾是光的守護者,是上帝最寵愛的天使,但最後成為了撒旦。津巴多指出,簡單的“好人-壞人”的劃分是武斷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善與惡都存在于每個人心中。同時,情境的力量遠遠勝于想象,在某些系統的激發下,比如盧旺達事件中的一個導火索——總統的突然死亡,就足以讓百萬胡圖族人喪失人性,潛伏着的不滿和仇恨便會開啟,将人性拖進惡之深淵。缺乏對生命的敬畏,純粹服從指令,這比窮兇極惡之徒更可怕!窮兇極惡之徒殺人前尚有猶豫,但被“自負的理性”蒙蔽的群體,卻将屠殺當作一件英雄偉業。
在研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襲擊之時,一個令人絕望的結論是:“自殺炸彈客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他們完完全全就跟平常人一樣。”我此前研究日軍神風戰機飛行員的狀态,也是指向了這個結論。他們唱着美妙的歌曲,以一種極其悲壯的自我陶醉去終結生命——他人的,以及自己的。受制于某一種情境,他們先是實現了去人性化,與道德脫鈎,并點燃了仇恨。那種情境——納粹主義、軍國主義、種族主義、激進主義,甚至理想主義等,都制造了這樣的瘋狂、對抗,為暴行提供了土壤。
因此,避免淪為撒旦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絕這種情境。
質疑,質疑你聽到的一切,拒絕盲從,獨立思考。高舉人性的火把,包容與珍視他人的價值。100年前,英德聖誕之停戰,顯得如此的珍貴。德國士兵與英國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槍,互相祝福聖誕快樂,一起喝酒、聊天,并舉行了一場足球賽。他們的和解緣于,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打這場仗。西線一度迎來了奇妙的和平。若有足夠的人性光輝,是可以化解這種仇恨的。
阿倫特說,哪怕一個普通的士兵,“槍頭向上一厘米”,就是對自己的救贖,就是對正義的獻禮。這種善其實潛藏在曆史的每一個角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哪怕在最黑暗的時候,人性善也勇敢地發出了光。這些事情在曆史上也留下了痕迹。我們知道的辛德勒的名單、盧旺達的飯店(大規模拯救行動),都體現了在納粹大屠殺與及盧旺達大屠殺悲劇中人性溫暖的光芒。
更深入的措施是,破壞這種情境。讓極權消失,讓價值多元,讓仇恨化解。徹底使駕馭人性的力量失去效力,這樣才能解放人類。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