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期,傅斯年分别緻信朱家骅、翁文灏二人,希望他倆能與陳布雷相商,由陳出面,建言蔣介石特批一筆專款,接濟因病緻貧,困居李莊的梁思成、梁思永兩家人。幾個月後,蔣介石果真批下一筆兩萬元的巨款,由翁文灏轉交傅斯年。近來央視播出的多集電視片《梁思成林徽因》中,有傅的領款收據(實物)。這一義舉,在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的傳記中,均有記載,一些相關的圖書(比如《發現李莊》)也不忘提及。
這是曆史的真實,誰也無法撼動其堅硬的根基。
再堅硬的根基,也擋不住有心人細細察看。
往細裡看,二梁的情形并不相同。思永是史語所專任研究員,本人有病,傅斯年身為史語所所長,為之請款,乃職責所系,義不容辭。與思永相比,思成的情形大為不同。思成系營造學社代社長,營造學社并非史語所的下屬單位。思成家庭,因病緻貧,非是思成本人患病,而是其夫人林徽因身染沉疴。思成本人與史語所的關系,僅是前一年被聘為史語所的兼任研究員,每月有100元的薪饷補助。
這樣一來,說是為梁思成請款,莫如說成是為林徽因請款。往深裡說,傅斯年情感上側重林徽因,甚于梁思成。這是一個近乎刁鑽的命題,端看能否給出周全的論證。
給朱家骅、翁文灏兩人的信,是1942年4月18日寫的,蔣介石特批的兩萬元款項,是9月28日派人送到翁文灏辦公室的。也就是說,蔣那邊,五個月未見動靜。且來看看,這五個月裡,傅斯年還做了些什麼努力。
翁文灏那邊後來是見了效,并不是說朱家骅這邊沒有盡自己的努力。可能是朱覺得,這樣的事驚動最高當局,未見得會有效果,還不如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内設法解決。他的辦法是,說動中英庚款基金董事會總幹事杭立武,給林徽因設個學術著作項目,給以“科學研究補助”。為此,傅斯年與林徽因相商,讓林報上她舊有的《中國之建築》未完成稿。傅還拉上李濟,給林寫了推薦書,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拟請給以最高之待遇,即立武先生近示一般辦法中三百八十元之數”,且建議“似可由四月份或五月份起支給”。這是傅的一個舉措。時間是5月13日。可說全是為了林徽因,連借梁思成之名都免了。
再一個是,等了許久,陳布雷那邊沒有動靜,傅斯年決定親自向蔣介石進言。他讓李濟拟稿,李濟不知傅的心思,隻有實實在在地拟稿,分兩部分,第一部分題為“梁思永對于中國上古史之貢獻”,第二部分題為“梁思成、林徽因對于建築學之貢獻”。從分量上說,前者重些,後者輕些。這個拟稿到了傅斯年手裡,大加删改,将梁思成及其夫人林徽因對于建築學之貢獻放在前面,将梁思永對于中國上古史之貢獻放在後面。且加大了對林徽因的頌揚,有這樣的話:“思成之夫人林徽因女士,當代之才女也。亦留美學建築,與思成同志,于營造學社之工作貢獻甚多。”特别強調“徽因女士雖工作亦如其他營造學社社員,但并無獨立之收入……卧病之人尤不能缺少醫藥營養,故思成所需之救濟,與思永等”。時為6月16日。(台灣史語所《傅斯年遺劄》第三卷第1281頁)
抗戰勝利後,梁思成一家要返回北平,在清華大學設立建築系,在重慶等待航班期間,住在上清寺聚興村中研院招待所(後來搬到沙坪壩何廉的房子)。此處也是傅斯年在重慶的辦公處。傅曾去看望過梁林夫婦。1945年11月30日,傅斯年給其妻俞大綵的信裡說:“梁思成夫婦這次來,竟是頗疏遠的樣子!”(同上書第1627頁)
那隻是梁思成夫婦在一起時,給傅斯年留下的印象,或是傅斯年自己的感覺。這一段時間,傅斯年很是忙碌,剛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又奉最高當局之命去昆明處理學潮,還要參加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7日給俞大綵信裡,又一次提到了梁思成夫婦:“現在托徐轼遊兄帶去此信,另帶啤酒一小罐(林徽音送我,梁二反對之)。”(同上書第1666頁)梁思成排行為二。信中梁二,該是傅俞夫妻間平日對梁思成的指稱語,不會是此番專為蔑視而另鑄新詞。
重慶居住期間,林徽因曾去醫院檢查身體,病情惡化,活不長久,朋友圈内已廣為人知。3月5日傅斯年給俞大綵的信裡說:“林徽音的病,實在沒法了。他近月在此,似乎覺得我對他事不太熱心,實因他一家事又卷入營造學社,太複雜,無從為力。他走以前,似乎透露這意思,言下甚為怆然,我隻有力辨其無而已。他覺得是他們一家得罪了我。他的處境甚凄慘,明知一切無望了,加上他的辦法,我看,不過一二年而已。”從信中可知,這期間傅曾去看望過林,且有較深入的交談。寫至此處,傅斯年特加一注:“你可寫信給他。昆明北門街七十一号金嶽霖轉。”指稱女姓仍用他字,該是傅氏的一個習慣。據此信可以看出,俞大綵與林徽因的感情亦不薄。傅斯年知道,光複之後,分手在即,他已不可能給林徽因切實的幫助,仍希望妻子寫信勸慰病困中的老朋友。(同上書第1674頁)
不知道說了這麼多,于這個近乎刁鑽的命題,算不算給出一個也還周全的論證。
以上所言,皆确鑿有據。這後一種真實,對前一種真實,絕不是什麼消解,而是更高層面上的認定,讓幹癟的曆史真實,放射出人性的光輝。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