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校長梅贻琦的傳奇人生

　
　
他24歲被聘為清華大學教授，但他連教授都不敢做，跑去找自己的老師張伯苓求救。張伯苓教導說，年輕人要能忍耐，回去教書。于是他就老老實實地回到清華，老老實實地做起他的教授。沒想到的是，13年後，老老實實的他當上了清華的校長。
　　他似乎無所作為，卻充分發揮了教授在學校建設中的作用。他把清華當作家，但這個家很民主。他說，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不是因為它有大樓，而是因為它有大師。他本人從來沒有被稱為大師，卻為這所大學請來了衆多的大師，并為後世培養了衆多的大師。
　　1930年初夏，北平一派的平和景象。西直門外的清華園裡，教授上課，學生讀書，也是一副象牙塔風光。然而，這景象的背後，卻潛伏着清華大學建校以來空前的危機。任期不到兩年的清華校長羅家倫，雖然也有不少建樹，但因其獨斷專行，堅持推行“黨化教育”，終于激發了和師生們的矛盾，僵持不下。羅家倫以辭職要挾，可學生們的反應頗有點揶揄的味道。他們說，無論國府批準與否，本校無人表示挽留。
　　羅家倫走了，政府随即派喬萬選接任校長一職。喬萬選是清華校友，對接管清華躊躇滿志。可當他帶着武裝衛兵剛進學校，立即被學生們攔下。學生們把喬萬選一人請進了小禮堂，等到喬萬選出來時，清華學生已經拿到他簽署的“永不任清華校長”的承諾。
　　“驅逐校長幾乎是師生一緻的。清華的傳統是民主自由，容不得一點專制獨裁。”（清華教授）
　　“清華随着教育事業的發展，尤其是在1925年以後，清華改辦大學。有一批清華留美學生，學成回國，回到母校任教，成為一些年輕的教授。那麼這些年輕的教授，他們接觸到國外教育的先進情況，看到了國外學校的民主，受到民主的影響。所以對清華學校行政人員那種專斷作風表示很不滿。”（同上）
　　盡管國民政府中，觊觎校長職位的有30多人，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連走進小禮堂的機會都沒有。喬萬選離開後，這所大學竟連續十一個月無人管理。大學是不能沒有校長的，清華師生以期盼而又戒備的矛盾心情，等待着下一個校長的到來。
　　“'三趕校長’之後，關于清華校長的人選，學生會就提出了幾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到清華當校長，要不受外界政治幹預；第二的話，知識要淵博；第三，威望要高；第四呢，他能夠對清華的教育事業有所發展。”（同上）
　　十一月下午的一天，清華大學師生接到開會通知，他要與大家對話。這新來的校長，就是本校教授，叫梅贻琦。他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被驅逐的對象呢？
　　梅贻琦，是清華學校首批庚款留美生。1915年9月，他學成歸來，回母校任教，以後還被任命為物理系首席教授兼系主任，以及清華學校的校務長。發生校長風波的時候，梅贻琦正在美國擔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監督，管理全美各地的中國留學生。1928年11月，39歲的梅贻琦接到調令，他又重回清華園。
　　“梅贻琦在擔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的時候，在就職演說當中，發表了一個講話。在講話中他說，一所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全在于它有沒有好的教授。”（同上）
　　“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梅先生那個時候，他就覺得，一個學校師資的力量，要把它提到絕對的高度。”（梅贻琦兒媳，原清華學生）
　　“他說大學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而這兩者的實現，全依賴于師資和教授。所以他提出'大師論’是很明确的。”（清華教授）
　　梅贻琦的“大師說”，使清華師生對梅贻琦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其實“大師說”不是梅贻琦一夜之間想出來的。早年清華國學院成立，邀請了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這四大導師，使清華成為中國國學研究的重鎮，這其中就有梅贻琦的主張。當時他是清華的校務長。
　　就在梅贻琦發表就職演說中，被他尊崇的大師門也在靜靜聆聽。清華自建校起，就有尊崇大師的傳統。梅贻琦的“大師說”，是将這個傳統表現的更明确，更自覺了。他并不是把教授用來提高大學的聲望，他是希望教授在學問和人格上，對學生起到教育和引導作用。而清華的教授在學問和人格上，也多有可圈可點之處。
　　大學的首要任務是培養人才。但如何教育學生，把學生培養成什麼樣的人才，一直是清華大學争論不休的問題。馮友蘭在回憶清華大學往事時，曾不無感慨地說道，當時教育會經常讨論而始終沒有解決的問題，是在大學教育的目的。大學教育要培養的是哪一種人才呢？這個問題，用一種比較尖銳的提法，就是大學教育應該培養“人”，還是制造“機器”。而梅贻琦一直旗幟鮮明地主張，教育學生首要的任務，是成就學生完全的人格。
　　“大學教育當中，最主要的是要進行一種全人格的教育。像一個人要教育成這樣一種人，你做研究也好，做服務也好，做公務員也好，他能貪污嗎？能背叛祖國嗎？首先他人格完整啊！”（同上）
　　梅贻琦在就職演說中，還講了這樣一個思想。他希望清華能培養博及古今，學貫中西的“通人”，而這種人隻有“通才教育”才能培養出來。清華師生就是這樣看到了新校長的亮相，知道了他的想法。就在梅贻琦演講的禮堂外，有一座清華畢業生捐贈的日晷，基座上刻着這樣的字句：行勝于言。清華一向崇尚實幹，師生們對這位新校長的态度同樣如此，說是說，做是做，清華學子拭目以待。
　　好像是故意要讓人失望，梅贻琦在發表頗有新意的演講之後，便在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他似乎是整天躲在公文的後面，他似乎表現得非常缺乏主見，他有一句口頭語流傳最廣，叫做“我從衆”。梅贻琦完全不同于那些被驅逐的校長，他沒有獨斷、專橫。可是，堂堂清華校長，也不能這樣無為而治，随大流吧。是懦弱?是畏縮？是有所顧忌？人們猜疑着，也從各種渠道打聽着。果然，人們探聽到這樣一個故事。梅贻琦在與夫人韓詠華結婚之前，有人告訴韓詠華，梅贻琦是個極不愛說話的人。韓詠華信口答道，“豁出去了，說多少算多少吧。”誰知結婚以後，梅贻琦果然如此。
　　“梅先生在家裡頭啊，态度總是笑眯眯的，老是很溫和，可是不多說話。看到年輕人在一起玩的高興了，他總是來看看，點點頭就走開了。”（梅贻琦兒媳）
　　慢慢地人們發現，沉默寡言的确是這位校長的性格，并不是什麼畏縮的思想作怪。人們逐漸理解和接受了這位沉默的校長。但不久後，梅贻琦的作為卻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梅贻琦開始從行政上消弱自己作為校長的權力。
　　“開會的話，他都是在旁邊聽，無論是教授會還是評議會，他很少首先自己發表意見。他都是聽别人講，一旦大家做出了決定，他執行的非常堅決。”（清華教授）
　　二十世紀初，國内大多數知名大學都有“教授治校”的傳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的“教授會”是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由教授選出的評議員和校執行首長共同組成“評議會”，作為“教授會”的常務機關，負責學校重大事務的決策。在具體問題上，梅贻琦可以從衆。他左邊的人可以批評他，他右邊的人也可以批評他，他都接受。
　　“吳有訓先生就常常不同意梅先生的好多做法，雖然梅先生沒有堅持許多做法。吳有訓先生就提出批評，你這樣做不對，他也接受。”（梅贻琦兒媳）
　　但是在大的問題上，他又是不遺餘力地倡導鼓吹。比如在清華，他尊奉蔡元培先生的主張，把“學術自由”作為辦學的原則。
　　“他把學術自由作為一生所追求的一個目标，辦學的原則，對清華影響比較大。梅贻琦是一個愛國的教育家，他希望求得中國教育的獨立，而很重要的，就是要求得學術獨立，所以他竭力主張學術自由。”（清華教授）
　　學術自由，是梅贻琦辦學的靈魂。在上世紀20年代白色恐怖正濃時，他批準馮友蘭考察蘇聯，回來公開宣講蘇聯的種種優越制度。到了30年代，他容許吳晗、聞一多在校園内公開進行革命宣傳。他曾寫道，應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盡學術自由的使命。
　　“他的辦學就是一個'通才教育’，另外一個就是'學術自由’。從不幹涉你，所以在西南聯大，在清華都是百家争鳴。可以矛盾，比如聞一多先生，同很多人的思想都是相左的。所以都可以融進來，這一點梅先生是學習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蓄的思想。”（梅贻琦兒媳）
　　老教授們都清楚，梅贻琦是為學術自由，極大地尊崇着“教授治校”的傳統。國民黨取得政權之後，出于推行黨化教育的需要，曾經力圖摧毀“教授治校”，可是沒能奏效。清華雖是國立大學，但辦學資金來自于美國庚子賠款，并不依賴政府，所以能堅持教授治校的傳統。那些要執行黨國意圖的校長，就隻好離開。
　　梅贻琦上任後，一改前幾任校長的做派，他不僅尊重這個制度，并且把他的效用發揮到極緻。教授們關于校政的決議，他都認真執行。對學術蠻橫幹預的事情沒有了，教授的作用發揮了，梅贻琦也坐穩了他的校長。而他寡言的性格，也被清華師生理解和接受。
　　1935年，當日本侵略者占領東北、觊觎華北的危急關頭，是清華師生首先呼籲：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一二.九”抗日愛國運動，鼓舞着當時的青年，卻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鎮壓。軍警到學校來抓人了，學生們與軍警發生了激烈沖突，在場的教授們沒有對策。人們把目光投向梅校長，怎麼辦？然而，平時很少講話的梅贻琦，仍然沒有話。
　　“後來國民黨來要黑名單，說你把學生的名單給我一個，好按那個抓人啊。”（清華教授）
　　結果，梅贻琦竟提供了一份名單。學生們不解，他們不相信梅校長會出賣學生。軍警開始按照名單抓人了，後來的事實是，一個學生也沒有被他們帶走。
　　“為什麼呢？後來弄清楚了，梅校長隻是把前年的學生住宿的名單給了他們一個，結果他到那一抓，都不對頭了。梅先生你别看他不說話，他的腦袋裡有主意。所以他的外号叫'寡言君子’。”（同上）
　　不知不覺間，梅贻琦做清華校長已經六年了，沒有人提出要更換校長。有人問其中的奧妙，梅贻琦幽默地回答：因為我姓梅，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是沒有人願意倒黴。
　　時間走到了1937年，夏天，清華大學放暑假了。然而，仍舊有兩百多師生留在學校。7月7日，留校師生聽到了隆隆的炮聲。梅贻琦在後來的回憶中寫道：當七七之夜，敵人進攻盧溝橋，槍炮之聲，校内清晰可聞。不久，北平淪陷，清華大學開始流亡。
　　“在'一二.九’運動以後，清華是對戰局有比較清醒認識的學校之一。梅贻琦和教授開會讨論，如何應付這個。當時果斷地停建了好幾個大建設，把剩下的建設款，有41萬，轉向投入到湖南，買了一些地。所以後來戰争爆發以後，長沙臨時大學才有了一個落腳之地。”（同上）
　　在長沙，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三校聯合組成了長沙臨時大學。在大災難來臨的時候，三校師生齊心協力，艱難地度過了一個學期。但是，時局又發生了變化。這時，南京淪陷，武昌告急。1938年2月，梅贻琦在日記中寫道：臨時大學奉命遷于雲南省會之昆明，四月底全部到達。本校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組，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自西南聯大成立以來，雖然最高領導仍由北大校長蔣夢麟、南開校長張伯苓、清華校長梅贻琦共同擔任，但由于張伯苓和蔣夢麟兩人常在重慶并另有職務，所以，西南聯大校務工作實際落在了梅贻琦一人的肩上。
　　戰時的非常狀态，使梅贻琦不得不改變沉默寡言的性格，他常常要牽頭去做許多與教學無關的事情。清華有庚款做後盾，經濟實力遠勝于其他兩校。用世俗的眼光來看，這種聯合，清華是劃不來的。所以人們說，聯大成功的奧秘，就在于梅校長的“大”。他心中似乎沒有清華，隻有聯大。
　　梅贻琦生活簡樸，在西南聯大的艱苦環境中，他要靠典當衣物度日。他的夫人也常常和教授夫人們一起，親手做糕點叫賣，貼補家用。還把糕點叫做“定勝糕”，意謂“抗戰一定會勝利”。
　　西南聯大校舍分散，梅贻琦常常步行一二十裡，奔波于各院系之間。即使在日機轟炸的時候，人們看到的梅校長依然淡定從容。
　　“每一次警報來的時候，他總是穿一身長衫，拿一根拐杖，慢慢的走。有的人一聽警報就亂了，他不是，安步當車地，還疏導學生，不要急，這個路窄。”（同上）
　　西南聯大，集中了中國最優秀的學者和大師。西南邊陲，因為有了這樣一批文化守望者，而孕育着希望。西南聯大，使中國在戰亂頻仍、半壁淪陷的情況下，保存了教育的元氣和一份精神的力量。可以想見，這裡蘊含着梅贻琦的多少心力和貢獻。
　　1940年9月，清華學生在昆明，舉行了“梅校長服務母校25周年公祝會”。會上，師生和校友們用美好的詞句，贊揚他數十年如一日服務母校的功績。
　　“梅校長要答詞了。不能把清華的成就算在一個人身上。比如說我，我舉一個比方給大家，像京劇戲台上那個王帽，就是唱皇帝的那個人。”（同上）
　　“他說你别看他儀仗森嚴，他隻是一個配角。而唱戲的是那些大将将軍，是那些文官武将。他說，要是清華有什麼成績的話，應該感謝的是，我剛剛搭了一個很好的班子，他就像一個唱王帽的人坐在那擺樣子的，就覺得主要的作用取決于那些大師。”（梅贻琦兒媳）
　　時間邁過1946年的門檻，經過八年抗戰，日本軍隊終于被趕出中國的土地。清華師生踏着滿目瘡痍的國土，返回清華園。然而，學生們的課程剛剛安穩下來，國内形勢驟變。1948年，國共雙方大決戰，人們心裡都清楚，勝利的一方将會是誰。在這樣的大形勢下，每一個人都面臨着走和留的問題。但梅贻琦，是決定要走的人。
　　“清華大學學生會啊，拉着隊到梅贻琦校長的宿舍裡頭，喊着口号，說梅校長不能走。吳晗那時候已經到解放區去了，他就在那通電給梅校長，說梅校長請你留下。”（清華教授）
　　很多人不能理解，梅贻琦為什麼要離開大陸，而他卻又自己的考慮。他要保護好清華基金。清華大學的基金來自于庚子賠款，想要動用這筆校款，必須要有兩個人的簽字才能生效。一個是教育部長，另一位就是清華的校長。
　　“他說，我走啊，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出去保護清華大學的校款。我要不出去啊，國民黨随便派一個校長，再配合他那個教育部長，兩個人一簽字，這款不就沒有了嗎？”（同上）
　　梅贻琦離開大陸後，先是在美國呆了幾年，後來又去了台灣。他利用清華基金，在台灣創建了“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
　　“别人幾次建議，說咱改名吧，不要叫研究所了，直接叫清華大學得了，他不同意。主要我活着，這就是個研究所，真正的清華大學在北平，或者在北京。”（同上）
　　他始終不願将研究所改為清華大學。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享年73歲。學生們心中的梅贻琦是“永遠的校長”。他肯做事，忠于所做的事。在近50年裡，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清華。彌留之際的梅贻琦，仍然不忘身邊的那隻手提包。他去世後，人們發現裡面裝的竟是清華基金的賬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人們記得他的告誡，他說，我隻希望大家能有勇氣去做一個最平凡的人，不要去追求轟轟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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