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綱目之中草藥知識大全，十分難得，值得收藏

其一，毒藥非“毒”

追溯到遠古神農時代，《淮南子·修務訓》中這樣記載：“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藥物泛稱“毒藥”。《素問·異法方宜論》說：“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藥。”在古人看來，是藥三分毒，實際上是指藥物的特性；後來才用以專指毒性較大的藥物。《醫學問答》對此有解釋：“夫藥本毒藥，故神農辨百草謂之‘嘗毒'。藥之治病，無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醫聖張仲景更有精辟之論：“藥，謂草、木、蟲、魚、禽、獸之類，以能治病，皆謂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稱之為毒藥。”神農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說他一日之中，辨别了70餘種藥物的特性。藥之特性，用對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錯了就會傷人害命。對中藥，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藥治病。神農嘗百草的本草，是一種勇于探索的偉大義舉，是一種舍生忘死的高尚行為。無怪對起步于先秦、成書于東漢、曆經幾百年、融彙了幾代醫藥學家的辛勤勞動與智慧的第一部中藥學巨著，作者們甯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農”之名——《神農本草經》，除了受托古之風的影響之外，恐怕也是對這位中華民族藥物學的聖祖的一種紀念吧!由此不難看出，“毒藥”一詞的豐富文化内涵。正是這毒藥，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療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其二，四氣療疾

中藥有“氣”，“氣”是什麼？它能治病？我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神農本草經》中說：“藥又有寒、熱、溫、涼四氣。”“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藥之“四氣”便由此而來。中醫藥理論中說到“氣”，居然有27個義項。這個“氣”，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藥性”。我們的先祖用寒、熱、溫、涼來诠釋藥的特性，比“毒”要具體、科學多了，這中藥的補，不僅内容豐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有補氣、補心、補血、補腎、補脾、補肝、補肺、補陰、補陽等等，與之相應的方藥有“補心丹、補肝散、補肺散、四物湯、歸脾湯、補陰丸、補血榮筋丸、補中益氣湯、四君子湯、杞菊地黃丸、六味地黃丸、百合固金湯、補陽還五湯、補腎磁石丸、補肺阿膠湯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單味藥，不下數十種，舉不勝舉。此類補法多是補髒氣。這個“補”，是調理、增強的意思；這個“氣”，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藥物來調理增強五髒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發揮正常作用，充分體現中藥對人體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農本草經》中把藥分為上、中、下三品(即“類”)，并說：“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又說：“上藥……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為臣，主養性以應人”，“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中藥

所謂養命、養性，都是突出了中藥調養人體的功效，從而保證機體、各個器官組織的功能正常，這就是許多人信奉中藥的原因之一。這是中藥學的進步，也是它的特色，這其中也充滿了文化意味。中藥的這種特性，被一一體現在每一味藥中，因為它對于療疾治病十分重要。對于寒病就要用熱性藥，對于熱病就要用寒性藥，這裡藥性與病性是相逆的，所謂相反相成，這就是藥文化的一種具體表現。若非如此，如果“以熱益熱(用熱藥治熱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會導緻“精氣内傷，不見(現)于外”，這是治療上的嚴重失誤(《漢書·藝文志·文技略》)。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嚴肅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卻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熱而溫之”的醫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導緻死亡。中醫藥學上稱這種用藥方法為“正治”，即常規治法。還用一種“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由此可見，運用藥的“四氣”來治病，是多麼重要，許多服用過中藥的人，或許對此知之甚少。

其三，藥補趣話

此外，還有味補。《神農本草經》中說：“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這五味對人體有何作用呢？在《素問·宣明五氣篇》中講得明白：“五味所入(即進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可見藥味不同，功效各異，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澀，苦味能洩能燥，甘味能補能緩，辛味能散能行，鹹味能軟堅潤下。根據五味的藥用功能與進入相應髒腑的情況，也可以發揮其“補”(或補養、或調理)的作用。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更有出人意料的補，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個政治術語，古代天子、諸侯都稱君，輔佐君者稱為臣，君臣有着嚴格的等級之分。古代藥學家将它引入藥物配伍組方中，成為方劑組成的基本原則。早在西漢初年成書的《素問·至真要大論》中，岐伯回答黃帝關于“方制君臣”時說：“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神農本草經》說：“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明代的何伯齋更進一步闡釋說：“大抵藥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輔治者，臣也；與君藥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經使治病之藥至病所者，使也”。十分清楚地講明了君、臣、佐、使之藥的功能。更詳盡一點說，君藥是針對主病或主證，起主要作用的藥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幾味；臣藥是輔助君藥加強治療主病或主證作用的藥物，或者是對兼病或兼證起主要治療作用的藥物；佐藥是輔助君臣藥起治療作用，或治療次要症狀，或消除(減輕)君、臣藥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藥，使藥是起引經或調和作用的藥物。以《傷寒論》中第一方“麻黃湯”為例，主治外感風寒的表實證。君藥——麻黃(3兩)，辛溫，發汗解表以散風寒，宣發肺氣以平喘逆。臣藥——桂枝(2兩)，辛甘溫，溫經和營，助麻黃發汗解表。佐藥——杏仁(70個)，苦溫，降肺氣助麻黃平喘。使藥——炙甘草(1兩)，苦溫，調和諸藥又制約麻、桂發汗太過。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經之效，故不再用引經的使藥。麻黃、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藥性有有次，相互制約又相互補充，協調作用，形成一股強大的藥力，去攻克外感風寒這一堡壘，臨床療效十分顯著，成為千古名方、經方。中藥方劑的組成不是幾種藥物的簡單組合，而是在豐富的臨床實踐基本上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強調的“和”。

其五，藥中哲理

中藥自有它的藥理，如前所述；還有它的哲理，常為人所忽視或不識。我們知道，哲學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層次認識事物、認識世界，并從中找出規律，以更好地指導我們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這裡僅就藥中哲理略談一二。(一)藥性有“陰陽”：“陰陽”本是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一個概念，它概括了天下萬物相對的兩種不同屬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魚蟲的矛盾與對立、共性與個性，無不盡在其中。這裡僅擇一些與自然、醫藥、人身有關的概念，以見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剛柔、動靜、升降、生死、長消、寒熱、正邪、益損、增減、氣血、髒腑……《神農本草經》說：“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後世醫藥學家多用“陰陽”來闡釋藥理。金代醫家李杲在《東垣十書·湯液本草》的“藥類法象”一章中說道：“溫涼寒熱，四氣是也。溫熱者，天之陽也；涼寒者，天之陰也。此乃天之陰陽也……辛甘淡酸苦鹹，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陽也；酸苦鹹，地之陰也。此乃地之陰陽也。味之薄者，為陰中之陽，味薄則通，酸苦鹹平是也；味之厚者，為陰中之陰，味厚則洩，酸苦鹹寒是也。氣之厚者，為陽中之陽，氣厚則發熱，辛甘溫熱是也；氣之薄者，為陽中之陰，氣薄則發洩，辛甘淡平涼寒是也……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甘湧洩為陰。

”通過陰陽，既闡釋了藥之特性，又闡明了藥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規律性。(二)治則有“反治”。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還有“反治”。反治與正治相反，是當疾病出現假象，或大寒證、大熱證時，對正治法發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其中有“熱因寒用”，是以熱藥來治療真寒假熱證，要佐以少量寒藥，或熱藥涼服才發揮作用；有“寒因熱用”，是指用寒涼藥治真熱假寒證，要佐以少量溫熱藥，或寒藥熱飲才發揮作用。這既體現了中醫的辨證，又體現了用藥的辯證法，具有很深的哲學内涵，這是中醫藥文化的獨特之處。(三)補益有哲理。在其三中，講到兩方面的藥補，金代醫家張以正論補，頗具哲理，别樹一幟。1、他在《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诠》一文中，從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醫五行理論，認為祛邪就是扶正，獨出心裁，提出了與《素問》不同的“五補”：“辛補肝，鹹補心，甘補腎，酸補脾，苦補肺”的觀點。以“辛”為例，辛味原本入肺，屬金；肝屬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補肝”(以下均仿此)。張以正治病強調以祛邪為主，認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謂“補”，實際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後世稱他為“攻下派”。2、他在《補論》中，更是高論叠出：“予請為言補之法，大抵有餘者損之，不足的補之，是則補之義也。

陽有餘而陰不足，則當損陽而補陰；陰有餘而陽不足，則當損陰而補陽”。那麼，具體如何補呢？他是這樣闡述的：是熱證，就用芒硝大黃一類的寒藥，為了“損陽而補陰”；是寒證，就用幹姜附子一類的熱藥，為了“損陰而補陽”。他的結論語出驚人：“豈可以熱藥而雲補乎哉？而寒藥亦有補之義也。”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這正是張從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處。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蘊，需要我們細細品味，方解藥文化之三昧。(四)用藥講“中和”。“中和”是儒家的哲學，認為能“緻中和”，則無事不達于和諧的境界。《說文》雲：“……事之調适者謂之和。”中和，用于藥理之中，含義有三層：一是調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當，如廚師之烹調羹湯，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諧、均衡、統一的狀态。“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是說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見來糾正别人的錯誤意見，使一切做到恰到好處，卻不肯盲目附和。可見，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們的古代醫藥家們就是這樣的君子!楊伯峻在《論語注釋》中形象地解釋“和”：“和，如五味之調合，八音之和諧，一定要有水、火、醬、醋各種不同的材料才能調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長短、疾徐各種不同的聲調才能使樂曲和諧。

”君臣佐使之中，還有一個最佳組合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麻黃湯中的幾味藥能達到最佳的辛溫解表之效，而麻黃與細辛、羌活等辛溫解表藥物相配，卻達不到這種效果的原因。君臣之間，不但有相互協調(配合)的關系，還有相互制約的關系，晏子說：“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何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意思是：君臣也是這樣，不能君說可，臣也說可；君說否，臣也說否，這樣“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應當君說可，臣獻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方藥中的君臣，也是這樣的道理。從麻杏石甘湯，是治療邪熱壅肺的名方，用麻黃為君藥，宣肺平喘，是“火郁發之”之義，但其性溫，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為臣藥，石膏既可清宣肺熱，又可制約麻黃溫性，使其去性存用，兩者相配，肺郁解，肺熱清，咳喘平，療效可靠，深得配伍變通之妙，此可謂“臣獻其可而去其否”之範例。我想，中藥方劑之所以有數千年的生命力，決不是偶然的，我們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藥學理論和文化中，都是獨具特色、獨一無二的。它們不僅融彙了我們祖先在藥學上的唯物辯證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藥方劑必須遵循的圭臬，還具有極其豐厚的文化底蘊。

其六，用藥有兵法

古人說：“用藥如用兵，任醫如任将。”用兵用兵法上的戰略和戰術，而用藥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藥性，更要切中病機，有的放矢，才能達到治病的目的。若說用藥如用兵，就必須要了解它們的比拟中的聯系：藥有性屬類别，兵有種類裝備；藥有輕用重用，兵有輔攻主攻；藥有緩急攻補，兵有虛實強弱；藥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勝……清代名醫徐大椿，不僅精通醫術，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奪槊、勾卒嬴越(布陣指揮作戰)之法，靡不宣(廣泛)究”，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專著《用藥如用兵論》，以講述其中的道理。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論述道：對于循着六經傳變的病邪，要預先占據它尚未侵襲的部位，就好比切斷敵軍的必經之路一樣；對來勢兇猛的病邪，要趕快守護那尚未緻病的部位，就好比守衛我方險要的疆土一樣；對挾帶積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積食，就好比敵方的辎車糧食已經燒毀一樣；對新舊病的并發症，一定要防止新舊病邪會合，就好比切斷敵方的内應一樣……此外，還說到用藥要辨明經絡，好比派出偵察部隊；依據病的寒熱有反治之法，好比實施分化離間的策略……病勢正在發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時攻治，應堅守正氣，好比使敵軍疲憊；病勢衰退，就一定要窮追病邪退去之處，再增加精銳藥物，這好比摧毀敵人的巢穴。還涉及到許多方面，這裡不一一例舉。總之它充分啟迪我們，在用藥、用兵之間，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決不是故意聳人聽聞。徐大椿最後總結道：《孫子兵法》一書，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裡面了。多麼催人深思中藥

其七，中藥理念

說到中藥理念，似乎沒有問題，但實際并非如此。在許多普通人、乃至專業人士中，仍對此存在模糊的認識。這裡僅就一個熱門話題“天然藥物等于中藥嗎”談談看法。前些年當世界興起“天然藥物”熱的時候，我們自己業内的人也主張用“天然藥物”來取代“中藥”，并說這是與世界接軌，是讓西方人接受中藥的一個重要舉措。此舉曾在藥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續至今。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天然藥物”的提出和興起，是西方醫藥界針對西方人懼怕化學合成藥物的毒副作用，從而轉向自然界尋找新的藥物途徑，通過研究，從某些含有特殊藥用成分的動植物身上，運用科技提取一種或(幾種)藥用成分，制成藥物，用于臨床，這無疑是當代制藥學的一個新的領域、一種新的發展。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為什麼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為幌子，一下子就聯系上中藥了，認為中藥湯劑西方人說它是“一鍋濃濃的草根樹皮黑湯，既不衛生，又難喝，還說不清它的成分，實在可怕”；中藥丸劑西方人說它是“一團黑乎乎的藥丸，難以接受”。于是就下了這樣的結論：中藥落後，成分講不清，應該趕緊改成“天然藥物”，否則就會在國際上沒有市場、沒有前途。難道“中藥”真的面臨絕境，慘到要改名換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嗎？我們的觀點是明确的：“天然藥物”不等同于“中藥”，務請諸君保持清醒頭腦。

對于“天然藥物”的概念與内涵，上文已做簡述；而“中藥”的概念與内涵，與之決不相同。盡管中藥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藥用，但這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藥”，我們稱之為“中藥”的，也不是可以籠統而言的，首先，是指經過炮制的各類飲片。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雜質，便于制劑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減低藥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變藥物的性能，加強療效。以地黃為例，生地黃清熱涼血，經用酒蒸曬成熟地黃之後，就具有溫性而滋腎補血的功效。炮制總分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水制有洗、漂、泡、漬、水飛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而每一種方法中又細含若幹種具體方法，其内涵是極其豐富的。而這些炮制方法，現在已成為我們國寶級的機密。其次，中藥是指按照四氣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與法則配比而成的方劑藥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雜合物，然後根據需要，或湯、或丸、或散、或膏……由此可見，“中藥”與“天然藥物”，既不可混為一談，又不可相互取代。有着幾千年曆史的中藥，有什麼必要因“天然藥物”的興起，就亂了陣營，自動退避，主動靠攏，甚至要宣告投降呢？中藥，就是中華民族的藥，隻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它的四氣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獨特法則與文化内涵，是不可輕意棄置，更不可随意取代的。不能西方人說它是“一鍋濃濃的黑湯”、“一團黑黑的藥丸”，我們就自覺中藥落後，沒了底氣。如果放棄了湯藥，中醫的特色(辨證論治)也就失去了光彩，後果嚴重。現在有模糊數學、模糊邏輯，無疑都是高深的科學門類。由此我聯想到了一鍋湯藥、一團藥丸，目前對它們經過配比後的藥物成分暫時說不清，那麼，何不将它稱之為“模糊藥學”呢？由此我又聯想到世界無論是自然界或是科學界不是有着許許多多的“模糊”難題在困惑着人類，等待我們去考察、研究、揭秘嗎？對宇宙，我們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們不是有綜合宇宙學嗎？對人類居住的地球，我們依然存在許多模糊與未知，不是有綜合地球學嗎？就說對人體自身，我們到底還有多少模糊與未知，人類基因圖譜的問世，無疑是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而綜合性的人體科學還面臨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課題。人類不會因為對某種自然現象處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責它；人類不會因為對金字塔等許多古代建築處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責它們；人類更不會對自身的器官、組織、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責怪它們……同理，人類暫時對一鍋藥湯、一個藥丸的成分處于模糊之中，又有什麼了不起呢？何況它們已存在了幾千年，救治和保養的人數以億計，僅這一條就足以證明中藥的科學性與實效性。

我不相信把這些道理告訴西方人，他們還要跟中藥較勁!要讓世人都知道中藥的内涵、中藥的文化，其底蘊是何其豐富!我們的任務，在把中藥推向世界的同時，要加大藥文化宣傳的力度。我主張“中藥”與“天然藥物”應該相互并存、相互借鑒、友善共存、各謀發展。世界如此遼闊，人類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這兩種事物同生共存。它們各有特色，各有優勢，完全不必“合二為一”。是金子總在閃光。西方人不是照樣吃上了中國的煎餅、油條、豆汁和菜肴嗎？照樣唱上了中國的歌曲、京劇，說上了中國的相聲，穿上了中國的旗袍、布鞋嗎？如果真有需要，外國人照樣會喝中藥湯、吃中藥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