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赫魯曉夫将克裡米亞作為“恒久友誼的象征”劃歸烏克蘭。
克裡米亞半島正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國際關注。亞努科維奇政府事實上被推翻,僅僅宣告了持續多月的烏克蘭政局動蕩第一階段的終結。克裡米亞的最終歸屬以及由此引發的烏國内外力量的複雜博弈,标志着危機第二階段的高潮即将到來,這甚至有可能成為歐亞地區大國權力配置格局再度分化重組的另一個引爆點。
問題在于,為什麼克裡米亞問題會在烏克蘭當下的重重危機中成為焦點?俄羅斯和西方為何都将克裡米亞作為壓制對方的一張戰略牌?克裡米亞的政治力量和普通民衆為什麼在這樣一個敏感時刻選擇對統獨問題作出抉擇?嚴格來說,克裡米亞局勢之所以出現前所未有的動蕩,除了烏克蘭危機的後續影響外,其自身的曆史問題也是重要因素。
成吉思汗後裔奠定文化基調
克裡米亞半島位于黑海東北部,毗鄰近東地區兩大洲的咽喉,地理位置極具戰略意義,曆來處于各種文明、宗教以及大國利益彙聚與沖突的關鍵場域,有着極其複雜的曆史脈絡與文化構成,見證了多次重大的種族及政治歸屬的興衰遞嬗。
在相當程度上,克裡米亞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曆史命運。正如研究克裡米亞問題的著名學者薩斯(Gwendolyn Sasse)指出,這實際上構成了克裡米亞自治或獨立的最關鍵因素。可以說,它的發展史就是不同文明、宗教、治理模式相繼主導和塑造這一地理樞紐的複雜過程。
古希臘詩人荷馬在長篇史詩《奧德賽》中,曾提起過黑海北部居住着西米裡人,這被認為是有史以來對克裡米亞地區人類活動最早的文獻記載,盡管當代學者對于西米裡人到底是外來移民還是本土居民尚有争議。
公元前七世紀,斯基泰人将西米裡人趕出了半島,開始在此長期活動。約200年後,希臘“曆史之父”希羅多德将這些人描述為說印歐語的遊牧者。
随後的近兩千年時間裡,克裡米亞半島先後經曆了希臘人、哥特人、匈奴人、可薩人及拜占庭帝國的征服和占領,而1237年,主要混合了蒙古和突厥血統的金帳汗國的征服,真正奠定了克裡米亞今天的文化基調。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克裡米亞獲得了今日的地名。至1783年并入沙俄前,克裡米亞主要處于自稱為金帳汗國即成吉思汗後裔的鞑靼人的統治之下。
最早管理克裡米亞的是秃花帖木兒。1430年,成吉思汗的十一世孫哈吉·格來正式建立克裡米亞汗國,定都巴赫切薩拉伊。哈吉·格來統治期間,緻力于推動與當時不斷向東擴張的波蘭-立陶宛公國發展友好關系。1460年,哈吉·格來突然病逝,使得克裡米亞汗國内部圍繞王權展開了激烈争奪,直至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取得政治霸業,才終結了汗國的内鬥——土耳其人占據了半島的部分領土并成立了行省。
1475年,克裡米亞汗國大汗、哈吉·格來六子明裡·格來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俘虜,兩年後獲釋。1478年,奧斯曼當局與克裡米亞汗國簽署了一項重要條約。根據該條約,克裡米亞的統治者成為奧斯曼蘇丹的封臣,蘇丹統管汗國的對外事務,後者則參與前者的軍事行動。
此後,克裡米亞甚至一度成為莫斯科公國的噩夢之一,這個強悍的穆斯林鞑靼人國家曾攻占莫斯科,屠殺了那裡的15萬居民,以至于莫斯科公國在幾十年時間裡不得不在其南部駐紮數萬大軍,準備與克裡米亞汗國進行生死決戰。
有學者認為,即便是這一時期,克裡米亞也絕不是像後來蘇聯史學家宣稱的“鞑靼人成為奧斯曼的提線木偶”,相反,克裡米亞汗國總是試圖在波蘭-立陶宛公國和莫斯科公國之間尋求平衡,以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克裡米亞與波蘭-立陶宛公國共同對付莫斯科公國,另一方面,它又與莫斯科公國結盟對付喀山鞑靼人。而與奧斯曼土耳其的關系,克裡米亞汗國并沒有超出1478年條約的框架,始終參與土耳其帝國的對外軍事行動。
克裡米亞汗國當時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就是捕捉斯拉夫人與羅馬尼亞人為奴隸,并販賣給南部的土耳其人,鞑靼人将這一奴隸貿易稱為“草原民族的收成”。這種情形持續了很長時間。
克裡米亞戰争決定沙俄命運
奧斯曼帝國式微後,沙皇俄國的影響在克裡米亞急劇上升,并利用汗國内部的不穩定竭力插手。
1774年,俄羅斯迫使奧斯曼帝國承認克裡米亞獨立,從1777年起,克裡米亞汗國成為俄羅斯的附庸。1783年,葉卡捷琳娜大帝幹脆直接兼并了克裡米亞半島。她回顧自己的成就時曾說:“我兩手空空來到俄國,現在終于給俄國帶來了我的‘嫁妝’——克裡米亞和波蘭。”從此,克裡米亞半島就成了崛起中的沙俄帝國與占據了半島南部、龐大而孱弱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角逐舞台。
此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沙皇陸續發動了多次俄土戰争,搶到了西起巴爾幹、東至高加索,包括多瑙河出海口在内的大片領土。沙俄頻頻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開戰,主要目的是借黑海打通進入地中海的通道。
沙俄在近東的鲸吞蠶食,引來西方列強尤其是英法的強烈不滿。它們擔心沙俄徹底控制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由此将勢力深入地中海,并威脅英國通往印度的航路以及法國在北非的殖民地。于是,英法暗中支持土耳其對抗沙俄,克裡米亞戰争因此于1853年爆發。
英國、法國、撒丁王國等先後向沙皇俄國宣戰,雙方在克裡米亞進行了慘烈戰争,以長達一年的塞瓦斯托波爾圍攻戰最為著名。沙皇俄國最終大敗,其海軍的光輝時代也因此宣告落幕。正因為戰事不利,當時的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55年郁悶而死,而新沙皇亞曆山大一世則不得不接受登基不滿半年就遭遇一場大敗的結果。
1856年3月30日,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沙俄、撒丁王國、法國、英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經過激烈的讨價還價,最終簽署了《巴黎條約》,正式結束克裡米亞戰争。俄羅斯被迫把多瑙河口和比薩拉比亞南部割讓給主要對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後者對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和塞爾維亞的宗主權獲得了列強的共同保證。作為對戰敗者的一項懲罰,黑海被規定中立化,俄國則被禁止在黑海沿岸建立或保有兵工廠,也不得部署黑海艦隊。
克裡米亞戰争是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現代化戰争”,它極大地影響和改變了俄羅斯的曆史:一方面從軍事上和政治上改變了歐洲列強之間的地位和關系,限制了之後數十年沙俄勢力向南部的拓展,迫使俄國不得不實行戰略退縮;另一方面,由于戰敗在沙俄内部激起的農奴制變革與軍事、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俄羅斯的未來走向。
“雅爾塔體系”影響世界格局
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發,同樣給克裡米亞半島帶來了巨大影響,當地的鞑靼人公開提出了“克裡米亞人的克裡米亞”的口号。布爾什維克最初在此地影響并不大,但在1918年至1921年的内戰中,克裡米亞再次成為紅軍和白軍争奪的一個焦點地區。1920年10月,布爾什維克最終取得了克裡米亞半島的控制權,直至1941年被德國法西斯占領。
蘇聯時期,克裡米亞獲得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地位,屬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主權管轄範圍。克裡米亞實際上在教育、衛生等領域擁有自主權,塞瓦斯托波爾等軍事要塞因為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由莫斯科直接管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克裡米亞半島除塞瓦斯托波爾堅持到1942年7月才失陷外,其餘領土從1941年至1944年一直被德國、羅馬尼亞和意大利占領。在此期間,部分鞑靼人或主動或被動與法西斯占領當局合作。1944年,蘇軍重新解放塞瓦斯托波爾後,斯大林以此為由,把全部鞑靼人強行流放到中亞,約46%的被流放者死于饑餓或疾病。1945年,克裡米亞改自治共和國為州,行政上仍歸屬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令克裡米亞載入史冊的當代國際史重要事件,莫過于二戰結束時在此舉行的雅爾塔會議。1945年2月,美、蘇、英三國首腦在此會晤,并達成了著名的《雅爾塔協定》。這一國際文件對緩和反法西斯盟國間的矛盾、加強統一戰線、協調對德日法西斯的作戰行動、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勝利進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此次會議上制定的列強利益分配方針,對戰後世界格局的形成産生了深遠影響,構成了“雅爾塔體系”。
赫魯曉夫“送禮”留下隐患
1954年,為“慶祝”烏克蘭的哥薩克人與俄羅斯“結盟”300周年,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主導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通過決議,稱“鑒于克裡米亞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經濟上有共同性、地域接近、經濟和文化關系密切”,将克裡米亞作為“恒久友誼的象征”劃歸烏克蘭。
這一舉動在當時看來,也許就是個“肥水不流外人田”或“左口袋進右口袋出”的遊戲,畢竟俄羅斯與烏克蘭同屬蘇聯。但赫魯曉夫絕對想不到,30多年後蘇聯這個牢不可破的聯盟會分裂成15個國家,他的一時興起事實上奠定了克裡米亞成為當前烏克蘭政治沖突重心的曆史根源。
1976年,鞑靼人獲得平反,但并未獲準重返故土。蘇聯當局在驅逐鞑靼人的同時,動員和組織大批俄羅斯人移居至此,俄羅斯人開始超過烏克蘭人,成為克裡米亞半島最主要的居民。從這時起,鞑靼人在克裡米亞總人口中的比例大概在1/4左右。
分離運動的興衰起落
在蘇聯當局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指導下的曆史書寫、記憶書寫及象征符号工程,不僅沒有消解各民族間的矛盾和分歧、完成“蘇聯人”的認同構建,相反催生了三種不同的克裡米亞認同:對于直至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才得以返回“曆史故鄉”的克裡米亞鞑靼人而言,十五至十八世紀的曆史事實足以證明克裡米亞才是他們唯一的家園;對于俄羅斯人而言,克裡米亞先天就是俄羅斯世界的一部分,是葉卡捷琳娜大帝和沙俄帝國的榮耀,鞑靼人則是金帳汗國統治者的同族,是外來侵略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烏克蘭人而言,克裡米亞無論從地理還是從文化等角度看,都是烏克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上溯至中世紀的基輔羅斯時期。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最終激化了蘇聯内部被掩蓋的種種矛盾,最終導緻了蘇聯的驟然解體。在15個加盟共和國中,烏克蘭被較為激進的獨立主義思潮左右。1990年7月16日,烏克蘭議會通過《烏克蘭國家主權宣言》。1991年8月24日,烏克蘭發表國家獨立宣言,正式宣布脫離蘇聯。
而克裡米亞在此前的1991年1月20日就舉行過全民公投,結果在81.4%的合格選票中,有93.3%支持恢複克裡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樣一來,克裡米亞就成了蘇聯最後一個成立的自治共和國,也是唯一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采用這種政體的地方主體。
此時,其他原蘇聯框架内的自治共和國體制正在受蘇聯解體的牽連,幾乎分崩離析,而1944年被斯大林強制遷移至哈薩克斯坦等地的20餘萬克裡米亞鞑靼人的回歸,以及克裡米亞的俄羅斯分離運動的逐漸壯大,都給這個半島的未來帶來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從蘇聯解體初期直至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西方政界、商界、媒體和學術界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克裡米亞勢必成為沖突之島。1993年7月,《經濟學人》雜志甚至警告,一場圍繞克裡米亞的持久、劇烈、血腥及可以想見的核紛争或會出現。悲觀主義者預測,克裡米亞在最壞的情境下将重複南斯拉夫的内戰模式。
不同的分析人士列舉了諸多正在将克裡米亞引入萬劫不複前景的因素,其中包括諸民族對曆史和文化遺産的不同訴求、急劇惡化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在烏克蘭政治版圖中的邊緣地位、尋求獲得高度自治乃至分離的普遍要求及支撐能力、外部大國尤其是俄羅斯的深刻影響等等。可以說,蘇聯的解體為克裡米亞的認同重塑創造了最重要的外部條件,也使其自治或分離運動獲得了與其他獨聯體國家不同的特征。
很多俄羅斯人至今仍把克裡米亞半島看作“自家地盤”,對赫魯曉夫昔日的決定耿耿于懷。一些俄羅斯政治家也不時提起将克裡米亞重新納入俄版圖的倡議,這進一步刺激了克裡米亞内部的分離運動。
1993年7月,俄羅斯議會曾就是否賦予克裡米亞的軍事要塞塞瓦斯托波爾聯邦地位的提案進行表決,結果166票贊成,僅1票反對。此後,出于國内政治的需要,俄政治家在多種場合都表示克裡米亞半島無論如何也不該成為烏克蘭領土。
克裡米亞的分離運動在1994~1995年逐漸陷入低潮。主要原因在于分離運動内部——克裡米亞最高蘇維埃和總統之間的權力鬥争,以及俄羅斯受制于國内轉型的多重困境而無法對克裡米亞分離分子予以實質支持。烏克蘭當局一以貫之的強大壓力也是一個重要的外生變量。
俄羅斯的戰略牌
普京執政以來,俄羅斯的大國意識重新崛起,并首先将目标投向了整合後蘇聯空間。為此,俄羅斯試圖以俄烏特殊關系為核心,通過統一經濟空間等方式重組歐亞戰略格局。
根據俄羅斯國防與外交委員會主席盧基揚諾夫等學者的研究,2011年以來,普京當局積極倡導的歐亞聯盟一體化方案的首要目标,并非哈薩克斯坦與白俄羅斯,而恰恰是烏克蘭。這一時期,克裡米亞的分離運動同樣受到俄羅斯的深刻影響,親克裡姆林宮的青年組織納什等參與了當地的反北約或反美遊行等活動,名為“突破”的青年親俄組織在後蘇聯空間其他幾個“未被承認的國家”,如德涅斯特河左岸、南奧塞梯等地甚至還設有分支機構。
其實,對俄羅斯而言,克裡米亞的分離運動始終是一張壓制烏克蘭“西傾”的戰略牌。到底克裡米亞是獨立、維持現狀還是并入俄羅斯,更多會取決于其時俄的戰略需求,取決于烏克蘭能否保證俄的戰略底線不被突破。無論是葉利欽時代還是普京時代,俄羅斯的立場首先是要在保障烏克蘭領土完整的前提下,将烏克蘭納入自己的利益體系。一旦基輔在疏俄親歐的方向上漸行漸遠,俄羅斯就可以利用克裡米亞問題向其施壓,促使其作出符合俄羅斯利益的理性選擇。
對包括歐盟和北約在内的西方陣營而言,為防止将俄羅斯逼入牆角,避免歐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闆塊因烏克蘭危機急劇重組,讓烏克蘭保持亂而不倒、在現階段不完全“去俄羅斯化”,是一個最符合其利益的選擇。而一旦與俄正面相撞,美國和西方也難以承擔其龐大成本和潛在損失。
(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羅斯研究》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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