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排擠的痛苦：動物等級與校園霸淩丨展卷

生物學家早就意識到，所有動物（包括人類）在嬰兒期和成年期之間都會經曆身體和行為上的變化。人類的青少年時期根植于我們未進化的過去，而充滿青少年時期的歡樂、痛苦、激情和動力并非無緣無故，它們具有精妙的進化意義。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比青春期更關鍵》（中國紡織出版社），标題為編輯所加。 點擊文末“ 閱讀原文 ”可購買此書。點擊“在看”并發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區，截至2022年2月27日中午12點，我們會選出兩條留言，各贈書一本。

撰文丨芭芭拉·納特森-霍洛維茨（Barbara Natterson-Horowitz）、凱瑟琳·鮑爾斯（Kathryn Bowers）

翻譯丨蘇彥捷

有一項研究發現，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有5個人陷入了極度抑郁，其中包括一個寡婦、一個退休警察、一個公司主管、一個家庭主婦和一個大學教授。在當時的美國經曆抑郁并不是什麼不同尋常的事，但這5個人的醫學狀況顯示，他們的抑郁症與心理健康無關。他們是在接受高血壓治療期間陷入抑郁的，而且都在服用利血平（reserpine）這種藥物。利血平會通過降低單胺類神經遞質的水平達到降低血壓的目的，但這種降低單胺類遞質水平的方式似乎也使得這5個患者的情緒變得低落。《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報告這些病例的問題時也指出，當患者停止服用利血平，他們的抑郁症狀就會得到緩解，情緒恢複正常。這項研究引發了一個雖然并非全然正确但非常有影響力的單胺假說：抑郁症是由低水平的單胺類神經遞質造成的，或至少與之相關。

在之後的60年裡，多項研究都對抑郁症與單胺類神經遞質的關系進行了進一步的考察和改進，但最基本的結論仍然是：盡管抑郁症很複雜，不能簡化為單組分子的作用但很明顯在影響人類情緒的諸多因素中，單胺類物質扮演着重要角色。最有名的單胺類物質是5-羟色胺，又叫血清素，會受5-羟色胺選擇性重攝取抑制劑（SSRI）的藥物調控。這類抗抑郁藥物包括百憂解（Prozac）、塞萊卡（Celexa）、來士普（Lexapro）、帕西林（Paxil）和舍曲林（Zoloft）等。如今，人們仍然在使用這些藥物的原因是有證據表明，提高人類大腦某些部分的5-羟色胺水平有可能改善情緒。

5-羟色胺serotonin：一種與包含控制情緒狀态在内的大腦機制相關的化學物質。

現在讓我們考慮一下另外一種來自動物行為領域的知識。當龍蝦剛出生時，這個自由遊動的幼體，怎麼看都不像是有朝一日會長成巨螯戰士的樣子。但不到3個月，它就逐漸長成了成年形态的少年版。接下來的幾年裡，它們越長越大，青少年龍蝦學會隐藏自己。6～8歲時，它們就已經接近成年體型。此時，龍蝦就像鬣狗和人類一樣開始自行分級。如同小雞建立啄食順序一樣，野生龍蝦的等級制度很少是通過争鬥建立起來的。龍蝦能通過觀察其他龍蝦的行為和嗅聞它們的尿液，來辨認并記住誰在它之上，誰在它之下。高等級龍蝦會用腿和觸須攻擊低等級龍蝦，将它們逐出洞穴，而低等級龍蝦則順從地翻着尾巴撤退。龍蝦是種古老的動物，約在3.6億年前，地球上大火肆虐的世代，龍蝦的祖先就出現了。即使過了這麼多年，它們依然在為地位而戰。

但是有一種物質有能力改變這一切。科學家們研究了這些甲殼動物間的等級關系，他們發現，如果給等級較低的挪威龍蝦這種物質，它們便不太會展現低等級龍蝦的典型行為。5當受到挑戰時，它們也不再退縮，反而更願意勇敢戰鬥，而這在低等級龍蝦中并不常見。它們甚至會擺出高級别龍蝦才有的姿态，即最典型的“蝦尾散”（meral spread），這是一種具有威脅性的姿勢，它們會擡起前半身，示威般地揮舞着大螯。事實上，除了新增加了這種物質，龍蝦們所處的環境沒有任何變化，但它們表現出的樣子仿佛不再是低等級的龍蝦。

一項對小龍蝦的類似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當給予低等級小龍蝦這種物質時，它們不再退縮，而是恐吓或戰鬥。這種行為表明它們的地位在上升。它們并不需要實際的戰鬥和獲勝，它們的姿态和行為足以确立支配地位。小龍蝦的同齡夥伴們對待它們的後代也好像它們地位真的得到了提升一樣。等級認知變成了等級現實。在魚類和哺乳動物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現象：用這種物質治療後，低等級的動物會表現出高等級動物的行為方式，它們的同伴也因此開始像對待高等級個體那樣對待它們。

當然，這種物質就是5-羟色胺。5-羟色胺會影響動物大腦中處理社會等級尤其是關于地位升降的功能。同樣，它對人類情緒的起伏也起着關鍵作用。把這兩種結論放在一起，我們能夠看到動物行為學家和人類精神病學家的工作之間有個重要的聯系，即情緒調節和動物地位之間存在某種聯系。

無助和絕望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社會地位下行對社會性動物來說十分普遍，因為沒有任何個體能永遠站在高位。我們已經知道社會腦網絡和傳遞性等級推理這樣的大腦系統是如何檢測地位的變化，并發送神經化學信息（地位信号）促使動物做出增加生存機會的行為的。但這些信号究竟“感覺”如何？非人類動物不可能告訴我們。但科學家通過觀察低等動物的行為發現，如果這些動物能說話，它們很可能會說“感覺一點也不好”。

20世紀初，托裡弗·謝爾德魯普-埃貝在做鳥類觀察報告時，用拟人化和客觀觀察自由結合的寫法，将從“無限權威”的支配地位上跌落的鳥們描述為“精神上極度壓抑、低聲下氣、翅膀下垂、頭也垂在塵土中”。這些被“廢黜”的鳥類“雖然身體沒有任何損傷，但卻像癱瘓了似的”。謝爾德魯普-埃貝進一步指出，如果這隻鳥“長期以來一直是絕對的統治者”，這種反應就會更嚴重，這種極端的社會地位下行“幾乎是緻命的”。其他鳥類學家也證實了這一發現。20世紀英國動物學家溫-愛德華（V.C.Wynne-Edwards）觀察到蘇格蘭紅松雞在與其他紅松雞争奪領地的比賽中失敗後，地位一落千丈的它會“悶悶不樂，甚至郁悶而死”。在人類社會中，這些鳥的表現就是抑郁症。而它們抑郁的導火索正是社會地位的下行。

40年前，比利時鳥類學家同時也是精神病醫生的阿爾伯特·德馬雷特（Albert Demaret）認為，他的患者和他喜歡研究的鳥類在行為上具有相似之處。他注意到，有領地的鳥驕傲地昂首闊步的樣子，使他想起了那些情緒高昂的患者狂妄自大的樣子，而另一些抑郁症患者表現得更像是潛藏在他者領地上的鳥。這類鳥躲躲閃閃、扭扭捏捏、安靜本分，不敢高聲歌唱。

雖然我們不可能詢問這些鳥從令人垂涎的特權位置跌落，又被排擠到危險邊緣有何感受，我們同樣也無法詢問魚、蜥蜴或非人類哺乳動物。

但我們可以問問人類。被辱罵、羞辱，蒙受經濟損失，失戀等種種會降低地位的事情使我們傷心難過、情緒低落。僅僅想到一個可能令人尴尬的評論或情形就夠讓人難受一陣了。在遭受地位下降的極端案例中，痛苦可能嚴重到緻使一些人為了減輕痛苦采取極端措施，比如濫用藥物和自殘。

人類生活中的情感體驗可能是我們人類獨有的，情感大腦卻不是人類獨有的。驅動人類情感的許多大腦活動過程和化學物質，很多同樣擁有大腦獎勵系統的物種也有。我們與它們共享這些獎勵機制。這一機制依靠典型的恩威并施的方式工作。簡單地說，當我們做了利于生存的行為時，就會産生快感。我們的身體釋放出諸如多巴胺、5-羟色胺、催産素和内啡肽等神經化學物質來告訴我們：“做得好！你剛做了正确的事。繼續這樣做，就會有更美妙的感覺。”

反過來說，低落的情緒是由一大堆有毒的神經化學物質造成的，如皮質醇和腎上腺素。産生快感的神經遞質的消退，會令不愉快的感覺變得更糟。其他動物的感受我們無從得知，也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但在我們人類中，我們稱這些感受為情緒低落，或者悲傷。這種化學性的懲戒能激勵動物規範行為，從而做出能夠恢複并提升地位的事。

總而言之，地位提升增加了動物生存的機會。當動物地位上升時，反過來又會得到化學物質的鼓勵。簡言之，地位上升産生快感。

地位下降則相反，這降低了動物生存的機會。當動物地位下降時，它們會受到化學物質的懲罰。簡而言之就是地位下降産生痛苦。

對蜥蜴、藍斑蝦虎魚、龍蝦、小龍蝦、虹鳟魚等物種的地位和5-羟色胺關系的新近研究，尤其更多有關5-羟色胺和地位關系的研究還表明了另一種可能性：5-羟色胺的水平不能控制動物的情緒。5-羟色胺和其他神經遞質交織在一起，是動物地位改變的信号。

從地位-情緒聯結的角度來看，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青少年和年輕人的行為、情緒波動、焦慮和抑郁。對于青少年和年輕人來說，公開羞辱和其他形式的社會地位下行甚至會增加他們自殺的可能性。失去地位等級确實很痛苦，年輕時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感受也是如此。

在野蠻成長期，青少年對社會地位越來越敏感，對社會困境的體驗也越來越多，這可能會使他們患上抑郁症。12社會性疼痛是極其痛苦的，不可輕視。因此，若是奇怪青少年為什麼如此在意别人的想法，不僅顯得冷漠，還很無知。因為作為一種社會性動物，無論是人、鬣狗還是龍蝦，在青少年時期，個體最為關注的一定是通過蛛絲馬迹了解自身的社會階層，密切關注從中能學習到什麼。當社會地位轉變時，體會時而興奮時而痛苦的強烈感受。

社會性疼痛

社會性疼痛social pain：在被社會排斥或社會地位下行後産生的不愉快的感受。

這種伴随着社會地位下行産生的不愉快感受，我們稱為社會性疼痛。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神經學家娜奧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她的研究主要關注人被排斥時，生理疼痛與情感痛苦之間有何關聯。

在一項研究中，她的團隊讓青少年玩一種模拟社會排斥的網絡遊戲，并對其進行了腦成像研究。結果表明，身體疼痛和社會性疼痛的神經通路是一緻的，且面對社會排斥時，青少年感覺尤其痛苦，但父母卻感受不到這些。因此，青少年時期的孩子們可能會做一些父母無法理解的事情，因為被群體排除在外太痛苦了。

艾森伯格還将社會性疼痛與阿片類藥物成瘾和過量用藥聯系起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藥物使用和濫用是青少年和年輕人最主要的健康風險之一，通常始于青少年剛開始進入高風險的社會等級排序的競技場時。當青少年的社會腦網絡對社會地位下行和社會性疼痛最為敏感時，他們可能會使用麻醉品，從而抑制社會性疼痛。

在另一項相關的研究中，艾森伯格也指出，對乙酰氨基酚不僅能緩解身體疼痛，還能緩解社會性疼痛。磁共振成像（MRI）顯示，社會性疼痛與身體疼痛所激活的大腦區域和通路基本相同。對乙酰氨基酚減輕疼痛的方法之一是通過激活μ型阿片受體，從而對大麻中的活性分子THC做出反應。

除了用藥物來減輕社會性疼痛之外，吸煙和喝酒則是讓青少年感覺自己地位提高的又一方式。因為吸煙在群體中通常代表這個人年齡較大，如前文所說，社會等級制度往往更青睐年長的群體成員。

考慮到社會地位下行造成的社會性疼痛，關心青少年的成年人可以考慮公開談論社會地位。階層和地位深深植根于我們的進化史中，同時也困擾着許多青少年。因此，詢問受歡迎程度和友誼的問題可能比直接詢問情緒問題更容易獲得有關社會性疼痛的信息。

目标動物

在公共巢穴裡待了大約8個月後，史林克與它的孿生姐姐、梅裡格什王子和其他同伴進入了下一個更為獨立的發展階段。它們開始自己尋找食物，并與族群中的其他成年鬣狗建立聯系。你可能會認為，随着青少年鬣狗年紀漸長，鬣狗在确定自己等級的過程中會擁有一點自主權，但恰恰相反，這是一個母系幹預變得更加激烈的時刻。

即使孩子已經長大到可以自己戰鬥了，高等級的母親仍會繼續幹預後代之間的沖突。為了讓自己的兒女先享用獵物，占支配地位的雌性鬣狗會把下級鬣狗推到一邊。子女在與年長的鬣狗打架時，它們也會沖到子女的身邊，幫助它們獲勝。

瑪芙塔女王的母系幹預确保了梅裡格什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梅裡格什吃得好，睡得好，還交到了最受歡迎的朋友，從根本上避免了可怕的失敗者效應。失敗者效應是鬣狗媽媽本能就知道可怕的事一旦勝利者獲勝，它往往會繼續獲勝；同樣地，一旦輸了，失敗往往也會不斷重複上演。因此，訓練青少年鞏固地位的一種方法便是促進勝利者效應的形成，同時避免失敗者效應的出現。

勝利者效應winner effect：在一場争鬥中獲勝的動物更有可能在下一場争鬥中也獲勝，與增加競争力相關的特定大腦變化促進了這種傾向。

這種能力是一點一點培養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青少年很容易成為所謂的目标動物，即一個被支配者選中的霸淩目标。由于生理或行為上的差異，低等級的青少年尤其可能最先被選中。如果沒有盟友來幫忙，這些低等級的青少年幾乎是無法逃脫被霸淩的命運的。被盯上的青少年會經曆頻繁、有時甚至是殘酷無情的社會性失敗。

目标動物target animal：被挑選出來受霸淩的動物個體，通常是低等級或不合群的個體。

科學家們研究了老鼠的社會性失敗。結果發現，失敗的戰鬥使它們在随後的戰鬥中不再那麼咄咄逼人，更容易失敗。随着時間的推移，失敗者效應導緻低等級動物徹底放棄。連同等級的動物，它們都不會與之交戰或社交。有關龍蝦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果。

成為霸淩目标會讓像史林克這樣低等級的青少年心驚膽戰，時刻處于危險之中。沒有地位，它們就不可能交朋友；但沒有朋友，它們又很難提升或保持地位。一隻13歲高齡的低等級鬣狗可能會說“我很抑郁”。

對人類而言，嚴重抑郁的青少年和年輕人常常找不到生活的價值，無助又無望。對此，他們又無能為力。這種現象實際上就是我們在魚類、鳥類、哺乳動物和甲殼動物群體中發現的失敗者效應。

和人類一樣，如果接連遭遇社會性失敗的龍蝦和鬣狗能用語言表達自我感受，它們可能會用“地位卑微，沒有價值感”“沒有同伴，孤立無援”“永遠不可能獲勝的絕望”之類的描述。

《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中關于重度抑郁症的判定标準之一是價值感的缺失，其他關于抑郁症的資料都提到了絕望。鳥類也是如此。1935年，謝爾德魯普-埃貝将處在從屬地位的鳥類的狀态描述為“絕望下的麻木”，而占支配地位的鳥類則是“奢靡後的餍足”。

青少年和年輕人不像成年人那樣能夠從極端有害的等級制度中抽身，他們常常困在其中。從法律上講，他們必須去上學，可在學校裡他們會被嘲笑或欺負。而從社會和經濟的角度講，他們不得不與社區和家庭聯結在一起，但在這些地方，他們又常常被忽視。青少年可真是無處可逃，或者至少他們是這樣感覺的。

有的青少年或年輕人雖然看上去過得不錯，但他們仍然會陷入悲傷，甚至是真正的抑郁。一個人内在的自我感知很可能與其他人的看法大不相同。青少年時期的社會經驗形成了個體對自身地位的認知，這種認知有時會延續到成年生活中。即使在成年後他們取得了生活上的成功，幸福感也會被青少年時期社會性失敗的持久影響削弱。

然而，一些行為似乎确實會引起動物等級制度的轉變。這應該引起家長、教師、心理健康專家和孩子們自身的興趣。在一項有關階層穩定性的實驗中，科學家們把一部分魚類或猴子個體從原生的群體中分離出去，過一段時間再将它們放回，科學家們發現這可能會導緻社群的重新排序，即社會階層的重新洗牌。人類社會中的類似情況可能是學生經過一個暑假，返校後發現自己在這個群體中的等級位置變了。這對一個掙紮在群體底層的青少年來說是有益的，因為當他回來時，會發現自己處于一個更好的位置了。但與此同時，那些錯過集體活動的青少年有時會被排擠到最底層。幾乎所有有過這種經曆的人都可以證實這一點。

此外，物理空間的擴大有時也會打散固定的階層結構。2014年夏末，我們去薩斯喀徹溫省旅遊，在阿爾伯特親王國家公園的開闊牧場上度過了一個夏天，我們有機會觀察到一群加拿大野牛被帶進了一個大畜欄。我們穿行于這群巨大而美麗的動物之中，聽着它們低沉的呻吟，艱難地穿過一片泥濘的圍場。突然，它們都開始向水槽走去，安靜而順從地排成一行。

他們在水槽邊喝水的順序并不是随機排列的。而是由占優勢地位的野牛先喝，然後按照階層順序依次進行。這種線性的且不是經過暴力鬥争形成的等級順序，我們在參觀獸醫學校和奶牛場時也見到了。在那裡，成群的奶牛朝擠奶台走去，先行的總是專橫的霸主們。

照料薩斯喀徹溫野牛的獸醫告訴我們，隻有在每年天氣轉涼，動物們被關在高棚時，飲水階層才會出現。然而到了春天，在國家公園廣闊的土地上，等級制度不再一成不變。不同等級階層的牛也會同飲一湖水。看來，打散一個嚴格的等級制度可能和走出家門一樣簡單。關鍵是，當資源稀缺時，等級制度就會變得僵化起來。因此，擁有足夠的個人空間是一種寶貴的資源。

但是，即使物理空間可以得到改善，青少年也成功逃離了有害群體，但低階層的自我認知仍會徘徊不散。學齡兒童自我評估的等級通常是準确的，但對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的研究表明，他們對自己地位的認知遠遠低于同齡人的看法。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心底裡都認為自己處于等級制度的末端。失敗者效應可能始于與另一個人的實際較量，但它會一直留存于失敗者的腦海中，甚至在嘗試之前就感到被打敗了。失敗者效應創造了一種身份認同、一個持久印記。這種影響在野蠻成長期尤其強烈，因為這是一段激烈的等級制度被建立、社會實驗開始和大腦被重組的時期。

感覺像個失敗者：霸淩

霸淩bullying：對其他個體做出的重複且具有攻擊性的行為。

霸淩是青少年抑郁最常見的觸發因素之一。多項研究表明，被霸淩與抑郁或焦慮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系。2005年的一項研究比較了28個國家的11歲、13歲和15歲青少年受霸淩的情況。結果顯示，數據差異很大，其中立陶宛男孩的受霸淩率最高，瑞典女孩的受霸淩率最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數據顯示，美國9～12年級的學生中，約有20%的人報告稱自己是霸淩受害者。該研究院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反霸淩小組，作為其青少年健康特别工作組的一部分。根據該研究院的定義，霸淩是“對另一個人或群體不必要的攻擊行為”。它可以是身體上的，比如拳打腳踢和推搡，也可以是行為上的，比如偷藏、盜竊和損壞别人的财物。霸淩也可以是口頭言語上的，比如辱罵、戲弄、散布謠言或謊言。霸淩還可以是強制性的，比如拒絕與某人交談或讓他們感到被冷落，或是間接的，比如鼓勵其他人霸淩某人。

盡管在過去10年裡我們對霸淩有了很多了解，但如果不研究它是如何作用于動物身上的，恐怕我們也無法完全理解人類霸淩行為的複雜性。我們發現，将動物行為學家長期以來對其他物種等級制度的認識應用于理解人類行為上，可以加強我們對霸淩行為的思考，甚至有可能對霸淩行為進行幹預。在跨學科的研究中，我們在動物身上發現三種與人類行為相關的霸淩行為，分别是支配性霸淩、從衆性霸淩和轉移性霸淩。

◎支配性霸淩

支配性霸淩dominance bullying為了彰顯和強化自己的高地位以及權力，處于群體高等級的個體對處于群體低等級的個體做出的重複性的、攻擊性的行為。

動物霸淩的主要原因幾乎都是為了提升和保持地位。高等級的動物急迫地想要維持自己的等級它們的霸淩行為是一種支配性表現，是在社群面前的公開表演，其目的是重申霸淩者的高地位。還記得嗎，地位是一種認知，需要他人的認可來獲得并保持，因此霸淩者需要觀衆。如果旁觀者認可個體或團體的支配性表現，霸淩者就會繼續占據優勢地位。而通常情況下，旁觀者都會認可。

霸淩者會仔細挑選受害者。它們不會挑選同齡人或勢力相當的競争對手，而是去故意刁難低等級的個體。相比動物，人類的支配性霸淩存在一個最大的不同：人類的攻擊不一定是身體上的，羞辱造成的精神傷害和威脅造成的恐懼可能才是人類霸淩者的武器。

支配性表現dominance displays：部分個體為了彰顯或強化自己在群體中的高于其他個體的地位而做出的行為或發出的行為信号。

正如我們之前在鬣狗、靈長動物身上所看到的那樣，不管雄性還是雌性，這些支配性霸淩者有時是由霸淩父母培養出來的。它們從小就被訓練如何攫取權力。如果有其他個體反抗，它們就會威脅、咆哮或反應過激。這種早期的霸淩學習是可以自我強化的：一個動物的行為越霸道，它就越會被認為是較高等級的。攻擊目标動物不僅為年輕的霸淩者提供了實踐經驗，也為群體的其他個體提供了教育平台。它們能親眼看到自己與這個正在崛起的年輕精英者相比，地位是如何下行的。

支配性霸淩者令人害怕又不可預測，因為它們需要不斷展示自己的力量。如果群體沒有給它們足夠的關注，霸淩者會毫不猶豫地懲罰一名弱小者，以圖從觀衆效應中獲利，類似殺雞儆猴。

觀衆效應audience effect：其他群體成員的關注影響動物個體的行為表現，特别是在支配性表現和支配性霸淩中。

如果沒有社群支持，部落或族群裡的跨代霸淩統治很難被根除。但更值得關注的是，有時社群的行為方式反而使得遺傳式霸淩得以延續。例如，年齡偏大的低等級動物，通常會結成聯盟，它們渴望得到處于支配地位族群的歡心，有時會通過做苦活或者故意刁難同等地位但年少的成員來博得認可。而大部分旁觀者也不願與霸淩者對抗，一個原因是它們害怕自己成為霸淩目标。但也有可能是被霸淩個體身上某種與衆不同的特性給群體招緻危險并拉低群體地位。因此，旁觀者不願幹預也可能出于回避異常個體以及避免受奇異效應牽連的考慮。

◎從衆性霸淩

從衆性霸淩conformer bullying：為了避免可能對群體造成的潛在危險，以及避免吸引外界對群體産生不必要且有危害的關注，群體内成員對外表或行為異于常态的同伴做出的重複性、攻擊性的行為。

我們好奇，史林克的低等級地位是否受到了它那隻“特殊”耳朵的影響，那隻彎曲的耳朵使它看起來和其他鬣狗有點不同。我們就這一問題問了赫納。他說，史林克“特殊”的耳朵對它在群體中的地位肯定沒有影響，但或許會影響它的個性甚至聽力。但由于還沒有相關研究，所以他不能确認。不過，令我們沒想到的是，赫納确實說過他發現鬣狗的地位等級和耳朵的狀況之間存在某種關聯。他告訴我們：“最高等級的雌性鬣狗的耳朵比低等級的鬣狗要好得多。”他解釋說，鬣狗在打架時會去抓對方的耳朵，在戰鬥中耳朵被撕碎或完全咬掉并不罕見。在關鍵時刻，鬣狗如果不能及時用耳朵來表達屈服的話，會陷入危險的窘況。赫納也提到，他還發現了鬣狗耳朵上的傷痕數量和地位等級之間存在相關性，但并不是因果關系。

處于支配地位的動物會選擇霸淩外表與衆不同的目标動物，人類也一樣。基于外表的霸淩在人類青少年中普遍存在，他們會排斥、羞辱和回避在某些身體或行為方面異常的個體。非營利組織YouthTruth發布的2018年報告顯示，40%的中學生表示自己受到過霸淩，其中基于外表的霸淩最為常見。通常這種霸淩是支配者試圖維持權力和地位的方式。

但也有另一種類型的霸淩将異常個體作為靶子，即從衆性霸淩。從衆性霸淩者慣用社會排斥作為他們威脅的武器。這一類型的霸淩在根本目的上不同于支配性霸淩。從衆性霸淩者并不是想要通過霸淩他人來展示和提升自己的地位，而是試圖通過消除異于常态的個體來保護自己和群體。因為與“古怪的成員在一起會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與支配行為一樣，從衆有着強大而古老的進化基礎。正如我們在第一部分中所看到的那樣，如果魚群、鳥群和哺乳動物群中有外貌或行為異常的成員，整個群體将面臨更大的被捕食危險。你可能還記得，奇異效應是群體對某個奇異成員的回避，源于反捕食行為。當動物身處于顔色奇怪或行為古怪的其他個體旁邊時，會尤其危險。它們可能會意識到，遠離奇異動物是關乎生死存亡的事情，它們害怕僅僅隻是靠近，自己就會成為容易被攻擊的目标。

同樣作為群居動物，人類和羊、牛或魚一樣，也具備其他群居動物的某些行為特征。奇異效應可能會導緻從衆性霸淩行為，因為個體總是試圖逃避那些會給他們帶來社會地位下行風險的人。

初高中霸淩者可能會利用群體發自本能的從衆性偏好，指出目标個體或真實或誇張或捏造出來的不同之處。最常見的就是散布與性有關的謠言。強調目标個體與他人之間的差異，以降低他們的地位，并疏遠他們，這一過程被社會學家稱為異類化。一旦某個個體被異類化了，大部分人就不太可能支持他們，甚至可能會加入霸淩者的隊伍。害怕被異類化又會進一步加劇從衆性，這在青少年群體和成年人社會中真實存在。

如同青少年的霸淩行為一樣，一些政治領袖會對某些群體貼标簽，從而達到異類化的目的。曆史上不乏類似的例子，納粹德國将猶太人描繪成傳播斑疹傷寒的害蟲，盧旺達胡圖人把圖西斯人說得像帶病蟑螂。目标群體都被異類化成某種對群體安全的威脅。

◎ 轉移性霸淩

轉移性霸淩redirection bullying為了轉移攻擊性而産生的受霸淩者對其他同伴的攻擊性行為。

還有一種關于霸淩者的觀點認為，這些令人生畏的人實際上本身也是受害者。也許他們缺乏自尊，把自己的沮喪發洩到别人身上。然而，由于大多數的動物霸淩行為都是高等級動物對低等級動物的支配性表現，低等級動物攻擊高等級動物的情況非常罕見，我們認為這種作為受害者的霸淩者可能是第三種類型，即轉移性霸淩。

不同于源于自信的支配性霸淩，轉移性霸淩是以焦慮和恐懼為基礎的。為了更好地了解它在人類社會中是怎樣運作的，我們可以先看看它在狗身上的作用方式。

詹姆斯·哈（James Ha）是華盛頓大學的動物行為學家，也是一名作家，有40多年解讀動物行為的經驗，幫助客戶理解寵物那些令人費解的行為。他告訴我們，寵物狗有時會發起無端的攻擊。發動這種無端攻擊的往往是那些原本守規矩的狗，不過這類狗都極度焦慮，有被嚴厲責罰的經曆，有時甚至是來自人類家庭成員的懲罰。這些狗很恐懼，尤其是在面對可怕的人類時，有時會吠叫、猛撲和咬人。但這些狗從來都不會攻擊它們真正害怕的東西，它們反而會攻擊無辜的旁觀者，通常是家裡最年輕的成員或是一隻較小的動物。

當狗常見的焦慮誘因開始積聚，它覺得除了攻擊别無選擇時，這種攻擊性行為會變得更激烈，詹姆斯稱這種現象為“誘因疊加”（trigger-stacking）。狗的焦慮誘因可能是常見的煙花或雷聲，也可能是難以捉摸的時間或古怪的氣味。但随着誘因疊加，狗可能變得越來越焦慮，直到它開始攻擊别人。

轉移性霸淩者對強迫的适應能力很差，且過于嚴格的訓練加重了它們的恐懼和焦慮，反過來又會使它們的攻擊性更強。“我們不懲罰恐懼”是馬行為專家羅賓·福斯特（Robin Foster）的一句話，因為處于恐懼當中的動物不僅不能消化懲罰，而且會加強它們意識中恐懼和攻擊之間的聯系。尤其是，當轉移性霸淩突然出現在敏感的青少年發展窗口期時，它會成為動物應對日常生活焦慮的默認方式。例如，習慣于把恐懼和攻擊聯系起來的那些狗會錯誤地認為“如果我害怕的時候表現得咄咄逼人，可怕的事就會消失”。

詹姆斯認為，對狗來說，在發展的關鍵期，不與同類或人相處、缺乏社會化是形成這種行為的主要因素。最容易發生焦慮性攻擊的狗是那些被安置在收容所的狗，其中最危險的是青少年狗。尤其當它們在那裡被另一隻狗襲擊時，會發展出被詹姆斯稱為“犬舍綜合征”的症狀。這些狗對恐懼的應激性攻擊已經根深蒂固，因此很難被領養。在青少年時期被孤立、攻擊或嚴懲的狗，一生都會與行為問題作鬥争，很難融入群體生活。如果有藥物的幫助和樂觀耐心的主人，它們還是有希望康複的，但卻永遠無法過上真正快樂、平和的生活。

關鍵在于，如果焦慮開始于發展的關鍵期，如青少年時期，那麼它的影響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會持續得更久、更深，甚至可能導緻大腦或基因的改變。

低等級動物的大腦

除了情緒，地位還會影響學習能力。被霸淩的動物不僅地位會下降，還會造成其他方面的損害。一項關于老鼠的研究證明了地位下降是如何影響學習能力的。研究人員先對18隻老鼠的迷宮學習能力進行了測試，然後将它們兩兩關在一起3天，結果一隻老鼠變成了支配者，另一隻變成了從屬者。在重新測試時，支配者的能力有所提高，但從屬者則相反。出現這種結果，有可能是由于支配者的表現被更高的睾酮水平增強了，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勝利者效應，或者說處于劣勢地位的老鼠的學習能力受到了更高的應激激素水平的損害。無論如何，這一點對于在激烈競争中努力學習的青少年來說，可能具有重大意義。因為處于劣勢地位會影響他們的學習能力和考試成績。

另一項關于恒河猴的研究顯示了地位是怎樣幹擾才能和學習表現的。研究人員将猴子分成兩組，一組隻由高等級母系成員組成，另一組由低等級成員組成，并分别對它們進行測試。首先，它們要從不熟悉的盒子裡掏花生，研究人員将評估它們适應環境和學習掏花生的能力。同時，這些彩色盒子有些裝的是花生，有些裝的是石子，研究人員将評估猴子們做出正确判斷的速度和能力，以花生的總回收量為測量标準。

這些猴子是在兩種不同條件下接受測試的：一種是在隻有同等級的同伴面前；另一種是在等級有高有低的同伴面前。來自高等級家庭的猴子在這兩種情況下都表現出色，但低等級猴子在沒有高等級猴子存在的情況下才能表現良好。研究人員指出，低等級的猴子可能是在有意抑制自己的表現，是一種有意識的“弱智化”（dumbing down）行為。這可能是經典的從屬行為的延伸，有助于弱化沖突和避免支配者的攻擊。然而，這種反應很可能也嵌入了我們人類的社會腦中。例如，想想當你與名人或霸淩者共處一室卻要集中精力談話，或當你做腦力任務而競争對手在旁邊一直盯着你看時的感覺。若你曾有過這樣的經曆，你就能理解這種影響有多大。

對于教育工作者和學生來講，認識到地位的差異會損害學習能力和學業成績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小學老師或許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些小孩明明很聰明，卻理解不了某一概念；中學老師也能明白有的學生明明已經學會了，考試時卻寫不出來。此外，學校裡的俱樂部和社團也應該認識到這一點：當俱樂部和社團把不同種族、性别和社會經濟水平的人排斥在外時，他們就創造了一種社會等級制度，那些被排斥的群體成員的學習能力、學業成績和未來的機會都會一并受到影響。

作者、譯者簡介 芭 芭拉·納特森-霍洛維茨，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醫學教授，哈佛大學人類進化生物學系客座教授，進化醫學研究領域權威。
凱瑟琳·鮑爾斯，《大西洋月刊》編輯，CNN國際頻道編劇、制片人，執業動物行為訓練師。 蘇彥捷，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教授，美國心理學協會會士，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青春期教育”項目專家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