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在史前時期,合黎山之南的酒泉、張掖是一片汪洋。為救黎民于水火,大禹制定了一個放弱水治荒漠,變汪洋為陸地,變流沙為綠洲的方案。于是大禹來到黑河流域,他跋山涉水,察看地形,先劈開山丹的龍首山疏通河道,所以,現在才有黑河穿越龍首山和瓦窯溝嶺的局面。據說早年此處還有一座龍王廟,記載着這次治水的業績。但是這次治水并沒有起到根本作用,合黎山仍然阻攔黑河水北去,于是大禹又發動群衆,劈山開流,終于使黑河、弱水暢通無阻,緩緩流向遠方,在此山腳下形成“鎮夷峽”;并修廟供奉了大禹的塑像。
大禹用一柄巨大的石斧,将合黎山劈開一道口子,海水從中噴湧而出。水到之處黃沙伏地,百草碧綠,林木叢生。年複一年,汪洋和流沙都變成了綠洲。後來,滄海巨變,合黎山南的酒泉、張掖成為著名的米糧之州,富足之地。到漢代,山北的居延海一帶,廣開屯田,成為西北最富有的糧倉,設有都尉專管這一帶的軍屯。
後來大禹到三危,發動三苗人,也就是古代的敦煌人,疏通了疏勒河和黨河,使其在敦煌之北的沙漠中彙合,又浩浩蕩蕩地向西直奔羅布泊。
大禹治水的事迹,《尚書·禹貢》有這樣的記載: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即西,……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即宅,三苗丕叙。……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與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就《尚書》而言,西漢伏生、孔安國,東漢賈逵、馬融、鄭玄等人為之訓解作注,唐人孔穎達又作《尚書正義》。孔安國認為合黎為水名,在流沙東;而馬融、王肅皆認為合黎、流沙是地名,唐人司馬貞、張守節則認為,合黎既是山名也是水名。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裡。清代孫星衍《尚書古文注疏》中認為,《水經》所雲“張掖”及《張掖記》之“張掖”均指漢張掖郡,三危山在燉煌,即甘肅敦煌縣,黑水經此入南海。《禹貢》所謂“南海”系指“塞外得水為海”之居延海;孔安國還認為羌谷水即《水經注》《張掖記》所指的黑水,“《左傳》所謂瓜州,允姓之戎所居,正三苗所竄之三危,故《楚辭·天問》雲‘黑水玄趾,三危安在’,設詞以問天,非竟不知其處也”(參閱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3《禹貢第三·虞夏書三》,中華書局,1986年,第186~199頁)。
《水經》卷40《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載:“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合離山(即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三危山在燉煌縣南。”郦道元注雲:
(武威)縣在姑臧城北三百裡,東北即休屠澤也。《古文》以為豬野也……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為西海;一水又東徑百五十裡,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
清趙一清《補弱水》綜合司馬貞《史記索隐》和張守節《史記正義》的有關記載,認為“弱水之源委約略可得矣”,即弱水自張掖删丹(山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腹,再折而北流,經沙碛之西入居延澤。他在《補黑水》篇中雖然否定了各家之說,但卻未能提出新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學術界對這些山水名稱的地望存在很大的分歧。由于各家立論角度不同,觀點各異,最終的結論也未必全是。學者們試圖在河西以外尋求上述山川的地望,如徐南洲、李文實、劉建華諸先生都認為三危是範圍甚廣的地域總名,而不是指敦煌的三危山。從《尚書·禹貢》關于“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的記載來看,“弱水”、“黑水”均為水道名,則此二水流經的“合黎”、“三危”應是山水名而不是某一地域的總稱;若是泛指某一區域,就應是湖泊,否則就難以解釋下文的“餘波入于流沙”和“入于南海”。但是,目前還沒有任何材料可證明其為湖泊。張守節雖兼各家之說,認為“合黎”既是山名又是水名,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200裡,合黎水出臨松山東而北流,經合黎山入居延海,長達1500裡。但張氏所謂的“合黎水”實際上就是弱水。因此,我們認為合黎應是山名,即今河西走廊北部的合黎山(高榮《先秦漢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38頁)。
《禹貢》所謂“流沙”,或雲地名,或雲水(澤)名,其地在漢張掖郡居延縣附近。裴骃《史記集解》引鄭玄說:“流沙在居延東北,名居延澤”;司馬貞《史記索隐》則雲:“張掖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山海經·海内西經》載:“流沙出鐘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黑水之山。”郭璞認為,此西南所入之“海”即“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袁珂《山海經校注》引沈括《夢溪筆談》卷3又謂“沙随風流,謂之流沙”。《水經注》卷40《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條雲:“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北,《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鐘山,西行極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沙随風流動是常見的現象,故可稱為流沙;月生五日的流沙即新月形沙丘,是河西走廊北部沙漠地帶的主要地貌景觀。但将流沙解釋為“沙與水流行”,未免有望文生義之嫌。“《尚書》稱其地為流沙者,蓋指地形言也……風吹沙轉,聚而為山,故稱流沙,言其沙質可以随風流動移轉也……弱水自出合黎山即流行于流沙之中,故曰‘餘波入于流沙',即郦注所謂‘流行于流沙也。趙一清不解地形,謂流沙,沙與水流行也,此語不可通矣。凡先秦傳記所稱流沙,均指此而言”(黃文弼《河西古地新證》,見《黃文弼《西北史地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8~104頁》。《元和郡縣志》卷40雲:“居延海,在(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裡,即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者,風吹流行,故曰流沙。”李并成先生據此斷言:流沙即指今黑河下遊的大片沙漠地域,今屬巴丹吉林沙漠的一部分(李并成《河西走廊曆史地理》,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頁)。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符合實際的。
關于《禹貢》“弱水”、“黑水”的地望,在前引清代學者趙一清、孫星衍的著作中均有考述。趙一清所考“源委約略可得”之弱水,即《說文》所謂由張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者,亦即張守節《史記正義》所雲在張掖縣北23裡合于合黎水的弱水;至于出張掖縣界雞山東北流入居延海的張掖河(即古羌谷水,俗謂之黑河),并未流經三危,因而不是《禹貢》之黑水。孫星衍則更明确指出,《漢書·地理志》所記張掖郡觻得縣之羌谷水即《水經注》《張掖記》中所說的黑水,亦即《禹貢》所記的弱水(參閱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3《禹貢第三下·禹夏書三》,中華書局,1986年,第186~188頁)。景愛先生對今額濟納河進行實地考察後認為,弱水和黑河實際上是指同一河流的不同分支或河段。弱水又稱溺水,發源于甘肅省山丹縣西南35千米的窮石山,故其上源又稱山丹水;山丹水西北流至張掖,與發源于青海省境内的張掖河(即羌谷水,今甘州河)會合後,稱作黑河;黑河北流,出合黎山至毛目(今鼎新),與源自青海省的臨水(即肅州河,又稱北大河)相會。自此以下的河流,古稱弱水,今稱額濟納河。在有的著作中,也有将黑河稱作弱水者(景愛《額濟納河下遊環境變遷的考察》,《中國曆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1輯)。李并成先生進一步考證指出:弱水即黑河,又可專指黑河上遊的主要支流山丹河。山丹河發源于祁連山支脈冷龍嶺(即古之窮石山,又名蘭門山),自此北流,經山丹、張掖彙入黑河幹流,再經臨澤、高台縣境,越合黎山,由酒泉金塔縣鼎新鎮北入額濟納旗境。《漢書·地理志》等書所記之羌谷水(《史記正義》稱合黎水,亦名張掖河)即黑河的正源幹流,自鷹落峽出山後東北流,在張掖烏江堡附近與弱水(山丹河)合,折而西北越合黎山,北流至額濟納旗。全長約820裡,約合唐裡1520裡、漢裡2000裡,與《史記正義》“行千五百裡”及《漢書·地理志》“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裡”所記的裡數大體相合(參閱李并成《河西走廊曆史地理》,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60頁)。由此可見,《禹貢》所謂“弱水”即指今河西走廊中部河流黑河的支流山丹河,其幹流即張掖河(又稱黑河)。因弱水過張掖後彙入黑河,故又将黑河(張掖河)稱為弱水。“張掖河繞合黎山之西而北流,是和《禹貢》所說相符合的。張掖河下入居延海,其周圍皆為沙漠,正可以此解釋所謂的流沙。
在禹部族活躍的那個時代,我國北方曾不止一次地發生過洪水。古氣象學和古生物學研究表明,冰河期末段的一次寒冷期過後,世界範圍内曾一度出現了一個溫暖期,冰川消融,雪線上升,降雨量增多,造成平原與河谷盆地及低窪地區的洪水泛濫。這個洪水時代給早期的先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許多民族的遠古傳說中,都伴有關于洪水的記憶。洪荒時代的酒泉,也是一片汪洋澤國。大禹治理了洪水,許多土地都可以播種,特别是在治水的實踐中,人們總結經驗,開山引水,修渠築壩,使廣闊而肥沃的土地得到開墾和澆灌,大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先秦時期黃河流域與新疆地區的交通路線主要有四條:一是經青海東部的日月山、青海湖、柴達木盆地到塔裡木盆地南緣,二是經河西走廊、羅布泊地區沿塔裡木盆地南緣到和阗地區,三是經河西走廊、哈密地區到吐魯番和塔裡木盆地,四是經黃土高原、鄂爾多斯高原、賀蘭山或陰山向西北再經戈壁沙漠到阿爾泰地區。其中第二條則是最主要的通道,其主要目的是進行玉石交換(王守春《<山海經>與古代新疆曆史地理相關問題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197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中發現了700多件随葬玉器,經鑒定有新疆玉、透閃石玉、岫岩玉和南陽玉四種,但主要是新疆和田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324~325頁)。婦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則新疆玉輸入中原至遲可追溯到武丁時代。這說明殷商時期中原與新疆地區的聯系是較為密切的,文獻記載并非毫無根據,大禹治水完全有可能到達河西走廊。因此,大禹治水不僅僅是一種曆史現象和曆史功績,它還留給後人寶貴的精神财富。大禹在長期的治水過程中所形成的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為邦本、科學創新等為内涵的大禹治水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力弘揚大禹治水精神,對于傳承華夏文明具有重要意義。
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