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哲思沒有國界：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 | 展卷

科學的傳播，特别是數學和天文學（曆史學家稱為“精确科學”）的傳播，是不同文明之間建立聯系的最有效方式。而人類思想的其他方面，如宗教和哲學，則傳播得較慢，它們隻會緩慢滲入特定的文化中并對其産生影響。

本文經授權節選自《尋路者：阿拉伯科學的黃金時代》（中國畫報出版社）第三章。标題為編輯所加。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購買此書。點擊“在看”并發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區，截至2021年12月12日中午12點，我們會選出2條留言，各贈書1本。

撰文| Jim Al-Khalili（英國薩裡大學物理學教授）

翻譯 | 李果

希臘文–阿拉伯文翻譯運動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有史以來第一次證明了科學和哲學思想沒有國界，并不局限于某種特定的語言或文化。

為何一躍而起的阿拉伯科學的黃金時代出現在早期阿拔斯王朝統治期間？這個時代最終又為何走向終結？

人們一般認為第二個問題更加難以清楚地回答，自然也更具争議，因為諸多不同的因素導緻了阿拉伯帝國的衰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往往是最難以察覺的那些。我們将在後面分析其中的緣由；現在，我們将探讨并回答第一個問題。乍一看，答案似乎一目了然。常見的觀點是，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工程學、化學工業領域取得了激動人心的進展，醫學領域有了重大進展，哲學欣欣向榮，它們以巴格達為中心，逐漸向阿拉伯帝國各地擴展開來。之所以能夠取得上述進展，還是要感謝一場令人矚目的、長達兩個世紀之久的大型翻譯運動，其間，先于伊斯蘭文明的希臘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智慧多數被翻譯成了阿拉伯文。一旦學術文化在阿拉伯帝國紮了根，它很快就會變得自持自續，形成一個龐大的科學知識綜合體，體量逐漸遠超之前輸入的知識總和。

然而，盡管阿拔斯王朝的确贊助、鼓勵了一場大規模的翻譯運動，基本上将世界上的所有知識置于它的屋檐下，但這種解釋并未增進我們的認識，反而将我們的問題倒退到之前的階段。這場翻譯運動發生的内因是什麼？或者更有意義的問題是，它與阿拔斯王朝的思維方式有何關聯？——因為翻譯運動的發端确乎與阿拔斯王朝的建立步調一緻——他們的思維方式的确與該地區此前其他文明的思維模式有所不同，比如波斯的薩珊王朝、拜占庭帝國，甚至是大馬士革的倭馬亞王朝，等等。雖然這些偉大帝國有着雄厚的軍事力量，但它們都未曾真正打算複興基督教誕生之初的幾個世紀裡亞曆山大的早年榮光。

阿拔斯王朝建立後，一切迅速改觀。百年翻譯運動始于8世紀中葉，而巴格達的阿拔斯精英階層也都早早地參與其中，足見這不僅僅是哈裡發一人鐘愛的一項計劃。大批富人斥巨資贊助翻譯運動，翻譯迅速成為一樁獲利頗豐的生意。資助人贊助翻譯運動，一方面是因為它能帶來資金，如農業、工程項目和醫學等方面的實際收益，另一方面是因為資助行為很快轉變成了顯示其社會地位的禮儀性文化活動。所有人都參與其中。正如一位曆史學家所寫的：“這并非少數富有的贊助者一時興起，也并非他們尋求博愛和自我炫耀的虛假時尚。”因此，百年翻譯運動并不是一個割裂的發展過程，獨自發展出了後來的科學黃金時代。相反，它應被視作整個黃金時代初期的一部分，一旦開展起來，翻譯運動就會融入更廣泛的知識探索活動之中。到9世紀中葉，百年翻譯運動已演變成一種科學和哲學原創學術研究的新傳統，因此，人們進一步要求閱讀更多、更上乘的譯本。

那麼，為何這段不可思議的希臘文–阿拉伯文譯介運動并未與其他類似的重大事件一同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的著名篇章？8-10世紀的巴格達可以媲美公元前5世紀伯裡克利治理下的黃金時期的雅典，可以媲美幾個世紀之後托勒密統治下的亞曆山大，也可以媲美15世紀美第奇家族統治下的文藝複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即便我們對阿拔斯王朝心存感激的全部緣由就是他們支持并鼓勵了百年翻譯運動的發展，這場運動也仍将且仍應被視作一個重要的曆史事件。但我們要感謝阿拔斯王朝的遠不止這一點，因為百年翻譯運動僅僅代表了黃金時代的開端。因此，在仔細研究譯本内容和譯者等問題之前，我們還必須仔細探讨百年翻譯運動究竟為何興起。

百年翻譯運動的興起與黃金時代的衰落一樣，都源于諸多隐而不彰的因素。如今，許多曆史學家在為這些原因提出令人信服的論證，颠覆着多年來過于簡化的曆史編纂學觀點，但這一颠覆未免來得有些遲。

我們首先來看看百年翻譯運動得以興起的三個通行的權威解釋。第一個解釋認為，百年翻譯運動始于一兩個思想開明的哈裡發的心血來潮，比如我們可從馬蒙所做的有關亞裡士多德的著名之夢得出這一結論。那個夢境點燃了他投身希臘學術的激情。然而，百年翻譯運動的興起遠遠早于馬蒙統治時期，早在其曾祖父和巴格達的創建者曼蘇爾統治時期就已興起，到馬蒙那個夢境出現時，翻譯運動已然進行得如火如荼。事實上，如果這個夢的故事為真，那麼它也必定與馬蒙當時所處的整體文化氛圍完全契合。因此，我們可以更恰當地說，這個夢境乃百年翻譯運動以及産生它的智性氛圍的産物而非原因。

這場運動的經費恰恰來自巴格達社會各界。除了哈裡發，還包括朝臣、軍隊領袖、其他政府官員和行政人員，甚至包括從譯者階層崛起而變得富有的一流學者。馬蒙執政時期最有名的學者如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都不曾孤軍奮戰，而是雇用了成群的學生、譯者和抄寫員為其工作。

若非哈裡發的贊助和鼓勵，僅在巴格達，蓬勃發展的百年翻譯運動在規模上就會小得多。不過，早期哈裡發對學術的熱情和支持，隻是這場更廣泛的智性運動的一部分。

第二個常見解釋，百年翻譯運動興起的原因在于伊斯蘭教的傳播本身；既然尋求知識和啟蒙是所有穆斯林的宗教使命，那麼，這必然引領他們挑選出世俗希臘文本中關于科學和哲學領域的内容，并将其翻譯為阿拉伯文。盡管早期的伊斯蘭教義曾鼓勵普遍的探求精神和對世界的好奇之心，但探求精神和好奇心在基督教和猶太教中表現得并不明顯。由此我們仍不得不問，百年翻譯運動何以偏偏在此時而非在先前的倭馬亞王朝時期出現？

再者，翻譯運動跨越了宗教界限。大量譯者是基督徒，如果這場運動背後的動機是宗教性質的，必須遵從《古蘭經》或先知的教導，那麼這些基督徒譯者恐怕不會在此間發揮如此關鍵的作用了。在這場運動中起着至關重要作用的贊助，也惠及了社會多個群體，非穆斯林群體得以參與其間。誠然，神學、哲學乃至精确科學的原創思想流派的生發，自然離不開《古蘭經》和先知的教導，但新思想流派的産生略滞後于百年翻譯運動。

這又将我們引向百年翻譯運動起源的第三個通行解釋，即百年翻譯運動的産生，要歸功于之前居住在拜占庭帝國境内，說希臘語、精通希臘科學的基督徒，我們應感謝他們，正是他們把希臘科學知識傳授給了阿拔斯人。然而，實際情況則有所不同。事實上，拜占庭帝國境内的重要城市如叙利亞北部的安條克和埃德薩，已經在開展對亞裡士多德、柏拉圖等希臘哲學家的著作和一些醫學、天文學文本的研究，這些說着希臘語和叙利亞語的譯者所從事的翻譯運動正在悄無聲息地默默進行着。不過，這場翻譯運動産出的譯著遜色于之後即将到來的百年翻譯運動中譯著的質量，而且并沒有嚴格要求知識理解的準确度和深度。

随着伊斯蘭教在上述地區的廣泛傳播，先前存在于不同教派與宗派之間的政治、宗教方面的壁壘已不如從前那般重要了。因此，盡管宗教緊張局面仍舊存在，包括基督教破壞聖像的主張、猶太教中卡拉派（Karaite）信徒與《塔木德經》信徒之間的分歧、伊斯蘭教内部的宗派主義，等等，但是，基督教和猶太教學者卻能本着更為開放的合作精神，比以往更加自由地分享知識。然而，早期伊斯蘭教對其他宗教信仰持開放态度，并不能全面解釋為何翻譯作品在倭馬亞王朝統治的數百年間較少出現，卻在後來阿拔斯王朝甫一建立就極大地增長的事實。在阿拔斯王朝統治時期，最有影響、最出色的基督教和猶太教譯者紛紛前往巴格達來獲取聲名和财富。

這樣看來，如果原因并不在于伊斯蘭教的傳播，也不在于開明的哈裡發和基督教學者在伊斯蘭世界傳承着古希臘科學的火種，那原因究竟是什麼？例如，馬蒙最初是如何得知亞裡士多德的？再廣而論之，為何生活在沙漠中大字不識的阿拉伯遊牧部族竟突然對希臘科學産生了興趣？答案是，他們無論如何都是在百年翻譯運動開始之後才逐漸對希臘科學感興趣的。直到那時，蓋倫的醫學著作、亞裡士多德的哲學著作、歐幾裡得的幾何學和托勒密的天文學著作的譯本才開始面世。通常，一份希臘文本首先被譯成叙利亞文，然後再轉譯為阿拉伯文。随着對希臘語這門語言和原始文本的科學内容的理解逐步加深，人們才能将古希臘文直接翻譯為更加嚴謹、準确的阿拉伯文。

那麼，這場百年翻譯運動的真正起因是什麼？我們知道，曆史學家認為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前進行的“翻譯活動”是小規模的，并非全面開花結果的成熟運動。這些小規模翻譯活動包括：薩珊帝國時期将印度語（Indian）的天文學、醫學著作翻譯為巴列維文，拜占庭帝國、薩珊王朝及倭馬亞王朝時期将叙利亞文著作翻譯為希臘文。此後，約在754年，哈裡發曼蘇爾統治時，情況突然發生了重大變化。我确信有三個關鍵因素觸發了百年翻譯運動。這三個因素并非同時出現，其中任何一個因素也不足以解釋整個運動發生的原因，但若将它們綜合起來考察，則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論證。

阿拔斯王朝與倭馬亞王朝不同，後者的首都大馬士革曾是說希臘語的拜占庭帝國的一部分，而前者則将勢力範圍整體向東深入到薩珊王朝統治下的波斯帝國的部分核心地區。這絕非偶然。強大的巴爾馬克家族和諾伯赫特家族都曾幫助阿拔斯人奪取政權，也在之後的數代裡保持着他們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反過來，阿拔斯政權也需要波斯貴族的支持，以鼓勵、促進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在文化和身份認同上的相互融合。

此時，帝國的官方語言是阿拉伯語，哈裡發亟須将巴列維文的文本翻譯為阿拉伯文，因此全力支持這項計劃。有些文本原本就是用巴列維文寫就的；而諸如醫學、數學和天文學等許多著作則是從希臘文和印度語翻譯為巴列維文的，這些著作曾在貢德沙普爾（Gondēshāpūr，阿拉伯語稱之為Jundaysābūr）等城市流傳。因此，百年翻譯運動得以興起的首要因素就是阿拔斯王朝對波斯文化的癡迷。一位譯者對于為何要搜尋波斯文本并将之翻譯為阿拉伯文這個問題的回答，典型地反映了這一首要因素：“我們（阿拉伯人）擁有所有的詞彙，但他們（波斯人）則掌握着所有的思想。”這種對翻譯的需求從産生之時起，便幾乎完全出于實用目的；人們認為，翻譯是有用的、必要的。

第一個因素順理成章地引出了第二個因素：對占星術的癡迷。薩珊人思想意識的根基是瑣羅亞斯德教神話，對占星術産生濃厚興趣的哈裡發曼蘇爾，覺得薩珊人的這一思想意識十分有趣。他也知道自己需要舉足輕重的波斯貴族的支持，這些人大半還信奉瑣羅亞斯德教，并未皈依伊斯蘭教。因此，盡管他發自内心地對占星術感興趣，但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他之所以對占星術感興趣，是出于精明的政治目的。占星術與天文學有着明顯區别，前者早已滲入波斯文化之中，對波斯人的日常生活起着重要影響，而阿拉伯人則完全不同，他們認為占星術與算命、占蔔有關，這有違伊斯蘭教的教義。然而，薩珊王朝的文化對阿拔斯王朝産生了巨大影響，以至于到8世紀後半葉占星術重新活躍起來。占星家受命為哈裡發王朝占蔔星象、提供建議和歌功頌德。我們之前已經看到，曼蘇爾曾委任三位最頂尖的占星家為他營造新都選擇黃道吉日。

因此，占星術成了第一門從巴列維文被系統地翻譯成阿拉伯文的“科學”學科。最早被譯介的一批巴列維文的文本中就有先知瑣羅亞斯德影響深遠的五卷本占星術著作《創世書》（The Book of Nativities），它首次被翻譯為阿拉伯文是在747—754年間。4占星術是一門繪制星座方位的藝術，已經成為一個備受歡迎的知識門類。占星術就是人們所知的星象學（’ilm al-nujūm），它與數學和天文學（’ilm al-falak）緊密聯系在一起，很難做出明顯區分，因而，對占星術文本感興趣的人十分熱衷于獲取星圖和數學圖表。所以，早期阿拔斯王朝對占星術的興趣自然會促使人們搜尋已有的巴列維文乃至梵文天文學文本，後者是印度數學家和天文學家所使用的文字。

占星家法紮裡（Al-Fazāri）曾給曼蘇爾出謀劃策，他為伊斯蘭世界制造了首個星盤，還将一些梵文天文學文本譯成阿拉伯文。有人甚至斷言，是他首次将印度最傑出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婆羅門笈多（Brahmagupta，598-668年）撰寫的《悉檀多》（Siddhanta）翻譯為阿拉伯文的。這可以說是阿拔斯王朝首次了解印度的天文學，但由于同時代的幾位學者都名為法紮裡，以緻造成混淆，因而這個譯本究竟于何時翻譯、譯者到底是誰，一直懸而未決。

悉檀多是梵文術語，意為“教理”或“傳統”。該書最初通篇用詩句寫成，這也是印度數學家的寫作傳統。但令人沮喪的是，婆羅門笈多并未對書中的諸多數學定理給出證明。這本書的阿拉伯文譯本名為《西德罕塔》（Sindhind），它攜手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和歐幾裡得的《幾何原本》（Elements）等著作，對巴格達學者産生深遠的影響。《悉檀多》最初很可能是在波斯的貢德沙普爾市被譯成巴列維文的，這裡曾是薩珊王朝學術研究的重鎮。《悉檀多》不僅包含了圖表和星圖，還包括數學和粗淺的三角學。然而，書中的内容是出了名地晦澀難懂。

有個模棱兩可的故事（如果故事是真實的話）不僅把《西德罕塔》阿拉伯文譯本的創作時間追溯至哈裡發曼蘇爾統治時期，還解釋了書裡的内容含混不清的原因。故事是這樣的：早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初，阿拉伯人就征服了信德（Sindh，現為巴基斯坦的一個省），且定居下來。趁阿拔斯王朝崛起之時，這些定居者宣布獨立。然而，曼蘇爾是絕不會容忍他們獨立的，于是派兵鎮壓了起義。獲勝後，戰敗的信德省派出代表前往巴格達，其中一名代表名叫坎卡（Kankah），是印度的智者。在宴會上，這名智者發表了關于印度在天文學和數學方面取得的驚人成就，然而他既不講阿拉伯語也不講波斯語，于是這段演講先是被一名翻譯譯為波斯語，再被另一名翻譯從波斯語轉譯為阿拉伯語，正是這個複雜的轉譯過程讓他的講授最終以複雜深奧的形式呈現出來。

之後的伊斯蘭學者，比如11世紀博學多識的比魯尼就認為這個故事高度可疑，進而主張《西德罕塔》更可能是從貢德沙普爾流傳的波斯文本轉譯而來的。故事中唯一可信的是，《悉檀多》在傳給阿拉伯人的過程中，的确經曆了兩次轉譯。

直到9世紀，我們才看到，在伊斯蘭科學家和哲學家中間升起了一股對理性的、科學的新生世界觀的信心，因而一些人轉而批評占星術無法與數學、天文學等真正的科學相提并論。而數學家花剌子米等人則繼續涉獵其中，其餘人将在數世紀後承認占星術的重要性，意識到占星術可以幫助他們說服思想不怎麼開明的君主繼續資助天文學研究項目。例如，13世紀中葉的波斯學者圖西（al-Tūsi），就不得不假裝對占星術感興趣，以便說服蒙古統治者旭烈兀可汗資助他在波斯西北部的馬拉蓋（Marāgha）新建天文台。

讓我們回到8世紀，正是早期對占星術的廣泛癡迷，點燃了翻譯其他科學領域傑出的希臘文著作的熱情和興趣。

新興技術的悄然興起則是百年翻譯運動得以産生并加速發展的第三個因素，類似拱形石橋、水車和運河等工程項目都需要幾何學知識；預測月相來計時則需要精确的天文數據；算術對于統計工作至關重要。所有這些學科和知識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所有這些因素可能對早期文明而言同樣重要，因此它們并不能解釋翻譯作品的數量陡然增加這一現象。然而，有一項技術的出現讓整個世界都為之改觀了。

阿拔斯帝國第一家造紙廠建在中亞撒馬爾罕市（Samarkand），位于中西絲綢之路上。早在穆斯林征服撒馬爾罕的數百年前，它就已經是波斯帝國最重要的大城市之一， 一直到中世紀，這裡依然是學問和學術研究的中心。751年，穆斯林軍隊在今吉爾吉斯斯坦撒馬爾罕西北數百英裡處的塔拉斯河（Talas River）沿岸附近擊敗了中國軍隊。阿拔斯王朝的勝利既标志着中國唐王朝向西擴張達到了極限，也标志着阿拉伯帝國小心翼翼地将觸角探向亞洲東部已達極限。與我們的故事相關的是，一些掌握了造紙術——這是中國人在公元2世紀便已成熟的發明——的中國人作為戰俘被帶回了撒馬爾罕。在那裡，第一家造紙廠建了起來，中國人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加之當地擁有大量的亞麻和大麻纖維等原材料，為造紙廠提供了豐富的原料。巴格達第一批造紙廠始建于8世紀最後十年。

與此同時，書籍制作技術開始提高：染料、墨汁、膠水、皮革和書籍裝訂技術得到發展，所有這些技術都是在短時間内就呈現了爆炸式提高。紙張成為比紙草紙、羊皮紙更為廉價的書寫材料，一群抄寫員常常能并肩制作某本書的多個副本。

古抄本（codex，書頁像書籍一樣粘貼在一起，夾在兩片木闆之間）遠在紙張發明之前便取代了紙草紙或羊皮紙卷軸。羅馬人和希臘化時期的希臘人最早使用古抄本，它一開始是用紙草紙和羊皮紙制成的。事實上，有人斷言，先知穆罕默德在世的時候，《古蘭經》就是用兩片木闆夾住的古抄本。

因此，百年翻譯運動起源于波斯文化（尤其是占星術）對阿拔斯王朝的吸引力，并得益于中國人傳授的造紙術。一旦百年翻譯運動興起，這種癡迷于翻譯古典文本的熱情就會瞬間開啟科學進步的黃金時代的大門。

在哈倫·拉希德統治時期（786-809年），翻譯作品的數量開始大幅增加。希臘文、叙利亞文、波斯語和印度語的醫學、天文學、數學文本開始得到譯介。但在這個相對較早的階段，學者們對譯介手稿的選擇比較謹慎。據說，評估任何學術科研工作重要性的标準，就是該研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令此前的所有同主題研究成果都顯得多餘。人們很快發現，許多波斯的科學著作其實譯介自希臘原創文本。緊接着，學者們開始着手搜尋希臘原創文本。到這一時期，伊斯蘭學者和百年翻譯運動贊助者的興趣已經從占星術、醫學和農學等純實用學科轉向了數學和天文學。以兩位古希臘哲學巨匠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為代表的哲學，在這份百年翻譯運動的早期學科列表裡是缺席的，而之後将希臘文和阿拉伯文譯為拉丁文的翻譯運動卻始于哲學，因為當時的人渴望理解這些偉大的作品。然而，伊斯蘭學者卻是在巴格達翻譯運動的後期才對哲學領域産生了興趣，他們的理由也相當感人：穆斯林學者有感于自己在讨論神學問題時缺乏推理和論辯的技巧、訓練，而基督教學者和猶太教學者熟稔亞裡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作品，在邏輯論辯中更加得心應手。

有趣的是，盡管衆多出色的猶太哲學家和科學家對巴格達的思想文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但他們的作品幾乎都是用阿拉伯文而非希伯來文寫就的。來到巴格達的薩爾·拉班·塔巴裡（Sahl Rabbān al-Tabari，786-845年）的例子就能恰當說明這一點。據說，他是第一批翻譯托勒密《天文學大成》的學者。這位猶太天文學家和醫生名字的字面意思是“來自塔巴裡斯坦的拉比之子”——名字裡的“塔巴裡斯坦”（Tabaristan）是今伊朗北部的一個省[1]——他曾在拉希德統治時期定居巴格達。他的兒子阿裡（838-870年）皈依了伊斯蘭教，撰寫了第一部阿拉伯文的醫學百科全書。阿裡有一位學生，名叫穆罕默德·伊本·紮卡裡亞·拉齊（Muhammad ibn Zakariyya al-Rāzi），日後注定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臨床醫生之一。

一些曆史學家認為，盡管阿拔斯王朝欽羨波斯的一切，将波斯的一切與印度科學、東方文化聯系在一起，但整個翻譯運動是以原初的希臘科學為根基的。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亞曆山大大帝在伊斯蘭教興起的數世紀前已向東擴張至印度地區，希臘科學的成果也一并越過故鄉的海岸傳播到這些地區。不過我們也不要忘記，帝國與埃及的海上貿易路線也自成一條單獨的傳播途徑。人們可以證明，這些科學知識兜兜轉轉地從起源地希臘出發，經由印度最終傳回巴格達的阿拔斯王宮。希臘的許多知識也經由基督教世界的大城市安條克和埃德薩傳入阿拉伯世界，在伊斯蘭教興起前的幾個世紀裡，這兩座城市盛行着将希臘文翻譯為叙利亞文的傳統。與後來興起的阿拉伯百年翻譯運動相比，這場翻譯運動的規模略小。

希波克拉底、蓋倫、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等人在醫學和哲學領域都是舉世無雙的英才，阿拉伯人理應感謝希臘人在上述領域創造的全部知識。印度人和波斯人毫不擅長幾何學，然而，全盤否定他們在百年翻譯運動中對阿拉伯科學發展做出的貢獻是有失偏頗的。如果不是有機會接觸到印度數學，那麼伊斯蘭世界不可能擁有十進位記數法，也不可能在三角學方面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三角學在日後将有助于天文學的發展。同理，人們也認為，阿拉伯天文學繼承了波斯觀象台取得的成果，沒有印度數學的助益，就沒有阿拉伯天文學的繁榮興盛。

另一種錯誤觀點根植于一則有趣的迷思，它對波斯文化持更加同情的态度，我們有必要在此複述這則迷思。333年，亞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帝國，廢黜了末代皇帝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亞曆山大大帝向波斯帝國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進軍期間發現，波斯人視各種科學和知識分支為神授，它們是先知瑣羅亞斯德傳下來的。亞曆山大大帝于是下令把所有波斯文本譯為希臘文，之後将原始文本付之一炬。數百年後，薩珊國王下令收集所有希臘著作并将之譯回波斯語。波斯人聲稱，希臘的醫學、天文學和占星術知識盜取自波斯人，從而證明了自己運用希臘人的知識是正當的。

拉希德自身是一名學者和詩人，他是人文藝術的重要贊助人，穆斯林學者正是在他的治下開始認真研讀希臘和印度的偉大著作，并将之内化為阿拉伯文化。拉希德的巴格達宮廷雲集着來自五湖四海的藝術家、音樂家、詩人和神學家。早期的諸多翻譯活動正是在大臣巴爾馬克（拉希德的副手、少年馬蒙的導師）的管理下進行的。阿拔斯王朝為了犒賞扶植其掌權、忠誠于他們的巴爾馬克家族，指定大臣一職由該家族世襲繼承，當然，偶爾也會有人被處決。巴爾馬克家族發現，他們在國家的日常管理中掌握着巨大的、驚人的權力。此外，他們給予百年翻譯運動以有力的支持，并将波斯文化的傳統灌注到了哈裡發的宮廷之中。

贊助百年翻譯運動的另一個波斯大家族則是布克提蘇斯家族（the Bukhtishūs）。該家族的幾名成員曾親自把醫學文本翻譯為阿拉伯文。在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前，波斯醫生就已熟悉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許多醫學文本了，他們的學說也早在貢德沙普爾市得到了踐行。該家族重點支持了基督徒醫生和翻譯家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翻譯醫學文本，他注定要成為這個時代最有名、最多産的翻譯家。

布克提蘇斯家族慷慨資助的另一名巴格達學者是薩比·伊本·庫拉（Thābit ibn Qurra，836-901年），他是一名異教徒，來自美索不達米亞西北部哈蘭市（Harrān，現位于土耳其境内），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市集錢币兌換商（market moneychanger）。薩比翻譯了歐幾裡得、阿基米德、阿波羅尼奧斯（Apollonius）和托勒密等人的數學著作。他還為亞裡士多德的著作撰寫了提要。不過，他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數學家，寫作了幾何學、靜力學、幻方（magic squares）和數論方面的原創性作品。他甚至涉獵天文學，臨終時還被哈裡發穆阿台迪德（al-Mu’tadid）任命為宮廷天文學家。他的一些作品後來被譯為拉丁文，對西方世界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9世紀的巴格達還有一名傑出的基督徒翻譯家，他就是來自拜占庭的希臘人古斯塔·伊本·盧卡（Qusta ibn Luqqa，912年逝世）。與許多一流的翻譯家一樣，他通曉數學、醫學、天文學和哲學，十分博學。他的故鄉是位于黎巴嫩貝卡山谷的巴勒貝克鎮（巴爾貝克城，Heliopolis）。古斯塔和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一樣被敦促皈依伊斯蘭教，但他們都未曾皈依。他譯介了包括數學家丢番圖（Diophantus）、天文學家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第一位提出太陽系日心模型的天文學家）和醫學家蓋倫在内的希臘文著作。古斯塔著有衆多醫學、幾何學原創性作品，甚至還著有研究星盤的論文。星盤是望遠鏡（見彩圖14）發明前最重要的天文學設備。

随着阿拉伯學術研究在9世紀上半葉開始真正起步，随着天文學、地理學、數學和醫學等方面的原創性著作不斷湧現，阿拉伯學者必然會對這些領域進行原創性研究，因此，自然而然地需要進一步譯介希臘著作，也需要更加嚴謹、準确地修訂已被譯為阿拉伯文的希臘文本。學者從這些希臘文本中汲取知識，并在這些知識的激發下投身相關領域。例如，每一位生活在馬蒙時期的巴格達學者都會學習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正是在這本重要著作所提供知識的引導下，巴格達和大馬士革修建了伊斯蘭世界第一批觀象台。馬蒙任命了一批天文學家，令他們着手系統地核校托勒密星圖，此舉标志着阿拉伯天文學700年曆史乃至現代天文學的開端，同時也在希臘人與歐洲的哥白尼的革命之間搭建了橋梁。

許多極其重要的希臘文文本曾數次被譯為阿拉伯文。對伊斯蘭數學産生過重要影響的歐幾裡得的《幾何原本》能很好說明這一點。在拉希德統治的9世紀初，《幾何原本》首次由哈賈傑·伊本·優素福（al-Hajjāj ibn Yūsuf）譯成阿拉伯文，他後來在馬蒙統治時期又進行了重譯。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也翻譯過《幾何原本》，薩比·伊本·庫拉後來修訂了伊斯哈格的譯本。最終，天文學家圖西4個世紀之後在薩比修訂本的基礎上再次修訂了譯本，圖西的修訂本被譯成拉丁文，歐洲人極有可能是通過該版本得知《幾何原本》的。甚至有人斷定，哈裡發曼蘇爾就是從基督教司铎那裡得知《幾何原本》的，并向拜占庭皇帝求取了一份抄本。但是，所有獻給曼蘇爾的《幾何原本》的阿拉伯譯本的質量仍然存在争議，這些譯本對阿拔斯王朝早期的數學家究竟有多少幫助，也值得商榷。

百年翻譯運動于10世紀下半葉進入尾聲，這并非因為學者的學術興趣降低或喪失，而是因為這一階段自然而然地不再需要這場運動了。所有偉大的作品都已被翻譯、重譯、研究和評注，到了10世紀下半葉，原創阿拉伯文著作取而代之，推動着科學的進步。事實上，一些最偉大的希臘文本，比如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已不再被視為最前沿的研究，而是被更為複雜精細的天文學著作所取代。至此，這樁集體從事科學研究的事業在巴格達學術資助和競争的文化氛圍下，已然站穩了腳跟。

注釋1

[1]該省名為馬贊達蘭省，自阿拉伯人征服該地區至塞爾柱人統治時期，該地改名為“塔拉比斯坦”。——編者注

大英帝國勳章（OBE）得主，伊拉克裔英國理論物理學家。現任薩裡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物理學教授、“公衆科學系列”講座首位講席教授。2007年獲得皇家學會邁克爾·法拉第科學傳播獎，也是英國科學促進會的榮譽會員，曾獲得英國物理學會“公衆物理意識促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