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有話說
各位朋友:
關于律詩的格律、對仗以及章法的知識已經發布完畢,想學習的朋友請查閱我之前發布的文章。本周的内容是關于詩詞修辭方法的知識,本講知識不局限于律詩,古體詩的修辭手法也包含在内,希望得到朋友們一如既往的支持,在此感謝哈……
修辭涵蓋的範圍很寬。我們之前講到的字法、句法和章法中的一些問題(如“煉字”“省略”“倒裝”“設問”等),也包括在内。在這一章裡,我們不再分律詩和古體詩,而把這兩類詩中的一些修辭方式綜合起來介紹。詩歌的修辭方式,散文中也用。
還須強調的是,一首古典詩歌中往往不隻用一種修辭方式,不少時候,是修辭方式的交錯運用。
如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一詩,首句“巴山楚水凄涼地”用了互文手法。他曾任夔州(治所在今重慶奉節)刺史,夔州固然地傍巫山(亦屬巴山),然而也面臨長江;此前他曾任郎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司馬,此處固屬楚地,而“常德德山山有德”,那裡也有山有水。因此,“巴山楚水”應理解為“巴楚山水”,泛指巴楚一帶地方。颔聯“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則屬用典;頸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是比喻,是照應白居易贈詩中的“滿朝官職獨蹉跎”的,用在這裡是喻自己被棄置而不得志,猶沉舟病樹。
原詩: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還有在同一詩句中幾種修辭方式重合運用的。
如杜甫《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回,茅齋寄在少城隈。
籬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
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
不辭萬裡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這首詩是詩人于寶應元年(762)避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叛亂而攜家離成都滞梓州(今四川三台)時所作。颔聯上句,語出東晉陶淵明《飲酒》詩之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藝文類聚》卷八十一“草部上”引《續晉陽秋》曰:“陶潛無酒,坐宅邊菊叢中,采摘盈把,望見王弘遣送酒,即便就酌。”杜詩既是用典,也是自比于陶淵明的窮愁潦倒,又是比喻。下句典出《後漢書·鄭玄傳》:“時大将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酒一斛。”這與上句一樣,既是用典,也是以鄭玄自比;而說“徒逢”(枉自遇到),則與鄭玄之見邀意違,又是反用典故。
像這裡所說的修辭方式的綜合運用,古典詩歌中是屢見不鮮的。
第一節比和興
“比”和“興”是從漢代起學者們就曾熱烈讨論過的詩歌表現手法,也是修辭方式。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
什麼是“比”呢?簡單說,就是比喻。宋代學者朱熹說:“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什麼是“興”(xìng)?朱熹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比”在運用上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彼物”與“此物”有相似之點,意義上有明顯的聯系;而“興句”與“句”(由“興”所引起之詩句)意義上可以有某種寬泛的、引申的聯系(如象征),也可以沒有直接的聯系(如描寫景物,烘托氣氛,引起下文等)。
明人李東陽《麓堂詩話》說:“所謂比與興者,皆托物寓情而為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于窮盡,而難于感發,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寫,反複諷詠,以俟人之自得。”
這段話不但說明了詩歌中為什麼比興手法運用得如此普遍的原因,也觸及它們的共同點:托物寓情。
如杜甫《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樯獨夜舟。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首聯與颔聯可以說是觸景生情的“興”手法,無具體的比喻對象;而尾聯則是以天地間的沙鷗比喻自己的漂泊生涯,是“比”的手法。
“ 興”和“比”皆須憑借外物以達情,但一有具體的比喻對象,二者之間有相似之點;一無具體的比拟對象,自然也不必求興句須與詩人或詩中所述之事有什麼相似之處,這是兩者的區别。
當然,有時在具體的運用中,它們的界限不是很清晰的,那就是由于詩中描繪的景物常常跟詩人的心境、思想或行事切合。這也就是前人所說的“故興多兼比、賦(按,“賦”指直言其事)”的緣故。這裡,我們以詠物詩為代表來看看“比”和“興”在古典詩歌中的運用。
詠物詩是借詠物以表達某種情懷、哲理,或者以詠物來比拟詩人自身的境遇或思想感情。前者多用“興”的手法,而後者可以說是“比”這種修辭方式的集中運用。掌握了詠物詩中的“比”“興”手法,對其他内容詩中的“比”“興”就不難理解和掌握了。
我們先看看下面三首同是詠蟬的唐詩:
虞世南《蟬》:
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駱賓王《在獄詠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李商隐《蟬》: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
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
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
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這三首詩被譽為唐人詠蟬詩的三絕。它們各自以蟬的特點聯系詩人的處境、遭遇或品格來加以描寫。虞世南詩中的“緌”既指蟬頭部的觸須,也比拟自己的仕宦身份(“緌”本是冠纓),而“飲清露”既表明蟬之不過求于自然,也表明自己的高潔。蟬聲的遠播并非是借助于外力(“秋風”),而是因其“居高”,标志着作者對自身品格高潔的自信。
駱賓王筆下的蟬則完全是另一種景象。作者因上疏觸怒武則天,被誣下獄。詩的首聯以“興”起,因秋(“西陸”代秋)的蟬聲引起了身處囹圄(“南冠”代囚犯)的作者的愁思。“玄鬓”既指蟬的玄黑色,也喻自己逝去的青春年華,與下句描寫自己形已衰老的“白頭”相對。後兩聯則更是把“蟬”與“我”融為一體,既說蟬因“露重(zhònɡ)”“風多”而難飛難鳴,也說自己因壓力和誣陷而不得一申其志。蟬之高潔無人相信,自己的清白也無人為之辯冤。
李商隐筆下的蟬是充滿哀怨的:難得一飽的不平之鳴不過是徒勞,綠樹自碧,環境無動于衷。頸聯直接寫自己做個微官而四處漂泊,不禁有歸返故園之思,表面上似乎專寫自身,實際上也是承接上兩聯“高難飽”“恨費聲”“碧無情”而導緻的歸隐之思。尾聯再以蟬之鳴與自己的清貧聯系在一起。
我們之所以大略地把三首詩的内容作了一個串析,目的在于說明“比”在詠物詩中的運用。從上面三首詩可以看出“比”在詩歌表現手法上的主要特點:由于所詠的同一事物,可以具有多方面的特征,所以詩人在描寫時往往側重于與自身的遭遇和情感相似的某一方面,從某一特點上産生聯想。
這就猶如竹子一樣,看重它的高标亮節,則詠其秉直不阿;看重于它的空心,則詠其虛懷,而也有把它比拟為“全無心肝”的負心人來加以刻畫的。
虞世南筆下的蟬側重于其清高的一面;駱賓王筆下的蟬側重于難以遠飛、備受壓抑的一面;而李商隐筆下的蟬則側重于其所取甚薄,所遇不平的一面。同時詠蟬,卻從不同角度切合詩人的處境、遭遇。
所以清施補華《岘傭說詩》說:“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藉清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隐‘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
“比”這種手法在詠物詩以及其他内容的詩中的運用,要根據詩人所借事物的某種特點來加以描寫或發揮,而這種事物的特點又與詩人所要表達的情意有相似相近之處。
在詠物詩中運用“比”,要避免面面俱到,即把事物多方面的特點都加以描繪比拟,而難于協調統一。反過來說,比喻同一心情也可以運用不同的喻體。
《鶴林玉露》卷七說:“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雲:‘憂端如山來,澒洞不可掇’,趙嘏雲:‘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颀雲:‘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雲:‘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遊雲:‘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
他所舉的例子有的雖然是詞,但也可以說明這個道理。“山”可以喻愁之重之大,“水”可以喻愁之長之深。這在于詩人選擇事物的什麼特點而已。
清人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說:“詠物詩有兩法:一是将自身放頓在裡面,一是将自身站立在旁邊。”上面三首詠蟬的詩,虞世南的詩就屬于後一種,詩中表面上隻寫蟬,并未直說自身。其餘二首除了處處以蟬喻己外,還明顯地把詩人自己也擺了進去。
無論是哪一種寫法,都應達到“物”“我”相合相融的境地。如果把人與所詠之物完全融為一體,就是“拟人”,即賦予物以人的特點、性格,通過拟人化的手法表達出詩人的某種情感或理想。
如蘇轼《紅梅》: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
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暈無端上玉肌。
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尾聯用宋人石延年(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的句意。其餘三聯都把紅梅當作人來描寫。這種手法詠物詩中也習見,這裡就不多舉例了。
重點
明胡應麟《詩薮·内編》卷五說:“詠物著題,亦自無嫌于切。第單欲其切,易易耳。不切而切,切而不覺其切,此一關前人不輕拈破也。”清吳雷發《說詩菅蒯》說:“詠物詩要不即不離,工細中須具缥缈之緻。”
再看看清人阮旻錫的《詠薇》:
微雨春舒葉,嚴霜歲植根。
一拳滄海曲,千載首陽魂。
歎世君臣薄,聞風草木尊。
商周日已遠,采罷亦何言?
這首詩如就表達方式而言,都是“直言其事”的“賦”,但從其所詠之物這一角度看,則是因薇而起興。這大概也屬前引宋人羅大經所說的“故興多兼比、賦”。
清人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也說:“詠物一體,就題言之,則賦也;就所以作詩言之,即興也,比也。”沈德潛《清詩别裁集》卷七說此詩:“詠高節也。不脫不粘,得老杜(杜甫)詠物體。”
“不脫不粘”與“不即不離”“不切而切”在這裡都是一個意思,都指詠物詩中運用“興”這一手法時“興句”與本句間的關系,即由興體(如上詩的“薇”)引出所詠之情理時要自然,其關系如順水行舟,同時又要做到不凝滞于物,為物所拘,而要跳出所詠的事物之外,引發作者的思想和情感。
《詠薇》就正是以寫薇這種野生植物(有些地方,如四川稱為“野豌豆”),來歌頌殷末的伯夷、叔齊在武王滅殷後,“義不食周粟,隐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直至餓死的“高風亮節”的。同時又自然地引發出“商周日已遠,采罷亦何言”的結尾,這個結尾隐含着對清初現實的無限慨歎。
就“興”的表現手法來說,在“粘”“即”或者“切”上不如“比”密切。我們說過,“比”須在比體與本體之間有相似之處,而“興”卻隻須神合或暗合,不必求其形似,甚至可以聯系一點抒發開去。這大概就是清人吳雷發所說的“缥缈”。
“興”是因物而起,這個“物”自然也包括景色,甚至興句的主要作用之一就在于描寫景物,烘托氣氛,為詩意造成一個恰當的氛圍。
清施補華《岘傭說詩》說:“寫景須曲肖此景。‘渡頭餘落日,墟裡上孤煙’,确是晚村光景。‘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确是深山光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确是窮邊光景。‘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确是古寺光景。‘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确是暮江光景。可以類推。”
全詩如下:
王維《辋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
渡頭餘落日,墟裡上孤煙。
複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杜甫《子規》:
峽裡雲安縣,江樓翼瓦齊。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
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凄。
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王維《送平淡然判官》:
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
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
瀚海經年到,交河出塞流。
須令外國使,知飲月支頭。
常建《題破山寺後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徑通幽處,禅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籁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杜甫《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随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從上面五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唐詩中運用“興”的某些特點:
一、唐詩中“興”的主要作用是描寫詩中所涉及的景物,烘托氣氛。
這與《詩經》中有的“興”純粹是用于引起下文、與詩意說不上什麼意義聯系有所不同。
如《詩經·秦風·黃鳥》:“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交交”,飛而往來之貌。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殉葬,“奄息”是子車氏子之名。
又如《詩經·鄘風·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詩經·小雅·何草不黃》:“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二、唐詩中描寫景物的興句,有用于詩中的,也有用于篇首或篇尾的,律詩中間兩聯一景一情式還甚為普遍。
這與《詩經》中的興句大多置于一章(即一段)之首有很大不同。
三、清人施補華說“寫景須曲肖此景”,這還不夠。如果從唐及唐以後的古典詩歌看,不但要求“曲肖此景”(盡力像那種景色),還須與詩人的情感合拍,要求具有較高的典型性。
“渡頭餘落日,墟裡上孤煙”,不但描寫出了村落(“墟裡”)和渡頭的薄暮景象,而且映襯出農村田園黃昏時的恬靜,與詩人“閑居”的心境和意趣相切合。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典型刻畫出瞿塘峽口的雲安縣(故城在今重慶雲陽縣城東北)的景色(詩人《杜鵑》詩有“雲安有杜鵑”之句,杜鵑即子規),而且子規的啼聲喚起的正是詩人欲歸不能的客思。
因此,唐宋詩中也常常可以見到把這種因景而起興的“景”與所引起之“興”融合在一起的詩句,即興句與本句相融合,達到情景交融的境地。
如上面施補華所舉的“畫角起邊愁”,“畫角”是一種古樂器,發聲凄厲高亢,軍中多用它來警昏晨。詩中把邊塞那種肅殺蒼涼的氣氛與行者和送行者的心境融為了體。“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描寫了山林草木初披晨曦時啼鳥的歡欣,也蘊涵着詩人對大自然的贊美與喜悅之情,而山光樹色在一汪潭水中的倒影使人心平靜空曠,有超然于塵外之感。這裡把詩人的感受與景色巧妙地凝聚在一起。
下一講預告:
詩詞的用典和代語
用典就是在詩中運用典故,亦即引用古人的言論或事迹以增強詩歌的表現力。《文心雕龍·事類》就是專門讨論用典的。用典在古典詩文論著中也稱“用事”或“使事”,前人對此有不少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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