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選登|晚唐墓志中的柳體書風
一、柳公權其人其書
柳公權出于京兆河東柳氏，曆仕穆、敬、文三朝，博通經學，工于辭賦，以書名時。他長于真、行、草、篆四體，并以工書而受帝王賞識。《舊唐書》載柳公權“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其書《金剛經碑》有鐘、王、歐、虞、褚、陸之體”。一方面，柳氏家族循禮守法，崇質尚用，且柳公權侍書禁中，以書寫官文诏書為務，此外柳公權書名甚大，應酬頗多，這些因素導緻了大部分傳世柳書嚴謹整饬，藝術性不足。另一方面，柳公權通孔氏，解莊子，又雅好文藝，濡染鐘、王，因此方正之中，時有魏晉真率，這些因素使得柳書部分作品剛柔相濟，文質彬彬。總之，柳公權書法既是唐人尚用和尚藝的矛盾産物，也是中晚唐書法文化的時代縮影。
柳公權的存世書迹有兩類：一類是石刻碑志，以《玄秘塔碑》《神策軍碑》以及新近出土的《楊承和碑》《嚴公贶墓志》為典型；另一類是墨迹、刻帖，以《蒙诏帖》《奉榮帖》以及《送梨帖》題跋為代表。
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記載鐘書有三體，一是銘石書，二是章程書，三是行狎書。許慎《說文解字序》雲：“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八體”之中，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隻是大篆、小篆和隸書三體的變式，并非八種書體。古人會根據使用場合選擇與之相适的書體，同時某一種書體在不同場合下也會産生若幹變式。對比柳公權的銘石書和墨迹，這種差異十分明顯。董其昌認為柳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相似，所謂神奇化為臭腐”，除了批評過激，還缺乏對柳書的全面認識。書于大和二年（828）的《送梨帖》題跋用筆含蓄，古雅自然，一如《舊唐書》雲“鐘、王複生，無以加也”。書于長慶四年（824）的《金剛經》用筆誇飾，森嚴整饬，鋒芒可畏。由此可見，唐人的正式書寫與日常書寫，大字書寫與小字書寫有明顯的區别。
唐 柳公權 送梨帖題跋
唐 柳公權金剛經
二、柳體書風的形成
與初唐書人不同，柳公權取法魏晉的同時，也學習唐賢。《舊唐書》雲：“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又雲：“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鐘、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金剛經》書于長慶四年，現存敦煌唐拓，再結合《送梨帖》題跋，《舊唐書》所評信無虛言。可知柳公權鮮明的書風主要來源于他對古賢時俊的融會貫通。
《舊唐書》雲：“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不讀非聖之書，為文不尚浮靡。”又雲：“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克禀誡訓。”又雲：“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又雲：“（仲郢）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又雲：“家弟（公權）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心實恥之。”又雲：“（公權）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雲：'聞樂令人驕怠故也。’”河東柳氏家風嚴正，崇質尚用，雖然家族文化并不是柳氏家族書風的決定因素，但《柳老師墓志》和《諸葛武侯祠堂碑》受家風影響可見一斑。
與兄柳公綽相比，柳公權更具藝術天賦，他才思敏捷，博觀經籍，十二歲即能作辭賦，一生耽于書學。他又以侍書中禁為恥，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這種微妙的矛盾心态使得柳公權日常書寫的書風和正式書寫的書風差異更為明顯。
杜甫詩雲：“書貴瘦硬方通神。”安史之亂以後，士人的複古思潮開始壯大，唐代書風逐漸由豐腴轉向瘦硬。大曆以後，以王羲之為代表的魏晉古法複興，柳公權的取法和瘦硬書風正是晚唐書法文化與時代風氣使然。
柳公權宮廷禦用書家的身份對他的書風形成和晚唐柳體書風的流行起了助推作用。雖然柳公權以侍書為恥，但觀其一生，他的書法活動始終與皇家和貴族密切相關。《舊唐書》雲：“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于佛寺見卿筆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曆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文宗思之，複召侍書，遷谏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诏學士。”又雲：“乃令公權題于殿壁，字方圓五寸。”又雲：“（宣宗）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柳公權侍書中禁，身居要職，經常書寫诏令文書，必然一筆不苟。柳書法度森嚴，與其職業特點和所處場合密切相關。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有自然人和法人的雙重屬性，皇帝的認可使柳書産生了巨大的文化影響，以至于“當時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别署貨貝，曰'此購柳書’”。統治階級的認可不僅促進柳公權個人書風的形成，而且擴大了柳書的流行範圍。
三、以柳公權為中心的書人群體
晚唐的書法文化話語權基本掌握在以柳公權為代表的書人群體手中，他們的書學實踐左右了晚唐的時代書風。以柳公權為中心的晚唐書人群體，主要包括柳公權、柳公綽、柳仲郢、柳玭、柳璨、柳仲年、柳知微、柳宗元、楊承和、嚴公贶、唐玄度、裴休、丁居晦、杜牧、劉禹錫、徐方平、李商隐等人。柳氏家族與牛、李二黨成員俱交往密切，所以與柳公權交遊者，皆是當時名流公卿，這些人兼具詩人、官員、學者、書人等多重身份，他們的社會活動有意或無意地擴大了柳書的影響。他們的文藝活動既是個體或群體的行為，也是晚唐書法文化的标幟和時代縮影。
柳宗元、杜牧、劉禹錫、李商隐等是晚唐詩壇執牛耳者，柳氏子弟亦多才俊。柳公綽之子柳仲郢深得柳宗元和韓愈稱賞，柳仲郢之子柳璧作《馬嵬詩》而得韓琮和李商隐的嘉美。柳公權也因禦前對詩受唐文宗激賞。從杜牧頗得六朝遺韻的《張好好詩》墨迹來看，以柳公權為中心的書法盛況不難想象。
柳公綽與武元衡、裴度、裴垍、牛僧孺、鄭朗、李宗闵等交往密切，柳仲郢與牛僧孺、李德裕、周墀等交往密切。柳公權久在中禁，深受恩寵，與之交往者，多為朝中要員。柳氏子弟所交結之人左右了晚唐政局，而柳氏又能得二黨敬重，于其書名遠播大有裨益。
柳公權、柳公綽、柳璨、楊承和、唐玄度、裴休等人均有書迹傳世，其中柳公權、柳公綽、楊承和、裴休等交往密切，他們的書迹用筆爽利，結字峻拔，中宮緊縮，折筆多圭角，整體書風相肖，說明以柳公權為中心的書人群體彼此之間應有深入的書學交流。
另外，以柳公權為中心的書人群體中還有一批與書法活動密切相關的镌刻工匠，主要有邵建和邵建初兄弟、強演等人。他們雖與書法并無直接關系，但他們精湛的刻工推動了柳書的普及。
四、晚唐墓志中的柳體書風
安史之亂平定以後，唐朝國運急轉直下，大曆貞元間，唐代文藝在總體上由暖色調變為冷色調。詩人們更加注重現實，提倡風雅精神，反對浮辭豔藻，推崇先秦和漢魏古詩。如白居易就主張“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古文家們開始改革文風，标舉秦漢古文，擯斥六朝骈文，主張文以貫道。畫家們也留意繪畫的功用性，張彥遠《叙畫之源流》雲：“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又申之雲:“以忠以孝，盡在于雲台；有烈有勳，皆登于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或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記傳所以叙其事，不能載其形，賦頌所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書人們也開始提倡學古，杜甫《八分小篆歌》雲：“峄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又《丹青引贈曹将軍霸》雲：“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韓愈《石鼓歌》亦雲：“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
在文藝理論上，這一時期的士人不僅繼承了中唐以前所提倡的“風神骨氣”，而且更強調文藝實踐中的古質，例如韓柳的古文，劉柳的詩歌，韓滉、戴嵩的繪畫，柳公權、裴休的書法，都普遍有這一特點。這與漢代頗為類似：西漢以王莽僭位而衰，而盛唐以安史之亂而頹；西漢與盛唐相似，士人多理想，偏工辭藻，文過于質；後漢與晚唐仿佛，士人多務實，重視思想，質勝于文。
王國維認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于書法亦然。範仲淹《祭石學士文》雲：“曼卿之筆，顔筋柳骨。”“筋”和“骨”不僅是顔柳各自的藝術品格，而且是盛唐和中晚唐不同時期書法文化的縮影。晚唐墓志中呈現的柳體書風，既是士人們對柳書的認同，也是時風使然。
第一類包括柳公權書法成熟以前頗具骨勢的書迹，它們雖非柳書，但可以視作柳體書風的先緒。如開元七年（719）《元素墓志》，開元十九年（731）《陶禹墓志》，天寶十年（751）《盧全貞墓志》，大曆五年（770）《柳公夫人薛氏墓志》，大曆十四年（779）《曹惠琳墓志》，貞元十七年（801）《荊肆墓志》，貞元二十年（804）《柳昱墓志》等。
元素墓志
荊肆墓志
第二類包括柳氏家族中柳公權、柳公綽、柳仲郢等人書迹，它們展現了成熟的柳體書風。如元和四年（809）《諸葛武侯祠堂碑》，長慶四年（824）《金剛經》，開成元年（836）《回元觀鐘樓銘》和《楊承和碑》，開成二年（837）《馮宿碑》，會昌元年（841）《玄秘塔碑》，會昌三年（843）《神策軍碑》，會昌五年（845）《柳老師墓志》，大中四年（850）《陳蘭英志》和《嚴公贶墓志》，大中六年（852）《魏公先廟碑》等。
柳老師墓志
陳蘭英墓志
第三類包括與柳氏家族相關的異姓書人書迹，它們在中晚唐特定的書法文化背景下，與柳公權書法異曲同工。如長慶元年（821）《羅池廟碑》，長慶二年（822）《梁守謙功德銘》，大中九年（855）《圭峰禅師碑》等。
唐 沈傳師 羅池廟碑
唐 裴休 圭峰禅師碑
第四類包括明顯受到柳書的影響的書迹。如大和三年（829）《王明哲墓志》，大和八年（834）《寇章妻鄭氏墓志》，開成元年（836）《崔洧墓志》，大中元年（847）《劉公妻馬氏墓志》，大中十一年（857）《陳立行墓志》，大中十三年（859）《張審文墓志》，鹹通四年（863）《唐思禮妻王太真墓志》，鹹通六年（865）《張氏墓志》和《翟慶全墓志》，鹹通八年（867）《劉仕俌墓志》，乾符四年（877）《王公妻清河張氏夫人墓志》等。
寇章妻鄭氏墓志
崔洧墓志
五、對柳體書風的客觀認識
死者生前的政治地位是能否死後樹碑的決定因素，且地位高者多用碑，地位低者多用志。柳公權身居高位，所結交者多是達官顯宦，因此傳世的柳書碑居多，志居少。碑立于地表，故人盡知之；志埋于地下，故人少知之。柳公權一生書寫了大量的碑，因此後人對柳書的印象大多拘泥于碑，像《送梨帖》題跋、《蒙诏帖》《奉榮帖》等富有筆墨情趣的尺牍和墨迹，反而逐漸從人們的視野中淡化。
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大字和小字、書紙和書石在筆法上有明顯區别，如褚遂良《十七帖》題跋與《聖教序》，薛稷《論脍帖》和《信禅師碑》，（傳）顔真卿《自書告身帖》和（傳）徐浩《朱巨川告身帖》中正文大字與簽名小字。以柳公權的石刻書迹來評價其整體書法藝術成就，有以偏概全之嫌。
柳公權大半生都在深入學習鐘繇和王羲之，《舊唐書》載他兼善多體，書迹風貌多樣，《送梨帖》題跋和《洛神賦》題跋足以證明。米芾以“俗”評價柳書，董其昌更是直言柳書“神奇化為臭腐”。米芾和董其昌都曾大量汲取柳書的養分，但他們因為自身審美取向的改變而攻讦自己的取法對象，從而否定柳書的藝術成就，不足道也。曆史上學柳者不乏其人，而得柳書精髓者當屬啟功先生，啟功先生取柳書骨勢，去其習氣，加以妍潤，遂成大家。
（本文原載《書與畫》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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